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印度人將牛供奉為「神」,又不吃牛肉,為何還會有「屠牛節」
提到印度這個國家,大家首先會想到「佛教」、「奇葩」、「神奇」等標簽,其實大部分印象都是如此。雖然印度是我們鄰國,在歷史上也有很多接觸,但是他們的文化、思想與我們不同,並且在我們眼中他們的一些做法讓人有點搞不懂,例如男性在街上牽手、左右手使用文化等。其中還有「印度牛」的思想,印度人似乎能把什麼事情都能與神扯上一點關系,哪怕是剛出生的畸形牛。
作為最大牛肉出口國,印度的牛肉賣的也是相當便宜,主要國內沒人吃,無法銷售,只好出口到國外,並且水牛供應充足,所販賣的價格廉價很多。所以受到很多國家的青睞,然而面對印度人對牛分等級這種做法,咱們也不能做什麼,這也是他們的一種傳統。可是如果換個角度來想的話,假如自己因為是水牛,只有被宰殺的命運,隔壁的近親瘤牛卻可以一直被人尊敬,這樣的做法難免有點不妥當。對於印度人不吃牛肉,又殺牛,這種做法你們有何看法?
Ⅱ 佛教為什麼會被印度人毀了呢
首先,胡吵佛教起源於天竺,而天竺不等於印度,天竺包含印度與印度周圍的很多王朝國家。佛教真正起源地是尼珀爾,佛教從尼珀爾傳入印度後,在印度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不過佛教理念和經文,有的人出凳知家人能看得懂分得清,有的出家人看佛經就會覺得互相矛盾和狗屁不通。
於是,佛教派系不同,在印度經過多次相互攻擊。而且佛教教義和印度封建王朝背道而馳,印棗做消度王朝崇尚階級貴賤,佛教崇尚人人平等,王朝自然要壓制佛教。結果搞出來了一個印度教,印度教一邊奉承印度封建王朝的階級觀念,一邊吸取佛教和其它教的理念,這就形成了四不像的印度教。印度殘存的佛教都是打著佛幌子,到處收女人的敗類,其實都是印度教的。
佛朝傳入華夏後,有了很大變革的,不敢隨便用人人平等的觀念涉政了,要還是老一套,肯定也會被滅光。
Ⅲ 「四不像」的環保人士稱為是怎樣形成的
郭耕,1961年1月出生。自然保護教育科普工作者、現為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館副館長。曾獲2000年「地球獎」、2006年「福特汽車環保獎」。
郭耕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系的郭耕曾是一名十分成功的商人。但在1987年,他卻毅然放棄了前途似錦的商業生涯,去做了北京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的一位飼養員。1988年,他首創該中心金絲猴繁殖記錄。1989年,他作為中國猴類專家赴愛爾蘭工作,著有《世界猿猴一覽》一書。
地球上自從35億年前出現生命以來,已有5億種生物生存過,如今絕大多數早已消逝。我國由於環境污染導致的損失每年達2,800億元,物種滅絕亦屢見不鮮。為提醒人們尊重其他生命形式、承認動物生存價值和生命的尊嚴,1998年,郭耕在北京南郊的麋鹿苑倡導和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座滅絕動物墓地,還創建了環保雙語椅、綠色行為指南、綠色名言牌。他為青少年編寫了《自然保護誓言》、《濕地禮贊》、《新保衛黃河》等作品及環保戲劇、環保游戲等,利用冬、夏令營,春、秋遊和愛科學月組織數以萬計的學生環保活動和生態旅遊,使麋鹿苑不僅具有生物多樣性物種保護功能,而且具備了戶外環境教育的條件。1999年中國科普大會已把麋鹿苑命名為「全國科普教育基地」。
10年來,郭耕多次為中央電視台《動物世界》、《人與自然》譯寫腳本,經常利用電視、電台等媒體宣傳自然保護,在各大、中、小學進行綠色演講。多年來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發表環保文章。
郭耕稱自己和麋鹿一樣,是「四不像」——「像教師不是教師,像作家不是作家,像專家不是專家,像導游不是導游。」
郭耕從小就喜歡動物,從小到大,家裡養過雞、兔、貓、黃鼠狼、貓頭鷹等很多小動物,他將動物當成夥伴兒。
1983年,郭耕從中國人民大學商業經濟專業畢業後,進入北京一家貿易公司經商。年輕的郭耕憑借個人的努力,在1年裡就為公司創收利潤100多萬元。那一年,郭耕被評為「北京市新長征突擊手」。
