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建房成本多少一平米

『壹』 中國能承載多少人

一個國家的人口承載量，是由土地面積、氣候生態與國民創造力這三大要素決定的，而最根本的要素是土地面積與氣候生態。世界上土地面積超過250萬平方公里而氣候生態優好的國家，以1400～2000這六百年氣候生態為基準，國土的人口承載力最大的國家依次是：
1.美利堅：本土約790萬平方公里（殖民地173萬多平方公里），一級優好地區400萬平方公里，二級良好地區300萬平方公里，乾旱地區90萬平方公里。
2.大神華：固有領土含外蒙古與琉球自己外興安、庫頁島、貝加爾湖地區、薩彥嶺地區、帕米爾地區、喜馬拉雅山南地區共1386萬平方公里，被侵略後華人控制區1117萬平方公里（含外蒙古），一級優好地區大約360萬平方公里，二級優好地區約200萬平方公里。雖然近現代大神華60%的地區是劣質地區（1400年以前長期位居第一，氣候生態惡化後美洲寒潮與颶風大大減弱後美利堅超過神洲），但是優好地區面積全球排名第二位！
3.巴西：總面積851萬平方公里，一級優好地區50萬平方公里，二級優好地區高達300多萬平方公里，三級地區也是濕熱森林而非荒漠。
4.阿根廷：面積約280萬平方公里（含英國侵佔領土），一級優好地區200要平方公里，二級優好地區20萬平方公里，其餘為三級地區。如果包括烏拉圭、巴拉圭及巴西西南，優好面積高達440萬平方公里。
5.印度：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泛印度約550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級優好地區，二級優好地區約280萬平方公里（主要是土地資源全球最好），三級級約20萬平方公里。
6.俄羅斯：本部約430餘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級優好地區，二級優好地區250萬平方公里，三地地區以下地區180萬平方公里。但是俄羅斯侵佔北亞1100萬平方公里為殖民地，侵佔大神華200萬平方公里，不過侵佔區只有100萬平方公里是二級地區。
7.加拿大：總面積約1000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級優好地區，二級優好地區200萬平方公里，三級地區300萬平方公里，其餘為寒荒地區。
8.澳大利亞：總面積約770萬平方公里（最新測量數據），一級優好地區20萬平方公里，二級優好地區180萬平方公里，三級地區約100萬平方公里，其餘為沙漠地區。
9.西伯利亞：俄羅斯殖民地，總面積大約1100萬平方公里（不含俄羅斯侵佔神洲固有領土），沒有一級優好地區，二級優好地區150萬平方公里，三級地區約300萬平方公里，其餘為寒荒地區。
10.大剛果：總面積（統一後）約270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級優好地區，二級優好地區200萬平方公里，三級其餘為三級濕熱森林地區，沒有荒漠地區。
11.印尼亞：總面積191萬平方公里，全部為二級優好地區。
12.墨西哥：總面積196萬平方公里，但是還有美國侵略了100多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級優好地區，二級優好地區150萬平方公里，其餘為三級平庸地區。
按照日本、孟加拉國、印度、爪哇島、台灣島的人口承載力，大中華可以承載30多億人，現代因為民族思創力落後，只能承載20億人。
而美利堅，可以承載50億人，巴西可以承載20多億人，阿根廷可以承載20億人，加拿大可以承載10億人，澳大利亞可以承載6億人，西伯利亞可以承載1.5億人，印尼亞、大剛果、墨西哥都可以承載3億人。
實際上，我們沒有必要擔心人口，天地自有道化機制來平衡人口，人類必然會發明創造解決問題。當前世界不是人口壓力問題，而是人口分布不均衡問題。美國應該開放移民，吸收5億華人與4億印度人，巴西、阿根廷應當吸收五億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亞也應當吸收兩億移民。這些國家不吸收移民，說明他們倡導的人道主義、人權主義、人性自由主義，都是蒙騙世界的把戲，他們從歐洲殺到這些地區，屠殺了本土居民，又禁止其他移民遷入，明明白白就是強盜主義。所以，人類要真正實現大同共優，人權平等，人性自由，任重而道遠。

