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神父在哪裡

Ⅰ 拉雪茲神父公墓的相關資料

拉雪茲神父公墓位於法國巴黎東部，佔地44公頃。公墓劃分為97個墓區，已經安葬了上百萬人，是巴黎最大的公墓。
12世紀時，拉雪茲神父公墓所佔的土地是巴黎主教的領地，種著蔬菜、穀物和葡萄。1626年，耶穌會獲得了這片土地的所有權，人們稱其為「封閉的路易山」。1762年，耶穌會被解散，「路易山」也被拍賣。後來，號稱「太陽王」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寵信的拉雪茲神父獲得了這片地，人們便用他的名字稱呼這塊地。1804年5月，這塊地正式改為公墓地。 第一位安葬在拉雪茲神父公墓里的是一名警察。拿破崙在位時宣布，公墓不得拒絕任何要求來此安葬的人。隨後，墓地為了擴大知名度，開始廣告宣傳，不斷將名人的遺體遷葬到拉雪茲公墓。
現在，拉雪茲神父公墓不僅是一座墓葬博物館，而且已經成為巴黎的一大景點，吸引不少遊客來此一睹歐洲墓葬風情。學繪畫和雕塑的人頻頻來此臨摹、攝影。 名人墓大都十分簡朴。波蘭著名音樂家「鋼琴詩人」肖邦的墓坐落在一個小坡上。1831年，肖邦來到法國定居。後來，他結識了比自己大6歲的法國女作家喬治·桑，甜蜜的愛情給肖邦帶來了無限的創作靈感。1847年，兩人關系破裂後，肖邦因心情憂郁，創作力衰退。1849年，年僅39歲的肖邦因肺病在巴黎逝世。在肖邦墓低矮的墓碑上，有一個懷抱小提琴、沉浸在憂傷中的少女雕像。雕像寄託著人們對天才大師的惋惜和哀悼。
《國際歌》歌詞的作者歐仁·鮑狄埃的墓在95區，墓碑很特別，形狀如一本打開的書。「書頁」的左邊刻著鮑狄埃的生卒年（1816－1887），右邊是國際歌歌詞：「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大門樂隊主唱吉姆·莫里森在美國成名後，為了逃避丑聞、官司的糾纏，1971年3月帶著女友從舊金山來到巴黎定居，尋求夢幻般的藝術家生活。同年7月，莫里森因心肌梗塞在寓所的浴缸中猝死，4天後被安葬在拉雪茲公墓。此後，每年有數以萬計的歌迷來到莫里森的墓前憑吊。
在拉雪茲公墓安葬的名人還有法國喜劇作家莫里哀、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英國作家王爾德、美國舞蹈家鄧肯、歌劇《卡門》的作者比才等。拉雪茲公墓里還葬有華人，祖籍有溫州的、上海的。 拉雪茲公墓除了名人墓地吸引遊客，它的圍牆也是遊客參觀的必到之處。
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階級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5月21日，為了保衛公社政權，巴黎公社的社員同凡爾賽政府軍展開浴血奮戰。5月28日，147名公社戰士在拉雪茲公墓的圍牆下高呼著「公社萬歲」的口號英勇就義。 拉雪茲公墓里安葬了很多平民。其實，人們只要付得起錢，就可以在公墓中選擇墓穴安葬。有不少家族買上一大塊墓地，修建小屋、亭台或地下室，將家族中逝去的人集中安葬在一起，使他們能夠在「另一個世界」享受天倫之樂。那些買不起墓地的人可以買一塊存放骨灰的地方安息。
拉雪茲公墓位於巴黎東部，佔地44公頃，正式名稱是「東部公墓」。這里曾是「太陽王」路易十四（1643年－1715年在位）的懺悔神父——耶穌會士拉雪茲的豪華別墅。拉雪茲深得路易十四的寵信，掌握宗教事務長達34年之久，這幢別墅就是路易十四賜給他的。1804年這里改為公墓，人們習慣地稱之為拉雪茲神父公墓。 從公墓入口的管理處，拿到墓地的名人名單，你會漸漸地發現：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義大利作曲家羅西尼(Rossini)、貝利尼(Bellini)，波蘭鋼琴家肖邦?Chapin，美國舞蹈家鄧肯?IsadoraDuncan，美國現代作家斯泰因(Gertrude Stein)、賴特(Richard Wright)都棲息在這座墓地里。這讓人想到，城市是否國際化，不但要看外國活人來不來、住不住，還要看外國人死後的靈魂留不留。可是這樣的城市，現在的世界上已不多了。好多世紀以來，巴黎一直保持著「有容乃大」的風度。它能夠讓外國人生前死後都喜歡留在這里。懷才不遇的藝術家、退休的好萊塢明星、憤世嫉俗的不同政見者、政變中下台的政客，無不想到了巴黎。
三十年前的中國有一句話：一個人的出生是不能選擇的，但他的前途是可以選擇的。換過來說：一個人生在什麼城市是偶然的，但葬在什麼城市是可以選擇的。世界上有許多外國人，選擇葬在巴黎。選擇了巴黎，就選擇了自由的生活。這是巴黎的意義，拉雪茲神父公墓的意義。 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肖邦，年輕的音樂家的墓碑前方刻著他的側面頭像浮雕，下面是他的名字和生辰，墓碑上方是一座裹著輕紗，披散著秀發，悲戚地垂頭低吟的少女雕塑，少女的手中插著一枝來憑吊肖邦的人送的紅玫瑰，在他的墓地前面，令人禁不住在緬懷這位音樂家的身世和那些耳熟能詳的樂曲，他與比他大6歲的女作家喬治·桑的愛情傳奇，他那些才華橫溢的鋼琴奏鳴曲，他的敏感、細膩、豐富又強烈的詩意……一群女孩圍在肖邦的墓旁拍照。肖邦死時才39歲，在這些少女心中，他永遠是那麼年輕。
歐仁·鮑狄埃，《國際歌》的作者，我們從小到大都是唱的這首歌，他的墓地是必須要看的。墓地在95區，墓碑很特別，是一本打開的書，書頁的左邊刻著他的生辰（1816－1887），右邊是國際歌的歌詞：「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地圖上的介紹說他是一個革命者。
鄧肯，從社員牆折回公墓內的骨灰堂，那裡有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和現代舞的鼻祖鄧肯的墓。密密麻麻的骨灰盒都鑲嵌在骨灰堂四面的牆上和地下室。鄧肯所在的號碼是6796號，在地面上的一層，只要根據序號找過去，很容易就找到了。鄧肯的墓碑是30厘米見方的一小塊黑色大理石，墓碑左上方不知道是用什麼材料鑲嵌著一枝白色的花，小小的一塊碑的旁邊有人剛送了一盆紅色不知名的小花，上面放著一張卡片：「TO DUNCAN」。鄧肯使世界各國驚醒而皈依一種新的宗教，她激情噴薄的現代舞給人無窮的遐想和力量。她是令人敬仰的女人，一個有思想的永遠美麗的女人。沒想到她只是擁有一個小小的墓碑，但在熱愛她的人心中她是不死的。
人生中有些出神入化的時刻，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當前偶然獲得的感覺使過去重現，在拉雪茲公墓里，在一個個熟悉的偉人墓前，曾經很遙遠的人，現在一下子捆在我身邊，我覺得自己在跟他們對話，在我的生活的各個階段，他們總是出其不意地來到身邊，用他們天才的創造，把生活裝點得多姿多彩。

