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住在義大利什麼水平

㈠ 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怎麼樣

由狹間直樹教授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問世已兩年有半，對原書有所補充修訂的中文譯本《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已逾一年。該書是自1993年開始的以「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認識」為焦點的梁啟超研究班四年共同努力的結果。 關於這一成果的學術意義和價值，由狹間直樹教授和東京大學的佐藤慎一教授、東京都立大學的宮村治雄教授共同舉行的《東アジアの近代と梁啟超》座談會記錄，詳細闡述了日本學術界的看法（註：《みすず》第470、471號，2000年5、6月。）。而中譯本出版時金沖及、張朋園、楊天石三位先生所作序言，大致反映了海峽兩岸學人的期許和推重。此外還有學人做過簡要評介（註：孫明：《思想版圖的考索及其它》，《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2002年8月2日。）。對於京都大學人文研梁啟超研究班，早有耳聞和實際接觸。1994年初到訪該所，為准備報告，承借該所同仁共同簽注的一本《梁啟超年譜長編》。當時已完成對庚子勤王運動的初步研究，深知有關保皇會人事的史料很難解讀，1992年到日本進行訪問研究之前，在經歷一大麴折，幾乎完全推倒原來的判斷後，殫精竭慮兩年，才將有據可查者大體解開。當時自詡此事域外學人絕難做到。而人文科學研究所簽注的《梁啟超年譜長編》顯示，他們對有關部分的破解，亦已盡人力條件之所能，不禁詫為奇事，益信該所前輩所稱頭甲之說，實為自負而非自謙。在學風多變的今日，該所能將京都學派的傳統一直保持，的確難能可貴。1998年9月，又參與了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舉行的「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啟超個案學術研討會」，與會日本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京都大學人文研梁啟超研究班的成員，得以進一步了解其研究路徑和進展，並撰文加以評介（註：見《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此後，在一些國際學術會議的場合，與狹間教授交換過看法，得其大體首肯。因有國內外時賢評述於前，自己又有過相關評議，遷延至今，始終覺得此項研究及其發展前景，尚有未經學人充分論述和重視之處，而其所顯示的路徑，關繫到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重要方向。藉此機會，將斟酌已久的意見陳述一二，以見教於作者和同好。此文本來是為日文版而作，現在同時面向中文版的讀者，問題意識或許更為明確。 《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的價值與意義，主要體現在：其一，認識作為世界近代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東亞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進程及作用；其二，從觀念與知識體系的大轉換重新估價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其三，改變以往對中外思想文化關系的研究濫用平行比較的格義附會，將不同文化系統的精神關系落實於以事實聯系為依據的影響研究的堅實基礎之上。 東亞文明是世界近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一方面以固有的古代高度發達的文明為基礎，一方面盡力吸收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文明，成為世界近代文明多樣性的重要體現，並為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更多選擇的可能性。而梁啟超通過明治日本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正是東亞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環。這一過程並非僅僅是由西方到明治日本再到梁啟超的單向運動，在此過程中，他既通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大量成果吸收西方近代精神，並受明治思想界對於西方思想的選擇與接受樣式的制約，又有基於中國文化和個人學識的再選擇與再創造，由此產生的從概念到思想體系的變異，反映了東方固有文明對於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世界文明的作用，並且導致近代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發展。 從革命史的取向看，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雖然十分重要，畢竟不夠正確，甚至一度作為革命的對立面出現，因而無論如何難以與孫中山相比，盡管有學人力圖證明，在「革命」話語的演進過程中，梁啟超的作用可能還在孫中山之上（註：參見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然而，轉換角度，看法自然發生變化。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在所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一書中提出，清末新政時期中國經歷了知識與制度體系的革命性變革，使得新政前後的中國社會在思想與制度層面截然兩分（註：參見桑兵《黃金十年與新政革命——評介〈中國，1898-1912：新政革命與日本〉》（《燕京學報》1998年新4期）。該書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有所改動。）。由於作者將變革的動力歸於清政府及官紳支持者，又過於強調日方的善意，加之論證的方式偏重於現有成果，對原始材料的發掘檢討嚴重不足，許多論點遭到不同背景的學人質疑，也影響了對其頗具啟發性的意見的關注。就個人而論，在近代中國知識體系轉型過程中，沒有第二人的作用影響在梁啟超之上。不僅如此，幾乎在每一具體領域，梁啟超都是開風氣之先。許多關鍵性概念的引進和轉換，雖然不一定都由梁啟超發其端，卻多在梁啟超之後定其型。用後來的眼光看，梁啟超當時的認識不免幼稚，從歷史的進程看，則梁啟超所作所為不僅難能可貴，簡直就是絕無僅有！這是以狹間教授為首的一班學人選擇這一課題的要因之一。 然而，盡管梁啟超聰明絕頂，畢竟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中西學訓練又不夠完備，能夠擔此大任，確是遭逢時會，一面是戊戌政變後國人對於新學的渴望，因為政治需求不得滿足而更加強烈，一面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大量譯介西書，並過濾消化為中國人易於接受的「東學」。梁啟超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慧眼獨具，將二者溝通聯系，並做適宜的選擇加工，因而得以成就一段偉業。梁啟超的自覺見於《論學日本文之益》和《東籍月旦》兩文，所謂「既旅日本數月，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日本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夫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雖不無欠缺，然其大端固已初具矣，中國人而得此，則其智慧固可以驟增，而人才固可以驟出」。對於「東學不如西學」，梁啟超當然有所認識，知道東學無一不從西來，中國通商數十年後，還不得不由讀東籍之人輸入西學，「是中國之不幸也」。但中國治西學者轉不如治東學者收效之大，由於前者大都不通中學，所從西學之師又水準不高，加之直接用西文讀懂各科西書，需時較長。所以，「以求學之正格論之，必當於西而不於東，而急就之法，東固有未可厚非者矣。」（註：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第80-83頁。） 梁啟超的西學知識大都來自日本，一般近代史研究者均耳熟能詳。但恐怕也就止於此而已，要知道究竟哪些來自日本，來自於何人何書，大概無人能知其詳。而要進一步了解有關的人和書在明治日本思想文化學術史上的地位，以及這些人和書的西學來源，西學化為東學、梁啟超接受東學時是完全照搬還是有所取捨，其標准、依據和理由是什麼，就更加模糊籠統。京都大學人文研梁啟超研究班的工作目標，正是為了逐步解決上述問題。 該書既為共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在共同主題和問題意識以及相似方法的引導下所產生的各自論文的結集，全書共收文14篇，其中法國巴斯蒂(M. Bastid-Bruguiere)教授的《梁啟超與宗教問題》為中譯本新增（註：此文是在梁啟超研究班舉行期間巴斯蒂應邀擔任該所客座教授時的初步報告的基礎上寫成，曾發表於1998年3月發行的《東方學報》第70冊。）