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式增長是什麼意思

Ⅰ 印度1900——1950年經濟增長狀況

在獨立之後的30年裡，人們用「印度式的」(Hin)經濟增長率這個詞語來形容印度的經濟表現，意思是令人失望但並非災難性的結果，而且與印度宗教所宣揚的安於此生的宗教信條相一致。

當然，隨著過去20年印度發生的巨變，這一陳詞濫調逐漸被廢棄了。自1980年開始，印度的人均經濟增長率增加了一倍多，從1950-1980年的1.7%上升到1980—2000年的3.8%。過去，在社會主義政策和許可證、配額制度的束縛下，印度經常被作為錯誤發展戰略的反面典型。現在，印度成了一個模範生，人們用她作為例子，來說明如果轉向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經濟增長潛力可以得到多麼大的發揮.雖然印度的經濟增長率沒有中國高(收入水平也不及中國)，但由於其可靠的民主制度和信息技術領域的強勁表現，在許多觀察家的眼中，這個國家就算是不能取代中國的地位，也越來越對中國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

印度的經濟進步對於她的10億國民來說是一個福音。同樣重要的是，這一轉變也給其他貧困國家帶來了希望，她向世界表明，如果採取適當的政策，快速的經濟增長是可以實現的。

但是，那些產生印度奇跡的「適當」政策是什麼呢?在政策報告和報刊上，充斥著許多關於這一問題的答案。傳統和常見的觀點認為，在1991年之前，印度實行貿易管制政策，印度經濟與外隔絕，在國家引導下建立的產業非常低效，過度管制阻礙了私有部門的發展，政府的控制和官僚主義窒息了私有經濟的活力，但這些情況在1991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國際收支危機的刺激下，印度的政策制定者起用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這樣的專家來治國。辛格很快啟動了經濟自由化進程，貿易壁壘被拆除，外國直接投資受到鼓勵，許可證制度被廢除，私有化開始了。在軟體出口和呼叫中心業務的帶動下，印度經濟開始騰飛。

如同所有的簡單描述一樣，上述觀點確有一定的道理。印度的經濟一度是世界上管制最嚴厲、最封閉的經濟之一，這種情況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的確，1991年的經濟自由化可以說是印度經濟的分水嶺。但是，上述觀點沒有認識到的一點是，印度經濟的加速增長早在1991年前的10年就開始了。只要對印度的經濟增長歷史做一個粗略的觀察，就可以發現印度的經濟加速增長起步於1980年左右，這一增長趨勢在1991年後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實際上，一些指標，如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甚至在1991年後表現出相反的特徵，增長速度有所下降。因此，1980年後，印度經濟的良好表現並不能歸因於1991年改革。1991年改革可能的確對維持和加快印度經濟增長起到了作用，但是我們需要有更寬廣的視角來理解印度經濟增長中的變化。由此得出的一個相關論點是，最近出現的一些現象，如IT產業和相關服務業的崛起並非印度經濟增長的源泉。

本文將對印度經濟增長提供一個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印度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中央政府於1980年採取了支持私有部門的態度。在此之前，執政的國大黨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和偏向窮人(pro-poor)的政策。當英迪拉·甘地於1980年重掌政權之後，她調整了自己的政治盟友，與私有部門代表結合在一起，開始拋棄以前華而不實的政策。中央政府對企業的態度從敵視轉變為支持。1984年，拉吉夫·甘地上台之後，英迪拉·甘地的政策得到進一步推進和強化，而且不像以前那麼含蓄。在我們看來，這是80年代早期釋放印度私有部門活力的關鍵轉變。

正確地描述印度政府的這一態度轉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們對促進市場導向(pro-market)和促進企業導向(pro-business)加以區別。前者著重於消除市場障礙，致力於經濟自由化，為新設企業和消費者提供好處。而促進企業導向則著重於提高現有企業的盈利性，它對現有企業和生產者有利。促進企業導向的政策包括減少現有企業生產能力擴張限制、消除價格控制和降低公司稅(這些都發生在80年代)，等等；而促進市場導向的政策的典型例子是貿易自由化(直到90年代，這一政策轉變才取得進展)。通過比較東亞和拉美的改革方式，可以理解促進市場導向和促進企業導向之間的區別。韓國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促進企業導向而非促進市場導向的，而拉美9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促進市場導向的。