Ⅱ 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家都有誰

1.克勞迪奧·蒙特威爾地：

蒙特威爾第跨坐在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代交替的門檻上，然而「巴洛克盛期」乍到，又沖毀了這位偉大威尼斯作曲家所代表的樂派。在文藝復興末期創立了威尼斯歌劇樂派。還創作了許多宗教音樂作品和牧歌。

2.安東尼奧·維瓦爾第：

是一位義大利神父，也是巴洛克音樂作曲家，同時還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

3.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

法國巴洛克晚期作曲家。今天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大鍵琴音樂，但拉莫在當時也是出名的音樂理論家和歌劇作曲家。父為當地管風琴樂師，望子成為律師。

4.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巴洛克時期的德國作曲家，傑出的管風琴、小提琴、大鍵琴演奏家，世人普遍認為其是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5.泰勒曼（G.Philipp Telemann）：

處在巴洛克時期與古典主義時期之間的過渡階段，是當時德國最重要的作曲家、管風琴家。他注重旋律寫作的主調織體而常常拋開精緻的對位技法，強調輕盈優美的旋律、明快對稱的節奏、不臃腫浮躁的伴奏。

Ⅲ 義大利作曲家維瓦爾第(Vivalde)，維瓦爾第是姓還是名

你好，那個是他的姓氏。
他的名字是Antonio
Lucio
安東尼奧·盧奇奧·維瓦爾第(義大利語:Antonio
Lucio
Vivaldi，1678年3月4日-1741年7月28日)，昵稱Il
Prete
Rosso(紅發神父)，是一位義大利神父和巴洛克音樂作曲家，同時還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其最著名的作品為《四季》。

Ⅳ 義大利神父"逆行"頻繁入院安撫患者，他們這樣做究竟有何意義

義大利神父"逆行"頻繁入院安撫患者，他們這樣做究竟有何意義？義大利神父的這個做法有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下面給大傢具體介紹一下，朋友們可以參考下面的答案：