。除竹內弘行的《關於梁啟超師從康有為的問題》和村尾進的《萬木森森——〈時務報〉時期的梁啟超及其周圍的情況》所論為梁啟超流亡日本以前之事外，其餘各篇或多或少圍繞主題展開，包括《新民說》（狹間直樹）、文明視點（石川禎浩）、權利—自由論（土屋英雄）、哲學（末岡宏）、佛學（森紀子）、經濟思想（森時彥）、史傳（松尾洋二）、文學觀念（齋藤希史）、革命與變革（山田敬三）、啟蒙（井波陵一）、近代之超克（中村哲夫）等。限於篇幅，本於彼詳此略的原則，本文旨在揭示此項成果在比較研究方面的價值和意義，以利於其他研究者的學習和借鑒，對於內容的介紹，僅圍繞這一立意展開。 近代以來，中國被迫進入世界體系，中西社會文化反差如此巨大，異同似乎顯而易見，使得國人大都有用西學或從西方反襯中國的比較眼光。後來雖然一度遭到政治上的限制，差別畢竟客觀存在。所以一旦重新開放，比較中外在言論界乃至學術界都趨於流行。不過，此事泛泛而談固然無需過於計較，用作嚴肅的學術研究則不能不分個究竟。法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代表學者馬·法·基亞在所著《比較文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寫道：「在國家方面：把不同類型的二甚至三部著作集攏進行比較，這不等於是比較工作。1820年至1830年間對莎士比亞和拉辛的這種不可避免的對比其實只是一種評論，一種雄辯；尋找出這位英國戲劇家對蒙田了解了些什麼和《論文集》中的內容有哪些被吸收進他的戲劇中去了，這才是比較文學。可以清楚地看到：比較文學並非比較。比較文學實際只是一種被誤稱了的科學方法，正確的定義應該是：國際文學關系史。」（註：見該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頁。）這段被視為比較文學領域中法國學派影響研究法經典概括的言詞，雖然會引起20世紀50年代後期崛起的主張平行比較的美國學派的不滿（事實上後者對於前者的批評在不少方面也確有真知灼見），卻切中了濫用比較方法進行所謂比較研究的要害。按照法國學派的標准，許多標名為比較研究的作品，其實是誤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或者只是望文生義地亂用比較的概念。 1932年，陳寅恪在《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試題書》中也談到比較文學乃至一般比較研究：「即以今日中國文學系之中外文學比較一類之課程言，亦只能就白樂天等在中國及日本之文學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等問題，互相比較研究，方符合比較研究之真諦。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註：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52頁。）有學人以為，陳寅恪「只認可有事實聯系的影響研究的方法，而對無事實聯系的平行研究頗不以為然。」「在今天看來，陳先生的這種觀點未免失之偏頗。注重實證的影響研究固然重要，必不可少；但如果比較文學只囿於此種研究方法，那麼比較文學的天地將大為縮小，因為能夠找到事實聯系的國與國之間的文學影響畢竟是有限的……如果陳先生能活到今天，相信他會愉快地修正自己的觀點的，事實上，在解放後寫的《論再生緣》等文章中，陳先生已開始運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以考察中西文學的異同」（註：袁荻涌：《陳寅恪與比較文學》，張傑、楊艷麗選編《解析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49頁。）。 陳寅恪是否只認可影響研究而反對平行研究，尚有可議（另文詳論）。若以講宋學做漢學比照，也可以說是講平行研究而做影響研究，晚年亦無例外。至於影響研究范圍有限之說，至少在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領域因人而異。中國歷代與外國、外族交接頻繁，不僅軍事沖突與宗教傳播，內政亦受外民族之決定性的影響。故研究歷史須以現代國際觀念來看。近代史更不必言，按照陳寅恪的看法，「中國之內政與社會受外力影響之巨，近百年來尤為顯著。」（註：石泉、李涵：《聽寅恪師唐史課筆記一則》，張傑、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第270頁。）治近現代史事，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學術、社會，不能溝通中外則幾乎無法下手。梁啟超思想研究便相當典型。只是影響研究對於學人的工具訓練要求較高而且明確，包括語言和輔助學科兩方面，非盡力拓寬達到一定程度，以求對所涉及的文化體系具有歷史演變和系統異同的觀念，否則沒有能力發現問題，無法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僅以語言訓練而言，據說歐洲傳統要求比較文學學者掌握10種西北歐語言，還不包括梵文（註：錢文忠：《略論寅恪先生之比較觀及其在文學研究中之運用》，張傑、楊燕麗選編《解析陳寅恪》，第272頁。）。與此相比，平行比較看似規則較寬，但學人如果沒有經過影響研究的嚴格訓練以及由此形成的高度自覺自律，容易流於格義附會的歧途。正所謂眼中有蛋，心中未必無雞。如陳寅恪評論清代經學極盛而史學不振的原因時所說，二者同為考據，號稱朴學，「所差異者，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以謹願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個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以誇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其論既出之後，故不能犁然有當於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難。譬諸圖畫鬼物，苟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後書，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於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於經學之一途。」民國時期學人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誇誕經學家之所為者。」（註：《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5-506頁。） 今人多舍影響研究而群趨於平行比較，與清代及民國時期學人的動向大體同因，工具訓練與文化體驗均不足，所受外來沖擊以及反差則感覺強烈，於是對斯賓格勒(O. Spengler)和湯因比(A. J. Toynbee)等人的文明類型比較容易產生共鳴，將本來要求極為嚴格的比較研究當作取巧的捷徑。不在大量影響研究的基礎上再作平行比較，則明比固然穿鑿附會，怪誕百出，無所謂研究之可言，暗比也難免用自身所熏染之學說與經驗，以推測解釋，妄斷是非異同。京都大學人文研梁啟超研究班的同仁知難而進，不僅研究問題，而且樹立途則，他們雖然沒有將自己的成果標名為比較研究，卻無疑循著以事實聯系為依據的影響研究的正途，對於時下濫稱比較的格義附會，可以起到當頭棒喝的作用，而不只是補偏救弊。 影響研究須以事實聯系為依據，具體到梁啟超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關系，首先要落實梁啟超所吸取或借鑒的東學究竟為何物。而狹間教授一再強調的充分注意日本所起到的「媒介」作用，與比較文學影響研究三要法之一的媒介學相吻合。其具體研究內容，還涉及淵源學和文類學。梁啟超作文，好抄襲日本人士的論著，早已為當時的留學生所揭露，但因其多不註明，或雖有所說明而底本不易找到，難以查實。海內外一些學者多年來艱苦努力，查詢梁啟超在政治、經濟、哲學、文學等方面著述的東學來源，陸續有所收效，可惜沒有形成規模效應，一般研究者仍將其公開發表的文字直接引用為說明梁啟超本人思想的論據。這不僅妨礙了對梁啟超思想來源及其變化的深入研究，而且擴大了對本來就有多變特徵的梁啟超思想解釋的任意性。在這方面，研究班的同仁用功甚勤，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多能一一核對底本，並糾正誤說。如梁啟超撰寫《新民說》所依據的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學說，其實來自吾妻兵治翻譯的《國家學》；《自由書》、《國民十大元氣論》（一名《文明之精神》）所表現的文明觀念，受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的直接影響；其地理環境決定論，則直接借自浮田和民《史學通論》的《歷史與地理》；《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所參考的芮恩施(P. S. Reinsch)《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士(F. H. Giddings)《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其實是日人獨醒居士據兩人著作改寫的《帝國主義》；權利自由觀念是閱讀中村正直翻譯的《自由之理》的結果；《子墨子學說》大半是高瀨武次郎《揚墨哲學》中《墨子哲學》的意譯和抄譯；對頡德(B. Kidd)進化論的介紹本於角田柳作翻譯的《社會の進化》；《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參考了英國英格廉(Ingram)著、阿部虎之助譯《哲理經濟學史》，義大利科莎(Cossa)著、阪谷芳郎重譯《經濟學史講義》和井上辰九郎述《經濟學史》；梁啟超對歷史時代三種劃分中的兩種，分別依據桑原騭藏的《中等東洋史》和白河次郎、國府種德的《支那文明史》等等。