中國如何看待印度崛起

1. 印度崛起對中國發展的影響

印度經濟崛起的戰略影響
當全世界還在試圖理解冷戰結束對全球勢力均衡和不同國家在新的全球體系中的地位與關系會產生何等影響時，並且，在印度的經濟改善對全球和亞洲勢力均衡的影響尚未得到充分評價之前，哈佛大學一位最傑出的戰略思想家對後冷戰時代國際體系的性質做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預測，至今，這一預測還令印度的戰略政策分析家們感到「於我心有戚戚焉」。亨利·基辛格在其研究西方外交史的《大外交》（1994）一書的序言中，對「世界新秩序」進行了思考，提出了如下猜測：
「21世紀的國際體系表面上將充滿矛盾：一方面是分崩離析；另一方面是不斷增長的全球化趨勢。在國家關系層面，新秩序不同於僵硬的冷戰體系，而更像18世紀和19世紀的歐洲國家體系。新的體系至少包含六大主要力量——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或許還有印度——以及眾多的中等規模和更小的國家。」
不可否認，美國仍然在軍事力量上占據著絕對優勢，不過，它也要接受其他經濟大國崛起的現實。最近，基辛格不斷重復他早先的看法，在強調其經濟成就重要性的基礎上，再次談到印度作為一個強國的「潛力」（基辛格，2000）。1994年，當基辛格認為印度是一個正在邁向「大國」地位的國家時，人們還不能想像印度可能出現一個1992～1998年那樣的高經濟增長階段，另外，印度也還沒有宣布自己擁有核能力。難道他有先見之明，還是他希望我們在定義印度的「國際主要力量」的身份時，關注其歷史因素和潛在力量？作為一個研究國家實力和現實政治的專家，基辛格在那時就應該非常清楚，印度不但能夠維持從20世紀80年代業已開始並且不斷加快的經濟增長態勢，而且，其經濟政策將打上現實主義的深深烙印。事實上，那時印度的外交政策正是遵循著現實主義原則，對此基辛格當然是心領神會的。然而，和許多其他的分析家一樣，如果基辛格仍然只看到一個那時還不確定的印度大國的「潛力」，那麼，問題在於：印度需要採取什麼措施才能將潛在力量轉變為現實力量？
軍事分析家們認為，盡管印度已經宣布了其核大國地位，但是，印度要想成為一個被世界承認的、超過其近鄰的軍事和核大國，目前還存在巨大的信譽和能力缺口需要彌補。為了彌補這一「可能」和「現實」之間的缺口，最重要的莫過於印度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經濟發展和增長是印度作為一個「強國」重新崛起的根本所在。如果印度能夠成功地保持高增長率，獲得必需的財力用於國防和安全建設以及進行人力資本和社會福利的投資，以確保與鄰國之間的和平與安全，那麼，基辛格的預言才能最終成為事實。
新的印象
不管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在冷戰期間對印度的印象如何，20世紀末，有兩個決定性因素迫使西方國家重新認識印度。首先，20世紀最後十年印度的經濟成就，以及印度在經濟政策和思想方面的轉變；其次，印度宣布擁有核武器。對於這兩個內生於印度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因素，美國不得不做出反應。近年來，美國在重新形成對印度的認識時，還有另外兩個因素需要考慮進去，它們雖然是「外生」因素，但卻影響到印美關系，即恐怖主義活動的上升和中國在亞洲的崛起。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即印度經濟的強大、它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以及它作為一個自由和世俗的民主國家在對抗教派主義和恐怖主義中所能夠發揮的作用，將決定著21世紀印度與美國及西方世界之間的雙邊關系，反過來，這又影響到美國對未來幾十年內印度在全球地位的看法。
印度面臨的挑戰在於，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否處理好上述每一個因素——經濟增長與發展、國家安全、恐怖主義活動和中國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從而增進國家安全和確保國民福利。印度如何處理這些挑戰，將直接關繫到印度在21世紀的全球體系中國家能力的大小與性質及其國家安全。
經濟要求
在一本新近的傑作中，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2001）在駁斥了最近有關國家能力經濟基礎的過於單純化的理論之後認為：
「托爾斯泰的問題是：『國家前進的力量是什麼？』如果用『動員』一詞來替代的話，這個問題可能更好回答。顯然，它不僅僅是購買力。盡管經濟財力很重要，但是它們並不是國家能力的唯一決定因素。一個國家的打擊力不僅僅包括其鋼鐵工業的產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國家即便不具備進行足夠的軍事動員的能力，只要它有更好的戰略、運籌和戰術能力，它依然能夠擊敗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對手。同樣，我們需要把一個國家的財政體系完善程度——它從納稅人手中集中財力和向投資者籌款的能力——考慮進去。而且，在重大沖突中，一個國家還必須能夠最有效地動員其平民。不同經濟部門之間必須形成適當的平衡，以便在最大可能地形成作戰財力的同時無損於國內的社會福利。因此，國家和私人部門官僚組織的素養及軍事組織的素養是同樣重要的。」（P418）
弗格森關注的是他所謂的財政力量的四個重要機構支柱：稅收徵集機構、代議制議會、國債體系和中央銀行，它們構成了經濟「能力方陣」。顯然，弗格森避開了國家能力的經濟決定理論，他認為：