三、義大利神父的行為可以讓社會重視新冠狀病毒疫情：

義大利神父的行為，讓已經非常動盪的義大利社會變得稍微平靜下來，人們會更加重視新冠狀病毒疫情，這對於義大利抗疫是一個正面的意義。

Ⅳ 誰是義大利人1582年來到中國

利瑪竇，義大利人，1582年到達澳門。
中國歷程
游歷澳門
1580年，利瑪竇被授予神職神父，羅明堅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范禮安神父是當時的耶穌會東方總巡察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向中國派遣基督教傳教士。由於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傳
利瑪竇編制的《山海輿地全圖》
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因為歐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居住權，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們只能停留在澳門。
1580年4月26日利瑪竇從果阿啟航，沿著錫蘭海岸前行，他在他的《世界地圖》中這樣描寫：「這片海域出產美麗的寶石。岸邊的居民會游到海里尋找寶石。」
1580年6月14日，他抵達馬六甲，並在這個由葡萄牙人布防的城市停留了兩周。這里不僅是重要的商貿中心，更是從印度前往菲律賓、中國和日本的海上要道。
1580年7月3日，利瑪竇從這里再次啟航前往澳門，在行程中身染重病。
1582年8月7日，他抵達澳門港。
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慣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入居肇慶
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與羅明堅進入中國，求得知府王泮的允許，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帶有教堂的小房子 ，在肇慶建立了第一個傳教駐地，利瑪竇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圖，並用中文和羅明堅起草了第一部《祖傳天主十誡 》。經過了幾次嘗試，利瑪竇和羅明堅沒能建立起新的駐地，羅明堅被教皇召回羅馬安排教皇使節去見中國皇帝，而利瑪竇和麥安東神父繼續留在肇慶。
1584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棱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稱贊：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1584年8月，利瑪竇在肇慶建立了「仙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里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掛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的祈禱》、《聖母贊歌》和《教理問答書》。並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利瑪竇在肇慶居住六年，除帶來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成果外，系統地學習了中國傳統文化，期間傳入的現代數學、幾何、世界地圖、西洋樂等西方文明。
移居韶州
1589 年夏天，即萬曆十七年 ，廣東新任總督把傳教士驅逐出肇慶。1590年，利瑪竇奉范禮安之命起草一封以教宗名義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亦稱教宗西師都五世 (Sixtus V, r. 1585-1590) 乃居住在「天竺國」的「都僧皇」，因期盼能傳「天主正教」，「推廣慈悲，普濟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齣揚教，並派「德行頗優，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華，希望明帝能對此四僧「給有札牒，沿途迎送，以華其行」。經過多方努力，利瑪竇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兒他建立了第二個傳教駐地。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很快這些強盜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
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
1592年初春，利瑪竇前往南雄拜訪瞿汝夔（瞿太素），瞿氏即力勸利氏蓄須留發，且脫去僧服改穿儒服，他更透過其人脈網路，努力將利瑪竇引介入士大夫的交遊圈中。
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藉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
在韶州他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發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折返南昌
1594 年，利瑪竇和中國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鮮邊境的將軍一起，初步嘗試進入北京。但到達南京，又不得不返回駐地。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借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
利瑪竇在南昌
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並建立了第三個傳教駐地。明朝王室成員、各級官員都對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利瑪竇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舉行「科普」展覽，表演先進的記憶方法，出版《交友論》，並開始撰寫《天主實義》，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他放棄建造教堂，公開傳教的方法，進一步用中國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換「天主」概念。
利瑪竇在南昌傳教的三年，也是他的傳教策略在探索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過程。他與江西的官紳階層進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對話，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傳教策略——「南昌傳教模式」。
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在南昌傳教成功的原因：
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
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
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
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
五是傳說他會煉金術；
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瑪竇被范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准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在南昌，利瑪竇知遇了江西巡撫陸萬垓，向他展示三棱鏡、西國記數法和鍾，並講解西方書籍的內容，他還向當地學人講解數學問題與日晷記時問題。
