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大使黃鎮現在怎麼樣了

1. 新鄉和平路小學掃墓作文500字初中

今年11月7日是北京育英小學建校60周年。這個學校是在戰斗的烽火中建立起來的，她從延安到西柏坡再進北京。從這個學校走出了眾多的新一代的部長、將軍、中央委員。我的童年是在這個學校度過的。在老師和同學的影響下，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使我一生受益。回想起當年學校的教育思想，我覺得今天怎樣教育獨生子女是值得深思的。以童年的趣事回憶，仍能看到當年的政治、歷史一斑。希望教師和青年朋友們能喜歡。

育英小學，我最親愛的母校，是在解放全中國的隆隆炮聲中，隨黨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入北京的。她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具有當時全國一流的教學設備和環境，更可貴的是，她有一支從延安等老區走過來、經過革命戰爭考驗的教育骨幹隊伍。

傳達室的紅軍老大爺

當年在學校大門口值班的老大爺是一位老紅軍，講一口很難聽懂的陝北話，旱煙袋總不離手。他看守學校大門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到學校來的小汽車，無一例外均被他擋在校門外，其中，有國家領導人、元帥專用的防彈吉斯車和部長、上將乘坐的吉姆車。

有一次，我和同學正在校門口玩耍，看到紅軍老大爺站在門口，雙手叉腰，手裡提著旱煙袋，操著濃重的陝北腔對一輛蘇聯造的「勝利20」小轎車大吼：「倒出去，不準進校園！」 轎車緩緩倒出校門後，司機從車上下來，嘴裡嘟囔著：「奇怪，大學校長的專車進不了小學的大門！」

上世紀50年代初，陳毅同志在上海擔任市長時到北京出差，順便來學校看望孩子，沒想到連人帶車被擋在校門外。司機對看門大爺說，這是上海市市長陳毅同志，利用出差機會來看孩子。但紅軍老大爺仍一本正經地說：「不行，學校有規定，家長不能在上課時間探視學生。」司機又說，首長從上海來，時間緊，請他變通一下。他搖搖頭斬釘截鐵地說：「任何人不能違反學校規定。」後來，陳毅同志碰到了當時擔任育英小學董事會領導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同志，非常幽默地說：「你的育英小學管理得很嚴格很安全，連我都進不了大門。我的娃兒放在那兒很放心。」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陽的光輝，看門老紅軍的鐵面，折射出育英小學的校風是何等威嚴。她是一座不可侵犯的教育殿堂，一直保持了延安清新、淳樸和嚴肅的風氣。

小學生參與國家大事

育英小學曾直屬中央辦公廳。1958年底的一天上午，教導處的楊老師給我們上課。他說，有一件國家大事要徵求我們的意見，根據毛主席本人提議，他不再兼任國家主席，只任黨的主席，國家主席由劉少奇同志擔任。同學們聽了非常驚訝，都問為什麼？楊老師解釋說，毛主席擔任黨的主席，可集中精力考慮大問題，管好全黨的大事。國家主席一職有大量的外事禮儀活動，身兼兩個主席，時間精力忙不過來。楊老師問大家：「同學們同意不同意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這個意見？」出於對毛主席的熱愛，我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不同意!」楊老師見狀，便不再說什麼，悻悻而去。隨後不久，廣播、報紙便公布了毛主席不再兼任國家主席的消息。當時我們還是不懂事的孩子，對參與這樣重大的事並不在意，但今天回想起來，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大任免問題上，中央辦公廳會通過學校徵求我們小學生的意見，真是不尋常，不禁感慨萬千。

悼念斯大林

當年育英小學和全國一樣都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包括先進的教學方法。在學校四通八達的走廊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米丘林、馬卡連科的名言隨處可見，教室黑板上方掛著一排馬恩列斯毛的彩色標准頭像。當時中蘇兩國兩黨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在教室後面的牆報上，有晨跑鍛煉的登記表，題目是「北京至莫斯科」，記錄著每個同學每天晨跑的距離，累計下全班同學用多長時間便可以跑完北京至莫斯科的距離。我們還學唱了很多蘇聯歌曲，其中就有「莫斯科—北京」。1958年3月5日那天晚自習，我突然感到教室氣氛嚴肅，斯大林像框掛上了一圈小白花。隨父親從中國駐莫斯科使館回國的女生張新華，向大家講過中國大使館悼念斯大林的悲痛情況。果然晚自習一開始，老師便講，今天是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偉大領袖斯大林逝世五周年，斯大林在領導蘇聯人民和蘇聯紅軍抗擊德國法西斯的戰爭中建立了不朽功績。五年前的今天，斯大林因突發腦溢血永遠離開了我們。張新華坐在位子上突然發出悲痛的哭聲，這哭聲陸陸續續感染了所有女生，後來男生也開始哭了。平時表現好、聽老師話的男生先哭，我本來很茫然，沒掉淚，但在滿教室的哭聲中，我也跟著哭起來。有幾個平時最搗蛋的男生表現「最堅強」，在老師的怒目之下，他們還偷偷地笑，做鬼臉。他們的心理是：決不隨大流，不看老師的臉色，我就是我，我才是「好樣的」。今天人們的價值觀、評判事物的角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再來評判當年我們這些小孩子的各種表現，一定會和當年不同了。

