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隨佛教進入中國的印度文化有哪些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印度文化也大量湧入。印度人的哲學、詩歌、傳說、寓言、民間故事、音韻學、醫學、武技、幻術等等,漸漸為中國人所熟悉、所喜愛、所接受。
《摩訶婆羅達》是印度最古老的大戰史詩,出現於紀元前第三或第四世紀;歌頌英雄羅摩的《羅摩衍那》(意譯為「羅摩游記」)出現得則較晚些。這兩部長詩至今還是印度家喻戶誦的詩篇。此外,還有《佛所行贊》與《羅怙系譜》(怙:hù)、《童子出生》等,都是很長的敘事詩。特別是《佛所行贊》等譯成中文後,對於中國的詩歌創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像《孔雀東南飛》(全詩353句,1765字,被視為漢樂府敘事詩發展的高峰)那樣的詩中新體,很可能由於受印度長詩的影響而產生;至於傳說、寓言、民間故事等,中國與印度所流傳的往往從一個母體誕生,其中有不少情節面貌頗為相似。這里的影響,或許是相互的,有些恐怕已經很難考查明白了。
四聲,本是漢語言所固有的,但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並明確地定為平上去入,則是受了印度語言的影響。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知識界只注重漢字的形象和意義,對漢字的聲音並不十分重視。東漢以後,很多知識分子開始學習印度的古文字梵文。學習中他們發現,印度人研究語言時所關注的,是文字的聲音而不是文字的形象,這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於是人們也開始研究漢語里的聲音,並逐漸建立起中國的漢語音韻學。在南齊永明(武帝,公元482年繼位,改年號為「永明」,在位11年)時代,住在建康(今南京)的外國人很多,他們都用自己本來嫻習的聲調轉讀佛經。建康的土著和尚學習了這一套本領,成為善聲沙門。據史書記載,居住在建康審音文士也受了這種影響,其中最著名的周顒(zhōuyǒng,公元?~485年,南朝齊音韻學家,曾撰《四聲切韻》)和沈約(公元441~513年,南朝梁文學家、史學家,為齊梁時文壇領袖,著有《四聲譜》)就是四聲的發現者和確定者。到了隋朝(公元581~618年),又有些學者在分析每個漢字的輔音和母音的基礎上,定出了漢語一切字的讀音系統。平上去入四聲的發現和確定,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平仄律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古代印度的醫學相當發達。印度醫葯是緊跟著佛教傳人中國的。中國古代醫學中常常講到的岐伯,很可能就是古代印度富有神話色彩和傳奇色彩的大醫學家Jivaka的音譯。最早到中國來譯佛經的安息國僧人安世高所譯《捺女耆城因緣經》中,講到了神醫耆域的種種奇術,耆域所指,與中國醫書中的岐伯是同一個人。三國時候有一位神醫叫華倫,《三國志·華佗傳》中記載了有關他的許多奇術,比如他能給病人破腹洗腸,然後再縫好,一個月之內便可平復;廣陵太守陳登得了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華佗為他診過脈,告訴他說,他肚子里有許多蟲子,是因為吃腥東西太多造成的,於是給他煮了二升湯,先讓他喝一升,過一會兒再喝一升,喝下之後不久,陳登便吐出將近三升的紅頭蟲子,等等。華佗的故事與《捺女耆域因緣經》里的故事十分相似,其中極可能有一些淵源。這個事實說明,像《三國志》(歷史著作,西晉陳壽撰,共65卷。此書為紀傳體斷代史,較完整地記錄了三國60年間的歷史。與《史記》、《漢書》、《後漢書》合稱「前四史」)一類的中國正史已經受到了印度傳說的影響。據此也可推斷,古代印度著名的外科手術大概在這個時期已經傳到了中國。
《隋書·經籍志》(《隋書》,唐魏徵等著,紀傳體隋代史,85卷。其中《經籍志》創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成為舊目錄書籍分類的標准)中記載有一些醫書的名字,比如《龍樹菩薩葯方》、《龍村菩薩和香法》、《龍樹菩薩養性方》、《婆羅門諸仙葯方》、《婆羅門葯方》等等。只看書名就可以知道,這些醫書都與印度有關。盡管《隋書》中記載的這些書籍都已散佚(yì,散失。失傳),但可以肯定,它們在隋唐時代必然起過作用。事實也正是這樣,唐代著名醫典如《外台秘要》、《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有不少印度成分。義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里也有印度醫學理論和葯材的介紹。中國的許多醫典里還談到印度的眼科,因為眼科也是從印度傳進來的。唐代詩人劉禹錫(公元772~842年)曾寫過一首題為《贈眼醫婆羅門僧》的詩,同樣給我們留下了印度眼科的明證,詩曰:「三秋傷望眼,終日哭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蓖(bì)術,如何為發蒙。」描寫自己患白內障的情景,真切而生動。當時的中國皇帝對印度醫生特別信任,貞觀(唐大宗李世民年號,起始於公元627年,終止於公元650年)六年,太子患病,太宗下令迎印度醫生波頗人宮,為太子治病,波頗在宮中住了100多天。
隨著佛教的傳播,印度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等藝術也逐漸在中國的土地上生了根,並開出艷麗的花朵。
音樂古代印度人有著勇猛、快樂的人生觀。在印度古代最神聖的聖經寶典《梨俱吠陀中》,就記載有印度人喜愛的體操、斗羊、弓術、競技、唱歌、舞蹈、野遊等各種游戲。聲樂與器樂,在那個時代已經並行。當時印度人所用的樂器有笛、太鼓、尾那等,到佛教時代,樂器的種類就更多了。《妙法蓮華經》中所記的「蕭、笛、琴、箜篌、琵琶、銅鐃鈸』(鐃:náo,鈸:bó)等,都可在敦煌壁畫和雲岡石刻中見到,由此可知這些樂器早已傳人中國。特別是箜侯,中國人在漢代時就已能夠仿製。箜篌盛行,才有了題為《箜篌引》這樣的樂府詩,才有《孔雀東南飛》中「十五彈箜篌』的詩句。箜篌是古印度的代表性樂器,印度文學及漢譯佛典中有許多關於此種樂器的記載。在北魏時期開鑿的雲岡石窟(位於山西大同市西武周山南麓)中,所刻不少樂伎都抱有箜篌,敦煌壁畫中也繪有很多箜篌,在印度佛陀伽耶發掘的石刻,有彈箜篌,為四世紀中葉至五世紀初笈多王朝時代的藝術品,與雲岡石刻約略同時。箜篌到隋、唐時又東傳日本,現日本奈良正倉院尚存此器,為唐代舊物。在日本古樂中,有《奏箜篌》,也與北魏石刻彈奏方法相似。
西域的另一種主要樂器是琵琶。琵琶是古印度與波斯所共有的一種樂器,相傳在漢代傳人中國。《隋書》卷十五《樂志》說:「今曲項琵琶、豎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這些樂器,既然出自西域,它的名稱應該也是域外語的音譯。《宋書》卷十九《樂志》引晉傅玄《琵琶賦》說:「欲從方俗語,故名日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可知外國俗語中,已先有了這個名稱。開始時,有的書中寫做「枇杷」,有的書中寫做「批把」,大概到了晉代,才寫做琵琶。
由西域傳人的琵琶,在漢、唐時期的文獻中,約有三種:一種叫阮咸,一種叫曲項琵琶,一種叫五弦琵琶。四弦曲項琵琶,又稱屈茨琵琶。屈茨、拘夷、丘慈、歸茲、屈支、龜茲(qiúcí)都是Kucha的音譯,即今新疆庫車。玄奘《大唐西域記》中說:「屈支國,管弦伎樂,特善諸國。」在當時,龜茲是西域諸國中最能吸收印度文化並加以發展創造的民族。印度文化的東來,到龜茲是一個中間站。龜茲的管弦樂伎樂傳人中國後,在隋、唐的宮廷中居於主導的地位。龜茲琵琶的傳習,與印度七調的傳人,對於中國中古音樂的變遷,影響極大。
唐代詩歌中,有許多詠唱琵琶的詩篇和詩句。大詩人白居易的長詩《琵琶行》,塑造了一個長安琵琶女的形象,成為極富獨創性的千古名篇。
舞蹈印度舞蹈也與中國舞蹈結下了不解之緣。舞蹈在近代中國,尤其是在漢民族中,可以說很不普遍,但在古代的中國,卻是非常流行的。漢、唐之際,中國舞蹈更是吸收了域外舞藝,逐漸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域外舞藝中,印度與波斯的成分最為主要,特別是天竺舞藝,幾乎領導了藝壇;西域各國的舞樂,無不受其影響。
印度人自古就喜歡舞蹈。古印度人普遍尊敬的大神是濕婆,濕婆的另一稱號便是舞王。舞蹈在印度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種娛樂。祀神(祀:Sì,祭祀)、聚會、節令,人們都要歌唱、舞蹈,與古代中國相似。這種風俗在印度一直流傳至今。在古梵文的《樂舞論》中,討論了各種各樣的表情與韻律,並說明不同的手勢所代表的不同「語言」。在印度阿旃(zhān)陀石窟和巴格石窟的壁畫中,至今仍保存著古代舞蹈的優美舞姿;在中國的敦煌石窟壁畫中,也保留有北魏到隋、唐時代的樂舞姿態。
中國與印度舞樂的接觸,最早可以上溯到漢代。東漢以後特別是北朝(公元386~534年)時期,天竺的舞樂,隨佛教源源傳人中國並佔領了中國古舞的地位。《舊唐書·樂志》中講到的大面(代面)、撥頭(缽頭、拔頭)、踏搖娘(蘇中郎、蘇郎中)等舞曲,據現代學者考證,都能從印度找出淵源。蘭陵王的服裝面具、拔頭舞與胡飲酒舞的古舞,由唐東傳日本,被人們保存至今。另外,傳人_日本的舞蹈還有渾脫舞、蘇幕遮舞等數十種,多是域外舞藝,只是在中國早已失傳。
隋、唐時代,外來的舞樂最盛。不過中國對印度樂舞,並非生硬的吞食,而是經過了融化與吸收。唐代最有名的宮廷樂舞《霓裳羽衣舞》(裳:cháng),據史書記載,便是從西涼樂曲改制而成的;另一著名的宮廷樂舞《秦王破陣樂》,東傳於日本,西傳於印度,可以說是中國吸收外來樂舞後的一個偉大創制。應該說,中國和印度的舞蹈,在唐代已經融為一體了。
中國在漢代以前的古舞,分為文舞、武舞.到唐代卻分為軟舞、健舞。健舞的名稱,在古梵文中可以找到根源。這些健舞的姿勢,在今天中國京劇的武打中,在雜技中,尚有不少存在;軟舞如大垂手小垂手等,來自印度的北部與波斯;波斯的古畫,北印度的古畫以及唐代的舞涌中,都有這個姿態。
