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為什麼出土石碑

❶ 世界4大名碑都是什麼碑

1，羅塞塔石碑（也譯作羅塞達碑），是一塊製作於公元前196年的大理石石碑，原本是一塊刻有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詔書的石碑。但是，由於這塊石碑同時刻有同一段文字的三種不同語言版本，使得近代的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各語言版本的內容後，解讀出已經失傳千餘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而成為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羅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時由法軍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維耶•布夏賀（Pierre-François Xavier Bouchard）在一個埃及港灣城市羅塞塔（Rosetta，今日稱為el-Rashid）發現，但在英法兩國的戰爭之中輾轉到英國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於大英博物館中並公開展示。

羅塞塔石碑由上至下共刻有同一段詔書的三種語言版本，分別是埃及象形文（Hieroglyphic，又稱為聖書體，代表獻給神明的文字），埃及草書（Demotic，又稱為埃及通俗體，是當時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與古希臘文（代表統治者的語言，這是因為當時的埃及已臣服於希臘的亞歷山大帝國之下，來自希臘的統治者要求統治領地內所有的此類文書都需要添加希臘文的譯版）。在西元4世紀結束後不久，尼羅河文 明式微、不再使用的埃及象形文之讀法與寫法徹底失傳，雖然之後有許多考古與歷史學家極盡所能，卻一直解讀不了這些神秘文字的結構與用法。直到1400年之 後羅塞塔石碑出土，它獨特的三語對照寫法，意外成為解碼的關鍵，因為三種語言中的古希臘文是近代人類可以閱讀的，利用這關鍵來比對分析碑上其他兩種語言的 內容，就可以了解這些失傳語言的文字與文法結構。
在許多嘗試解讀羅塞塔石碑的學者中，19世紀初期的英國物理學家托馬斯•楊（Thomas Young）是第一個證明碑文中曾多次提及「托勒密」這人名的發音者。至於法國學者尚-佛罕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則是第一個理解到，一直被認為是用形表義的埃及象形文，原來也是具有表音作用的，這重大發現之後成為解讀所有埃及象形文的關鍵線索。也正是因為這緣故，羅塞塔石碑會被稱為了解古埃及語言與文化的關鍵基礎。

2 《漢謨拉比法典》是古巴比倫第六代國王漢謨拉比（前1792年 - 前1750年在位）頒布的一部法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較系統的法典，產生於3800年前。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銘刻，除序言和結語外，共有條文282條。包括訴訟手續、損害賠償、租佃關系、債權債務、財產繼承、對奴隸的處罰等。
1901年在伊朗發現，為一個黑色的玄武岩圓柱，現存法國巴黎盧浮宮博物館。圓柱上端有漢謨拉比從太陽神沙馬什手中接過權杖的浮雕。

3。米沙石碑，又名摩押石，是一塊黑色玄武岩石碑，記載了公元前9世紀時摩押王米沙的事跡，在1868年被發現出來，現存放在法國盧浮宮博物館。米沙石碑在考古學上的意義有兩個：其一是證明了摩押人在當時已有文字，其二是證明了在《聖經》有關以色列人及摩押人爭戰的事件[1]是史實。
米沙石碑高1.24米，闊和深都是0.71米，是一塊圓頂的正方柱體石碑。石碑的正面有34行銘文，以原始希伯來字母書寫。碑文的銘刻估計在公元前850年書寫，以紀念米沙王戰勝以色列王暗利。石碑在1868年在約旦的底本(Dhibon)被發現，為當地的阿拉伯人所有，當時還是完好的。在當時，一位被派往耶路撒冷的德國籍宣教士克連牧師(Rev. F. A. Klein)發現了這塊石碑，本來想把它買下來。不過由於資金不足，使他需要返回歐洲籌措資金。但在他離開之後，原來的擁有人為了向克連苛索更多錢，把石碑加熱之後澆上冷水，使石碑碎成多塊。幸好克連在返回歐洲之前，已為石碑作了一個拓本，使日後能夠按著碑文而把石碑重組[2]。現時石碑存放在盧浮宮內。不過，仍有石碑的碎塊不能尋回。

❷ 亞瑟·珀普與伊朗考古學的傳奇年代

常洋銘（魯汶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設拉子有薩迪墓和哈菲茲墓，而伊斯法罕則有珀普墓。」

1981年冬天，時任哈佛大學伊朗學講席教授的費耐生（Richard N. Frye）在寄給雷克斯福德·斯泰德（Rexford Stead）的信中這樣寫道。話雖如此，但費耐生並非是想拿珀普與創作了《果園》《薔薇園》和《詩頌集》的波斯詩聖們相比，這種比較大概純粹是從三座墓葬的建築本身出發的——薩迪墓和珀普墓都是由德黑蘭大學建築學教授、伊朗著名建築師穆赫辛·福魯吉（Mohsin Foroughi）設計的，而哈菲茲墓的設計師則是福魯吉的同事、法國考古學家和建築師安德烈·戈達爾（André Godard），他們兩位都是二戰後伊朗建築設計界的代表人物。自然，不管在波斯文學領域還是就伊朗文明整體而言，珀普都沒有資格與薩迪和哈菲茲相提並論。但是，能在伊斯法罕城內的上佳位置擁有一座花園中的陵墓，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絕非一件平常的事。對於珀普來說，這或許也是他鍾情於波斯文物、藝術與建築的一生最好的歸宿。

