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傳入中國開始於什麼時候

Ⅰ 中國和印度從什麼時候開始來往的

在有記錄以前就有了交往.
第一次記錄是在<<史記>>中.張騫出使西域時發現當地有賣邛竹杖的,一問是從身毒運來的.身毒就是印度.
漢武帝知道後,決定能過西南來與西域聯系.先是唐蒙後是司馬相如，對西南進行攻略，使西南地區的四川南部、雲南、貴州等地永久的劃入了中國的版圖.

Ⅱ 印度教傳入中國始於什麼時期

始於東漢，但沒有傳播開。真正進入中國，並有人信奉，是在隋唐時期。
印度教修士在中國古代被稱為婆羅門。東漢永平年間佛教傳入中國。伴隨著許多佛門高僧相繼來中國佈道，一些婆羅門教士來到中國，但被認為是「外道」，沒有傳播開。
到隋唐時，許多婆羅門又來到中國並開始傳教（其實這個過程始終沒有中斷過），史書和一些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大量婆羅門和婆羅門教的內容，證明此時印度教在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
只不過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力太大，而婆羅門教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沒有形成整體規模，沒有在中國站住腳跟，後來也算是無疾而終了。但也應該視作它在隋以前傳入過中國。

Ⅲ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開始於哪個朝代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開始於東漢初年這個朝代，普遍認為佛教是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時由印度從西域傳入中國的。漢代與印度交往中，印度佛教傳入具有歷史性意義。
根據記載，公元前2年，西漢時期的景盧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令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權》。伊存是大月氏使者，景盧受其口授《浮屠經》。這一佛教初傳事件被史稱「伊存授經」。

Ⅳ 為什麼印度人可以那麼早的就來到中國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註：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跡傳世，無法證實。
佛教的傳入和發展大約在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漢地（約在公元紀元前後）。據文獻記載，佛像可能與此同時傳入。但在中國西部的新疆地區（古代稱之為西域），佛教和佛教藝術的傳人則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藝術，經過中國的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創造，形成了更具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從而更容易在中國社會流傳和發展。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為佛教徒供奉和禮拜的對象，因此佛像藝術的發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佛教的興衰而興衰，兩者之間的密切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Ⅳ 印度佛教如何傳入中國

漢代，印度佛教傳人了中國。在印度，自阿育王於公元前三至二世紀把佛教立為國教之後，佛教便取得了統攝印度思想學術的地位。佛教在中國初傳，主要是作為信仰和方術（舊時指醫、卜、星、相、煉丹等技術）流行於民間的。佛教被廣大知識分子所接受，是從兩晉（公元265年至316年為西晉，公元317年至420年為東晉）時期開始的。知識分子特別感興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論，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國傳統學術較少研究的理論問題。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時期，佛教的影響越來越大，幾乎遍及整個中國。

佛教東傳中國，是一種外來宗教向另一個文化高度發達國家的傳人。比起佛教來，中國人固有的意識，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有許多明顯的優越之處，這就決定了佛教思想對中國人的意識不是「征服」，而只能是「融匯」，即發揚它本身獨特的思想內容，補充到中國人的思想、文化中去。經歷了近2000年的漫長歲月，佛教已融匯、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哲學本身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字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各種概念的分析，都有其獨特與獨到之處。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路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並以其獨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給予了人們以新的啟發，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

隋唐時期，佛教的思想體系已發展、演變成十多個派別，比如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禪宗、凈土宗、密宗等等，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在文學方面，學術界有「佛教文學」這一概念。數千卷譯自梵文的佛教經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瑰麗、典雅的文學作品，如《維摩詰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等尤為歷代文人所喜愛，甚至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讀。佛教還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遣詞方法。《法華經》、《維摩詰經》、《百喻經》等直接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公元365～427年，東晉詩人）、王維（公元701～761年。唐詩人）、白居易、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宋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蘇軾（公元1037～1101年，宋詩人）等大文學家的詩歌創作，大詩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一些詩篇、特別是人蜀（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杜甫棄官，經秦州、同穀人。蜀，投奔嚴武，定居成都草堂。嚴武死後，又漂泊夔州）後期的詩作所表現出來的心境，也顯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唐人傳奇（當時興起的短篇小說）和宋人話本（當時興起的白話小說）中常講因果報應、人冥轉世、南柯黃粱，這裡面的許多東西都不是中國人固有的思想，而攙雜著不少印度人的觀念，因此在文學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情調。

