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資本市場怎麼樣

㈠ 金融危機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泰銖貶值。不久，這場風暴掃過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
爆發的原因
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國內學者的分析：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
一、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新馬泰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亞洲經濟的動搖難免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以泰國為例，泰銖在國際市場上是否要買賣不由政府來主宰，而他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面對金融家的炒作，該國經濟不堪一擊。而經濟決定政治，所以，泰國政局也就動盪了。
二、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預示者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有了危機感。他通過強大的經濟後盾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韓國，日本，台灣直至東南亞，都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這給亞洲一些國家飛速發展帶來了經濟支持。七十年代，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但是，1991年，蘇聯解體標志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美國當然不允許亞洲經濟繼續如此發展，於是，他開始收回他的經濟損失。對於索羅斯的行為，他是縱容的。
三、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金融大鱷」「一隻假寐的老狼」是對這個金融怪才的稱謂。他曾說過，「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於道德范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於這里，因為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游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是否炒作對金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並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什麼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運作規則。我尊重那些規則，關心這些規則。作為一個有道德和關心它們的人，我希望確保這些規則，是有利於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的，所以我主張改變某些規則。我認為一些規則需要改進。如果改進和改良影響到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會支持它，因為需要改良的這個規則也許正是事件發生的原因。」 眾所周知，索羅斯對泰銖的炒作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線。他是一個絕對有實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過玩弄亞洲國家政權，來達到他獲得巨額資本的目的顯然是卑劣的。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1、直接觸發因素包括
（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沖擊。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沖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
（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
（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
（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2、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
（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3、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
（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沖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編輯本段發展階段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度尼西亞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
編輯本段影響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脫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
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
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
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
通貨膨脹纏繞著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
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並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
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關系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帶來重負並造成許許多多國際經濟問題。
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脫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賬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稅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並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盡管在各國有其具體的內在因素：經濟持續過熱，經濟泡沫膨脹，引進外資的盲目性－－短期外債過量，銀行體系的不健全，銀企勾結和企業的大量負債等，危機也有其外在原因：國際炒家的「惡劣」行徑，但是人們還應進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機生成的本質因素－－現代金融經濟和經濟全球化趨勢。

(中間略，可以參考下面網址了)

第二波風暴：
東南亞金融市場經過7、8月的震盪後，進入9月，金融形勢開始回穩。9月中旬，世行會議在香港召開，與會者就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金融風險以及防範措施，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整個形勢似乎走向好轉。甚至向來謹嚴的菲律賓總統拉莫斯也說，他相信菲律賓的貨幣金融風暴將會很快「煙消雲散」，而且這一天的到來將比人們所預想的還來得快。
但到了9月下旬，情況又開始發生異變。先是國際信貸評級機構將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金融級別向下調低。人們開始質疑東南亞的經濟狀況，感到情況並不妙，貨幣仍然疲弱。9月26日，印尼盾與美元的比價達到了歷史最低點：3125兌1美元。9月27日印尼盾一度再創新低。早盤時曾跌至1美元兌3.2015林吉特的歷來最低水平，過後稍微回穩，東南亞市場閉市時1美元可換3.1950林吉特。接著，東南亞各市場驚慌地拋售他們本國的貨幣，購買美元以作美元補倉。9月30日，林吉特、印尼盾及菲律賓比索跌至新低，其中林吉特跌幅最大，林吉特在亞洲交易結束之前，曾跌至紀錄低位的3.25，是日收市報3.245。10月1日，東南亞貨幣市場經歷了悲慘的一天。印尼盾、菲律賓比索及馬來西亞元跌至紀錄低位。通常不易波動的新加坡元也跌至39個月來的低位。泰銖收市時，兌美元比7月2日時下跌約40%，林吉特在交易早段引人注目地下跌，不足兩小時已跌超過4%, 後來林吉特跌至3.4080，後市報3.3550，這是自1973年林吉特浮動以來，兌美元的最低價位。林吉特下跌再次對地區其它貨幣造成沖擊，紛紛下跌，印尼盾跌至歷史低位3.445左右。到10月3日，也就是泰國金融危機爆發後的三個月，印尼盾跌了53%，是世界貨幣歷史上貶值第二嚴重的貨幣，僅次於當年貶值63%的土耳其里拉。在這一天，世界貶值最利害的五種貨幣還有泰銖跌32.69%、林吉特跌25.01%和菲比索5.27%。亞洲貨幣中，
三個月的跌幅為：港幣0.12%，印度盧比0.73%，韓元2.71%，台幣2.8%，日元4.86%，新加坡元6.71%。
此後，在亞洲及全球捲起了新一輪的金融颶風。

http://ke..com/view/44892.htm

對於這次金融風暴的原因，有個文章講得挺好的

對金融危機最普遍的官方解釋是次貸問題，然而次貸總共不過幾千億，而美國政府救市資金早已到了萬億以上，為什麼危機還是看不到頭？有文章指出危機的根源是金融機構採用「杠桿」交易；另一些專家指出金融危機的背後是62萬億的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麼，次貸，杠桿和CDS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它們之間通過什麼樣的相互作用產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機？在眾多的金融危機分析文章中，始終沒有看到對這些問題的簡單明了的解釋。本文試圖通過自己的理解為這些問題提供一個答案，為通俗易懂起見，我們使用了幾個假想的例子。有不恰當之處歡迎批評討論。

一。杠桿。目前，許多投資銀行為了賺取暴利，採用20－30倍杠桿操作，假設一個銀行A自身資產為30億，30倍杠桿就是900億。也就是說，這個銀行A以 30億資產為抵押去借900億的資金用於投資，假如投資盈利5％，那麼A就獲得45億的盈利，相對於A自身資產而言，這是150％的暴利。反過來，假如投資虧損5％，那麼銀行A賠光了自己的全部資產還欠15億。

二。CDS合同。由於杠桿操作高風險，所以按照正常的規定，銀行不運行進行這樣的冒險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個辦法，把杠桿投資拿去做「保險」。這種保險就叫CDS。比如，銀行A為了逃避杠桿風險就找到了機構B。機構B可能是另一家銀行，也可能是保險公司，諸如此類。A對B說，你幫我的貸款做違約保險怎麼樣，我每年付你保險費5千萬，連續10年，總共5億，假如我的投資沒有違約，那麼這筆保險費你就白拿了，假如違約，你要為我賠償。A想，如果不違約，我可以賺45億，這裡面拿出5億用來做保險，我還能凈賺40億。如果有違約，反正有保險來賠。所以對A而言這是一筆只賺不賠的生意。B是一個精明的人，沒有立即答應A的邀請，而是回去做了一個統計分析，發現違約的情況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總計可以拿到500億的保險金，如果其中一家違約，賠償額最多不過50億，即使兩家違約，還能賺400億。A,B雙方都認為這筆買賣對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歡喜。

三。CDS市場。B做了這筆保險生意之後，C在旁邊眼紅了。C就跑到B那邊說，你把這100個CDS賣給我怎麼樣，每個合同給你2億，總共200億。B想，我的400億要10年才能拿到，現在一轉手就有200億，而且沒有風險，何樂而不為，因此B和C馬上就成交了。這樣一來，CDS就像股票一樣流到了金融市場之上，可以交易和買賣。實際上C拿到這批CDS之後，並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億，而是把它掛牌出售，標價220億；D看到這個產品，算了一下，400億減去220億，還有180億可賺，這是「原始股」，不算貴，立即買了下來。一轉手，C賺了20 億。從此以後，這些CDS就在市場上反復的抄，現在CDS的市場總值已經抄到了62萬億美元。

四。次貸。上面 A,B,C,D,E,F....都在賺大錢，那麼這些錢到底從那裡冒出來的呢？從根本上說，這些錢來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資人的盈利。而他們的盈利大半來自美國的次級貸款。人們說次貸危機是由於把錢借給了窮人。筆者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筆者以為，次貸主要是給了普通的美國房產投資人。這些人的經濟實力本來只夠買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價快速上漲，動起了房產投機的主意。他們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貸款買投資房。這類貸款利息要在8％－9％以上，憑他們自己的收入很難對付，不過他們可以繼續把房子抵押給銀行，借錢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時A很高興，他的投資在為他賺錢；B也很高興，市場違約率很低，保險生意可以繼續做；後面的C,D,E,F等等都跟著賺錢。

五。次貸危機。房價漲到一定的程度就漲不上去了，後面沒人接盤。此時房產投機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房子賣不出去，高額利息要不停的付，終於到了走頭無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給了銀行。此時違約就發生了。此時A感到一絲遺憾，大錢賺不著了，不過也虧不到那裡，反正有B做保險。B也不擔心，反正保險已經賣給了C。那麼現在這份CDS保險在那裡呢，在G手裡。G剛從F手裡花了300億買下了 100個CDS，還沒來得及轉手，突然接到消息，這批CDS被降級，其中有20個違約，大大超出原先估計的1％到2％的違約率。每個違約要支付50億的保險金，總共支出達1000億。加上300億CDS收購費，G的虧損總計達1300億。雖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機構，也經不起如此巨大的虧損。因此G 瀕臨倒閉。

六。金融危機。如果G倒閉，那麼A花費5億美元買的保險就泡了湯，更糟糕的是，由於A採用了杠桿原理投資，根據前面的分析，A 賠光全部資產也不夠還債。因此A立即面臨破產的危險。除了A之外，還有A2，A3,...,A20，統統要准備倒閉。因此G,A,A2,...,A20一起來到美國財政部長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游說，G萬萬不能倒閉，它一倒閉大家都完了。財政部長心一軟，就把G給國有化了，此後A,...,A20的保險金總計1000億美元全部由美國納稅人支付。

七。美元危機。上面講到的100個CDS的市場價是300億。而CDS市場總值是62萬億，假設其中有10％的違約，那麼就有6萬億的違約CDS。這個數字是300億的200倍。如果說美國政府收購價值300億的CDS之後要賠出1000 億。那麼對於剩下的那些違約CDS，美國政府就要賠出20萬億。如果不賠，就要看著A20,A21,A22等等一個接一個倒閉。無論採取什麼措施，美元大貶值已經不可避免。

以上計算所用的假設和數字同實際情況會有出入，但美國金融危機的嚴重性無法低估。

因為危機還在繼續了，所以很多數據都是及時更新的了

騰訊的 這個 不錯，可以及時了解最新動態了
http://finance.qq.com/zt/2008/leiman/

對於金融風暴持續多久呢？

29年-33年是最嚴重的5年

然後亞洲金融危機差不多就是1-2年的事情了

當然影響是深遠了

不過中國在以往的金融風暴中所受影響較小。中國政府在經濟和金融上監管力度很大，風險防範意識很強。在1997年金融風暴期間，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極大程度上制止了國際資金將金融風暴的危機輻射到國內，穩定了當時亞洲人民的信心。當這次次貸危機來襲，雖然有部分依賴出口型企業出現困難甚至倒閉，進出口貿易依賴型企業也受到一定的影響，但是這種情況並沒有如韓國一般呈蔓延的趨勢。這主要是由於國家監管下，外資在中國銀行內占股比例受到制約，內部金融系統的穩定因此得到了鞏固，外匯的流入和流出都受到了控制，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危機的輻射性。中國國內金融體系卻保持了穩固，可以預見，經濟發展雖受影響卻仍具備不小的發展潛力。