在費耐生寄出這封信的100年前，1881年春天，亞瑟·珀普（Arthur Upham Pope）出生在美國羅德島州西南部的小鎮費尼克斯（Phenix）。18歲時，珀普自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學院（Worcester Academy）畢業，考入布朗大學，並且在七年後獲得了碩士學位。在布朗讀書期間，他與後來成為了知名作家的波撒·戴蒙（Bertha Damon）相識並結為連理。此後的五年，珀普輾轉於紐約、波士頓等地，在康奈爾、哈佛等校繼續求學。1911年，珀普獲得了伯克利加州大學哲學系的工作機會，夫婦二人一同移居到加州的奧克蘭。在伯克利執教的六年時間中，珀普遇到了他後來的伴侶和工作夥伴、當時的他的學生菲利斯·阿克曼（Phyllis Ackerman）。這段不倫的師生關系所引發的爭議，最終致使珀普從伯克利辭職，並且最終徹底遠離了哲學界。1920年，在和波撒·戴蒙離婚後，珀普與阿克曼注冊結婚，二人繼續住在加州。自此開始，珀普和阿克曼一起，全身心地投身於他長久以來的興趣，即對東方（尤其是波斯和阿拉伯）文物、藝術品的收藏、鑒賞和研究。

1929年，亞瑟·珀普在伊斯法罕考察清真寺建築，現藏於哈佛大學藝術圖書館

1947年，亞瑟·珀普和菲利斯·阿克曼在位於紐約亞洲研究院中他們的研究室里，現藏於哈佛大學藝術圖書館

珀普選擇在這時進入東方藝術史領域和文物行業，除了個人興趣的驅使外，可能有更加現實的動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藝術收藏市場的中心從百廢待興的歐洲逐漸向北美轉移。而就中東地區而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逐步崩潰和波斯愷加王朝的衰落所引發的 社會 政治秩序的更迭，進一步地促使中東的古董和藝術品典藏流入西方、大量地進入歐美藏家的視野。另外，近代以來，西方學者、探險家和各類公私機構廣泛地參與到整個舊大陸范圍內的尋寶和考古工作中。在進入20世紀後，對古代亞非 歷史 時期各階段的語文、 歷史 、考古學和藝術史的研究與教學，已經以東方學的名義，在歐洲和北美的學術世界中開拓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並且通常能夠得到所在國當局和 社會 各界有力人士的支持。當然，西方世界對自己古典文明起源的追問，並非是當時的人們 探索 古代東方文明的唯一動力。對於當時正在形成的現代中東來說，那些逐漸走出了奧斯曼帝國殘夢的當地居民，擁有不同的信仰，說著不同的語言，也開始通過對上古文明的解釋，重塑各自的民族 歷史 與認同。這些意識形態領域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對中東古代遺址的發掘、研究與文物收藏產生了影響。

面臨著這么一個快速膨脹的新興市場，真正有能力評鑒中東古董和藝術品的專家卻依然少之又少，尤其是在美國。因此，在20世紀20年代前期，距離珀普從伯克利辭任、潛心研究東方藝術沒幾年，他已經成為聞名全美的中東文物專家了。全美各地的藝廊、博物館和收藏家都向他徵求波斯、阿拉伯文物方面的意見。除了顧問服務之外，珀普也開始幫助北美的博物館和個人收藏家介紹銷售中東古董和藝術品的商人，或直接在其中擔任中介。他先後為舊金山、芝加哥和堪薩斯城等地的博物館建立了相當規模的中東文物收藏。在此過程中，珀普對於波斯藝術的偏愛表露無疑。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檔案里，收購記錄中400條賣家名稱標注為珀普的藏品，其中的一半以上都來自伊朗。1925年，珀普開始擔任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顧問館員，並且在博物館理事會的委託下前往伊朗，深入調查當地的古跡和文物。

考古學在伊朗開始得並不算晚。在愷加王朝統治下的19世紀中葉，西方考古學家就已經開始在伊朗境內開展了田野發掘工作。在伊朗西南部的胡齊斯坦（Khuzestan）地區、靠近兩河流域南部的蘇薩（Susa）是其境內首個被大規模發掘的遺址，而這座遺址的發掘史也是伊朗考古學從萌芽到初步發展階段的一個縮影。1851年，英國學者威廉·洛夫特斯（William Loftus）結束了自己在兩河流域南部著名的烏爾（Ur）和烏魯克（Uruk）等地的工作後，開始對蘇薩遺址展開調查。但在兩年之後，洛夫特斯又離開了蘇薩、重新回到了兩河流域。此後，在法籍御醫托羅臧（Joseph Désiré Tholozan）的游說下，國王納賽爾丁沙赫（Naser al-Din Shah）將蘇薩遺址的發掘許可授予法國探險家馬塞爾－奧古斯特·德約拉夫瓦（Marcel-Auguste Dieulafoy），後者於1884至1886年間發掘了蘇薩遺址。1897年，法國學者讓－雅克·德·摩爾岡（Jean-Jacques de Morgan）重啟了德約拉夫瓦在蘇薩遺址的發掘。這次發掘一直延續到一戰前夕，期間收獲頗豐。著名的漢穆拉比法典石碑、納拉姆辛勝利石碑都是在這次發掘過程中發現的。大量不同時期的埃蘭楔形文字泥版的出土，也為文字起源和埃蘭 歷史 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另外，蘇薩還出土了大量阿契美尼德波斯時期的建築構件與藝術品。這次考古發掘所出土的文物，如今大部分收藏於盧浮宮。發掘的過程和結果，後陸續發表於《法國駐波斯代表團行紀》（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 ）和《法國駐伊朗考古代表團通訊》（ Cahier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Iran ）等叢刊中。一戰的爆發使得法國在伊朗的考古活動全部停止，伊朗成為了英、俄、奧斯曼三國的戰場。1921年，哥薩克兵團發動的軍事政變成為了壓垮波斯愷加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法國在伊朗考古領域的王家特許權也因此宣告終結。1925年12月，已實際掌權多年的禮薩汗（Reza Khan）正式登基，成為國王，伊朗進入了巴列維王朝。而在這一年的春天，珀普就已經來到了德黑蘭，見到了登基之前、時任王國首相的禮薩汗。