唐代文學中，受印度影響的，除了傳奇之外，還有變文。變文是這一時期興起的一種說唱文學，由韻文和散文交錯組成，內容原為佛經故事，後來范圍擴大，也講中國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在中國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變文中，除佛經故事外，就有《孟姜女變文》、《漢將王陵變文》、《伍子胥變文》等等。變文的產生與印度的影響密切相關，變文這種體裁來自印度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語言是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們今天仍然廣泛使用的許多用語都來自佛教，比如世界、如實、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由於介紹新概念，很自然地輸入了許多新詞，比如反應佛教基本概念的蘊、諦、因緣、境界、真如、法界、大乘、小乘、業、果、報等等，這一類詞中有些是漢語原有的，但在佛典中使用時便賦予了它們全新的含義，應視為新詞；有些是外來語的音譯詞，如佛陀、菩薩、沙門、般若、菩提、波羅蜜、瑜伽、禪、劫等等。除此而外，還有一些佛教的專用詞語（包括短語），如真諦、法門、頓悟、化身、變相、不可思議、打成一片、心心相印、舉手投足。一針見血等等。其中有些詞已經完全融會到漢語中，很難看出外來語的痕跡，比如實際、希望、安樂、形象、消化、傲慢。在唐宋文人的詩文中，使用佛教詞語、典故成為一時風氣。

由此可見，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歷史、哲學、藝術，不搞清它們與佛教文化的關系及所受影響，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也不可能總結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規律；若要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化史，也不能不研究佛教。事實上，從公元148年安息僧人安世高來華譯經（這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即佛學的開始）算起，至公元1175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唯心主義哲學家）、陸九淵（公元1139~1193年，宋代哲學家）鵝湖之會（宋孝宗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朱善和陸九淵的一個共同朋友呂祖謙，邀請朱、陸二人和兩派其他人物在江西的一個名勝鵝湖寺相會，討論兩人思想的異同。這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即理學的創立）的這1000餘年間，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期，也就是中外學者盛贊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化。這一時期，作為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主流是佛學，其時間之長，聲勢之大，影響之廣，都遠非兩漢經學（中國的一門包含有豐富哲學內容的古老的學問，它的研究對象是儒家經典，即《易》、《詩》、《書》、《禮》、《樂》、《春秋》等「六經」。《樂》有聲無書，所謂「六經」實際上只有「五經」）和宋明理學（宋元明清時期以討論理氣、心性等問題為中心的哲學思潮，又稱「道學」）所能比擬（bǐnǐ，比較）。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壤上生根、成長的佛教，不光結構獨特，宗派體系各異，而且呈現出不同於印度的氣象和特質。有人把中國佛教的特質歸納為：調和性、融攝性和簡易性。所謂調和性，是指對佛教外部的不同思想、觀點的妥協、依從、迎合、附會，自然更包括對某些類似或一致的觀點的贊同、推崇、吸取和融合。所謂融攝性，是指中國佛教統攝內部各類經典和各派學說、統一各地各派學風的特性。中國佛教中真正綿延不絕的是在印度也沒有成宗的禪宗和凈土宗，尤其是禪宗，更是唐代以後中國佛教的主流。禪宗和凈土宗的久遠流傳是與它們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的簡易分不開的，所以，簡易性也是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佛教日益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所吸收和改造的過程。因此，中國佛教的特質，歸根結蒂由中國國情所制約和決定。中國佛教特質的形成，自有其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社會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嚴密統治。中國自秦漢以來，直到清朝滅亡，所實行的始終是專制主義的國家政權，皇帝及其所屬的官僚統治機構是地主階級利益的集中體現，掌握著絕對的政治權力。中國最高的封建統治者往往出於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提倡、扶植佛教，也可以出於同樣的需要限制甚至毀滅佛教。就是說，封建統治者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佛教的命運、方向、軌道和特點。

2．以家庭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封建倫理關系。「父為子綱，君為巨綱，夫為妻綱」等等綱常名教，形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道德規范。「忠」、「孝」是封建社會政治道德領域的兩面最高旗幟，是人們生活和行為的最高准則。中國封建社會巨大的倫理關系網路、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既是抵制佛教流傳的核心力量，也是融化佛教信仰的消融劑。

3．政治上的統一和各民族的融合。這種統一和融合直接推動了統一的佛教的形成。

4．封建統治階級的變遷和頻繁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有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到隋唐時代，士族（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階級內部逐漸形成的世代讀書做官的大族，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享有特權）地主漸趨沒落，庶族（封建社會里世代平民身份的家族）地主日益興起，這就促使貴族化色彩較少的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流傳。中國農民人數眾多，農民起義不斷爆發，也不斷遭到失敗；農民文化落後，居住分散，勞動繁重，因此，直指心性、頓悟成佛的禪宗和口念阿彌陀佛的凈土宗，由於其簡易性，很容易被他們所接受並產生廣泛影響。