印度80年代早期的政策變化可以被稱為促進企業導向的，而非促進市場導向的。在那一時期，對於已有企業來說，真正的自由化基本上是不受歡迎的。與獲得已有企業的政治支持相比，英迪拉·甘地對實行對外開放和消除競爭障礙相對不感興趣。拉吉夫·甘地本人更傾向於自由化，但是由於他步子邁得過大，博福斯軍火丑聞(Bofors scandal)使他的威信受損，他又不得不走了一段回頭路。因此，這一時期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已有企業和原有業務，而非新企業和新業務。但是，我們認為，這一時期向促進企業導向的政策轉變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推動8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基本因素。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們發現1991年之後的真正自由化並沒有改善總體的經濟表現。很明顯，雖然存在價格扭曲和其他市場扭曲，這一時期的政府態度轉變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有力推動器。

政府的態度變化之所以能夠對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與印度的初始改革條件有關。相對於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來說，印度具有很好的政治經濟制度。她是一個民主國家，存在廣泛的法治，產權得到充分保護。如果按照其他類似國家的標准來看，印度的收入水平應該是現在的好幾倍。這背後的隱含之義是政策環境的較小改變都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巨大影響。我們可以將政府取消對私有部門的敵意視為改變之一，這對於實際政策來說並非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對投資者的心理產生了重要影響。

本文將首先介紹印度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轉變並進行相應比較。我們認為，這一轉變是基於生產率的巨大進步(而非要素積累)。我們還認為，印度已經從1980年之前的落後者轉變為一個優勝者。

接著，我們將提供對這一轉變的一系列解釋，並指出為什麼它們不能令人滿意。在80年代，印度並沒有出現過很多自由化政策，而且為數不多的一些還是發生在80年代後期。在這一時期，印度經濟仍然與外界隔絕，甚至在某些方面保護程度還有所加劇。綠色革命並不能成為非農業部門發展的源泉，因為我們沒有發現內部貿易條件的必需變化。需求因素也不足以解釋生產率的上升。公共部門投資也不可能提供充分的解釋，除非我們做出滯後假設。

隨後，我們提出自己的解釋，並提供一些經驗數據進行支持。我們尤其強調，1980年之後的經濟增長在某些特定的經濟活動領域和特定的地區更為強勁，這些經濟活動領域和地區最容易享受政府態度轉變帶來的好處，它們就是在以前的政策體制下建立的正規製造業部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以前政策體制下產生的知識和現代製造業基地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一旦政策環境發生就了有利於私有部門的轉變，經濟可以順利起飛。所以，在前期的投資已經發生的地方，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

本文的分析重點是80年代印度經濟向高增長的轉變，而很少涉及1991年改革和90年代的經驗。我們認為，啟動經濟增長和保持經濟增長是截然不同的挑戰，需要不同的政策和方法(Rodrik，2003；Hausmann等，2004)。本文主要關注啟動經濟增長的挑戰以及印度的相關經驗。

一、事實

本文所基於的一個關鍵事實是印度經濟增長的轉折點發生在1980年左右而非大多數人所認為的90年代。正是從1980年開始，印度開始揮手告別過去的「印度式的增長」。其實，我們並不是第一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德龍(DeLong，2003)、威廉姆森和扎哈(Williamson和Zagha，2002)都強調了印度經濟增長速度的翻倍早在1991年改革前10年就發生了。但是，我們沒有發現運用標準的政策導向因素來分析印度經濟快速增長的文獻，而且所有的解釋給人的印象都是90年代的改革導致了印度卓越的經濟表現(Ahluwalia，2000；Srinivasan和Tenlkar，2003)。

圖1描繪了與總體經濟表現有關的3個指標：實際人均GDP、每個工人創造的實際GDP和全要素生產率。從1980年開始，這3個指標都呈快速上升勢頭，而此前20年間基本保持平穩。表1也表明，80年代與70年代相比，前者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比例都要高出大約3個百分點。盡管90年代仍然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但各個生產率指標的增長呈下降趨勢，比80年代下降了0.3到0.6個百分點不等。不管90年代是否比80年代略差(或略好)，數據已經充分證明印度的經濟增長是從1980年左右才開始大幅度改善的。