平等分配 有福同享

當年男生住在宿舍樓下，女生住樓上。宿舍地板是打了蠟的，不許穿鞋入內，一排排的球鞋碼放在宿舍門口，走廊里臭氣熏天，彌漫著難聞的臭球鞋味道，尤其是冬天，門窗緊閉，臭味不易散發，女老師和管生活的阿姨都說喘不過氣來。我們這群傻小子的經驗是，從操場回宿舍，一進走廊先憋氣，屏住呼吸，進屋後呆一會兒感覺就正常了，實際上是久聞而不覺其臭了。

每到周末，大家從家裡帶些糖果和點心回校，我們會在宿舍里進行熱烈的食品交流和品嘗。家裡是外交部和西苑機關的同學，父母長年在國外，無家可回，他們都圍上來，你一塊我一口，大家平等分配，沒有偏心。巧克力和奶糖的香味兒，壓過臭尼龍襪子加膠鞋的味道。我們的感覺就象父輩當年在延安窯洞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真是歡樂無比。

回憶黃勝利、黃和平哥倆

黃勝利和黃和平兄弟倆的父母是我國著名的外交官黃鎮同志和朱霖同志。勝利是哥哥，比我高一屆，弟弟和平與我同班。和平生在匈牙利，與勝利同在匈牙利使館長大。黃鎮同志是我國首任駐匈牙利大使，後任駐印尼大使。和平隨父母在國外長大。

1958年，和平轉入我們班。他的儀表很洋氣，小臉胖胖的，梳著油光鋥亮的中分頭，穿一身藍色的海軍水兵服，肩上披著蘭白相間的海軍大披肩，腳下穿著高筒運動球鞋，厚厚的鞋底是淺黃色透明的，顯得神采奕奕。他用的是一個很大的手提式棕色牛皮包，裡面有一個寬寬大大的拉鏈式鉛筆盒，裝滿了五顏六色閃閃發光的彩筆、原子筆、自動鉛筆，都是「parker」牌。由於他用的是洋貨，大家都好奇地圍上來。我們曾開玩笑地說：「和平，把你的透明膠鞋底弄一塊下來給我們當橡皮用吧。」大家常常問他許多問題，如雅加達是什麼樣？你見過蘇加諾總統嗎？香港是什麼地方？你們為什麼住在香港新華社，而不是大使館？

不久和平的父親被派往法國任首任大使，法國是西方大國中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國家。一晃一年多過去了，和平在育英小學里和我們摸爬滾打，剛回國時的洋裝洋氣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海軍服上裝的袖子肘部被磨成大窟窿，袖口成了碎布條狀，海軍褲早已爛得不能穿了，他換了一條與上衣顏色極不相配的褲子，淺黃色透明膠底的洋球鞋，有一隻已經磨穿了，踩在有水的地面上，會打濕襪子，發出「噗哧噗哧」的響聲。

周末，勝利與和平跟著哥哥姐姐回到東城一個空曠的四合院，一個常年沒有父母的家。他們偶爾也被父母的老戰友老領導接去，如倪志亮同志、張南生同志，還在卓琳和鄧小平同志家裡住過。

有一天午睡時，和平回到宿舍，他把那雙破印尼球鞋一脫，一股濃烈的尼龍襪子混著臭膠鞋的氣味兒向我撲來，嗆得我難以忍受。我躺在床上望著窗外那片綠色的草坪，突然想起幾天前的發現，我對和平說：「我曾在草坪那兒見到一雙舊球鞋，比你腳上的那雙要好。」 和平一聽，「騰」地一聲從床上坐起來，臉上露出一絲驚喜：「真的？」沒過幾天，他的一隻腳上仍是那隻淺藍色外國球鞋，腳趾頭已頂破鞋幫了，另一隻腳換上了一隻稍大一點的深藍色京字牌舊球鞋。一深藍一淺藍，一大一小，但同學們並不見怪。他的藍色海軍裝破得不能再穿了，他又在草坪上撿了一件沒有扣子的破夾克穿上，管生活的阿姨幫他釘好扣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都實行布票供應，想換一件新衣服是不容易的。