㈡ 東南亞經濟危機始末如何

http://bbs.icxo.com/dispbbs.asp?boardID=1799&ID=90491
97東南亞金融危機

東南亞金融危機始於泰國貨幣危機，而泰國貨幣危機早在1996年已經開始醞釀。當年，泰國經常貿易項目赤字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8.2%，為了彌補大量的經常項目赤字和滿足國內過度投資的需要，外國短期資本大量流入房地產、股票市場，泡沫經濟膨脹，銀行呆賬增加，泰國經濟已顯示出危機的徵兆。1997年以來，由於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未償還債務急劇上升，泰國金融機構出現資金周轉困難，並且發生了銀行擠兌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國大投機家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資者對泰銖發動猛烈沖擊，更加劇了泰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終於全面爆發，並由此揭開了時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序幕。

（一） 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並迅速波及整個東南亞金融市場
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自1984年以來一直實施的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泰銖即貶值20%，這標志著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由於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也面臨著與泰國相似的一些問題，再加上所謂的「接觸傳染」效應以及國際投機者的不斷狙擊，泰銖的暴跌在東南亞各國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貨幣風潮迅速波及到整個東南亞市場。
7月11日，菲律賓首先步泰國後塵，宣布貨幣自由浮動。菲律賓比索當天貶值11.5%，利率一夜之間猛升到25%；印尼則宣布印尼盾匯率的波幅由8%擴大到12%；一向穩健的新加坡元也於7月18日跌至30個月以來的最低點1.4683新元兌換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匯率自由浮動，當天印尼盾再次貶值5%；8月16日，馬來西亞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來的最低點。東南亞外匯市場的震盪，使投資者信心受挫，外資大量撤離，東南亞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國貨幣危機由此逐步發展成為更為廣泛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港元聯系匯率制也接受了嚴峻的挑戰，香港特區政府採取果斷對策，成功地捍衛了港幣聯系匯率制度，但是，由於利率飆升，香港股市為此受到較大沖擊。
為了幫助東南亞國家早日擺脫危機，國際社會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開了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8月份又在東京舉行了由IMF主持的有關對泰國提供經濟援助的會議。為了協助泰國走出困境，IMF等國際組織和包括中國及中國香港在內的亞太一些國家和地區共同承諾向泰國提供172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面對泰國銀行高達1萬億泰銖的呆賬以及900億美元的外債，國際社會的172億美元貸款援助顯然不能從根本上挽救泰國的經濟、金融危機，但至少增強了泰國人民以及國際社會戰勝金融危機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灣貨幣當局主動貶值,香港股市暴跌,並引發全球股市大幅下滑,東南亞金融市場再度動盪.
10月17日,台灣貨幣當局在經濟狀況良好,經濟項目盈餘,外匯儲備充足,有能力維護新台幣穩定的情況下，突然主動放棄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當日，新台幣兌美元的匯價即跌至29.5，為10年來的最低水平。新台幣主動貶值，從經濟上講是競爭性貶值，從政治上講是別有用心的政治預謀，它不僅進一步動搖了投資者對東南亞的信心，加劇了東南亞金融市場的混亂，並且在心理上進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機者再次將目光轉向香港。為了維持港元聯系匯率制，維護香港及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穩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動用外匯儲備在外匯市場進行積極干預，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銀行間市場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業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兌美元匯價也一度升至聯系匯率制實施14年來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匯價和銀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響下，受投機沽售力量沖擊大幅滑落。

從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連續4個交易日大幅下滑，恆生指數前後共計跌去3000點。10月23日，港股曾兩度跌破1萬點關口，恆生指數跌幅高達10.4%，亞太股市、歐美股市受其牽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到10月26日，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股市跌幅已達到30%以上。由於東南亞與日本、美國和歐盟有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東南亞金融動盪對日美歐的對外貿易、投資、經濟形勢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傷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擔憂，27日，全球股市同時發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數日跌幅少則2%，高的竟達15%，其中紐約道·瓊斯指數暴瀉了554.26點，創下歷史上最大的日跌點數。受此影響，28日，香港恆生指數再次下探，自1996年來首次跌破1萬點，最低見到8775.88點，跌幅達13.7%。至此，與8月份最高點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幾乎過半。
全球股市在經歷了這次激烈調整之後，由於人們對世界經濟形勢仍然看好，許多股市在大跌之後都有回升現象，亞洲市場也一度呈現出向好的趨勢。可是，韓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卻再次將東南亞捲入了第三輪金融風波之中。

（三）11月20日，韓國金融再起風波，金融風潮襲卷韓國、日本
自1997年初起，韓國許多大財團先後陷入了破產倒閉的絕境，經濟受到極大的沖擊，加上東南亞金融動盪的影響，韓國經濟負增長跌至多年來的最低點。進入11月，韓國金融形勢繼續急劇惡化，股市持續低迷，韓圓匯價創新低。11月17日，由於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獲通過，韓圓兌美元的比價突破1000：1大關，股票綜合指數跌至500點以下。
11月20日，韓國中央銀行決定將韓圓匯率浮動范圍由2.25%擴大到10%，至此韓國開始成為亞洲金融風波的新熱點。
進入12月份以後，在人們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金融風暴漸趨平息之際，韓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韓國已有14家商業銀行和商人銀行被政府宣布停業。12月15日，韓國宣布韓圓自由浮動。12月22日，美國信用等級評定機構標准普爾公司將韓國外匯債務的信用等級下降了4個等級。12月23日，韓國政府公布，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標准，截至9月底止，韓國外債總額已達1197億美元，其中約800億美元為1年內到期的短期貨款，而外匯儲備不足又超出預想，致使當天韓圓匯率又暴跌16.4%，較之7月1日，韓圓已經貶值了54.8%；當日韓國股票市場綜合股票價格指數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創下歷史之最。

東南亞及韓國金融風潮對於日本經濟及金融無疑是雪上加霜。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便陷入了停滯狀態，股市低迷，房地產市場大幅萎縮，銀行呆賬、壞賬劇增。1997年以來，證券公司違規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證券公司相繼爆出行賄黑社會的丑聞。進入11月，又連續發生了日本第10大銀行——北海道拓殖銀行和日本第四大證券公司山一證券公司倒閉事件。大型金融機構的連續倒閉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日本經濟的信心，日元與美元匯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關。由於日本經濟基礎良好，外匯儲備充裕，不會像泰國、韓國那樣全面爆發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但是，日本金融體系存在的種種問題卻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進入1998年，亞洲匯市和股市連連走低，全球金融市場依舊跌宕不已，亞洲金融危機仍在持續
新年伊始，由於市場信心危機，亞洲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行情繼續雙雙下跌：1月5日，泰國匯率首次跌破50銖兌1美元大關，創歷史最低記錄，也是泰國自1997年7月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以來，泰銖匯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韓圓則由1997年最後一個交易日1695兌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韓圓兌1美元；印尼盾與美元的匯價也下跌11.6%。1月6日，菲律賓比索兌美元匯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兌1美元大關，日跌幅達6%。1月7日，日元對美元的比價跌至134.8日元，創下近6年來的最低點，日經指數也跌破15000點大關，1月9日，紐約道·瓊斯指數急挫222.2點，跌幅達2.85%，歐洲主要股市紛紛告跌。1月12日亞洲股市再次出現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別下跌了104.51點和773.58點，跌幅為8.88%和8.70%，泰國股市、匯市也再創歷史新低。

（五）危機的嚴重後果
（1） 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劇烈動盪，以1998年3月底與1997年7月初的匯率比較。各國股市都縮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擊最大的是泰銖、韓圓、印尼盾和新元，分別貶值39%、36%、72%和61%。
（2） 危機導致大批企業、金融機構破產和倒閉。例如，泰國和印尼分別關閉了56家和17家金融機構，韓國排名居前的20家企業集團中已有4家破產，日本則有包括山一證券在內的多家全國性金融機構出現大量虧損和破產倒閉，信用等級普遍下降。泰國發生危機一年後，破產停業公司、企業超過萬家，失業人數達270萬，印尼失業人數達2000萬。
（3） 資本大量外逃，據估計，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泰國和菲律賓私人資本凈流入由1996年的938億美元轉為1998年的凈流出246億美元，僅私人資本一項的資金逆轉就超過1000億美元。
（4） 受東南亞危機影響，1998年日元劇烈動盪，6月和8月日元兌美元兩度跌至146.64日元，為近年來的最低點，造成西方外匯市場的動盪。
（5）東南亞金融危機演變成經濟衰退並向世界各地區蔓延。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四國經濟增長速度從危機前幾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國和香港、韓國甚至日本經濟都呈負增長。東亞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引發了俄羅斯的金融危機並波及其他國家。巴西資金大量外逃，哥倫比亞貨幣大幅貶值，進而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盪，西歐美國股市大幅波動，經濟增長速度放慢。

97東南亞金融危機原因分析

東南亞金融危機與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機的表象特徵十分相似。一是進口增長過快，出口上升緩慢，經常項目逆差擴大；二是匯率貶值，資金外流，外匯儲備銳減；三是金融機構經營困難，大批企業破產倒閉；四是利率上升，物價上漲、工人失業、經濟下滑。但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遠非墨西哥金融危機所可比擬。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前後兩次震盪全球的金融危機居然都在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的部分「龍」「虎」國發生，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多年來，國內外學者都在探索這兩場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從表面看，這些國家發生金融風波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國際資本大規模進入，國際投機資本肆意破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全球化伴隨著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進入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上。其突出表現：

一是國際資本流動規模越來越大。跨國資本從1990年的4400億美元增至1999年15700億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國家的跨國股票和債券累計額佔有GDP的比重超過了100%，美國就高達10萬億美元。

二是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國外匯交易急劇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復計算，國際外匯交易的日交易額從1880億美元猛增至12000億美元，它佔世界全部外匯儲備的比重從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場波動更為劇烈。集中表現於利率波動和匯率變動大。1993——1996年，國際金融市場利率變動幅度高達3%。1991——1999年3月，日元匯率變動幅度高達70%，美元、馬克、加拿大元的匯率變動幅度也達20%～30%。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發展中國家在加速融入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表現之一是90年代以來，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私人資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於經濟增長快、開放程度高的東亞和拉美國家。1991——1996年，發展中國家每年引進的外資凈額從1000億美元增至30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從440億美元增至2400億美元，東亞從190億美元增至1100億美元，占流入發展中國家總數的40%。墨西哥和泰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資流入的規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債余額854億美元，佔GDP的50%多，另有國際直接投資近200億美元；泰國1996年9月外債余額771億美元，佔GDP的45%，另有國際直接投資200億美元。外資大規模流入東亞和拉美發展中國家，不僅給這些國家解決了建設資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帶來了技術和市場，促成了這些國家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國際化程度不同。發達國家金融一體化程度高，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實際利率差逐步縮小。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較低，與發達國家的利率差較大，為賺取利差和匯差，國際短期資本頻繁地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流出和流入。這就給利用利率差和匯率差賺取收益的國際金融投機商以機會。事實上，在國際資本流動中，也不乏專門的國際金融炒家。據海外輿論報道，1997年5月泰國匯率開始貶值後，美國金融投機商索羅斯就在泰國外匯市場投放了60億美元，進行外匯炒作，把泰銖逼上絕路。1992年歐洲匯率體系不穩時，此人利用英鎊匯率的變動在外匯市場上買進賣出，賺取了10億美元，並迫使英鎊退出歐洲匯率體系。但我們在討論這方面的原因時有兩個問題需要弄清楚。