Ⅵ 起源於印度的佛教在何時傳到我國古代中印文化

當印度佛教興盛之時，阿育王派遣眾多傳教師到四方傳布佛教教義，弘揚佛法。於是，佛教開始在印度以外的地區，如斯里蘭卡、緬甸以及中亞、西域一帶傳播，印度佛教終於成為世界性宗教。佛教究竟在什麼時候傳入中國，歷來有多種的說法。大致可以推斷，隨著漢朝與西域交通的開拓發展，佛教逐漸經由中亞、西域一帶進入我國。因此，自東漢以來，中國就已接觸佛教，三國、兩晉以前是佛教傳入的適應期，南北朝更成為佛教譯經事業的高峰。隋唐時期更是達到了歷史的頂峰。發揮出了燦爛的佛教文化光輝，確立了中國佛教的八大宗派。歷經二千年的發展，由於歷代祖師的播種耕耘，由印度傳來的佛教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與結果，正式成為中國的佛教。

◆夜夢金人的漢明帝
佛教傳入的情形，有各種不同的史料記載，有的說秦始皇時有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攜帶佛經來到咸陽城，卻遭到拘捕下獄的不幸命運；有的說漢武帝派霍去病攻打西域，曾擄獲一尊金人，帶回漢土，武帝將其供奉在甘泉宮，當時以為金人就是佛像；也有的提到，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曾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經，以上這些說法，都是佛教初傳時期的傳聞。
但在各種史料中，以東漢明帝夜夢金人的故事最為人津津樂道。
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明帝夢見一位金人，身長六丈，相貌庄嚴美好，全身金光燦爛，在金鸞殿的上空飛翔。夢醒之後，明帝遍問群臣，所夢金人到底是什麼？太使傅毅答說：「臣聽說《周書異記》中有一段記載：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平旦時分，所有江河泉池忽然泛升高漲，四處的井水也溢出來，狂風大作，宮殿、房舍、山川、大地也都震動起來。到了夜晚，有五色光芒入貫太微，在西方遍布成青紅色。當時，昭王問太使蘇由：『這是什麼祥瑞？』蘇由回答說：『西方有大聖人誕生。』昭王問：『對天下有何影響？』蘇由答道：『此時沒有，一千年後聲教被及此土。』於是昭王即派人把這件事情鐫刻在石頭上，埋在南郊的天祠前。如果以年代計算，剛好就是當今之時，陛下所夢的金人，想必就是西方大聖人無疑。」由於這個因緣，明帝便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西行到印度求佛法。

奉命出使西域的蔡愔，路過大月氏國，遇到了迦攝摩騰與竺法蘭兩位高僧，這是歷史上空前的際遇，可以說，由於漢明帝一夢，從此促成了中國向西方求取佛法而開通西域的現實需要，佛教也因此在中國展開了歷史的第一頁。

◆迎接第一尊佛像
迦攝摩騰與竺法蘭兩位西域高僧隨著蔡愔等人，用白馬馱著佛像圖卷軸及《四十二章經》等，自西域到中國弘揚佛法，這時是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蔡愔等人將攜回的佛像呈給明帝。明帝一見，正與夢中的金人相同，驚喜萬分，令人臨摹多幅，分別供奉在南宮清涼台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這是中國歷史上記載有佛像的開始。
蔡愔等人所帶回的圖卷中描繪的佛像，正是當年優填王派人以栴檀木雕刻的釋迦像的畫像。

◆最初東來的印度高僧
迦攝摩騰是中印度人，精通大小乘經典。竺法蘭也是中印度人，能夠誦出幾萬章的經論。他們隨著漢明帝的使者來到洛陽傳教，並受到明帝隆重歡迎。西域高僧迦攝摩騰與竺法蘭遠自西域而來的事，引起當時道士的惶恐不安，千方百計阻止皇帝允許佛教傳入，故有一場轟動的佛道比試。 最終以佛教勝利而圓滿。佛教從此流傳天下。
在那個時代，佛教的出現，令當時的人耳目一新。最初，漢明帝以極隆重的儀式親自迎奉兩位高僧，招待他們住在洛陽鴻臚寺。「鴻臚」，本來是掌管諸侯和外國來朝覲者所住的賓館；「寺」，原本是當時官署的名稱。經過佛道比試之後，明帝敕旨將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用以贊揚兩位高僧以白馬馱經來到洛陽，因此取名「白馬寺」。
然而，據《梁高僧傳》卷一記載，「白馬寺」的命名由來是：相傳，某天竺國的國王，曾破壞諸寺，僅有招提寺尚未遭損毀，夜裏有一匹白馬繞塔悲鳴。此事傳至國王耳裏，國王乃令中止破壞寺廟，因此改招提寺為白馬寺。據說，漢明帝就是沿用這個天竺白馬寺的典故，把寺名取為白馬寺。
明帝除了在寺中安置佛像，並明令該寺為迦攝摩騰與竺法蘭的安居處所，所以後代僧尼的住所就通稱為寺。白馬寺因而成為中國的第一座佛寺。

