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印度為了解決糧食問題實行了什麼
實行了改進良種提高糧食產量的的綠色革命和飼養奶牛推廣棉花種植的白色革命,印度於20世紀70年代實現了糧食和農產品的基本自己。
『貳』 在印度他們有沒有糧食儲備庫或者說他們的糧食保管制度
有的
印度糧食儲備安全制度
印度糧食儲備安全制度主要包括定向公共分配製度(Targeted 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TPDS)、《國家糧食安全法案》下的糧食安全計劃和最低價格支持制度等。
定向公共分配製度
早在20世紀50年代,印度政府就建立了糧食公共分配體制(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PDS)以實現對貧窮居民進行糧食價格補貼。具體地,中央政府按照統一定價(低於收購價格)將糧食分配給PDS的平價糧店(印度平價糧店是依照1955年的《必需品法》建立的,被授權向持有配給證的居民分配必需品。),平價糧店再以政府規定的價格賣給消費者尤其是貧困居民。但是,這一制度非常低效,備受詬病,表現為:第一,存在城市居民偏向的缺陷,對貧困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幫助不夠,誘使大量農村居民湧向城市。第二,大多數糧食補貼進入了非窮人口袋。在印度諸邦中未曾存在過最貧窮的20%的家庭獲得多於22%的糧食補貼。第三,在PDS分配過程中,由於缺乏計量標准和透明度而滋生腐敗。為提高PDS的運行效率,印度政府於1997年將PDS改革為TPDS,它要求各邦鑒定居民的收入等級,並給貧困居民發放配給證,保證貧困線下的每一家庭每月免費分配到10kg糧食,還可按中央定價的半價再購買10kg糧食,而貧困線以上的家庭只能按中央定價購買,還建立了監督機構和報告制度。
糧食安全計劃
TPDS下印度政府只對最貧困的3.18億人口提供糧食價格補貼,大約覆蓋了貧困人口的63%(以12億印度人口中42%為貧困人口計算而得。)為擴大糧食救濟范圍,2013年9月印度政府通過了《國家糧食安全法案》(National Food Security Act,NFSA),旨在保障全國67%人口(農村人口和城鎮人口的比例分別為75%和60%)的糧食供給,承諾通過TPDS系統向符合補貼條件的家庭提供為期3年的低價糧食,大米、小麥和雜糧的補貼價格分別為每千克3盧比(100印度盧比約合9.78元人民幣,2015)、2盧比和1盧比。3年後,中央政府視情況調整補貼價格並統一定價,但不超過小麥和粗糧的最低支持價格和大米的派生最低支持價格。按照《國家糧食安全法案》,中央政府每年滿足TPDS的糧食需求大約為6100萬t。
印度《國家糧食安全法案》主要包括糧食安全供給、糧食補貼家庭的認定、TPDS改革、內部申訴調整機制的設立(包括區申訴調整官員的任命、邦糧食委員會機構的建立和合並)、各級政府保障糧食安全的職責,以及TPDS的透明性和問責制(包括TPDS信息披露、獨立審計和設立監管委員會)。從各級政府的職責看,中央政府確保對符合補貼條件居民供應糧食,將中央控制的糧食源(簡稱中央池)按照各邦的需求分配給邦政府。中央政府還負責通過其代理機構及邦政府代理機構為中央池采購糧食,並將糧食運輸到指定的邦政府倉儲點,負責糧食在邦政府內的轉移、裝卸,以及對平價糧店商販保證金的支付等方面提供支持。若中央池糧食短缺,中央政府應按照短缺量為邦政府提供糧食基金。邦政府負責執行並監督糧食安全計劃的實施,並負責將糧食運輸到平價店,確保將糧食分配給有補貼資格的居民。地方政府則承擔本區域內的糧食安全責任。各邦政府有義務建立並維護現代倉儲設施,並適當擴大糧食公司等代理處的倉容,確保TPDS和其他糧食福利計劃所需求糧食的充足供給。
最低價格支持制度和中央統一定價制度
為了穩定糧食價格,保障低收入群體的糧食供給,凡印度政府控制的糧源,都從收購和銷售兩個環節控制價格。收購環節的控制價格稱為最低支持價格(Minimum Support Price,MSP),銷售環節的控制價格稱為中央統一定價(Central Issue Prices,CIPs)。
MSP由農業部下屬的農產品成本和價格委員會(CACP)根據農民生產成本、國內外市場上的糧食價格走勢、收獲季節間的價差、供需情況、MSP對消費者的可能影響、國際糧食市場情況、農業貿易周期、農產品與非農產品的貿易條款、農民及其耕畜的費用、種糧應獲利潤等因素研究確定,每年制定一次。具體地,CACP首先咨詢、調查相關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種糧農民,撰寫研究報告並提出推薦價格,然後交給經濟事務內閣委員會(CCEA),由CCEA修正後發布MSP的政府定價。國家負責糧食收購的部門在每個播種季節前都要發布重要品種的收購保護價格,指導農民種植糧食。
中央控制的糧源(簡稱中央池)分配銷售給各邦的價格由印度中央政府制定,具體由印度中央政府,以及消費者事務、食品和公共分配部共同確定,這個價格就是中央統一定價。