第一個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放鬆對外資流動的控制，大量引進外資是否對頭？
第二個問題是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來自哪裡？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今天，國際資本流動已經成為驅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的杠桿。在當代，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引進外資作為加快本國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東亞和拉美國家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躋身新興工業化國家前列，在相當程度上是得益於這些國家能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以積極態度對待外資，並有效利用了國際資本帶來的好處。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也很清楚，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不是他們自己創造的，而是他們發現的。顯然，如果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比較穩定，他們就沒有投機的機會。換句話說，是他們看準了一國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場的動盪機會來發財的。例如，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之前，最先感覺到危機威脅從而轉移資本的是本國居民。當時，墨國居民得知出口增長下降，國際收支逆差增大，外匯儲備減少，本國貨幣將貶值，從而大量購入美元，加速外匯儲備減少，引起匯率波動，然後，外資才開始抽逃。可見，發生金融危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系統出了問題，內因起決定性作用，國際金融投機商只起了一種外部推動作用。

（二） 金融自由化、國際化改革過快。
應當肯定，80年代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東亞和拉美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鬆銀行業務限制，取消外匯管制，開放證券市場，鼓勵本國金融機構對外擴張，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步伐。擔是，把其中一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對外開放金融市場是不準確的。當然，如果這些國家繼續實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場不開放，國際資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機商也無計可施，危機自然不會發生。但國際資本不是隨意流動的，其流動的目的是賺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風險，決定國際資本投資者手中的錢流向的基本要素取決於受資國的金融開放程度和經濟前景。如果一個國家實行金融開放後，經濟高速度增長，資本收益率也高，外資流入增加是自然現象。但是，外資大量進出和金融投機商得手不能歸罪於經濟金融的開放，而應從受資國的內部因素尋找原因。墨西哥、泰國等實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但並不構成這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必然，而它們的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與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特別是與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要求的下述種種脫節之處，才是金融危機生成的原因。
經濟政策不適應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在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幅度增大的條件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仍對匯率和利率變化實行限制，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反映滯後。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實行比索對美元的固定匯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計下來的通貨膨脹達53%，外貿逆差870億美元，在匯率沒有反映這種情況的條件下，比索貶值是必然的。但是當時的墨西哥政府面對比索高估遲遲不採取適時貶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貿逆差逐年擴大，給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同時，當時的墨西哥政府為了治理通脹，提高國內儲蓄率，吸收外資以支持進口商品的外匯需求，實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實際利率高達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達14%左右，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利率，而國內企業貸款的實際利率比這還高。這種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業無法承受利息成本而無力歸還銀行貸款，造成銀行壞賬問題嚴重，又使墨西哥對外支付高額利息，造成國際收支惡化，貨幣貶值壓力加大。

又如泰國，長期實行泰銖與美元聯系匯率制，14年來，一直保持在25銖左右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當美元貶值時，它對西方主要貨幣的匯率也隨之貶值，增強了出口競爭力。當美元升值時，泰銖隨之升值，出口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後，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隨之升值，出中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後，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對日元也不斷升值，成為進口增長過快和出口增長率降低，以及國際收支惡化的重要原因。

經濟體制不適應對外開放。一國經濟開放之後，外資流入增加，本應加強金融體制建設。但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對金融市場開放的准備不充分，國內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不足，監管措施和機構不完備，盲目向外資開放。例如，在本國銀行體系風險過大的情況下，泰國主動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貸款，為房地產投資熱火上澆油。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必然導致本幣和外幣的頻繁交易，採用中央銀行控制匯率的方法與巨額外匯交易相矛盾，當資本外流增大時，對外匯的需求增加，本幣貶值受到壓力。為了捍衛聯系匯率，泰國在一個月內就動用了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仍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給國際金融投機商炒作外匯以可乘之機。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銀行曾經一天之內拋售幾十億美元，企圖把比索兌美元的比價穩定在政府設置的指標范圍內，結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勢，外匯儲備銳減到無法保持經濟正常運轉的60億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銀行不再干預外匯市場。這些事實說明，政府行為與市場對抗，難以成功。只有適應市場規律，實行浮動匯率才是出路。

1、金融體系不適應金融市場的發展，長期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經濟過熱導致「泡沫經濟」，形成脫離實體經濟的虛假繁榮，只是金融動盪的表層原因。長期資本市場建設滯後造成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才是深層次原因。具體包括：一是資本結構不合理，投資者較少用中長期債券籌資，而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資金，不適應長期投資項目的需要。二是信貸投向結構不合理。銀行傾向於提供非生產性用途的貸款。例如，泰國的銀行貸款有1/4是消費性貸款，1/4是房地產貸款，這類貸款難以產生收益，銀行壞帳增加。據世界銀行斷定，1996年泰國放款機構的不良貸款占其貸款規模的10%，達155億美元，1997年銀行的壞賬相當於泰國GDP的9%。三是外資結構不合理。由於中長期資本市場不發達，外資多以短期資本形式流入。1994年進入墨西哥的700多億美元外資中，3/4屬於短期證券資本，美國互助基金一類的短期投資比重很大，其中進入股市的有330多億美元。1995年流入泰國的6466億泰銖外資中，直接投資僅上中5.5%，商業銀行貸款佔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貸款，投機性和流動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銖存款和證券投資佔30.7%。由於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當宏觀經濟不穩定時，外資抽逃，引發股價下跌，金融機構癱瘓，本幣貶值，是不足為怪的。

2、產業結構調整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的產業結構調整片面迎合外資投向，不但彼此之間及其與後起的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趨同，而且過分集中技術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業。二是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能力較低，國內科技水平不高，對進口技術和設備的依賴過大。三是勞動成本上升過快，不利於勞動密集型製成品出口，國際競爭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長速度下降，造成國際收支巨額逆差，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國的出口產業面對來自後起的工業化國家低成本同類產品的競爭，未能升級換代，以致競爭力減弱，出口增長緩慢，國際收支逆差擴大，兩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貿逆差佔GDP的比例分別接近和超過了8%，大大高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5%，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推動因素。

3、貽誤時機，調整不及時。當出現金融動盪之後，政府出於種種原因，對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不及時調整，以致貽誤時機，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國的情況都是這樣。1968—1988年墨西哥先後有4屆總統因經濟危機而下台。1994年西方經濟復甦，利率隨之上揚，加上當時墨西哥政局不穩，一些外國投資者便開始抽走資金，貨幣危機苗頭已經出現。此時，本應果斷採取調整措施，但當時的薩利納斯總統為了贏得年底的總統選舉連任，不但不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改革匯制，反而動用了上百億美元的國際儲備彌補虧空，極力製造繁榮假象。結果等到當年12月1日新總統塞迪略就職時，國庫剩下的國際儲備已經不多，12月19日晚遂決定通過比索一次性貶值15%，來促進出口，減少進口，阻止資金外流，穩定外匯市場，結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匯價暴跌，最終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7年2月，泰國金融形勢開始惡化，政府未採取拯救措施。5月，泰銖貶值到14年的最低點，政府仍堅持對匯率的控制。對應該倒閉的金融機構，政府仍實行注資的做法，白白花費了大量資金。7月，被迫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之後，泰銖繼續貶值，外匯儲備持續下降，但政府仍背著多年經濟高速度增長和「虎」國的美譽包袱，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計劃猶豫不決，以致矛盾越積越多，一發難以收拾。此外，墨西哥、泰國等政局不穩，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促成因素。