「不論稅收體系多麼有效率，不論議會多麼具有代表性，不論國債市場多麼具有流動性，也不論貨幣管理多麼完善，最終，一個國家的合法性與如下無形之物具有密切的關系：傳統（過去受益的回憶）、感召力（當今領導人的吸引力）、公眾信心（對未來收益的信念，包括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以及宣傳（政府開動可用的媒體來鼓勵所有這些方面）。盡管卡萊爾（Carlyle）擔心現代性將把所有的人類關系都轉變為經濟關系，不過，真正的『純粹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即在每一次交易中永遠只考慮最大化自己效用的人，還是極其罕見的，對於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而言，這樣的人好比是怪物。在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會使自身的經濟利益屈從於一些其他的動機，像賭欲、惰欲、性慾和破壞欲。」（P422）
盡管不藉助於經濟手段，國家也可以追求權力和提高其戰略能力，但是，從長期看，可持續的能力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
對於印度而言，毫無疑問，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挑戰便是如何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經濟成就和經濟能力構成了國家安全和實力的基礎，對於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情況更是如此。經濟實力將決定軍事實力，並且改變印度與其鄰國，特別是她的兩個主要對手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系。印度具備保衛其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軍事實力，盡管如此，她仍然需要維持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從而能夠改變亞洲乃至全球戰略均衡，實現自身發展利益的目標。也正是如此，印度的對手才會努力讓印度保持經濟上的弱國地位，這正好強調了經濟要求的重要性以及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
在其對印度國家能力的「潛力與希望」的調查中，科恩（Stephen Cohen，2001）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未來若干年內，印度能否通過發展技術、後勤服務和軍事力量，成為一個影響力不僅僅局限於南亞的大國？」這個問題綜合考慮到了成為一個大國所必需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然而，科恩過於強調印度的軍事、外交和政治能力，而相對疏忽了經濟能力。他注意到印度精英階層的「世界觀」與「自我評價」和印度的實際能力之間存在斷層，這非常正確。但是，在給後者下定義時，他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經濟成就的中心地位。實際上，要充分實現印度的戰略潛力和國家安全，經濟領域的穩健表現將至關重要。
在蘭德公司（RAND）的一項研究中（Yeh和Zycher，2000），經濟因素被直接納入到了對亞洲不斷變化的戰略實力平衡的計算之中。研究認為，如果印度在2000～2015年間能夠持續1992～1998年間的經濟增長表現，那麼，亞洲的力量均勢就將發生一個大改寫。遵循這一觀點，特里斯（Ashleyr Tellis，2001）對印度經濟崛起的多方面戰略影響進行了分析，他說道：
「問題的本質在於，如果印度在未來二十年左右能夠維持大約5.5％的年均增長率，它將成為亞洲舞台上重要的角色。如果它能夠將增長率提高到5.5％以上的水平，那麼，它在亞洲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會更進一步。」
「如果增長率能夠一直保持在7％甚至更高的話，這樣的經濟成就不但會不可阻擋地使印度成為一個強國，使它在亞洲地緣政治平衡中成為有影響的一極，而且，這也迫使全世界更加關注印度，把它作為一個具有地區影響力的戰略實體。」（p240）
在沙費爾（Teresita Schaffer）的《印度的崛起和美國在亞洲的政策選擇》一書中，這些思想也有所反映。該書把經濟增長的穩健性和治理視為決定印度國家能力性質的關鍵變數。沙費爾寫道：「印度崛起為經濟大國和國際事務參與者的程度將主要決定於國內的因素。在我們看來，兩個因素的驅動至關重要。第一是經濟轉型，它將對政治氣候、領導人競爭和印度的國際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第二個驅動力……是政治領導人的素質……」
經濟表現與經濟實力是政治與外交影響力和軍事實力的必要，盡管並非充分基礎，這樣的觀點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承認，特別是當人們看到蘇聯由於經濟上的失敗而崩潰，而在中國作為一個強國崛起的過程中，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之，我們認為，決定印度的國際形象和能力、戰略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國家安全的並不是經濟增長本身，而是增長過程的本質特徵和印度解決當前所面臨挑戰的方式。所謂「本質特徵」，在這里指的是增長成果的分配方式、增長對印度的全球競爭力和融入全球經濟的影響，還有增長的部門構成，即工業化的程度及其財政可持續能力。這些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在印度邁向強國地位的過程中，它所面臨的更大的安全挑戰主要來自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恰恰是社會和經濟的落後狀態，由此產生的不公平和政治動盪，以及經濟發展的質量威脅著近來備受關注的「本土安全」。
印度國家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戰來自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北地區的跨國恐怖主義活動。但是，如果不能處理好由於少數人群的社會和經濟落後，以及教派和種姓之間的緊張關系所引致的國內安全問題，那麼，也就無法解決這一外部挑戰。不平等的經濟增長只會給國家安全帶來隱患。同樣，經濟落後狀況導致印度經濟缺乏國際競爭力，從而限制了印度融人全球經濟的程度。總之，穩定而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印度國家能力和安全的基石。
