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歐盟的裂縫：義大利
歐洲央行在努力限制新的債券市場爆發和協調其「貨幣傳導」方面的溝通不平衡，表明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困境---政治、法律和技術上的不可估量因素共同阻礙了任何決定。
歐洲央行十多年來首次加息的計劃在南歐面臨障礙，尤其是義大利，投資者正在拋售南歐政府債券以測試歐洲貨幣聯盟內部的失衡，而那裡的借貸成本正在飆升。
義大利債務與美國債務的利差更像 650 個基點（6.5%）而不是 65 個基點。
債券市場現在都在遠離拉加德從馬里奧•德拉吉那裡繼承下來的貨幣「遺產」，而她既無力也沒有威嚴來繼續這場 游戲 ，只能看著情況一天比一天更糟。
當年，讓德拉吉掌權的目的就是「清算」義大利，通過義大利的金融內爆來鞏固歐洲央行的內部權力。
回想當時大眾銀行的內爆，時任歐洲央行行長的德拉吉強行清算並以 1 美元的價格將其賣給了桑坦德銀行，這種殺伐決斷也是對投資者的一個警告，即任何人的錢都不會受到歐洲央行委員決定的影響。
同時，德拉吉通過強有力的清算在當時開創了一個先例，即歐洲央行對其成員銀行擁有美聯儲沒有的權力。
也因此，歐洲央行破壞了歐元區幾乎所有主要政治家的政治立場，告訴他們，駕馭歐盟政治，不僅僅是資金問題，還有其他問題。
那麼，在英國脫歐之後，人們最大的問題是，下一個是誰？！
德拉吉的「B計劃」
國際政治領域有句俗語：如果了解了義大利政治，那麼基本上也就了解了有關政治本身的一切。隨機觀察者不了解義大利政治的原因是：他們經常對這個國家有一個扭曲的形象。
許多人熟悉德拉吉源於他是前歐洲央行行長，以「不惜一切代價」而著稱，這句話是指當年歐洲央行為拯救歐洲貨幣而採取的措施。
事實上，當年對歐元的拯救是「相當成功」的，但其生存的代價卻是歐洲國家特別是義大利所屬的南歐國家付出了巨大代價。
實際上，按照傳統貨幣定義，歐元甚至不是一種貨幣。因為它不是由國家發行，而是由歐洲央行發行，歐洲央行主要由私人銀行控制的中央銀行組成。因此，本質上歐元是一種金融貨幣，其印刷和財產都掌握在私人實體手中。
德拉吉在保護某些大國的最大利益方面表現非常「稱職」，為了拯救歐元，不惜扼殺義大利和希臘經濟的緊縮計劃。
也難怪，他的職業生涯是為國際金融服務而建立的，他給英美銀行的第一份大禮是在 1992 年。那一年，德拉吉還是一名在義大利經濟部門工作的年輕官員，主持了義大利公共行業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殘酷的拋售。
曾經，義大利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公共產業之一，拋售引發了許多銀行和外國公司的覬覦。德拉吉幫他們以低得離譜的價格出售了這個巨大的寶藏，幾年後，他被高盛聘用，並獲得了一筆豐厚的獎勵。這一背景對於更好地介紹德拉吉的角色並為讀者提供有關現任總理使命的背景信息是必要的。
2021年2月，德拉吉取代前總理孔戴被總統馬塔雷拉正式任命為義大利新總理。但這不是德拉吉想要的位子，他在意的是義大利總統職位。
遺憾的是，總統馬塔雷拉的任期於2021年 1 月到期後，各黨派並未投票選舉德拉吉為總統，而是 馬塔雷拉再次高票連任。
在這場搶椅子的政治 游戲 中， 德拉吉的反應是對被背叛的憤怒，但也明白，這種時候，談朋友傷情， 今天和你握手的人，明天也能用同樣的手在背後捅你一刀，這里沒有忠誠度，只有「叢林法則」，不是你死就是我存。
從那一刻起，德拉吉就開始制定 B 計劃---再敲歐盟委員會的大門，但那裡早已「滿坑」，不僅沒多餘的位子，就是有也不會讓給德拉吉。
那北約秘書長的位子呢？隨著現任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的任期於 2023 年到期，不甘心的他又開始試水北約，但想要坐上北約秘書長的位子，如果沒有大西洋主義游說團體的支持，是很難獲得的。