◆漢譯佛經的濫觴
迦攝摩騰與竺法蘭熟闇西域方言，到洛陽後開始學習漢語，隨後翻譯出《四十二章經》等。漢明帝曾敕令將《四十二章經》收藏在朝廷藏書的蘭台中。《四十二章經》，旨在宣揚佛教的基本教義，被推崇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禪經的最初譯者
自從漢武帝時代開拓西域，「絲綢之路」成為一條貫通中西的貿易孔道，往往伴隨著貿易而進行文化交流、宗教傳播。許多西域、天竺僧侶隨著商隊來到中國，成為中國佛教的播種者、拓荒者。

繼迦攝摩騰與竺法蘭之後，來華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國(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國的支婁迦讖、支謙，康居國的康僧會，以及印度的曇柯迦羅等人。因為他們都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在不熟悉漢語，又缺乏原典的情況下，只能根據他們口述的經文大意，再由中國人記錄為文字。藉由初期譯經僧的譯文來弘傳佛法，中國人開始接受佛教的思想與知識。
繼第一部《四十二章經》譯出後，譯經僧來華愈多，也開始有完整經論的翻譯。據載：安世高放棄安息國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曉天文與醫術，又博綜經藏，尤精於阿毗曇學，一生奉持禪經；來到中國後，很快地學會了漢語，從桓帝建和年間到靈帝建寧年間(一四八～一七二)，共二十幾年，翻譯了許多佛經。其中，較重要而且有影響力的是：《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經》、《道地經》、《人本欲生經》等。當時各譯經僧所傳譯的諸經，或有謬誤的情形，而安世高所譯的經典，義理明晰，文字允正，是佛教傳入初期譯經僧中的翹楚。他譯的經典多屬小乘，以宣揚法數與禪觀為主，如《安般守意經》是一部禪定修行的指南書，經中指出數息、相隨、止、觀、還、凈等六階段禪法的過程。關於數息的方法，帶給中國佛教的影響很深。法數，即阿毗曇(阿毘達磨)，就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以「數」的形式將教法加以分類，如四聖諦、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等。可以說，繼迦攝摩騰、竺法蘭之後，在中國佛教史上，安世高是以最初翻譯經典而享有盛名的。

◆般若經典的初譯
與安世高的翻譯禪學經典佔有同樣開創意義的，翻譯大乘般若學系統經典的是支婁迦讖。支婁迦讖，又稱支讖，他也是東漢桓帝末年來到洛陽，而在靈帝光和、中平年間(一七八～一八九)譯出《道行般若經》及《般舟三昧經》等共十四部。其中，《道行般若經》對弘揚般若思想，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傳教江南的先鋒
支謙是月氏的後裔，他的祖父早在漢靈帝時就率眾數百人來華，因此受封為率善中郎將。支謙名越，字恭明，是一位居士，曾受業於支婁迦讖的門徒支亮。支婁迦讖、支亮、支謙三人，被世人稱為「三支」，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的美譽。他住吳國三十多年，先後受到吳主孫權、孫亮的禮遇，拜為博士。他譯有《大明度無極經》、《大般泥洹經》、《維摩詰經》、《首楞嚴經》、《大阿彌陀經》等，一共三十六部。由支婁迦讖介紹的《般若經》，得到支謙的大力弘揚，形成所謂的「般若學派」，與安世高的「禪學派」成為初期佛教弘傳的兩大主流。
最早把佛教傳到江南一帶的是支謙，繼支謙之後，使佛教在江南紮根的是康僧會。康僧會的祖先是康居人，後來世居印度，其父親因經商移居交趾。十幾歲時，父母雙亡，便在交趾出家，廣讀佛書，並博覽儒家和方技之書，能文善辯。吳赤烏十年(二四七)，康僧會從交趾來到建業，從安世高的弟子受業，學習安世高所傳的小乘禪法，與陳慧共同註解《安般守意經》。
康僧會在建業，除譯經以外，立志要把佛法傳播於江南，所以比較重視對一般民眾的度化。他建造茅屋，設立佛像，常在市井之間托缽弘法。但是吳候孫權對康僧會驚服不已，因而發心建造佛塔，供養佛舍利。支持佛教在江南的弘揚。

這些都代表江南佛教逐漸興盛的情形。因為首次在江南建寺，故稱建初寺，這就是江南的第一座佛寺。孫權把建初寺一帶之地命名為佛陀里，江南佛法因此興起，康僧會的貢獻應居首功。