雕刻在古代,中國雕刻與印度雕刻原是各自獨立發展的。東漢以後,在與印度雕刻藝術接觸的過程中,中國雕刻才發生了變化。從印度現存的雕刻遺物看,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人們就已經能夠創作出相當成熟的藝術品了,在世界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印度雕刻,起初用木材,漸漸改用石材,因此有不少雕刻藝術品得以保存至今。
東漢以前,中國的雕刻雖已相當精美,但卻缺少巨大製作,與印度風格差異較大。佛教傳人中國時,恰是印度的犍陀羅期與笈多期。在印度藝術史上,與中國關系最為密切的也正是這兩個時期。犍陀羅藝術是入侵印度的希臘人創造的,人們以希臘神像為樣板創作佛像,採用的是希臘、羅馬風格,表情豐富,造型生動。到笈多時期,印度人又努力復興其固有的文學、宗教和藝術,兼取鍵陀羅藝術之長,雕刻風格也有明顯變化。中國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雕刻,恰恰受了印度笈多時代藝術的影響。雲岡石窟開鑿於公元四世紀,正當笈多王朝盛期。據文獻記載,雲岡石窟不僅樣取自印度,而且還有印度僧人參與了開鑿。雲岡石窟為中國三大石窟之一,其石雕造像有佛、菩薩、天王、力士等。最大的佛像高達17米,最小的僅有幾厘米。大佛神態肅穆安詳,雖靜欲動。窟壁多飾以浮雕,有佛像、佛教故事,還有禮佛像等,姿態逼真,場面生動。雲岡石窟的雕刻技術,繼承並發展了秦漢時代的藝術傳統,吸收並融合了外來的藝術精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對隋唐藝術的發展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在石窟中雕造佛像,源於印度。此法傳人中國,從北魏到隋唐,成就了不少偉大工程,除雲岡石窟外,還有新疆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敦煌的千佛洞、太原的天龍山石窟、河北的響堂山石窟、遼寧義縣的萬佛堂石窟以及河南鞏縣的石窟寺和洛陽龍門石窟等。如此豐富多彩的藝術造像,成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乃至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更是光耀千秋的藝術瑰寶。
繪畫印度的原始繪畫與中國漢代以前的繪畫,也是各自獨立發展的,因此風格各異,並無相似之點。東漢明帝時,蔡和秦景奉命赴天竺,用白馬馱回佛像和佛經至洛陽;繪於白馬寺內壁上的《千乘萬騎三匝繞塔》(匝:zā),被認為是中國人創作最早的佛教畫。隨蔡、秦同來的天竺沙門迎葉摩騰等,也曾畫《首楞嚴二十五觀之》於保福院。那時,中國還沒有繪制佛像的畫家。此後,隨著佛教的傳播,造佛像、建寺院之風逐漸由洛陽輻射到大江南北,擅作佛畫的畫家也越來越多。東來傳教的西域及印度僧人攜來的佛畫,多被中國畫家當做臨摹傳寫的範本。由此,佛教畫像及其裝飾、構之法,便在中國的藝苑中紮下了根。
三國時代吳國人曹不興,擅畫龍、虎、馬和人物,後受天竺僧人康僧會帶到吳國的佛畫影響,成為中國早期佛畫家中最有名的一個。曹不興喜歡作大幅佛像,據說曾在50尺長的絹上畫人物,運筆迅速,轉瞬即成。西晉畫家、曹不興弟子衛協,技藝更為進步,他吸收印度藝術長處,擅繪神仙、佛像及人物故事畫,曾作《七佛》、《上林苑》、《北風詩》等;所繪人物,表情自然,栩栩如生。東晉時代,傑出畫家顧愷之(約公元345~406年,愷:kǎi)傳承了兩漢藝術,也創作了許多神仙、佛像和人物肖像畫,所作建康(今南京)瓦棺寺壁畫《維摩詰像》,光彩照人,轟動一時。其繪畫與理論,對中國畫發展影響很大。南朝梁畫家張僧繇(yáo)擅畫道教和佛教人物像。梁武帝(蕭衍,公元502~549年在位)崇信佛教,大興佛寺,經常讓張僧繇去作壁畫。張僧繇畫的如來像、維摩詰像、盧舍那像,出神人化,生動異常。相傳他作安樂寺四白龍壁畫,其中二龍點睛後旋即飛去,此後便有了「畫龍點睛」這一典故。
中國繪畫由六朝經隋唐的過渡,在唐代形成了一個生機勃勃、豐富多彩的局面:大畫家輩出,新畫派不斷出現,在吸收外來技巧的基礎上,民族風格逐漸確立。這一時期,佛教題材仍在繪畫中佔有很大比重,許多大畫家都與佛教有關,而且都畫過佛畫,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畫家有閻立本、尉遲乙僧、吳道子、孫位(又名孫遇)以及大詩人王維等。
宋元時代,中國畫發生了明顯變化:壁畫已不再像唐代那樣占據重要地位;山水畫、花鳥畫以及世俗人物畫都向卷軸方向發展。且逐漸成為時尚。但宋元時代畢竟還存在著佛教,存在著佛教的影響,所以佛畫依然不絕如縷。
到明清時代,中國繪畫進入了一個更加繁榮的時期,各種流派競相發展,爭奇斗艷。這一時期,佛教對繪畫的影響已不像宋代以前那樣主要表現在佛畫的繪制以及佛寺壁畫上,而主要表現於畫家的宗教信仰以及創作中對意境的追求。畫家中有一大批僧人或信仰佛教的人。畫論方面,也出現了以禪品畫的傾向。其代表畫家有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陳洪綬(號老蓮,公元1598~1652年)、八大山人(本名朱耷zhūdá,公元1626~1705年)、石濤(法名原濟、字石濤,公元1642~1718年)等。
2. 印度-希臘王國的藝術
印度—希臘王國的藝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除了在錢幣上保持著希臘在人物雕刻上的優秀工藝外,還有生動的希臘佛教藝術,並把古典希臘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一體,促成了犍陀羅佛教藝術的發展,例如犍陀羅的雕塑揭示了希臘藝術對它的影響,「人神」的概念明顯地是從希臘神話文化中啟發出來的。
在藝術上來說,犍陀羅的風格以曲發、蓋著雙肩的披衣、鞋子或涼鞋和葉型裝飾板為主。而希臘佛教藝術更受到接下來的印度—帕提亞人和印度塞人繼承和發展。之後在進行了多個世紀的交流,這種佛教藝術擴散至南亞、中國、韓國、日本,直至今日。
3. 佛教藝術石窟分別有哪些
四大石窟指的是中國佛教文化為特色的巨型石窟藝術景觀,包括:敦煌(莫高窟)、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四大石窟。是中國古代漢族傳統文化藝術的歷史瑰寶。
莫高窟是現存規模最龐大的「世界藝術寶庫」,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藝術的特點表現在建築、塑像和壁畫三者的有機結合上。窟形建制分為禪窟、殿堂窟、塔廟窟、穹隆頂窟、影窟等多種形制;彩塑分圓塑、浮塑、影塑、善業塑等;壁畫類別分尊像畫、經變畫、故事畫、穹隆頂窟佛教史跡畫、建築畫、山水畫、供養畫、動物畫、裝飾畫等不同內容,系統反映了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多個朝代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各個方面,成為人類稀有的文化寶藏。
自1900年5月26日莫高窟藏經洞中發現五萬多卷宗教和世俗文書後,敦煌藝術震撼了整個世界,「敦煌學」已成為世界性的顯學。由日本捐資,在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下,由敦煌研究院承建了敦煌藝術陳列中心,仿製了部分原大洞窟,使遊客在莫高窟的觀賞內容更加豐富多彩。
北朝時期洞窟中主像一般是釋迦牟尼或彌勒,主像兩側多為二脅侍菩薩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塑像背部多與壁畫相連。窟內頂部和四壁滿繪壁畫。頂及上部多為天宮伎樂。下部為夜叉或裝飾花紋。中部壁畫除千佛外,主要畫佛傳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緣故事。其中本生故事有割肉求鴿、捨身飼虎、九色鹿捨己救人等。隋唐為莫高窟全盛時期,隋代百窟樣式由北朝的中央塔式改為中心佛壇,組像同前。唐出現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二力士的組合。塑像亦由早期的「瘦骨清秀」造型,重返「豐碩壯實」之貌。窟中壁畫主要是大場面的說法圖和簡單的經變圖。莫高窟最大塑像皆塑於唐,第96窟大佛是莫高窟中最大的塑像。唐代壁畫是多種經變圖,其規模極為宏偉,表現出天國的壯麗圖景。石窟造像五代時已喪失生命力,宋代起步入衰退。
莫高窟的藝術是融建築、彩塑、壁畫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它是中國、也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藝術寶庫。
折疊樂尊僧人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法名樂尊的僧人雲游到此,因看到三危山金光萬道,狀若千佛,感悟到這里是佛地,便在崖壁上鑿建了第一個佛窟。以後經過歷代的修建,迄今保存有北涼至元代多種類型的洞窟700多個,壁畫50110平方米,彩塑2700餘身,唐宋木結構建築5座,蓮花柱石和鋪地花磚數千塊,是一處由建築、繪畫、雕塑組成的博大精深的綜合藝術殿堂,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被譽為「東方藝術明珠」。
折疊王道士
1900年6月22日看管石窟的道士王圓籙,人稱王道士,請來寫經書的楊某在往牆縫中插燈草時,發現牆裡面是空的,因此發現了一個密室,(現編號17號窟,也叫藏經洞),洞中有4至11世紀(西晉至宋代)的經、史、子、集各類文書和繪畫作品等四萬余件。其中大部分後被外國盜寶者劫到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莫高窟是集建築、彩塑、壁畫為一體的文化藝術寶庫,內容涉及古代社會的藝術、歷史、經濟、文化、宗教、教學等領域,具有珍貴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瑰寶,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敦煌328窟唐代塑像,圖中用圓圈標注的地方,原有一尊菩薩,被英國人盜走,現存波士頓博物館。現在還能看出地上留下的一個圓坑。
第103窟(盛唐)帝王圖,前來聽法的帝王 第103窟(盛唐)成功刻畫了維摩詰這位佛家居士的生動形態
莫高窟堪稱世界最大的藝術寶庫之一.
