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華人為中國做過什麼貢獻

華僑在印尼憑借其智慧與刻苦的精神不斷努力在印尼很多領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為其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清朝期間，荷蘭殖民者就在印尼發動了大規模殺害華僑的紅溪事件。但是華僑為印尼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也受到了本地居民應有的尊重。

總之，印尼是一個人口種類多樣的國家，文化有很強的多樣性，華僑在印尼生活的都很好，權益也得到了保護。

『伍』 印尼對中國人做過了什麼

1959總統蘇加諾批准了PP 10/1959，這一文件命令強迫印尼華人關閉在農村的產業，搬遷到城市。這一命令的實施很野蠻。
1967，西加里曼丹的事件中，42000華人被指為分裂分子而被清洗。
在1965年所謂的「共產主義政變」後的七十年代，印尼華人被指控幫助共產主義，因此對華人有強烈的抵觸情緒。
1998年，在蘇哈托當了32年總統下台前，發生大規模針對印尼華人的暴亂和一系列的屠殺。華人家庭被搶劫並燒毀，許多華人被強奸或殺害。
哈比比在1998年頒布總統令重新允許教授中文，而且取消華人在入學登記和申請公職時要出示國籍證明的要求。2001年，取消中文不允許出現在公共場合的限制。

『陸』 印尼華人的歷史

在15世紀前中國與現在的印度尼西亞很少有直接的聯系。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群島的貿易掌握在印度尼西亞人手裡。中國商船的標准名稱,junk,來源於爪哇語,jong[有爭議]。jong在爪哇語中用來描述那些從中國南部長途跋涉到東南亞的商船。中國的史料中有僧人法顯在5世紀經過這一地區去印度的記載。唐朝時也一度與印度尼西亞王國有頻繁的聯系。
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人是爪哇最早的伊斯蘭傳教士，但是現在的大多數印尼華人卻不是穆斯林。有一種理論認為，在15世紀的時候，是鄭和等中國商船將伊斯蘭教帶入印尼。另外一種理論認為，是印度人將伊斯蘭教帶到了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 荷蘭人的寵愛
最早的華人移民潮發生在荷蘭殖民的早中期，大多數都是尋找商機的商販。
華人與印尼原住民的關系直到今天都還是問題重重。一些評論者認為這可以追溯到荷蘭殖民時期。當時荷蘭人的殖民政策偏愛華人，因此華人在這一地區建立了經濟上的主導地位。
荷蘭人建立的社會等級制度使得華人很難與當地原住民融合。因為華人和阿拉伯裔是社會的第二等級，土著是社會的最底層，歐洲人位於社會的最高等級。荷蘭人是選擇性的優待某個少數民族或宗教而達到其破壞原有社會體制策略的發明者。華人成為他們殖民統治的道具，成為緩沖其與原住民矛盾的緩沖器。(法國人和英國人後來採用了同樣的策略，他們利用當地的天主教信徒和猶太人來統治阿拉伯世界)。
由於華人被荷蘭人認為聰明，勤奮，有能力管理大農場而受優待，許多華人成了殖民統治的支持者。事實上，在荷蘭殖民早期，華人積極支持荷蘭人在這片地區建立其統治地位。例如，17世紀時萬丹省的「中國船長」Souw Beng Kong(宋八公)在他管理雅加達的時期大量組織華人移民到印尼，這極大的動搖了這一地區的經濟，使得荷蘭人更容易征服伊斯蘭萬丹王國。
作為獎勵，在1619年Souw Beng Kong(宋八公)成為第一個Kapitein der Chinezen。並獎勵給他的繼承人封地，授予世襲的Sia稱號。這些貴族化的峇峇娘惹掌握了爪哇島上從原住民貴族手中沒收來的大量土地和財富。通過這種手法，他們統治了雅加達的峇峇娘惹和華人。這種體系後來延伸到了爪哇在內的其他的島嶼上。
那些被剝奪了土地的原住民貴族，由於缺乏建立領地的經濟基礎。於是尋求用武力方式奪回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
荷蘭人和華人參與了上千爪哇奴隸的貿易活動。爪哇人被認為容易出問題，於是將他們運到了在蘇門答臘的華人農場。 荷蘭人常常並不友好的看待華人。在18世紀早期，由於華人從雅加達建成伊始就在經濟上佔主導地位，這在某種方式上導致他們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
大量華工建造雅加達城，並且耕作附近的土地，中國商人的數量也不斷增加，造成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對華人的依賴越來越大。
由於東印度公司的利潤大多數來自於在亞洲國家間的貿易，並不運回荷蘭，雅加達的華人很自然的成了聯系中國的最好方式。
荷蘭人和華人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理論上應該有很好的關系，但是由於華人的社會地位實際上與荷蘭人平等，而經濟上又是對手。這一因素造成荷蘭人對於華人與日俱增的憎恨。
引起這些憎恨最終爆發的不僅是華人的商幫，還有華人在爪哇各個經濟領域的活動：富有的華人從中國引入窮人當苦力來開展農業生產。這些苦力成了最重要的經濟領域----甘蔗種植園----的主要勞動力。