許多研究都提供了印度經濟增長轉折點發生在1980年左右的證據。首先，利用白聚山和佩龍(Bai和Perron，1998，2003)所描述的方法，我們計算了四個增長率的最優單轉折點、最優兩轉折點和最優三轉折點，這四個增長率的基礎指標分別是以固定美元價格(世界銀行)計算的人均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每個工人創造的GDP和全要素生產率(Bosworth Collins，2003)。在所有的情況下，我們都發現單轉折點發生在1979年。第二，奧斯曼等人(Hausmann等，即將發表)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分析了向高經濟增長的轉變，將印度的經濟增長轉折點定為1982年。最後，沃勒克對印度GDP及其分解項目進行了節點分析。她發現在80年代初中期印度的GDP增長出現節點。在1980年，存在節點的F統計值最高(Wallack，2003，第4314頁)。

1980年之後印度總體生產率的提高是由於什麼原因?僅僅是資源從低生產率部門(農業)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製造業和服務業)，還是私人部門的表現改善了?在三個主要部門的勞動力構成方面，曾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顯著的是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比例從1975年到1995年間下降了大約10%，同時服務業和工業的勞動力比例分別上升了大約7.5%和2.5%。但是，這一變化僅僅能夠解釋總體生產率上升中的很小部分(不到10%)。例如，當利用固定(基期)就業比例計算總勞動生產率時，80年代的增長速度比70年代提高2.6%-2.9%，90年代的增長速度比80年代下降0.4%-0.6%(表1)。

表1 印度總增長和部門增長核算(年均增長率，除非特別說明)

時期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1999
Bosworth-Collins(B-C)
產出
3.84
2.98
5.85
5.59
工人的單位產出
1.87
0.69
3.9
3.27
工人的人均資本
0.83
0.61
1.06
1.32
教育
0.29
0.58
0.32
0.34
全要素生產率
0.74
-0.5
2.49
1.57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產出
3.75
3.16
5.64
5.61
工人的單位產出
1.77
0.86
3.69
3.3
全要素生產率①
1.17
0.47
2.89
2.44
全要素生產率②
-0.94
-2.07
1.28
0.94
根據當前就業比例分解的工人產出增長率
農業③
1.2
0.13
2.57
1.29
製造業④
2
6.3
6

服務業(B-C)⑤
2.12
6.32
6.57

服務業(IMF)⑥
3.14
5.3
6.69

以基期的就業比例為權重測算的總的工人單位產出增長率
總(Bosworth-Collins)

0.69
3.66
3.08
總(IMF)
0.86

3.49
3.11
勞動轉移對總的單位工人產出增長的貢獻
總(Bosworth-Collins)
n.a.

0.24
0.19
總(IMF)
n.a.

0.2
0.19
就業比例

1975
1985
1995
農業

70.8
64.4
60.8
工業

12.4
15.2
15.8
服務業

16.8
20.4
23.4

資料來源：Bosworth和Collins(2003)；Ghose(1999)；和作者的估計。

①根據勞動力。

②根據15歲以上人口上學的平均年數

③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

④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數據摘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論文，70年代的數據，根據Ahluwalia(1995)估計而來。

⑤通過從B—C的單位工人產出總增長率中減去平均部門生產率增長率而計算出來的殘差。

⑥通過從IMF的單位工人產出總增長率中減去平均部門生產率增長率而計算出來的殘差。

⑦得自Ghose(1999)。其中,1977和1978年的數字是通過運用1977／1978-1983年間的趨勢回推至1975年推算出來的，而1993-1994年的數字是通過運用1987／1988—1993／1994年間的趨勢前推至1995年推算出來的。

作者:丹尼·羅德里克 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揚 來源:《比較》第十四輯

Ⅱ 求印度經濟發展歷程

印度經濟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

1. 1947～1956年，即從印度獨立到「一五」計劃結束，是經濟恢復時期。印巴分治不僅造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大仇殺，而且打亂了本來就不平衡的國民經濟。分治後大城市和大工業均分布在印度境內，而原料產地和糧食產區卻大多分布在巴基斯坦。據統計，91%的大工業如鋼鐵、黃麻、造紙等工業幾乎全部留在印度，而巴基斯坦卻生產38%的棉花和80%的黃麻。這就使獨立初期的印度花費巨額外匯進口黃麻、棉花和糧食。

