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南洋人參有什麼效果
再貴的的葯材不過也只是葯材而已，而且不是每個人都適用的，很有可能用了未必能達到您要求的效果，依靠自身力量的後天鍛煉和調養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適量和理性的選擇非常重要。
B. 三寶太監下西洋是怎樣的典故
誇耀「我祖上也闊過」，早已是國人所鄙棄的淺薄心態。但無須我們誇耀，明朝的一位太監帶領龐大的船隊的的確確創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跡。這一頁輝煌的歷史或許可讓現代中國人備感自豪，更使我們品味到自豪後心中泛起的苦澀。
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遙訓導葉伯巨的一份奏疏，讓明太祖朱元璋勃然大怒，道：「這是離間我骨肉，快點抓來，我要親手射死他！」
原來，朱元璋在加強皇權的同時，大力推行分封制，將其24個兒子和一個重孫，分封在全國各地。對此，他躊躇滿志地以為——分封諸王世襲鎮守，以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便足以輔弼皇室，確保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然而，他沒有料到，藩國勢力的發展，勢必將威脅中央皇權的安全。倒是人微言輕的葉伯巨，敏感地預見到了這一點，遂以漢初的「七國之叛」和西晉的「八王之亂」為例，上書直言分封制的弊害。然而，朱元璋不僅一意孤行，反而將他囚死獄中。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龍馭賓天。屍骨未寒，骨肉之間便展開了血腥的廝殺。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攻奪親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史稱「靖難之役」。
這場刀光劍影的兵燹持續了3年，建文四年（1402年），勢如破竹的燕兵攻入京師（今江蘇南京）。在一場混戰中，皇宮大院燃起了大火。當火勢撲滅後，發現了幾具燒焦了的屍體。據說，他們便是建文帝、馬皇後及其長子朱文奎的遺骸。不過，由於史書記載的自相矛盾，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是個謎。有人說，兵燹劫亂中，建文帝喬裝改扮成和尚，逃離了京城……朱棣即位後，年號「永樂」。為了使自己的皇位繼承合法化，他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當時的官方史書掩蓋了建文帝的年號，而人為地將明太祖的統治時期延長了4年，即從洪武三十一年延長至洪武三十五年（1398年～1402年），以便於永樂朝的銜接。然而，建文帝4年的統治，畢竟難以從當時人的記憶中被輕易地抹去。特別是建文帝「出亡為僧」的傳說，在朝野上下眾說紛紜，連朱棣本人也將信將疑。故而《明史·鄭和傳》說，朱棣當了皇帝後，疑心建文帝朱允炆逃亡海外，就派鄭和下西洋查訪行蹤。對此，清人萬斯同吟詠道：
西洋萬里人蹤絕，洪濤淼淼誰能越。
揚艙不憚黿鼉居，凌波直簸蛟龍窟。
蠻邦海外紛如埃，語言屢譯猶致猜。
忽驚漢使浮槎至，疑是天兵乘霧來。
我皇聲教已遐普，天威更欲揚遠土。
殊方從此識中華，異寶因之輸內府。
昔聞漢帝開西域，亦越唐皇啟北庭。
黷武久蒙青史誚，洪濤何事更長征。
人言讓帝遁西極，此舉意在窮其跡。
被褐已辭黃屋尊，泛舟寧作滄波客。
何妨尺地使容身，應念高皇共本根。
徒使狂濤填猛士，幾曾窮島遇王孫。
宿師海外餘十載，讓帝行蹤意安在。
遺事人傳三寶名，窮兵徒發千秋慨。
詩中的「三寶」，即七下西洋的太監鄭和。鄭和本姓馬，小名三保，雲南昆陽（今雲南晉寧）人。他在洪武年間入宮當了一名小宦官，起初是在燕王朱棣的藩邸內任職。「靖難之役」中，鄭和出人戰陣，立下了汗馬功勞，故而提升為太監，並被賜名「鄭和」，世稱「三保（寶）太監」。對此，鄭和的老家昆陽，迄今還流傳的一句俗語說：「馬不能登殿，皇帝賜姓鄭。」顯然，「賜姓」之後便可「登殿」，也就是說得到了明成祖的賞識。永樂二年（1404年），鄭和出任內官監太監，不久又擢升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成了朱棣得力的內臣，並奉命出使西洋。