折疊莫高窟被盜事項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籙發現"藏經洞",洞內藏有中國古代的各種經卷、文書、帛畫、刺綉、銅像等六萬多件。此後莫高窟更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國的斯坦因兩次掠走遺書、文物一萬多件。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藏經洞中揀選文書中的精品,掠走約5000件。
1910年藏經洞中的劫餘寫經,大部分運至北京,交京師圖書館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處,弄走約600件經卷。
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又從敦煌拿走一批經卷寫本,並進行洞窟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用特製的化學膠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並搬走一尊菩薩像。
旅遊注意事項
為了保護壁畫,在莫高窟內參觀時,只能用手電筒觀看,每位導游帶一個手電筒,如果您為了更好地觀看,可以自備一個三節電池的手電筒。另外,請不要攜帶相機入內拍照。為了保護中華民族的智慧,敬請配合!
2010年是藏經洞發現110周年。
折疊編輯本段雲岡石窟
折疊遺產簡介
●遺產種類:文化遺產
●遺產遴選標准:雲岡石窟根據世界文化遺產遴選標准C(I)(II)(III)(IV)入選《世界遺產名錄》。
●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
位於山西省大同市的雲岡石窟,有窟龕252個,造像51000餘尊,代表了公元5世紀至6世紀時中國傑出的佛教石窟藝術。其中的曇曜五窟,布局設計嚴謹統一,是中國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傑作。
折疊石窟概況
雲岡石窟位於中國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處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鑿於北魏興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於北魏遷都洛陽之前(公元494年),造像工程則一直延續到正光年間(公元520~525年)。石窟依山而鑿,東西綿亘約1公里,氣勢恢弘,內容豐富。現存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石雕造像51000餘軀,最大者達17米,最小者僅幾厘米。窟中菩薩、力士、飛天形象生動活潑,塔柱上的雕刻精緻細膩,上承秦漢(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現實主義藝術的精華,下開隋唐(公元581~907年)浪漫主義色彩之先河,與甘肅敦煌莫高窟、河南龍門石窟並稱「中國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聞名的石雕藝術寶庫之一。現存主要洞窟四十五個,大小造像五萬一千餘尊,為中國規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1961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雲岡石窟的造像氣勢宏偉,內容豐富多彩,堪稱公元5世紀中國石刻藝術之冠,被譽為中國古代雕刻藝術的寶庫。按照開鑿的時間可分為早、中、晚三期,不同時期的石窟造像風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曇曜五窟」氣勢磅礴,具有渾厚、純朴的西域情調。中期石窟則以精雕細琢,裝飾華麗著稱於世,顯示出復雜多變、富麗堂皇的北魏時期藝術風格。晚期窟室規模雖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適中,是中國北方石窟藝術的榜樣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樂舞和百戲雜技雕刻,也是當時佛教思想流行的體現和北魏社會生活的反映。
雲岡石窟形象地記錄了印度及中亞佛教藝術向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歷史軌跡,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國逐漸世俗化、民族化的過程。多種佛教藝術造像風格在雲岡石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融會貫通,由此而形成的「雲岡模式」成為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轉折點。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中的北魏時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雲岡石窟的影響。
雲岡石窟是石窟藝術「中國化」的開始。雲岡中期石窟出現的中國宮殿建築式樣雕刻,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中國式佛像龕,在後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廣泛應用。雲岡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裝飾,更加突出地展現了濃郁的中國式建築、裝飾風格,反映出佛教藝術「中國化」的不斷深入。
折疊石窟歷史
據文獻記載,北魏和平年間(公元460年至471年)由著名和尚曇曜主持,在京城西郊武州塞,開鑿石窟五所,現編號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就是當時開鑿最早的所謂「曇曜五窟」。其他主要洞窟,也大多完成於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
雲岡石窟歷史久遠,規模宏大,內容豐富,雕刻精細,被譽為中國美術史上的奇跡。石窟群中,有神態各異、栩栩如生的各種人物形象,如佛、菩薩、弟子和護法諸天等;有風格古樸,形制多樣的仿木構建築物;有主題突出,刀法嫻熟熟的佛傳浮雕;有構圖繁富,優美精緻的裝飾紋樣;還有中國古代樂器雕刻如箜篌、排蕭、篳篥和琵琶等,豐富多彩,琳琅滿目。
在雕造技藝上,繼承和發展了中國秦漢時代雕刻藝術的優秀傳統,又吸取和融合了健陀羅藝術的有益成份,創造出具有獨特風格的藝術品,在中國雕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雲岡石窟不但是今天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歷史、雕刻、建築、音樂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資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來的實物佐證。
一千五百年來,雲岡石窟由於受到風化、水蝕和地震的影響毀損較為嚴重,解放前也遭到人為破環,據不完全統計,被盜往海外的佛頭、佛像竟達一千四百多個,斧鑿遺痕,至今猶在。
建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對雲岡石窟多次進行了大規模地維修工程,使古老的藝術寶庫得到了妥善的保護。
如今,雲岡石窟已成為國內各界人士參觀游覽的重要場所也是國際友人傾慕和嚮往的旅遊勝地。
折疊窟介紹
第一窟、第二窟兩窟為雙窟,位於雲岡石窟東端。一窟中央雕出兩層方形塔柱,後壁立像為彌勒,四壁佛像大多風化剝蝕,南壁窟門兩側雕維摩、文殊,東壁後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較完整;二窟中央為一方形三層塔柱,每層四面刻出三間樓閣式佛龕,窟內壁面還雕出五層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築的形象資料。
第三窟,是雲岡最大的石窟,前面斷壁高約25米,傳為曇曜譯經樓,窟分前後室,前室上部中間鑿出一個彌勒窟室,左右鑿出一對三層方塔。後室南面西側雕刻有面貌圓潤、肌肉豐滿、花冠精細、衣紋流暢的三尊造像,本尊坐佛高約10米,兩菩薩立像各高6.2米。從這三像的風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紀)時雕刻的。
第四窟,窟的中央雕一長方形立柱,南北兩面各雕六佛像,東西各雕三佛像。南壁窟門上方有北魏正光紀年(公元520一525年)銘記,這是雲岡石窟現存最晚的銘記。
第五窟,位於雲岡石窟中部,與六窟為一組雙窟。窟分前後室,後室北壁主像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雲岡石窟最大的佛像。窟的四壁滿雕佛龕、佛像。拱門兩側,刻有二佛對坐在菩提樹已頂部浮雕飛天,線條優美。兩窟窟前有五間四層樓閣,現存建築為清初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
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個連接窟頂的兩層方形塔柱,高約15米。塔柱下面叫層大龕,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釋迎多寶對坐像,東面雕交腳彌勒像。塔柱四面大龕兩側和窟東、南、兩三壁以及明窗兩側,雕出33幅描寫釋迦牟尼從誕生到成道的佛傳故事浮雕。此窟規模宏偉,雕飾富麗,技法精煉,是雲岡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
第七窟,窟前建有三層木構窟檐,窟內分前後兩室。後室正壁上層刻有菩薩坐於獅子座上。東、西、南三面壁上,布滿雕刻的佛龕造像,南壁門拱上的六個供養菩薩,形象優美逼真。窟頂浮雕飛天,生動活潑,各以蓮花為中心, 盤旋飛舞,舞姿動人。
第八窟,窟內兩側有五頭六臂乘孔雀的鳩摩羅天,東側刻有三頭八臂騎牛的摩醯首羅天,這種雕像在雲岡極為罕見。
第九窟,分前後兩室,前室門拱兩柱為八角形,室壁上刻有佛龕、樂伎、舞伎,造像生動,動感強。
第十窟,與九窟同期開鑿,分前後兩室。前室有飛天,體態優美,比例協調。明窗上部,石雕群佛構圖繁雜,玲瓏精巧,引人注目。
第十一窟,窟中共有直達窟頂的方形塔柱,四面雕有佛像。正面,菩薩像保存完好。窟周壁上佛龕上滿刻造像和小佛。
第十二窟,正壁上端刻有伎樂天人,手執弦管、打擊樂器,神情迥異,形象生動。他們手中的排簫,箜篌等古典樂器十分珍貴,是研究中國音樂的重要資料。
第十三窟,正中端座一尊交腳彌勒佛像,高12米多,左臂與腿之間雕有一托臂力士像,這是雲岡石窟僅有的一例。南壁門拱上部的七佛雕像,雕飾精美,姿態飄逸。
第十四窟,雕像多分化,西壁上部,尚存部分造像東側存有方形佛柱。
第十五窟,雕有一萬余尊小佛坐像,人稱萬佛洞。
第十六窟,第十六至二十窟,是雲岡石窟最早開業鑿的五個洞窟,通稱「曇曜五窟。」十六窟為平面呈橢圓形。正中主像釋迦像,高13.5米,立於蓮花座上,周壁雕有千佛和佛龕。