越來越多的苦力被引入，導致快到1740年的時候，華人人口佔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地區一半。1690年殖民當局嚴令禁止再從中國引入苦力。但這沒能阻止從中國引入苦力的浪潮，僱主通過向官員行賄的方式繼續引入。
1720年，歐洲市場逐漸飽和，蔗糖市場面臨越來越深的危機。爪哇的甘蔗農場面臨來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競爭。許多農場主破產，殖民當局沒有採取措施緩解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問題，一些絕望的失業者成為了暴民。
最後，殖民當局宣布將加里曼丹的苦力運到荷蘭在錫蘭南部加勒的種植園。無法知道是不是荷蘭人的真正意圖，謠言開始流傳說荷蘭人想把這些苦力運到海里扔掉。苦力拒絕登船，叛亂爆發。叛亂者不僅在農村地區搶劫，甚至要攻擊雅加達。
雖然沒有證據，雅加達的荷蘭人懷疑城內的5000華人計劃加入叛亂的苦力。1740年10月9日，荷蘭人命令搜查所有在雅加達的華人居民的住處。這最終演變成三天全方位的大屠殺----所有的華人都被屠殺在自己家裡，先前抓獲的也在監獄和醫院里立即處死。
一個傳教士煽風點火說殺華人是「神的旨意」，殖民政府據說按人頭懸賞。這次屠殺的受害者人數估計有5000至10000。紅溪（Kali Angke）這個名字據說來源於那次屠殺造成的「血流成河」。
在這之後，殖民政府宣布「恢復持續」。在雅加達等其他荷蘭統治的城市裡華人被指定住在特定的區域。雅加達華人被指定住在Glodok區，現在還有許多華人生活在那裡。
大屠殺後，荷蘭總督Adriaan Valckenier被逮捕並要求向Heeren XVII (十七世殿下, 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說明。他死在監獄里，但是對他的指控宣布「免於死刑」。
這件事在後來還常常被提起，特別是在形勢緊張的時候。
繼續移民並分化為三個分支
甚至這樣的血腥事件都沒能阻止華人繼續向印度尼西亞群島移民，在中國找不到的經濟機會的吸引力超過歧視和被壓迫的危險。
在這一時期的早期華人移民與中國大陸有更緊密的聯系，這表現在他們強烈的回家意識而把這兒當成他們臨時的處所。
由於18世紀中期，乾隆皇帝認為這些流亡海外的人是變節者，會對中國造成威脅，移民對回家的態度開始有了改變。雖然乾隆皇帝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但是沒有證據表明這些海外流亡者被禁止回到他們的家鄉。
然而許多流亡者發現印度尼西亞群島對他們更有吸引力。滿清政府的敵意和壓迫導致更多的人從中國遷出。被舒適的生活所引誘，一些人不再將自己與中國大陸聯系起來，他們被稱為峇峇娘惹。一些峇峇娘惹與當地原住民通婚，但一般來說都是苦力的女兒。
很多華人認為他們是荷蘭人，信仰天主教，不僅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較高社會地位，而且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認為自己更優等。他們被叫做僑生。19世紀晚期，大多數享有Sia稱號的貴族家庭都迅速西化。到了20世紀早期，他們中的許多人----尤其是雅加達附近的----甚至「比荷蘭人更荷蘭人」。 這些Sia貴族結果成了殖民統治的最強有力的支持者。
這些與中國大陸仍然維持關系的華人，仍然維持華人信仰及風俗，認為峇峇娘惹和僑生是不孝子，因為峇峇娘惹和僑生盡量避開中國傳統，這些仍然「純」的華人被叫做新客。
這三個印尼華人群體有完全不同的民族觀。
僑生更傾向荷蘭，峇峇娘惹更傾向印度尼西亞群島原住民，新客更傾向中國。
荷蘭改變政策後Sia貴族開始衰敗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長期把持經濟的Sia貴族被他們支持的荷蘭殖民政府系統性的摧毀。在Wilhelmina女皇在荷蘭議會的演講中強調自己對東印度群島欠下「道德債」之後，殖民政府實行了所謂的「社會政策」。這個政策的目標就是要結束爪哇的封建制度和打破峇峇娘惹貴族。
結果是華人Sia貴族，而不是原住民貴族，在這個政策中遭受損失。原住民貴族的土地在殖民早期的時候就被荷蘭人沒收了，而且還把Majapahit王國分成了四塊。荷蘭人為了補救這不受歡迎的而且實際上是種族主義的政策，發起一個將這些中上層半貴族家族招募為公務員的計劃，這些人被稱為priyayi。
荷蘭政府強迫獲取峇峇娘惹貴族的封地，破壞了很多華人地主家族。雖然他們很多成功轉入商界，但是大多數以前的Sia貴族(這個頭銜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被廢除)被新客取代。後者現在仍然是印尼經濟實力最強大的族群。
伴隨封建Sia貴族的衰敗，印尼華人經歷了一個現代化的過程，他們建立了西式社會和政治制度。他們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泗水建立了爪哇第一個非西式的學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很多中文學校在大城市中建立了起來。第一個中文報紙和政黨也在這一時期建立了起來。這些政黨有的認為他們是印尼民族運動的一部分，有的仍然認為印尼華人是中國國民。印尼華人是否是中國國民這個問題花了數十年都沒能解決。