在德黑蘭舉辦的一場名為「波斯藝術的過去與未來」（ Past and Future of Persian Art ）的演講中，珀普對在場的禮薩汗與他的朋友和下屬們這樣說道：「波斯以其多樣、獨特且輝煌的裝飾藝術而聞名寰宇。無論古今，兩千多年來，在整個文明世界，人們都曾以文字和錢幣的形式向波斯人的美學天才致敬。」在演講中，珀普對波斯 歷史 悠久的藝術和建築遺產贊不絕口，敦促在場的伊朗權貴們重視他們所統治的這片土地上的傳統之美。珀普的熱 情感 染了禮薩汗，後者開始對波斯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復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授權珀普進入伊朗各地的重要的古跡和清真寺，利用拍攝和繪圖等技術手段，記錄伊朗古代建築並對它們開展研究。自此開始，巴列維王朝的禮薩汗和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這對君王父子，成為了珀普一生中最重要的支持者。

這次伊朗之行對珀普的一生也有著深遠的影響。除了在考察沿途采購了大量古董和藝術品之外，回到美國後，珀普開始將自己的興趣完全地聚焦在伊朗古代建築與藝術史上。1926年的費城世界博覽會上，珀普被委任為伊朗的特別代表。他和建築師卡爾·齊格勒（Carl Augustus Ziegler）合作，以伊斯法罕的沙赫清真寺（現名伊瑪目清真寺）為原型，設計並建造了波斯館，最終在這屆世博會上獲得了金獎。同年冬天，珀普在費城藝術博物館主辦了一場波斯藝術展。用他的話說，這場展覽是「全世界第一次完全以波斯藝術為主角、深入地展現它的各個方面的嚴肅展覽」。與此同時，珀普主持召開了第一屆國際東方藝術大會，即後來他多次主持召開的國際伊朗藝術與考古學大會的雛形。1930年，珀普在紐約創辦了美國波斯藝術與考古研究所（AIPAA），其宗旨是「從多方面去鼓勵和促進對波斯藝術的欣賞和重視」。在珀普和波斯藝術與考古研究所的努力下，美國學者在巴列維王朝時期的考古工作領域搶得了先機。哈佛大學的弗雷德里克·武爾辛（Frederick Wulsin）、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的艾里希·施密特（Erich F. Schmidt）和恩斯特·赫茨菲爾德（Ernst Herzfeld）等人，率先開始在伊朗各地進行考察和發掘。後兩者後來發掘了伊朗最為世人矚目的遺址，即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雄偉壯麗的王都——帕薩爾加德（Pasargadae）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

1932年，亞瑟·珀普和艾里希·施密特在希薩爾丘遺址，愛德華·瓦爾堡（Edward M. M. Warburg）攝

除了在伊朗對古代建築和遺址進行實地考察之外，在紐約的時間里，珀普和他的同事們還從事了大量的文獻工作。他們在浩如煙海的手稿和 歷史 出版物中，尋找和波斯藝術有關的信息，並且對這些信息進行分類，在梳理伊朗建築與藝術學術史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已有的認識進行系統化的重組和整合。為了追溯各個設計風格和加工技藝的發展歷程，珀普和阿克曼等人搜集並繪制了大量圖版，根據能夠確定年代的作品，進行分類和分析，這也與他們在田野考察過程中的工作形成了互補。十年時間里進行的多次實地考察以及對歐陸各國博物館、學者和收藏家的訪問和調查，極大地擴充了珀普所掌握的伊朗古代建築與藝術的圖檔資源。對這十年考察結果的整理和研究，最終凝結成了1938至1939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波斯藝術集成：從史前時代到當下》（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這部巨作初版共6卷，其中包括2800餘頁印刷精美的文本，內含69個部分共115個章節，以及近1500頁的圖錄，內含3500餘張照片、193張彩色圖版和1966張正文插圖。全書共有來自16個國家的72名作者。在珀普的召集下，當時歐美研究古代東方文明的一流學者，大部分都參與到了《波斯藝術集成》的工作當中。作為編者，珀普和阿克曼二人除了親自參與了許多章節的撰寫以外，他們還將不同背景和觀點的學者們團結在一起，統籌大量的文稿，還將不同的學術觀點聯系起來，在其中加入了數以千計的內部交叉引用。這些繁復的工作無一不展現了他們二人驚人的效率和創造力，而他們選擇這套叢書獻給他們的支持者、伊朗的「百王之王」禮薩·沙赫·巴列維（禮薩汗登基後的新名字）。面世伊始，《波斯藝術集成》就成為了了解伊朗古代藝術的必讀書。在20世紀60年代，在珀普的努力和禮薩汗的繼承者、新的「百王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支持下，這套叢書由伊朗和日本的出版商重新整理、編輯和印刷，完善了30年代初版的種種不足。雖然書中的大部分學術觀點已經過時，但這部凝聚了一代學者心血的《波斯藝術集成》，依然是學習伊朗古代建築與藝術的經典書目，也一直是查閱伊朗古代建築相關攝影記錄的最佳選擇。

