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華校多少所

㈠ 印尼有華小嗎

你的意思是中華學校嗎？？

目前在雅加達和泗水有台灣人開的學校。教育全部使用台灣教科書。
華校目前在印尼沒有，但是有三語學校（中文，英文，印尼文）。

㈡ 印尼孔教總會的簡史

印尼孔教會歷史悠久，組織龐大，目前有120多個孔教分會散布在印尼各個島嶼，現任孔教最高理事會主席陳清明文士表示，印尼孔教徒未能正式統計，但估計有四百萬人左右。印尼孔教徒大都不懂華語，四書五經都被翻譯成印尼文，定期的宣道會也是用印尼文講解，印尼孔教會組織深入華族下層階級，影響極廣，尤其在印尼政府改革開放以後，各地尊孔人士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組織孔教會。
早在1729年, 在巴達維亞(即現在的雅加達)華人社會里就組織了「明誠書院」。
1900年3月17日華人社會尊孔人士組織了「中華會館」，並由潘景赫和陳金山分別擔任會館主席和秘書。
中華會館成立後，先後出版了若干有關孔子學說的印尼文譯本。
1897年李金福翻譯了〖至聖孔夫子〗，1900年陳慶忠和尤才祥合譯〖大學〗和〖中庸〗。同時，在爪哇島也出現了一些弘揚孔子學說的周刊，1903年東爪哇泗水，中爪哇梭羅，以及1904年西爪哇茂物都先後出版了宣揚孔子學說的報刊和雜志。這類翻譯著作和報刊相當有利於當時土生華人了解孔子的學說。中華會館主要領導人之一李金福寫了一篇〖華人宗教〗的文章，肯定宗教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華人的宗教存在於孔子學說中。簡而言之：李金福肯定了孔子學說是華人宗教的精髓。
中華會館認識到，要使印尼的華人對孔子的學說有一定的理解，必須使他們懂得華語。於是，中華會館努力從事華文教育工作。至1919年，中華會館開辦的華文學校已達200多。當時的中華學校必懸掛孔子像，在孔子生辰和忌辰，分別放假一天，尤其在孔子生辰，都會舉辦活動，以示紀念。
後來的中華會館逐漸熱哀於興辦華校，部分尊孔人士便在印尼各地組織孔教會，把中華會館初期弘揚孔子學說的任務接管過來。
印尼各地的孔教會，有的是從中華會館分離出來的，如梭羅的孔教會；有的是中華會館以外自立團體的，如泗水和三寶壟的孔教會。
1920年，泗水孔教會出版孔教雜志〖入德之門〗
1923年印尼各地孔教會代表在中爪哇梭羅市舉辦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孔教總會，並把總部設在萬隆，大會的具體報告刊登在1923年12月8日的〖孔教月報〗。
隨著孔教會的發展，梭羅孔教會邀請爪哇各地的孔教會在1938年12月5日舉行全爪哇孔教會聯合會議，在會上選出了孔教總會的領導機構，其中張震益和胡英恭分別擔任為期三年的總會主席和秘書。大會還決定創辦〖木鐸月刊〗作為孔教總會聯系各地分會的月刊。而孔教總會的主要任務是協調各地宣道人員的工作。
1925年印尼中爪哇華人陳文盛把〖孝經〗翻譯成印尼文，當時的華人把〖孝經〗看作是孔子的基本學說之一。
1934年印尼華人社會出現了另一個華人宗教團體―― 三教會，主要宗旨是弘揚三教 ( 孔教，佛教和道教 )，創辦人是曾經活躍在中華會館的土生華人作家郭德懷。
1942年日本侵佔印尼，日本認為〖孔教總會〗反對日本。而下令凍結其一卻活動。這期間的華人宗教活動都十分低調的分散在各地進行。
1942年－1945年日本佔領印尼期間，孔教會禮堂大都成為難民收留所，真正應了孔聖人講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1954年12月11－12日，部分孔教人士在中爪哇梭羅召開了代表會議，探討重組孔教總會的可能性。翌年4月16日，成立了以郭謝卓博士為主席的印尼孔教聯合會( Perserikatan Kung Chiao Hui Indonesia )。自此，4月16日即成為印尼孔教會的成立日，2007年4月16日，印尼孔教最高理事會在慶祝成立52周年紀念日上還舉行孔教千人禱告會，祈求印尼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早日脫離經濟困境。
1956年，1957年和1959年先後舉行了印尼孔教聯合會第一；二；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修改孔教聯合會的章程等事務。