雖然在商海中很有成就,但是郭耕對商業生涯已經厭倦了。他覺得那個行業里爾虞我詐、虛情假意太多,自己整天都活在一種不真實里。有一天,他所在的公司要和林業部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共同籌劃建立一個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聽到這個消息,郭耕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好的實現理想的機會。1987年,他放棄了商場上的成功,到了北京南郊大興榆垡東胡林當飼養員。第一天上班,領導讓郭耕在靈長類和雉類動物中選擇一種飼養,郭耕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靈長類中的金絲猴。每天面對可愛、調皮的猴子,他的工作就是打掃衛生、撮糞、沖洗籠子、切香蕉、蒸窩頭這樣的重復性勞作。5年裡,除了金絲猴,郭耕還養過長臂猿、黑猩猩、獼猴、卷尾猴、蜘蛛猴等南美洲各種大大小小的猴子。
1988年,郭耕首創這個中心金絲猴繁殖記錄。1989年,郭耕已經有了豐富的養猴經驗,作為中國的猴飼養專家,這一年,原林業部安排郭耕帶著他飼養的金絲猴去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展出,與郭耕同去的是一對夫婦——金絲猴壯壯和蘭花花。郭耕和金絲猴夫婦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都柏林的大街和公共汽車上都貼滿了壯壯和蘭花花的巨幅海報。在都柏林那段時間,郭耕把精力都放在對外國同行的觀摩和學習上。歸來時,別人帶回家的是國內難以買到的商品,他卻花了幾十英鎊帶回幾本有關猿猴的資料。不久後,他編著出版了《世界猿猴一覽》,為人們更好地認識猿猴、保護猿猴提供了難得的參考書,受到專家的首肯和讀者的歡迎。
1993~1994年,郭耕參加了中美合作「綠尾虹雉繁殖研究」課題,負責野外考察部分,幾度赴秦嶺、岷山、邛崍山等地與中外專家進行合作,考察金絲猴、羚牛、綠尾虹雉等,課題報告獲「林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他還曾主持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遷地保護中的公眾教育」課題,通過生態旅遊、動物認養對公眾進行環保宣傳,被世界自然基金會推薦到印度進行環境教育國際培訓與交流。
1994年,他創建北京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動物保護教育基地,通過生態旅遊、動物認養、組織青少年參觀等進行自然保護的宣教活動。
郭耕在馴養中心時間越長,就越發現自己從剛開始工作時只單純地認為可以從動物身上得到一些樂趣,可以逃避現實,逃避爾虞我詐的商海,到後來開始慢慢地理解動物,它們的一舉手一投足,一個眼神一聲叫喚,都會觸動郭耕。隨著與動物的感情越來越深,郭耕就開始思考:憑什麼它們在籠子里,我卻在外面拿著一串鑰匙,這跟監獄長面對囚犯有什麼兩樣?他覺得內心的負疚感越來越強烈。這讓他從單純的愛動物轉變到了從倫理角度去關注動物和環境。在飼養之餘,他開始向人們宣講、吶喊,寫文章,起草宣言,期待把保護動物和環境的理念深入到更多人的頭腦中。他開始明白,一個單純養籠中動物的飼養員幫不了它們,所以他決定要變成一個野外動物的研究者、教育者、保護者。郭耕說,他的工作在1995年以前是人面對動物,之後是代表動物面對人。
1998年,郭耕調到北京麋鹿苑工作。他發現,麋鹿是一個活生生的教材,是我國拯救瀕危物種的典型範例。郭耕開始挖掘其中的教育資源,並著手建立麋鹿苑博物館。
郭耕原來在北京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飼養黑猩猩時,由於很多籠舍是空的,參觀者總愛問題:「這里的動物哪兒去了?」他便生出一個靈感,在這些空盪盪的籠子上掛起一個個木牌,上邊寫著剛剛滅絕了的鳥獸的名字和年代,包括滅絕原因。後來這個創意被帶到麋鹿苑並有所拓展。1998年,郭耕在北京南郊麋鹿苑創建世界上第一座滅絕動物墓地——象徵物種滅絕現象的「滅絕多米諾」,它是由一塊塊寫有動物名稱及滅絕年代的一塊壓著一塊排列的石塊構成的,恐鳥、斑驢、爪哇虎一個個倒下,將倒未倒的那塊寫著「白鰭豚」,其後是一個個著名的瀕危動物,華南虎、長臂猿、普氏原羚……往後,在未倒下的現存物種代表中,還有一塊寫著「人類」,之後是鼠類、蟲類。在刻有「世界滅絕動物墓地」的石碑另一面,是郭耕寫的墓誌銘:我們人類可曾考慮過未來的結局?