梁啟超撰西洋史傳中，《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差不多是石川安次郎著《路易·噶蘇士》的翻譯，《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大部分根據平田久編譯的《伊太利建國三傑》和《近世世界十偉人》所收松村介石的《加米祿·加富爾》，並參考其他書籍補充而成，《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則基本上是德富蘆花所編《世界古今名婦鑒》第一章《法國革命之花》的翻譯。 東學無一不自西來，由於日本人的翻譯多標明原本，一般而言，判定其西學來源並非難事，但也不能一概而論。盡管宮村治雄教授編寫過梁啟超所用日譯文目錄，巴斯蒂教授經過仔細查證，發現《清議報》所登《國家論》不僅抄襲吾妻兵治的《國家學》，而且後者所依據的不是伯倫知理的《公法凡論》，而是一本通俗讀物《為有文化的公眾而寫的德國政治學》（註：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石川禎浩副教授的研究表明，博克爾的《英國文明史》不僅提供了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的大體構架，還變成有關歷史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的普遍法則和常識，體現在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等教科書中，為梁啟超所借用。另有一些反映在梁啟超著作中的西學觀念，迄今難以證實從何種東學渠道傳達進梁啟超的思想。 找到底本，只是比較研究的第一步，作者進而仔細比較西學、東學與梁啟超的新學三者之間文本的異同，並力求找出所以然的原因。其中既有接受過程中所據文本不同造成的差異，也有接受的時代和環境變遷導致的變化，還有傳播與接受者選擇取捨不一引起的差別。以文本論，由東學接受西學，必然受東學選擇性的制約。梁氏的經濟思想，本來受英國古典學派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影響，流亡日本時，開始接觸保護主義的國民經濟學，隨著政治思想上由世界主義轉向國家主義，對經濟學說史的認識又受所閱讀的歷史學派著作的影響，使其接受了政治優先、國家至上的德國國民經濟學說，撰寫《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的初衷與結果剛好相反。他通過中村正直的《自由之理》接受穆勒的《自由論》，結果「社會」與「個人」的結構被換成「政府」與「人民」，原來所有的主要命題「社會性暴虐」因而消失。以時代和環境論，梁啟超吸收日本攝取的西洋文明，是在體驗明治時代的文化狀況的基礎之上進行。梁氏宗教觀念的轉變和定型，不再與「思想」或「意識形態」等概念相混淆，顯然與東京哲學會的《哲學雜志》討論宗教的總體問題密切相關。其後他對宗教認識的變化，也一直受這批日本哲學和宗教學家研究進展的影響。伯倫知理國家學說在日本的影響，主要不是本來具有的自由主義立憲思想，而是在以國家概念為中心的國家學的形成方面。梁氏《新民說》的內在變化，也折射了明治日本的不同思想動向。以主觀論，梁啟超通過東學吸收西學，但他並非簡單的尾隨者，既對某一學說有所取捨，又會從不同的學說中選擇自認為合理的因素組合成新學說。梁啟超所作史傳雖然以日人著述為藍本，但每每有所補充修改，或激進，或和緩，既傳達出梁啟超本人的傾向，也反映其思想變化的軌跡。「史傳通過對傳主的選擇或對翻譯藍本的讀解及增補刪改，簡直就成為一部思想性著作。」（註：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78頁。）《子墨子學說》強調墨子反對定命說，與《墨子學說》強調宋明理學視天為理法剛好相反。上述三種情形，或逐次展開，或交叉作用。若能兼備，則於影響研究尤具典型意義。 概言之，在西學、東學和梁啟超的新學之間，找出彼此聯系的具體證據，比較文本的異同，探尋導致差異的原因，進而解釋何以在一定時代的一種文化體系內生成的思想、觀念或學說，進入另一文化系統時會按一定的方向或樣態發生變異，而這樣的變異除了表現個人性格、觀念、態度的差異外，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系統本身的差別，這可以說是地道的比較研究。用這一眼光看近代思想乃至整個社會歷史的研究，可以拓展的空間極為廣闊。而且由於對學人學術訓練的要求較嚴，又有規矩可循，「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註：《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第505-506頁。）既能避免毫無歷史演變與系統異同觀念為依據的穿鑿附會，又不至於拘泥於一人一事的簡單考據或敘述。持之以恆，聚沙成塔，最終可在大量積累的基礎上，達到全面綜合認識近代中外文化關系的境界。 該書系集體協作的產物，這樣的協作，確能相互促進，得跨學科和團隊研究的益處，比一般大規模編書的以鈔撮代著述，看似宏觀，其實對於學術積累並無實際貢獻的所謂合作高明得多。當然，各人的見識難免有所參差，從比較研究的角度看，典型與規范性也不一致。整體而言，值得注意之處主要有三點。其一，近代世界彼此接觸的手段途徑日益豐富，相互聯系較前大為緊密寬闊，導致梁啟超思想變化的因素多而且復雜，重點雖在考察其如何通過明治日本的東學接受西學，若是僅僅關注日本的淵源而忽視其他，容易造成片面甚至曲解。突出重點的同時，如能充分顧及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則有助於更好地透視那一時期東亞乃至整個世界思想界的互動狀況。如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曾幾度到夏威夷、美洲大陸和澳大利亞，直接接觸當地人士。此外，他雖然不通西文，卻有可能通過中外友人、譯書、報刊等其他途徑了解西方思想。要將大量潛移默化的因素剝離出來，相當困難。其二，從文本的比勘固然可見思想變化的軌跡，並且找出直接的原因。但人的有意識的思想與行為，往往並不由單一和單向的因果關系造成，而文本的變化究竟是作者思想變化的表現，還是由於其他因素不得已的表示，學人對具體語境的了解不同，看法自然各異。例如關於梁啟超對革命的態度的變化，該書的各位作者根據不同的文本，所作判斷即不一致。若能在解讀保皇會內部大量通信的基礎上，再與各種公開發表的文本按時序仔細比照，當能更加全面具體地揭示梁啟超的思想軌跡和心路歷程。其三，梁啟超雖然不愧為造時勢的英雄，畢竟不能脫離時勢的制約。比較研究不僅要發現異文化間的文化傳播會發生什麼樣的變異，更重要的是揭示這些變異何以會發生於一定的文化系統之中；同一文化因素在不同文化系統之間傳播，所引起的變異往往不同，不同文化系統的哪些差異導致這些變異。這方面難度固然很大，但研究的價值會更高。狹間教授明確認識到東亞社會的共性與區別，希望發現東亞不同國度在接受西方思想時的再創造作用，以及這種再創造對於理解近現代世界發展多樣化的意義。該研究班成員的相關後續研究，仍在深化這一重要課題。 就中國近現代史而言，該書在中外比較研究方面具有的示範作用，其意義應當還在已經取得的成效之上。近代中國的所謂「新」，或多或少都是外來影響的結果，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外來影響的程度日益加深，范圍日益廣闊，成分日益復雜。其豐富內涵，非一個東亞人觀念中虛擬的「西」字可以概括。僅從思想史的層面看，早期人士讀過哪些西書，後來者留過什麼西學（包括東學），多數只能泛泛而談，不知其詳。如此，則很難具體確認其繼承、創獲與吸收，究竟如何發生、展開和變化。清末民初以來，中國人以「西」為「新」，稍有系統的思想大半來自海外，除非全面把握其淵源流派，所置評論難免隔靴搔癢，甚至斷章取義，離題萬里。近來有研究表明，辛亥時期梁啟超與汪精衛等人的論戰，盡管雙方針鋒相對，理論依據卻都是當時日本幾位政治學者編撰的政治學教科書，只是各取所需。而五四新文化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界，不僅有西學（包括讀書與留學）的深遠影響，還有西人來華演講的直接作用。如果不能匯聚中外資料，在文本比較的基礎上進而討論文化異同，則各種分析判斷難免流於盲人摸象似的望文生義，完全脫離當時的語境、思想的架構和文本固有的含義。經歷了一個世紀，學人依然重蹈清末民初社會人士的覆轍，用中西對應的籠統眼光比較中西文化，泛談感想而不能做法國學派理想中的研究，不能不說是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一大憾事。而限於各種主客觀條件，如學科的多樣，文本的分散，語言的障礙，文化的隔膜等等，此類研究必須依靠訓練有素的各國學人的長期分工合作，才有可能達到理想的境界。 如果將梁啟超視為近代知識體系轉型的關鍵人物，那麼他在概念和思想層面的作用的確不可低估。至於學術上的貢獻，雖有篳路藍縷的發端作用，實際影響則不無曲折。如梁啟超在100年前提倡的「新史學」，一般被視為中國近代新史學的發端，但海內外均有學人指出其本來目的在於政治思想一面。在梁啟超提倡「新史學」之後，他本人固然沒有可以稱之為新史學的作品問世，20年間整個中國也很難找到新史學的蹤影。這一方面說明學術的變