『貳』 印尼自是就是一個農業大國，為何還要大量進口糧食

需要進口糧食的是我們中國，印度是出售糧食。

許多人感到困惑，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其穀物產量逐年增加，為什麼中國仍然需要從國外進口那麼多穀物？中國的耕地面積每年平均減少40萬公頃，城鎮化和工業化不僅使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而且還在改變土地用途。盡管國家下達了三項嚴格控制耕地紅線的命令，但開放房屋佔用耕地建房的情況仍然存在。耕地面積在不斷減少，但人口壓力卻在增加。沒有人想成為食品進口國，但真正的潛在危險擺在面前。

『叄』 中國資源年消耗量各是多少

2001年底以來，國際學術界出現了一種懷疑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思潮。克魯格曼講，我不明白為什麼香港的經濟增長率為零，中國卻能夠達到7%；許多海外經濟學家不相信能夠超過4%。最為系統的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羅斯基（Tomas G. Rawski），列舉就業，收入，投資，農業，航空等數字，證明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不實，主要根據是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率不一致，1997-2000年期間，中國GDP累計增長24.7%，但同期能源消耗只增長了12.8%。特別在1998年，能源消耗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竟然比前一年和後一年都差出4個百分點，1998年能源消耗降低6。8%，經濟增長7。8%是不可能的。他認為1998年GDP增長率，2.2%是上限，實際上可能更低，1999年為2-2.5%，2000年為2-3%。

中國經濟學家紛紛指出羅斯基的錯誤。如張曙光指出，羅斯基推算的基本前提是：能源數字是准確的，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是嚴格匹配，高度相關。但這個假定不能成立。能源消耗系數取決於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化。這兩點在中國有明顯變化。工業和農業增加值有高估，但服務業增加值明顯低估。從各地的情況來看，落後地區往往虛誇，而發達地區有的卻有瞞報。

周天勇在2002。6。15。中國經濟時報指出：由於國有經濟的改革和戰略性重組，對高消耗能源產業的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向輕型化轉變，低能耗高附加值產業的快速增長，農村閑置勞動力轉移和利用，實行集中供暖供氣，調整生產和生活的能源消費結構，保護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使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向低消耗，中高增長率特徵的轉型，GDP產出的能源消費系數持續下降。1997---2000年期間，能源消耗下降了，但是耗能工業的產量如電力，冶金，建材，化工，農業生產資料，耗電量大的機床，硫酸，乙烯，汽車，家用電器等，產量都在增長。趙曉認為，中國財政收入，城鎮居民收入，銀行存款，出口和國債項目都有真實的增長，因此總體經濟增長率達到7%以上是可信的。

以上分析雖有道理，但未必能夠使羅斯基服氣，因為沒有能夠解釋1998年的情況。我可以提供兩個情況解釋1998年的能源消耗大幅度下降。第一，國有企業煤炭大量積壓，國家為了保護國有煤礦和環境資源，在1998年嚴令地方舉辦的小煤礦停產，實際上後幾年地方小煤炭有所恢復，但是在1998年的確大量停產了，如果真有繼續生產的，也絕對不會上報。企業所消耗的煤炭是以前的庫存和沒有上報的「瞞產」。第二，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地下經濟的泛濫，在1998年有一個增量。這主要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了國內的出口和內需，某些地方政府放鬆了對地下經濟如「三陪」的控制。據我估計，1998年以來從事「三陪」的人員大約有500萬，每年小費收入可能達到5000億人民幣的規模，這部分貨幣支付沒有進入政府正式統計。1998年GDP是78345億人民幣，其中第一產業14552億，第二產業38619億，第三產業25174億。這部分地下經濟佔到第三產業總產值的20%，全部國內生產總值的6。38%。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分收入所拉動的消費卻計入了正式統計，而且拉動消費鏈條相當長，從租房，計程車，高檔服裝和化妝品，到手機，「三陪小姐」們是全副武裝。如果有一半消費，乘數為4，拉動的總消費就是10000億人民幣，佔1998年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29152億人民幣的34%，佔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2。76%。