1961年在梭羅舉行的 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幾項決定，統一印尼孔教教規，把〖印尼孔教聯合會〗改名為〖印尼孔子學說協會〗( Lembaga Ajaran Sang Khongcu Indonesia ), 並拜會宗教部長，要求確認孔教在印尼宗教部的合法地位。
1963年12月，印尼孔子學說協會在西爪哇茂物舉行會議，又將其團體改名為〖全印尼孔教聯合會〗( Gabungan Perkumpulan Agama Khonghucu se-Indonesia )。
1964年5月在西爪哇斗望市( Tasikmalaya )舉行的全印尼孔教聯合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把該團體改名為〖印尼孔教聯合大會〗( Gabungan Perhimpunan Agama Khongcu Indonesia )，並重新組織全印尼孔教青年聯合會。
1965－1967年期間分別由曾錦禮和柯貴安擔任上述兩個團體的主席。
1967年8月，印尼孔教聯合大會在梭羅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決定將印尼孔教聯合大會改名為〖印尼孔教最高理事會〗( Majelis Tinggi Agama Khonghucu Indonesia ), 並推選陳盛和 任1967－1969年的主席。到2006年11月在雅加達舉行的印尼全國代表大會為止，印尼孔教還是保持沿用〖印尼孔教最高理事會〗為名。
1969年12月在中爪哇北加浪岸市舉行了第七次印尼全國孔教代表大會，推選柯貴安為1969－1971年度主席。
1971年12月，印尼孔教最高理事會舉行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5 年12月19－22 日在西爪哇丹格琅舉行了 孔教聖職人員全國代表大會，來自印尼25 個地區的聖職人員代表真 修整了印尼孔教的敬拜禮儀及孔教結婚儀式。
1978年11月18日，印尼內政部發出傳閱公函，明文指出政府只承認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自此，印尼孔教就這樣被「合法」的排除在外。
1979 年九月，印尼孔教會應邀參加在紐約舉行的〖宗教信仰促進世界和平〗大會。
1984 年 八月也應邀參加在非洲肯亞奈洛比舉辦的〖宗教信仰促進世界和平〗大 會。
1987年正月15日，因為受到當局的多方限制，印尼孔教最高理事會內部有限的代表大會 上推選住在茂物的陳王禮 為1987－1991年度的主席。在陳王禮任職期間，印尼孔教會開始和新加坡孔教會取得聯系。
1987年3月14日，印尼孔教全國最高理事會，為了適應政府新出的98年第8號憲法而修改了章程。
1993年，印尼孔教全國最高理事會第12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推選黃金泉為執行主席。由這一年開始，印尼孔教會的領導班子開始轉移到華族年輕高級知識分子。
1998 年8月22－23日，印尼政府開始放鬆對孔教會的管制，所以印尼孔教會能夠借用政府宗教部的回教哈夷宿舍舉行第13次的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的宗教部長馬力克法喳也為大會舉行開幕典禮。這次大會選出黃金泉為主席，陳清明為秘書。
2002年9月13－15日，在同樣的地方舉行了印尼全國孔教最高理事會第14 次會議，開幕時，印尼人協主席阿敏拉依斯，政治安全統籌部長蘇西絡(現任總統)，宗教部長，教育部長，國家監督機構部長郭建議，前任總統瓦希特及各宗教代表都有出席，大會選出陳清明為2002－2006年度的主席，秘書為林孔晟。
2006年11月現任總統蘇西洛及多位部長出席了印尼孔教 最高理事會舉行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選出主 席 為 陳清明，秘書林孔晟及財政孫春連。
改革開放後的印尼政府大體上已經把孔教徒的基本社會職權恢復，孔教徒可以在自己的居民證宗教信仰一欄填上〖孔教〗，並以孔教儀式進行結婚禮然後在政府民事登記部注冊，信仰孔教的學生也可以在學校的宗教課里學習四書五經。然而，經過印尼新秩序政權三十多年來對華文教育及中華文化的全面封禁，並多方限制孔教會活動的後果，使目前的孔教會面臨人力資源的空前缺乏，再加上國民學校在新的學年裡肯定需要大批教四書五經的宗教老師，還有，印尼孔教會上層領導與中下層領導的文化差距太大，所以印尼孔教會在弘揚孔教的實際工作上真是名副其實的任重而道遠。