第十七窟,主像是三世佛,正中為交彌勒坐像,高15.6米。東、西兩壁各雕龕,東為坐像,西為立像。明窗東側的北魏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佛龕,是以後補刻的。
第十八窟,正中立像高達15米多,右臂袒露,身披千佛袈裟,刻畫細膩,生動感人。
第十九窟,主像是三世像,窟中的釋迦坐像,高16.8米,是雲岡石窟中的第二大像。窟外東西鑿出兩個耳洞,各雕一身8米的坐像。
第二十窟,窟前帶大約在遼代以前已崩塌,造像完全露天。立像是三大佛,正中的釋迦坐像,高13.7米,這個像面部豐滿,兩肩寬厚,造型雄偉,氣魄渾厚,為雲岡石窟雕刻藝術的代表作。
折疊總結
縱觀群佛,在這綿延一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至十幾米,小至幾公分的石雕,巨石橫亘,石雕滿目,蔚為大觀。他們的形態,神彩動人。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擊鼓或敲鍾,或手捧短笛或載歌載舞,或懷抱琵琶,面向遊人。這些佛像,飛天,供養人面目、身上、衣紋上,都留有古代漢族勞動人民的智慧與艱辛。這些佛像與樂伎刻像,還明顯地流露著波斯色彩。這是中國古代人民與其它國家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雲岡石窟,是在中國傳統雕刻藝術的基礎上,吸取和融合印度犍陀羅藝術及波斯藝術的精華所進行的創造性勞動的結晶。
折疊編輯本段龍門石窟
折疊遺產簡介
●遺產種類:文化遺產
●遺產遴選標准:龍門石窟根據世界文化遺產遴選標准C(I)(II)(III)入選《世界遺產名錄》。
●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
龍門地區的石窟和佛龕展現了中國北魏晚期至唐代(公元493~907年)期間,最具規模和最為優秀的造型藝術。這些詳實描述佛教中宗教題材的藝術作品,代表了中國石刻藝術的最高峰。
折疊石窟概況
龍門石窟Longmen Grottos位於洛陽市區南面12公里處,是與麥積山石窟、大同雲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齊名的中國四大石窟之一。
龍門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地方,這里有東、西兩座青山對峙,伊水緩緩北流。遠遠望去,猶如一座天然門闕,所以古稱「伊闕」。現「伊闕」,自古以來,已成為游龍門的第一景觀。唐詩人白居易曾說過:「洛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
龍門石窟始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公元494年)前後,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後來,歷經東西魏、北齊、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連續大規模營造達400餘年之久。密布於伊水東西兩山的峭壁上,南北長1000多米,現存石窟1300多個,佛洞、佛龕2345個,佛塔50多座,佛像10萬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達17.14米,最小的僅有2厘米。另有歷代造像題記和碑刻3600多品,這些都體現出了中國古代漢族勞動人民很高的藝術造詣。其中以賓陽中洞、奉先寺和古陽洞最具有代表性。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位於洛陽市東南,分布於伊水兩岸的崖壁上,南北長達1公里。龍門石窟始鑿於北魏年間,先後營造400多年。現存窟龕2300多個,雕像10萬余尊,是中國古代雕刻藝術的典範之作
魏窟——公元495年魏宗室丘慧成開始在龍門山開鑿古陽洞,500--523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連續開鑿賓陽洞的北中南三個大石窟,石陽洞和賓陽洞的修建共費人工80萬以上,還開鑿了葯方洞和東魏時開鑿的蓮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龍門山,古陽洞自慧成至東魏末50多年的營造,表現出列多的中國藝術形式,大佛姿態也由雲崗石窟的雄健可畏轉變為龍門石窟的溫和可親。以賓陽中洞主佛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著微笑,龍門石窟比雲崗石窟表現出更多的中國藝術佛像。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總數的60%以上,武則天執政時期開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數,與她長期在洛陽有關。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二菩薩70尺,迦葉、阿難、金剛、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長度)。規模之大,在龍門石窟中稱第一,先後用了四年時間,武則天自己出錢二萬貫。
龍門二十品是珍貴的魏碑體書法藝術的精品。代表了魏碑體,字形端正大方,氣勢剛健有力,是隸書向楷體過渡中的一種字體,有十九品在古陽洞內。
賓陽洞有三窟,賓陽中洞是北魏時期(公元386~512年)的代表性作品。這個洞窟前後用了24年才建成,是開鑿時間最長的一個洞窟。洞內有11尊大佛像。洞窟正壁刻主像釋迦牟尼,左右二邊有弟子、菩薩侍立,佛和菩薩面相清瘦,目大頸平,衣錦紋理周密刻劃,有明顯西域藝術痕跡。窟頂雕有飛天,挺健飄逸。據說,洞口兩壁上還有一幅浮雕"帝後禮佛圖",造型別致,構圖美妙,後被盜鑿,現置於美國紐約博物館。而洞口唐宰相書法家褚遂良書碑銘,很值得一覽。
萬佛洞在賓陽洞南邊,洞中刻像豐富,南北石壁上刻滿了小佛像,很多佛像僅一寸,或幾厘米高,計有15000多尊。正壁菩薩佛像端坐於束腰八角蓮花座上。束腰處有四力士,肩托仰蓮。後壁刻有蓮花54枝,每枝花上坐著一菩薩或供養人,壁頂上浮雕伎樂人,個個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還有一座觀音菩薩像,手提凈瓶舉塵尾,體態圓潤豐滿,姿勢優美,十分傳神。
奉先寺是龍門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個石窟,據碑文記載,此窟開鑿於唐代武則天時期,歷時三年。洞中佛像明顯體現了唐代佛像藝術特點,面形豐肥、兩耳下垂,形態圓滿、安詳、溫存、親切,極為動人。石窟正中盧舍那佛坐像為龍門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頭高4米,耳朵長1.9米,造型豐滿,儀表堂皇,衣紋流暢,具有高度的藝術感染力。盧舍那佛像兩邊還有二弟子迦葉和阿難,形態溫順虔誠,二菩薩和善開朗。天王手托寶塔,顯得魁梧剛勁。
金剛力士雕像比盧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動人,是龍門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積土時,在極南洞附近發現的,是被盜鑿而未能運走遺留下的。只見金剛力士兩眼暴突,怒視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獷豪放,雄健有力,氣勢逼人。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中開鑿最早,內容最豐富的一座,也是北魏時期的另一代表洞窟。古陽洞中有很多佛龕造像,這些佛龕造像多有題記,記錄了當時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緣由,這些都是研究北魏書法和雕刻藝術的珍貴資料。中國書法史上的里程碑「龍門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這里。「龍門二十品」代表了魏碑體,字體端正大方,氣勢剛健有力,是龍門石窟碑刻書法藝術的精華,歷來為世人所推崇。
麥積山石窟
地理位置
麥積山石窟地處甘肅省天水市東南方50公里的麥積山鄉南側西秦嶺山脈的一座孤峰上,因其形似麥垛而得名。麥積山石窟始創於十六國後秦(公元三八四年至四一七年),爾後屢有修葺擴建,至公元六世紀末的隋代基本建成,並完整保留至今。
麥積山風景名勝區佔地面積215平方公里,包括麥積山、仙人崖、石門、曲溪四大景區和街亭古鎮。麥積山石窟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文明風景旅遊區示範點,也是聞名世界的藝術寶庫,被稱為東方雕塑館。2014年6月22日,麥積山申遺成功。
石窟概況
麥積山周圍風景秀麗,山巒上密布著翠柏蒼松,野花茂草。攀上山頂,極目遠望,四面全是鬱郁蔥蔥的青山,只見千山萬壑,重巒疊嶂,青松似海,雲霧陣陣,遠景近物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圖景,這圖景被稱為天水八景之首的「麥積煙雨」。在中國的著名石窟中,自然景色以麥積山為最佳。
麥積山石窟建自公元384年,後來經過十多個朝代的不斷開鑿、重修,遂成為中國著名的大型石窟之一,也是聞名世界的藝術寶庫。現存洞窟194個,其中有從4世紀到19世紀以來的歷代泥塑、石雕7200餘件,壁畫1300多平方米。麥積山石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洞窟所處位置極其驚險,大都開鑿在懸崖峭壁之上,洞窟之間全靠架設在崖面上的凌空棧道通達。遊人攀登上這些蜿蜒曲折的凌空棧道,不禁驚心動魄。古人曾稱贊這些工程:「峭壁之間,鐫石成佛,萬龕千窟。碎自人力,疑是神功。」附近群眾中還流傳著「砍完南山柴,修起麥積崖」,「先有萬丈柴,後有麥積崖」的諺語。可見當時開鑿洞窟,修建棧道工程之艱巨、宏大。
麥積山石窟藝術,以其精美的泥塑藝術聞名中外。歷史學家範文瀾曾譽麥積山為「陳列塑像的大展覽館」。如果說敦煌是一個大壁畫館的話,那麼,麥積山則是一座大雕塑館。這里的雕像,大的高達15米多,小的僅20多厘米,體現了千餘年來各個時代塑像的特點,系統地反映了中國泥塑藝術發展和演變過程。這里的泥塑大致可以分為突出牆面的高浮塑,完全離開牆面的圓塑,粘貼在牆面上的模製影塑和壁塑四類。其中數以千計的與真人大小相仿的圓塑,極富生活情趣,被視為珍品。
麥積山的塑像有兩大明顯的特點:強烈的民族意識和世俗化的趨向。除早期作品外,從北魏塑像開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視的體態,都有和藹可親的面容,雖是天堂的神,卻象世俗的人,成為人們美好願望的化身。從塑像的體形和服飾看,也逐漸在擺脫外來藝術的影響,體現出漢民族的特點來。
麥積山的洞窟很多修成別具一格的「崖閣」。在東崖泥塑大佛頭上15米高處的七佛閣,是中國典型的漢式崖閣建築,建在離地面50米以上的峭壁上,開鑿於公元6世紀中葉。麥積山石窟雖以泥塑為主,但也有一定數量的石雕和壁畫。麥積山石窟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新架和修復了1300多米的凌空棧道,使遊人能順利登臨所有洞窟。麥積山石窟的造像最高大者達16米,最小者僅為10餘厘米。其中第44窟造像被日本人稱為「東方的維納斯」。西秦的78窟、128窟的造像的僧衣細致地繪出了圖案。建於七十餘米高的的七佛閣上塑像俊秀,過道頂上殘存的壁畫精美絕倫,其中西端頂部的車馬行人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車馬所走方向均不相同,堪稱國內壁畫構圖之經典之作。