◆漢僧入道的開始
魏國初期對於宗教活動曾經明令禁止，但初傳入的佛教依然在民間默默流傳。到中期以後，禁令放寬，促使印度和西域來的僧侶又在洛陽積極從事譯經和傳教活動。第一位翻譯戒律經典的曇柯迦羅，在魏嘉平年間(二四九～二五四)從中印度來到洛陽。魏地原來就有出家人，但沒有受具足戒，只是剃除須發，外貌上不同於一般人而已，他們舉行齋戒，從事祭祀。曇柯迦羅來魏以後，目睹這種情況，譯出《僧祇戒本》，是第一部漢譯律本。因此，曇柯迦羅也被後世尊為中國律宗之祖。他創立傳戒制度，使剃度的出家人正式受戒，成為真正的出家僧侶，朱士行就是當中最為知名的一位。根據史料記載，嚴佛調是中國第一位華籍出家人，而朱士行才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出家人。

從漢末到三國，主要是透過這些印度、西域來華的高僧大德譯經弘教，使佛教經典與佛教思想逐漸在中國播下種子。但在初傳期間，佛教與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如儒、道兩家，必須經過一段適應的過程，才能融入中國文化社會當中，成為中國的佛教。當佛教逐漸傳播於民間之後，信仰的人越來越多，知識分子也在其後將近百年間，接受佛學思想，使佛教思想與中國文化思想完全融和。真正為中國佛教奠定深厚根基的，則是魏晉南北朝的印度高僧佛圖澄、西域高僧鳩摩羅什，以及中國的道安、慧遠、僧肇等幾位高僧的卓越貢獻。

佛教自東漢明帝永平年間(西元一世紀頃)傳入我國，歷經百年，到桓帝、靈帝時期才有長足的發展。然而初期傳譯的經典，都由西域間接傳來，譯經諸師既不通漢語，筆述者也未必精通教義，故難免有錯誤或未能盡善的缺憾。所以朱士行說：「文意隱質，諸未盡善。」《宋高僧傳》卷三贊寧論述初期譯經的情形是：「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因此，歷代高僧冒千險，歷萬難，非西行求得正法，則不能安心。

古代西行者，多數走陸路，經甘肅走廊、天山南路，入帕米爾高原，過克什米爾，再南下赴印度；也有少數走海路的，經南海，過麻六甲海峽，到斯里蘭卡和印度。以陸路一線為主，當時雖有商路可通，但困難重重。除了大漠與高山的險惡外，加上漢人求法僧侶多缺資財，不諳各地語言，只有少數人結伴前行，更加艱難。

求法者艱苦備至，飽嘗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勞頓積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於闐、高昌諸國；有些人久居他鄉而歸不得。見於記載的，則是不畏死亡，風塵僕僕在路途上的極少數人；更多人是齎志以歿，或永遠的隱姓埋名了。在這些無以計數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夠留芳千古的，以法顯、玄奘和義凈等三位高僧最為著名。

西行求法，先後達五百年，最熱烈時期，也有兩世紀之久，求法高僧多達一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就是我國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繼朱士行之後，東晉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於蒐集經典者有支法領，師事印度高僧受教者有於法蘭與智嚴，尋訪聖跡者有寶雲、智猛等人。西行高僧大多天資卓絕，學養豐碩，所以能吸收異國思想，也善能參究佛典奧義。他們不只帶回大批梵典，對譯經事業貢獻鉅大，同時傳播中國文化於國外，並且把印度的天文、歷法、醫學、因明、工藝等傳入中國。就隋唐時代而言，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極大極深。西行者游歷諸國的記錄，如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所記西域及南海各國人種、宗教、文化、語言、政經、地理等資料，不只有助於當代國防軍政的研究，並且也成為後世研究歷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最初西行求法的朱士行

早在東漢末年，有支讖和竺佛朔譯出《道行般若經》，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〇年)出家之前，已在洛陽研究和講解該經，然發現譯文的文句簡略，義理艱澀，前後不能貫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經》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從雍州(陝西、甘肅)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敦煌，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直抵於闐國。於闐是天山南路南道的東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經由此地傳到我國內地，此地大乘雖廣為流行，但居正統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於闐抄錄《大品般若經》的梵本，共有九十章，總計六十萬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將該經送回洛陽。弟子弗如檀終於在晉太康三年(二八二)將該經送回洛陽，前後達二十餘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無羅叉、竺叔蘭等人合力譯成漢本，取名為《放光般若經》。朱士行以八十高齡終老於闐。