㈢ 印尼華人佔比多少

華人約佔印尼人口總數的5%。印尼華人大多來自於中國福建、海南、廣東等南方省份，大多分布於雅加達、泗水、棉蘭等城市。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與印尼的關系逐步改善，越來越多的印尼華人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是華人。

印尼華人一直堅持著中國的生活習俗，形成了一個團結的群體，同時這也影響著周邊的本土人學習中文，所以到這里可以不用帶翻譯，用我們母語就能交流了。

華文教育：

早在明朝年代，華人已移居印尼，一百多年前的印尼華人，當時稱為華僑，已經有社團的組織，並開辦華文學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尼的華文教育，和東南亞各國一樣，在各種有利條件的推動下，得到迅速的發展。

華人學校學生人數多達30餘萬人，當時的中文學校，除了印尼文課以外，其他的課程都用中文授課，華校得到空前的發展，華文教育處在黃金時代。

㈣ 西加里曼丹的華人

華人最多的唯一省份
什麼年代華人開始進入西加里曼丹？沒有完整確切的文字記載，據中國的史書記載，北朝魏宣武帝在位年間，就與婆羅王有接觸。經商往來，而婆羅王對中國的朝貢也未中斷過。若此記載可靠，則在1000多年前華人就來到婆羅洲（加里曼丹）了。
據在馬來西亞的金劍先生（1991年12月14日馬來西亞《新生活報》刊登）寫道：「1407年（永樂4年）在呂宋島的海盜首領林道乾，不敵西班牙的部隊，只好率部下南逃至婆羅洲島北部登岸，土人酋長見林道乾部隊衣甲鮮明，不敢抵抗，帶領族人投降，之後，林道乾部眾在此開荒耕種，改邪歸正，與土著女孩通婚，繁衍至今。」這個地區就是現在的「宋公」（Sungkung），它位於三發河上游，到現在該村還保養著林道乾的墓，墓的上面還插有他的寶劍呢。
這就是有文字記載關於華人來到西加的歷史。隨後就有華人乘搭帆船向南探險，而來到婆羅洲，一般是每年的春季順東北風來到西加，要到6-7月間有了西南風才回航，當時來到西加的華人都是短暫停留，以經商為主，後變成長期定居，進行釆礦，開荒。也許是1740年喃吧哇（Membawah）蘇丹向汶萊蘇丹招得一群華工到百富院開採金礦，從此開採金礦延伸到內地，如民旺、新南（Minwang），新南（Sinnam）和東萬律（Mandor）。
1750年開始有大批華人來到西加，因為那年三發（Sambas）蘇丹批准華人在鹿邑（Mentrado）開採金礦。
當1770年在東萬律發現新金礦後，華人更迅速來西加，幾乎每年約有3000華工來到西加。受金礦的誘惑，大批華人移居西加，從喃吧哇轉移到坤甸，邦戛，三發等地，後由於開採金礦容不下，就轉移生產目標，即向各處開始耕田捕魚，開墾農業和種植園藝，如胡椒、甘密（Gambir）、椰子、橡膠等。
據荷蘭作家Cator的記載，1900年西加華人是41,500人，20年後增加到67,000人，到1930年是108,000人。而此時華人的農園地約120,000公畝。到1954年人口統計時，西加的華人佔全省人口的30%（馬來人30%，達雅人30%，其他各族10%）。
金礦在1812年約有30多個礦區，以東萬律金礦最大。全部采礦工人約3萬。早期到來西加開採金礦的華人，都各自組織公司，主要是梅州市梅縣區、大埔人。早期的公司有東萬律的蘭芳公司、鹿邑的大港公司、三條港公司、和順公司等。
逐漸地越來越多華人前來西加，於是自1850年華人開始轉移生產目標，即向西加的市鎮以外的森林地區墾荒務農，所以西加各偏僻地區都散居了華人，他們開荒墾植椰子園，橡膠園，胡椒園。成立小鄉村，甚至有些小鄉村全是華人，沒有其他族群，在內陸丘林地帶的每個園區都是華人開辟的，即使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區都有華人的小村莊。在城市華人比較多的是山口洋，華人居民佔全市人口的65%，坤甸市華人佔45%。
西加華人居住區的房屋建築格式與中國大同小異，在他們住家四周圍都種菜，養家畜。在山口洋，鹿邑和東萬律，那兒的市區建築與中國城鎮都很相像。
傳承中華文化教育最普遍的唯一省份
上面己說過，在西加全省的每個森林地帶都有華人居住而成為小村莊。有的村莊只有10多戶人家。他們有的是聚居在一塊成個村莊；有的分散居住在各自的膠園、椰園，相隔數百米。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華文教育紛紛興起，都以普通話教學，就連十幾戶人家，交通不便的偏僻村莊都開設中華小學；就連散居各園區的村莊也開設中華小學校。多數村莊學校只有數十名學生，所以只用一兩位教師。當時的教師有的須步行幾個小時才到達學校，教師們也一樣願意前去執教，其執教精神高尚可貴。據說當時西加的華校大大小小有100多間。