印度過去的經濟成就和當前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加快經濟增長是實現印度戰略潛力的關鍵所在，那麼，問題是，印度現有的表現如何？以及，准確地說，經濟成就與發展潛力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有必要承認的是，促使印度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強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她的文明史、她對宗教和哲學所做的貢獻、她在知識方面尤其是在科學和數學上的成就、她的人口規模和構成、她的地理空間和位置以及她的軍事實力——而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正如加維（John Garver，2001）在討論印度和中國的競爭時所提到的那樣，「人類創造的兩個最為璀璨的文明：中國和印度，毗鄰在亞洲大陸之上。創造了這兩個文明的民族不但有理由為她們的歷史與成就而自豪，而且，可以肯定，她們在當今世界還將發揮重大作用。」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的一項統計工作通過清晰的經濟數據反映出這種歷史潛力。麥迪遜（Angus Maddison，1998）在對中國經濟成就的研究中構造了一組有關1700～1995年間世界總收入的數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前工業化和前殖民時代印度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據的突出地位，以及近年來她們對這一失去地位的不斷收復。1700年，中國和印度佔到了全世界國民收入的45.7％（表1.1）。到19世紀末，這一比重滑落到24.2％，而到20世紀中葉時已經只有不到9％。隨著這兩個亞洲巨人在世界總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相應的，首先是美國所佔份額的急劇上升，緊隨著是日本。歐洲的比重在19世紀末上升到超過40％的最高點，隨後也開始下降，目前大約和前殖民時代的水平相當。這些數據助長了印度的戰略和經濟決策界的信心，他們堅信，印度一定會重新恢復她在世界舞台上的強國地位。同樣，他們也注意到，經濟成就在塑造一個國家的戰略實力的過程中起著核心作用。
不可否認，盡管學術界對這些統計數據的可信度還存有懷疑，但是，20世紀後半期最驚人的故事莫過於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在印度之前，中國就開始了她的高增長路徑，在二十五年左右的時間里便成功地使自己世界總收入中的份額翻了一番，從1978年的5.2％上升到1995年的10.9％。隨著其經濟上的成功，中國也成為奉行重商主義的貿易大國，其佔全世界貿易額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約1％上升到2000年的4.5％。相比之下，印度的起步要更慢。不過，在整個20世紀，印度的經濟增長一直在不斷加速（表1.2）。
准確地說，最近一段時期印度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增長成就？在她的成就與潛力之間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距離？盡管印度起步較慢，但是，如果用一個更長的視角來看待其增長過程，那麼，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增長速度在穩步加快。20世紀前半期，統計顯示印度實際上幾乎沒有增長，此後，在1950～1980年間，其GDP年均增長率為3.5％，在1980～1990年間為5.4％，在1990～2000年間為6.2％。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2～1998年間，經濟增長率超過了7％，盡管隨後在1998～2002年間有所下降——主要是由於工業部門增長放緩所致。這就引起了一些有關中期增長潛力的問題。如果全美工商業圓桌聯合會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所（NBAR—CSIS）的觀點可以被接受，那麼，5.8％的年均增長率，即1980～2002年間所得到的長期增長率，不但無法使印度這個貧窮的人口大國解決發展問題，而且也無法使印度獲得一個強國所需要的外交和軍事地位。印度的決策者很清楚，只有在下一個十年內保持至少7％～8％的經濟增長率，才能夠完全解決印度的大規模減貧和應對人類發展的挑戰。戰略分析家們也認為，政府要想籌集足夠的財力來對傳統裝備的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和形成一個可靠的核威懾命令控制系統，這樣的一個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必須要保證的。
盡管還有這些需要警惕的不足之處，印度過去二十多年不斷加快的經濟增長已經產生了戰略性影響。如果中期的增長速度能夠提高到年均7％的水平，那麼，各種戰略性影響也將隨之增加，我們下面來討論這些問題。
業已取得的戰略性影響
印度不斷加快的經濟增長以及更重要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政策已經影響到她與各國（或政治實體）的政治外交關系，這些政治實體遠的有美國和歐盟，近的有東盟和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從戰略角度來看，受影響最深的還是莫過於她與兩個既是鄰邦又是戰略競爭者的國家的關系。