後世著名的佛教學者，都對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壯舉給予極高的評價，他們一致認為，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來看，朱士行可說是開創風氣的先鋒，當時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乏人引導，朱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然達到了目的，這種熱忱足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經典雖然只限於《大品般若經》一種，譯出也不夠完全，但對於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所以翻譯佛典的風氣隨即風行於京華一帶，凡是有心講習者都奉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貢獻是求得《大品般若經》，從而在我國開啟了義學的先河；同時將西域佛教傳入我國，也促進了東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敦煌菩薩竺法護

在鳩摩羅什大師尚未來到中國以前，中國佛教初期最偉大的譯經家就是竺法護。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經典《法華經》，也是竺法護以《正法華經》為題第一次譯出，流布於世。鳩摩羅什以前，到中國的譯經僧雖然很多，但以譯經部數來看，竺法護的成績最為可觀。

竺法護，月氏國人，世居敦煌郡，八歲出家，禮印度高僧為師，隨師姓「竺」，具有過目不忘的能力，讀經能日誦萬言。為了立志於求學，不辭辛勞，萬里尋師，不但精通六經，且涉獵百家之說。

晉武帝泰始年間(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圖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經》等方等部的經典還在西域，未能完全傳布於中國。竺法護發憤立志弘法，隨師游歷西域諸國。據載，他能通達西域三十六國語言，熟諳印度、西域各國的字體、發音等，具備這樣的能力，確立了他翻譯經典的基礎。

竺法護為求《般若經》，隨師從敦煌經西域南道，先往於闐國，再到疏勒，轉往西域北道，經龜茲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歷了安息、月氏、大秦、劍浮、龜茲、於闐、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鮮卑等十幾個地方。依傳記所載，他攜帶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從敦煌到長安之間，隨時隨地都在從事譯經工作。總計一生游化二十餘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譯出《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其後，直到懷帝永嘉二年(三○八)為止，共有二十幾年歲月，便是他在長安積極從事翻譯事業的顛峰時期。竺法護從最初譯經到晚年，在譯經事業上得到許多得力助手，如聶承遠、聶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擔任潤筆譯校的工作。總計竺法護翻譯的經典共有一五四部三○九卷(《出三藏記集》載)，其中，流傳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經》、《光贊般若經》、《漸備一切智經》、《舍利弗悔過經》、《普曜經》等。竺法護的晚年，世局動亂，以七十八高齡入寂，窮其一生心力從事譯經大業，是一位偉大的譯經家。

◆橫渡沙漠游歷印度的法顯大師

法顯，俗姓龔，平陽郡武陽(山西臨汾)人。幼年時，三個兄弟先後夭折，父母惟恐法顯也遭遇不測，在三歲時就讓他剃度為沙彌，但仍住在家中。後因患病將死，才將他送往寺院。病癒之後，法顯就不再返回俗家。二十歲受具足戒，慨嘆律藏殘缺，因而發願前往西域、印度尋求戒律原典。

東晉隆安三年(三九九)，法顯約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人，由長安出發，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張掖。適逢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慇勤挽留，竭誠護持供養他，法顯因而在此結夏安居。

在張掖期間，一行人又加入了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人，彼此結伴，向西前進至敦煌。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廣大無垠的沙漠，幸而當時有太守李浩供給橫渡沙漠的資糧，法顯等人於是與智嚴、寶雲等分別隨使先行。沙漠之中，氣候酷熱，多惡風，沿途所經，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目所極，茫然一片，只憑偶而見到的枯骨為標幟。後經鄯善國(今新疆鄯善)、烏夷國(今新疆焉耆)，與寶雲等一行人相逢。當時的烏夷國奉行小乘教，一般居民不知禮儀，拒絕資助求法的費用，智嚴、慧簡、慧嵬遂轉向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求助，而法顯等人則得到符公孫的供給，又繼續向西南方前進。在杳無人煙的沙漠中橫渡，實為艱難困苦，一行人走了一個多月後，終於到達於闐國(今新疆和闐)。此地物產豐饒，人民信仰大乘佛法，法顯等人因而受到優厚的禮遇。不久，慧景、道整隨著慧達先出發前往竭叉國，法顯等人則滯留在於闐國三個月，主要是為了觀看從四月一日到十四日的行像盛會。結束後，僧紹獨自一人隨胡僧到罽賓，法顯等人則經子合國，南行入蔥嶺，到達麾國過夏。其後，法顯等人再翻山越嶺，經過了二十五天，到達與印度接境的竭叉國，與慧景等人會合，並參加國王所舉行的五年大施會。