㈡ 梁啟超的簡介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2)梁啟超住在義大利什麼水平擴展閱讀：

梁啟超，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學者，是維新變法的主要領導人，提倡伸民權，設議院。他學訓淵博，著述豐富。《飲冰室合集》是目前比較詳備的梁啟超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在現在中國大陸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號和46號的兩幢義大利建築風格小洋樓，正是梁啟超的故居和飲冰室書齋。他不僅曾在這里著書立說，而且曾和蔡鍔在此策劃了討伐袁世凱的護國運動，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飲冰室合集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梁啟超

㈢ 有人去過天津的梁啟超舊居嗎環境怎麼樣

自古以來，天津既是溝通南北的漕運樞紐，也是拱衛京師的重要門戶和連通世界的海運港口。近代以來，天津成為李鴻章興辦洋務運動和袁世凱發展北洋勢力的主要基地。特定的歷史因素，使天津匯聚了英、法、意、德、日、西班牙等獨具各國風貌的建築，被譽為“萬國建築博覽會”。

此外，嚴復、嚴修、張伯苓、梁漱溟等人也曾到飲冰室拜訪過梁啟超。梁啟超的得意門生蔡鍔，以治病就醫之名多次來到天津，在飲冰室與老師商討反袁大計。他們秘密商定：一邊由梁啟超推動輿論，聲討袁世凱的逆行，另一邊由蔡鍔發動護國戰爭，擊碎袁氏的復辟美夢。

㈣ 梁啟超的所有事跡極其評價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戊戌變法領袖之一。

早年事跡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於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幼年時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他聰穎過人，「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舉人，被譽為「嶺南奇才」。1890年入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購得《瀛環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為先生為師。1891年入讀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自稱「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起「公車上書」。後主筆於《萬國公報》宣傳變法維新，協助康有為創辦「強學會」。1896年離京抵滬，與黃遵憲等籌辦《時務報》，撰寫《變法通義》等書並在《時務報》上連續發表，影響巨大。1897年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赴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開民智、伸民權。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光緒皇帝於7月3日召見梁啟超，命呈《變法通議》，授六品卿銜，令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梁啟超出亡日本。

海外流亡

梁啟超 (東華新聞？Tung Wah News, 1901年4月17日)1898年10月16日梁啟超抵達日本東京；康、梁抵日後不久，孫中山等即想與之建立聯系，但遭康有為拒絕；12月23日，梁啟超在橫濱創辦的《清議報》出版；該年冬，梁啟超撰寫《戊戌政變記》，陸續刊登在《清議報》上。

1899年3月，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後，孫中山等多次與梁啟超接觸，商談兩黨合作；12月31日，梁啟超離開日本抵達檀香山。1900年初，清政府再命各省嚴拿康、梁；梁啟超忙於保皇會與勤王起義事宜；其間，與他的英文翻譯何蕙珍女士產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戀」；4、5月間義和團在京津迅速發展，英、法、德、奧、意、日、俄、美八國決定聯合出兵，6月清政府與各國宣戰；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保皇會」）；7、8月間唐才常策劃、發動自立軍起義，梁啟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國；自立軍起義事敗，梁啟超經香港前往新加坡與康有為會面，後應澳洲保皇會邀請前往澳洲；1901年春，梁啟超返回日本；著《南海康先生傳》；開辦廣智書局；12月21日《清議報》停刊。1901年6月，發表《立憲法議》一文，主張君主立憲。1902年初（正月初一），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在橫濱出版；2月至7月，梁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新民說》；創辦的《新小說》，發表《新中國未來》。

1903年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邀請赴美洲游歷，先後抵達溫哥華、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費城、匹茲堡、聖路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後經溫哥華返回日本橫濱，此次游歷長達八個月，在華盛頓期間還拜會了美國外交部長約翰海和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返日後撰《新大陸游記》刊登於《新民叢報》；是年，《飲冰室文集》第一次結集出版。1904年清政府特赦戊戌黨籍，但康有為、梁啟超二人仍未寬免。

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論戰，此後革命黨和保皇黨的論戰日益激烈。1906年，梁啟超代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國憲政報告》，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梁啟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梁啟超在東京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但後因遭清政府查禁而告解散。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逝世，梁啟超生活困難，以讀書、著述為業。1911年清政府責成袁世凱組閣，任梁啟超為司法副大臣，梁辭而未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告中華民國成立；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活，9月28日離開日本返回中國。