還有一件事至今不能忘記。勝利經常到我們宿舍來找和平，大家湊到一塊兒就閑侃。有一次我說到，我不小心把一筒剛買的新牙膏掉進廁所的蹲坑裡，太可惜了。沒想到我這無心一說，立刻引起勝利的格外注意。他仔細追問，什麼時候掉的、在哪個廁所、哪一個蹲坑、從廁所窗戶數第幾個。我說，好象是開學初掉的，起碼有兩個月了。我話音未落，勝利已興奮起來，跑到操場找了一根一米多長的鐵絲，用手擰成弧型帶鉤狀，一頭鑽進了廁所。過了一會兒，他用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捏著一個浸滿黑糞湯的牙膏回到宿舍。勝利把牙膏用熱水一沖，牙膏原來的花紋露出來。他用剪刀熟練地剪開牙膏頭上的鉛封，發現沒有一點兒污染，得意洋洋地說：「這個學期牙膏的問題解決了。」我們都目瞪口呆，佩服他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竟有那麼高超的下水管道「鉤掏」技術。在一旁觀看的管生活的劉阿姨再也忍不住了，嘴裡不停地發出「嘖、嘖」聲，激動地豎起大拇指對我們說：「你們瞧瞧勝利，好好學學！」

周藕花同學

二年級時，班裡突然來了一個叫周藕花的女同學。她到班裡的第一天，羞澀地站在講台前，老師剛介紹完她的名字，大家就「哄」地一聲全笑了。男同學對她的名字特別好奇，常常大聲喊「藕花兒」，故意加了一個「兒」音，以後乾脆更省略了，直接叫她「花兒」。好像很親切，其實這是小男孩犯壞時慣用的惡作劇。

周藕花打扮得很特別，小鼻子略往上翹，梳著齊耳的短發，臉上起了一片片皴嘎巴，手上凍裂了很多口子，一身單薄的衣服打著補丁，一張嘴就是江蘇農村口音。我們私下議論她是「豬鼻子」，有的男同學形象地比喻說，下雨刮風要用手捂住臉，不然會嗆著。

周藕花的性格可是一匹桀驁不馴的小烈馬，比男孩子還淘氣。她常常向我們男生挑戰，打鬥、爬樹、上牆，決不輸給男生。上課時她也坐不住，趁老師轉身寫黑板時，用紙團打前邊的男同學，教室的玻璃被她連續打碎了好幾塊，她的學習成績是全班最後一個。周藕花每天走讀，中午從家裡帶飯，她家住在萬壽路郵電局旁邊，那是從上海遷京的公私合營的工廠，我記得叫「天明」五金工廠。周藕花常跟我們抱怨不喜歡北京，要回江蘇農村外婆家。她母親被班主任宋佩珍老師叫到學校，聽說她母親還哭了。

後來，宋老師在課堂上神情嚴肅地告訴我們，藕花是單親子女，母親是工廠女工，家庭經濟很困難。她是從農村轉學來的，學習自然跟不上，希望大家多關心她、幫助她。教室里鴉雀無聲，大家好像都屏住了呼吸，聚精會神地聽老師講話。過去喜歡與周藕花開玩笑打鬧的男同學，心裡都充滿了自責。打那以後，很多同學把自己的鉛筆、橡皮、轉筆刀送給她，並在課余時間主動輔導她學習。中午吃飯時，女同學李瑛瑛和曾立輪流從食堂帶些饅頭給她。班裡最調皮的男生方方，是個小胖子，常常流著快到嘴邊的大鼻涕，嘴裡時不時叼著短鉛筆頭，黑色的鉛沫掛在嘴邊，他還總是擺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但他在食堂吃包子時，會偷偷把流著湯的包子揣進上衣口袋，跑回教室送給周藕花。當時正是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學校食堂只有像水一樣的棒子麵稀粥可以隨便喝，窩頭、饅頭、包子對每個同學可都是限量分配的。