當時，以婆羅洲為中心，將今南海以西（約自東經110°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遠至印度及非洲東部），概稱為「西洋」。明代的西洋，也包括今天的東南亞。在明代初年，這一帶的局勢一直處於動盪不安之中。例如，洪武四年（1371年），渤泥國王馬合謨沙就上表明太祖朱元璋，說：
今有皇帝的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裡好生喜歡。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乍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前，被蘇祿家沒道理，便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們）都吃害了。記著皇帝詔書來的福蔭，喜得一家兒人沒事。……
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的Bmnei（汶萊），蘇祿故地則位於今菲律賓的蘇祿群島。當時，南洋群島一帶的眾多小國，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隨著各自勢力的此消彼長，相互之間沖突不斷。類似於渤泥這樣的弱小國家，自然希望北方的大國——中國能為他們調解彼此間的糾紛，並在他們遭受強鄰侵掠時，能夠主持公道。然而，明太祖對待外國，採取「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不成為中國禍患的，不隨便出兵）的政策，對當時的諸多爭端均置身事外。特別是在胡惟庸案發後，明朝與周邊鄰國的關系漸趨冷淡。及至明成祖即位之初，東南亞的許多國家已不再定期向明朝納貢。這對於將自己視作「天朝上國」之君的朱棣來說，顯然是難以容忍的。再加上明成祖為了製造聲勢和籠絡人心，改變因「靖難之役」帶來的不利政治局面，更是希望通過「宣揚國威」，提高自己的聲望。因此，鄭和下西洋，初衷是明王朝為了維護自己在東南亞地區的權威、招致各國來朝而實施的重大舉措，更是為搜尋廢帝朱允炆的行蹤。
永樂三年（1405年）六月，鄭和統率的遠航船隊從蘇州的劉家河（今江蘇太倉東的瀏河鎮）啟程，乘風破浪，泛海至福建長樂，然後借海上信風之助。由閩江口五虎門揚帆出海，「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遠涉重洋，前往鄰邦異域。鄭和下西洋的主要航線，是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穿越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遠至波斯灣和非洲東海岸。此次，鄭和統領的舟師，奉命出使占城（越南南部）、爪哇（印度尼西亞爪哇島）、舊港、滿剌加、阿魯（今印尼蘇門答臘島中部）、蘇門答剌（蘇門答臘島北部）、南巫里（在蘇門答臘）、錫蘭（斯里蘭卡）、小葛蘭（在南印度西岸）、柯枝和古里（南印度西岸的科澤科德）等國。在明朝初年的南洋群島諸國中，以爪哇最為強盛，時常騷擾鄰國。洪武末年，爪哇已吞並了鄰近的三佛齊，並進而覬覦蘇門答剌。故而，明成祖派鄭和前往招徠蘇門答剌，詔封其酋長為蘇門答剌國王，賜以印誥。這樣一來，爪哇就不能不有所顧忌，收斂其並吞蘇門答剌的野心。及至永樂五年（1407年）五月，鄭和的首航圓滿結束。回國時，爪哇、滿剌加、阿魯、蘇門答剌、小葛蘭和古里等國的使節，也隨行來朝。
永樂五年（1407年）九月，鄭和再度出使，前往占城、爪哇、暹羅、蘇門答刺、南巫里、柯枝和錫蘭諸國，直到永樂七年（1409年）夏回國。永樂七年九月，鄭和第三次出使，走訪了占城、爪哇、滿剌加、蘇門答剌、錫蘭、小葛蘭、柯枝、古里、暹羅、南巫里、加異勒（南印度東岸）、甘巴里和阿撥把丹。並於永樂九年（1411年）六月回國。不久，滿剌加國王以及古里、柯枝、蘇門答剌、阿魯、彭亨、急蘭丹（馬來半島東岸）、南巫里、加異勒和爪畦使節先後來華。這三次出使，鄭和船隊的活動范圍均不出東南亞和南亞，而主要是穿梭來往於東南亞各國。鄭和遠航的船隊，滿載著瓷器、絲綢、錦綺、紗羅、麝香、鐵器和金屬貨幣等，所到之處，不遺餘力地宣揚明朝的國威，邀約各國派遣使臣前來中國「朝貢」。同時，還以強大的武裝力量為後盾，告誡那些喜戰好鬥者循理安分，偃兵息武，從而極大地緩解了中國與海外諸國的緊張關系，建立起東南亞與南亞沿海國家間的區域和平局勢。