1957年西加省政府下令全省13個地區（坤甸、松柏港、喃吧哇、山口洋、邦戛、三發、盂嘉影、萬那、上侯、新黨、昔嘉羅、富都、道房）以外的地方不準開設中華學校，這個禁令於1958年開始實施。華校的數量就大大減少，但原來的華校在地方上的熱心人士支持下改為「民族私立學校」，上午教授印尼政府的印尼文課程，下午教授華文，這樣一直維持到1967年蘇哈托宣布禁令後就全部封閉了。
保持中華文化傳統最完整的唯一省份
西加的華人傳統文化從未被破壞過，間斷過。在蘇哈托掌政時曾下令禁止一切含華人傳統的文化節日的活動，如除夕夜到廟堂上香，過春節等。然而在西加對華人傳統節日，如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冬至等，西加華人商業活動照樣停業慶祝。
這里必須特別提及華人佔全市人口65%的山口洋，曾被喻為印尼的唐人坡，小香港，除以客家話通行於市區外，另一特色是「十步一小廟，百步一大廟」的廟宇建築群。
蘇哈托下台後，春節期間更是舞龍舞獅，廟宇鍾鼓齊鳴，男女老少上香拜神通宵達旦，元宵節各地神仙齊出遊，法師坐刀轎，穿口針，踩釘排等巡遊全市，熱鬧非凡。近年來當地的其他族群，軍政人員也多參與這一活動，這是全印尼獨特的喜慶節日。
在西加的華人中，尤以潮州人和福建人都不吃三板跳魚（稱三寶公魚），這種魚背脊上有五個手指紋，傳說是因被海浪打上三寶公的船上後，三寶太監親手抓起放生的，所以魚背上留下了三寶太監的五個手指印。
華人遭受最大迫害的唯一省份
1942年日本佔領西加後，將西加華人精英進行大逮捕，然後載往東萬律，實施集體大屠殺或活埋，幾達萬人。日本軍把一卡車一卡車的華人載往東萬律，其中不乏正值壯年的積極分子，一概被命令自掘填墓穴，然後在屠刀下斷頭或集體活埋。東萬律的集體屠殺，後來建了萬人冢的墓園，至今仍是家屬們難以跨越的死蔭幽谷。
1965年「九卅」事變後，蘇哈托上台，搞反共排華運動，西加的印共及其同情者組織游擊隊反抗蘇哈托政權，游擊隊的成員有華人，活動范圍是三發縣和坤甸縣兩個縣區的森林地帶。蘇哈托政權撲滅無方，誣賴游擊隊能在森林生存是靠山區華人的資助。為達消滅目的，掌權人就散播不利華人的謠言，煽動慫恿勇猛而單純的達雅族人仇視華人，向華人大開殺戒，進行驅趕行動。於是在1967年底，三發縣、坤甸縣軍人偽裝成達雅族人，率領了達雅族人搞「紅頭事件」，用達雅族人的習俗，向每個村莊散發紅碗，要大家宣誓驅趕，燒，殺，搶華人及其房屋，財產，園地。經過大運動後，將這兩縣管轄的山區華人趕到海邊城鎮，造成約20多萬人華人難民。有的村莊華人走得慢些的就被殺害，甚至有的是由武裝人員策劃進行全村莊的大屠殺，例如孟加影坡附近的麻雲，伯蘭蒂，和華莪附近的雙濱港，這3個村莊，各有數十戶華人，男女老少各數百人口，全被集體殺光。當時除這三個村莊的華人及連同走得慢而被殺害的華人約數萬人。
那些被趕走的約數十萬人，他們來到沿海地區成了無業遊民，政府不管，讓其自生自滅，有的還被以「莫須有」罪名逮捕入獄，許多未經審判而凌辱致死獄中；當時逃到山口洋和坤甸的華人難民，其中有的與其餓死，不如冒險到外島找出路，求生存。
西加華人向來循規蹈矩，卻總是難逃宿命，日本來時說華人參與抗日游擊隊，進行大屠殺；自家人當家作主的時候又說華人支援共產黨，又成了代罪羔羊。
所有在山區的華人都有樹膠園，胡椒園等，被搶光了，最後都被破壞了，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逃來沿海的難民，當時已沒華人團體了，只由個別熱心華人接濟，有的流落為乞丐，賣淫，有的帶點錢出來的就到外島打拚。
在那個年代政府在西加也實施白色恐怖，凡是被認為「莫須有」的華人就被捕殺，許多尚有一點積蓄的華人紛紛逃往外島避難。所以從此西加華人人數大大減少，由原來的佔全省人口的30%減至9,151人（2004年統計華人人數是365,232人，全省3,991,612人）。
經濟作物也在這次清剿中全給破壞了，造成西加的經濟一落千丈，幾十年了都恢復不了。
外嫁華人姑娘最多的省份
自「紅頭事件」後，西加出現很多窮困難民，為擺脫貧困，先是出現許多媒人帶難民的女兒，寡婦到香港，台灣找婆家，一些寡婦在台灣更多的是嫁給退伍老兵；後來是台灣的媒婆帶人來物色，就形成更多華人女孩外嫁到香港，台灣等地了。她們有的是幸福了，找到了好歸宿；但也有的遭到更慘的命運，被虐待，被轉賣為娼，再入地獄。
族群和睦相處的省份
自蘇哈托下台後，其所搞的種族挑撥離間，造成土著人殺害華人，土著人殺害馬都拉人等血腥事件。到21世紀初結束了。恢復了三大族群（達雅族，馬來族，華族）融洽相處。華人逐漸參與了政治活動，參選為中央，省級與縣市議員，有華人當選為西加省議會副議長；坤甸市議會議長；山口洋正副議長。還有華人當了地方長官，如張錦坤是第一位華人當上了上侯縣縣長，接著西加省副省長黃漢山；山口洋市長黃少凡；坤甸縣縣長也是華人；山口洋市議會議長還是華人婦女呢。西加華人多盡了民族的公民責任和義務，這是良好榜樣。

