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姑娘為什麼向媽媽求助

❶ kuai來快來啊！

這個是小學生的語文考試題目 要求：把以下四句話用關聯詞連接: 1、張海迪姐姐癱瘓了； 2、張海迪姐姐頑強地學習； 3、張海迪姐姐學會了多門外語； 4、張海迪姐姐學會了針灸。 （註：正確答案應該是：張海迪姐姐雖然癱瘓了，但頑強地學習，不僅學會了多門外語，而且還學會了針灸。） 結果有一個孩子寫： 雖然張海迪姐姐頑強地學會了針灸和多門外語，可她還是癱瘓了。 後來，發現更猛的孩子寫道: 張海迪姐姐不但學會了外語，還會了針灸，她那麼頑強地學習，終於癱瘓了。 張海迪姐姐之所以癱瘓了，是因為頑強地學習，非但學會了多門外語，甚至學會了針灸。 張海迪姐姐是那麼頑強的學習，不但學會了多門外語和針灸，最後還學會了癱瘓。 張海迪姐姐學會了多門外語，學會了針灸，又在頑強的學習癱瘓。 張海迪姐姐通過頑強的學習，學會了多門外語和針灸，結果照著一本外文版針灸書把自己扎癱瘓了。

❷ 從導游到網紅，一個伊朗姑娘的中國故事到底講述了什麼

這位伊朗姑娘的中文名字叫做孟雅琪，孟與孟子同姓，雅琪是優雅如玉。她說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但實際上是一名來自伊朗的姑娘。從前是一名中文導游，現在還成為了多個自媒體平台上的網紅。她的故事到底講述了一些什麼呢？

最後，我想說的是，這個伊朗姑娘的中國故事其實就是中國這些年的一些進程的濃縮和帶來的影響。我相信並且自信中國一定會堅持和平發展這條道路並且會走的越來越好，也會向更多需要幫助的國家伸出援手。當每一個國家都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少一些勾心鬥角，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加和諧，我們的生活也會更加美好，地球村才能成真。

❸ 關於《我在伊朗長大》

何處是我家：文化流浪之惑——《我在伊朗長大》
我第一次知道《我在伊朗長大》，是因為今年法國選擇了這部電影而不是大獲好評的《潛水鍾與蝴蝶》去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我承認我跟趙子翰同志一樣，是一個奧斯卡中毒者，汗。）不過直到提名名單出來以後，我才知道原來這竟是一部動畫長片，不免有些詫異。在我的概念里，動畫片一直停留在迪斯尼的童真和史萊克的惡搞上，象「我在伊朗長大」這樣敏感的爭議性題材怎樣用動畫來表達，是一個令我既困惑又頗感興趣的問題。

影片改編於旅居法國的伊朗女插畫家瑪贊·莎塔碧的同名連環漫畫。很遺憾，我還沒有看過漫畫書，通過一些背景簡介，我對影片有了一些模糊的概念。這使我聯想到另外一本也是「在伊朗長大」的女作家阿扎爾·納飛滋的書《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描寫了上世紀80年代，作者和自己的女伴們在宗教政權的背景下，如何秘密閱讀《洛麗塔》、《了不起的蓋茨比》等被禁的西方名著。納飛滋的生活經歷與本片的作者瑪贊頗有相似之處：她們都因為家庭的緣故從小受到西方教育，瑪贊的父親是高級知識分子，母親出身貴族家庭；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革命，忽然將她們的生活帶回了嚴厲教條下的「中古時代」，在這類教條下——宗教老師教育瑪贊們「純潔的女人就是為男人服務的女人」——受制最深的當然就瑪贊和納飛滋這樣受過西式教育的女性。

由於這種背景，《在伊朗長大》果然也不乏此類描畫：小女孩瑪贊面對推翻巴列維政權的那場革命，先是興趣盎然，繼而困惑疑問，然後因為叔叔的死亡而憤怒，最後則是無奈，她將一切不滿無奈地發泄到瘋狂的搖滾樂、秘密舞會、酒和寫著「朋克永遠不死」的罩衫上。應該說這一切是沉重的，但是漫畫和影片卻並選擇了一種黑色幽默、犀利嘲諷的風格，活靈活現的瑪贊感覺真的很親切，很可愛，在這個10歲女孩的眼裡，荒謬的成人世界也許很是好笑吧，所以對我來說，這一段的觀感其實是很輕松且有些搞笑的。甚至那些反抗也充滿了普世共有的青年時代的叛逆，例如小瑪贊在黑市買打口帶的情節，相信可以引起很多中國青年的會心一笑。