此後，從永樂十一年（1413年）冬第四次出航起，至宣德七年（1432年）最後一次出使為止，鄭和又四下西洋。其行蹤不僅遍及今東南亞和南亞各地，而且還到達了西亞和非洲的東海岸。忽魯謨斯（伊朗）、祖法兒（佐法兒）、阿丹（紅海的亞丁）、比剌、竹步不喇哇（屬索馬里）、木骨都束（索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屬肯亞）和天方（即麥加）等地，都留下了鄭和船隊的足跡。
綜上所述，永樂、洪熙、宣德三朝，鄭和先後七下西洋，率領萬人舟師，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上航行，歷涉三十餘國，打通了中國直達波斯灣、紅海和東非海岸的航路，並開辟了多條航線。對此，隨從鄭和出使西洋的馬歡，作有一首《紀行詩》寫道：
皇華使者承天敕，
宣布綸音往夷域。
鯨舟吼浪泛滄溟，
遠涉洪濤渺無極。
……
事實證明，鄭和使團「宣布綸音往夷域」的成效是相當顯著的。永樂十三年（1415年），在明朝人眼裡位於「極地」的麻林國，遣使前來中國貢獻「麒麟」（長頸鹿）。在中國，「麒麟」自古就被視作瑞獸，賦予了神秘的色彩。「極地」之國麻林所獻的「麒麟」，自然成為明朝聲教遠被、國威赫赫的一個顯著例證。
鄭和船隊七下西洋，稱得上是15世紀歐洲地理大發現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探險活動，是世界航海史上極為輝煌的一頁。鄭和船隊在向非洲東部赤道以南沿海的航行中，曾發現了馬達加斯加島，那兒離好望角已經不遠了。1487年（相當於明代的成化二十三年），一支葡萄牙艦隊在巴托羅繆·迪亞士的率領下，從紅海南下才到達馬達加斯加島的對岸，發現了好望角，但比鄭和船隊要晚七十餘年。鄭和遠航西洋的年代，還比1492年（弘治五年）義大利人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早了近九十年：比1498年（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道好望角到達印度，早了九十多年；也比1515年～1522年（正德十年到嘉靖元年）葡萄牙人麥哲倫環球航行早一百多年。鄭和船隊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航船隊，比1588年（萬曆十六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還要龐大。無論是從組織的健全還是裝備的精良等方面來看，在當時均屬無與倫比。對此，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就曾指出：
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其他亞洲國家更為出色，甚至也比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都更為傑出，以至於所有的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的海軍相匹敵。
鄭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寶船長44，4丈，闊18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鄭和船隊通常擁有六十餘艘寶船，連同中小船隻在內，共計二百餘艘。這樣大型的船隊，由寶船、馬船、糧船、坐船和戰船等多種不同用途的船隻所組成。船隊的人員一般均在2，7萬人左右，配備相當齊全。有專門負責接待外國使臣的舍人，掌管糧餉和對外貿易的戶部郎中，負責醫務的醫官、醫士，負責觀察星象和掌握氣象變化的陰陽官。