不久，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周藕花的學習成績上來了。勞動是她的強項，她熱愛班集體，經常受到表揚。1963年小學畢業後，我再也沒有聽到周藕花的消息。每次校慶回校聚會時，大家還常常念叨起她。

育英的教育風格

育英學校除了周藕花這樣的工人子女外，還有附近四季青人民公社（原紅星高級合作社）的農民子女，以及大鼻子藍眼睛的外國專家的子女。有中央首長的子女，也有首長身邊普通工作人員的子女，有革命烈士遺孤，還有外國兄弟黨領導的後代，不論膚色、國籍、口音，大家相處得特別好。李瑛瑛是西苑機關子女，從小記不住父親的模樣。她父親是1955年與周總理參加亞非會議後，乘坐「克什米爾」號飛機遇難犧牲的。曾立是回家後常在毛主席辦公室玩耍的小女孩，其父親是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志。我們班上的同學都很單純、正直，他們的家庭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在育英小學，無論父母的地位有多高，每個學生都不能搞特殊化，都不允許輕視工人農民。其實，我黨我軍的很多高級幹部、老幹部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還有很多高年級同學，在戰爭年代是老鄉把他們喂養大的，在炮火和敵人面前，老鄉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們。育英學校的政治氣氛濃厚，風氣非常正派，學校注意培養、教育我們與工人農民的情感。除日常打掃教室宿舍衛生和食堂衛生外，每周還安排一至二次勞動課，到學校果園、菜地、附近生產隊勞動，提倡學生在勞動實踐中不怕苦不怕累，向工農看齊。此外，學校還經常組織體育比賽，在田徑、棒球、足球、乒乓球（高年級還有籃球）等項目展開班與班之間的激烈比賽，勇拼第一，磨煉意志，培養集體主義精神。

我上四年級的時候班主任和語文課是李默老師，他要求每人每天必須寫日記，全班定期展覽交流日記（與現在的觀念不同，當時不把個人日記視為隱私，而是把寫日記並交流評比等作為提高寫作能力的一個好方法），每周由老師、家長聯合寫評語、檢查，並形成了制度，一直堅持到畢業。這對我們的鋼筆書法、寫作能力提高很大。我現在還保存著當年的幾本日記。李老師經常利用晚自習時間給我們開辦講座。他當年鑽研好學，花了很多心血認真准備。我記得國際形勢講座有「加勒比海的危機」，歷史講座有「岳飛精忠報國」、「列寧與十月革命」，文學講座有「寫作方法和怎樣研寫讀書筆記」等。我們很輕松，非常有興趣地學到很多課外知識。當我們把這些知識講給大人聽時，他們都很吃驚。當然，在各門功課上也是高質量的教學，如音樂課，我們從一年級開始就學五線譜，汪樹良老師組織大家用五線譜編練習曲，然後交老師評判。盧明作了一首曲子，汪老師為他配了詞，後來這首歌發表在音樂雜志上，那年盧明才7歲。1963年畢業考中學時，如按現在市、區重點中學分類，全班三十幾個同學，有80%以上考上重點中學，班裡十幾名女生，考上師大女附中（今實驗中學，在北京排名數一數二）的就有四名。

李默老師在各方面對學生的要求都很嚴格，他像軍隊指揮員一樣說過的話必須執行。每天起床鈴一響，要求我們三分鍾穿好衣服鞋襪。動作最快的是盧明，他三分鍾穿好衣服，再用兩分鍾時間完成他負責包乾的衛生任務——用雞毛撣子或大塊抹布乾擦一遍已打過蠟的地板。每天早晨全班集合，集體出操跑步兩三千米。隆冬季節，天漆黑一團，凍得我們耳朵、臉、手生疼，但沒有一個同學敢偷懶開小差。這和我後來當兵在野戰軍的「緊急集合」訓練幾乎一樣。

育英學校副校長佟仲賢同志當年是少先隊大隊輔導員兼自然課教師。全校同學都熟悉他，我們背後都偷偷叫他「自然銅」。上世紀90年代佟老師任中學部黨支部書記、教導主任。有一天，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的夫人為聯系其孫子到育英上中學，來到佟老師辦公室。佟老師非常有禮貌地接待了她，在解釋了教育局的規定之後婉拒了她的要求。當時社會上走後門之風盛行，很多人挖空心思找上層關系，找路子。從當時的大環境看，佟仲賢老師面對中央領導同志家人的要求，堅持做到不開後門，是多麼難能可貴啊！育英小學一代一代的老師，傳承著老一輩的光榮傳統，剛正不阿，公私分明。他們的風骨是延安老幹部帶出來的。也正是他們這樣的老師，又帶出一批又一批像他們一樣的學生。

