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印度兩大史詩對中國古代文學有什麼影響
實話實說，好像對漢語文學沒什麼影響，但我在一本書上看過說對藏族的史詩《格薩爾王傳》有關系。
❷ 印度傳入中國的東西
漢代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印度，自阿育王在公元前3至2世紀將佛教立為國教之後，佛教便取得了統治印度思想學術的地位。佛教在中國最初傳播時，主要是作為信仰和方術（舊時指醫、卜、星、相、煉丹等技術）在民間流行。佛教被廣大知識分子接受，是從兩晉時期開始的。知識分子特別感興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論，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國傳統學術較少研究的理論問題。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影響越來越大，幾乎遍及整個中國。
佛教傳入中國，是一種外來宗教向另一個文化高度發達國家的傳入。與中國固有的意識相比，佛教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許多明顯的優越之處，這決定了佛教思想對中國人的意識不是「征服」，而只能是「融合」，即發揚它本身獨特的思想內容，補充到中國人的思想、文化中去。經過近2000年的融合，佛教已融入、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哲學本身蘊含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各種概念的分析，都有其獨特與獨到之處。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路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虧拯救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並以其獨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給予了人們以新的啟發，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
隋唐時期，佛教的思想體系已發展、演變成十多個派別，如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禪宗、凈土宗、密宗等等，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文學方面，學術界有「佛教文學」這一概念。數千卷譯自梵文的佛教經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瑰麗、典雅的文學作品，如《維摩詰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等，尤為歷代文人所喜愛，甚至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讀。佛教還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遣詞方法。
唐代文學中，受印度影響的，除了傳奇之外，還有變文。變文是這一時期興起的一種說唱文學，由韻文和散文交錯組成，內容原為佛經故事，後來范圍擴大，也講中國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在中國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變文中，除佛經故事外，就有《孟姜女變文》、《漢將王陵變文》、《伍子胥變文》等等。變文的產生與印度的影響密切相關，變文這種體裁來自印度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語言是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們今天仍然廣泛使用的許多用語都來自佛教，比如世界、如實、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由於介紹新概念，很自然地輸入了許多新詞，比如反應佛教基本概念的蘊、諦、因緣、境界、真如、法界、大乘、小乘、業、果、報等等，這一類詞中有些是漢語原有的，但在佛典中使用時便賦予了它們全新的含義，應視為新詞；有些是外來語的音譯詞，如佛陀、菩薩、沙門、般若、菩提、波羅蜜、瑜伽、禪、劫等等。除此而外，還有一些佛教的專用詞語（包括短語），如真諦、法門、頓悟、化身、變相、不可思議、打成一片、心心相印、舉手投足、一針見血等等。其中有些詞已經完全融會到漢語中，很難看出外來語的痕跡，比如實際、希望、安樂、形象、消化、傲慢。
在唐宋文人的詩文中，使用佛教詞語、典故成為一時風氣。由此可見，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歷史、哲學、藝術，不搞清它們與佛教文化的關系及所受影響，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也不可能總結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規律；若要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化史，也不能不研究佛教。事實上，從公元148年安息僧人安世高來華譯經（這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即佛學的開始）算起，至公元1175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唯心主義哲學家）、陸九淵（公元1139~1193年，宋代哲學家）鵝湖之會（宋孝宗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朱善和陸九淵的一個共同朋友呂祖謙，邀請朱、陸二人和兩派其他人物在江西的一個名勝鵝湖寺相會，討論兩人思想的異同。這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即理學的創立）的這1000餘年間，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期，也就是中外學者盛贊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化。這一時期，作為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主流是佛學，其時間之長，聲勢之大，影響之廣，都遠非兩漢經學（中國的一門包含有豐富哲學內容的古老的學問，它的研究對象是儒家經典，即《易》、《詩》、《書》、《禮》、《樂》、《春秋》等「六經」）和宋明理學（宋元明清時期以討論理氣、心性等問題為中心的哲學思潮，又稱「道學」）所能比擬（bǐnǐ，比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壤上生根、成長的佛教，不光結構獨特，宗派體系各異，而且呈現出不同於印度的氣象和特質。