各船還有旗軍（掌軍旗者）、火者（掌羅盤、航海圖者）、番火長（外國領航員）、舵工、通事（翻譯）、辦事（商業人員）、書算手（財會）以及各類修理工和船工、民工人等，大體可分為指揮、航海技術、軍事和後勤4個系統，組織分工嚴密精細，井井有條。船上滿載著航行途中的各類生活必需品、軍火器械以及作為貿易品和饋贈品的絲綢布匹、陶瓷器皿、麝香、金銀製品等。相形之下，稍後的歐洲船隊遠遠不能與之相比。達·伽馬前往印度時率領的葡萄牙船隊，由160名船員組成，僅有4艘輕便快船，最大的也不過120噸，其次為100噸，最小的只有50噸；哥倫布航行美洲，所率水手僅88名，駕駛的船隻僅3隻帆船，最大的「聖瑪麗亞」號是100噸，另兩只分別只有60噸和50噸：麥哲倫1519年環球航行時，率領265名船員，分乘5艘帆船出發，其中，130噸的兩只，90噸的兩只和60噸的一隻。這樣的規模，自然無法與鄭和船隊的龐大規模相比肩。
從鄭和下西洋的史實來看，明朝政府在遴選外交人才方面是相當有眼光的。之所以選擇鄭和，不僅是因為他深得明成祖的信任，更重要的還在於他具有伊斯蘭教徒和佛教徒的雙重身份。據史書記載，鄭和是回族人，其祖父和父親都曾到過天方（麥加）朝覲，被稱為「哈吉」（意即巡禮人），與阿拉伯商人有過一些接觸，對西亞的風土人情和商務狀況亦略知一二。另外，鄭和還在永樂元年（1403年）得到明成祖朱棣的親信、高僧道衍（即姚廣孝）的召引，接受了菩薩戒，成為佛門弟子，法名「福善」。從此，人們又稱他為「三寶太監」。這樣的雙重身份，使得鄭和作為外交人選，具有與西洋各國的伊斯蘭教徒和佛教徒相互交往的便利。因為在鄭和下西洋的時代，東南亞一帶有不少國家均信奉佛教。如當時的暹羅、真臘、錫蘭、古里等國，佛教徒均佔到居民的90％以上。而且，自唐宋以來，伊斯蘭教的勢力也已逐漸向東擴展，西洋各地的商業活動，大多被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操縱。在明代的西洋各地，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相當多，如南亞居民信此教者約佔70％，中亞、西亞的阿拉伯諸國，更是伊斯蘭教盛行。由此可見，選擇鄭和作為外交人選，顯然是相當明智之舉。事實也證明。以宗教作為維系感情的精神紐帶，確實是深謀遠慮的決策。譬如，永樂七年（1409年），鄭和奉命在錫蘭設立刻有漢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的布施碑。這一「錫蘭山寺碑」以三種文字刊刻，向三大宗教布施，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宗教問題的寬容。特別是它在海外宣傳了中國對亞非各國信仰佛教的尊重，有利於提高明朝的威望。
從主觀上看，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是想提高他在海外的威望，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其著眼點是對外宣揚威德。因此，鄭和等人對於海外諸國，不論國家大小，一視同仁，所到之處，感之以理，服之以德。他在歷次出使途中，每到一地，均首先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詔敕，其次則對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賞賜。隨後，當地國王或酋長或有所貢納，或與鄭和一行交易貨物土產。鄭和船隊雖然擁有人數眾多的精銳部隊，但從不以大國兵威去欺侮或掠奪海外諸國。在鄭和七下西洋的過程中，只有三次訴諸武力。第一次是在舊港擒獲海盜陳祖義。舊港位於今印度尼西亞，原名三佛齊，是由南海進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洪武年間，廣東潮州人陳祖義因犯事舉家逃來舊港，投奔渤淋邦國王麻那者巫裏手下為將。國王死後，他糾集一幫海盜，自封為酋長，劫奪過往商船財物。永樂五年（1407年），鄭和自西洋凱旋，途中遣人招諭陳祖義，祖義詐降，潛謀邀劫。當地人施進卿密告鄭和，鄭和遂出兵擒斬陳祖義。並賜施進卿冠帶，歸舊港為大頭目，以主其地。不久，又敕封其為舊港宣慰使。鄭和此舉為鄰近各國除了一大害，也為明王朝與西洋各國的友好往來打開了海上通道。