2. 印度經濟迅猛崛起 中國有哪些方面應該學習

2003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達8000多億美元，大致與當年GDP的60%相當。一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有了如此之深的相互滲透和融合，但一國輿論對世界經濟的了解，卻似乎遠沒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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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那樣深入──如此，也許才可以理解最近以來媒體上的那些有關「印度超越中國」的驚詫喧嘩。
國際輿論為2003年的印度經濟喝彩，並將它與中國經濟相比較，反映了全球經濟界人士的敏感。然而，某些中國人還沒有把全面了解兩國經濟當作把握世界經濟趨勢的一個方面。
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不久前做了一個世界經濟年度報告，除了編導對所講內容像經濟愛好者那般似是而非跟往年一樣外，世界輿論都在驚呼的印度崛起竟不在它所列的2003年十件大事里。一些含糊其辭的老調重彈──比如對鄰居韓國那點對世界經濟起不了多大影響的經濟居高臨下的述評等等──竟然比世界又有了一個可容納10億人的市場正日趨活躍這件事來得重要。
最近才被國人關注的問題是:幾乎與我們同樣大塊頭的鄰居印度，無疑也是中國經濟最有分量的競爭對手，它會不會成為我們潛在的替代者？
近期《參考消息》將一篇美國報紙評論印度的文章放在頭版頭條，卻將原文標題《日益崛起的印度要成為世界強國》改為「印度口氣大得很」,很能印證國人時下復雜而微妙的心態。
2003年的印度，與中國有了差不多的經濟增長率。更有報道說，據印度計委一位副主任預測，印度的經濟增長在2004年將會達到9%。美國《芝加哥論壇報》則引用印度一位副總理的話說，20世紀屬於西方，21世紀將屬於印度。
花旗銀行最近的一個調查報告對這兩個國家作了直接比較。結果是:印度的機會大於中國。幾乎所有國際大銀行都持同樣的觀點，理由也是相似的:與中國相比，印度有著更大的追趕潛力。
印度與中國的舞蹈，究竟誰會更對世界的胃口呢？潛心而公允的討論還不太多──回縈於許多人腦海的，常常還是40年前中國從軍事上擊敗印度的一幕──彷彿印度只配向中國學習。
印度：笑傲高級市場
世人對印度經濟的關注,除了它與中國一樣有著當今世界不多見的漂亮增長外,還跟一篇文章有關──自去年底以來,它便在中國的媒體上被炒得沸沸揚揚。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塔倫·凱納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黃亞聲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的這篇文章，既有力地解釋了印度目前的增長，也有根據地預測了它將來的令人敬畏的增長潛力。
兩位教授的分析表明，初級市場遠不及中國繁榮的印度，在貨幣與資本的高級市場上卻比中國更有效率。
我以為他們判斷是有根據的。印度的銀行也許不是全球金融業的榜樣，但它們犯下的錯誤要遠遠小於中國的銀行。麥肯錫咨詢公司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銀行資產中僅有大約10%屬於不良貸款。這個數字與印度願意承認的差不多。據2003年11月18日的印度《經濟時報》報道，到當年的3月底，印度銀行系統總的不良資產減少超過200億盧比，占凈資產的4.4%。而在我記憶里的同類數字，中國銀行業願意承認的不良資產率至少在25%。
中國的資本市場與印度比,更是有著差距。過去兩年,中國物物交易市場的繁榮為世界嘆為觀止,但股票市場卻表演著駭人聽聞的欺詐和全球獨一無二的跳水。據統計,至少有8000億元市值化為烏有。而2003年印度股票市場的表現與它的經濟增長相互輝映,讓國內外投資者喜笑顏開。匯豐投資管理的印度基金經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續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者,2003年11月的資金流入創歷史最高紀錄,12月的情況同樣樂觀。作為印度股市指針的孟買BSE指數，12月19日收報5541.3點,較2002年底的3374.9點，累計上升了64.19%,令所有印度基金大豐收。在香港可以投資的6隻印度基金,2003年回報率在73.76%-106.38%不等,而且升勢未停。
中印兩國高級市場景象迥異，說明中國市場運行有著更高的成本和費用，說明印度比中國能更有效地降低市場費用。在這方面，印度堪為中國的老師。
●中國人的許多儲蓄都被浪費了。據國外專家分析，中國過去十多年的增長率平均每年為7%，而印度增長率為6%。但中國儲蓄率高達40%，加上外資都被投入經濟發展;印度儲蓄率只有24%，外資也比較少。因此，實際上就是中國投入40美元每年只掙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掙6美元。
●作為中印兩國經濟增長基礎的企業,質量出現較大差異。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能夠與歐美最好的公司展開國際競爭的私營公司。這些公司許多是屬於最尖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行業。與此同時國外分析家又說,在過去20年裡,中國經濟已經騰飛,但中國的私營企業卻沒有隨之騰飛,中國迄今還沒有出現能夠與大型跨國公司一決高下的世界級私營公司。
富人是中國不能承受之重
評論有些苛刻，但下面幾項國際調查倒多少有些印證。