有人把中國佛教的特質歸納為：調和性、融攝性和簡易性。所謂調和性，是指對佛教外部的不同思想、觀點的妥協、依從、迎合、附會，自然更包括對某些類似或一致的觀點的贊同、推崇、吸取和融合。所謂融攝性，是指中國佛教統攝內部各類經典和各派學說、統一各地各派學風的特性。中國佛教中真正綿延不絕的是在印度也沒有成宗的禪宗和凈土宗，尤其是禪宗，更是唐代以後中國佛教的主流。禪宗和凈土宗的久遠流傳是與它們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的簡易分不開的，所以，簡易性也是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佛教日益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所吸收和改造的過程。因此，中國佛教的特質，歸根結蒂由中國國情所制約和決定。中國佛教特質的形成，自有其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社會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嚴密統治。中國自秦漢以來，直到清朝滅亡，所實行的始終是專制主義的國家政權，皇帝及其所屬的官僚統治機構是地主階級利益的集中體現，掌握著絕對的政治權力。中國最高的封建統治者往往出於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提倡、扶植佛教，也可以出於同樣的需要限制甚至毀滅佛教。就是說，封建統治者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佛教的命運、方向、軌道和特點。2．以家庭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封建倫理關系。「父為子綱，君為巨綱，夫為妻綱」等等綱常名教，形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道德規范。「忠」、「孝」是封建社會政治道德領域的兩面最高旗幟，是人們生活和行為的最高准則。中國封建社會巨大的倫理關系網路、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既是抵制佛教流傳的核心力量，也是融化佛教信仰的消融劑。3．政治上的統一和各民族的融合。這種統一和融合直接推動了統一的佛教的形成。4．封建統治階級的變遷和頻繁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有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到隋唐時代，士族（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階級內部逐漸形成的世代讀書做官的大族，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享有特權）地主漸趨沒落，庶族（封建社會里世代平民身份的家族）地主日益興起，這就促使貴族化色彩較少的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流傳。中國農民人數眾多，農民起義不斷爆發，也不斷遭到失敗；農民文化落後，居住分散，勞動繁重，因此，直指心性、頓悟成佛的禪宗和口念阿彌陀佛的凈土宗，由於其簡易性，很容易被他們所接受並產生廣泛影響。
❸ 中國與印度的古今淵源(主要從歷史、軍事、文學分析）
中國與印度不僅山水相連,而且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兩千多年前,中印兩國人民就有了友好交往。古代中印交往的高潮時期是兩晉、南北朝和隋唐,達到年年有往來,一年數次的程度。兩國人民在宗教、政治、經濟、哲學、科技和文藝諸多方面都有著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可謂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時期。但是,近代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和印度進行了野蠻的侵略和壓迫,阻斷了兩國的交往達百年之久。20世紀中期,兩國相繼取得了反帝反殖的勝利,印度獲得了民族獨立,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1950年初,中印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以後的時期是兩國人民交往的黃金時期。
從歷史和文化上看，中印兩國有很深繁榮歷史文化淵源的。佛教發源於印度，深受歷史遠比佛教悠久的印度教的影響。例如佛教的坐禪便是直接來源於印度教的冥想，達摩作為一個印度和尚不可能擺脫時代環境的束縛，而經由達摩所傳入中國的少林武術本身便是脫胎於印度教的瑜伽術。
❹ 中國與印度的古今淵源(主要從歷史、軍事、文學分析）
中國與印度不僅是地理上相鄰，而且在歷史上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早在兩個千年之前，中印兩國人民就已經開始了友好的交流。在古代，中印之間的交往達到了高峰，特別是在兩晉、南北朝以及隋唐時期，兩國之間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頻繁，幾乎每年都有往來，有時甚至一年數次。在那個時期，中印兩國人民在宗教、政治、經濟、哲學、科技和文學等領域進行了廣泛的交流與合作，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隨著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崛起，中國和印度遭受了他們的侵略和殖民統治，這中斷了兩國的交流長達一個世紀。直到20世紀中葉，兩國才相繼贏得了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斗爭，印度獲得了獨立，中國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1950年，中印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開啟了兩國人民交往的新紀元。
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印之間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佛教，這個起源於印度的宗教，受到了比它歷史更為悠久的印度教的影響。例如，佛教的冥想修行直接來源於印度教的禪定實踐。而禪宗的創始人達摩，作為一個來自印度的僧人，他的思想不可能脫離他所在的時代背景。少林武術，也是受到了印度教瑜伽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