㈤ 黃奕住的主要貢獻

黃奕住在返國前夕，即已考慮今後如何運用其資財為祖國的復興及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綜合起來，他在這方面的主要活動可概括為下列幾個方面：
其一，創辦銀行，扶助發展華僑工商業，振興祖國實業。
黃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業經營活動中，深刻體會到銀行金融業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1917年，華僑糖商遇到困難，遭到荷蘭銀行資本的掣肘和刁難，使他認識到建立華僑銀行及本國資本銀行的重要意義。因此，他從印尼返國途經新加坡時，即投資入股華僑銀行40萬元叻幣。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賓及日本等地考察時，「聞岷里拉（即現首都馬尼拉）華僑多泉（州）人，金融之權操縱於外國銀行，損失甚鉅」，因此，他和著名菲律賓愛國僑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華總商會商議後，決定共同「倡組中興銀行，以挽回權利」。「中興銀行」初定注冊資本1000萬元，先招股500萬元（菲幣）。黃奕住認股100萬元。該行初創時，實繳資本為200多萬元。黃奕住實際佔了該行投資的一半，他被推舉為該行董事。在他的關心指導及同行們的齊心協力經營下，該銀行營業蒸蒸日上。到1933年時，其資本已實增至600萬元，資產總額達2470多萬元，成為菲律賓最主要的僑營銀行之一，對扶助華僑經營工商業及當地經濟發展起著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黃奕住因「念吾僑民苦異國苛法久矣，若不思為父母之邦，圖其富強，徒坐擁浮資非夫也」，專程前往上海，拜會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報》董事長史量才、銀行家胡筠（胡筆江）等人，共商「謀設中南銀行於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僑民不忘中國也。」該行創辦之初預定招股2000萬元，第一期繳足資本500萬元，黃奕住認股350萬元，佔70%。經過一段時間籌備後，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銀行正式成立並營業。它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僑資金融企業。該行向國民政府立案後，「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發行鈔票，視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行。」因此，中南銀行成為當時全國可以發行鈔票的3家銀行之一。該行為了取信於民，「特聯合了鹽業銀行、金城銀行、大陸銀行，訂十足現金准備及准備公開制度，於四銀行之外，另設四行准備倉庫，專為保管准備現金，發行鈔票。」在中南銀行舉行的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黃奕住當選為董事長，胡筠任總經理，史量才、韓君玉等任常務董事。1924年，該行增資至750萬元，黃奕住入股500餘萬元，仍占資本額的3/4。隨著銀行業務的開展，該行先後在天津、廈門、漢口、廣州、南京、蘇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設立了分行，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此外，「國內國外各大都會商埠，均專約代理匯兌收付機關，並代顧主保管國內外發行的各種公債及契據，經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銀行成立之後，還積極投資支持國內各項民族工業的生產和發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紡織公司（佔有65%的股份）、益中磁電廠、誠孚工廠、天津北洋紡織公司（佔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廣州礦務公司等等，對扶植民族工商業起了一定的作用。黃奕住之子黃浴沂回國後，曾就任中南銀行協理，代表黃奕住經營該行業務。黃奕住則息居廈門鼓浪嶼。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視。抗日戰爭爆發後，總經理胡筠在一次從香港飛赴重慶時，不幸飛機被敵機追擊而遇難身亡，黃浴沂即接任了總經理之職。此外，黃奕住學於1921年8月7日在廈門市創辦了「日興銀號」，以與南洋群島各地通呼吸，溝通廈門與海外華僑的僑匯、融資及促進工、商業等之發展。「其資金之鉅，為廈門各銀庄之冠」。由於「日興號」有良好的信譽，東南亞各地華僑曾紛紛把他們的游資匯存該銀庄，以備家鄉建築房屋或其他實業之用。如印尼華僑李丕樹，即曾一次匯寄30萬元大洋，存於該行。
其二，創辦經營社會公用事業，建設家鄉。
黃奕住創建了廈門市自來水公司。
廈門是一個海島。廣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販們每天用運水船從海澄縣九龍江淡水區取來販賣的「船仔水」。市內小販們向運水船商買水後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給各家各戶。本世紀20年代前後，每天販水量約一萬多擔。這些食用水都未經消毒過濾，且經過多次轉運，極不衛生。黃奕住定居鼓浪嶼後，經常來往於廈門鼓浪嶼渡口，目睹水販們挑運販水的情景，深感此問題關繫到全島居民們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關繫到千家萬戶的亟待解決的主要社會及建設問題之一。因此他決心「創辦廈門自來水，以重衛生」。1920年，他即發起籌辦廈門市自來水公司。翌年，他與廈門商會會長洪鴻儒、中國銀行廈門分行經理陳實甫、英商匯豐銀行買辦葉孚光及幾位照辦華僑共商籌資興辦事宜。