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在這里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受當時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講學交流，與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後裔建安王和樂安王建立了友好的關系等等。
1597 年，利瑪竇被任命為中國傳教的主管。
奔赴南京
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1598年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1598 年，利瑪竇首次進京是由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促
利瑪竇在南京
成的。王忠銘是利瑪竇在韶州傳教時結識的老友，當時正要赴北京述職。時值萬曆皇帝壽誕，王忠銘便邀請利瑪竇一同進京賀壽，利瑪竇也准備了自鳴鍾、八音琴等歐洲方物獻予皇帝。一行人由水路啟程離開南京，沿大運河北上。
1598年9月7日利瑪竇歷經兩個月後到達北京。漫長的旅途加之夏日的酷熱，使傳教士們一度病倒，而初到北京的喜悅，又令他們忘卻了旅途的艱辛。利瑪竇在札記中寫道：「這真是一樁令人欣喜的事，我們不應緘默著把它放過去；只要想想基督信仰跨過多少海洋，經過這樣長時期的接近之後，終於進入這個國度，它的使者終於進入了皇都。」然而，之後的事情遠不如利瑪竇想像中的順利。由於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的戰爭，整個京城戒備森嚴、氣氛緊張，人們都怕因結交洋人而惹禍上身。先是王忠銘聯系的太監拒絕將利瑪竇引入皇宮，隨後王忠銘本人也不再施以援手。利瑪竇雖然想方設法在京周旋，但仍四處碰壁，就連昔日老友也對他避而不見。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只得返回南京。雖然未能見到皇帝，但利瑪竇首次北京之行收獲頗豐。他首先證明了《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的契丹就是中國，而國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瑪竇還與神父郭居靜一同編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問答詞意》，首次嘗試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此外，他還完成了對《四書》的翻譯和注釋工作，這對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瑪竇於1599年2月6日在南京定居。並建立了第四個傳教駐地。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借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佔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1600 年，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系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
利瑪竇的路線圖
1600年5月18日（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准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由南京啟程再赴北京，由於太監馬堂的訛詐和阻撓，傳教士們在天津耽擱了近半年的時間，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利瑪竇一到北京，就著手整理禮物進獻皇帝。進呈自鳴鍾、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禮單上開
徐光啟與利瑪竇講道
列的貢品共16件，萬曆皇帝對這些貢品興趣十足，對那些宗教聖物，萬曆皇帝既覺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穌稱為「活神仙」，並把聖母像送與母親慈聖太後。對大小兩架自鳴鍾，萬曆皇帝最為喜愛，小的那架被他帶在身邊時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於精美的閣樓之中，在宮內專司報時。由於自鳴鍾構造復雜，需要時常維護，傳教士們便被允許定期進宮對其進行檢修。對利瑪竇進奉的西洋琴，萬曆皇帝也備感好奇，他命利瑪竇教太監演奏。利瑪竇讓助手龐迪我教授太監，他自己則仿照宗教贊歌的形式創作了8首樂曲，並填上簡短的中文歌詞，起名《西琴八曲》。每當悠揚的琴聲在宮中回盪時，萬曆皇帝就會想起這位來自西洋的神甫。正是這些「歐洲方物」打開了利瑪竇進入宮廷的大門，萬曆皇帝也因此對他賞識有加，允許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作為歐洲使節被召命帶進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將一直擁有朝廷的俸祿，直到臨終。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1602年- 1605 年， 出版《兩儀玄覽圖》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以及其他著作 《天主實義》、《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對利瑪竇傳教事業幫助最大的，當屬「聖教三柱石」——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
徐光啟是南直隸松江府（今上海）人，曾在南京與利瑪竇會面，之後入天主教。利瑪竇在北京期間，徐光啟正供職於翰林院，他與利瑪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二人協力翻譯了《幾何原本》和《測量法義》等著作。李之藻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時任太僕寺少卿。他師從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之後也加入了天主教。他與利瑪竇合作編譯了《同文指算》等書籍。楊廷筠是李之藻的同鄉，在北京擔任監察御史。楊廷鈞早年是虔誠的佛教徒，後在利瑪竇和李之藻等人的感召下受洗入教。「聖教三柱石」身體力行實踐教義，他們勸說家人、朋友入教，為傳教士提供經費，並且在天主教遭受教難之時上疏抗辯，極力保護傳教士。通過利瑪竇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中國得以傳播。利瑪竇留居北京之後，全國教徒人數驟增，涵蓋了平民、士大夫、皇親國戚等各個階層。與此同時，西方的科學技術伴隨天主教傳入中國，中國的文化也由傳教士們帶到西方。
利瑪竇初到北京時，住在專門接待外國使臣的賓館中，隨後獲准在城內擇民房長住，並可以進行傳教活動。利瑪竇選中了宣武門內的一塊土地，他在這里修建了一座教堂，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地區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利瑪竇建立南堂之後，在教堂里舉辦西方圖書和科學儀器的展覽，吸引了大批官員和儒士前來參觀，從而擴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響。利瑪竇在北京交遊於士林，結識眾多名流，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如內閣首輔沈一貫、吏部尚書李戴、禮部尚書馮琦、刑部尚書蕭大亨等人。
1607 年，利瑪竇與徐光啟合作，出版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譯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並開始編纂他的歷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國史》。
1610 年 5 月 11 日(萬曆三十八年)，因病卒於北京，終年59歲。
1611年，萬曆皇帝賜物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 按照當時慣例，西方傳教士死後本應移葬澳門，但在內閣首輔葉向高等人的斡旋下，萬曆皇帝破例准許利瑪竇葬於北京西郊的藤公柵欄，使其成為首位葬於北京的西方傳教士。