育英培養學生具有吃苦向上、團結友愛的作風。學校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很實際，都是能做到的，沒有空話套話。要求我們熱愛勞動，不準浪費糧食；要誠實，不許說假話；犯了錯誤要勇於承認，隨時改正；要關心別人，幫助別人；熱愛集體，熱愛勞動人民。這些簡簡單單、朴實無華的要求塑造了我們幼小的心靈和性格。

這么多年過去了，育英小學在我心中永遠是一座聖潔的殿堂，她一直保持著延安的氣息。她給我們的教誨是刻骨銘心的。她教我們長大後做一個誠實的人，善良的人，勇敢的人，無私的人，永遠忠實於人民的人，像我們父輩那樣迎著暴風雨敢於同一切邪惡勢力做堅決斗爭的人。

北京育英學校簡介

北京育英學校，前身為「中共中央供給部小學」，1948年由中共中央供給部、中直黨委創辦於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負責籌建學校的有李一純、劉建勛、孫統一等同志，教職工十餘人，學生八十餘人，主要是革命烈士或中央領導同志的子女。1949年學校隨黨中央直屬機關遷入北京，由中直黨委領導，改名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育英小學」。中共中央管理時期，學校設董事會，由楊尚昆、康克清、李培芝、傅連璋、曾三、廖志高、李伯釗、鄧典桃、李一純等同志組成，楊尚昆任董事會主任。1956年更名為「北京育英小學」。1958年增設中學部，改名為北京育英學校」。1960年移交給北京市海淀區文教局領導。1964年中學部分離出去後，學校復易名為北京育英小學。1970年學校再次設立中學部，校名又改稱北京育英學校，是一所集小學、初中、高中為一體的全日制學校。學校一直受到黨中央和革命前輩的關懷，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以及幾代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先後為學校題詞，「好好學習」是毛澤東為學校的題詞，校名由胡耀邦親筆題寫。學校的校風是「艱苦奮斗，團結進取」；教風是「奉獻、勤奮、嚴謹、創新」；學風是「博學、多思、活潑、向上」；辦學宗旨是「德育為首、教學為主、健康第一、全面發展」。1980年學校開始「五四」學制的實驗，截止到1997年，學校的基礎教育階段已全部實現九年一貫、五四分段。目前學校是中國教育學會基礎教育學制研究會的常務理事單位。中學部由於同時承擔對外招生任務，因此初中四年、高中三年與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同時並存。

自己選一段

2. 中國駐印尼大使都有誰

王任叔 1950年8月 1951年11月 大使 特命全權大使
黃鎮 1954年11月 1961年6月 大使 特命全權大使
姚仲明 1961年8月 1966年4月 大使 特命全權大使 1966年4月因兩國關系惡化被召回
1967年兩國斷交
錢永年 1990年10月 1995年5月 大使 特命全權大使 1990年兩國復交
周剛 1995年5月 1998年2月 大使 特命全權大使
陳士球 1998年3月 2002年4月 大使 特命全權大使
盧樹民 2002年5月 2005年2月 大使 特命全權大使
蘭立俊 2005年3月 2008年5月 大使 特命全權大使
章啟月 2008年8月 2012年2月 大使 特命全權大使
劉建超 2012年2月

3. 黃鎮是上將還是中將

建國後有不少將軍都因為被調去外交部任職而遺憾地錯過了授銜，比如今天要介紹的黃鎮。黃鎮在八路軍時期曾擔任129師政治部副主任，之後又做過太行軍區副政委、晉冀魯豫野戰軍9縱政委。根據他的級別，中將是保底的，但是他的文武全才被外交部相中，於是黃鎮就去做了很多外國的大使，後來還做過外交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雖然失去了軍銜，但也絕對是位高權重。

很多人在外國居住久了就會沾上洋脾氣，但黃鎮不僅沒有高高在上，反而就喜歡和底層百姓呆在一起。上世紀60年代初，黃鎮回到老家視察，那時候正趕上國家經濟困難，黃鎮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家鄉為了迎接自己鋪張浪費，就讓當地的村幹部隨便准備點午飯，但村幹部卻覺得好不容易來了一個大幹部，就給整了整整一大桌子佳餚。

黃鎮心裡很不高興，但又不好讓村幹部難堪，就說這些他們吃不完，讓村幹部去把村裡的老人和五保戶都叫過來。等老人和五保戶來了，黃鎮就安排他們坐下，自己則和其他村幹部站在門外。