△交通:在麥積區火車站前每日有專線旅遊車34路發往麥積山,車程約1小時左右,每半小時一趟。
△門票:麥積山景區門票70元,包括景區和石窟票。60歲以上者、解放軍及學生半價,記得帶老人證、身份證、士兵證和學生證。
△開放時間:8:00~17:00
特別提醒:參觀石窟禁止帶包和相機,山下有寄存處。由於麥積山是人文景觀,建議請導游講解講解。
折疊地形地貌
麥積山為典型的丹霞地貌,石質皆為紫褐色之水成岩,其山勢陡然起獨峰,最初有許多天然之岩洞。它的海拔1742米,山頂距地面142米。西漢末年,麥積山已成為天水名將隗囂的避暑宮。這里松檜陰森,橫雲飛渡,煙霧團繞,碧水長流,「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石成佛,石龕千室」,薈萃著後秦、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多個朝代的塑像7200餘尊,壁畫1300多平方米,分布在194個洞窟里。全部窟龕開鑿在山崖峭壁之上,分布於東、西兩崖。東崖現存54個洞窟,西崖現存140個洞窟。共計泥塑石雕、石胎泥塑七千二百餘身,壁畫一千三百餘平方米。現存造像中以北朝(南北朝時期代指位於北方的政權)造像原作居多。
與敦煌莫高窟、大同雲崗石窟、洛陽龍門石窟一樣,有著珍貴的藝術寶藏。如果就藝術特色來分,敦煌側重於絢麗的壁畫,雲崗、龍門著名於壯麗的石刻,而麥積山則以精美的塑像聞名於世。正如我國雕塑家劉開渠所贊美的:麥積山是「我國歷代的一個大雕塑館。」
4. 什麼是古印度佛雕像特點
下面咱們就來區分區分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印度佛像造型。
犍陀羅風格
一般認為,佛造像最開始出現於公元1世紀的犍(jiān)陀羅地區(南亞次大陸西北部)。
阿瑪拉瓦蒂風格佛像,圖自首都博物館編《古代印度瑰寶》
總之,古印度作為佛祖的老家,各種不同的佛造像風格最初在古印度產生,又傳播到世界各地,對各地的佛教藝術都產生了影響。多多了解其不同時期的佛像造型,對於了解中國的佛教雕刻造型特點,也是很有幫助的。
5. 中外雕塑對比
中國原始時期的雕塑藝術,大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以上。最初的雕塑可以從原始社會的石器和陶器算起,這是中國雕塑的序幕。造型多樣的陶器,為中國雕塑的多向性發展奠定了基礎。
隨著舊石器時代的結束,新石器時代的黃河流域以及東北地區已經出現了獨立意義上的雕塑作品。當然,它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渡時期。距現有的考古研究資料來看,遠在一百萬年以上,在中國的土地上就出現了原始人類,現在我們稱之為「古猿人」。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雲南的「元謀猿人」、陝西的「藍田猿人」等等。他們居住在洞穴之中,以採集和狩獵為生。大約在二十萬年前,「猿人」進化成「古人」,過渡至母系氏族社會,如山西的「丁村人」、湖北的「長陽人」等等。「新人」時期大約在距今五萬年前,如內蒙的「河套人」、四川的「資陽人」等等。而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期距今有七千年以上,最有代表性的上「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等。至此以後,人類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出現貧富分化、出現了統治和被統治,繼之人類進入奴隸社會。
人與猿的區別在於在勞動中創造了生產工具——石器。在以上所述的漫長過程中,人類的祖先從簡單打制石器,到把石器磨光並分類使用,是從勞動實踐中變化發展而來的。同時,精神文化層面的裝飾品也隨著思維能力和審美意識的提高而愈加美觀。最早的雕塑萌芽,可以算作原始石器,有大量的精細石器具備了雕塑的性質。
新石器時代的後期,出現了陶器。它們造型豐富、紋飾多樣,既是生活中的必需日常用器,也是可以欣賞的藝術品。這時的陶器還沒有脫離實用的目的,但它對後期的青銅器、象形器物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原始雕塑的最初形態是陶製品,它與其實用價值密不可分,從工藝手段上講,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一是以動物外形為器皿,如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質鷹鼎,高 36 厘米,以鷹身為鼎體、以二足為三個支點,器形飽滿,為此類雕塑與器皿完美結合的代表作品之一。二是裝飾部分的雕塑,它們有的以配件的形式出現,如蓋鈕、把手等;有的以表面浮雕等形式出現。題材有動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肅大地灣出土的陶瓶人頭像,可謂中國早期人物雕塑的開端,作者巧妙地將陶瓶的口部塑成一個人頭像,製作細膩,形象生動。三是小型動物或人物捏塑,這種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體小巧,帶有濃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塑豬可能是我國江南地區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七千年了。盡管作品只有 6.3 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卻非常生動,可見雕塑者對生活觀察之細膩。
中國的歷史發展由奴隸制進入封建社會,這中間經歷了夏、商、周三代。夏禹是在約公元前 21 世紀黃河流域最大部族的統治者,從他以後,確定了王位的世襲制。商代的跨度大約在公元前 16 世紀——公元前 11 世紀,其仍然是部落性質的國家。商代後期遷都安陽,由於當時地名稱為「殷」,所以史稱商後期為「商」。再後來是建都西安附近的周代,史稱「西周」,遷都洛陽是周代後期,史稱「東周」,東周包括春秋、戰國兩個時代。這一期的跨度大約在公元前 11 世紀到公元前 221 年。
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是公元前 21 世紀到公元前 17 世紀的河南二里頭文化現象。與原始陶塑的性質一樣,商、周時代的青銅器也並非實際意義上的雕塑,是用於祭祀、生活、樂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實用器物。有歷史學家將夏、商、周稱為「青銅時代」。這些大量的青銅器為奴隸主所佔有,也是某種統治、權威、財富的象徵。
從形式上大致可以將青銅器的雕塑因素分為以下幾種: ① 是以動物現象為主題造型的青銅器,如安陽婦好墓出土的鴞尊,站立的 鴞 鳥圓目大睜,堅實有力,外表裝飾有其它動物紋樣的裝飾;再如湖南 醴陵出土的象尊,在基本寫實的基礎上又有誇張變形的因素,鑄造技術精細。 ②是青銅器表面的裝飾,常見的有浮雕、圓雕、透雕等形式,如湖南寧鄉出土的四羊方尊,體態巨大,四角各鑄一卷角羊頭,造型端莊;如河北平山中山國都遺址出土的人物座三連燈,以人物造型為燈具的主體結構,神態自然。③是相對獨立的青銅造像,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站立人物像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高 172厘米,加上基座高達262厘米,面部形象簡潔,整體感較強,整個外形上有比較精緻的裝飾。據考證,此類雕像非為明器,可能與祭祀所用的器物相關。再比如河南洛陽出土的玩鳥頑童雕像,其面部表情生動,非常寫實。這些青銅器雖在性質上仍屬工藝品(實用目的),但已初步具備了雕塑藝術的屬性。一些誇張變形奇特的紋飾,構成了威嚴神秘的氣氛,反映了那個歷史時期的審美觀點和對自然環境的理解。
從整體風格上看,商代青銅器比較端莊、沉重,氣質偉岸;西周前期、中期的作品比較華麗、裝飾繁縟,形象怪張,有一種神秘的色彩籠罩其上;而西周晚期則比較寫實,不再咄咄逼人,裝飾上也相對簡潔了一些。
另外,在這個時期還有用石、玉、陶等材料製成的雕塑作品。這類雕塑的目的在於祭祀、日常生活用品、服飾等方面。其中以玉雕最為突出。據文史資料記載,當時的人們很喜歡佩帶玉器,除了審美意義還兼有道德倫理上的含義。商周墓中經常會有玉雕的佩飾品,有玉鱉、玉虎、玉人等等,以簡潔明快的手法表現人和動物的形象特徵。如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玉人坐形,高 8.5厘米,周身飾饕餮獸面紋,頭上鑽孔,以利穿繩佩帶。再如陝西寶雞西周墓出土的玉雕鹿形,姿態可愛,盡管體形很小,但其刻畫卻十分傳神。西周時期的國都在陝西長安一帶,近年來該地有很多類似的文物被發現。
春秋晚期的墓葬已大量使用陶俑替代人殉葬。山東林淄的出土陶佣只有 10厘米左右,外表加施彩繪。此外,在湖南、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還發現有木雕人俑,形體概括、簡練,注重體快的整體效果。這一類殉葬品都為「明器」,有些在製作上比較粗糙。
春秋、戰國時代的其它雕塑作品,文獻上有零星記載,但實物已無處可見。但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雕塑藝術范疇是建築中使用的配件或裝飾,這一類作品最常見的是瓦當,一般都有各種紋樣的浮雕,以動物、雲氣、幾何紋為主要內容。這一時期的雕塑者群體已開始明朗起來 ,隨著手工業的發達起來,專門對銅、玉、石、古、木進行加工的行業明顯比以前分工更細,並有專門管理「百工」的人員和機構。
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發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馬俑和銅車馬。秦始皇吞並六國以後,建立秦王朝,統一貨幣、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題材更加貼近生活,從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獨立。秦代承襲了春秋戰國的朴實,作品趨於寫實。秦漢時期的總體雕塑風格比較恢宏 ,強調力度和氣勢。
雖然在整個雕塑史中,秦代只佔據著短短的十五年,但只一個兵馬俑的出現,就足以改變中國雕塑史。它出土於 1974-1976年,主要以兵俑和馬俑居多。體態與真人等大,數量眾多,神態各異;自是有立、有跪,有馭手、射手;由軍官、士兵之分。馬俑形象寫實,身材矯健,可見當時雕塑者對生活觀察之細致、對塑造技術支精通。這些秦始皇百萬大軍的縮影都是用陶土燒制而成,不論是造型、塑造、燒制等各個環節,都是一件龐大的工程。一般採用模製加手工塑型的技術,分段成型,整體焙燒。其陶泥制的細膩、燒成火焰均勻、過程當中變形較小,燒成後外表用顏料彩飾。作品注重面部形象刻畫,據說萬千兵馬俑沒有充樣、雷同的,可用「栩栩如生」這個詞來形容。從人物結構上看,比例合適,動態自然。秦俑的單件作品都有很強的動作個性,有的手持利劍,有的佇立凝視,有的堅定剛毅。但整體上不在乎細節變化,不是完全照搬現實,在軀方頭圓上有強烈的體塊對比、疏密變化、動靜之別。