2. 印度獨立初期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工業生產總指數從1948年的108.4下降到1950年的105。農業下降到1950～1951年度的95.6，糧食下降到90.5。為改變這種狀況，印度政府擬訂了「一五」計劃（1951～1956年），其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變印度停滯不前的經濟結構，以便為以後的經濟發展打下一個穩固的基礎。經過努力，印度國民經濟在「一五」計劃結束時，平均增長率達到3.6%，超過原定指標的2.1%。5年內工業生產增長25%，農業生產增長22.2%。按1970～1971年價格計算，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7.4%，農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4.3%，國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長3.6%。

3. 此間，物價比較平穩，工廠工人實際工資恢復到戰前（1939年）的水平。在「一五」計劃期間，還實行了取消中間人地主的土地改革，有40%耕地面積的土地轉移到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手中，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農村的階級矛盾，並促進了印度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二、第二階段：

1. 1956～1966年，即實行「二五」和「三五」計劃的10年，是印度工業體系形成時期。根據尼赫魯的經濟發展戰略，印度「二五」和「三五」計劃在工業方面強調優先發展以機械製造業為中心的重工業。在這兩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集中力量投資在電力、冶金、礦山、采礦、機械製造、化工原料、採油、煤油、石油化工以及化肥等各種重工業和基礎工業方面，從而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經過10年的努力，工業生產增長近一倍，總指數從1956年的136（1950的為100）上升到1966年的264.4。

2. 工業產品增長最快的是為生產服務的機械設備和耐用消費品，其中機床增加21倍，內燃機增加7倍，動力水泵增加5倍，發電機增加4倍，家用電冰箱增加6倍。此外，食糖和食油分別增加14%和13%，機紡棉布反而減少15.2%。印度政府在積極發展國營企業的同時，也鼓勵私人壟斷財團以及同外國資本合作興建的新型工業。印度國營企業從21家增至74家，投資額增加29倍，從8.1億盧比增至241.5億盧比。

3. 印度國內和國外壟斷組織在印度投資增加132.5%，從47.83億盧比增加到106.93億盧比。印度五家最大的財團資產總值從1958年的45.44億盧比增至1966年的131.94億盧比，增加近2倍。

4. 在農業方面，尼赫魯的戰略是實行鄉村發展計劃和實行合作社。前者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合作社評議會制度，使其成為農村基本經濟行政單位，要求10年內把全部耕地納入廣泛的發展計劃，並在美國專家的建議下實行農業精耕計劃，集中使用高產品種、化肥、農業機械等現代化技術，以達到大幅度增產目的。但該計劃當時基本上未能實行。

1964年尼赫魯去世後，繼任的夏斯特里拋棄了尼赫魯的上述戰略。其間，工業增長一倍，而農業只增產14%，年平均增長率為1.5%。而且農業生產很不穩定，每隔二三年就出現一次減產，有時甚至出現大幅度倒退。如1965～1966年度的農業生產低於1958～1959年度的16.6%。1965～1967年連續兩年災荒，加上1965年的印巴戰爭和美援的中斷，形成了糧食恐慌、通貨膨脹、外匯短缺和工業減產為特徵的經濟危機。農業生產的停滯和倒退嚴重影響了工業的發展。

三、第三階段：

1. 1966～1984年，即從三個年度計劃，經過「四五」、「五五」、「六五」計劃到英·甘地逝世，這一時期的基本特點是著重發展農業。20世紀60年代中期，印度糧食恐慌，糧食庫存全部耗盡，配給制度基本上依靠美國進口小麥來維持，從而使印度對美國和世界銀行的依賴加深。為改變這種狀況，在美國和世界銀行的支持下，英·甘地開始實行所謂「綠色革命」，即農業發展新戰略。

2. 在工業方面，給國內外私人投資提供新機會，開展放鬆工業許可證政策，將14家大銀行（存款總額佔全國56%）收歸國有，對壟斷財團新建和擴建進行審批等限制措施。在這個時期，對農業和能源動力方面的投資比例增大。農業投資比重從「三五」計劃（1964～1969）的20%，提高到「四五」計劃（1969～1974）的23%。工業企業的投資從20%下降到18%。