Ⅵ 基督山伯爵里的老神父是因為什麼原因坐牢的（就是堂泰斯牢房隔壁的那個）

法里亞神甫有一部重要著作，論述了在當時的義大利建立統一王國，但拿破崙卻要保持義大利的分裂局面。法里亞猜出寶藏埋藏地點以後的匆忙動身，引起了帝國警察的懷疑，遭到逮捕。

Ⅶ 鮑思高神父的平生故事

若望·鮑思高（San Giovanni Bosco, 1815年8月16日—1888年1月31日），義大利天主教神父，也是慈幼會的創辦人。天主教聖人。若望鮑思高於1815年8月16日，出生在離義大利都靈城約16英里的小鎮碧基。在鮑思高兩歲時，他的母親瑪加利大就做了寡婦，要撫養3個孩子：安多尼、若瑟和若望。

Ⅷ 聖比約神父的介紹

聖比約神父1887年5月25日出生在義大利彼得雷齊納。父名拉齊約·福喬南，母名瑪利·若瑟·農齊約，於1968年9月23日在聖若望·羅通多逝世。他洗名叫方濟各，比約是他的會名，是一位加布遷·方濟會士。他負有特殊使命，一位身印救主五傷的告解神修導師。他天天聽告解，從早到晚從未間斷達五十年之久。

Ⅸ 義大利作曲家維瓦爾第（Vivalde），維瓦爾第是姓還是名

你好，那個是他的姓氏。
他的名字是Antonio Lucio
安東尼奧·盧奇奧·維瓦爾第（義大利語：Antonio Lucio Vivaldi，1678年3月4日－1741年7月28日），昵稱Il Prete Rosso（紅發神父），是一位義大利神父和巴洛克音樂作曲家，同時還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其最著名的作品為《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