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遺產,秦代兵馬俑的出土,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它顯示出我國在兩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很高的雕塑藝術水平,它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前進了一大步。總的來說,秦代兵馬俑對我們研究那一段歷史、促進後代的雕塑藝術之進步,都是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
同秦俑同時發現的另外一個雕塑藝術史上的奇跡就是銅車馬。這些銅車馬比秦俑要小些,為鑄銅而成,做工更為精細,即以考究。青銅雕塑藝術始自商周,像這樣的銅車馬,是空前罕見的。
同樣,由於秦代的大興土木,使我可以從許多現存的建築構件遺物上了解當時的雕塑藝術。秦代的瓦當藝術可以說是小件浮雕藝術之精品,大致上可分為卷雲紋和動物紋,構思巧妙、變化多端。動物紋瓦當充滿了雕塑趣味,由「子母鹿紋」瓦當,表現一直帶著孩子的活潑騰躍的母鹿,在只有十厘米的空間內,把生氣盎然的生命濃縮起來,有濃厚的裝飾趣味。
俗話說「秦磚漢瓦」,是指秦代的空心陶磚,多是以龍、鳳或狩獵、農耕的圖案。這種風格特點,在秦代的銅鏡紋飾中也可以欣賞得到,這種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藝術品種,自秦代開始愈加精美。其浮雕裝飾紋樣,無一已不是飛動活躍的,這種藝術特徵對後來的魏晉六朝時期有很大影響。
漢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具魄力的一個時期,自秦朝統一中國,一直在盛衰變化中持續了四百餘年。漢風氣勢,我們可以從現存的雕塑清楚的看到。如西漢霍去病墓,至今還存有一批傑出的石雕藝術作品,它們是為紀念西漢名將霍去病而創作製造的。「馬踏匈奴」高 190厘米,作者用隱喻的手法,借戰馬的形象來體現霍去病的威猛和戰功卓著,充分體現出紀念性雕 塑的概括性。整個雕塑渾然一體,四肢之間沒留空間,增強了體、量的沉重感。
霍去病墓石雕群中完整的有十二三件,其體積之大,風格之獨特,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是罕見的。公元前二世紀,是漢武帝當政的時代,郭力比較強大,工藝技術、藝術水平進一步增強。這一時期的雕塑藝術風格也正是體現了當時的雄厚氣魄,石雕採用巨大整體石塊,就其自然外型加以藝術處理,靈活使用圓雕、浮雕、線刻的表現手法,使之完全服從於雕塑的整體造型。比如「卧虎」,在虎形上運用了寥寥幾條簡單的陰刻線,就表達了它的內在精神。
這組石雕群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被挖掘、整理、保護起來,是我國雕塑藝術史上的光輝一頁,它給人們帶來五窮的藝術享受和創作啟迪。
西漢也有大量的陶俑陪葬。陝西楊家灣就出土了數千件彩繪陶俑,有人有馬,陣容整齊。但這些陶俑體積較小,大都在 50-60 厘米高,這可能與墓主人的身份有關。再者,這些陶俑的做工也遠不如秦俑大部分比較模糊、型相類同。「漢承秦制」,相比之下,漢代比之秦代的厚葬之風有所減弱。漢代的明器雕塑在題材上更為廣泛,為了使死者能在陰間依然享用生前的生活環境,開始大量出現陶制的糧倉、豬圈、鍋灶、房屋以及雞、鴨、狗、豬等充滿了生活情趣的事物。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當時制陶工藝的進步,有許多陶質明器都外掛了赭色釉和綠色釉。這些明器也為研究當時的農牧業、社會結構等提供了形象佐證。
西漢的工藝裝飾性雕塑也十分發達,其一為銅鏡裝飾。這一時期除了與前代大體相同的雲雷紋、蟠龍紋以外,比較流行使用吉祥語,如「長相思、毋相忘、常富貴、樂未央」等等;乳釘紋也是這一時期的特點,在乳釘之間有人物、鳥獸等等。其二,西漢的金銀嵌鑲工藝也比較發達。是在銅制器物上嵌鑲金、因、松石等不同材質的裝飾,在填以黑漆,曰「錯金銀」。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為「錯金銀」博山爐,雖微熏香用的實用品,但其爐蓋雕製成層次重疊的造型,這在漢代也十分盛行。
西漢的玉雕也是不可忽視的小型雕刻藝術之一。常見的有帶鉤、印牛、頭飾、玉佩等等,以隨葬品玉蟬、玉豬等。這些小型玉雕小中見大、選材精良、造型完整。
我們還可以從當時的建築裝飾構件上看到雕塑藝術的成就。史籍中所記載的建築實物已盪然無存,「秦磚漢瓦」為我們提供了推想空間。西漢瓦當場以「延年益壽」、「長生無極」等吉祥語作為裝飾內容、動物紋樣多採用「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不再滿足與僅僅實用,而是趨向於把生活用品製作得更藝術化。比如當時的銅油燈是常見的一種生活用品,從現在的出土文物看,各種地位的人們所使用的燈具也有很大差異。最為著名的是出土於河北滿城的「長信宮燈」 , 以一個神態安詳的少女形象為燈體 , 雙手托起燈罩;結構很巧妙,整體為空腔以免燭煙四處散漫。再比如有一些隨身佩帶的腰飾、頭飾或玉佩等,都是小型雕塑精品。雲南省晉寧出土的「雙人舞飾牌」,以鏤雕的形式表現了兩位翩翩起舞的人物,腳下踩著一條扭曲轉動的長蛇,整個形象飽滿而浪漫,結構緊湊。
東漢時期,豪強爭斗激烈,社會因素很不安定。兩個世紀中,厚葬習俗成風,所以留至後代的墓室有很多保存完好。為使墓穴堅固耐久、多使用材質較好的石料構築其框架,並在石材外表浮雕以歷史故事、植物動物,或把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場面雕刻記錄下來。其中最為優秀的有山東嘉祥縣武氏祠的一組浮雕,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車馬出行、宴樂游樂等場面,還有些是神話傳說、鬼怪迷信一類。所使用的雕刻技術多為陽刻,將人物形象以外的部分鏟平剔下,使物象凸現於石面。再就是山東的孝堂山祠和肥城張氏墓其畫像石的特點是使用陰刻,以凹線勾勒形象外緣。
河南南陽是東漢皇帝劉秀的老家,當地的富豪官員、皇親貴戚眾多。從後來發現的石雕、畫像後可以看當顯官貴族們的奢華生活。現在的「南陽漢畫像博物館」藏有千餘件保存基本完好的墓石壁雕。南陽漢墓浮雕大致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早期粗獷、中期熟練、晚期的風格不及前兩期。趨於軟弱。其手法多為陰線鑿刻,題材廣泛。此外,江蘇徐州、陝西綏德、四川岷江沿線等地區都有較為豐富的漢代墓石雕刻。四川的彭山、樂山、重慶等地有不少崖墓,這種墓壁上的裝飾被鑿棵成高浮雕縱深可達20厘至40厘米。
在出土的墓俑方面,四川遠比其它地方(包括洛陽),都更加豐富。在四川成都附近出土的一件說書俑,表情極為生動,刻畫出說書藝人的情感瞬間和他的典型特徵,並配合以誇張地肢體動作,加強了人物的神態動勢。在其他地區也有優秀的東漢時期雕塑被發現,如1969年甘肅武威出土的「馬踏飛燕」使全世界為之轟動。這匹奔馬三足騰空,以足落在支撐點上,雕塑家巧妙地將底座設計成一隻飛燕,象徵「天馬行空」的瀟灑。整件作品為鑄銅而成,雖只有34.5厘米高,但它的氣勢卻是雷霆萬鈞、不可一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我國的雕塑藝術全面發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藝術蓬勃發展,改變了中國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為目的的雕塑也從另一條道路走向繁榮。
中國在歷經秦、漢四個世紀的一統局面以後,又重新回到了分足割據的狀態。所謂三國就是曹氏父子建都洛陽的魏國(220-265),建都南京、由孫權統治的吳國(229-265)以及漢室後代劉備統治的蜀國,他的稱帝是在(221-263)。這期間鼎立存在了四十年,戰爭頻仍,但各自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比較優越,生存的威脅也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藝術成果似未受太大影響。
佛寺的興建在東漢時已經被正史所記載,造像活動也因此而展開。自晉代以後,造像活動大肆盛行,甚至當局不得不出面干涉,限制其不加節制的耗費人力和物力。
現在所能看到的三國時期的雕塑實物,多為墓葬明器。如安徽毫縣一帶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貴的磚雕藝術,其造型簡潔明快,刀法熟練,顯示出雕刻藝人的才華。
蜀國和吳國被魏所滅以後,魏國的司馬氏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統一而短命的西晉(265-316)。但由於西晉的統治腐朽無能,被北方各少數民族所破,這些少數民族被統治者成為「五胡」。隨之天下大亂,除了「五胡」、「十六國」的民族爭斗,西晉政權旋即倒台東晉王朝(317-420)趁亂建立於建康(今南京),統治者為西晉宗室司馬睿。之後的局面更加復雜,先後出現了宋、齊、梁、陳,被統稱為「南朝」;與此同時,北方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繼「十六國」以後分別建立,成為「北朝」,直到公元六世紀的這一段,就是南北朝時代。
社會的動盪不安使外來的佛教產生了廣泛社會基礎,加之統治者的帶頭尊奉,市佛教雕塑藝術得以巨大發展。印度佛香屬「犍陀羅式」,有希臘末期藝術和波斯藝術的影子,其特點是造型比較纖美,衣紋皺褶緊貼身體。傳入我國以後,即被中國雕塑家所融匯貫通,形成獨特的中國佛像風格,使這種泊來藝術逐步具備了民族化特徵。
佛像藝術的第一種為石窟形式,以北方地區為主,由絲綢之路傳入內地。甘肅的敦煌石窟、炳靈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等等,都有明確的年號題記;一路開鑿的還有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張掖馬蹄寺石窟、寧夏固原須彌山石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河北邯鄲南北響堂山石窟、江蘇南京棲霞山石窟等等。
甘肅敦煌所處的地理位置較為僻遠,未受戰亂的更大影響,所以其千佛洞的建造基本上沒受到什麼干擾。但當地土質疏鬆,不宜於雕刻造像,只能以泥塑代之。這也是中國佛像藝術的特點之一。敦煌莫高窟的建設規模巨大,從十六國到北朝這一時期的塑像來看,匠師們已把人物形象漸漸中國化,並在造型審美尺度上趨向於當時的流行形式,與同一時期繪畫作品中「秀骨清像」之特點基本保持一致。它的後期作品開始出現唐代的風格跡象,受內地影響的因素也越來越多,比如服裝、飾物等方面;再是色彩上,重彩濃抹,表現技法日漸成熟。
麥積山石窟的得名是由於它的外形似麥垛,位於甘肅天水。同樣,由於石質的問題,麥積山也不宜於雕刻佛像,屬北齊時期的作品較多。相對而言,麥積山石窟雕塑更加生動和世俗化,在眾多雕像當中,有面目秀美的佛像、有低聲耳語的供養人、由活潑生動的比丘還有虔誠苦修的老僧以及猙獰怒目的金剛力士。這些泥塑的製造工藝十分精湛,選材講究,雖未經焙燒但歷經千餘年仍未損壞。
雲崗石窟群位於山西大同,石窟延綿有一公里,大小石窟(龕)約千餘個,規模龐大。雲崗石窟的開鑿年代主要是北魏時期,充分利用了當地石材的特點;體魄巨大、形象庄嚴,具有攝人魂魄的體量感和空間感。主佛高達13.7米,立於石窟中主要位置,為雲崗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顯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註重形象刻畫,人物動態也更加活潑;第三期已近尾聲,時間拖至六世紀初。當時的大規模開鑿工作已經停止。這一時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飾裝扮已完全中國化,「褒衣博帶」式的中原服裝形式已經普及。