從此以後，不僅鄭和船隊在海上再也沒有受到海盜的攻擊，而且東南亞一帶長期存在的海盜問題也基本上得以肅清。第二次動用武力是在錫蘭擒獲有心劫奪的國王亞烈苦奈兒。亞烈苦奈兒在當地經常邀劫過往使臣，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即曾到過錫蘭山。傲慢不敬的亞烈苦奈兒，就對鄭和蠢蠢欲動，意圖謀害，因被鄭和及時察覺而沒有得逞。鄭和第三次出使回朝途中，再過其地。亞烈苦奈兒見財眼紅，頓起邪念，誘騙鄭和至其國中，令太子納顏強行索要金銀寶物，並發兵搶劫船隊。鄭和得知虛實之後，當機立斷，指揮步卒兩千餘人，出間道乘虛攻拔其都城，一舉擒獲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頭目，然後啟航將俘虜帶回中國。稍後，明成祖寬大為懷，將他們遣返回國。第三次動武是在蘇門答刺擒獲偽王蘇干剌。此次沖突肇因於蘇門答剌國內的政治矛盾，鄭和為了自衛，也為了幫助蘇門答刺平定內亂而不得不訴諸武力。當時，鄭和奉使來到蘇門答刺，賜其國王宰奴里阿比丁彩帛等物。蘇門答剌前偽王之弟蘇干剌，正要篡奪宰奴里阿比丁的王位，見此情狀，遂遷怒於明朝使臣，怨恨後者不曾對自己頒發賞賜，於是領兵數萬邀殺明軍，鄭和率眾應戰。結果，蘇干剌敗走，鄭和追至南勃利國，將蘇干剌及其妻子俘獲，並於永樂十三年（1415年）獻於行在。顯然，這三次使用武力，都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付諸實施的。而且，即使是自衛成功，也從不攻城掠地，常常是在懲戒了來犯者之後，又主動設法與該國建立正常的友好往來。這一點，是明代前期處理對外關系中比較成功的一個方面。
鄭和七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偉業，可與張騫、班超出使西域相輝映。在這二十多年間，鄭和船隊跨越了半個地球，大明的旗幟高高飄揚在整個東南亞和印度洋，清楚地顯示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及軍事優勢，將明朝的聲威最大限度地遠播於殊方異域。特別是它完全打通了通往南洋各國的海上交通，在海外重新樹立起中國的威望，客觀上為此後華僑開發南洋，創造了一些有利的條件。關於這一點，從15世紀至17世紀的200年間移居南洋之華僑數量劇增的史實中，可以得到部分的證實。對此，梁啟超先生曾指出，因鄭和下西洋後而移居南洋諸島的中國移民，當不下五百四五十萬人，如果再加上與土人雜婚者，可達700萬人。「西洋之跡，著自鄭和」，的確是毫不誇張的說法！紛至沓來的華僑，將中國本土高度發達的生產技術和物質產品，源源不斷地向南洋各地輸送。大批的華僑篳路藍縷，辛勤勞作，對南洋社會的開發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這一切，與鄭和下西洋顯然是分不開的。時至今日，在東南亞各國，還保留有許多紀念鄭和的遺跡。如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三寶壠、三寶港、三寶洞、三保井、三保墩、三寶公廟，蘇門答臘島上的三寶廟，馬來西亞馬六甲的三寶山（或中國山）、三寶城、三寶井，泰國的三寶港、三寶公廟、三寶宮、三寶禪寺、三寶寺塔，北婆羅洲的中國河、中國寡婦峰，等等。其中，泰國三寶公廟中的一副對聯特別耐人尋味：「七度下鄰邦，有名勝跡傳異域。三寶駕度航，萬國衣冠邦故都。」對三寶太監的信仰，成為凝聚東南亞華僑的一種精神力量。
鄭和遠航西洋，第一次打開了通往東非的航路，充分顯示出明代造船業的先進水平和高超的航海技術，並積累了寶貴的海圖資料，為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增添了新的內容。我國沿海冬春之間為東北季候風，適於船舶遠航西、南洋；而夏季則為西南季候風，此時則宜於船隻回航。鄭和七下西洋，都遵循季候風的規律，其往返年月，均在適宜之信風期。鄭和船隊充分利用風力，並將天文、地理知識與羅盤針的使用結合起來，確定了精確的方向和航向。《鄭和航海圖》（即《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及其附圖《過洋牽星圖》，對航海路線作了詳細的記錄。