『叄』 印度要解決糧食問題合理的措施
兩次綠色革命,第一次引進培育新品種,使用化肥,改進灌溉技術,推廣機械化生產。第二次,利用生物技術的進步改良品種,推廣高效無毒農葯,加強信息技術在農業管理中的運用等
『肆』 提高糧食產量,印度的措施有哪些(地理)
在20世紀60年代,印度實行了"綠色革命",改進了糧食生產技術,糧食供應狀況逐步得到改善,現在印度農業生產技術有了很大改進,糧食不僅能夠自給,而且還有一定的余糧可供出口,現在印度糧食能夠自給還要歸功於20世紀60年代推行的綠色革命,印度的綠色革命首先從引進墨西哥的矮株小麥和東南亞的水稻開始,農業科學家們將引進的小麥和水稻雜交,培育成新品種,由於新品種生長期短,產量高,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配合新品種的使用,印度還用化肥代替了傳統的糞肥,引進了灌溉技術,推廣了機械化生產,綠色革命取得了顯著成績,現在,印度的糧食產量比獨立初期翻了幾番
『伍』 地理:印度怎麼解決糧食和人口問題
精耕細作,提高農業生產科技(借鑒美國農業發展經驗)
人口方面抑制人口數量通過法令強制和教化的手段
現在不是帆船時代了,洋流對航海影響太局限了微乎其微
『陸』 印度人多地少,糧食怎麼還夠供應出口
度也是小麥凈出口國。2012/13年度小麥出口甚至超過有小麥出口大國烏克蘭。
一般人印象,一個國家不缺糧才會出口糧食。
『柒』 印度是世界上第一大米出口國,印度為何國內飢餓人口眾多還出口
因為印度出口的大米,都被用來換取外匯,然後購買軍事武器提升自己的國家軍事力量。他們不得不依靠這種手段來發展自己國家的經濟,從某些意義上來說,印度大量的飢餓人口是國家發展經濟的犧牲品。如果這一問題不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這對印度的長遠發展將是一大弊病。
他們為了滿足其他方面的最低需求,只能以降低自己的糧食消費為代價來進口他們更為緊缺的商品。印度50%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而農業只佔GDP的18%。這意味著印度農業從業人員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36%,而印度全國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29位(2011年),印度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個農業國。
『捌』 日本,印度糧食自供不足的社會原因
印度:糧食大國、飢餓大國
「印度用佔世界2.4%的國土面積養活全球1/6的人口。」這是國際媒體提到印度糧食生產狀況時常用的數據。在糧食安全上有過慘痛教訓的印度,嚴格來說應是「人多地不少」。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中國要「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有人計算18億畝合120萬平方公里。印度國土面積約為中國的1/3,卻擁有180萬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印度河與恆河兩大河流沖積平原,給人口超過13.5億的印度帶來肥沃的土地。印度歷史上就是農業大國,但從淪為英國殖民地到1947年獨立,印度發生過5次大飢荒。從獨立到20世紀70年代,印度又發生3次較大飢荒,官方統計餓死300餘萬人。
糧食安全問題是歷屆印度政府的心腹大患,並通過「綠色革命」等舉措提高糧食產量。到1980年,印度政府宣布本國實現糧食自給。現在,印度日常農產品價格保持低水平,糧食略有盈餘出口,這與獨立前後糧食長期短缺、依靠進口形成強烈對比。為保證農民的權益,刺激生產積極性,印度政府還長期實行糧食收購價保護。在維護社會公平和選舉因素推動下,印度對農產品價格實行干預政策,出台《國家糧食安全法案》。
在有糧食出口的印度,國民飢餓狀況卻在加劇。據《印度教徒報》報道,去年7月聯合國發布的《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顯示,印度仍是擁有最多「糧食不安全人口」的國家。報告估算,2014年至2019年,即莫迪政府的第一個任期,印度的糧食不安全狀況增長3.8個百分點。印度在「2020年全球飢餓指數」107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94位,屬於「重度」飢餓類。英國《對話》雜志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糧食生產大國印度還是世界上飢餓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的情況敲響警鍾,提醒各經濟體必須重新配置自己的糧食體系」。
日韓緊盯糧食出口國風吹草動