河南洛陽城南的龍門石窟,力經東魏、北齊、隋、唐多個朝代之開鑿,作品龐雜,遺留作品也較多。可惜的是,解放前被外國列強盜去了許多造像以及頭、手臂等局部,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賓陽中洞是龍門石窟中比較重要的一處,是北朝時期有史實可查的,其形制結構與雲岡曇曜五窟相似,窟內飾有蓮花、飛天、雲氣等圖案,氣氛神秘、紋飾華麗,但無瑣碎之感;蓮花洞內的石雕蓮花特別突出,窟內主佛像為站立姿勢,手臂的雕刻尤為動人,,似有柔軟彈性之感;古陽洞是龍門石窟中較大的一個,歷史年代也較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洞內壁面上雕滿了小佛龕,幾乎每龕都有造像題記,中國著名的書法碑帖「龍門二十品」中,古陽洞中的就有十九品。
南北響堂山石窟依據後人追記碑文可證為北齊時開鑿,位於河北省磁縣。北響堂山除北齊外,後來的隋、唐、宋、明各代葉逗留有作品。此處石窟被後人毀壞或改造的地方較多,比較明顯帶有北齊原有風格的,是大量圖案浮雕。
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二大類雕塑作品當屬陵墓雕塑。曹魏時期,尤於墓葬推崇簡易,所以在這一時期的陵墓未有雕像被發現。
南北朝時期,墓前雕像有所恢復,一般都在墓前設置一對或多對石獸。這種悖常為「神獸」的想像中動物形象,被成為「麒麟」,有的似獅虎,卻右翼,被稱為「避邪」。這種石雕一般都比較龐大,姿態宏偉,整體感較強,又較為濃厚的漢代遺風。現存遺跡多為南北朝時作品,江蘇南京周邊比較多見。其中最為傑出的是江蘇句容石獅村梁南康簡王蕭績墓前的石雕群,造型簡潔,體積感強,最能代表當時的藝術風格。
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各處大興土木,廣建佛寺,佛像和與之相關的造像被大量製造。單尊可移動的佛像,都帶有「背光」,一為裝飾、二為其堅固。陝西博物館收藏有多件北魏時期作品,背光的反面,也已浮雕的省時刻出佛經故事。山東博物館、北京博物館以及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保存比較完好的單件佛像。此外,為了供養方便,易於攜帶,當時還生產了大量小型鎏金銅像,製作精美,雕刻細膩,不亞於大型雕塑的氣魄。
建築、工藝、雕塑等造型藝術家,在中國古代一般都與匠人等同,被史籍記載者很少。象戴逵、戴顒父子,被以雕塑藝術家記載下來的為數極少。戴氏父子活躍於四世紀至五世紀,名震一時。他們也都長於繪畫,與僧佑、蔣少游等雕塑名家一起,對造型藝術之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隋代的統治歷史僅有三十多年( 581 — 618 ),是隋文帝楊建在奪取北朝政權以後,又消滅了南朝的陳朝而建立起來的。這一朝代又恢復了中央集權,曾在短期內出現了農、工、商繁榮富強的局面。佛教亦然為思想統治的主要工具,大力恢復被北周武帝毀壞的佛寺和雕像。煬帝繼位後,造像之風更盛。除以十幾萬計的小型佛教雕像以外,還繼續開早石窟,幾乎遍布全國。隋代的雕塑藝術的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造像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濟南玉函山石窟等處。其造型上的主要特點是,普遍較前代更為健碩,體態豐滿。但這一時期的另一個特點——也可以說是弱點,就是比例上的失衡,一些作品明顯的在結構和比例上不夠合理,如莫高窟的 427 庫的隋代菩薩像,頭顱顯大。這是一個過渡性發展時期,國家統一以後,各種文化相互融合,社會發展急劇變化,是南北朝末期經隋向盛唐的轉折階段,可以說,我國的雕塑藝術由隋代拉開了更加燦爛的序幕。
唐代的雕塑藝術,與前代的形式幾乎相同,主要體現於宗教造像、陵墓隨葬。但這一時期,隨著工藝技術之發展,在材料運用上更加豐富,除石雕、木雕、陶瓷外,還大量使用夾薴、鑄銅等工藝材料。
唐王朝的統治長達三個世紀,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繼開國元勛高祖李淵之後,明君太宗李世民採取各種興國措施,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貞觀之治」的大好局面;唐玄宗時達到盛唐的頂峰,其發達的經濟、政治、文化廣泛流播於海外,並吸收融納了一些優秀的外來影響;「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開始走向衰敗,以至公元907年出現了分裂割據的狀態,五代十國的產生,終止了唐王朝的統治。
由於唐代延續時間較長,其藝術發展也經歷了一個由盛及衰的漫長過程,所以後人在研究唐代文化時,往往將其分為初、盛、中、晚四個階段。初唐前期的雕塑風格,基本上還殘留著前代(北朝及隋代)的痕跡。初唐後期就開始出現興盛的徵兆,但對女性的塑造仍不及盛唐時那麼活潑動人。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促使人們的宗教觀念也發生變化,盛唐時的整體社會面貌比較樂觀豁達,佛教藝術也出現世俗化傾向,繪畫、雕塑中的人物形象接近於現實生活中的形象。
唐代的佛教造像數量非常之大,主要還是體現在石窟、摩崖石刻方賣弄。現存的遺跡多集中於新疆克孜爾石窟、甘肅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山西天龍山石窟、陝西彬縣大佛寺、河北響堂山石窟、河南龍門石窟、山東雲門山石窟、四川廣元千佛崖、樂山摩崖石刻、雲南劍川石窟等等。
其中規模最大、藝術特點最明顯者,首推敦煌。唐代時期所開鑿的窟龕,佔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數。所塑造的菩薩造像,從形象上和裝扮上,基本上依據當時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座姿出現了一腿盤起、一推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麗已打破了宗教禁錮的氣氛,更為強調藝術效果,似與參拜者對話。我們可以把同時代著名人物畫家張萱、周昉等人的作品與之相比,可以看出它們之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在體態比例上、儀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於前代宗教雕塑藝術的肅穆與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的把理想與現實相結合,繼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鮮活的一面;繼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細膩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處理群雕的人物關系時,很好的把握了人物之間的內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與弟子迦葉、暗阿難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種形象變化,兩個人物一老已少,一個漢族人形象,一個是印度人形象,盡管都表露出虔誠的神態,但仍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護法力士像,其職司決定了他們強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發達,更加襯托出菩薩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關系動靜結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則。
龍門石窟唐代雕刻,占其多數。它的優點在於基本上保持了唐代原作的原貌,而敦煌的作品有很多是經後代藝人整修過的。這一時期的雕像普遍宏偉龐大,體型飽滿。以盛唐時完成的奉先寺為代表,中央大佛(盧舍那大佛)高17 . 14米,與之並列的另外8尊雕像也都在10米以上。大佛有明確年代題記(672年),據傳說大佛的面部是參照了武氏則天的形象雕鑿的,這種傳說並非完全不可能,在佛像台座上的題記中記錄著:「 …… 皇後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有許多石窟的中、晚唐作
6. 什麼是鍵陀螺風格 還有佛教的3大風格是什麼 急需 在線等 最後有圖片
由於公元1—2世紀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地區塑造了最早的佛像,所以後來的人們稱早期佛像藝術為犍陀羅藝術.犍陀羅藝術兼有希臘和印度的風格。
哥特式建築是11世紀下半葉起源於法國,13~15世紀流行於歐洲的一種建築風格。主要見於天主教堂,也影響到世俗建築。哥特式建築以其高超的技術和藝術成就,在建築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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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佛教「帕那瓦」式的群塔叢林.
三大佛教流派是指大乘、小乘和藏密.
7. 馬圖拉藝術和鍵陀羅藝術的區別
區別:
1、兩地的風格截然不同,犍陀羅藝術體現出強烈的希臘因素影響,而馬圖拉藝術則來自印度原有的風格。
2、造型藝術分別明顯。
菩薩像是犍陀羅藝術中最愛表現的雕像之一。雕像眉毛下垂,眼睛大睜,薄唇緊閉,唇上有鬍髭。頭上纏印度王子攢花頭巾,佩戴項圈、臂釧、手鐲、戒指。袒露肩膀,左手叉腰,右手施無畏印。下身著衣裙,質地厚重,似羅馬長袍。
馬圖拉的佛像雕刻藝術與犍陀羅藝術不同,馬圖拉佛像雕刻藝術更多地表現出印度本土的特點。如圓臉大眼,螺狀肉髻;薄衣貼體,凹刻衣紋,袒右肩袈裟;裸露而充滿力量的肌肉等。
3、產生地點不同,分屬印度的兩個地區,受各自地域文化的影響。
4、雕刻材料、藝術風格不同。
犍陀羅藝術雕刻材料採用青灰色片岩;造型高貴冷峻,衣褶厚重,風格傾向於寫實主義,強調人體解剖學細節的精確。
馬圖拉藝術雕刻材料採用白綠色石灰石,造型柔美活潑,肢體細長,風格介於古風與古典主義之間,並透露出巴洛克風格的徵兆。
除此之外,兩者在許多方面既有區別,也有聯系。
犍陀羅美術的外來文化色彩十分濃郁。貴霜王朝都城布路沙布邏(今白沙瓦)的迦膩色迦大塔的佛塔寺院多已傾圮,大量遺存的是裝飾佛塔的佛傳故事浮雕。
(7)印度除了犍陀羅還有什麼藝術擴展閱讀:
同時期的藝術風格
同一時期,南印度的阿默拉沃蒂的佛教雕刻自成一派,與犍陀羅、馬圖拉並為貴霜時代的三大藝術中心。貴霜時代的藝術處於佛教藝術的繁盛階段,總的風格趨向於從古風風格向古典主義風格過渡。
阿默拉沃蒂是南印度與貴霜王朝對峙的安達羅國薩塔瓦哈納王朝的都城。阿默拉沃蒂美術比馬圖拉美術的印度本土文化傳統更加純粹。