它以南京為起點，最遠至非洲東岸的慢八撤（今肯亞的蒙巴薩），將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和淺灘的分布情況，詳細地繪製成地圖。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航行地圖，而且還留下了15世紀以前我國關於亞非兩洲最為詳盡的地理圖籍。如果我們將《鄭和航海圖》與其前後的一些地理著作相比較，就不難看出《鄭和航海圖》特具的科學價值。譬如，元代汪大淵所著的《島夷志略》一書，所收外國地名僅100個，而《鄭和航海圖》中出現的外國地名為其3倍，海圖的相對精確性得以大大提高。即使是在200年後出現的《東西洋考》一書（張燮著）所附的一幅亞非地圖中，其中的記載也不如《鄭和航海圖》詳細、准確和清晰。隨同鄭和使團出訪、擔任通事（即翻譯）的馬歡、費信和鞏珍等人，還分別著有《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以生動簡潔的文字，對到訪的亞非各國之地理位置、歷史沿革、名勝古跡、聚落都會、山川形勢、氣候歷法、商業貿易、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等，都作了詳盡的闡述，其內容多為前人所未言及。這些著作，為研究15世紀初期亞非各國的歷史狀況，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資料。鄭和還總結航海經驗，寫出了《針位編》，成為遠洋航行的寶貴資料。他在第七次航海前（1431年），曾在福建長樂天妃宮立碑，記載了前6次航海的經過，這是我國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
鄭和七下西洋，始終奉行了「宣德化而柔遠人」的政策，以和平友好為宗旨，加強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各國的友誼。鄭和船隊對異國不懷有任何野心，它以建立和發展同各國人民的友好關系為使命，從不以奴役他族為榮，絕不以強凌弱，以大欺小。所到之處，皆平等待人，秋毫無犯。即使是在貿易的過程中，船隊成員也都能人鄉隨俗，買賣公平，從未倚仗武力強買強賣。由於七下西洋出色地完成了和平友好的使命，使得中國在西洋諸國的聲望大大提高，故而許多國家都紛紛遣使前來表示友好。以《名山藏·王享記》所列東南夷59國為例，永樂年間遣使往來的就有43國。永樂九年（1411年），滿剌加國王率妻子、陪臣等來朝，使團成員多達五百餘人；渤泥國王不幸病逝北京，成祖為之輟朝3日，並葬於德安門外，謚日「恭順」；蘇祿國王在歸途中病逝於德州，明朝政府亦葬之以禮。永樂十四年（1416年），遣使至中國的有古里、爪哇、滿剌加等18國。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來貢者共16國，計一千二百多人。這些友好的交往，與地理大發現時期歐洲航海家的海盜行徑，有著根本性區別。後者每到一地，往往先立石「留念」，以表示他們的國家佔領了這個地方。為了得到黃金和土地，他們常常將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作為主要手段。
當然，我們在審視數百年前的這段歷史時，也毋庸諱言，鄭和下西洋亦有著相當大的負面影響。首先，從鄭和的出身來看，他是內官監的太監，而內官監在當時是負責采辦宮廷所需的一個機構，皇室所需的各種奇珍異物，大都要向海外尋求。而這些，正是鄭和的職責所在。鄭和下西洋，每到一地，除了頒發明歷、印信以及大量的金銀賞賜外，主要就是辦理皇差——從事貿易活動。鄭和船隊有寶船六十餘艘。寶船，又名「取寶船」或「寶石船」。顧名思義，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獵取寶貨（如珍珠瑪瑙、奇禽異獸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而船隊每次出使歸來，都帶回了諸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和寶石等西洋土特產或手工藝品，甚至還有各種珍禽異獸，如獅子、駝鳥等，所謂「歸到京華覲紫宸，龍墀獻納皆奇珍。