辛亥革命後回到中國
回國後，梁啟超曾任民主黨首領，後民主黨、共和黨與統一黨合並為進步黨，他被選為理事。1913年進步黨熊希齡組成「人才內閣」，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1914年「人才內閣」僅存在五個月便宣告解散，梁啟超辭去司法總長職務，任幣制局總裁。1915年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進行猛烈抨擊。其後梁啟超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經越南赴兩廣參加反袁斗爭，梁啟超的反袁舉動使得他同老師康有為徹底決裂。1916年6月袁世凱在全中國人民的反對中羞憤而死。1917年7月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啟超任財政總長；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下台，梁啟超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社會，思想有所轉變。1920年梁啟超回到中國後，以開始集中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該年《清代學術概論》脫稿。1921年梁啟超在天津南開大學主講中國文化史，在京、津多所學校先後七次講演。1922年梁啟超赴各地講學；10月起，在南京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學期；同年《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1923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1928年更名清華大學）講學。1924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並擔任京師圖書館館長。1926年梁啟超因病入院治療，發現腎有問題。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終年五十七歲。

家庭
梁啟超祖籍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梁氏的先祖為中原南逃的難民。在梁啟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啟超祖父名鏡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啟超的父親名蓮澗，也是一位秀才，在鄉里教書；梁啟超的母親為趙氏。

梁啟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緒十五年）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考中了舉人，與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訂婚，1891年（光緒十七年）梁啟超十九歲時入京與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婚後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惠仙與梁啟超結婚時，帶了兩位丫環，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喜歡，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病而逝，梁啟超為此寫下了一篇情文並茂的《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死在在一間陰暗的小屋裡。

梁啟超共有有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庄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梁思順（令嫻）（1893年－1966年），長女。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長子，著名建築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其妻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因病早殤。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圖書館學家。
梁思達（1912年－），四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從事社會活動。
梁思寧（1916年－），四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現已離休，住在山東濟南。
梁思禮（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出版
《飲冰室文集點校》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 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2001. 6冊 ISBN 7541519480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全十二冊） ISBN 7-101-00475-X/K.

故居、紀念館與墓地
在廣東江門和天津都保存有梁啟超的故居並建有梁啟超紀念館。

廣東江門的梁啟超故居位於江門新會會城鎮茶坑管理區，這里是梁啟超的誕生地。該故居建於清朝光緒年間，為一座青磚平房，佔地面積155平方米。故居於1989年被定為廣東省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故居擴建為「梁啟超紀念館」。紀念館由莫伯治設計，主體為一座兩層中西合璧風格建築，前部分為具有歐陸風格的白色拱型設計，後部分是嶺南風格的仿古建築，建築面積1600平方米。故居大院中央還豎有梁啟超銅像，由林敦厚父子設計。紀念館內有梁啟超生平事跡展。

天津的梁啟超故居位於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號，毗鄰的還有位於河北路46號的梁啟超書齋——「飲冰室」。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啟超購買空地所建。故居建於1914年，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飲冰室建於1924年，為淺灰色兩層洋樓，由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設計，建築面積949.50平方米。天津市政府於2003年將故居和飲冰室擴建為梁啟超紀念館。紀念館以故居作為展室，展示梁啟超生平事跡。書齋「飲冰室」做為復原陳列，再現了梁啟超生前的工作、生活環境。

梁啟超墓今位於北京市植物園東環路東北的銀杏松柏區內。墓地總面積1.8公頃，東西分為墓園和附屬林地兩部分。墓園由梁啟超之子建築學家梁思成設計。1978年2月24日梁啟超子女梁思庄、梁思達、梁思懿、梁思寧、梁思禮將墓地全部無償轉交給北京市植物園。
參考資料：http://eeeeee.org/wiki/%E6%A2%81%E5%90%AF%E8%B6%85

㈤ 梁啟超的一生

人物簡介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光緒舉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國的 思想啟蒙者，深度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的偉大社會活動家，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聞報刊活動家。他的文章富有獨特的歷史視角，令人深思，啟蒙思想。 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未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後來，與康有為一起領導了著名的「戊戌變法」。其著作編為《飲冰室合集》，包括影響後世深遠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
編輯本段人物概述
梁啟超（1873～1929） 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學者。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三十自述》），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宣傳家。戊戌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梁啟超像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從戊戍變法前一兩年開始，梁啟超與夏曾佑、譚嗣同等便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並試作新詩，但此時的新詩只不過是「撏扯新名詞以表自異」的作品。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進步詩歌理論，對中國近代詩歌的發展起了指導作用。在他的理論影響下，黃遵憲等一大批新派詩人出現了。梁啟超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也努力實踐新的詩歌理論，他的詩作留存不多，多數創作於流亡日本時期，但是用語通俗自由，敢於運用新思想、新知識入詩，詩風流暢。《愛國歌四章》、《志未酬》等詩感情真摯，語言明白曉暢，是其詩論的較好體現。梁啟超於提出「詩界革命」口號後又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並在創作上進行了積極的有意義的嘗試。與 詩歌、小說、戲曲相比，梁啟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於1896年《時務報》到1906年《新民叢報》十年內發表的一組散文為標志，完成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散文領域的創舉——新文體的確立（亦稱「新民體」）。梁啟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內容與形式上都進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惡的現實，或為祖國的現狀憂心忡忡，或引進西方先進的思想與科技，積極呼籲變法自強，將散文作為其變法思想的宣傳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議論縱橫、氣勢磅礴，筆端常帶感情，極富鼓動性，「對於讀者，別具一種魔力」；語言半文半白，「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國說》，針對中國現狀，分析透徹，說理條理清楚，運用一連串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行文一瀉千里，文章呈現出大氣磅礴的風格。故梁啟超散文的影響極大，「每一文出，則全國之身目為之一聳。」以梁啟超散文為代表的新文體是對桐城派以來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現為中國古典散文向現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時期的白話文轉化作了必要的准備。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還是一位學者，他的《清代學術概論》在清代學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編輯本段生平履歷
1873年出生於廣東新會縣 1889年廣東鄉試中舉人 1890年始受學於康有為 1891年隨康有為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革維新的道路，世人合稱「康梁」。同年與其妻李蕙仙結婚。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並，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03十月《新小說》創刊。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 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 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斗爭。袁世凱死後，梁啟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 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 1923年春由於妻子癌症復發病逝，梁極為傷悼，此後尿中開始帶血。因不願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懷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國醫院檢查。經名醫克禮診察後，發現是尿血症，但始終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時的梁啟超還未意識到病情的嚴重，對病情還比較樂觀。他在2月9日給長女令嫻的信中說：「其實我這病一點苦痛也沒有，精神氣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時閉著眼睛不看，便什麼事都沒有，我覺得殊無理會之必要。」 1926年初他發現尿中有血,到北京協和醫院檢查,診斷出一個腎病變.協和醫院的大夫檢查了好幾天，最後判定是右腎生瘤，於是在3月16日動手術將右腎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腎後，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協和醫生只能做消極性防治，不能做積極治療。後發現由於實習醫生之誤，為誤將健康右腎切除。經名中醫唐天如醫治，漸康復。 1928年由於經歷恩師康有為去世，愛徒范靜生去世，王國維投湖等大悲之事。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於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京滬開追悼會，參加者甚眾。
編輯本段學術成就