那就拜碼頭吧，於是，德拉吉去了趟美國，拜訪總統拜登，看看或試探下能不能獲得白宮的支持？很不幸， 德拉吉的顧問不盡職，沒為他做好功課， 可能誤判了拜登總統在任期內影響力，沒有意識到這個被自己國家的deepstates縛住手腳的總統自身都難保 。
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在國際關系史上，還沒有外國領導人（敢）拒絕與美國總統對話。如今的反常只能意味著某些政治和外交圈子已意識到喬•拜登並不是「真正的掌權者」。這一點也在幾位外國官員那裡得到很好的驗證，他們一直在冷落拜登的電話，這就像生活在一種邊緣地帶，尚不清楚誰真正在統治這個國家？
很顯然，這位前高盛銀行家的所有的選項都在消失，不管他如何努力尋找另一份有聲望的工作，也不管這會給他帶來什麼豁免權，他就是急於想把自己造成的這個燙手山芋，連同其他各方，留給後任者。
他也知道自己的政黨希望他留下來維持這種岌岌可危的現狀，就是想利用他作為替罪羊。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德拉吉會不會離開，而是何時離開。於是，德拉吉召集內閣開始「開葯方」：要求各方批准將義大利海灘的管理權交給外國企業家的政策，要求批准一項房地產改革---對第一套個人房地產征稅等等「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換句話說，德拉吉「亂開葯方」就是想要各方找自己麻煩，把水攪渾，以便借機脫身，不管義大利政界是否陷入激烈的政治風暴。
義大利政治與美國deep states的糾結
近 80 年來，義大利的政治體系一直與美國的deep states捆綁在一起。義大利的主權是「有限」的，每當一些義大利政客想要越過北約的界限時，他們的職業生涯就面臨殘酷壓制。
最明顯的例子是義大利第38任總理阿爾多•莫羅，他在 70 年代中期不願走華盛頓所走的道路時曾受到亨利•基辛格的威脅（在他去世前四年，即 1974 年，莫羅作為義大利總理訪問了美國。在那裡，他會見了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後者告訴莫羅：「『你必須放棄讓本國所有政治力量直接合作的政策……否則你將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莫羅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曾五次擔任總理，並促進了義大利不同政黨之間的合作。），想帶領義大利走出北約，加入不結盟國家。但這對美國的deep states來說是不能容忍的。1978 年，莫羅被美國情報機構嚴重滲透的恐怖組織紅色旅（BR）綁架並殺害。
此後，義大利（政權）就範圍變得更薄了。
作為 全球主義棋盤上的重要國家，deep states 不希望義大利置身於歐盟和歐元之外，因為這對全球化的推進和權力集中到國際金融手中是不利的。
但情況總有例外，就是另類總統特朗普的出現，徹底顛覆了此前的均勢，義大利和美國deep states之間的聯系被切斷，美國放棄了對世界新秩序的「願景」，開始將「優先利益」放在首位。
這對於那些百年財團和財閥而言，不是個好消息... 也就是導致義大利和美國deep states之間的軸心在此後的五年裡試圖推翻特朗普的關鍵因素。以及後來精心策劃「俄羅斯之門」，義大利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也因上述原因，拜登政府上任後沒有修補這種裂痕...
失敗是不言而喻的。
德拉吉離任後，其體系很可能在政治上「解體」。這就是為什麼應該把目光集中在義大利身上，它具有獨特的地緣政治、經濟和精神相關性是世界上其它國家所沒有的。
也因此，如今的義大利政治史乃至整個 歷史 似乎正處於重大轉型的邊緣，而這種轉型很有可能是引發軟弱和不穩定的歐盟崩潰的最終觸發因素...