亞洲里昂證券公司2000年對全球25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所作的調查表明，印度在規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國僅名列第19位。
2002年，《福布斯》雜志對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進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國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在《遠東經濟評論》2003年對亞洲主要公司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印度的綜合得分高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
那麼，印度降低高級市場的成本靠的是什麼呢？塔倫·凱納和黃亞聲指出:「印度的法律制度盡管存在實質性的缺陷，但與中國的相比仍要先進得多……在印度的股票和債券市場，歪曲真相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但印度資本市場運轉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於中國，股票和債券市場通常會讓有光明前途和可靠聲譽的公司獲得它們所需要的資金」。
看過這篇文章的中國人都認識到了，在一套相對較好的法律制度約束下的印度高級市場，顯然形成了比中國強大得多的支持和保護真正市場化企業的基礎設施。這樣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不僅讓具備潛在企業家才能的人易於獲得資源，還醞釀社會共識;既使像穆爾蒂(信息系統公司的創始人，被比作印度的比爾·蓋茨)這樣一些企業巨頭得以產生，社會還把他們當作民間英雄。
中國人不可理喻的卻是自身:我們為何仍然缺乏足夠的法治制度和意識，來恰當地對待私人財富和特定條件下發達起來的、似乎「臟兮兮」的富人和企業家？富人犯法與窮人同罪，但絕不意味著富人重罪；富人有罪無罪與窮人同一裁決標准，但絕不因為他是富人就應從嚴獲罪。但富人目前恐怕還是中國不能承受之重，你很可能還遠沒有發達到比爾·蓋茨的程度就精神崩潰了。
何況，印度還有一塊迄今尚未利用的增長儲備。如果印度不再把海外約2000萬的同胞稱為「並非必需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而且從自己海外僑民那裡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也與中國一樣達到50%，而不是現在的10%，那麼，印度就有可能成為全球性科技強國──就像中國在海外華人的幫助下，已經成功地成為「世界工廠」。
中國的領先之處
增長率:近10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約為8%,而印度只有6%。
基礎設施：中國擁有高水平的公路、港口、電力部門和工業園區。
外國投資：中國一年大約能吸引500多億美元外資，而印度引資數僅為40億美元。
出口：2002年中國的出口總額為2660億美元，大約是印度的4倍。
印度的優勢所在
語言:英語的普及使印度在信息技術服務和後台工作方面具有領先優勢。
資本市場：私營公司的融資渠道比較通暢，而中國則較鍾愛國有企業。
司法體系:與中國相比，印度的合同法和版權保護體系要更加完善。
人口:印度總人口中25歲以下的人大約佔35%，在中國這個比例為45%。
(資料來源:《商業周刊》)
問題在於人口──尤其是億萬農民
然而,要是說印度高效率的經濟增長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資源,並已選擇了一條有可能比中國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道路,因此可能超越中國,我認為塔倫·凱納和黃亞聲的研究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約束條件。
事情正如二人宣稱的那樣：「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不是中國和印度當前處於何種位置。問題在於它們未來將處於何種位置？印度追求的經濟發展道路優於中國嗎？」
的確，僅憑中國現在遠遠大於印度的多個經濟總量，不能說中國的未來比印度更有潛力；同樣，也不能僅僅根據印度高級市場和技術密集市場比中國更有效率，就預言印度的增長更有持續性。效率高而費用低的高級市場，肯定是有助於經濟增長的；但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於這個市場與該國最緊要的問題有多大相關性。
與中國一樣，同是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的印度，經濟增長不可能不受農村剩餘勞動的約束。發達國家的學者和政治家對此往往缺乏切膚感受，難得將它作為一種價格或成本約束來認真對待。
印度和中國一樣，都有著龐大的剩餘勞動和處在市場邊緣的數億農民。印度的高級市場，以及初級市場里的軟體信息產業、制葯和生物技術產業，其實容納不了多少勞動，尤其是密集勞動。過剩勞動力如何就業是印度的大問題，但印度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市場與此的相關程度並不高。事實上，印度迄今為止並沒有創造出一個能大規模匹配和容納密集勞動的產業。