初版《波斯藝術集成：從史前時代到當下》（共六卷），牛津大學出版社1938至1939年版

伊朗設拉子的蓋瓦姆酸橙花園，巴列維大學亞洲研究院的所在地和珀普與阿克曼晚年的居住地，基米亞·馬勒基（Kimia Maleki）攝，2019年

在設拉子住所中的晚年亞瑟·珀普，阿薩德奧拉·貝赫魯贊（Assadollah Behroozan）攝

2021年是珀普的140周歲冥壽，距離他的離世也已過去了52年。重新翻開《波斯藝術集成》，再去仔細地欣賞那些精美的攝影作品和手工繪制的說明圖式，我們很難不對珀普和阿克曼做出更加寬容的評價。他們在伊朗古代建築和藝術研究以及文物收藏領域里所充當的學者、策展人、收藏家、文物經銷商顧問等多重角色，實際上是幫助我們理解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學科和這一類型藝術收藏建立過程的關鍵。珀普在學術上的合作者、中東古代藝術史大家奧列格·格拉巴（Oleg Grabar）形容珀普是一個「活躍在學術、交易和收藏之間紛繁邊界上的出色經營者」。回望珀普的職業生涯，從1925到1969年，可謂是伊朗考古學的傳奇年代。在那個年代，許多考古發現改變了我們對古代伊朗乃至古代世界的認識，也有許多考古發現的過程之曲折離奇，讓人難以置信。同樣地，當時許多重要發現的背後，都隱藏著投機者的私心和殖民主義的野心。這個傳奇的時代，也是現代考古學和藝術史學科意識、標准、經典及方法的形成時期。即便珀普需要背負近代以來「自西向東」的原罪，但若不將他的經歷置於他所在的 歷史 和 社會 文化背景當中，就武斷地評估他的生活和成就，難免會有失公允。珀普在亞洲研究院的後繼者費耐生對他的評價，或許更值得我們參考：「他（珀普）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但是，即使是他的批評者，也會承認他所擁有的強大的組織能力和說服力。」那套一人無法輕松抱起、也無法輕易讀完的《波斯藝術集成》，就是珀普強大的組織能力和說服力——更重要的，他對波斯藝術及伊朗考古學的由衷熱愛——的最好證明。

在《果園》的開頭，薩迪這樣寫道：

「哪怕一千聯詩中有一聯可取，也請笑納，萬勿過於挑剔。」

位於伊斯法罕的珀普與阿克曼之墓，基米亞·馬勒基（Kimia Maleki）攝，2019年

校對：丁曉

❸ 伊朗這個國家在戰火中都損失了哪些世界遺產

沒有一座現代化建築能夠比擬這些古遺址古建築，它們的歷史意義和文化研究都深深地影響著人類的進步。一處處世界文化遺產都有著獨特的意義，在旅途中感受曾經的輝煌，一磚一瓦如同歷史的字元一般，它們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路途中的視覺效果，更多的是藏在背後的文化財富。這樣的景點，怎麼忍心被戰火毀滅呢？

❹ 漢謨拉比法典真是用來判案的嗎

是的。古巴比倫王國國王漢謨拉比當政時制定的成文法典，旨在維護財產私有制，全面調整自由民之間的關系，鞏固現存秩序。法典制定的確切時間不清，大概在公元前1791年或前1790年始擬，完成於巴比倫尼亞統一之後。法典包括序言、正文、結尾三部分。序言充滿神化、美化漢謨拉比的言辭。正文包括282條法律，涉及現代意義上的訴訟法、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內容，意在調解自由民之間的財產佔有、繼承、轉讓、租賃、借貸、僱傭等多種經濟關系和社會、婚姻關系。法典表明古巴比倫社會存在奴隸主、奴隸、小生產者三個基本階級，此外還有與階級關系不盡一致的等級關系。自由民之間分為有權者阿維魯和半有權者穆什根努兩個等級。前者原意是「人」，享有一些特權；後者原意可能是「禮拜」，法律地位低下。法典對債務奴隸制和高利貸有所抑制，限制對小生產者過分的掠奪，以免動搖兵源和稅源。法典對奴隸制予以嚴格保護，體現了法典的性質。結尾部分除繼續對漢謨拉比歌功頌德外，還強調法典原則的不可改變性。法典的制定標志古西亞法律制度的進步，國家的成熟。