再看增量。假設1998年許多地區放寬了政策（不知道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是否將其列入「制度創新」之類？），以「三陪」為中心的地下經濟有比較大的增量，比如比上年增加30%，即小費部分增加了30%，假設為1000億。假設邊際消費傾向是0。5，即500億進入當年消費增量，乘數為4即2000億。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額也不過2900億，國內GDP增長額也不過6110億！就增量而言，1998年的經濟增長有相當部分竟然來自地下經濟。

在5000億小費中，假設有50%是企業報銷的，即有2500億元，可以視為交易成本提高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在數量上大致相當於企業的虧損額。就是說，生產企業虧損之所以沒有影響經濟增長率，部分原因是因為「服務業」的增長，而這部分服務業，當然是節省能源的。

從總量上講，我相信中國的經濟增長率虛誇不大，但決不證明在結構和性質上沒有問題。1998年以後中國經濟迅速惡化，生產企業不景氣，農民收入很少提高，兩極分化不斷擴大，所謂「服務業」加速發展，除去新經濟等健康部分以外，也存在非常不健康的「地下經濟」，這是由暴富階層和權力腐敗所帶動起來的奢侈腐朽性消費。如果我們考慮到1998年的以後的經濟增長，還包括大牛市，發彩票等金融手段，有人稱之為「辦賭場」。再加上借內債，並以未來國內市場換取外資進入。雖然我們不應該否定這些措施的積極意義，但是這樣「增長」與真正的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畢竟不能同日而語。迷信市場經濟的主流經濟學家簡單地把服務業的發展稱為「歷史進步」，忽視其背後的腐朽性地下經濟成分；把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稱為「金融深化」，忽視其表面上的泡沫經濟成分，把它們創造的GDP與生產科技部門，國防戰略產業等量齊觀，甚至凌駕於它們之上，是一種誤導。同樣的GDP，其實質性意義不一樣。妓女的小費，即使創造高得多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益，也不能與航空航天業所代表的綜合國力相提並論。

羅斯基的計算雖然有誤，但是他的懷疑有根據。羅斯基在美國不是經濟自由主義者，他對於中國以前的成就一直高度肯定，但是對1998年以來的高增長率有懷疑，這和我們「非主流」相近，不能簡單歸為「中國崩潰論的反華大合唱」之列。1998年以後，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帕累托最優」被打破，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我們認為應該進行戰略調整，以避免出現重大危機。主流派卻認為，1998年以來中國在體制改革，與國際接軌方面有重大進展，他們不願意承認經濟增長速度背後掩蓋的重大問題，在澄清羅斯基數字時，有自己的價值取向。

我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糾正羅斯基的數字錯誤但是肯定他的懷疑態度，以更加准確的數字和事實，對我國經濟增長率背後掩蓋的，比羅斯基質疑更加嚴重的問題，作出實證性的科學判斷。

二．GDP指標的重大缺陷及其修正

羅斯基的數字分析沒有抓住中國統計數字失真的要害。要害是什麼？是在經濟增長中，沒有扣除人為造成的災害和環境污染損失，我曾經當面對羅斯基指出這個問題，但他說美國也不計算。我認為即使全世界都不計算，中國也必須計算。

1981年，羅馬俱樂部在《關於財富和福利的對話》一書中提出：

「經濟和生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生態遭到破壞的世界裡不可能有福利和財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條件的戰略，有圍繞著人類固有的財產（地球）才能實現；而籌集財富的戰略也不應與保護這一財產的戰略截然分開。一面創造財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壞自然財產的事業，能創造出消極的價值或破壞的價值。」