㈢ 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趨勢

自20世紀初期起到20世紀50年代，國際資本市場開始在資本的國際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其活動表現出如下特徵：
1、國際資本市場推動國際資本由歐洲湧入美、澳等當時的新興市場國家
一般認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間，國際資本保持高度流動性，並大量由歐洲湧入美國和澳洲等地區。1914年前後，英國的年平均資本流出量佔GDP的5%到9%，法國的資本流動佔GDP的2%，德國為3%左右。而在資本輸入國中，澳大利亞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機構是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主體。當時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主要表現為：借款國家政府和部門大量向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資本市場發行固定利息債券；美國的債權人在國外建立子公司，通過持有過半數的股權（或獨家經營）對其進行控制等。
3、國際資本市場具有很強的波動性，尤其是國際債券的利率隨時間及國別的變化而出現大幅度調整。
4、資本流動因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宏觀經濟狀況變化及突發性政治經濟事件而初現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蕭條，導致普遍的債務違約，嚴重打擊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30年代，在貨幣貶值預期普遍存在和戰爭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響下，資本運動大部分採取了短期資金外逃的形式。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范圍的私人銀行貸款和證券投資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資本無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現為在貨幣發行國境外的流動，市場交易行為也大多發生在國外，即歐洲美元交易。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特徵是：
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停留在歐洲市場及歐洲貨幣的范疇。在戰後廢墟上崛起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構築了二十世紀後半期國際金融秩序的基礎，同時，該體系的核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協定則明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資本流動的基本規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初期，各國普遍對資本流動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嚴格控制下的資本繞開管制在貨幣發行國境外流動，形成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雛形。歐洲資本市場既是銀行間市場，又是政府籌措資金的市場，同時還為大公司提供借貸服務，商業銀行是該市場的核心。歐洲資本市場資金來源廣泛，數額龐大，以多種兌換貨幣計值，充分滿足各種借款需要，商業銀行經營自由，貸款靈活簡便，資金安排迅速。
2、資本流動形式集中表現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資。在二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資本流動的主流是大規模的國際援助，以及逐漸復興的直接投資。二戰後歐洲重建計劃引起了龐大的官方資本流動。美國政府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的第四援助計劃導致美元大量流入歐洲。從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下，向聯邦德國提供貸款38.7億美元，1945年12月，美國與英國簽署財政協定，美國向英國提供37.5億美元的低息貸款。
3、美國在主導官方資本流動的同時，也成為私人資本流動的主體。根據OECD的國際資本市場統計，1951年，國際債券的發行總額為9.954億美元，其中，在美國市場發行了9.226億美元，占國際債券發行總額的92.69%，整個50年代，美國為國際債券發行提供了71.601億美元的資金來源，占當時融資總額的78.21%。進入60年代後，美國商業銀行紛紛擴大國際業務，在國外尤其是歐洲開設分行，這些銀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額資金，積極發展信貸業務，為歐洲貨幣市場提供了新的資金來源。 1973年，隨著匯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動的轉變，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逐漸解除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控制，國際資本流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該時期對資本流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及石油美元的產生。
1、石油危機與石油美元
石油作為一種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開始取代煤炭，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產和消費極不平衡，美國、歐洲和日本所生產的石油不到全球總產量的20%，其石油消費量卻佔全球總消費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進口，石油價格的變動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的表現。
中東國家是主要的石油生產國，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產國建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致力於改變長期形成的油價過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員國通過參股和收歸國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資源。
70年代初美元匯率下調，西方工業國的製成品價格相應上漲，由於石油貿易以美元計價結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隨美元匯率持續下降，石油生產國蒙受重大損失。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後，OPEC成員國一方面加快石油生產國有化進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石油價格從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價，把每桶原油定價調整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國際市場油價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經濟體遭受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靈活調整為這些經濟體吸收這種外部沖擊提供了可能。
隨著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順差，1974年達651.7億美元，1980年達928.4億美元，1973年到1981年順差累計達3360.7億美元。這就是所謂的石油盈餘資金，由於石油盈餘資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稱石油美元。
2、石油危機時期全球資本流動的特徵
石油危機時期資本流動的特徵表現為：
①石油美元的積累及流動推動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在OPEC成員國可供運用的資金中，約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歐洲貨幣市場，大部分採取歐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歐洲貨幣貸款總額900億美元中，阿拉伯銀行佔了26.5%。所以，歐洲資本市場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迴流的同時，也獲得了自身進一步發展的新動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動掀起了私人商業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高潮，也為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長期、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資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員國組織為獲得發達國家比較安全的資產，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貸給了發達國家的私人商業銀行。而70到8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普遍停滯，名義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際利率則為負值，私人商業銀行便增加對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貸款，獲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機期間，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活動顯著增加，尤其是非OECD國家的籌資額成倍上升。
1982年後，OPEC成員國開始出現經常項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計過程被迫中斷，這樣，發達國家私人商業銀行向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的資金來源無以為繼，發展中國家獲得國際貸款的條件急劇惡化。 進入80年代，由於多數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淪為債務沉重的借款國，面臨著債務還本付息的困難，資本流動開始顯示出收縮跡象。
從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間，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對外債務總額從1031億美元增加到8420億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4.5%，私人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9.4%，私人信貸在貸款總額中的比例達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債總額中，短期信貸高速增長，國際債務期限明顯縮短，浮動利率債務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經超過全部外債的40%。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外債償付壓力不斷上升，從1973年到1982年，還本付息額由179億美元增加到932億美元，還本付息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償債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產油發展中國家過度借貸、結構失衡的同時，80年代起，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了該類國家償債危機的爆發。1980年，西方國家先後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發達國家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和世界貿易增長率開始下降，到1982年出現了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急劇惡化，進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經常項目逆差上升，外債還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國家經濟持續衰退的同時，美國里根政府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出現了高利率、高匯率、高通貨膨脹率三高現象。
由於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外債以美元計價的比例很高，美元匯率的上揚直接加重了該類國家實際的債務清償即流向債權國的本金和利息的負擔。
由於美國利率居高不下，其它發達國家也相繼隨之提高利率。七個西方主要工業國短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長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於發展中國家浮動利率外債超過外債總額的40%，利率的上升導致償債壓力的上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非石油出口國將多付40億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將為此多支付7.5億美元的利息，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將多支付近200億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後，許多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借的新債主要用於支付利息。
在內外雙重壓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債總額為260億美元的波蘭政府無力償付數額為25億美元的到期債務本息，拉開了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債務清償危機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匯儲備基本耗盡，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巴西宣布急需175億美元的新貸款來解決清償困難；12月，阿根廷提出與西方債權者進行重新安排債務的談判。越來越多的國家捲入這場債務危機：在拉美，除哥倫比亞和巴拉圭外，其他債務國均相繼要求延長償還債務期限，在非洲，蘇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國、馬達加斯加、扎伊爾、尚比亞等10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深淵，在亞洲，印尼和菲律賓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援助解決債務支付問題。
債務危機爆發後，債務國政府、債權國政府、債權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漸遏止了危機的蔓延。但是，這場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特徵表現為：
1、資本流動規模擴張極不穩定。80年代初期，資本跨國流動的總量由年融資近2000億美元下降到1500億美元左右，累計下降幅度超過20%。1984年後，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總額又出現大幅度上升，三年間累計升幅超過70%，表現出很強的不穩定性。
2、發達國家間的國際資本流動受債務危機的影響程度輕微，並在短時間內快速恢復。1982和1983兩年，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分別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於國際資本市場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後，OECD國家的融資規模快速上升，資本流入數量超過了債務危機前的總水平。
3、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進入長收縮期。非OECD國家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在1981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419億美元後，進入長達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資總額一度下降到211億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才超過1981年的水平，達653.42億美元。因此，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收縮期長達10年，這剛好是拉丁美洲國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後，資本流動的規模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的跨國流動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的發展階段。
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總額，由1988年的3694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億美元，增長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國際債券發行、銀團貸款和其它債務工具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額達12247億美元，比兩年前增長了近50%。
附表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1988-199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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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國際市場籌資總額 年度增長率% OECD國家籌資總額 非OECD國家籌資總額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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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最顯著特徵是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具體表現為：
1、資本跨國界流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大幅度上升。
在資本流動總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資本跨國流動與其經濟規模的相對比例顯著提高，國際清算銀行依據國際收支統計資料計算的證券跨境交易資料顯示，1975年到1998年間，西方國家各類證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間的交易總額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義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長最快的時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資本流動的速度快速上升，資本流動性達到很高水平。
在資本流動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金融技術的日新月異，金融創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類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國際資本的流動速度。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對全球外匯市場的名義日交易金額的調查，到1998年4月，該交易額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比上次統計的1995年增長近50%，三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4%，大大超過1992到1995年的9%。顯然，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的擴大在不斷加速。
3、更多的國家和地區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在本階段，新興市場國家再度成為資本流動的重要目標，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條件顯著改善，參與國際資本市場活動融通資金的國家越來越多，各類資本市場進入的障礙和藩籬紛紛消除。
4、國際資本市場的價格呈現趨同趨勢，利率的波動具有明顯的聯動性。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使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趨於一致，不同國家的利率差距縮小。過去20年間，主要工業國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差距不斷縮小，進入90年代後，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央行基準利率一度收斂於6%的水平，盡管此後又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但總體升降趨勢基本同步，利差趨於穩定。此外，隨著歐元的出台，歐洲主要國家利率水平率先趨同。
從利率水平的調整看，西方主要國家央行的決策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幾乎主要國家利率的每一次調整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快速響應。 綜觀國際資本市場市場的百年變遷，我們發展，推動國際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及世界經濟的周期性變動，國際貿易發展，金融市場內在需求及利率變動、金融創新及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資本帳戶管理政策，國際貨幣體系，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方面。上述動力的屬性又可以劃分為：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人為推動兩部分。
在一般情況下，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本身的推動力應歸入客觀必然性類別；金融活動快速上升產生的內在推動力則兼具客觀必然性和人為推動兩方面的屬性，但是，相對而言，其客觀必然性的色彩更強烈一些；在資本帳戶開放進程中，發達國家的政策推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開放過程又是更多的國家對外經濟貿易聯系不斷擴大的結果，因而同樣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一面；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國際貨幣關系的准則，其總體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體現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意願；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政策調整可以全部歸入人為推動的范疇（詳見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設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進的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總體上看是世界經濟、金融活動規律調整的必然結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部分發達國家的意志，具有人為推動的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資本流動的全球化發展和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是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相互聯系又各具特點的組成部分，資本運動的自由化意味著居民可以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活動，也意味著國內消費者可以購買外國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本國金融機構可以為外國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從而從內外兩個角度進一步推動了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其最終結果是資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資源配置的最佳化，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場表現形式。
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屬性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地域結構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繼續保持在資本全球流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資本全球化布局的出發點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相互間的資本流動繼續保持較高水平，資本多向流動趨勢日益顯著。即使是金融危機的大范圍爆發，也不僅沒有影響發達工業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反而促使資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流入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流動的最終目的地，大量持續的資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實力超強發展，使其對國際資本市場未來格局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貿易服務自由化等形式，促進了全球金融領域的競爭，推動風險報酬趨向於平均水平，並通過資產價格的迅速調整保持市場均衡與穩定。同時，資本自由流動促使金融中介機構更好地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擴大技術轉讓的范圍，其結果是更多的金融機構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提供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推動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此外，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要求一國有關管理當局切實提高經濟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關政策組合的協調能力。
當然，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本擴張僅僅是個開始，資本的全球化擴張還處於初始階段。80年代後期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逐漸暴露出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但是，與我們傳統認識相背離的是，即使不同資本流動工具的變動規模呈現此起彼伏的波動特徵，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全球資本流動持續增長的趨勢並未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融資的增長成為一種不斷持續的行為。

㈣ 介紹一下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潛力

1.自然資源

印度尼西亞礦物資源豐富, 石油和錫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 天然氣、鈾、鎳、錳、銅、鉻、鋁土礦、金剛石儲量也較豐富。石油探明儲量總計13億多噸, 是目前東南亞石油儲量最多的國家。另外, 據估計, 印尼沿海海底石油蘊藏量要比陸上石油多3-5 倍,以三馬林達近海的阿塔卡油田為最大。印尼天然氣儲量也很可觀, 約73萬億立方米。印尼的錫礦儲量也很大, 是繼馬亞西亞之後的世界最大錫生產國, 鎳礦儲量562萬噸, 居世界前列。 伊里安查亞還有豐富的鈾礦。廖內群島的賓坦島有鋁土礦。日惹附近產錳。金剛石推測儲量約150萬克拉, 居亞洲之首,主要分布在加里曼丹。

在農林產品方面,印尼的胡椒、金雞納霜、木棉和藤的產量均居世界首位。天然橡膠、椰子產量居世界第二。印尼的熱帶雨林面積僅次於巴西亞馬孫地區。加里曼丹和蘇門答臘的鐵木、努沙登加拉 的檀木、蘇拉威西的烏木、爪哇的柚木都是馳名於世的珍貴木材。印尼海域水產資源豐富, 種類繁多。蘇門答臘東海岸的巴眼亞比等地附近為著名漁場。勿里洞沿海產海 參, 馬魯古群島沿海產珍珠,馬都拉島沿海產海鹽。