1923年5月，公司經當時北京政府農商部批準定名為「商辦廈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資本為100萬元，黃奕住先認股40萬元。自來水的蓄水池、過濾池、水塔等公司建築工程於1925年在上海招標，結果，由德國西門子公司以92萬元中標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開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為2億8千萬加侖，可供全市20多萬居民9個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該公司召開成立大會，制訂章程，規定資本為200萬元，黃奕住當選為公司董事。1929年，黃奕住又倡議在鼓浪嶼日光岩和雞冠山分別建造了高低水池兩座，並備有大小運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將廈門自來水由船運至鼓浪嶼抽送池，從而解決了鼓浪嶼居民用水之需。這是廈門市（包括鼓浪嶼）歷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居民飲用自來水問題。黃奕住對廈門人民的貢獻是值得贊頌的。
黃奕住承辦了廈門電話公司，發展廈門市內外的通訊聯系。
早在1907年12月，廈門市即已開始運用電話，它是由華僑林爾嘉創辦的「廈門德律風（英文Telephone的音譯）公司」裝配的，擁有400門磁石式的電話機。鼓浪嶼當時是個「公共租界」，日商也辦有一個「川北電話公司」，電話業務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隨著廈門市政建設開始發展，原有電話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黃奕住深感發展廈門內外通訊聯系的重要意義，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萬元收購了廈門德律風公司後，再增加30萬元資本，加以改裝及擴建。同時，他還應廣大廈、鼓市民「收購日本人電話公司」的倡議和要求，經過多方努力，於1923年以23250元將日商的「川北電話公司」購入自辦。黃奕住接辦廈門、鼓浪嶼電話公司後，銳意改進。他聘請了上海的錢咸昌為總工程師，對原有的話機、電桿線路等進行改換，採用美國卡洛公司的新式機件，最大通話容量可達2500門，同時培訓接線員，並給予優厚的工資待遇，因此使電訊接收靈敏迅速暢通，用戶也迅速增加。與此同時，他還投資鋪設了廈門至鼓浪嶼海底電話電纜。1924年1月1日，廈、鼓之間也正式通話。1925年，他又投資10萬元在漳州市設立「通敏電話公司」，並在海澄、石碼、浮宮及南靖縣等地設立分線，進一步溝通了廈門與內地的通訊聯系。後來，他又曾派錢咸昌總工程師到泉州勘測，籌劃泉州、永春等地與廈門的長途電話，後因軍閥割據、地霸橫行、接著抗日戰爭爆發而未果。黃奕住設立電話公司，始終抱著「以服務桑梓為主旨，不以牟利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黃奕住獨資創辦經營的「商辦廈門電話股份有限公司」獲准正式注冊立案，領照營業。資本額增至100萬元。
黃奕住曾籌建漳（州）龍（岩）鐵路，並致力於開發閩西礦產資源。
1905年，廈門至漳州的鐵路即已開始興建，1910年正式通車。當時從廈門至漳州的交通線路是從廈門乘船經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嶼，再乘火車。但當時該鐵路只鋪軌到江東橋，僅完成28公里，距離漳州還有22公里。黃奕住為了開發閩南及閩西南地區的經濟建設，1922年即有續建該鐵路並擴展至龍岩地區的打算，並曾約請荷蘭工程師樊迪克納前往視察，後因故中斷。1926年3月15日，菲律賓華僑在廈門鼓浪嶼開會發起救鄉運動。黃奕住在會上「提議續辦漳龍鐵路至龍岩，以利交通。僉謂敷設鐵路為救鄉根本要圖，即經全體通過」。會上選舉了黃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雙輝、陳培錕、黃琬、薩福均、鄭華、黃鍾訓、林榮森及薛敏老等11人為籌備委員。不久，召開成立大會，黃奕住被舉為籌委會主任，會址即設在其公館。同年10月12日，獲得當時交通部、農商部的批准。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術人員前來視察勘探及估價，然後由華僑出資主辦。但到1926年11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從廣東攻入福建，政局混亂，鐵路籌建計劃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領導的19路軍進駐福建後，政局較為穩定，又重新研究籌建該鐵路問題。6月1日在鼓浪嶼設立了漳龍路礦籌備處。黃奕住積極支持，曾聘請德國工程師來進行測量，繪有詳細藍圖，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准備。國民政府實業部也准備派地質工程師侯德風、礦業工程師王目倫等來進行測量。不斷，籌備工作在緊張進行時，又發生了福建閩變事件，結果全部計劃又成泡影。此後抗戰爆發，漳龍鐵路始終沒有建成。
黃奕住還積極從事廈門、鼓浪嶼的房屋及市政建設。
20年代以前，廈門可說幾乎沒有很好地建設，市容簡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後，廈門開始進行市政改革和建設，興建了一批新的樓房，其中華僑投資興建的佔了重要的地位，據調查，福建華僑投資房地產的主要有廈門、泉州、福州晉江縣。其中尤以廈門最為突出，佔全部投資的90.19%。而廈門市的房地產建設投資中，又以印尼華僑為最多，黃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黃奕住組建了黃聚德堂房地產股份公司，投資金額為245萬元，佔1930年廈門全市全部房地產投資（7641550元）的1/3左右。黃聚德堂房地產公司總計建築和購置的房屋達160座，面積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還投資助建了廈門海濱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嶼賓館即是黃奕住的產業，建築之大之優美，是屈指可數的。鼓浪嶼有一條「日興街」，也是他捐資修築的。黃奕住投資房地產業，自有其贏利目的，但他對廈門市容美化，對工商業的發展和繁榮及市民住房條件的改善，無疑都起過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貢獻。