梁啟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 梁啟超一生勤奮，著述宏富，在將近36年而政治活動又佔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每年平均寫作達39萬字之多，各種著述達1400多萬字。 他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游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范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 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啟超的書法人生
：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啟超寫於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於大革命！」然後，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難怪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啟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著作名錄
《少年中國說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 《敬業與樂業》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新民說》 《飲冰室主人自說》 《中國文化史》 《飲冰室主人全集》 《李鴻章傳》 《曾國藩傳》 《飲冰室合集》 《梁啟超選集》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變法通議自序 論不變法之害 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論學會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說動 論湖南應辦之事 呵旁觀者文 中國積弱溯源論(節錄) 立憲法議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西學書目表後序 倡設女學堂啟 湖南時務學堂札記批（節錄） 成敗 英雄與時勢 文野三界之別 古議院考 《西學書目表》後序 養心語錄 國權與民權 講演集 湖南時務學堂答問（節錄）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 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人權與女權 情聖杜甫 屈原研究 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 書信集 致汪康年書 與嚴幼陵先生書 致康有為書 致康有為書（1900年） 致孫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為書（1902年） 致孫逸仙書 致康有為書（1912年） 詩文類 去國行 紀事二十四首 讀陸放翁集四首 壯別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 二首 浪淘沙 賀新郎 傳記類 戊戌六君子傳 敬業與樂業 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
編輯本段賦稅思想

梁啟超塑像(15張)梁啟超是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我國19、20世紀之交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著名宣傳鼓動家。他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雲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編輯本段梁氏故居
飲冰室
梁啟超故居(17張)位於天津河北區民族路44號，飲冰室位於河北路46號。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啟超購買周國賢舊意租界西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於1914年。主樓為水泥外牆，塑有花飾，異型紅色瓦頂，石砌高台階，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書齋"飲冰室"為淺灰色兩層洋樓，建於1924年。首層為其書房，二樓做卧室和會客。梁啟超後期著述均於此完成。"飲冰室"系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專為其設計，造型別致典雅。建築面積949.50平方米。 ------王之鴻 北溝沿胡同屬東城區北新橋地區，在東直門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溝通大菊胡同和東四十四條，長300多米。明代，稱「學房胡同」；清乾隆時稱「官學胡同」，宣統時稱「北溝沿」，因胡同臨近水溝而得名；1949年稱「北溝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都胡同」，後復稱「北溝沿胡同」。現胡同西側與新太倉二巷相通，東側有兩條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溝沿胡同23號，舊時的門牌是北溝沿13號，在胡同南段西側，佔地面積3752平方米，街門朝東。街門是被稱作「西洋門」①的屋宇式街門，街門內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顯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雖然從建築學角度講，大門外對面的「影壁」，亦稱「照壁」，既有遮擋大門對面零亂的牆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為宅門對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側建影壁，或是依託別人的宅基，或是佔用胡同的公共用地，豈能想建就建！所以，現在在北京城裡所能見到的門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當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總而言之，是「
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漢字是表義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門外的影壁是宅門的對景；那麼，門前的這段道路自然與宅院產生了領屬關系。門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門前不許停留，更不許喧嘩。梁啟超任過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其政府大員的身份與這座宅院的規格是相稱的。 據1951年房屋調查登記顯示:該院主體建築集中在南半部，是東、西並列的兩個三進院落，東部為住宅，西部是花廳；北半部約占整個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園式的後院，院內樹木繁盛，有假山，有涼亭；後院開有朝東的穿牆門，是整個院落的後門。該院共有房屋和亭、軒等建築129間，建築面積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帶抄手廊的瓦房47間、敞軒3間、游廊21間、地窨子4間、防空洞1個、涼亭1座。該院的具體格局是:宅門北側是一拉溜兒東房，共11間，應是回事房(傳達室)、車庫和警衛、雜役用房，從南往北的第三間東房的後牆開有臨街券門，是「車庫門」。 該院的具體格局是:進入宅門，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經過坐西朝東的「垂花門」②便進入了東院的一進院；一進院有帶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間，北房為腰廳，即:中間一間為連接前、後院的通道；東院的二進院均為帶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間、耳房兩間，東、西廂房各3間；東院的三進院只有7間後罩房。與東院並列的西院是休閑區，習慣稱為「西花廳」，亦是三進院落；從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疊石與3間敞軒構成的一進院，由3間敞軒和3間正房構成，並有轉圈游廊連接的二進院和由兩間東、西廂房與平頂外廊構成的三進院。 北溝沿胡同23號現在是單位宿舍，當年院內的主要建築尚存，只是殘破不堪而已；由於為解決職工住房而進行的改、擴建工程和住戶見縫插針的自建房屋，致使該院已難尋昔日風采。 1986年1月21日，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北溝沿胡同23號作為「梁啟超故居」，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註： ①西洋門，是清代中期以後，西方建築文化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在北京四合院採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門，在府邸、宅院建築群中常作二門，起著聯系分隔內宅和外宅的作用。 參考資料： 《梁啟超傳》(吳其昌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張王忍之編三聯書店) 《世說新篇》(黃苗子著三聯書店) 《捲起巨大旋風的梁氏新文體》(作者夏曉紅載《北京日報》) 《梁啟超為西醫辯護》(作者張建偉載《羊城晚報》)
編輯本段時代印記
每一個嚮往大時代和大成就的年輕人都喜歡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視為轉折年代，他們都喜歡引用查爾斯·狄更斯描寫大革命之後法國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他們都喜歡用混亂來形容自己的年代，他們都渴望為這「混亂年代」理出脈絡或者記錄這「混亂年代」。而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真正經歷混亂年代並且因為自己在混亂年代中的作為而被寫入歷史的年輕人卻實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這個名單因為一些原因還會在某些時候遺漏掉一些人。在我看來，梁啟超正是這樣一位具備了眾多偉大人物的素質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時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發起我對梁啟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對《劍橋中國晚清史》和一些記載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命運的書籍的閱讀過程中。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我才驚異地發現，以前我們僅僅用「改良派」三個字來描述的梁啟超，在這段歷史中名字出現的頻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權臣要高。 梁啟超所處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亂年代。在由梁啟超的學生吳其昌所著的《梁啟超傳》中，梁這位早逝的學生用一章來寫梁啟超誕生之前的中國：這是一個為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個老朽帝國的奴隸，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呈現給後人的則是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帶來短暫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而洋務運動的重地總理衙門在當時被人們稱為「混蛋加三級」。 天津梁啟超舊居
我們的歷史課本在描述這段屈辱歷史的時候，從來不會吝惜筆墨，這會使我任何進一步的講述都顯得多餘。而吳其昌先生給予自己老師的高度評價，我想可能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啟超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同孫中山相提並論，「他（梁啟超）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而天下後世的公評，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 梁啟超是一個完全符合我們對天才的定義的人物：六歲學完五經，九歲能夠寫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國，我相信這兩件事情的難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學習9歲就精通外語的難度相差不大。而梁啟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的壯舉同我們今天驚為天人的中國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難度更大。中舉時的主考官以為梁啟超「國士無雙」，竟然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啟超做妻子，這是古老中國表示對一個人的欣賞的最高禮遇。 戊戌變法令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名揚天下。在當時的外國人眼中「梁啟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是熱心策劃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當時在中國逗留的伊藤博文對日本駐中國公使林權助說：「姓梁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傢伙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傢伙……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此後這個年輕人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往往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上的領袖來接待。當時梁啟超26歲。 而梁啟超在政治上的輝煌並不像教科書上記載的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終結，或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成為明日黃花的人物。梁啟超在日本的時候，和同樣在日本流亡的孫中山交往頻繁，據說，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可以想見，以孫中山當時的聲望，自然無法同梁啟超相比。而此時梁啟超和康有為的分歧越來越大。盡管如此，梁啟超顧及到康有為，沒有給革命黨人過多的支持。 梁啟超的另外一次輝煌來自於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凱宣布稱帝，此時的梁啟超卻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歐美的游歷和對西方各國歷史的學習給他一種印象，稱帝者必亡。於是長於雄文的梁啟超寫出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到消息，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啟超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得發表。梁啟超將銀票退回。袁世凱再派人對梁啟超說，梁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啟超回答說，我這個人疲於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願意在污濁空氣中生存。 飲冰室
梁啟超在另外一次反帝運動，即反對張勛復辟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次也意味著他同改良派的徹底決裂。周善培規勸梁啟超說：「事情有該自己做的，有該聽別人做的。討袁，革命黨該做，我們也應當做；討張復辟只該聽革命黨去做，不必我們去做。」而康有為則正站在復辟的一方。梁啟超和康有為從此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啟超「梁賊啟超」，並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獸來稱呼梁啟超。 至於梁啟超在中國新聞事業上的地位，早有新聞學者將他同沃爾特·李普曼相比較。才氣縱橫自然不說，梁對中國文體的改革被認為是他的最偉大貢獻之一，或許我們也可以把這稱為表達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認為梁啟超文氣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寫習慣了報紙文章，結果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但是卻沒有其他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別的著作。 長久以來一直被我們認為屬於保守派的梁啟超的死，更是嘲笑我們對歷史局限的判斷能力。梁啟超晚年進入協和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一個腎潰爛，必須割掉。不幸的是現代醫學可能發生的錯誤發生了，手術醫生將梁啟超健康的腎割掉反而留下潰爛的一個。於是「群情憤慨、輿論抨擊，社會對於協和醫院以及主治醫生大表不滿」，而梁啟超因為擔心這件事情會影響新的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竟然在病床上寫文章為協和醫院和醫師辯護。最後，梁啟超允諾在自己死後將腦部捐獻給醫院。 梁啟超的新史學觀：對封建史學進行有力批判，提出中國舊史學之四弊；主張歷史要研究和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把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引進歷史研究，指出歷史不是一亂一治的簡單更替，而是由低級向高級的不斷發展梁氏軼事
率真與誠懇
梁 梁啟超生平簡介
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梁啟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啟超說:「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中國古代的史官為了給後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殺頭：梁啟超毅然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而寫出了揭露竊國大盜恢復封建帝制的《異哉國體問題》。 1925年陰歷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出席證婚。梁啟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啟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樑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 梁啟超
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啟超真誠的寬容。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復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啟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著《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啟超寫序》，文曰：「蔣百里先生為著名軍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啟超閱後大為贊賞，蔣便請梁為此書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湧，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作序。」（摘自《應用寫作》）紀念
梁啟超的兩次被「掌摑」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詁經精舍里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專治朴學（俞樾即後來著名學者俞平伯的曾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的炮聲把年輕的章太炎從故紙堆中驚醒。同年「公車上書」的導演康有為因之竄紅。次年激進的章太炎就從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錢要求加入康有為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在上海期間，他認識了很多維新界的人，如譚嗣同，唐才常，並有幸結識了康門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後來跟他鬧得不可開交的梁啟超。 擅長筆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啟超主持的維新派報紙《時務報》中擔任編輯。但是不久因章太炎發表了多篇反滿清的文章，梁啟超秉承師意拒不發表，章對此不悅，後因對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發沖突，因康有為自視甚高，將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長素，也就是長於孔子，他門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賜、勝參等，自稱水平超過顏回、曾參，章太炎看不過去，一日飲酒數杯對眾人稱，「所謂長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虜」，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門人發生肢體沖突，梁啟超率數人至章處問罪，章太炎一時怒起，以掌摑梁啟超兩記，眾人扭打因之決裂。