2.經濟簡史

自1945年獨立以來, 印尼致力於推行初級產品出口發展戰略和由石油產業支持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 同時對外國資本進入印尼加以限制,以保護印尼民族經濟的發展。自 1967年蘇哈托政府執政以後的前十五年裡,印尼通過開發豐富的石油和其它資源, 實現 了糧食自給和生產自立。國家收入主要來自石油出口,1982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國家收入的80%。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 石油出口景氣, 印尼經濟一度出現了較快的增長, 1973年到1981年, 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7-8%。從1982年起,國際市場石油價格和其它初級產品價格開始趨向疲軟, 印尼經濟受到很大沖擊, 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 進入八十年代中期, 世界石油價格暴跌, 印尼經濟出現了衰退。

1982-83年度, 出口和政府收入下降, 財政赤字和經濟項目逆差擴大。自八十年代初以來, 印尼經常項目赤字連年不斷, 外債償付額高達27.6億美元(1988年外債總額為530 億美元), 支付石油和天然氣服務費用為26億美元。另外印尼在對外貿易的運輸費用上也支付了大量的外匯(印尼用於對外貿易的船隊不足), 同時直接投資收入又用於再投資, 不能為支付平衡起作用。 印尼雖有巨額外債, 但印尼嚴格履行金融契約, 因而能得到國際組織的友好資助。印尼的旅遊業發展比較快, 1990年相當興旺, 遊客達211萬人次，外匯收入為18億美元。

3.經濟概況

自1968年以來特別是80年代調整經濟結構和產品結構後，印尼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第一個25年長期建設計劃內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6%，通貨膨脹控制在10% 以內。1994年4月印尼進入第二個25年長期建設計劃即經濟起飛階段。政府採取了進一步簡化進出口手續、降低關稅、放寬投資政策等措施，把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旅遊、增加出口作為經濟建設中的主要任務，使印尼經濟繼續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 1995年5月起，印尼政府頒布了放寬經濟限制的一攬子計劃，開放投資領域，減少對產 業部門經營和發展的限制，鼓勵私營企業在新興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業生產。1995年、1996年分別吸引外資399億和299億美元。1996年批准外資項目959個，比 1995年上升23%。但由於外資投入猛增、人口和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等因素將制約經濟的發展。

4.行業概況

（1）.農業概況

全國擁有可耕地1980萬公頃。1995年，農業總產值616370億盾，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17.2%。農業人口約占勞動力人數的50.6%。農業以種植業為主, 主要種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 糧食作物在農業中占重要地位, 主要由小農分散經營。 糧食作物主要是稻穀, 其次是玉米、木薯、甘薯、大豆等, 大米是印尼人民的主要食糧。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熱帶經濟作物生產國之一, 經濟作物大都在種植園種植, 是外匯 收入的重要來源, 主要有橡膠, 咖啡, 棕櫚油, 椰子, 甘蔗, 胡椒, 奎寧, 木棉, 茶 葉等。橡膠是主要的經濟作物之一, 大部分在民間小膠園內種植, 產量僅次於馬來西亞, 居世界第二位, 主要供出口。咖啡也是主要的經濟作物, 約90%的產量供出口, 椰 子是傳統的出口作物。

農產品產量統計

(2).工業概況

印尼工業發展的方向是加強外向型的製造業。1995年製造業、采礦業產值各為919290 和351450億盾，分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4.3%和8.4%。主要部門有製造、采礦、紡織、輕工、裝配業等。1994年、1995年製造業增長率分別為12.5%、11.1%。工業品出口額已超過29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64.5%。1995年工業產值比上年增長10%。煤炭生產約 3830萬噸，其中出口3160萬噸，成為僅次於澳大利亞和南非的世界第三大煤炭出口國。

工業行業產值統計

5.主要經濟指標

國內生產總值(1995年)：1903億美元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995年)：1023美元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8.07%

匯率(1998年5月1日)：1美元=8025.00盾

通貨膨脹率(1996年)：6.47%

經濟增長率(1996年)：7.8%

㈤ 把「攤」擺到全印尼，三個年輕人白手起家，打造東南亞電商獨角獸

在當地人眼裡，Bukalapak是一個能大量購買便宜貨的地方。前有Shopee後有Tokopedia，這家公司如何成為東南亞電商「獨角獸」？

作者丨趙曉曉

編輯丨孔露嬌

圖源丨攝圖網

10年前，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一家公司的三位創始人正在激烈地討論：是關掉生意，還是繼續在電商這條路上走下去？

在一年之前，他們還在狹窄的辦公室里夢想著創建一個超級電商平台。然而，這門生意帶來的收益卻微不足道，公司曾一度開不出工資，面臨著嚴峻的現金流危機。

Bukalapak印尼語意為「擺攤」，這個名字可能在普通人聽來有些陌生，但在印尼，它與Shopee、Tokopedia、Lazada 並稱印尼四大電商獨角獸，是當地最受歡迎的電商平台之一。

Bukalapak成立於2010年，2019年成為市值超過25億美金的「獨角獸」公司。十年光景，三個年輕人把「攤」擺遍了全印尼，目前擁有7千萬多用戶。

這家公司是如何誕生的？背後有哪些故事？

在GGV的英文播客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中，GGV管理合夥人童士豪、GGV 投資副總裁 Dimitra Taslim與Bukalapak創始人兼首席戰略官Achmad Zaky進行了精彩對話，分享了Bukalapak的成長歷程和精彩故事。

「小店鋪」里的「大商機」

Dimitra Taslim：我們想了解一下關於Bukalapak的故事，它的起點是怎樣的？

Achmad Zaky：Bukalapak 是在2010年成立的，起初只是一個電商平台，如今已經發展成了一個綜合性的生活APP，成為印尼第四家獨角獸企業。

Bukalapak 的經營理念非常簡單：通過電商的橋梁，讓天下沒有難做的小生意。我們在成立之初就打算賦能小商家，印尼是小微企業佔比最大的國家，中型企業非常少，Bukalapak想做的就是幫助小企業成長為中型企業。

童士豪：在印度尼西亞，電子商務正在快速增長，但互聯網的滲透率仍然很低，有網購習慣的人不到10%，如何去發掘另外90%不在網上購物的人？

Achmad Zaky：這是我們在創業時遇到的第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印尼一半以上的人群都住在農村，對線上購物不了解，還有一部分人因為沒有接入互聯網，沒有條件進行線上購物。另外，印尼至今還沒走出「現金為王」的時代，即使是網購，也更偏愛現金到付。

第一波電子商務發展起來的時候，我們通過電視等媒體渠道進行創造性的推廣，目的是讓更多的印尼人了解互聯網，了解電子商務。

第二次浪潮，我們抓住B2B的風口期，建立了O2O 平台 Mitra Bukalapak，發動廣大鄉村地區的街邊售貨亭、夫妻老婆店等小商店，成為 Bukalapak 平台賣家中的一員。

這些小型商店在印尼語里有一個統稱——Warungs（傳統的印尼夫妻店），Warung 在印尼人的生活里是一個核心而又獨特的存在，路邊攤、小咖啡館或飯店都是 Warung，印尼95%的人都會去這些小商店裡購物。

Mitra Bukalapak 是一個專門的APP，它可以幫助 Bukalapak 獲取那些接觸不到網路的人，給他們提供便利，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地獲取資源的。目前，我們在印尼有超過500萬入駐商家，7000萬注冊用戶，1200萬的日活用戶。

印尼一家使用 Mitra Bukalapak 的夫妻店（Warung）

圖源：Bukalapak 官方

童士豪：作為印尼最大的電商平台之一，Bukalapak主要售賣什麼？與其他電商巨頭相比優勢在哪裡？

Achmad Zaky：首先上線的是電話卡、耳機等電子產品，除此之外，我們還提供水、香煙、方便麵等生活日用品，發展到現在，我們已經涵蓋了家用產品、男裝等很多種類。

對比其他平台，我們都以更便宜的價格、更快的分銷和更好的產品質量提供給用戶。Bukalapak 還上線了一系列金融 科技 服務。現如今，Bukalapak 的信用及表現好用戶可以在平台上獲得貸款，申請信用卡，甚至買賣黃金，這些都是我們的優勢。

最大的優勢是我們可以提供品牌服務，如果某品牌想在Warung做廣告，我們可以利用數據為品牌提供分析，幫助其了解到產品的銷售情況，優化銷售渠道。另外，如果早上下的單，當天晚上沒有到達，還會提供退貨服務。

Dimitra Taslim：在印尼，Warungs市場體量有多大？客戶群體是怎樣的？

Achmad Zaky：Warung 在印尼究竟有多少，已經無從統計，它充斥在印尼人生活里的每一個角落，散落在印尼的大街小巷。

印尼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完全不同，印尼有五分之三的人住在非城市地區（鄉村地區），這些人日常生活里的購物方式不是去大型商超，是去身邊的雜貨店、售貨亭，這種類似街頭小攤的Warung經濟體系占據了印尼線下經濟的70%，這在東南亞是很大的比例了。

通常在發展中國家，Warungs的增長正在放緩，但在印尼它還在增長。Warungs不需要很多資金來建立，而且大都布局在車站附近，如果你經常開車上下班，通常會更願意選擇在便利店購買，不僅方便快捷，價格也很便宜。

童士豪：你們剛開始是如何在沒有錢的情況下成長的？

Achmad Zaky：這個話題我很喜歡談論，有人說這是最糟糕的時候，但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時間，也是最有效的時間。

從 ITB（印尼的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找不到工作，無奈之下，我回到了家鄉蘇拉卡爾塔，一個遍地夫妻店的小城，閑逛一段時間後，我重新回到了雅加達，這回我拉上我的朋友Nugroho Herucahyono決定創業。

我們學的是計算機科學，想利用電商這座橋梁，讓天下沒有難做的小生意，Bukalapak 的最初創想就這樣誕生了。後來，我的另一位朋友 Fajrin Rasyid 被叫來管理財務，公司就這樣成立了。

Bukalapak 三位早期創始人，左起：Zaky、Rasyid、Herucahyono

圖源：Bukalapak 官方

但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電腦，並且沒有人相信互聯網，勸說城鎮小商戶加入電商平台異常艱難，只有約五分之一的邀約商戶願意嘗試一下。後來我們就嘗試在Facebook上投廣告，在社交媒體上瘋狂加陌生人為好友，甚至給所有的公司發送垃圾郵件，在100家公司中，可能有5家公司前來簽約並銷售，這就是我們成長的方式。

很多被 Bukalapak 加好友的人都是騎行愛好者，當時騎行在印尼很火爆，Bukalapak 根據需要上線了很多自行車和零部件，一時間，Bukalapak 被人們當做印尼自行車和零部件首選購物平台。後來Bukalapak逐漸把業務擴展到相機、飛機票、火車票等許多領域。

公司成立一年後，也就是在2011年，我們遇到了資金問題，被迫停業的前夕，我們得到了日本投資人Takeshi Ebihara 28.8萬美元的融資，有了這筆錢，公司一方面深耕騎行社群，一方面把社群戰略延伸到其他版塊。

後來我們又陸續得到螞蟻金服和GIC的投資，業務范圍跟資本都得到了很好的擴展和積累。我們把 Bukalapak 看成自己的孩子，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就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