麋鹿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珍稀動物,具有「臉似馬非馬,蹄似牛非牛,尾似驢非驢,角似鹿非鹿」的特點,所以在民間被叫做「四不像」。它們生活在濕地。在中國很早就有關於麋鹿的記載,屈原、莊子、陸游、李時珍,甚至乾隆的很多文字中都有關於麋鹿的描述,所以它跟中國的民間文化有很深的淵源。但是它一直不為西方人所認識,直到1865年清乾隆年間,法國傳教士阿芒·大衛才發現了麋鹿並將其陸續運往歐洲,從那時起它才被西方人所認識。1900年,由於八國聯軍的侵入以及洪災的原因,麋鹿這種中國特有的物種在中國滅絕了。20世紀初,英國烏邦寺主人貝福特公爵收集了當時世界上僅存的18頭麋鹿,從而將這種珍稀動物從瀕臨滅亡的路上拉了回來。1985年,在中國環保總局、北京市政府和英國烏邦寺主人塔雅斯托克侯爵的共同努力下,38頭麋鹿種群得以重返故里——北京南海子,並在此建立了麋鹿苑。在「世界滅絕動物墓地」的旁邊,郭耕還在圍牆上做了兩塊題板,上面分別寫著:「誰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這里有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翻開題板,裡面卻鑲嵌著一面鏡子,它照出了最危險的動物——人類自己。
此外,他還頗有創意地設置了環保雙語椅、綠色行為指南、綠色名言牌,為青少年編寫了《自然保護誓言》。為了喚起人們的環保意識,郭耕還編寫了《動物保護行動指南》,組織了麋鹿苑「自然之友」環保冬令營。
郭耕覺得自己不可能改變所有人的觀念,但作為一個環境教育工作者,他想盡可能地教育好下一代。這也是在麋鹿苑建「世界滅絕動物墓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郭耕說:「動物是無言的,自然是無聲的,它不會直接反抗我們,但這種反抗會慢慢體現在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比如:我們砍伐森林,換來的結果是水土流失、泥石流,這種天災就是因為人禍;自然界的鳥都抓到籠子里或者被我們吃掉了,鳥少了,蟲子就多了,我們用殺蟲劑,用農葯噴在農作物上,最後幾乎50%的農葯殘留物就都循環在我們的消化道中。這都是大自然對我們的控訴和反抗!」
郭耕經常去各大學校演講,通過他的宣傳,青少年保護環境的意識有很大的改變。他為了讓孩子們和他溝通,講課時盡量使講座生動,採取互動的做法。他講動物的生物性,講生態道德、環境倫理,講地球上動物的代際關系,他還與學生們一起唱《老鼠愛大米》、《兩只蝴蝶》等流行歌曲。他的講座氣氛非常活躍,學生們來信說,郭耕的講座對自己一生都會有影響。
郭耕在生活細節上也很節儉。他一直沒有私車,出行盡量乘坐公共汽車,在當選市政協委員後,積極倡導北京設立「無車日」;他的東西只要能用,不管多舊,他從不丟棄。
除了去各地給各行各業的人們宣講,郭耕筆耕不輟。從1995年開始,郭耕撰寫了《鳥獸物語》、《鳥獸悲歌》等書籍,獲得多個獎勵。
郭耕在講座中宣傳環保1999年秋天,他受邀在「中國科學家第48期論壇」上作了「圍繞物種滅絕開展環境教育」的報告,受到了廣泛好評。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他曾經提交了「關於動員社會力量,打擊非法獵殺經營野生動物」的提案。2000年1月,他被共青團北京市委聘請為北京青少年志願科普顧問。之後的幾年,他屢次獲「國家林業局科技進步獎」、「地球獎」、「福特汽車環保獎」等獎項,及「全國科普先進者」、「北京十大傑出青年」等稱號。
「印度人的不殺生給了我很大的啟示:保護動物不是要把動物都抓起來研究它們,而是要研究我們人類自己的行為,告訴人們學會如何約束自己。」「我凝視過許多動物的眼睛,它們的眼神里流露出來的幾乎都是對生的渴望。人類總是以為動物可能會進攻我們,便殘忍地捕殺大批動物,毀滅它們的家園,害得這些無辜的生靈流離失所、背井離鄉。實際上,在動物的眼裡,最可怕的動物就是我們人類。」「從動物身上同樣可以賺錢,但並不是把它們殺了,賣它們的皮,吃它們的肉。其實我也從動物的身上得到了很多讓一些很功利的人看來是很實際的回報——就是我寫動物的文章,賺得稿費。所以野生動物不是不能利用,利用的方法有很多。我們完全可以在不剝奪它們生命的前提下,通過欣賞它們、謳歌它們,從它們身上獲得靈感。」「原始人的很多舞蹈、音樂,都是從自然,特別是從動物中學來的。我們的先人尚且能夠與自然、與生靈直接晤面,領承天啟,難道我們今天卻要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