❺ 漢漠拉比法典出土於哪國

漢莫拉比法典

1901年12月，由法國人和伊朗人組成的一支考古隊，在伊朗西南部一個名叫蘇撒的古城舊址上，進行發掘工作。一天，他們發現了一塊黑色玄武石，幾天以後又發現了兩塊，將三塊拼合起來，恰好是一個橢圓柱形的石碑。
這塊石碑高2．25米，底部圓周1．9米，頂部圓周1．65米。在石碑上半段那幅精緻的浮雕中，古巴比倫人崇拜的太陽神沙馬什，端坐在寶坐上，古巴比倫王國國王漢穆拉比，恭謹地站在它的面前，沙馬什正在將一把象徵帝王權力標志的權標，授予漢穆拉比。石碑的下半段，刻著漢穆拉比制定的一部法典，是用楔形文字書寫的。其中有少數文字已被磨光。這個石碑就是著名的「漢穆拉比法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較系統的法典。它把我們帶到了近4000年前的古巴比倫社會。
古巴比倫王國位於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大體相當於今天的伊拉克。公元前1792年，漢穆拉比成為古巴比倫國王。漢穆拉比是一位很有才乾的國王。他勤於朝政，關心農業、商業和畜牧業的發展。他也關心稅收，處理各種案件。他在位40年，使巴比倫成了一個強盛的國家。
漢穆拉比每天要處理的申訴案件太多，簡直應付不了。他就讓臣下把過去的一些法律條文收集起來，再加上社會上已形成的習慣，編成了一部法典。漢穆拉比命令把法典刻在石柱上，豎立在巴比倫馬都克大神殿里。
這部法典一共有282條，刻在圓柱上共52欄4000行，約8000字。圓柱挖掘出來的時候，正面7欄（35條）已經損壞，其餘的基本完整。上面的字跡優美，是一種只有王室才使用的楔形字體。
漢穆拉比法典分為序言、正文和結語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條，其中包括訴訟手續、盜竊處理、租佃、僱傭、商業高利貸和債務、婚姻、遺產繼承、奴隸地位等條文。漢穆拉比法典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
在巴比倫社會中，除了奴隸主和奴隸，還有自由民。這部法典的很多條文是用來處理自由民的內部關系的。處理的原則就是「以牙抵牙，以眼還眼」。比如，兩個自由民打架，一個人被打瞎了一隻眼睛，對方就要同樣被打瞎一隻眼睛作為賠償；被人打斷了腿，也要把對方的腿打斷；被人打掉牙齒，就要敲掉對方的牙齒。甚至有這樣的規定：如果房屋倒塌，壓死了房主的兒子。那末，建造這所房屋的人得拿自己的兒子抵命。
漢穆拉比法典對奴隸主、自由民、奴隸有著不同的規定：如果奴隸主把一個自由民的眼睛弄瞎，只要拿出一定數量的銀子就可了事。如果被弄瞎眼睛的是奴隸，就不用任何賠償。奴隸如果不承認他的主人，只要主人拿出他是自己奴隸的證明，這個奴隸就要被割去雙耳。法典甚至規定奴隸打了自由民的嘴巴也要處以割耳的刑法。屬於自由民的醫生給奴隸主治病，也是膽戰心驚的。因為，如果奴隸主在開刀的時候死了，醫生就要被剁掉雙手。
為了鞏固奴隸主的統治，法典還規定了一些更嚴厲的條款：逃避兵役的人一律處死；破壞橋梁水利的人將受到嚴厲處罰直到處死；幫助奴隸逃跑或藏匿逃亡奴隸，都要處死；如果違法的人在酒店進行密謀，店主如果不把這些人捉起來，賣酒人也要被處死。
巴比倫社會里自由民還包括租種土地的小農。他們也受著奴隸主的沉重剝削，他們每年要把收獲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繳給出租土地的奴隸主。法典中還規定：債務奴隸勞動3年可以恢復自由。但這僅僅是給自由民的一點小恩小惠。奴隸主逼迫一些還不起債的自由民成為債務奴隸，反過來又用這種規定來籠絡他們。
有個名叫烏巴爾．沙馬什的小農，租種奴隸主義魯姆．巴尼一小塊土地，全家人累死累活地幹了一年，好不容易盼到了秋收。但是，糧食剛收上來，義魯姆·巴尼就瞪著血紅的眼睛上門逼租了。富商伊興杜姆也上門索取烏巴爾·沙馬什這年春天向他借的500斤糧食。烏巴爾·沙馬什交了租，還了債再交完了各種苛捐雜稅，一年的勞動成果全部付諸東流。烏巴爾·沙馬什只得把子女賣為奴隸，他本人也淪為債務奴隸。
正是依靠這部法典，漢穆拉比時代的巴比倫社會，成為古代東方奴隸制國家中，統治最嚴密的國家。
那麼這部石柱法典是怎樣從巴比倫「跑到」蘇撒的呢？原來蘇撒也是一座5000年前的古代都城。公元前3000多年前，在今天伊朗迪茲富爾西南的蘇撒盆地有一個強大的奴隸制王國，叫埃蘭（又譯「依蘭」）。古城蘇撒就是埃蘭王國的首都。公元前1163年，埃蘭人攻佔了巴比倫之後，便把刻著漢穆拉比法典的石柱作為戰利品帶回到了蘇撒。埃蘭王國後來被波斯滅亡。公元前6世紀時，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上台後，又把波斯帝國的首都定在蘇撒。這個石柱法典便又落到了波斯人手中。
那麼發掘出來的圓柱正面7欄已被損壞，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埃蘭國王打算在圓柱正面刻上自己的功績。可是，在毀去原來的字跡後，不知為什麼並沒有刻上新字。
這件希世珍寶現在還收藏在巴黎的盧浮宮博物館。圓柱上被塗毀的7欄文字，可以根據後來發現的漢漠拉比法典的泥版文書進行校補。所以，「石柱法典」仍是世界上現存的一部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

❻ 世界上最早的四種文字分別是什麼

1、甲骨文

甲骨文是來源於我國的一種古老的文字，這種甲骨文其實也是我們漢字的早期的展現形式，是我國王朝中最古老的一種已經成熟的文字。最早出土的有關於甲骨文是在河南省的安陽市，當時發現的甲骨文是在商朝那個時期遺留下來的，距今已經有3600多年的歷史了。甲骨文因為書寫的地方是在烏龜的殼或者是獸骨上，所以被我們稱之為是甲骨文。