在日本,關於糧食自給率的問題經常被提起。日本糧食自給率1965年為73%,之後就直線下降,現在在發達國家中處於最低水平,且前景嚴峻。為改變現狀,日本也有鄉村振興的藍圖。去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農業政策指導方針——「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劃」,其核心是到2030年將糧食自給率從2018年的37%提升至45%。日本《高知新聞》2019年曾刊發題為「日本食品安全保障處於十分危險狀況」的社論,提到日本小麥自給率只有12%,政府必須要有危機感,要推進智能農業,以彌補無法集中農業用地大規模生產,以及農戶減少和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勞動力不足。
受疫情影響,俄羅斯、阿根廷等糧食出口國去年一度限制本國的糧食出口或准備針對穀物出口商徵收特別稅,這讓地少人多的日本更為不安。日本農協的相關負責人表示:「就像疫情初期口罩短缺一樣,如果糧食出口國都『國產國消』,對日本來說會意味著什麼?與生產工業產品不同,日本的農畜產品不可能馬上擴大生產。」來自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佐藤康博不無擔憂地說:「我有過這樣的危機感——食品安全保障是關繫到國民生命的問題,所以有必要做好准備。」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藤井聰今年1月在《農業協同組合(農協)新聞》上撰文說,農業用地只佔日本國土的13.5%,從「食品安全保障」的觀點出發,必須將提高「糧食自給率」定位為重要的國家目標。此前,《日本產經新聞》曾援引農協一位負責人的話說:「提高食品自給率只是中央政府在搖旗吶喊,在地方政府、農業生產者、消費者那裡還沒有產生廣泛共鳴。」
據報道,今年6月前,日本政府將匯總有關「在後疫情時代強化食品安全保障」的各種信息,應對糧食生產、流通和消費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風險。東京大學鈴木宣弘研究室給出的一組數據是:「把種子因素考慮其中,2018年日本蔬菜自給率為8%,把飼料因素考慮其中,牛肉自給率為11%、豬肉6%、雞肉12%,而這些數字2035年將降至3%、2%、1%、2%。如果這樣持續下去,日本將無法應對糧食出口國限制糧食出口的禁令。」不過,據《讀賣新聞》報道,美國、澳大利亞、巴西等國一直在向日本出口小麥,且日本還有國家儲備、大米自給自足。但日本主流媒體還是呼籲,政府必須與商社等民間企業合作,努力穩定糧食供應。據了解,日本很多綜合貿易公司在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國投資農業生產,專門生產面向日本出口的農作物。
水稻是日本唯一可以通過國產實現大米自給自足的作物,不過,據《環球時報》駐日記者觀察,一些種植水稻的日本農民卻面臨收入難以保障的現實情況。秋田縣湯澤市是日本著名的大米品種「秋田小町」的產區,在當地勞作近40年的稻農石成壽告訴記者,他同時還種植飼料用稻穀和櫻桃,因為「只靠種植水稻無法生存下去,要從事復合農業」。
韓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同樣突出
上世紀60年代,韓國穀物綜合自給率曾高達90%,但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如韓國人肉類消費增加,以及產業化、都市化提高讓耕地越來越少,韓國糧食自給率也出現持續下滑現象。目前,韓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0.034公頃,在經合組織國家中處於最低水平。韓國農林畜產食品部的統計數據顯示,雖然2009年至2019年韓國政府在糧食領域投入13.52萬億韓元進行扶持,如補貼農民種植水稻以外的農作物、通過援助培訓和農資方式培育糧食作物共同經營制度、支持水田旱作等,但效果並不理想。韓國2019年的糧食自給率僅為45.8%,與2009年的56.2%相比大為降低。受天災和國際糧食價格影響,韓國2020年出現糧食產量過去52年來最低和價格史上最高的現象。
韓國糧食的不足部分主要依靠國際市場購買,因此,糧食出口國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加劇韓國的危機意識。據《韓民族新聞》報道,韓國農林畜產食品部去年5月曾進行過「應對糧食危機特別演練」,核心內容就是向在海外的韓國農場主下達「進口糧食命令」。目前,共有69個韓國法人在俄羅斯、柬埔寨、中國、越南、印尼等地經營農場,「進口糧食命令」實際上就是讓他們想方設法將糧食運往韓國。但一些韓國專家還是認為,韓國的糧食安全已亮起紅燈,為此必須引進先進技術提高本國糧食生產率。以新加坡為例,雖然其糧食消費量的90%需要進口,但新政府仍投入巨資發展都市農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