我們在22年前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曾經揭露：「大躍進」直接經濟損失

1 200億，「文革」十年經濟損失5 000億，「三線建設」損失6 000億。但是，有哪一次戰亂哪一次浩劫比得上今天和平日子裡一年所支付的生態代價？誰敢大言不慚說這是歷史規律決定的，是現代化難以避免的代價？

修改目前GDP統計指標，已成為國際社會共識，這才是真正的「國際慣例」。

第一，現行宏觀經濟核算體系沒有反映資源與環境在生產過程中的破壞、投入和消耗。它的理論假設前提是：自然資源無限，無價格，環境污染無須治理。經濟學的基本假定：資源稀缺，實際上是指人的時間稀缺，所謂提高效率有效分配資源，是指有效分配人的時間。經濟學從來沒有假定自然資源是稀缺的，因為它把空氣和水（即自然資源）稱為「無限無價」。這與西方國家早期現代化的實際客觀環境是一致的，一方面國內人口和生產規模小，一方面通過強權殖民，掠奪全世界的資源。

第二，當人類生產活動嚴重危害環境，並且產生能源危機以後，經濟學並沒有修改其「資源稀缺」的假設前提，因為這就等於取消了經濟學。經濟學家們只是簡單地把資源從無價格變成有價格。這說明資源稀缺假設，的確不是指自然資源，所以無須做大的修正；當自然資源真正變成稀缺的時候，不但不把資源的使用，和破壞環境以後不得不花費的治理費用，從人類生產活動的統計中扣掉，反而把它進一步加進去，造成虛假的經濟增長。這是極為荒謬的，它告訴我們：得病吧再治病，污染吧再治理，災害吧再建設，只要能創造GDP。

第三，當人類追求產值和利潤的慾望，發展到不顧環境和資源的程度時，必然同時危害人類自身。經濟學和所有人文社會自然科學，都有倫理的底線，這就是：它是為人類謀利益求發展的，而不是損害或者毀滅人類自身的。但是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卻沒有區別損害人類和有利於人類。比如提倡高消費，奢侈消費和浪費，吃胖了再減肥，得了糖尿病再治糖尿病，都可以加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因此絕對不會再有簡朴，節欲，剋制，人與自然和諧的世界觀，不是因為它對人類沒有好處，是因為它對增加GDP沒有好處，對資本的擴張沒有好處。

第四，經濟增長背後是什麼？是政治家的豐功偉績，是資本家的利潤，少數人可以獲得經濟增長的大部分好處，而環境破壞的惡果卻要由大多數人承擔。如果水資源被破壞，使用市場經濟漲價的辦法，那麼，富人和特權階層可以用礦泉水洗澡，而窮人卻要飲用污染的水。GDP統計將「好的、壞的」產出一視同仁計入經濟增長，違背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倫理前提，當然就不能反映經濟的公平性。

第五，經濟統計指標是為全部社會活動指引方向的，GDP的誤導，掩蓋了人類在追求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不公平性，先是少數人剝奪大多數人，然後是大多數人一起動手毀滅環境。發達國家仍舊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特殊生活，他們所謂的環境保護，只不過是把污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的「精英」則拾他們牙慧。現在是窮人，窮國在毀滅自己的環境，同時也就毀滅了全球環境，這是對發達國家以資本運動秩序，和西方價值觀念毀滅各民族傳統生活方式的一種負面懲罰。

自70年代起，國際社會已經把資源與環境的價值核算提上議事日程。

第一個試圖打破GDP荒謬性的，是1972年由兩位美國學者詹姆斯·托賓和威廉·諾德豪斯共同提出的凈經濟福利指標，主張把都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經濟行為產生的社會成本從GDP中扣掉。加入被忽略的經濟活動，如休閑，家政、社會義工等。他們將GDP分成好的及環的，好的減掉壞的是社會凈經濟福利。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凈國民福利指標。列出每項污染的可允許標准，超過污染標準的，必須編列改善經費，改善經費從國民所得中扣除。雖然GDP年增長8.5%，扣掉污染改善成本後只有5.8%。