東晉安帝元興元年(四○二)，法顯等人向北印度前進，越過蔥嶺，地勢驚險，常有惡龍吐毒風，又經年飄雪，當地人稱為雪山。到北印度境內的阮歷國後，一行人又沿著蔥嶺向西南行，山路崎嶇，千仞石壁，萬丈絕崖。法顯等人戰戰兢兢地攀過了七百多所簡陋艱險的梯道，踏踩繩橋，越印度河，到達烏萇國，在此結夏安居。然後南下，歷宿呵多國、犍陀衛國、竺剎屍羅國，到弗樓沙國，其間，僧景、寶雲隨慧達回國，慧應在此病故。法顯獨自前往那竭國，與慧景、道整會和，並在這里度過嚴寒的冬天。
元興二年，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忽遇寒風暴起，慧景突感寒疾，氣絕身亡，法顯撫屍，悲痛難抑。

法顯一行越過雪山，又先後經歷三十餘國，印度已在望。他們抵達王舍城後，打算前往城東北的靈鷲山禮拜，卻遭一僧規勸：「路況不佳，噬人黑獅經常出沒，不可前往。」法顯說：「我遠涉數萬里，經歷艱險，只有一個心願，就是參拜佛陀當年說法處，縱有險難，也絕不退縮。」後來法顯獨自上山，並感化了黑獅。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四○五)，他再回到巴連弗邑，廣為搜求經律，當時的北印度諸國皆用口傳，並無經本可抄，因此法顯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訶僧伽藍取得《摩訶僧祇律》。據說，這就是祇洹精舍所傳的律本，十八部律由其衍生而出，是佛陀在世時，大眾所共同奉行的法規。此外，他又得到《薩婆多部鈔律》七千偈、《雜阿毗曇心論》六千偈、《綖經》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及《摩訶僧祇阿毗曇論》。法顯在印度停留期間，也用心學習梵文與梵語，抄得經律等，達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與願望。同行的道整，遠來印度的本意雖然是在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團的法則及眾僧的威儀嚴正，深受感動，因而決心留住於此。法顯則堅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漢土為目的，祇好獨自一人回國。法顯沿著恆河東下，經瞻波國，於義熙四年到達東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國，停留兩年之後，泛海前往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在獅子國停留兩年，得到《彌沙塞律》及《長阿含經》、《雜阿含經》、《雜藏》等梵本各一部。

義熙七年，法顯搭乘載有二百餘人的商船泛海東行歸國，遇風飄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國(爪哇)，在此住了五個月。

義熙八年，法顯再搭乘貿易商船，航向廣州，又遇暴風，經八十餘日，才到達長廣郡界的嶗山(山東青島)。法顯登陸後，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請法顯到郡城，熱忱款待，法顯在此住了一冬一夏。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經是六十歲左右的「耳順」之年，一路西行，經六年到達印度中部，停留六年，歸程經獅子國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後已經過了十五年，游歷三十國。

義熙九年，法顯到京都建康，在道場寺與佛馱跋陀羅從事翻譯，前後譯出《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經》六卷、《雜藏經》、《雜阿毘曇心論》等，共計百萬餘言。

法顯在建康居住數年後，再轉往荊州(今湖北江陵)的辛寺，在此圓寂，享壽八十六歲。
法顯把西行求法的經歷，寫成《佛國記》(又稱《法顯傳》)一書，記載求法經驗、見聞及游歷各國的風土民情、佛教狀況等，提供後人西行求法的指南。這本書是我國僧侶旅遊印度傳記中，現存最古的典籍。書中內容保存有關西域諸國的古代史地資料，為研究西域及南亞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歷史文獻。至今，《佛國記》仍是世人公認的不朽之作，近代並有英、法、德等譯本，備受各國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的重視。
法顯在佛教史上，不獨為佛教的高僧，在我國留學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人，他對民族文化貢獻與影響，可說是光耀千古。

東晉末年，受法顯影響，西行求法者絡繹不絕，如康法朗、慧叡、智猛等人西行。南北朝時代西行求法者更為盛行，有曇無竭、曇朗一行二十五人、法力等三人、寶暹一行八人，及道普、道泰、法盛、慧覽、道葯、法獻、惠生、雲啟等，均獨自西行。其中較有成就者，以曇無竭為代表。

繼法顯之後唐代的玄奘大師再次走上了西行之路，他們都是我國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們不只在佛教史上功績卓著，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們游歷印度的史地著作，至今已成為研究中亞、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唐代以後，西行求法者日漸稀少。直到十二世紀回教徒入侵西北印，求法的壯舉就從此終止。

西行求法是我國高僧大德向外尋求新思想、新知識所展現的具體行動，他們為了探求佛教教義的完美，翻山越嶺，橫穿亞洲大陸，周遊佛教世界，留給後人為求真理冒險犯難的偉大精神，實為千古的楷模；他們所遺留的著作，更是後代珍藏的文化寶藏。