中國在初級市場方面，卻較成功地讓製造業與密集勞動融合在了一起，顯然容納了比印度多得多的密集勞動。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中國初級市場的發達與自己面臨的最大問題高度相關。有一個可容納越來越多密集勞動的市場，使億萬人民在其中獲得收入並增加購買，是中印這類擁有眾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欲要持續穩定增長的基本平台。這個平台的獲得並不容易，它是風雲際會的結果。
還好，中國不拒絕可口可樂
但仍有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是鄙薄初級市場的，而且直言苦勞於斯對外資是有害的。顯然，他們對人類生活有著更神聖的期許。他們向中國推薦印度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反抗。前不久，學者李少君就有文章說，他前不久與知名學者王紹光去過印度，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遠不如印度的知識分子，中國應向印度學習。
李少君說，他和王紹光都深深「敬佩」印度的民族主義。他說，陪同他們的印度教授從來只用國產貨。他們餓了，買餅干吃，印度教授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餅;見他們逛街渴了要喝可口可樂或礦泉水，便委婉地建議他們喝椰子水。印度的教授們不僅以身作則，而且還努力影響更多的人。教授正和他的學生們發起一個「不喝可口可樂」全國性運動。他們的口號是：「不喝可口可樂，喝椰子水;不吃和路雪，吃井水;如果買車，只買國產車。」據李少君說，印度基本上沒有外國車。
李少君為中國汗顏了：「麥當勞與肯德基進入印度多年，絞盡腦汁，卻毫無進展。肯德基甚至被迫於去年徹底退出印度市場，麥當勞到目前為止也才開了20多家分店。而在中國，麥當勞與肯德基長驅直入，毫無阻攔，短短幾年就席捲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紹光教授感嘆說：『與印度教授比起來，中國可以說沒有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
我認為，如果把印度知識分子道德上的優點看成是他們在經濟增長方面的一個優勢，可能就要害人害國。
印度的勞動力中有70%是農民，與中國一樣，有著浩大的剩餘勞動隊伍需要國際國內更大的市場來容納和消化。國內企業一時開拓不出這么大容積的市場，利用外資又有什麼錯呢？2003年，中國出口的4000億美元中有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創造的，也就是說僅在國際市場就做了近兩萬億元人民幣的出口生意──這意味著有多少人就業、多少人因就業而有了收入、多少人因收入而有了購買，有多少經濟增長因購買而產生？
不久前，一個世界性的反全球化大會在印度召開。我想，中國是不太會同意這種大會在自己國土上召開，而向國外投資者發出一種含混信號的。我看見電視上那些在印度街頭遊行的各國人士，就覺得印度這個國家很麻煩。
李少君還向中國推薦了印度知識分子的宗教情懷，稱贊印度知識分子如何紮根農村，用各種方法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反抗全球化。曾看過一位印度高官的預測，說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趕上中國需要10年。我查了資料: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2003年是570億美元，印度尚不及中國的零頭。
看到上述消息我深感慶幸，中國那些崇尚民族主義的專家學者沒有主宰政策。否則，印度肯定超越中國。作為反面教材，中國不妨向印度「學習」。
快馬加鞭，一騎絕塵
如果說,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開放,尤其是對三來一補等看似卑賤的加工製造業的開放,使中國獲得了能容納越來越多密集勞動的國際國內市場,是中國的獨門絕技的話,印度這個市場則還面臨著民族主義和宗教的巨大交易費用和成本無人買單。而且在內需方面,印度顯然還像若干年前的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並不指望在你這里賣多少東西,更多是利用你有競爭力的勞動所生產的東西往外賣;而中國已在超越這個階段。大致的情形是,與中國在勞動密集型市場競爭,印度有著它難以克服的成本,自然也難吸引世界相應的資源。
實際上，印度還有著一個幾乎無法克服的成本。它地處南亞，近幾年的夏季常有50攝氏度的高溫。英國大學者湯因比在其煌煌巨著《歷史研究》中就描述過遠古時氣候成本對人的行為的影響。我前些年看過國外的一份研究，解釋為什麼發達國家大都分布在北緯多少度以上，大抵談的就是氣候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成本的角度看，幾乎是無法消除的。
我個人的推測是，只要中國堅定這樣的共識，即在相當長時間內堅持所謂市場經濟建設就是擴展容納密集勞動的市場，同時繼快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國經濟就依然一騎絕塵。
香港的張五常在一篇論及人民幣如何下錨的隨筆里曾說，中國不要眼睛光盯著發達國家，還要經常看看身後或身邊的競爭者，比如印度就很厲害。但印度究竟會有多厲害呢？
印度公眾眼中的中國
■文／唐璐
印度是一個特別善於表達自我的民族，對於中國，有多少印度人就會有多少種觀點
如同中國對印度林林總總的看法一樣，印度人對中國的感情也呈現出多姿多彩：懷疑、同情、震驚、敵對、友好、好奇、害怕、憤怒、敬畏、尊敬、不知所措……
「中國人並不冷酷」
施瑞德哈來自泰米爾納德邦，他在邦立大學教授國際政治和中印關系課程。在尼泊爾的一個研討班上，我與他成為了合作夥伴。值得指出的是，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個接觸的中國人。