㈥ 少年中國說》——梁啟超 這本書怎樣

可以,
少年中國說 梁啟超

少年中國說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啟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梁啟超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發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拿破崙之流於厄蔑，阿剌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吒，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皴齒盡，白發盈把，頹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頹唐之外無日月，舍嘆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慾望以拏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頹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為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為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為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為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啟超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為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澌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為胚胎時代，殷商之際為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為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為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餘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為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為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雲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義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義大利」，舉國志士，雲涌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義大利為歐洲之一雄邦。夫義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為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為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為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為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折，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諾，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亞、歐羅巴為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折、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仆為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後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
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攜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為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梁啟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窗櫳，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恆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鞭棰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㈦ 梁啟超的九個子女都受到良好教育，且都是有成就，他的生活來源是什麼

從散見的一些資料來看，梁啟超收入頗豐，不僅支持這個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而且還能同時供應兩三個子女往美國、加拿大留學。可見梁啟超很有經濟頭腦和賺錢能力。

■任職、稿酬、演講、股票投資收入不菲

1898年梁啟超逃亡日本後，生活一度艱苦，後有日本政府的資助，加上各種稿酬和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的收入，還有一些華僑、慈善機構、民間社團的贊助，生活應該是比較富裕的。但畢竟收入不穩定，一時的困難還是有的。1899年，將李蕙仙接到日本後，隨著人口的增多，開支加大，偶爾「吃米飯就咸蘿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醬油」也是有的。
梁啟超比較穩定地富起來，是1912年回國之後。在民國初年的政治風雲中，隨著名聲的增大和一定權力的取得，梁啟超收入也在增多。他在1912年11月給女兒梁思順的信中透露，袁世凱每月給他的津貼是3000元，還答應他組黨資助20萬元，他則要50萬元。
12月在給思順的信中又稱：「吾若稍自貶損，月入萬金不難。」
在當時一般職員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時月薪8元）的情況下，如果月收入萬元，絕對是個天文數字。梁啟超當時的收入渠道：一是任職，1925年任清華國學院教授時月薪400元，任政府官員時收入肯定更高；二是稿酬，他的書多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無論是稿費，還是版稅，都是最高的；三是各種演講和講課費，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資，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東，也曾往企業投資，1928年他給女兒的信中透露：「有二萬內外資本去營業。」
總之，梁啟超在民國初期的20年間，收入不菲。1925年曾得意地對大女兒講：「今年家計總算很寬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種股份利息都還照常。執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馬費，已送過半年，現在還不斷。商務印書館售書費兩節共收到五千元。從本月起清華每月有四百元。」
有了這樣相對雄厚的經濟實力，梁啟超的日子就好過了。兒子、兒媳去美國留學，他總是滿口答應；梁思永要自費考古實習，他堅決支持；梁思成要赴歐洲旅遊結婚，他老早就讓人把錢匯去；梁思忠要由美國往法國深造，他致信說：「忠忠去法國的計劃，關於經費這一點毫無問題，你只管預備著便是。」
毫無疑問，梁啟超家庭的幸福生活是以豐厚的經濟實力為根基的。