『柒』 海外華人為國做了哪些貢獻

司徒美堂 致公黨的創始人，著名僑領。
司徒美堂(1868—1955)，出生於廣東開平，1880年到美國謀生。曾當過廚夫，隨美國軍艦到過南北美洲及歐洲各地，後加入當地華僑組織的洪門致公堂。1894年，他在致公堂內組織安良堂，以「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為號召，被擁為「大佬」(即洪門大哥)。1905年繼設安良總堂，任總理，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

1931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後，司徒美堂領導僑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支持十九路軍上海抗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他以七秩高齡之身，親自發動美東地區僑社成立「紐約全體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為祖國籌措戰費。為集中精力從事救國工作，他辭卻它職，專司該會工作，一干就是5年之久。其間，他堅持每天早上10點上班，一直工作到深夜，風雨無阻，從未間斷。盡管自己並不太富有，他還是竭其所有，盡力捐輸，名列紐約地區捐款最多的17位華僑之一。

在司徒美堂的帶領下，美洲洪門僑眾全力捐助祖國，貢獻至巨；而他所在的籌餉總會在八年抗戰期間，亦募集了約330萬美元的巨款。1941年，司徒美堂受聘為中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是年冬回國活動。途經香港時，適逢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欲拉攏其出面組織香港幫會，他堅決不就，並成功地設法離港，輾轉到達重慶。翌年，他又專程前往南美洲各國，向華僑宣傳祖國抗戰。抗戰後期，他還鼎力支持國內經濟建設事業，在重慶等地設立華僑興業銀行；1945年春當選為中國洪門致公黨全美總部主席後，還被推舉為聯合國成立大會中國代表團的華僑顧問，備盡保護服務之責。

新中國成立前夕，司徒美堂應毛澤東之邀輾轉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於會後居留北京。其間，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為新中國建設貢獻出自己的餘生。

『捌』 海外華僑華人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錢學森：

世界著名科學家，空氣動力學家，中國載人航天奠基人，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中國自動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於錢學森回國效力，中國導彈、原子彈的發射向前推進了至少20年。

鄧稼先:

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製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鄧稼先始終在中國武器製造的第一線，領導了許多學者和技術人員，成功地設計了中國原子彈和氫彈，把中國國防自衛武器引領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5年獲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6年獲全國勞動模範稱號，1987年和1989年各獲一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1999年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由於他對中國核科學事業做出了偉大貢獻，被稱為「兩彈元勛」。

楊振寧：

楊振寧在粒子物理學、統計力學和凝聚態物理等領域作出了里程碑性的貢獻。20世紀50年代和R.L.米爾斯合作提出非阿貝爾規范場理論；

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統計物理方面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提出楊－巴克斯特方程，開辟了量子可積系統和多體問題研究的新方向等 。