當研討班即將結束時，施瑞德哈悄悄告訴我,回國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訴他的學生「中國人並不冷酷」──因為以前他在給學生上課談到中印關系時，總是給他們講「中國人非常冷酷」。但他現在覺得，中國人其實非常熱情、友好和坦誠。
說實話，第一次聽施瑞德哈說「中國人冷酷」時我感到特別不可思議。漸漸地我明白了可能是中印之間的文化差異產生了這種認知隔閡。所以我不斷地向施瑞德哈講述一個觀念，即中國人的感情總體來說比較含蓄，對於任何他所喜歡的人或者事物都不會像印度人或者西方人那樣情緒激動。這或許是中國人被認為冷酷的直接原因。
其實，在與印度人接觸中，我也發現了他們身上有許多與中國人不同的行為方式。例如，印度人喜歡某種東西會表現出很強的傾向性，甚至會直接向對方索要，而這在中國人看來卻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印度人被許多中國人指責為貪婪。
其實，無論是「中國人冷酷」還是「印度人貪婪」，恐怕都是不同民族依據自身的文化取向作出的判斷，這其中並不一定帶有多大的合理成分，然而日積月累，卻可能會對人民的溝通產生負面影響。
「昆明簡直就是東京」
拉納是來自印度阿薩姆邦的一位電視工作者。1999年我曾經陪他到通往緬甸的史迪威公路實地考察。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返回昆明的那天正好是晚上。那年，昆明剛好成功舉辦了世界園藝博覽會，夜幕籠罩下的昆明被一些五光十色的霓虹燈裝扮得異常漂亮。當我們的車隊緩緩駛入城區後，拉納向我驚叫著:「啊，昆明真漂亮，簡直就像是到了東京！」
我笑了，「昆明僅僅是中國的一個中等城市，如果昆明是東京，那麼假如你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你又能說什麼呢？」
其實，我在印度網站上也經常看到那些到中國公幹後的印度人撰寫的中國見聞，他們一方面驚訝中國現代化程度之高，另一方面則抱怨印度媒體對中國成就的報道太少。也難怪，盡管我的朋友約瑟夫每天都特別勤懇地埋頭寫稿，可是全印度目前只有他一人作為印度報業托拉斯派出的記者在華工作。
正因為如此,2003年,當隨同瓦傑帕伊訪華的六七十名記者(許多是首次來華)把他們對當代中國的風土人情認識介紹給印度人時,在印度掀起了一股強烈的中國沖擊波:高速公路、摩天大樓、購物中心、霓虹燈光……印度人明白了:在通往富裕的道路上,中國已經把印度甩在後面了！
「印度窮人更多」
庫馬爾在尼赫魯大學社會學系讀研究生,他的父親因為做生意經常在新德里和上海之間往返,庫馬爾的中國知識幾乎都是父親灌輸的。他向我傾訴了一段心聲:
「印度很強大，但是我們的生活水平遠比中國低。我們仍有很多的窮人。現在西方國家都承認中國正在成為發達國家，可惜印度還不是，最可怕的是印度對中國的先進的漠視，中國的現實同我們想像的完全不同。中國老百姓生活水平比我們要高。雖然印度的富人生活更好，但是印度窮人更多。」
印度一直夢想著要成為一個大國。1998年，印度核試驗震驚了世界，現在，印度也正在逐漸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中國經濟的崛起使印度領導人深刻地認識到，要想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大國，僅有核彈遠遠不夠，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支撐。
所以，我們看到，印度領導人最近幾年總是在各種場合叨念著「印度的根本國策是追求人民的高質量生活」，「印度發誓在2020年將成為發達國家」。
「中印聯合，未來將屬於亞洲」
賈婭納絲是居住在印度南部城市普那的一位相當活躍的自由撰稿人，主要撰寫涉及中國和印度經濟問題的稿件，曾跟隨在美國公司工作的丈夫多次訪華。
她認真而坦率地向我談了她對中國及中國前景的看法:「對於印度來說,中國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對手和潛在的朋友。從政治層面看,中國是印度不放棄民主原則和不犧牲國家安全就可以效仿的榜樣;從商業角度看,繁榮的經濟將使中國成為進入製造業並與印度產品交易的一個機遇之窗。」
她說，許多印度人都夢想著中國和印度能夠結盟。只有這樣，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聯合才能夠抗衡發達的西方世界。當然，目前惟一的問題是如何解決歷史遺留下的中印邊界爭端。
同其他印度人相比，賈婭納斯的觀點可能屬於比較務實的一類。在印度，持這種務實觀點的人越來越多。由此，記者想起另一位朋友，印度地緣政治學家、被譽為「亞洲版北約之父」的納拉帕特。用納拉帕特的話說，中印如果聯合，未來將屬於亞洲；如果中印分開，美國將會得逞，亞洲的未來就將屬於美國。
值得慶幸的是，印度的年輕一代對中印關系的態度也在日趨冷靜。越來越多的年輕印度人主張，印度應該同中國改善關系，因為美國人希望印度同中國對抗，而印度就是印度，對於印度來說，中國可以成為印度的朋友，只有這樣印度對美國才能有較大的選擇權利。印度目前不應該在軍事上震懾中國，而應該在經濟領域同中國競爭和學習。
根據我對印度的認識，印度是一個民族性非常強的國家，它不會輕易與任何國家結盟，因此我不贊成那種印度人會與美國結盟反對中國的看法，同時我也並不認為中印有一天會走到結盟的地步，兩國之間的利益格局，決定了中印之間將只能是競爭與合作關系。
在現階段，印度更希望成為一個經濟大國。而要做到這點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保持與中國的良好關系對於印度是非常必要的。關於這一點，印度外長辛哈說得很明白：「目前中印都把未來20年看成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戰略機遇期，如果中印在雙邊關繫上取得質的飛躍，克服無端的不信任，兩國將能成為一對具有建設性視野的合作夥伴。」