3. 「六五」計劃（1980～1985）對農業的投資佔25.4%（「五五」計劃為21.7%），能源動力開支佔28.1%（「五五」計劃為26.2%），工礦業開支佔15.4%（「五五」計劃為18.7%）。「六五」計劃期間預計國民收入增長率為5.2%，人均收入增長率為3.28%。

四、第四階段：

1. 1985年至今，經過「七五」、「八五」、「九五」三個五年計劃，即從拉吉夫·甘地執政後，印度各屆政府開始經濟政策的調整與經濟改革。進入20世紀80年代，英·甘地執政時，印度就開始對經濟政策進行調整，但調整幅度太小。

2. 1985年拉吉夫·甘地執政後，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問題與困難較多。1991年拉奧執政後堅持改革，改革步伐加快，成績顯著，但仍存在問題與困難。

Ⅲ 印度人口多少億人2022

截至2022年，印度人口為14億1200萬人，雖然仍少於中國的14億2600萬人，但差距已經很小。

而按照聯合國的預測，明年即2023年，印度人口就將超過中國，而且，這個趨勢還將繼續擴大。到2025年，中國人口將開始下降，而印度人口仍在上升。2050年，印度人口將達到16億6800萬人，到那時候，中國的總人口約13億1700萬人。

印度人口增長模式：

印度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其人口增長模式屬於「高低高」模式，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國。印度目前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大約為1.11%，而我國2019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0.33%，印度的人口增長速度遠遠快於我國，所以在不久的將來印度人口總數將會超過我國。

根據印度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我們可以算出印度每年新增人口大約為1500萬人，相當於每年新增一個非洲國家查德的總人口。

Ⅳ 中國模式好還是印度模式好

中國模式與印度模式世紀之交的時候，把中國與印度放到一起比較，成為全球談論的一個熱門話題。美國《外交》雜志2006年7/8月號的封面報道是《印
度崛起》，共有四篇文章，其中三篇談論印度崛起對全球戰略的影響，第一篇《印度模式》則討論印度過去20多年經濟增長的基本路徑。作者達斯先生是寶潔印度
公司前CEO，著有《印度掙脫束縛：從獨立到全球信息時代的社會與經濟革命》一書。中印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國均從1980年
代開始進行改革，隨後的增長趨勢兩國也相似，1980年到2002年，印度經濟年均增長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長7.5%，在中國，這幾年的
投資過熱也推動GDP持續超高速增長。總起來看，過去20多年，中國在總量指標GDP增長率比印度高，人均GDP目前已是印度的一倍。印度經濟結構更
吸引人不過，印度模式似乎更吸引人。首先看產業結構。一般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是按照農業-工業-服務業的次序展開的，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中國選擇
了發展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工業比重在GDP中所佔比重極高，目前為47%。但印度似乎是工業革命模式的一個例
外。其經濟中比較發達的產業是服務業，服務業在印度GDP中的比例從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相反，中國服務業則要落後得多，僅從
1990年的31%增長到40%，工業只佔到其GDP的27%，整整比中國低20個百分點。印度最為引人注目的服務業是面向全球的外包業務，這使印度成
為＂世界後方辦公室＂。產業結構決定了GDP的結構特徵。在印度，消費是GDP的主體，佔64%，即使在歐洲，這一比例也只有58%，日本是55%，
至於中國，只有42%。消費為什麼會在印度經濟增長中唱主角？主要原因可能是，快速發展的服務業使中產階級規模急劇擴大，他們的消費自然地驅動了經濟增
長。過去20多年，印度中產階級數量增加4倍，目前接近2.5億。相反，中國致力於發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工業，因而，大量投資於工業與基礎設施，至於需求，
則嚴重依賴出口，這使經濟對出口與投資十分依賴：這兩項目前佔到中國GDP的75%，並以每年接近30%的速度在增長。由此可以看出，印度確實形成一
種獨特的、與東亞、尤其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出口，依賴消費而非投資，依賴服務業而非工業，依賴高技術而非低技能製造業。
印度增長模式的社會效果似乎也不錯。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專家羅奇說，印度消費驅動的增長方式可能要優於中國的資源動員模式，因為，這種消費驅
動模式比起其他發展戰略來說，更有效地造福於民眾。同樣是經過2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凸顯，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卻遠低於其他發展中國
家。以基尼系數來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國為0.41，而中國是0.45。當然，印度模式可能存在一個問題，即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發展遲緩，不能為
農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就業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