Achmad Zaky：我是在高中認識了我的聯合創始人，我們高中時是朋友，我們在理科或奧林匹克之類的比賽中互相競爭。我們上的也是同一所大學，並且在同一個班，我們曾經是對手。

當我開始創辦Bukalapak的時候，沒有人相信我，只有他相信。所以，他沒有朋友，我也沒有朋友，那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建設這個公司，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Dimitra Taslim：在2016年的時候，你發表了一個「少即是多」的博客，這是什麼意思？你如何平衡多元化與專注於你所從事的行業之間的問題？

我所說的「少即是多」是指你每天都必須去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保持你工作的簡單化，只有一個重點是真正重要的，因為它使你敏銳，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最終也實現你的目標，這是關鍵。

因為當你變得強大時，你就會去尋找更多的機會，你也會籌集到更多的資金，但同時也容易變得貪婪，思想無法集中，甚至忘記自己的初衷是什麼，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要真正專注於你所做的一件事。

資本積累與出海野心

Dimitra Taslim：早些時候，我們采訪了印度的Udaan公司，這家公司的kirana商店與warungs的模式很相似，而且Udaan的融資和成長都很迅速，你是怎麼看待與這家公司的競爭關系？

Achmad Zaky：說到底，關鍵是生產力和效率。洛克菲勒創辦石油公司時，努力地推動生產力，提高效率，直到他成為一個壟斷者，這是一個非常鼓舞人心的故事，特別是對初創企業來說。

通常來說，排名第一的玩家會讓第二個玩家或第三個玩家感到害怕，如果你不害怕，選擇去戰斗，並保持生產力，你就會活下來。

Dimitra Taslim：面對內外部的競爭環境，Bukalapak在未來的布局上會有什麼變化？

Achmad Zaky：2019年5月份的時候我們推出了一款新應用程序BukaGlobal，正式開始進軍海外市場，我們選擇了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中國香港、中國台灣這幾個國家和地區，因為這些地方都有著相當數量的印尼人，他們對印尼文化都很了解。

另外，我們還與新加坡電商物流初創企業Janio達成合作，幫助我們處理端到端的跨境物流業務。接下來，我們還將向擁有眾多穆斯林人口的中東市場發展，使Bukalapak成為引入印尼產品的中心平台，同時也能幫助提升中小企業的業務發展。

Dimitra Taslim：最近，Bukalapak獲得了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GIC和中國螞蟻金服(Ant Financial)的融資，你認為融資帶來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Achmad Zaky：當你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到處玩，也可以有很多次失敗。但現在有了信譽良好的投資者和股東的加持，我們必須更加謹慎，我們仍然可以嘗試失敗後再試一次，但我們首先要保證自己不會受傷，這是關鍵。

融資是一種成長，但重要的是資本的積累。另外，還必須從投資者身上學到更多的東西，我們從投資者那裡得到的不應該僅僅是金錢，還有很多隱性的價值。

童士豪：對於那些不熟悉印尼市場的創業者，你有什麼能和他們分享的？

Achmad Zaky：印尼的文化是不同的，營商環境也很好，尤其是下沉市場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其次是人也很友好，印度的公司本土化很強，這就是為什麼Bukalapak能在本土做的這么好原因。我們能夠很好地融合當地的文化，每個人都喜歡我們的品牌，它是一個國產品牌，是當地的驕傲，所以在印尼創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尊重本地的文化。

當地的Bukalapak 圖源：網路

童士豪：從一家小公司到印尼的獨角獸，Bukalapak的成長並沒有耗費大量資金，很少有公司能做到這一點，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Achmad Zaky：首先Bukalapak 是傳統的本土品牌，99%的員工都是本地人，人力成本比較低；其次，我們是為中小企業賦能，幫助他們擴寬銷售渠道，他們會更願意積極主動的參與進來。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僅是交易型的平台，還注重與他們建立 情感 ，我自己有時會到賣家社區活動，激勵他們多賣東西，傾聽他們的問題，他們就會心懷感激，用心地去推廣Bukalapak。這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節約了成本。

童士豪：你們在整個印尼市場建立了C2C 的模式，並且幫助了當地近500萬的小型商店，你是如何建立起這么一個有效的企業組織？

Achmad Zaky：正確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從文化上來講，不僅是公司的企業文化，更重要的是本土文化，所做的事情、所選用的人才都要符合本土文化特徵。其次是數據驅動的性能和透明度，我們將所有的指標公開透明地分給公司的每個人，這樣他們就可以學習如何改進他們的指標，如果我們已經知道有人表現不好，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另外，要具備機器學習的能力，不斷地學習和嘗試新事物。

最重要的是第三點，印尼人喜歡用一個片語，叫做Gotong-royong，這個詞翻譯成中文就是「互助」的意思。印尼是一個非常 社會 化的國家，我們就像一個巨大的家庭，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只靠自己生存，我們必須和其他朋友一起工作，才能產生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

Bukalapak夥伴合影 圖源：網路

「現在是創業的最好時期」

Dimitra Taslim：新冠疫情的爆發對Bukalapak有什麼影響？小型初創企業如何應對這場疫情？

Achmad Zaky：疫情背景之下，Bukalapak的發展與收入是非常可觀的，因為人們不願出門購物，電商平台就成為了最好的選擇，電子商務的需求從非必需轉向必需，這也是Bukalapak在快速消費品中強大起來的原因。

初創企業在這場危機中會受到很大影響，比如P2P、O2O等行業，甚至是線下商場都會受到很大影響。但也有新賽道出現，在線教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在這場危機中，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偉大的創始人和偉大的想法誕生。疫情對創業來說是一種考驗，最終通過考驗的初創公司未來會迎來大生意。

Achmad Zaky：其他領域我們還在尋找，正如你所說，偉大的創業公司將從疫情這個時代出現。Bukalapak也經歷過很艱難的時刻，通常這個時候，它會使創始人更有創造力，因為他們必須找到一種新的方法解決困難，這是疫情時代創始人該有的心態，他們會比那些沒有經歷過疫情的人更具有創造力。

通常來說，在金融蕭條時期成長起來的嬰兒潮一代，他們的儲蓄率會遠高於千禧一代的消費者，因為他們知道沒有工作、生產力和薪水下降的艱難時期是什麼滋味。在這樣的危機時期，當創業的機會成本較低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去創業，而倖存者將是最有創造力和最有彈性的人，也是最有效率的人。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創始人，目前我們已經找到了一些，正試圖尋找越來越多的這種心態的創始人，這對創業生態系統來說是個好消息。

Dimitra Taslim：對於初創公司，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幫助他們度過這段時間？

Achmad Zaky：疫情終會結束。對於初創企業，首先，他們必須真正審視自己的衡量標准，例如CAC（客戶收購成本），CAC在疫情期間可能會貴兩倍，因為需求下降，購買力也會影響業務，保留率會低，貸款價值也會低，因此調整和觀察這些指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還要看成本，指標調整之後，要降低凈消耗，比如人力或辦公室成本，保存現金。就現在而言，現金是王者，因為你無法保證能不能獲得下一輪的資金。

最後，做出正確的決定。疫情期間，很多領導會面臨裁員的問題，但必須作出這個艱難的決定，因為拯救公司比善待和取悅每個人更重要。而被解僱的人，我相信他們未來也會成為偉大的創始人，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Dimitra Taslim：作為一個領導者和風投基金創始人，在疫情期間你學到了什麼？

Achmad Zaky：在此之前，我們進行了許多投資，但錢帶來的結果不一定都是好的，這就是我學到的。

受疫情的影響，2020年整個的經濟和創業情況有點像2010年、2004年那幾年，那時候的情況對於人們創業是非常理想的，因為這是創始人驅動的，而不是金錢驅動的。因此，你必須是偉大的創始人，找到非常有創造力的解決方案，而不僅僅是傾注資金。

我希望創始人不要專注於尋找投資者，而是專注於打造偉大的產品，用更少的錢創造更大的價值，這樣才能獲得雙贏。

㈥ 印度尼西亞匯率政策對投資者的利弊

印度尼西亞匯率政策對投資者的利弊如下:
負面投資清單中部分行業對外商投資設限，如外商不可投資港口、機場等國內基礎設施項目。在農業、通訊業、倉儲物流業、金融業、采礦業、教育業、健康業，外商很大持股比例從30%到95%不等。外商投資公司可全額持股不在負面投資清單內的行業，但須在商業經營開始後15年內將部分股份通過定向增發，或間接通過國內資本市場出售給印度尼西亞公民或公司。外商投資企業可自由匯出利潤或轉讓資本，但不得將從稅收減免中獲得的投資收益匯出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實行浮動匯率制，貨幣政策框架為通貨膨脹目標制，匯率由外匯市場的供求決定，但當達到特定通脹目標時，為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印度尼西亞銀行可通過提供流動性進行干預。
印尼是東南亞國家，首都為雅加達。與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帝汶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相接。印度尼西亞國土面積1913578平方公里，由約17510個島嶼組成，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疆域橫跨亞洲及大洋洲，也是多火山多地震的國家。面積較大的島嶼有加里曼丹島、蘇門答臘島、伊里安島、蘇拉威西島和爪哇島。

㈦ 世界上最不值錢的錢是哪個國家的錢啊

當然是日本。

原因很多~!給舉一個我們發展中國家的例子吧~!

根本原因

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各個國家出現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也許是貿易條件惡化。從原則上說，這是造成貨幣貶值的一個不容置疑的原因（例如，在過去幾年中，許多發展中國家曾經遇到過的貿易條件的惡化，是不可能通過貨幣貶值來扭轉的）。如果出口商品價格下跌——比如，為了對付工業國的經濟衰退——發展中國家就可以乾脆等到這個周期性的衰退開始轉變、物價開始回升的時候再說。然而，如果出口商品價格下跌要長期延續下去（例如，這種下跌是反映了市場上這種商品不能象以前那樣長期地大量投放。這是因為有些出口商品已被其它一些商品替代了，如人造橡膠替代了天然橡膠，人造纖維替代了黃麻以及其它紡織用的纖維），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尋找其它辦法來減輕商品廢棄所造成的社會負擔。與此同時，要鼓勵生產其它出口商品，加速出口商品多樣化。

實際上，許多發展中國家不會有什麼外匯儲備或借貸能力來等待這個周期性衰退的好轉，也不會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財力、人力來實現比較扎實的出口商品多樣化。通過國內貨幣的貶值來提高出口商品的創利率，這樣的做法也許容易些或者快些。當出口商品價格下跌、匯率又保持不變的時候，對國內貨幣來說，主要出口商品是賺不了錢的。貨幣貶值能使這些出口商品恢復創利率而不需要壓低匯率或減少國營部門的存款。世界市場上價格沒有下跌的那些出口商品將從貨幣貶值中獲得意外的收益，從而進一步刺激這些出口商品生產的發展。