阿默拉沃蒂大塔和那伽爾朱納康達、賈加雅佩特等地的雕刻,都屬於阿默拉沃蒂風格。雕刻材料採用白綠色石灰石,造型柔美活潑,肢體細長,風格介於古風與古典主義之間,並透露出巴洛克風格的徵兆。阿默拉沃蒂式的佛像曾傳至斯里蘭卡和東南亞諸國。
8. 印度雕刻都取得了哪些令人囑目的非凡成就
雕刻是一種造型藝術,它可賦予頑石以靈氣,也可賦予金屬以生命。從材質講,印度古代既有石雕,也有銅雕;從主題講,則既有佛教雕刻,也有印度教雕刻。無論在哪一領域,哪種材質,印度雕刻都取得了令人囑目的非凡成就。
據考證,印度先民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時期就開始了雕刻藝術創作。在印度河流域發現的大量印章底面上,就鐫刻著動物、樹葉和神祗。這些印章大部分是用皂石、瑪瑙、象牙和青銅一類材料刻制的。它們一般呈方形,但也有呈圓形的;一般刻有牛的古印度印章刻有獨角獸的古印度印章邊長為3至5厘米,但也有邊長達7.5厘米的。這些印章的上部雖然大都刻有象形文字元號,並且在實際使用中可能更為重要,但動物雕刻往往佔去大半面積,因而先聲奪人。由於所雕刻的動物大多為雄性,我們似乎可以認定,刻制和使用印章者都是男性;由此似乎還可以斷定,男性在印度河文明時期的家庭與社會中均佔主導地位。刻在印章上的動物的多種多樣,令人驚嘆不已。所雕刻的動物最多見的為黃牛、瘤牛、水牛、犀牛、象、虎、羊、羚、鹿、兔、鱷、蛇等實際生活中常見的動物,也有存在於人們幻想與傳說中的動物或為標新立異而人為組合的動物。由於牛在印度社會與宗教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牛的形象出現在印章中的次數最多,雕刻得也最為傳神。它們那渾圓的軀體似乎蘊涵著無窮的力量,微微低垂的頭彷彿就要發起進攻。這些寫實的或自然主義的雕刻雖然十分古樸,但其技法即使在今天看來也屑十分嫻熟。這樣,一件生雕欄裝飾孔雀活中的實用品就變成了可供欣賞的藝術品。也有些印章上面雕刻了人或神的形象,但在氣韻上遠不如那些動物的形象生動。這是印度先民對雕刻藝術的初步嘗試。他們對動物題材偏愛的特徵,一直被後世的藝術家們繼承下來。
孔雀王朝時期的雕刻在印度藝術史上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這一時期,石頭開始在印度被普遍用於建築和雕刻。這對於印度藝術的發展與傳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用於雕刻的石材,表面都打磨得十分光潔。這一特徵甚至成了鑒定孔雀王朝時期石雕的一個重要依據。
阿育王統治時期,是印度雕刻史上的輝煌一章。為了宣揚自己的功德,弘揚正法,他命人在帝國的許多地方尋找天然岩壁或建造石柱以刊刻詔書。他敕建的獨石紀念碑式圓柱是這一時期石雕作品的典範代表。這些石柱主要豎立在佛陀生前的重要活動場所或通往這些聖地的重要路線上。雖然當時印度的建築與雕刻受到波斯帝國的影響,但豎立紀念柱的做法卻是出於印度固有的理念。它很可能是印度古代崇奉宇宙之柱的傳統的體現。在印度各地曾先後發現30餘根阿育王石柱。
孔雀王朝時期的人物雕刻作品數量並不多見。在北方邦聖城馬土臘等古代雕刻藝術與文明中心,曾先後發現了當時遺留下來的20餘尊巨大的石頭葯叉雕像。在今比哈爾邦首府巴特那附近,曾經發現兩尊無頭男性雕像軀干。它們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耆那教聖人的雕像。此外,在巴特那市還發現了一尊砂石雕刻的葯叉立像,雖然其頭部及雙手已經缺損,但仍然可以看出這是一件技法熟練的成功之作。
在今中央邦首府博帕爾市東北方向約50公里處的桑奇,也有一座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寶庫。那就是在1989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桑奇大塔。它的雕欄和塔門是孔雀王朝之後極其重要的雕刻作品,而塔門浮雕尤其具有代表性。這些作品約作於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初期安度羅王國領有中、南印度時期。當時,安度羅國國勢逐漸強盛,控制了印度許多重要的商路與海港。信奉佛教的商人與富有的市民,為桑奇大塔的擴建和維修慷慨解囊。大塔原有的木頭圍欄遂被石頭圍欄取代。桑奇雕刻規模宏大,技巧細膩,刀工精湛,造型嫻熟,堪稱稀世之作。它在藝術上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因而成為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代表作品。
舞女銅像(公元前3000年)著名的阿育王柱,公元前242/241年。公元1世紀中後期,在波斯、希臘和羅馬等外來文化的影響和交互作用下,印度佛教雕刻藝術發生迅速變化。在此背景下,舉世聞名的犍陀羅藝術產生了。
犍陀羅藝術是以希臘藝術風格表現佛教內容的一種雕刻藝術,代表了古代印度雕塑藝術的最高成就,是印度藝術與西方藝術融合的結晶。
犍陀羅地區位於今巴基斯坦印度河與喀布爾河交匯處附近的白沙瓦谷地。這里是印度次大陸的西北門戶,是一個將印度、中國和中亞與地中海、周圍的希臘—羅馬世界連接起來的貿易網的中心。這種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這里既演繹了印度河和外族入侵者你來我往的歷史劇,也使印度文化與波斯、希臘、羅馬等外來文化水乳交融,從而在幾個世紀中形成了東西方聯姻的藝術——犍陀羅藝術。
犍陀羅藝術的創造者們在吸收外來文化營養的同時,既延續了印度風格手勢和坐姿的固定模式,又吸收生活中舞蹈、戲劇在表達人物內心世界的獨特的手語,創造了佛像手勢和坐姿的標准格式。這種格式在以後形成了亞洲各國佛像形象的標准模式。
犍陀羅的佛陀塑像,以《悉達多王子像》、《佛陀立像》最具代表性。《悉達多王子像》製作於2世貴霜時代印度後宮的守護神——雅典娜,犍陀羅出土。這是公元前2世紀典型的希臘化神像,現存拉合爾博物館。紀。塑像寬21英尺。塑像中王子盤腿而坐,須發蒼然,骨瘦如柴,眼窩深陷,肋骨參差突現,骨骼和血管清晰可見。但他神態安詳,正在瞑思人生的真諦。悉達多消瘦的形體與其面部表情反差極大,恰恰反映出他堅韌的性格和追求人生真理的毅力,具有震撼人心的表現力。《佛陀立像》的創作於2、3世紀,高1.42米,是把希臘太陽神阿波羅與佛陀的特點相結合的藝術傑作。佛陀身穿羅馬式「陶格」袈裟,形象古樸、庄嚴。
犍陀羅藝術為後世繼承和發展。在笈多王朝時期,隨著印度教的復興,印度教神像雕刻也蔚成風氣。毗濕奴、濕婆、黑天、太陽神、難近母等男女諸神的雕像紛紛問世。毗濕奴、濕婆等印度教諸神及其化身的大量精美雕像,構成了印度教圖像的岩石網路全書。約開鑿於8世紀的第16窟凱拉薩神廟規模最為宏大。這座濕婆神廟高30米,進深達90米。濕婆神像及表現其功業的雕刻類乎鬼斧神工。同期開鑿的象島石窟是純粹的印度教石窟。門廊兩側與窟內岩壁上刻有表現濕婆諸相的9塊高浮雕,其中《濕婆三面像》最為著名。在中印度和南印度,大量印度教神廟都有著極其豐富多彩的雕刻,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令人目不暇接。與佛教雕刻不同的是,印度教雕刻以造型誇張、動感強烈和變化豐富為特徵。
古代南印度的泰米爾人十分擅長銅雕藝術。其中又以朱羅王朝的青銅雕像在印度最為著名。題材既有男女諸神、聖徒、國王、王後,也有動物。大小形制均有。由於朱羅國王虔信濕婆,濕婆神像備受青睞,其中尤以各種青銅舞王濕婆神像最為流行。約創作於11世紀的青銅舞王濕婆神像,是一件舉世罕見的藝術珍品。濕婆被塑造成三目四臂的裸體男性舞者形象,周身環以火焰光環。右上手持沙漏形手鼓,象聞名於世的薩爾納物獅子柱頭。建於約公元前242—232年。征著宇宙的創造;左上手持火焰,象徵著定期焚毀宇宙的動火。這兩條臂膀的平衡,象徵著宇宙生命創造與毀滅兩極的辯證統一。前右臂手作無畏式,前左臂手作模擬象鼻下垂的象手勢。右足踏象徵無知的侏儒,左腿凌空翹起,象徵著解脫。濕婆昂首挺胸,頭發水平甩開,極富動態之美。這座銅雕,通過濕婆的神秘之舞象徵著宇宙的創造、保護和毀滅,從中透出了印度古人對宇宙演化的哲學理解。
由於伊斯蘭教反對偶像崇拜,所以穆斯林侵入印度後,佛教和印度教建築雕刻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在穆斯林政權統治時期,印度雕刻藝術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希臘化的犍陀羅佛陀立像,犍陀羅地區馬爾丹出土,現存白沙瓦博物館
9. 印度美術的笈多佛教美術
笈多諸王大多信奉印度教,但對佛教、耆那教等異教採取寬容政策,後期笈多諸王甚至贈金籌建佛教學府那爛陀寺。笈多時代佛教哲學家無著、世親把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哲學發展到極峰,浸透了唯識玄想精神的佛教古典主義藝術亦臻於鼎盛。薩爾納特的達邁克□堵波,阿旃陀石窟第16、17、19諸窟,桑奇第17號祠堂、第51號精舍,佛陀伽耶大菩提寺等,都是笈多古典主義風格的佛教建築遺構。奧蘭加巴德石窟開鑿於後笈多時代,已偏離了古典主義的規范。笈多佛教雕刻的兩大中心馬圖拉和薩爾納特,在繼承貴霜時代犍陀羅和馬圖拉雕刻傳統的基礎上,遵循笈多時代的古典主義審美理想,創造了純印度風格的笈多式佛像──馬圖拉式佛像和薩爾納特式佛像,代表著印度古典主義藝術的最高成就。馬圖拉式佛像比犍陀羅佛像更加印度化,比貴霜馬圖拉佛像更加理想化,臉型是印度人的,眼神是冥想式的,螺發整齊,身材頎長,背後圓光碩大精美,而最典型的特徵則是半透明的濕衣效果,代表作有《馬圖拉佛陀立像》。薩爾納特式佛像與馬圖拉式佛像造型類似,充滿了寧靜、內向、和諧的基調,最典型的特徵是顯露裸體的全透明衣紋效果,代表作有《鹿野苑說法的佛陀》。笈多式佛像對南亞、東南亞、中亞和遠東佛教美術的影響比犍陀羅佛像更為深遠。印度古代的繪畫遺品極少,阿旃陀石窟和巴格石窟的壁畫便顯得格外珍貴。笈多時代阿旃陀壁畫的風格處於從古典主義的高貴單純向巴洛克的豪華絢麗過渡期間,印度雕刻傳統的表現標准女性美的三屈式,也被許多壁畫所採用,代表作有《須大□本生》、《持蓮花菩薩》等。巴格石窟的壁畫約作於後笈多時代,世俗化、程式化傾向的增加反映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微。
笈多印度教美術
笈多時代古婆羅門教向新婆羅門教即印度教轉化,印度教美術隨之勃興。笈多印度教建築的遺構有蒂哥瓦神廟、皮得爾岡神廟、代奧格爾十化身神廟、烏德耶吉里石窟等,提供了以後數世紀印度建築的雛形和範式。笈多印度教雕刻的代表作有馬圖拉的
《毗濕奴立像》、烏德耶吉里的《毗濕奴的野豬化身》、代奧格爾的《毗濕奴卧像》等,風格已逐漸從古典主義向巴洛克風格演變。笈多印度教美術拉開了中世紀印度教美術全盛時期的壯麗序幕。
10. 古印度的藝術作品有哪些
印度河文明消失以後,在恆河流域興起的雅利安人國家,又再次使南亞次大陸泛發文明之光,借用西亞的字母形成雅利安人使用的「梵文」,在天文學和數學上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並涌現出一批燦爛的文學藝術作品。文學作品除《吠陀》以外,尚有可以列入古代世界偉大作品之列的兩大部史詩:《摩珂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雄偉的建築藝術豐富多彩,多始於孔雀帝國時代,以佛塔、圓形石柱(上有精美雕刻)、阿旃陀石窟(建於公元前2世紀~公元7世紀)、犍陀羅藝術(出現於公元前後,以雕刻佛陀和諸菩薩石像著稱。在其佛陀石像上亦可見希臘藝術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