對自然資源耗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最重要的研究，是美國羅伯特·盧佩托在1989年發表的凈國內生產毛額。他們選擇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印尼為例，雖然印尼從1971至1984年間，GDP每年增長7.1%，若扣掉出口木材和石油的耗損成本，只有4%。

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由美國戴利與科布1989年提出，英國、美國、德國、瑞士、澳大利亞已用來計算國家進步狀況。它計算財富分配狀況，分配在不平均標准之外要扣分；它計算社會成本，例失業率、犯罪率；它區分經濟活動中的成本與效益，如醫療支出、超時工作是社會成本，不算為對經濟的貢獻。1950---1996年，澳大利亞人均GDP從9000澳元增長至23000元。以新指標衡量，1996年只剩16000元。

199O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的」人力發展指標」。沙烏地阿拉伯國民所得1997年世界排名第41，在人力發展指標中為75。加拿大人均年國民所得世界第八，但人力發展世界第一。

聯合國在1995年提出可持續發展指標，重新定義增長與發展。發展是指一個社會在制度、管理、生活品質、財富分配等「品質」上的進步，一個社會可以有經濟增長，卻不一定有發展。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高速增長」來源於過時的發展觀，表現為對國民生產總值和高速增長的熱烈追求。嚴重後果是：環境急劇惡化，資源日趨短缺，人民的實際福利水平下降，發展最終難以持續而陷入困境。」而最新成果是「生態經濟學」提出的綠色GDP概念，將經濟增長導致的災害，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從GDP中扣除。

在中國，追求GDP增長，忽視甚至掩蓋環境問題，顯然比世界大多數國家更加嚴重。在經濟增長中獲得了巨大利益的權力資本階層，當然不會真正關心環境問題。他們是一群有美國綠卡，有鄉村別墅的人。各級政府的主要活動，仍舊是提高GDP增長率。為他們服務的主流經濟學家，大力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和制度決定論，已形成話語霸權，壓抑許多有識之士的真知灼見。比如張祥平，把經濟學的基本圖表從一個象限擴大到4個象限，增加了「負數」部分，他的著作《制度對話》已經列入我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由石油出版社出版。另外一本是《中國人的生存環境》，非常感謝這位以筆名出書的易正先生，他在美國努力3年，搜集大量的中國出版物，以生態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代價進行了計算，這是迄今所有研究中國環境資源的著作中，資料最為翔實，估計損失最大的一本書。我在下面主要引用他的研究成果。

三．中國：生態損失超過國內生產總值----驚人的推算

聯合國《2002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環境問題使中國損失GDP的3。5---8%。中國作為世界受污染最嚴重的國家，正處於十字路口，目前的路是「危險之路」，另一條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而易正先生的計算的數字更大：

第一，森林。中國國土面積佔世界陸地面積的7%，而森林面積僅佔世界森林面積的4%。森林覆被率14%，世界平均為30%。森林資源消耗加速；八十年代年均消耗蓄積量3.44億立方米，比七十年代初年均1.96億立方米增加75%。

第二，水土流失。面積為367萬平方公里，佔全部國土面積40%。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每年有100多億噸沃土付諸東流，相當於流失1000萬畝耕地上的30厘米厚耕作層，其流失的氮、磷、鉀等養分遠大於全國化肥的年產量，而有機質的損失則永難彌補。

水土流失的另一大危害是河床抬高，水患頻繁。淤積使通航里程，水庫庫容，湖泊面積都減少一半。1/2的人口、1/3的耕地和70%的產值處於江河的洪水位之下，七大水系成為懸河——高懸於中華民族頭頂上的七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第三，荒漠化。