4、鍥形文字

楔形文字是目前所知道的一種最古老的文字，這種文字是由蘇美爾人所創造的。其實早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這種文字便已經初步產生了。當時這種文字在產生時大多數是圖像形式的，後來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文字的系統逐漸成熟了。

如今所發現的這種文字一般都被寫在泥板上，有一些會寫在石頭上，金屬上等等。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這種文字甚至是當時西亞地區大部分地區所通用的一種商業的交往媒介。一直在公元年前後，只有文字也一直被使用。如今這種文字也成為了一門研究古代歷史的學科，亞述學。

❼ 寫作始於何處|詩經、死亡之書、漢謨拉比法典、羅塞塔碑

1、以《詩經》為例

假如我們願意在產生於商朝、也就是約公元前1600年—約公元前1046年時期文字記錄停留一會兒，我們就會發現，那些刻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甲骨文，其實是在直截了當又簡明扼要地記錄著什麼。

壬午，王田於麥彔（麓），只（獲）商戠（異）兕，王易（錫）宰豐，[宀帚]（寢）小[矢旨]兄（貺），才（在）五月，隹（唯）王六祀肜日。

記載了帝辛將獵獲的犀牛賞賜宰豐之事。

商朝以後，中國社會進入到西周時期，書寫方法也從在龜甲、獸骨上刻寫變化為在竹簡上刻寫。就材料的獲取難度和材料的硬度而言，竹簡要比龜甲或獸骨容易和「柔軟」，所以，進入到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開始，記錄比商朝容易一些，但還是只記錄一些必須記錄的人和事。

且聽西周到春秋時間中葉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大約500年間最具代表性的文字記載《詩經》說話。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一般，都這樣定義《詩經》，詩、詩三百，以我們現在對「詩」這個詞的理解，我們會不假思索地認定，《詩經》是一部詩集，是一部文學作品。以此反推，我們會覺得，《詩經》是一部從西周到春秋中葉我們的祖先集體創作的文學作品。

西漢，建於公元前202年，亡於公元8年，是中國歷史上距離《詩經》「灼灼其華」最近的朝代，距離《詩經》的實質也就最近。西漢將《詩經》尊為儒家經典，「詩經」之名從此誕生，顯然，在西漢看來，「詩經」中的關鍵字是「經」而非「詩」，那時的人們認定，「詩三百」其實說的是一個人行為規范的准則。

我們以《國風·周南·芣苢》為例。

《詩三百》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 小雅》和《 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 周頌》、《 魯頌》和《 商頌》。《國風·周南·芣苢》就是一首民謠，記錄的是車前草的樣貌以及性能。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這首詩，就是記錄了產生《詩經》的時期人們採摘車前草時的場景。

文史學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展先生在他的專著《詩經直解》中這樣評說：「《芣苢》，是描述婦女們同采車前的這樣一種輕微勞動的賦體詩。不說任何大道理，直寫一種瑣屑事。工作輕便，情緒輕松，語調輕快。看來有文字淳樸之美，讀來有聲調諧和之美，作者固當別有一種自得其樂的情趣」。這樣評論《詩經》，古就有之，這種說法，在古代也不是沒有。清代的方玉潤在他的《詩經原始》中對《芣苢》的解釋，與陳子展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忽斷忽續」。

可見，西周到春秋中葉產生的《詩三百》，只是古人樸素地將自己的生活場景記錄下來。隨著時間的流逝，古人人之賢者一遍遍地重新編訂、注釋《詩經》，這個過程中，《詩經》作為「經」的地位被慢慢否定，《詩經》的教化作用也漸漸被否定，隔了3000年以後到了我們的認知中，《詩經》是一部我們不好理解的詩集。

時間長河源遠流長，人生太短。世代更迭，我們曲解了文字產生的本源。

2、以《死者之書》或《亡靈書》為例

埃及人在5500年前發明了莎草紙，造紙原料是尼羅河流域的植物莎草。因為有了書寫手段，古埃及留在莎草紙上的文獻，非常豐饒，其中，《死者之書》或稱《亡靈書》是目前為止我們能夠讀到的比較早期的寫在莎草紙的文字。

說是寫在莎草紙上的文字，其實，更多的篇幅給了繪畫。

收藏在大英博物館的《死者之書》有一個更為確切的名字，「亞尼的死者之書」。這位亞尼先生，生活在古埃及新王國第十九王朝時期。這件文物，是1887年在尼羅河中游盧克索西岸的墓室中被發現，在眾多紙草《死者之書》中，這位亞尼先生的，保存得最好，今天看上去真是古埃及藝術中最傑出的作品。

最傑出的藝術作品，有沒有將這位亞尼先生送達能讓他永生的「奧西里斯王國」？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如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館里的陪葬品、那幅放在亞尼先生墓中的畫，真是藝術佳品。《死者之書》總共10470張畫，假如將它們拼接起來，總長可達78英尺。當然，長度並不是將其送至永遠的藝術佳品地位的重要因素，畫幅表情達意的能力，才是其價值所在。

紙草書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勾勒了冥界的景象，線條和色彩之間充溢著對冥界諸神的贊頌；第二部分，則是以亞尼先生為主角，詳細記載了獲得永生所必經的程序和必要的咒語。其中，亞尼在死者之國接受審判、亦即判定他生前行了多少善做了多少惡這一段，堪稱是整幅畫卷中最精彩的部分。雖說成畫已逾數千年，從地底下發掘出來也超過了百年，可冥界之神奧西里斯主持測量死者心臟的重量以決定這位亞尼先生能否永生的畫面，還是栩栩如生！