某種程度上說，所有的閱讀和觀影都是私己的。復雜的革命（宗教革命，或者共產主義革命）與戰爭這樣的宏大主題，雖然是本片不可或缺的背景，但電影並沒有局限在意識形態和宗教壓迫的創傷上，甚至我覺得這些並不是本片的重點。真正使我感受到沉重和無奈的，是14歲的瑪贊獨自一人在奧地利的生活。如果說在伊朗的瑪贊是聰明、勇敢、生機勃勃的，那麼到了開放自由的西方，長成了大女孩的瑪贊卻遇到了文化失根的困惑，她參加了更瘋狂的搖滾舞會，與藝術家朋友們一起吸大麻，她謊稱自己是法國人，談了幾場失敗的戀愛，她不斷地搬家，瘋狂地吸煙，流浪街頭......這時的瑪贊迷茫、彷徨，過程令觀者心酸。於是她又回到了伊朗。但是在自己的國家，她不但不能找到歸宿感，甚至更加格格不入，最後解除了一場失敗的短暫婚姻，她不得不再次出走異國，投奔了法國。

可以說瑪贊的前半生都是精神上的流離失所。幼年時既受過西方教育，又因為家庭原因醉心於共產主義，在家中扎頭巾喊口號，在夢中鬥志旺盛地與笛卡爾和馬克思辯論（有趣的女孩！），成長過程中受制於原教旨主義的清規戒律，與宗教老師辯論抗爭，繼而又親身見識了西方物質文化、後現代主義文化以及頹廢主義文化，在東西方、在開放與封閉的兩極間遊走、反復，在哪裡都與環境發生沖突，在哪裡都是「非我族類」、格格不入的外來者，「對過去無法釋懷，對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時代的巨大突變就這樣無情折磨著轉折時刻的人們，使他們無措。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在十月革命後流亡法國，因為難耐去國離鄉的苦楚而冒生命之危返回蘇聯，（幾年後她和她的家人們果然......）是什麼促使她即使明知危險也要返國？就是因為「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愛德華·W·薩義德-美籍巴勒斯坦學者）。而身份的缺失是流亡者們共同的話題，本片的開頭和結尾也符合這樣的述說，在機場這個世界的連接點，瑪贊和薩義德一樣，被習慣性問到了他們難以釋懷的護照和國籍問題，他們沉默了。

但流亡也並非毫無裨益，同樣也是薩義德說：在哪裡都不要有太多「家」的感覺。因此「格格不入」成為他的主動選擇，這也是薩義德回憶錄的書名。而如今旅居巴黎的瑪贊·莎塔碧也說「法國就像是我的妻子而伊朗則像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哪怕她是失常的或者是發瘋的，並不會改變她是我母親的事實。我當然可以選擇自己的妻子但是我可能會選錯或者離婚......」錯置的生活境遇使他們身份迷茫的同時，也使他們獲得一般人很難擁有的批判距離感和此地與彼方的雙重視角。今天的瑪贊在法國安居樂業，為什麼選擇巴黎，反對強權的瑪贊說，因為巴黎不禁煙，而且巴黎人不平則鳴，經常罷工、偶爾沒車可搭的巴黎是她所愛。

本片為什麼沒有選擇真人拍攝？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當然即使是動畫片，伊朗政府也已大加批判。動畫（漫畫）的形式也許更具有某種自嘲和嘲諷的力量吧，而且本片選擇了簡約質朴的黑白手繪風格，很親切，還有一種回歸本源的力量感，特別是大量黑色塊的巧妙運用，凸顯了黑色幽默的氛圍，在3D風行的今天，感覺似乎也只有這種風格才配合得上這樣成人化的體例和題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