中國荒漠化土地面積26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27.3%。18個省471個縣，近4億人口處於荒漠化威脅之中。新疆166萬平方公里只有不足10萬平方公里人類可以居住。甘肅和寧夏，荒漠化占總面積的1/3。東北科爾沁沙漠已越過內蒙古遼寧省界，以年均30米的速度向沈陽挺進。河南東北部、北京，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出現了2 350萬畝的荒漠化土地。西藏荒漠化土地1 860平方公里，連兩廣和海南島，也開始了荒漠化進程。「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楊林，從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間，從5 680萬畝被砍掉砍70%，3 000多萬畝紅柳也被鏟除。

960萬平方公里家園，減去嚴重水土流失的國土面積367萬平方公里（占國土38.2%）；徹底荒漠化國土（沙漠、戈壁）和不能維持人類生存的國土（冰川、石山、高寒荒漠等）約300餘萬平方公里（約佔33%），剩下300萬平方公里（佔28.8%）。與五十年代相比：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了約一番半，50年內人均生存空間已被壓縮到原來的1/5。

第四，地質災害40年60000次。在人類活動的影響下，地質災害正在由自然動力型向人為動力型發展，人類工程活動強度越來越大，足以改變現代地殼運動的自然進程。地質災害從西北到東南，從內陸到沿海發展，在東部沿海，北京和上海為中心的地區最重。中國地質災害的分布，主要與經濟開發強度相關，與地質構造關聯甚少。生存空間越緊縮，越加大開發強度——越加大開發強度，生存空間越緊縮。

第五，耕地流失。

50年代中國耕地16億畝，人均2.7畝；90年代20億畝，人均1.6畝。

66%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60%耕地缺乏灌溉水源，40%退化，30%水土流失，中低產田佔78%，復種指數147%，長江以南高達180～250%，全部耕地超強度使用，土壤肥力持續下降，後備耕地嚴重不足。

1957年到1986年間，全國累計減少耕地6.1億畝，凈減少2.3億畝。其中，每年：城鎮擴張侵佔耕地4500萬畝，鄉鎮企業佔用耕地1 000萬畝，非農建設耕地800萬畝，水土流失600萬畝，農民建房佔用500萬畝，開發區佔用300萬畝，沙化200萬畝。半個世紀流失耕地20億畝，又開墾了耕地24億畝，但開荒，是以破壞林地、草地為代價的。

第六，草地退化。

中國可利用草地約33.6億畝，退化面積達85%，嚴重退化年均3 000萬畝。

與五十年代相比，草原生產力下降30～50%，等於減產年2 000億元。按草原承載算，中國是美國的1/3，浪費草地22.4億畝，摺合1.34萬億元。加上產草量下降0.20萬億，年損失草原資源1.54萬億。

第七，水資源危機。

中國的水資源2.8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人均佔有量2 200立方米，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5，被列為世界13個貧水國之一。實際供水總量5 200億立方米，人均440立方米，國際水資源警戒線是1 000立方米，農業用水4 000多億立方米，畝均水資源200立方米。「賬面」水資源量與實際用水量巨大差別的主要原因是水資源分布失衡，北方16省，人均水資源300立方米，比以色列（370立方米）還乾旱。江河枯洪比極大，河川徑流量年際之間變化很，可出現連續多水年和少水年。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畝均水資源，可能僅150立方米，這是一個災難性的數字，可以和極度乾旱的西海固相比，那一帶的水窖，兩窖半蓄水量就是150立方米。目前技術條件下的最低需水量，種水稻每畝為280～300立方米，種小麥每畝為220～280立方米。

中國90年代受旱面積4億畝，比50年代增加1.5倍，600多個城市有300個缺水，這些城市工業產值佔全國的70%；廢水量70年代3 000萬噸，90年代中期超億噸，80%以上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90%以上的城市水環境惡化；地下水嚴重超采，100多個城市地下水位下降，50多個城市地面下降；水資源浪費，農業灌溉水利用率只有30%。