黃奕住不僅是一位愛國的華僑企業家和民族企業家，而且還是一位積極參加華僑社團、熱心文教公益福利事業及僑鄉各方面建設的社會活動家和愛國者。
早在1907年，黃奕住的經營事業有些初步發展時，即積極參加了各項愛國華僑社團活動。1907年3月7日，為了促進僑商的團結與合作，維護華僑的正當利益，他和三寶壠市著名僑商周炳喜、馬厥猷、甘欽福等30餘人共同發起創辦了三寶壠中華商會，這是印尼僅後於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個中華商會。該會的宗旨是「增進華僑商業知識，保護半島華僑利益，發展本島華僑商業，促進祖國對爪哇島的貿易。」從1907年成立第一屆董事會起至1913年的第七屆董事會，黃奕住都被選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幾屆董事會，他又被選為該會副會長。黃奕住參與該會領導層工作期間，積極參加會務，為祖國及當地僑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從1907年至他回國為止的十多年間，他積極參加和推動該會對祖國廣東、廣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東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災害進行募捐救濟活動，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獻。1909年，三寶壠、巴城和泗水的中華商會本著增強祖國海軍力量的願望，開展了「捐助中國海軍」的活動。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廣圻參贊到三寶壠募集航業銀行股資，促進祖國航運業之發展，黃奕住認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廈門信用銀行代表許綸華到該地招股，以推動廈門的經濟發展，黃奕住認股5000元。這一年，由於荷印殖民政府將當地華僑養老院和貧民院解散，不少僑商聞訊後甚為憤慨。中華商會召集了各社團聯席會議，決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撫年老無靠之貧僑。黃奕住被推舉為該堂的財政，負責籌借及管理該堂的一切經費及收支。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民國。中華商會從1912年2月29日起聯合並領導各社團及廣大華僑進行了3天的慶祝活動。黃奕住擔任了慶祝活動籌委會委員及財政工作。在這3天的慶祝活動中，三寶壠華僑熱烈的愛國之情空前高漲。黃奕住也為推翻了腐敗的滿清封建王朝而歡欣鼓舞，愛國熱情進一步增強。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孫道仁派葉國瑞到三寶壠徵募軍務債票時，黃奕住和其他商會董事都認為此事關繫到家鄉的改建及救國活動，他認購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寶壠中華商會經商議後，致電當時的北京國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國與外國訂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寶壠舉辦了一個「博覽會」。黃奕住和其他董事認為這是一個宣傳介紹祖國的好機會，共同出資建了一個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陳列展覽室。在這前後，中華商會的全體董事（包括黃奕住）「鑒於前清政府之舉借外債，致損國權，不願再作外債之舉借，因發起國民捐」，以幫助民國成立後的國家各方面的建設。黃奕住和其他董事分頭到各地向僑胞勸募，曾獲得巨款，匯返祖國。1915年5月13日，商會董事們獲悉袁世凱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甚為氣憤，曾致電北京政府「勿簽對日不平等條約」。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寶壠中華商會，希望獲得當地甘蔗良種及其種植方法。黃奕住是一位多年經營蔗糖業的著名糖商，熟悉情況，因此和諸董事一道，寫了詳細介紹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廣種植，促進福建家鄉經濟作物的發展。由於祖國政局的種種原因，黃奕住上述種種活動雖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愛國愛鄉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
在印尼三寶壠從商期間，黃奕住對當地華僑教育事業的推動和發展也不遺餘力。現代的印尼華僑學校是始於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華會館創辦的中華學堂，接著三寶壠等各地紛紛效法，亦先後建立了中華會館、中華學校。黃奕住是創辦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華會館負責人雲集三寶壠開會，決定成立「荷印中華總會」，作為所有僑團和僑校的中心組織。總會會務每年分別由巴城、三寶壠及泗水三市中華會館輪流主辦。1907年，三寶壠中華會館主持了第一期會務，並決定將中華總會易名為「爪哇學務總會」，專管華僑學校教育事宜。1911年至1915年，三寶壠中華會館主持了第二期會務。黃奕住擔任了「爪哇學務總會」的領導人，並負責財政工作。當時籌備學校教育經費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黃奕住在任期間花了不少心血，且還慷慨解囊，出資協助。1916年3月15日，黃奕住又和著名糖王黃仲涵等共同發起創辦第一間華僑中學「華英中學」。黃仲涵擔任該校董事會擔保人，郭春榮任董事會主席，黃奕住任財政委員之職直到回國為止。「華英中學」的建立，為中爪哇各地華僑子弟升入中學深造、學習中文和英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由於董事們共同努力，經費較充裕，師資力量較強，幾十年來培養了不少華僑子弟人才，始終是爪哇著名華僑中學之一。