B. 歐洲債務危機和資源配置的關系，為何借債 為何還不了
首先您要了解歐洲債務危機的成因
一、經濟結構性缺陷
1.經濟發展區域不平衡
歐元區的各個國家經濟差距較大，區域之間發展極不平衡。其中，德國、義大利、法國等國家經濟較為發達，而希臘、愛爾蘭等外圍國家經濟較為落後，德國的GDP占歐元區GDP總規模的20%，德法意三國佔比更是高達50%。在成立歐元區之後，德意法等核心國利用制度的原有優勢、技術和資金優勢，乃至所謂「地區意識和價值優勢」，享受著地區整合和單一貨幣區域的好處；而在歐元區核心圈的外圍，希臘、愛爾蘭等國形成了比較劣勢帶。在單一貨幣區內，統一的貨幣政策更加傾向於德意法等國家的經濟目標，從而導致區域發展不均衡現象愈發嚴重。
2.各國產業結構不合理
首先，希臘、愛爾蘭等國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配置效率的低下導致經濟較為脆弱，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希臘等國進入工業化的時間較短，且受自然資源的限制，因此整體結構不盡合理，對工業製品進口依賴度較大，其出口產品以農產品、資源性初級加工產品以及金屬製品為主，缺少附加值較高的技術密集型產品。隨著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其低附加值的出口產品受影響較大，歐元的升值也打擊了其出口，導致貿易赤字逐年擴大。希臘的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市場競爭不充分，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處於壟斷地位的希臘公共企業改革阻力較大，公用事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後。希臘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效率低下，服務質次價高，成為財政包袱，而且政府為了拉攏選民，贏得大選，還不得不大力擴展公共部門，進一步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愛爾蘭從加入歐元區以來，一直被譽為歐元區的「明星」。在次貸危機以前，其經濟增速一直顯著高於歐元區平均水平。但是愛爾蘭的經濟以出口為主，比重占整個國家經濟的70%，這意味著愛爾蘭出口的提高是以降低其國內消費為代價的，愛爾蘭經濟過度依賴出口行業導致愛爾蘭在次貸危機後遭受重創。
其次，稅收制度上的缺陷導致經濟波動風險增加。希臘的地下經濟規模世界聞名，據世界銀行2003年的報告，希臘地下經濟佔GDP總量的比例高達35%左右，希臘政府每年因偷逃稅行為損失的財政收入至少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4%。與希臘不同的是，愛爾蘭採取了低稅率政策來吸引外商投資，其企業稅率只有12.5%，而德國是30%，法國是33%。低稅率一方面減少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在經濟繁榮時期導致過大的貨幣流動量，使得經濟泡沫化，而在次貸危機爆發後，FDI的流出更對經濟造成了較大打擊。
3.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信貸，房地產泡沫嚴重
希臘90%的家庭財富是以房地產形式存在的，私人住宅投資占希臘投資的20%左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西班牙同樣也出現了房地產泡沫。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西班牙的地產產值佔到當年GDP的17%、稅收的20%，建築業從業人員佔全國就業人數的12.3%。西班牙外資12個月累計投資房地產總額佔GDP的比例在2003年一度達到90%，經濟危機爆發後，FDI大量流出，目前該比例僅為35%。
愛爾蘭的情況略有不同。愛爾蘭採取了較低的稅率吸引大量的FDI，加上每年的貿易順差，導致流動性泛濫，房地產價格連續10年上漲，泡沫嚴重。截至2009年，愛爾蘭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金額的存量達2100億歐元；另外愛爾蘭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貿易順差，2009年的貿易順差是387億歐元，這兩項合計就是2487億歐元。從2000年開始，愛爾蘭房價指數一路飆升，到了2007年，該指數從70上升到140。
房價上漲對居民形成正財富效應，提高了消費者信心，居民消費增加又帶動了經濟增長。但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失業率高企，銀行業壞賬率激增。在此環境下，債務危機的爆發難以避免。
二、歐元區體制的弊端
歐元區的成立在促進歐元區成員國間的經濟一體化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希臘、愛爾蘭等國在加入歐元區之後，享受到了歐元區使用單一貨幣的好處，比如消除匯率浮動、促進跨境貿易和促進跨國就業等，使得政府和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更加便利，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更加順暢。但是，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置於一個統一的貨幣區內存在著諸多難以協調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也為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1.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步調難以一致