更加嚴重的是：中國的水循環似乎出了問題：100年以來，從西北到華北，一系列湖泊乾涸，黃河淮河從泛濫變為斷流，隨即是淤積和荒漠化。地下水位下降，泉水不再湧出。

第七，江河湖庫乾涸。

水庫8.5萬座，佔世界水庫總數的1/2，因淤積減少了1/3。

湖泊總面積8萬平方公里，2800個，1 000平方公里以上的13個，估計近半世紀以來，圍墾加淤積，損失湖泊淡水儲量50%，1 000億立方米以上。

長江中下游湖泊面積從50年代2.2萬平方公里劇減到80年代的1.2萬平方公里，號稱「千湖之省」的湖北從1 066個減少為325個，水面縮小3/4。「八百里洞庭」退化為幾個支離破碎的小湖泊，萎縮40%，50年以後將從版圖上消失。鄱陽湖墾掉一半，每年湖底淤高3厘米。太湖出口河道84條剩下10來條，平均水深不足1.9米，100年將變為一片沼澤。青海湖是最大鹹水湖，水位下降3.2米。博斯騰湖是最大內陸淡水湖，水位下降了2米，野生蘆葦濕地減少一半，蘆葦產量也下降了一半。羅布泊於1972年消失。居延海曾是河西走廊最大內陸河，

維系一條數百公里的綠色走廊，現已消失，兩岸綠洲向荒漠演化。瑪納斯湖由於石河子大規模的開墾建設，只剩下一個巨大的乾湖盆。准噶爾盆地的艾比湖和烏倫古湖，將步瑪納斯湖徹底乾涸。內蒙古西部、甘肅西部和整個新疆的乾河床有160條。華北第一大湖白洋淀40年代面積1 000平方公里，流域面積3萬平方公里，接近於台灣，80代以來水資源超量使用，地下水超采31%，只要連續乾旱二、三年，白洋淀就可能乾涸。

第八，氣候災變。

溫室效應逐漸加劇，過去兩萬年間，地球溫度只上升5度。現在的速度增加了100倍。中國北部氣溫在30年內上升了0.3～1攝氏度，是目前世界平均速度的2倍；如果20---50年內再上升2攝氏度，又是中國速度的3倍。中國把地球史萬年計的漫長自然過程，人為地縮短到50---100年之內。

氣溫幾度變化意味著什麼？一萬年前氣溫升高3---7度，引起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130米，把連在一起的大陸分隔成今天格局。短期內如果升高2～3米，全球大部分工業和水稻產區，就在海拔不足3米的沿海地區，將被淹沒，許多島國將消失，許多國家以海堤困守海平面以下低地，全球民族大遷徙。對於生態極度脆弱，國土承載力已達極限的中國，幾度氣溫之變足以構成對基本生存的根本性挑戰。中緯度地區地表蒸發量增加20%，乾旱加劇，對於中國北中西部乾旱、地區是沉重打擊，使3.4億畝耕地淪為荒漠。如果氣溫上升2攝氏度並持續10---20年，中國將有40～50%永凍土消融，作為萬河之源的西部高原冰雪大量融化，許多河流面臨枯竭，首先是西北內陸河。西北地區綠洲消失，變為寸草不生的棄地。過去30年左右，西北平均氣溫升高0.2～0.4攝氏度，1990～1997年，長江黃河源頭地區氣溫上升0.8攝氏度，冰川加速消融，20年中後退10公里。

中國的森林水庫毀得差不多了，自然水庫（湖泊）和人工水庫淤掉一半了，氣候災變又開始毀滅固態水庫（冰川）-----最後的淡水儲備。如果海平面上升淹沒我國最繁榮的沿海地區，不知道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在那裡？