重瞳一顧天顏喜，爵祿均頒雨露新」，說的便是當日的真實情狀。遠征的開銷除了來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機構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負擔。遠洋航船是在南京龍江船塢建造的，每隻寶船的造價約需五六千兩白銀。水手則招自福建，船隊由約2，7萬名左右的水手操縱。所載的貨物包括上等絲綢、刺綉和其他的奢侈品。作為在航程中贈送給當地統治者的禮物。七次下西洋帶走了大量財貨，如金銀、絲綢、瓷器、鐵器、銅器以及錢幣等。這些財貨除部分用以交換海外珍寶和方物外，許多都是無償的賞賜品。據《廣志繹》記載，明初府庫充溢，鄭和下西洋時，賚銀700餘萬，十載後僅剩百餘萬，所費計600萬兩白銀。這些開銷除用以海外貿易者外，大多用於賞賜。龐大的船隊需要巨額的開支，但換回的物品卻大多是珠寶、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經濟負擔。對此，羅懋登的《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曾形象地描繪了明成祖的心態。它指出朱棣對鄭和船隊下西洋，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自然是明朝的聲威遠被，而懼的則是：「這個船數又多，製作又細，費用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錢糧來，方才夠用，這不是一則以懼？」此雖小說家言，但卻也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形。因此，史書上稱鄭和下西洋為「寶船弊政」。
其次，當時的中國只有「天下」觀而不曾有「世界」觀。明成祖在南京天妃宮碑上勒石留世的詩中這樣寫道：
視天下兮福蒼生，
民安樂兮神悠寧，
海波不興天下平，
於千萬世休養聲。
這里的「天下」，既指明朝的兩京十三布政司，也包括中國四周的「外夷」。明朝統治者對外並無平等的國家觀念，而是實行一種懷柔政策，以「天朝上國」之君主自居，通過「宣德化而柔遠人」的方式，讓一些國家前來「朝貢」，表示對中國的「臣服」，以滿足「惟我獨尊」的虛榮心。盡管下西洋是一種政治行動，為此在經濟上作一些必要的犧牲本無可非議。但這種懷柔政策，以中國在經濟上吃虧。而在政治上得到虛名來實現的。「厚往薄來」，從不計較海外諸國貢物的好壞多寡，回禮一律從豐，以獎勵他們遠來中華的誠心。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於擴大政治影響，而不在於發展海外貿易，故出使期間所進行的貿易，都被限制在「朝貢貿易」的范圍之內。許多國家在朝貢的名義下與中國做著發財的生意，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使得外國使節們以空前的規模從各個地方帶著貢品來到中國。雖然熙來攘往，煞是熱鬧，但這種朝貢貿易，對於中國而言只有政治意義，而無經濟價值，反而成為國家財政的一個沉重包袱。早在永樂年間，明朝政府就已經深深地感到朝貢貿易是一項重大的經濟負擔，鄭和下西洋招來的一批又一批的使節，使得賞賜開支應付不暇。據統計，永樂年間，每年來貢的外國使團平均有7個。在六下西洋回朝時，竟出現了16國派遣使臣1200人同時來朝的局面，這確實是曠古未有的「盛事」。不過，在統治者為此心花怒放的同時，由此頒發的賞賜品之耗費，顯然也是空前的。就這樣，朝貢貿易的規模越大，明政府的開支就越多；前來朝貢的次數越多，明朝財政的虧損就越大。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國庫枯竭、財政短絀。很明顯，這種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做法，一旦國力衰落，
C. 印尼南洋金珠多少錢一顆
這個得看珍珠的大小跟質量，越大的越貴，越小的會便宜，如果是大的值有收藏的價值。一般是800-上萬不等了，如果太便宜的，就是淡水珍珠，海水珍珠的價格都比較高，不光是按大小，還按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