村幹部很納悶，黃鎮卻說，雖然大家都餓了，但幹部不能搶在群眾的前面，讓群眾們先吃，等他們吃完了，有剩下的我們就去吃一點。村幹部雖然有怨言，但黃鎮都帶頭了，他們也不好說什麼，於是等老人和五保戶都走了，黃鎮就要了幾個窩窩頭，就著剩菜吃了頓飯。

黃鎮家鄉有一個人叫黃位中，和他很有交情，但黃鎮聽說黃位中現在身體很不好，平日里都只能躺在床上養病，黃鎮就專門去看望了這位老友，一邊流淚一邊敘舊，最後請黃位中和其他老人吃了一頓飯，臨行前還留下了30塊錢。

黃鎮的這次視察時間有限，不可能挨家挨戶都探訪到，在他心中有一個優先順序順序，其中軍烈家屬是排在第一位的。不過軍烈家屬可不少，光黃山村就有24戶，而且住的相隔甚遠，但黃鎮一句怨言都沒有，每一個軍烈家屬他都要看望到，而且還說這些軍烈家屬以後有什麼困難，就打著黃鎮的旗號去辦，辦不成就來找他。

黃鎮離開時，沿途百姓知道黃鎮要走了，紛紛來送行，黃鎮趕緊下車和大家握手致意，但大家卻都一個個往回縮，有一個鄉親說，自己的手太臟了，不能弄臟黃鎮的手。黃鎮聽到之後心裡很不是滋味，就說自己也是農民出身，沒什麼特殊的，然後主動和每一個鄉親都握了手，道了別。

4. 萬隆會議的會議召開

1953年8月，時任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率先提出召開亞非會議設想。
1954年4月，南亞五國總理在科倫坡召開會議，討論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會上，五國總理討論了印尼總理提出的「舉行一次更廣泛的亞非國家會議的可能性」的倡議。
1954年12月底，南亞五國總理在印尼茂物舉行會議，決定與會五國聯合發起召開亞非會議，邀請包括中國在內的25個亞非國家和地區參加，並定於1955年4月在萬隆舉行。
美國為了達到阻止亞非會議的召開，把矛頭首先對准新中國。美國還捏造說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已對遠東「構成了尖銳、迫切的威脅」，極力挑撥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系，人為地製造對中國的恐懼和疑慮。詳見詞條：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1955年4月18-24日，萬隆會議隆重召開，代表著佔世界面積將近1/4（3100多萬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約2/3（14.4億人）的29個亞非國家共計340名代表出席了會議，並有5個國家派代表團列席了會議。
會上中國姿態：中國政府自始至終對亞非會議持積極支持態度。中國政府代表團由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代表是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外貿部長葉季壯、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和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代表團顧問有廖承志、喬冠華、陳家康、黃華等。
中國代表團基於對當時形勢和與會國的復雜性的分析而確定的參加亞非會議的總方針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並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亞非國家的關系創造條件，力求會議取得成功。
萬隆會議十項原則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提出，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先是周恩來總理於1953年12月底在會見來訪的印度代表團時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後，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所承認和接受，並載入了包括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宣言在內的一系列重要國際性文件，對推動國際關系朝著正確方向發展，發揮了重大歷史性作用。

5. 黃鎮將軍1955年授予什麼軍

黃鎮將軍1955年授予什麼軍？
黃鎮將軍55年授銜時未授軍銜。
黃鎮(1909~1989)，安徽省樅陽縣人。傑出的外交家，著名的"將軍大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駐匈牙利大使、駐馬來西亞大使，外交部副部長，駐法國大使(首任)，駐美國聯絡處主任(相當於駐美大使，首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文化部部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

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1989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

1948年底主持並親自設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軍徽。曾就讀於上海美專，擅長中國畫。出版有《長征畫集》、《黃鎮書畫選集》等。 1992年6月，《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紀念文集》出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為文集題詞:"為黨為民，忠心耿耿，無私無畏，正氣長存"。
生平
1909年生於安徽省樅陽縣橫埠鎮的一個農民家庭。20年代初期受"五四運動"進步思潮影響，追求進步。

1925年，黃鎮先後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上海新華藝術大學學畫。畢業後，在浮山公學(今安徽省浮山中學)任美術教員，後因支持進步學生而被解職。