3. 印度的崛起對中國是好還是壞啊中國怎麼遏制印度的崛起，能成功嗎來自虎視網

有好有壞吧，個人覺得不好的方面多一點吧，印度崛起其實對中國增加了戰略壓力，還有領土爭端。我們需要不斷給印度製造麻煩，阻礙其崛起。

4. 為什麼中國非常不願意看到印度崛起對印度防範心巨大！

我們中國人並不是不喜歡印度崛起，而是印度目前的狀況確實比中國差得還有距離。不是中國人對印度有防範之心，而是印度人做事太小心眼。

5. 如何看待「印度製造」的崛起，中國該如何應對

如果這個話題被改變了，它可能不會那麼惡毒。

例如，問題的主人可以問：我們如何能保持領先的發展趨勢，「印度製造」？

答案是，只有充分參與印度的製造業，才能控制印度發展的速度和規模，並為我自己的目的使用它。

在整個過程中，日本正精心控制印度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以更好地滿足日本的利益。例如，印度嚴格定位在第三世界國家標准中，印度的好處是印度製造的汽車可以銷往更多的國家，這在數量上是突破性的，但質量上，日本不會允許印度工廠升級，否則日本將把汽車賣給其他國家的第三世界國家。所以印度汽車賣不出更好的國家，這是日本對印度汽車製造業的「遏制」。

因此，日本已經鎖定了裝配和製造印度汽車鏈的技術。在幕後，雖然印度汽車銷往南亞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利潤仍然是日本公司。日本雇員的工資與印度雇員的價格相同。日本有一大堆的零部件，在整個行業的下游繼續賺錢。

因此，只有全面參與才能實現控制、控制利潤、控制發展方向。

這是個大問題，我只好放棄了。中國公司錯過了在印度製造電力主機，但隨後富士康、Wen Tai和其他工廠在印度建立了智能手機。這表明小米、魅族、華為、鍾星等國產智能手機將在印度本土發貨。但是，即使印度的所有智能機器都是中國公司製造的，我也不會坐下來討論如何利用我們企業之間的競爭傳統玩下一場大游戲。

關於標題，我看到了一些答案。不幸的是，世界是一個競爭的國家，競爭超過一半。在中國，如果你想變得富有和強大，你必須更多地參與其他國家的發展，而不是逃避。如果你成為某個行業的領導者，你將有能力影響這個行業的發展方向，並在長遠規劃中滿足你自己的利益。

6. 中國如何應對印度崛起

實際上應該還是盡量團結發展，暗中較勁的態勢
首先毫無疑問目前為止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還是美國，在這個情況下，中國的快速發展使得美國需要尋求合作遏制中國在亞洲地緣的發展。但是美國同樣明白中國必須作為大國存在否則亞洲局勢將難以控制。
同樣的，作為快速上線的印度，東南亞有利的地理位置讓他有自己的優勢。但是自身技術不足使得印度目前為止發展仍然處於受制於人的局面。而最近美國與印度的不愉快也進一步使得印度意識到不能把寶只壓在一個人身上。對華部分問題開始鬆口。確實是一個機遇
面對中國製造2025，中國在高科技產品方面的雄心潛力巨大。伴隨著的就是基礎產業勞動價值的提高。未來中國可以在裝配製造的下級代理與印度進一步合作。也同時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進行多方面發展合作。
總的來說就是爭而不戰，合而不和

7. 印度正在悄然崛起，中國做好准備了嗎

印度崛起速度非常快，尤其是高端科技，只是起步比中國晚，但是發展勢頭很快，中國必須做好准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