佛教經典的漢譯，歷時悠久，卷帙繁復，事業龐大，是我國翻譯史上最燦爛光輝的一頁。從翻譯年代之久遠和翻譯作品之龐大來說，可以說是世界文化史首屈一指的大業。《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的經典，那時正是佛教初傳中國的開始。由於佛經的翻譯，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歷代的譯經事業
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悠久，從東漢到唐代中葉，歷時八百年左右。中唐以後，仍有大量佛教經典從梵文譯成漢文、西藏文，也有從漢文轉譯成西藏文。中唐前後的這些譯經事業及其成果，成為我國佛教典籍文獻中的一大寶藏。到了宋、元二代，雖然也有經典的漢譯，但數量上顯著減少，而且所譯的經典多屬於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舊譯經典的重譯、拾遺，對中國佛教的發展而言，影響力也較小。譯經事業發展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漢魏西晉時期──譯經的初創時代

第一期佛經的引入，並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從西域諸國間接傳來，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蘇俄南部，西到波斯一帶)，有許多佛教學僧前來中國。當時翻譯所根據的佛典，大多是西域當地的語言或文字寫成的，通稱為「胡本」或「胡語經典」。
漢代佛經的翻譯，主要有大小乘兩大系統：一是以來自安息國，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婁迦讖為代表的大乘般若學。可以說，佛教傳入中國是大小乘同時並行，從經典翻譯的現象來看，正是反映了這個事實。
漢末三國時代的譯經僧中，最著名的是來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會，他對江南佛教的傳播，影響極深。我國僧侶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從於闐抄寫胡本的《大品般若經》九十章，囑咐弟子帶回洛陽，經由竺叔蘭與無羅叉譯出，稱為《放光般若經》。這部經在東晉時代，普遍受到研究。晉代譯師中，譯經數量最多的，首推西晉的竺法護，共譯出大乘經典一五四部三〇九卷，譯出時間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間。竺法護在西元二八六年譯出《正法華經》，於是有觀音信仰的啟發。

二、南北朝、隋時期──譯經的進展時代

第二時期，譯經高僧不是來自西域，而是從印度來的。他們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漢文。由於諸譯師有系統地介紹佛經，分判不同宗論著作，逐步釐定各種義理的漢譯名詞用語，並且確立了特有的翻譯文體。他們的文體不求華美，但求切合原意，這是漢譯經典的大幅進展時期。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真諦等人。

三、唐代時期──譯經的全盛時代

第三時期的譯經事業，與前兩期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時期是由中國高僧所主導，為佛教經典的漢譯與宗派的建立締造了佳績。典型代表是玄奘及義凈兩位高僧。他們曾在印度居住十幾、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學造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無畏、不空翻譯大量的密宗經典，也是這個時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國人譯經達到巔峰的時期，同時也是佛教的全盛時期。此後，一直到宋、元為止的譯經事業，都可視為唐代譯經制度、組織與規模的再發展。

Ⅶ 印度古密咒在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

印度古密咒在三國時就開始傳入中國，形成的密法後世稱為「雜密」。唐開元年間，由於密教經典的系統譯出，中國密宗正式創立，稱為「純密」，代表人物為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

Ⅷ 印度佛教起什麼時候傳入我國中原地區

印度佛教是在西漢末年傳入我國中原地區的。

Ⅸ 佛教是什麼時候才從印度傳入中佛教從印度正式傳入中國，最早記載是

佛教是從秦始皇時期傳入中國。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學術界多數認為是在東漢明帝時期。皇帝詔書、佛典東傳與佛寺建立，是學者們判定佛教在漢明帝時傳入中國的主要依據。

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韓偉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內地最遲應在秦始皇時代。他認為，「《史記》中有秦始皇『禁不得祠』的記載，『不得』就是佛陀的音譯，『不得祠』就是佛寺。」

(9)印度傳入中國開始於什麼時候擴展閱讀：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經歷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最終完全融入了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成為其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中國佛教既繼承了佛陀創教的根本情懷和基本精神，同時又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中，生成了它鮮明的不同於印度佛教的思想特點和文化精神。

中國佛教的特點表現在不同的方面，例如「農禪並重」就是中國佛教在小農經濟的中國社會中形成的不同於托缽化緣的印度佛教的鮮明特點。

Ⅹ 印度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我國的

漢代與印度交往中，印度佛教傳入具有歷史性意義。普遍認為，佛教是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時由印度從西域傳入的。

根據記載，公元前2年，西漢時期的景盧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令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伊存是大月氏使者，景盧受其口授《浮屠經》。這一佛教初傳事件被史稱「伊存授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