第九，水旱災害頻率加快

中國2200年以來發生1 600次大水災，1 300次大旱災，災害頻率不斷加快，平均每年災害，隋朝0.6次，唐朝1.6次，兩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1949年以來，每年旱災7.7次，澇災5.8次。清末----1990年80年，水旱災害從3.8次增加到13.5次，其增長速度為年均8。2%。70年代每10年一個重災年，90年代每3---5年一個重災年，水旱災害逐年加劇：1991年18個省市遭受本世紀來最大洪災，損失779億元。1992--1993年大旱。1994年中國南北澇中間旱，災害總面積5.33億畝。1995年華南地區本世紀最嚴重水患。1996年西部雪災，北旱南澇，直接經濟損失近3千億。1997年是1949年以來少有重旱年，受災人口3億。1998年西部特大雪災，北南大旱，然後長江，嫩江、松花江流域超歷史紀錄特大洪水，3.8億人受災，死亡4610人，經濟損失3千億元。災害頻率的加快，顯然是由於人為開發強度加快所致。

第十，污染加劇

中國廢污水排放總量佔世界10%，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的3%，單位產值廢污水排放量為世界3倍。增長率7.7%，每10年翻一番。每增加相同的社會產值，中國增加的水污染量是發達國家的4倍。國土污水負荷量為世界的16.5倍。80%以上廢污水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放，江河湖庫普遍污染，七大水系40%的河段，流經城市78%的河段，即使按照中國不嚴格的標准，也無法飲用。700條河流，符合飲用水標准（一、二類）的河段只有32.2%，喪失任何使用價值的河水佔10.6%。嚴重污染的河流長度，從1984年的21.8%上升到90年代的46.5%。

城市地下水污染50%，32個特大城市71個水源地中，有30個達不到2類水飲用水標准。全國24%的人口（近3億）在飲用水質不良的水（其中0.7億人飲用高氟水，0.3億人飲用高硝酸鹽水，1.1億人飲用高硬度水）；79%的人口（9.6億）在飲用受到污染的水（其中7億人飲用大腸桿菌超標水，1.7億人飲用有機污染水）。造成嚴重水污染的直接原因是粗放型增長方式和不合理的工業布局，鄉鎮工業排污量迅速增長，關閉企業的結果就是農村基礎政權負債2000億，農民就業和收入下降，對此國家沒有給予任何補償。

第十一，大氣污染

中國是全世界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總懸浮顆粒物，大多數城市年均值300微克/立方米，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是90微克。中國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由於機動車輛數量激增，氮氧化物平均濃度46微克/立方米，已經超過二氧化硫。因大氣污染致死人數年均36萬以上，各類污染直接經濟損失年均540億美元；其中大氣污染330億，其次是煤炭、水和酸雨，分別為10億、4億和5億美圓。

稱為「硫酸沉降」的酸雨區高速蔓延，范圍占國土面積的40%，約380萬平方公里，而且集中在東南地區。二氧化硫排放如果不嚴加控制，土壤幾十年後嚴重酸化，南方將變成不毛之地。

第十二，垃圾圍城。

中國400多座城市的2/3已陷入垃圾的重重包圍之中。垃圾圍城象徵著資源揮霍。垃圾的大量產生是由於資源不充分利用，中國長期採用以大量消耗資源和粗放經營為特徵的發展模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工藝、技術和設備落後，導致固體廢物產生量極大。

在垃圾處理問題上，暴露出極為薄弱的社會公德。北京從1993年實行垃圾袋裝化，有些房管部門怕垃圾袋破裂污染電梯，禁止居民乘電梯倒垃圾，於是，有人從樓上往下扔，有人貪小便宜，把垃圾倒了，把垃圾袋拿回去再次利用。中國目前最長的大瑤山隧道，全長14公里，每天過往客車31對，客車上違章向隧道里排放果皮、雜物、污水、剩菜剩飯及糞尿，使隧道里垃圾遍地，空氣惡臭，設備腐蝕，鼠害肆虐。隧道鐵路道床上有鼠洞2 000多個，多處道床被掏空，枕木斷裂，鋼軌松動。鐵路派75名工人專掃垃圾，每月清除250立方米。大量垃圾倒入河流，90年代河流每年輸送垃圾1～1.5億噸，占垃圾總量20%。

第十三，近海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