1930年到馮玉祥部隊當兵，軍銜中尉參謀。

1931年12月，參加了著名的寧都暴動，加入中國工農紅軍，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為了慶祝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黃鎮創作了巨幅油漆畫《粉碎敵人的圍剿》，受到毛澤東和與會代表的稱贊。

1934年隨軍開始長征。他在長征中創作獨幕話劇《破草鞋》深受士兵喜愛，創作的《打騎兵歌》在紅軍中廣為流傳。

長征途中，他創作了大量感人至深、鼓舞士氣的寫生畫和漫畫，後匯集出版的《長征畫集》成為長征中僅有的形象史料和珍貴的藝術品。

抗日戰爭時期，他和劉伯承、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浴血奮戰，參與創建了晉冀魯豫邊區革命根據地。黃鎮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外交家，我黨我軍優秀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領導者。

1943年5月，黃鎮建立太行軍區的第七、第八軍分區。1943年擔任太行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指揮道清戰役等局部反攻作戰，從日偽軍手中收復大片國土。

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他任軍調部執行小組少將銜首席談判代表，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解放戰爭開始後，他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第9縱隊進入伏牛山區，策應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為實現解放全中國的戰略部署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8年7月，黃鎮調到河北省石家莊西柏坡軍委政治部任總政研究室副主任、第一研究室主任，主持設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起草許多條例，為我軍政治工作的發展做了基礎性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黃鎮在外交戰線上工作了27年。1950年任我國駐匈牙利首任大使兼管我國與阿爾巴尼亞的外交事務。1954年調任駐印度尼西亞大使，保護周恩來總理順利出席萬隆會議。

1961年回國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亞非地區事務。1962年10月，中印邊境發生沖突，他作為特使走訪亞洲等許多國家，闡明我方態度和沖突事實真相，取得了國際輿論對我國的支持。

1964年1月，他被選派為駐法國首任大使。從1971年到1973年負責與美國代表秘密訪華的聯絡工作。1973年以我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身份，赴美開展工作，促進了中美雙方相互了解，推進了中美關系正常化。

1977年12月後，他歷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長，兼文化部黨組副書記、部長和對外文委黨組書記、主任，中顧委常委等職。

1989年12月10日逝世，光明磊落、正直朴實、才華橫溢的將軍、藝術家、外交家黃鎮，靜靜地離我們而去。終年80歲，安葬在他生前戰斗過的原129師司令部駐地河北省邯鄲市涉縣將軍嶺。

6. 印尼現在治安怎麼樣，過了年就打算去那邊，不知道治安怎麼

這個時候來印尼真的要慎重，不是迫切必要，就別來了。現在整個東南亞只有菲律賓和印尼的疫情嚴重的深不見底。

印尼的數據根本沒什麼看的，檢測的人數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現在醫療處於崩潰邊緣，醫院床位本身不夠，一千個人只有0.2個床位，確診病例多也不是多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這些確診病例沒有收治，大部分人都在家隔離，但是你真要出去亂跑，沒人管。盡管每天檢測人數只有那麼一點，但是確診數卻在與日俱增，說明感染越來越嚴重了。

或許你以為印尼的生活處於隔離限制狀態，完全錯了，這邊自由的不能再自由。商場，餐廳兩個多月以前就開放了，有酒吧已經開放，實錘，我上個月晚上開車經過以前經常去玩的一個酒吧，已經開始營業了。而現在也在討論電影院復工，雖說日期沒定，不過也不遠了。你自己想想吧，這種狀態，你敢?

或許你有很多疑問，當地人難道不怕感染嗎？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當地人很多窮的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他會考慮那麼多?他們真能想的那麼遠，印尼的經濟就不是現在這個樣了，不說比歐美日韓，最起碼也可以達到馬來西亞，俄羅斯水平了。不出去就得餓死，感染了也不一定都會死，他們是這樣想的。

有人問我這邊疫情何時結束，借用西遊記續集裡面一幕:要等雞啄完米，狗舔完面，火少斷鎖，一點也沒錯。唯一的辦法，等疫苗。來自中國sinovac的三期疫苗已經來到印尼，但是現在才開始試驗(招募1000名志願者招了近一個半月)。最樂觀估計，明年三月份疫苗才能確定投入應用，而且最初產量肯定不高，真要想等到全部接種疫苗，至少要到明年八九月甚至年底。