1920年黃奕住返回祖國以後，對福建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亦作了許多捐獻。1920年，他即在家鄉南安縣樓下鄉創辦了斗南小學。1923年又創建了斗南初級師范學校，為家鄉小學培養師資。在他的影響及推動下，南安上都和下都等地激起了華僑捐資辦學的熱潮。斗南學校從創辦直至黃奕住逝世為止，所有經費「均由他獨資供給，雖匪患頻仍，不少波折，仍不忍其停頓」。1912年，他又在鼓浪嶼創辦了「慈勤女子中學」。他每年不提供經常經費三分之二，直至抗戰爆發後廈門淪陷，慈勤女子中學才被迫停辦。黃奕住還獨資捐建了廈門同文學院一座教學樓，該樓命名為「奕住樓」。陳嘉庚先生創辦廈門大學時，黃奕住捐贈10萬元。1927年他又捐贈廈門大學圖書設備費國幣3萬元。為了紀念和表彰他熱心教育的義舉，1931年6月，在廈門大學的主樓「群賢」一樓刻下了「黃君奕住，慷慨相助，有益圖書，其誼可著」的石碑文，以資紀念。這一碑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裡。他還先後對新加坡華僑中學、廣東嶺南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倡捐巨資，累數十餘萬金」。他前後購置3萬元圖書給廈門鼓浪嶼中山圖書館等。他之所以如此熱心興辦教育及文化事業，正如他自己所說：「吾幼失學，為大憾事，今於吾父吾母卯基之鄉，吾身數十年經營衣食之地，晚歲游歷之區，為青年學子略盡吾情，彌吾闕憾焉。」此外，他還捐資17000多元獨修閩南古剎及泉州開元寺著名的東、西塔中的東塔，以保護文化歷史古跡。至於泉州順濟橋的修築及對其他不少慈善福利事業的捐助，不在此一一詳列。1921年10月，他捐獻3萬元助濟華北遭受旱災之災民。為此，當時中國政府曾贈予「急公好義」的牌匾嘉獎。1922年，福建遭受巨大水災，他也捐助賑濟災民，福建省政府授予他「樂善好施」的匾額。總之，他一生對「四方之慈善事業踵門勸募者，靡弗樂為之應，瑣之不勝枚舉也。」
1931年秋，日本軍國主義者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等地。廣大海外僑胞對此侵略行徑進行了強烈譴責，並紛紛組織各種救國抗日團體，捐助支援祖國抗日事業。中國航空建設協會曾發起獻機運動。黃奕住當時正在菲律賓巡視業務，得訊後立即捐贈5萬元。此外，他還作了不少其他捐獻。1937年7月7日，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由於國民黨政府採取消極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軍不斷吞食佔領了中國大片領土。有人曾勸黃奕住加入外國籍，以保全生命及財產，遭到黃奕住堅決拒絕。他表示：「絕不加入外國籍，依賴外人。吾無意時髦。共赴國難，何懼之有？……岳飛『還我河山』，血紅四字，精誠威嚴，墨舞心聲，流芳千古。」黃奕住這種愛國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值得人們學習和敬仰。
在此期間，黃奕住還考慮到上海中南銀行及各地分行、廈門日興銀庄存款客戶的利益，曾登報啟事，通知所有客戶：「不論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來領取本息。」以維護客戶利益及該行信譽，免遭日寇之劫掠。當「黃日興銀行停業時，存款凡300餘萬元，一一償清，不使（客戶）受毫發損。」廈門淪陷前夕，他考慮到鼓浪嶼地區小，難避敵人及漢奸耳目，決定避居上海。他在上海蟄居期間，看到日寇侵略暴行及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深為痛心。他「每聞時事，即悒悒不樂，謂天下不相中國，降此鞠凶，呼欽書（其子）兄弟，告之曰：吾愛國愛鄉之心，不後於人。一入國門，即思竭涓埃之極，乃卒未酬所志」，而引為畢生憾事。1945年6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黃奕住不幸病逝於上海，終年80歲。
黃奕住的一生經歷和思想言行，在老一輩華僑、歸僑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從一位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剝削壓榨而無以為生的中國農民，被迫出洋謀生，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精心經營，從一位剃頭匠、肩挑小販而成為富有的僑商，從一位自發的具有淳樸鄉土觀念的中國移民而成為自覺的憂國憂民、熱愛祖國及家鄉、積極支持資助並直接從事祖國及家鄉各項建設事業的愛國華僑領袖、華僑企業家和民族企業家，受到廣大華僑及鄉親們的推崇。他畢生「行事既善，聲聞以廣」。回國後，「迭受政府大綬寶光嘉禾章之褒，廈門總商會、市政府之正、副會長之聘，鼓浪嶼工部局補推他為華人董事，並曾被僑務局聘為高等顧問等職。」「蓋舉國中朝野，咸於府君（黃奕住）敬禮有加焉。」雖然由於歷史時代社會等原因，黃奕住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一生始終堅持愛國愛鄉的愛國主義思想，為做一名中華民族的兒女而自豪。直到臨終之際，他仍諄諄教誨其子孫。要繼承其遺志，忠於祖國。這些思想品德是值得人們學習和紀念的。
黃奕住的子孫後代現還在鼓浪嶼，海外等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