更能說明貨幣貶值問題的一種情況是，貨幣增值主要是由於國內生產成本迅速上升而引起的，而這種生產成本迅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國內需求量太大，而不是出口商品價格的下跌。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發展中的小國。這些國家規定了不影響世界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固定匯率，其資本市場也是初級的。通貨膨脹的壓力通常產生於國內人民政治上的要求。他們要求增加社會福利事業、開發性項目或國防事業等方面的經費。然而，這些經費超過了政府所能匯集的稅收和私人自願存款的總額。為了增加這些開支，政府就需要向銀行系統借貸。為了能借到這么多的錢，政府也許還得向私營部門伸手，而這些私營部門發現，在金融市場上籌措資金是困難的。

這種發展性的金融政策將有助於增加收入和總的需求量，從而抬高內銷商品或非貿易性商品的價格，即抬高人民生活必需的農產品、多種服務性行業或建築業的價格，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生產因素的價格。假設在一個通貨膨脹的環境里，實際利率也因此而下降，人們的存款將會轉向不動產，進一步抬高工資和地價。貿易貨物（進口商品的替代品和出口商品）的價格由國際市場規定。而這些價格又將比內銷產品的價格便宜，這就驅使國內消費者改用這些進出口商品。由於國內總的需求量相對來說要大些，同時也由於價格的作用，收入將因此會增加。

與此同時，這些進出口商品的生產，將會由於國內原材料等諸方面的價格以及生產因素價格的上漲而得不到鼓勵。這種物價上漲是受到了內銷產品生產系統影響的結果，從而增加了生產這些進出口商品的成本，擠掉了利潤，因為前面已講過，這些商品的價格是由國際市場早就定了的。對生產此類商品的刺激，也將因此而減少，邊際製造廠家將退出，生產力將持平或下降，從而加大了對外赤字，引起外匯儲備的減少。與此同時，由於國內通貨膨脹率高的結果，實際利率就要變成負數，因為一些機構常常阻止名義利率上升，從而影響了國內貨幣的儲備，鼓勵人們把國內貨幣兌換成外匯。但這種情況常常帶來具有兩重性的好處，即提前使國內貨幣增值和實際利率升高。

可供選擇的方法

在上面提到的這些情況下，有兩個辦法可供當局選擇來對付對外支付逆差：他們可以採取限制進口和外匯交易的辦法，或者通過金融和物價政策以及削減開支和恢復生產有利可圖的商品來減少赤字。

一個政治上優惠的途徑是，通過限制進口那些不太關鍵的商品和外匯的游動，來直接減少貿易赤字。這種途徑之所以好，是因為其真正利弊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後才看得出來。這些措施在暫時減少外貿赤字的同時，並不能幫助恢復出口商品的創利率。事實上，這些措施最終還將使出口商品的價格再度下跌。這些措施也不能把國內開支壓低到國家能夠承擔的水平。由於各種控制措施還不能影響通貨膨脹這個根本問題，實際上，這些控制措施還常常使通貨膨脹惡化，企業將轉向生產更為有利可圖的內銷商品和進口替代品，因為這些進口替代品價格較高。這些商品價格高的原因是對進口實行了許可證和配額的做法。

然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於技術落後或還沒有這種規模的經濟部門去生產，因此，能夠真正替代那些進口貨的內銷商品，常常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初步的控制措施將不會使外匯儲備有明顯的增長。生產上所需的進口物資也將出現短缺現象，從而直接影響到產量，影響貿易貨物生產力的利用，並使工人失業。如果把控制國內物價的措施也用來強行控制進口替代品的價格，或者用來控制需要用部分進口物資來生產的商品的價格，那末，資金就會被進一步濫用。由於官方和黑市的匯率不同，外匯黑市將會發展起來，資本就要外流，從而加大對外支付的赤字。同時，由於農民從種植經濟作物改為種植人民必需的農作物，整個國家的經濟將變得更加內向，外貿也就隨之不景氣了。

限制進口商品和資本，對效率的危害特別大；這些限制性措施會使人們將資金轉用到生產創利率高的內銷產品上去（如進口商品的替代品），而不用到生產出口商品的效率較高的方面去，因為這些出口商品的創利率受到了國內通貨膨脹和國內貨幣增值的約束而不得升高。即使降低進口貨物的價值，這些限制性措施也會使人們傾向於把投資用於資本密集性技術。最終，國家對人們向國外的匯款、旅遊業以及非傳統商品的出口，採取特殊的匯率。這就違背了大家公認的做法，即增加外匯收入是需要實行鼓勵價格的。

在這種情況下，可選擇的做法是通過採取相應的金融政策，使人們對商品和各種服務業的需求降到與國家收入相當的水平。同時促使國內的需求從進口商品轉向內銷產品，刺激內銷商品的擴大生產。這些目的，只要對生產者實行一種需求管理即可實現。政府開支以及發放給私營部門的信貸，要減少到這樣一個程度：即工資和物價要絕對降下來。這將降低出口商品的生產成本，與生產內銷商品相比，使出口商品的創利率得到提高。因為內銷商品的價格隨著需求量的下降而下跌，而出口商品的價格卻原封不動。然而，如果相對物價需要進行重大的調整，總的需求就必須進行大規模壓縮。既然名義工資常常不會下降，那末，這種壓縮的結果是造成實際上的失業和引起社會混亂。因此，這個途徑很可能是緩慢而且痛苦的，對大多數國家的政府來說，政治上也接受不了。

一個國家與其實行長期需求管理的痛苦政策，降低出口商品的生產成本，來提高生產這類商品的利潤，還不如採取貨幣貶值的辦法提高進出口商品的國內價格，從而提高進出口商品的創利率。

貨幣貶值怎樣奏效

與需求管理的辦法相比，貨幣貶值的明顯好處是簡單易行，而且見效快。在生產中需要進口的物資的價格，將以與貨幣貶值的同樣百分比上漲時，國內物資的價格上漲應該低於這個百分比，而其剩餘價值——利潤的上升，則應適當高於那個百分比。這些相對物價的變化也將促使出口商去尋求價格更為便宜的物資，來替代進口物資。這將進一步降低對進口物資的需求，鞏固國內生產的創利率。

為了讓貨幣貶值能使足夠的資金從用於生產內銷商品轉移到用於生產出口商品方面來，以改善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就必須使人們能看到，相對物價的變化是一種持久性的變化。國內成本的上漲應該不影響剛剛恢復的出口商品的創利率。然而，對國貨的國內需求的增長以及出口商品生產的發展，將會迫使國內成本上升。但是，這種壓力是能夠減少的，因為貨幣貶值也會使總的需求下降，至少能使總的需求在短期內下降。貨幣貶值引起出口商品價格的上漲，降低了人們習慣上擁有的現金的實際價值。所以，一次貨幣貶值實質上是減少一次實際貨幣的投放。人們為了恢復他們的現金的實際價值，就要壓縮開支，壓縮對所有商品包括進口商品的需求。這種由於貨幣貶值而引起的總需求的下降，對於整頓由於國內開支大大超過國內總產值而引起的初期收支不平衡狀況，是至關重要的。如果總需求可以控制，就無需使國內商品價格的上漲超過進口商品的較高價格的初期上漲。

但是在每次貨幣貶值後面，都籠罩著由於通貨膨脹的壓力，人們要求增加收入的危險陰影。這將提高成本，並增加用擴大貨幣發行來對付這個更高要求的可能性。擴大貨幣發行的結果是物價飛漲，助長了人們認為會產生通貨膨脹的想法以及希望佔有外幣的要求。因為佔有外幣後，便可避免在兩種情況下的損失，即既可以對付通貨膨脹，又可以對付貨幣的進一步貶值。這種情況，除了給對外收支造成消極影響外，又將再次引起貨幣貶值和新的物價飛漲。這種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惡性循環所造成的破壞，將十分嚴重。這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循環不能改善收支的不平衡狀況，同時還因為這種循環破壞了把匯率作為一種政策工具的信譽。這種情況發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決心，即政府是否決心通過適當的政策，通過需求管理來保持相對物價的新結構。這樣，僅僅依靠需求管理來糾正逆差的時間就延長了，而且從失業和產量的角度來看，也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與此同時，僅僅依靠貨幣貶值來糾正逆差也就不靈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要有一套政策，並根據這套政策，制訂出一些限制開支的措施，來防止由於貨幣貶值而引起的相對物價的變動。

貨幣貶值對產量的影響

貨幣貶值對產量的影響是復雜的。從短期來看，在擴大出口商品的生產之前，國內對這些商品的需求就將下降，這是有助於收支平衡的。但是對實際收入較低的那些消費者，這種對內銷商品需求的下降將同時伴隨著對這些商品需求的增長，因為這些內銷商品的價格比出口商品便宜。如果貨幣貶值嚴重，象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那樣，出口商品和內銷商品之間可以替代的餘地很小，那末對內銷商品的需求將會急劇減少，因為可供購買這些商品的貨幣額將下降。如果消費者能隨時用內銷商品替代出口商品，那末，對內銷商品需求的大幅度上升將會引起內銷商品價格的上漲，人們也將要求增加工資。這將波及到出口商品，減少這些商品相對價格的優勢。到那時，就需要再一次採取一些措施來減少國內的開支。

另外，要使出口商品的生產在全部勞力都完全就業的情況下增長，有關財政、金融政策也必須嚴格到足以壓低需求、減少內銷商品產量的程度。從短期來看，由於內銷產品遲遲不得出口，最終會使這些產品的總產量下降，有些人會因此而失業，實際工資下降。當出口商品的產量增長時，失業的勞動力將會逐漸得到僱傭，但實際工資和應得的收入都會比以前低。

但嚴格說來，沒有幾個發展中國家能使全部勞動力都就業。如果在貨幣貶值發生之前，就對進口商品的數量實行限制，並控制其價格，也許早就存在生產能力過剩和失業的現象了。即使不是這樣，多數發展中國家也有大量的勞力資源「變相失業」——如生產力低，有人當季節工，或者呆在家裡。如果增加名義工資，就可以吸收這些沒有利用起來的勞力資源來擴大出口商品的生產。到那時，貨幣貶值將會使資金向勞動生產力較高的門類轉移，促進生產發展，而不需壓縮內銷商品的產量。到那時，這些內銷商品的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就只佔較小部分了。簡言之，要使出口商品生產的利潤恢復到正常水平，必須增加其在總的出口收入中的比例。這意味著需要降低國民收入中用於支付實際工資的比例的同時，仍然可以增加名義工資。這一連串的事情將會使貨幣貶值更加合情合理，因為產量和就業的增長將彌補因收入的再分配而造成的不足之處。

衡量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所帶來的好處的關鍵是看它是否刺激了出口的增長。如果進口商品在貨幣貶值前就已匱乏，那麼，貨幣貶值發生後，也就不會因為價格較高而使進口商品的數量象預期的那樣萎縮，特別是在國內可能的替代品仍然有限的時候，更是如此。另外，出口商品的增長也需要進口更多的原材料以及主要設備、零部件來改造曾被忽視了的工廠，更新其設備。結果，從短期來看，國家收支的平衡問題，將會因貨幣貶值而極度惡化，因為進口貿易會即刻增長，而出口貿易在相當一段時間後才能發展。