■京津、北戴河均有房產支持美好家庭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寬敞、舒適的住房，梁啟超在這方面也是很出眾的。但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早年在老家新會的「詒堂書室」，只是一間普通的農家住房，是其父母的房子，嚴格意義上還不算梁啟超自己的房產。1898年剛到日本時，住房很困難，梁啟超和他的學生蔡鍔等經常打地鋪睡覺。後來有所改善，但隨著家眷的到來，在東京的住房仍然十分擁擠。1906年，一位華僑好友將神戶郊外須磨海濱的「怡和山莊」別墅，借與梁啟超居住，其住房才有根本的改善。這里依山傍水，後面是一座小山，松林茂盛；前面是蔚藍的大海，波濤洶涌。在家裡可以清晰地聽到大海的潮湧和松林的濤聲，梁啟超頗富詩意地起名「雙濤園」。梁啟超真正有自己的房產是在1912年歸國之後，10餘年間他在北京有兩三處住房，史料顯示南長街有一處，東單二條有一處，清華大學有一處。當然，像清華給的是辦公住宅。最令梁啟超驕傲的是建在天津的飲冰室。房子位於原天津義大利租界25號，即現在的河北區民族路46號，由東西並立的兩座現代化的三層小洋樓組成。東樓建於1915年，西樓建於1925年，由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設計建造。兩座樓的後面有一排兩層的工房，專供雜役人員居住。屋內的各種布置，豪華中不乏典雅，高貴里盡顯莊重；院里的樹木花草錯落有致，綠樹和鮮花盡收眼底。梁啟超在這里和蔡鍔精心策劃了護國戰爭。他晚年的許多重要著作，如《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也是在這里寫成。飲冰室歷經近百年滄桑，雖有破壞，但最近已全部修復，開辟為梁啟超紀念館。1925年8月，梁啟超還出資1萬元買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別墅，這是一座兩層小洋樓，位於小東山二路23號。
每當炎熱夏日，這里就成了梁啟超全家避暑休閑的地方。對於死後的墓地，梁啟超也極用心。李蕙仙1924年去世的第二年，梁啟超在香山卧佛寺東邊買了一塊30多畝的風景秀麗的山地，
花了6000多塊大洋修造了一座庄嚴典雅的陵園式的墓地。1929年梁啟超去世後就長眠在這里。如今，北京市政府已經將墓地重新修葺一新，成為人們游覽和憑吊梁任公的一個好去處。

生活理念家庭生活看似平常，卻反映著一種生活理念。不同的家庭生活理念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生活態度。生活理念又和人的脾氣秉性關系甚大，從這個意義上講，性格決定生活。梁啟超是性情中人，具備事業型和生活型的雙重特徵。他既不因事業而忽略家庭，也不因家庭而貽誤事業；而是以事業培植家庭，以家庭促事業發展；同時不以高高在上的家長的姿態自居，對妻子兒女平等相待，能夠妥善處理各種矛盾；尤其是他在家中脾氣平和，用愛心主導情感，所以日常生活和諧而充滿了歡樂。梁啟超在給孩子們的信中曾明確表示：「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
特別難得的是，經過多年的生活磨煉和積累，梁啟超越來越感覺到家庭歡樂的珍貴。他晚年自稱：「我關於德行涵養的工夫，自中年來很經些鍛煉，現在越發成熟，近於純任自然了，我有極通達、極健強、極偉大的人生觀，無論何種境遇，常常是快樂的，何況家庭環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的愉快。」

■平和心境 家庭美滿能夠經常保持一種自然、平和、快樂的心境，再加上優越的家庭條件，家庭的生活就美滿而趣味盎然了。

夫妻關系是家庭的重心。梁啟超對兩位夫人的尊敬和愛戴確保了梁家的安寧、祥和。對於李蕙仙，梁啟超信任、體貼、關懷。他在給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說：他們的結合是「美滿姻緣，百年恩愛」。
前述他在檀香山遇到華僑小姐的戀情，不僅如實地告訴了李蕙仙，而且還將華僑小姐所贈的兩把精美的小扇寄給李蕙仙保存。每次外出，梁啟超總要為李夫人購買禮品。他曾十分有把握地對大女兒梁思順講：「汝母所欲得之物，總不外恰克圖火鍋，淹菜壇子，黃銅煙袋之類，吾與汝母相處二十年，寧不深知耶。」
梁啟超只要在家居住，就會和李蕙仙夜間長聊。他在給子女的家信中透露：「每晚客散後，與汝母雜談，動至夜分。」
梁啟超經常炫耀自己的普通話是李夫人所教。毫無疑問，梁啟超是將李蕙仙當作賢內助和知己。李蕙仙逝世後，梁啟超概括他們的關系是：「我德有厥，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挾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燠便康；我老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
這種文學體裁的描述難免有誇張之處，但梁啟超與李蕙仙的心心相印、休戚與共是肯定無疑的。王桂荃由於出身卑賤、地位低下的原因，在梁啟超的文字記述中很少，但他對王的愛戀和依賴決不比李蕙仙差，尤其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方面，梁啟超離不開王桂荃。梁啟超出遠門，經常會帶王桂荃前往。護國戰爭期間由於沒有王桂荃在身邊，梁啟超幾乎沒有吃過一頓可口的飯，幾乎天天思念「王姨」。尤其到了晚年，梁身體不好，全靠王桂荃精心照料。王桂荃別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聰明過人，在日本時她日語學得最快，一度成了全家人的翻譯。她也極善於處理和梁啟超、李蕙仙、孩子們和僕人之間的關系，在家中威信頗高。梁啟超說她是「我們家庭極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
梁思成則講她是「不尋常的女人」。 梁思成雖非王桂荃親生，但對她感情很深，總是親切地稱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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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這里真是不到不知道，原來這里聚集著很多法式建築，英國式建築，義大利式,德式和日式建築，西班牙式建築等等，這里彷彿就是一座巨大的建築博覽園地。整潔，肅靜，典雅，別具一格，別具情調。座座別墅都曾是大總統，大軍閥，大資本家，外國投資商等的住所.這里還有袁氏故居,李氏故居,納森故居,梁起超故居和吉鴻昌故居等.一塊塊的簡介碑透視著這里曾經的奢華和歷史。漫步這里你有時會產生錯覺，你彷彿來到了上海的租界地，青島的環海海濱，北京的使館區.站在解放橋上你會感覺你又來到了上海的外灘-------
天津真不錯，不愧是京城的門戶，中國的第三大直轄市，北方經濟貿易的中心，渤海灣的內港，華北的腹地。
看一看梁起超的故居，想一想他的幾個兒子，梁思成，梁思勇（歷史學家。五一時去了陽朔，在舊縣有個將軍俯，是抗日名將黎行恕將軍的（日軍投降時中方代表之一），其祖上從清朝進士算起至今，輩輩出人才。當然，教育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因素，可是同在一個教室，同樣的老師授課，為什麼一個班的學生還有那樣大的差距？若是家庭教育，為什麼同是一母所生，照樣有種地的哥哥，博士的弟弟？（完全沒有鄙視農民兄弟的意思）還是中國那局老話，一明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五個因素影響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