相比畫面的絢爛，《死者之書》上的文字就顯得簡潔有直接了。

「吃吧，喝吧，開心點，因為我們遲早都會死」，很像我們今天的雞湯文中的一句話。尼羅河流域土地富饒，但古埃及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古埃及人需要這樣的雞湯文來激勵自己。

更多的，則是「滾回去，你這條蛇！」這樣的話語，據說，就是一句很有用的防止被毒蛇所傷的咒語。

相比甲骨文、竹簡，在莎草紙上寫字，要容易一些，但是，古埃及人並沒有因此長篇大論地抒情或議論，隨著難以破譯的「天書」被漸漸識讀，我們發現，寫在莎草紙上的文字，都是古埃及人生活狀態及心理狀態的實錄。

3、以羅塞塔碑為例

請大家記住一本書，德國人西拉姆撰寫、劉乃元先生翻譯的《神祗 墳墓 學者》。

2001年，我讀到這本如偵探小說一般好看的關於考古學的著作後，從此對博物館、對博物館里展出的那些留有人類活動痕跡的遺存，充滿了興趣。

這本書，專門用了一個章節講述了商博良的故事。

商博良，書商的兒子，卻對經商毫無興趣，只願意用自己過人的語言天賦去發掘古人的前塵往事。

1799年，法國人在羅塞塔地區修建軍事要塞的時候，從地底下挖出了一塊黑色大理石石碑，一位軍官本能地覺得這是一件寶物，就將其妥善地保存了起來。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還是日不落帝國，他們於1801年從法國人手裡拿下了埃及。在戰場上吃了敗仗的法國人，敗走埃及之際想將黑色大理石是被偷偷地運回法國，但被英國人截獲。成為黑色大理石石碑主人的英國人，冥冥中也覺得石碑是一塊寶物；可是，寶物的級別究竟有多高，就要看石碑上那些曲里拐彎的文字寫了些什麼。雖經學者判斷，古人用埃及聖書體、埃及世俗體和古希臘文三種文字在石碑上說著同一件事情，但，說的是什麼事？尋遍英國，卻找不到能夠識讀的人。

英國人不得不找到法國人商博良，一位通曉希臘文 、拉丁文並研究埃及文等6種東方語言年輕學者。

從1822年到1824年， 商博良孜孜矻矻了3年，終於解開了黑色大理石石碑上的秘密：埃及王位的正統繼承人，神的虔誠的信徒， 埃及王國的重建者和人類文明的維護者，不可戰勝的……不過，商博良破解黑色大理石石碑上文字的更大意義，在於從此以後我們掌握了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鑰匙，這就是這塊高1.14米、寬0.73米的黑色大理石石碑的考古價值！因為石碑是在羅塞塔地區發掘出來的，後來，我們就稱這塊黑色的大理石石碑為羅塞塔碑。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塊羅塞塔碑上到底刻寫了什麼內容。

刻有1419個象形文字、486個希臘文的羅塞塔碑，分別用埃及象形文（又稱為聖書體，代表獻給神明的文字），埃及草書（又稱為世俗體，是當時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和古希臘文自上至下刻寫的，是同一段詔書：

埃及王位的正統繼承人，神的虔誠的信徒，埃及王國的重建者和人類文明的維護者，不可戰勝的，使埃及繁榮長達30年的，上下埃及的主人、拉神之子、永生的，普塔神的愛子托羅密王，在他在位的第9年的Xandikos季的第四個月為了鼓勵與贊揚那些決定永遠侍奉神的人們，根據埃及人的第18Mekhir的慣例，頒布詔令……他有恩於所有的廟宇及住在廟宇中的人們，是他捐獻了自己的物品——這些物品代替了神廟的稅收，是他帶來了埃及的繁榮，並且捐助建立了神廟，還有所有他的其他慷慨恩賜。他減免了各種苛捐雜稅為了使他的臣民在他的統治期間能更富裕的生活。他減免了王國中的窮人們的債務。他赦免了那些有罪的人。他聲稱，眾神應該繼續享有神廟的供奉就像他父親時代所做的……

我們讀到的，是一份記錄。

4、以《漢謨拉比法典》為例

古埃及、中國、印度和古巴比倫，是世界公認的四大文明古國。一方面，這種認知已成定局；另一方面，一個疑問也一直縈繞在專攻亞述學學者的心頭：伊朗為什麼沒有被列入文明古國的行列？

學者的疑惑不無道理。伊朗的文明同樣悠久燦爛，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後就已經出現文字材料，他們在石碑上書寫楔形文字，使用的語言為埃蘭語。

在1901年12月，一支由法國人和伊朗人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在伊朗西南部一個名叫蘇撒的古城舊址上開始發掘工作。放在博物館里的考古發現，光彩奪目；考古發現的過程，卻很寂寞難耐。不過，考古工作者知道，他們所從事的，是披沙瀝金的工作，任何一個看似無聊的日子都有可能送給他們一個大驚喜。這一支聯合考古隊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巨大的犒賞，一天他們發現了一塊黑色玄武石。驚喜之餘，接下來的幾天里，他們繼續奮力發掘，結果，又發現了兩塊黑色玄武石。聯合考古隊將三塊黑色玄武石拼合起來，一個橢圓柱形的石柱出現在他們眼前。石柱很高，有兩米半，它的上方刻著兩個人的浮雕像：一個坐著，右手握著一根短棍；另一個站著，雙手打拱，好像在朝拜。石柱的下部，刻著像箭頭或釘頭那樣的文字。