沒什麼必要就別來印尼了，工作什麼的，在國內隨便找一個做著吧，錢財真是身外之物，夠吃夠喝就行。

7. 中國的第一屆外交大使有哪些

1955年4月16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機場，很多民眾早早就等候在這里，迎接前來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一行。當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緩緩走出機艙的那一刻，整個機場沸騰了！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一個身影始終寸步不離地跟在周總理身邊，凝重而緊張的面孔與周總理從容淡定的神情形成了強烈反差，此人就是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

1954年初，在印尼召開了萬隆會議。然而會議召開前夕，發生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國民黨當局在印度尼西亞企圖暗殺周恩來。雖然周恩來一行臨時改變路線而倖免於難，但此次暗殺事件的矛頭直指周恩來，讓黃鎮大使不能不感到憂心忡忡。

1955年4月16日，雅加達的空氣異常凝重。機場上，警戒森嚴，崗哨林立。此前，黃鎮已經安排好了一些會武術、身強力壯的華僑分散在成千上萬的歡迎人群中。大使館成員更是全體出動，築起層層人牆，用身體保衛周總理的安全。盡管安保工作布置得如此周密，但黃鎮仍然不敢有絲毫懈怠。

為轉移視線，使館共派出3輛一模一樣的轎車到機場迎接總理。歡迎儀式後，按原計劃總理應乘坐第一輛車，黃鎮和夫人乘坐第二輛車緊隨其後，可是就在臨上車前，黃鎮突然臨時改變了計劃，他朝妻子朱霖使了一個眼色，示意她坐上周總理的車做掩護。

看到丈夫出人意料的舉動，朱霖先是一愣，隨即明白過來了，她迅速和一名翻譯鑽進了第一輛車。機場外、大街兩旁都是歡迎的人群，因為車上掛了窗簾，人們都以為車裡面坐的就是周恩來總理。而此時，坐在車內的朱霖感慨千萬，她心裡想，如果真出了事，我們能代替總理也是值得的。

在萬隆會議期間，黃鎮就是憑借這種膽識與謀略，保衛了周總理的安全，展現了將軍外交家的一片赤誠。

新中國這一批「將軍大使」在國際舞台上展現了新中國外交官的風采，贏得了所駐國人民的友誼和尊敬。在第一屆任期滿後，除個別同志返回部隊外，多數同志繼續戰斗在外交第一線，到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11位「將軍大使」中，有6位先後擔任了外交部副部長職務，他們是姬鵬飛、袁仲賢、耿飈、黃鎮、王幼平、韓念龍。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先後共派出了20位將軍大使。1984年底，最後一位在任的將軍大使丁國珏離任回國。至此，「將軍大使」全部退出了中國外交舞台。時光荏苒，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風華正茂的將軍大使們如今大多已離我們而去，但他們獨有的魅力與風采卻不會因一事一物的逝去而消失，那一段將軍當大使的時代傳奇將永久地流傳下去……

8. 哪次國際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是邊演講邊走上講台

是萬隆會議

中國政府自始至終對亞非會議持積極支持態度。中國政府代表團由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代表是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外貿部長葉季壯、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和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代表團顧問有廖承志、喬冠華、陳家康、黃華等。中國代表團基於對當時形勢和與會國的復雜性的分析而確定的參加亞非會議的總方針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並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亞非國家的關系創造條件，力求會議取得成功。中國代表團抵達萬隆時，周恩來總理在機場發表談話，強調中國代表團是抱著和平和友好的熱烈願望參加會議的，相信此次會議一定能夠克服各種破壞和阻撓而取得圓滿成功。會議在前兩天一般性發言中，出現有些國家的代表當著中國代表的面攻擊共產主義是獨裁，是新殖民主義，甚至懷疑中國對鄰國搞顛覆活動。面對會議可能走上歧途的危險，周總理當即決定將原來准備的發言稿改為書面散發，而作即席補充發言。明確表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亞非國家存在求同的基礎，這就是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無論是共產黨領導的還是民族主義者領導的亞非國家都是從殖民主義的統治下獨立起來的，可以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完全可以成為我們中間建立友好合作和親善睦鄰關系的基礎。周總理講話贏得了與會各國代表的普遍贊揚。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原則，得到絕大多數與會國代表的擁護和支持，為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同時，中國代表團與一些國家代表團進行廣泛接觸，加強協商，密切合作，為爭取會議的順利進行和成功起了積極的作用。

9. 黃鎮將軍55年授什麼軍銜

摘要 1955年黃鎮將軍沒有被授予任何軍銜，因為他從1950年之後就不是現役軍人，成為駐外大使了，是外交人員了。所以他沒有被授予任何軍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