出口商品將增加嗎？

不同的出口商品對貨幣貶值反應的時間長短也不同。由於有了更得力的鼓勵措施，生產力的初期增長在貨幣貶值後的一年內即可出現。如果出口商品是農產品，即使貨幣貶值已在作物生長周期內發生，改良了的作物、牧業以及收獲時所花的巨大努力，很快就能帶來數量可觀的高產量。要使邊遠地區的土地比較容易地用來進行種植是可能的，同時也能出現出口服務設施能力過剩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兩年內就可進一步提高產量。進行新的投資也會使出口商品增長，但也許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新的生產能力的增長要有一個長期醞釀的時間；生產者們在政策改變後，需要有一段對改變了的政策建立信心的時間。這些時間上的拖延，同基礎結構運轉不靈以及部門之間資金流通不暢一起，意味著調整的時間要持續好幾年。

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製成品出口國的貨幣貶值的經驗說明，一般說來，出口額的大小最能反應物價的變化。然而，隨著過去兩年世界貿易的萎縮和工業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決策者們必須對增長出口的潛力作出慎重的估價。另外，一些農產品和初級產品的世界需求增長很慢或者處於停滯狀態。如果其它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的份額下降，就只能增加這些農產品和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但是，一個國家一旦由於通貨膨脹的政策失去了市場份額，實行貨幣貶值就能幫助這個國家補償這一點。再者，如果這個國家想要改變出口商品增長緩慢的狀況，使出口商品多樣化，實行貨幣貶值也將刺激非傳統出口商品的生產，為其提供有利可圖的機會，使這些出口商品的生產有可能得到較好的發展。

實際工資；收入的分配

從短期來看，如果僅僅是因為出口商品價格上漲的原因，那末，經過一次貨幣貶值後，各方面的實際工資都將下降。貨幣貶值越厲害，勞動者生活水平的下降也就越大。這是政治上的一個主要不利之點。但是，只要造成貨幣貶值的國內產出與國內開支不平衡，現有的實際工資水平是無論如何也維持不下去的。如果要恢復國內收支平衡，也沒有什麼辦法可供選擇來降低實際工資；如前所述，雖然最後能逐步實現國內收支平衡，但是，經過緊縮通貨後，失業率會升高。然而，由於貨幣貶值突然改變了物價，降低了購買力，這就確實使更多的公眾看到了這一點，從而就引起了政治上更為強烈的反對。這是可以理解的。

隨著調整的展開，實際工資如何受到影響這一點，取決於僱傭勞動者消費出口商品的多少，以及他們用出口商品替代內銷商品 的速度和能力。僱傭勞動者的名義工資能提 高多少，也取決於他們的組織能力和相對的討價還價的能力。雖然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中，這些因素很強硬，但在大多數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中，它們卻很軟弱。恢復實際工資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但是，到了調整快要結束的時候，實際工資能有所增長。只要產出有較大增長，提高實際工資也不會對國際收支平衡產生不利影響。

貨幣貶值將增加國民收入中利潤所佔的相對比例和降低工資所佔的相對比例，這是貨幣貶值的一個普遍原則。除此以外，貨幣貶值對於收入分配的影響也很不相同，這是因為每個國家的國家制度特點和政府所採取的扶持性措施不同。值得強調的是，貨幣貶值前的收入分配在任何情況下是不可能原封不動的。一般說，如果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初級農產品，貨幣貶值將使收入由城市轉向農村，因為對城市服務性的需求將趨於下降，城市居民受出口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要大些。另外，政府的開支也將趨向於集中在城市。這不僅僅是為了支持民用服務業，也是為了給城市居民提供教育和衛生設施，有時也是為了給他們提供食品補助。由於這些開支的實際價值要下降，所有這些服務事業的受益者的實際收入也將要下降。

即使收入從城市轉向農村，也並不意味著這些收入是從窮人轉向富人。只有在農村大面積地種植出口農作物，而且大部分農村勞力同時又在種植非出口的糧食作物時，才意味著收入從窮人轉向富人。但是，如果農村的多數人都從事種植出口農作物，那他們就都將從貨幣貶值中受益。再說，對收入的最終影響將由為支持貨幣貶值而制定的政策來決定。

扶持性政策

如前所述，怎麼才能成功地使貨幣貶值轉化為增產出口商品和進口替代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所採取的扶持性措施。這 些措施可分為三類：物價政策，需求管理措施，以及使初期的供給增長轉變為實際的出 口增長的政策。

從一開始，貨幣貶值就是較多地依靠價格機制的一種信號。因此，物價政策必須保證匯率的浮動要在國民經濟的物價結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如果一個國家在經濟方面已經採取了控制物價的措施，限制了進口商品的數量，生產中也採取了一些行政決定，那末，就必須採取一些政策措施來保證實行貨幣貶值所要達到的目的。多數價格將需要調整，對需要進口材料來生產出口商品的限制要放寬，影響出口商品生產的不恰當的費用和鼓勵措施要取消。在國營企業中，貨幣貶值所引起的物價浮動並不能達到大家所希望的能重新安排物資和資金的使用。例如，在國營農場中，種什麼作物的問題，本來可以由管理部門決定。但這不行，還必須根據新的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以及國內需要花費的投資，來選擇一種作物種植的最佳方式，即選擇種植那些創利率最高的作物。

前面已經強調過，只有對內銷商品的需求不加以控制時，才能維持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和利潤優勢。這將表明政府實行反對通貨膨脹政策的想法是堅定的。這對於減少人們對通貨膨脹種種想法以及對又要發生什麼新的貨幣貶值的忐忑不安心理，都是重要的。財政上的扶持政策應能壓縮人們的消費，但同時又有這么一個問題：誰來承擔這批被壓縮下來的商品？承擔多少？是由私營部門承擔，還是由國營部門承擔？是由收入低的人來承擔，還是由收入高的人來承擔？是由農村來承擔，還是由城市來承擔？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窮人的部分基本需求是由政府的財政支出來滿足的。人們經常聲稱，貨幣貶值從三個方面加重了窮人的負擔：壓縮了實際工資，增加了失業，以及減少了政府應該提供的服務和應該履行的義務。窮人經受不住實際收入的減少。政府的衛生、教育開支，以及對食品的補貼，還須真正堅持下去。另外，貨幣貶值還會引起政府其它方面開支的增加。這是因為進口業務費用和債務本息上升了，要求增加更多的收入來壓縮財政赤字。貨幣貶值後，政府提高了貿易稅和所得稅以及國營企業上交的利潤，增加了收入。但是，與此同時，政府的開支也更為緊急，而且款項常常更大。要使出口商品的生產能獲得較高的利潤，如果私營部門對此缺乏信心或對此抱有懷疑，因而不能增加這方面的投資，政府就要進行鼓勵；這樣做本身也許是限制了政府選擇適當辦法來壓縮私營部門的消費。政府可以選擇削減投資、進一步壓縮經濟增長的辦法來壓縮私營部門的消費。這里，不管哪種辦法，都不會受到任何政府的歡迎。

即使有這些小小的選擇餘地，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必須對為了使貨幣貶值奏效而進行可信的、必要的調整和政府強加給社會的壓力略加區別。強加給社會的壓力可通過下面這些辦法來緩和：提高高收入階層的納稅額，在不影響窮人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壓縮政府開支，或者緊縮住房和耐用消費品的信貸等等。然而，這些努力都將會遇到高收入階層的抵制，因為大部分政權通常都掌握在這些人手裡。

然而，政府還是可以有所選擇。在決定貨幣貶值到什麼程度時，政府可以把標準定得比實際需要高些，以便恢復出口商品的創利率和允許工資有所提高。但這更會引起通貨膨脹，還可能引起人們的不安。在這兩種情況下，當局就可把貨幣貶值的程度定得比實際需要低些，同時採取一些更為嚴格的需求管理措施。在選擇這兩種做法的同時，還可以對那些不太重要的進口商品實行一些限制。在任何情況下，衡量一種具體的貨幣貶值率的效果，都不應脫離當局所選擇的總政策。

政府還需要在一些領域里實行協調的政策來確保外匯收入和外匯存款的增長。也許需要重新安排用於開發的開支，以緩和現有的緊張狀況。電力、交通運輸、通訊等領域里則經常出現這種緊張狀況。股本和出口貿易服務設施也得改造，以利於更多的出口商品能進入國外市場。要制訂一項在國外積極發展商業渠道的政策，以激發國外對本國出口商品的更大需求。

這是一個改造經濟方面的生產結構和減輕各經濟部門比例失調的規劃。要實現這樣一個規劃，就要進行不懈的努力，可能還要增加一些發展費用。因為出口額的增長還要有一段時間，所以短期內，在貿易結算中，對外收支情況可能要惡化。但正如發展中國家的官員們常常主張的，也許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貨幣貶值能奏效，如果這種貨幣貶值從開始就有大筆外匯資源作後盾的話。這些外匯資源除了幫助維持新的匯率外，還將緩和調整過程中實際收入從開始就有下降的狀況，縮短調整的過程。

對於存在對外收支平衡問題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沒有能力繼續向國外進行商業性貸款，而讓步性的財政扶持（包括某些情況下的債務救濟）將能提供必要的資金，來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度過難關，直到出口貿易的增長得到恢復為止。

㈧ 印尼的主要經濟是什麼

印度尼西亞是發展中國家，屬於非公有制即私有制經濟類型國家，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

㈨ 介紹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指發生於1997年的一次世界性金融風波。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不久，這場風暴波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中國等地。泰國、印尼、韓國等國的貨幣大幅貶值，同時造成亞洲大部分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沖擊亞洲各國外貿企業，造成亞洲許多大型企業的倒閉，工人失業，社會經濟蕭條。

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泰國，印尼和韓國是受此金融風暴波及最嚴重的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香港也被波及，中國大陸和台灣則幾乎不受影響。

爆發原因是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新馬泰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亞洲經濟的動搖難免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

第一階段

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

1997年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

1997年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

1997年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

1997年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

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

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制定的對策未能取得預期效果。

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

1998年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

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

趁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跌至6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

一個月後，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

1998年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

直到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9)印尼資本市場怎麼樣擴展閱讀：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預示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有了危機感。他通過強大的經濟後盾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韓國，日本，台灣直至東南亞，都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

這給亞洲一些國家飛速發展帶來了經濟支持。七十年代，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但是，1991年，蘇聯解體標志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積極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亞洲有關國家的援助。

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安排的框架內並通過雙邊渠道，向泰國等國提供總額超過40億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國提供了進出口信貸和緊急無償葯品援助。

中國政府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本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作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承受了巨大壓力，付出了很大代價。此舉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香港金融保衛戰是經濟實力的較量。在保衛戰爆發前夕，香港不僅自身擁有82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身後還有中央政府128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兩者相加超過日本的2080億美元，居當年世界第一位。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

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