此外，楊振寧推動了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南開大學理論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的成立。

(8)印尼華人為中國做過什麼貢獻擴展閱讀：

海外華僑華人群體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數量的迅速增長和教育及濟水平快速提升。近年來，由於包括港澳台在內的中國新移民的大量增加，加上海外傳統華社人口的自然增長，海外華僑華人數量已有較大增幅。

而相對於老移民，新移民的教育水平和經濟實力有較大的提高。新移民中，有近1/3為來自港台和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及其眷屬，與老移民多為農民有根本差別。

二是世界華僑華人分布狀況發生變化。世界華僑華人高度集中於東南亞的格局已被大規模的新移民所改變。現今東南亞華僑華人佔世界華僑華人總數的比例降為73%左右。

北美華僑華人多達530萬，2007年佔世界華僑華人總數近12%。歐洲華僑華人200餘萬，2007年佔世界華僑華人總數近5%。華僑華人聚居區幾乎遍及全球各大洲的各個國家，尤其是À¬丁美洲、非洲和中東各地，也出現多個華僑華人聚居區。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移民通常被稱為新移民。在中國新移民潮中，東南亞並非移民的首選目的地。從改革開放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發達國家是中國新移民的主要目標。

隨著1990年代中期以後發達國家對外國移民日趨嚴厲的限制和中國與發展中國家貿關系的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前往發展中國家尋求商機，並定居於當地。

這些新移民，其出國動機、教育程度、經濟能力、職業結構和定居狀況和老移民有較大不同，他們具有學歷高、有一定經濟能力、流動性大和來自全國各地等特點。大陸新移民中有相當大比例是高學歷者，本身就是社會精英或潛在精英。

來自港台的新移民大部分也具有高學歷。他們移民的動機並非謀生存，而是求發展。依出國目的、途徑和職業結構，中國大陸新移民大體可分為四種類型：

一是留學生。二是非熟練勞動力，他們主要以親屬團聚理由申請定居身份，少部分人則選擇非法途徑前往海外定居。三是商務移民，包括投資移民、駐外商務人員和各類商販。四是少部分留居當地的勞務輸出人員。至2008年，中國新移民數量可能達958萬。其中，來自港台的約160-170萬，來自中國大陸的約800多萬。

『玖』 海外華人有哪些人傑出了成就是什麼成就

陳嘉庚：陳嘉庚，是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企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福建同安縣集美社人（現廈門市集美區），廈門大學、集美中學、翔安一中、集美學村、翔安同民醫院等，均由陳嘉庚創辦。成長於鄭成功抗清復明故壘的陳嘉庚一生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生前曾被毛澤東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廈門大學、集美大學（前身為集美學村各校）兩校師生都尊稱其為「校主」。後歸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晚年的陳嘉庚，請人在鰲園刻錄「台灣省全圖」，念念不忘國家統一！
特別是在抗戰時期：1937年10月，他發起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任主席。1938年10月，在著名閩僑菲律賓的李清泉（他致函陳嘉庚，稱南洋華僑應該在香港或新加坡，組一籌賑總機關，領導募）印尼的庄西言（他 晚年的陳嘉庚先生
亦致函陳嘉庚，囑托他在新加坡組南僑總會，所言目的與李清泉同）倡導和勸說下，又經國民政府行政院（庄西言致函陳嘉庚後，致電行政院建議陳嘉庚領導南僑組織籌賑總機關）致電要求，陳嘉庚出面聯絡南洋各地華僑代表在新加坡開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陳嘉庚被推舉為正主席（李清泉、庄西言為副主席）。他帶頭捐款購債獻物，精心籌劃組織，使南僑總會在短短三年多的時間內便為祖國籌得約合4億余元國幣的款項。此外，他組織各地籌賑會為前方將士捐獻寒衣、葯品、卡車等物資，以及在新加坡和重慶投資設立制葯廠、直接供應葯品等。1939年,他應國內之請代為招募3200餘位華僑機工(汽車司機及修理工)回國服務，在新開辟的滇緬公路上搶運中國抗戰急需的戰略物資。 陳嘉庚回國視察、慰勞抗日軍民1940年，他組織南洋華僑回國慰勞團歷訪重慶、延安等地。特別是訪問延安之後，陳嘉庚正統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據實發表關於延安觀感的演講，盛贊陝甘寧邊區的新氣象。通過對國共兩黨轄區的訪問，陳嘉庚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