古代兩河流域，又稱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其希臘語詞根的意思為 「兩河之間的土地」），泛指地處西亞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區域，該區域的大部分位於今天的伊拉克境內。兩河流域素有「人類文明的搖籃」之稱，早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便誕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

發現這組石柱時，我們已經能夠閱讀兩河流域的古文字楔形文字，很快，這一考古發現被確認是《漢謨拉比法典》，用刻在黑色玄武石上的方式頒布，時間大約是公元前約1792年到公元前1750年，頒布者是古巴比倫王朝國王漢謨拉比的統治末期。

既然是兩河流域文明的代言人，《漢謨拉比法典》為什麼會在今天伊朗境內一個名叫蘇撒的地方被發現呢？歷史就是這么無情，我們現在可以用兩句話概述的一段往事，其實浸染著難以名狀的血雨腥風：公元前12世紀末，鄰國埃蘭從東面入侵兩河流域，贏家將《漢謨拉比法典》石碑作為戰利品，劫掠回了自己的都城蘇撒。這一幕，在3000年以後重演。1901年，法國憑借自己的國力將在伊朗境內的蘇撒發掘出來的《漢謨拉比法典》運回了法國，現在，我們在巴黎的盧浮宮能看到它。除了《蒙娜麗薩》、《勝利女神》和《維納斯》，《漢謨拉比法典》是盧浮宮的最熱門展品。

那麼，石碑上那些楔形文字到底在說些什麼呢？我們先來解讀一下石碑頂部的浮雕。

浮雕刻畫的是太陽神沙馬什把一個繩環和一截木杖授予漢謨拉比的場景。其中繩和木杖是兩河流域傳統的丈量工具，象徵司法與正義。沙馬什端坐於寶座，雙腳則放置於一個基座上。該基座由三排魚鱗狀的花紋組成，在兩河流域的藝術傳統中用於表現山陵。因為兩河流域以東是伊朗境內的扎格羅斯山脈，所以用沙馬什腳踏山陵的手法來寓示太陽的升起。沙馬什的左右肩膀上冒出的兩簇火焰，也是識別太陽神的標志。此外，沙馬什所戴的螺旋式花紋的帽子和飾有若干水平褶皺的長袍，同樣是兩河流域神祇特有的服飾，用以在藝術作品中彰顯人和神的不同。

浮雕中的漢謨拉比站立在沙馬什面前，左手水平彎曲90度，右臂曲起，肘部置於左手前臂上，右手手掌到達嘴部高度。這一姿勢是兩河流域藝術作品中常用的祈禱的姿勢。從服飾來看，漢謨拉比戴的是一頂包頭的圓帽，衣服則飾有垂直褶皺，樣式也與沙馬什的長袍有顯著不同。

另外，從人物的大小來看，沙馬什坐下後的身高與漢謨拉比站立的身高相差無幾。我們可以想像沙馬什站立後的高度將大大高於漢謨拉比。通過尺寸大小來凸顯神與人的不同是兩河流域藝術作品常用的手法。

現在，我們來看看石碑上的楔形文字到底寫了些什麼。

《漢謨拉比法典》使用阿卡德語（Akkadian，最古老的閃米特語，和希伯來語及阿拉伯語同屬閃米特語系），以楔形文字刻於石碑上。全文分為三部分：序、法典條款和跋。

法典涵蓋的內容包括如下幾個主要方面：

（1） 司法程序：如偽證、「河神」審判；

（2） 刑事犯罪：盜竊、搶劫、人身攻擊和傷害、性侵害；

（3） 婚姻家庭：婚姻締結、女方財產處置、繼承收養；

（4） 經濟活動：奴隸販賣及其相關事宜、農業和灌溉、抵押、借款、不動產的買賣和出租、設備租賃和勞動僱傭、佃戶和牧羊人的義務等等。

《法典》的每一條款都遵循統一格式，即先用一個條件從句（英文通常譯為一個if引導的從句）來描述過失或罪行的具體表現，再規定相應的懲罰。 漢譯時可採用「如果……那麼……」的句式。

§250：如果一頭牛過街時抵死了一個自由民，那麼無須提起訟訴。

§251：如果一個自由民的牛曾經抵過人，而且有關方面通知過主人他的牛曾抵過人，但這位主人沒有把牛角挫鈍或控制好牛，導致牛抵死了一個自由民，那麼牛的主人應該賠償三十舍客勒的白銀（約相當於225克）。

由於石碑表面有一些毀損，所以無法確認條款的准確數目。一般認為，保存下來的條款數量是282條，原有條款總數不超過300條。在序言中，漢謨拉比陳述了他本人創下的豐功偉績以及如何因此成為眾神的寵兒。他還解釋了立法的由來，即奉馬爾杜克（Mark，眾神之首）之命，為人民提供立身行事的正確引導，以確保他們的正直作為。在結尾的跋中，他勉勵子孫後代遵守法律，同時呼籲眾神詛咒並懲處違法之徒。

黑色玄武石上是一部用楔形文字刻寫的法典，這已經沒有疑義。不過，研究兩河流域文明的學術界似乎一直在爭議一個問題，那便是《漢謨拉比法典》是否有實際功用。換言之，在古巴比倫社會的司法實踐中，實際判案時是否參照《漢謨拉比法典》中的有關條款作為判決依據？——這不是我們所要關心的問題。我們所關心的是，當人類文明進入到用文字記載些什麼的時候，他們在記錄什麼？

如果一頭牛過街時抵死了一個自由民，那麼無須提起訟訴。

不加修飾、就事論事的記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