歐元區實施統一的貨幣政策後，成員國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但是財政政策仍由各國政府獨立執行。這就造成由超國家的歐洲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由各國政府執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這一體系也成為歐元區運行機制中最大的缺陷。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主權國家調節經濟運行的兩個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兩者通過不同的政策指向與調節機制對經濟運行實施有效調節。歐洲央行的目標是維持低通脹，保持歐元對內幣值穩定。而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則著力於促進本國經濟增長、解決失業問題等，在失去貨幣的獨立性之後，成員國只能採用單一的財政政策應對各項沖擊。這就意味著歐洲央行和各國政府財政政策的目標是不一致的，這種不一致性導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各國政府在運用財政政策時面臨著遵守「馬約規定」和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的兩難選擇。加入歐元區之前，希臘、愛爾蘭等國的政府赤字本就偏高，加入歐元區後希臘、愛爾蘭等國並沒有緊縮政策、削減赤字，卻利用較為低廉的融資成本大舉擴張財政預算，以刺激本國的經濟發展。在次貸危機爆發後，由於缺乏獨立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解決就業的重任就完全落在了財政政策上，政府不得不擴大財政開支以刺激經濟，結果赤字更加嚴重。
2.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使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成為難題
作為多種增長模式和多種發展速度共存的經濟聯合體，歐元區成員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歐元區的東擴，轉軌中的中東歐國家逐漸加入歐元區，更加加劇了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金融危機之後，歐元區各國經濟復甦步伐不統一，德國、法國的經濟開始回歸正常，而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由於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經濟復甦之路曲折。各國對貨幣政策的訴求不盡相同，但是歐洲央行顯然難以同時兼顧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這一問題在單一貨幣體制下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3.集體決策制度與各經濟體利益之間的沖突
歐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國家機構基礎上的，各成員國常常在機構設置、席位分配、表決機制等問題上爭論不休。歐元區與歐盟密不可分，在關繫到經濟聯盟內外的重大決策中都由這些超國家的機構協調解決，這樣的機構設置註定了危機爆發的命運。
4.最優貨幣區的困境
美國經濟學家蒙代爾1961年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無疑為貨幣聯盟從設想到歐元的實際流通提供了指導。根據蒙代爾的構想，經濟調節可以在國家和國際兩個層面進行，而最優貨幣區的最大制度性溢出，就是實現生產要素的無障礙流動，從而達到效率最優。但是，歐元區的現狀卻與此理論有許多不同之處。
首先，貨幣區內的生產要素發生了變化。生產要素主要包含商品與勞動力，現代金融學則為生產要素增加了資本流動。從生產要素中的勞動力來看，歐洲的勞動力自由流動，事實上僅局限於相對狹小的地理區間，或者是某些特殊職業。歐元體系只是在制度上放鬆了人員移動的管制，允許自由移動，但鑒於各國財稅獨立，無法形成統一的社保制度，並不能真正確保區內勞動者的自由移動。同時，在現代金融體系下，資本在開放的經濟體內快速流動，並不受到更為嚴格的管制，造就了某些地區經濟的泡沫化，加大了歐元的整體負債風險。
其次，貨幣區成員國社會結構模式存在差異。從歐元區的實踐來看，經濟增長與社會結構並不協調。理論上看，按照加入歐盟和歐元的標准，歐元區似乎可以作為一種整體社會模式，但事實上，歐元區國家差別非常巨大。歐洲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8年南歐國家中，葡萄牙退休金佔GDP比例為12.9%，希臘為11.5%，義大利為10.9%，西班牙為10.8%，奧地利為9.2%，荷蘭為9.1%，而德國僅為6.9%，南歐國家該項指標平均水平高於歐元區平均水平1.5%；而如果以退休金與社會福利支出總計分析，葡萄牙的支出達到財政總支出的71%，義大利為65%，西班牙為63%，希臘為64%，均高於歐元區的平均水平。另外，以公共開支佔GDP平均比例水平看，在歐元區，德國僅佔43.7%，荷蘭為45%，盧森堡低至37.7%，而義大利為48.7%，希臘為48.3%，均高於區內平均水平46.8%。這些數據意味著，南歐國家在目前狀態下，既無法再擴大公共開支以便與歐元區其他國家拉開差距，同時，其已經形成的社會福利與退休支出，將繼續困擾其國家主權債務。
歐洲債務危機解決的可能途徑和對中國的啟示
盡管近期歐元回升幅度加大，市場對歐洲債務危機的擔憂有所緩解，但歐洲債務危機仍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困擾市場，如果歐元區體制性問題不能得到根治的話，債務危機的再次爆發只是時間問題。下面我們針對歐元區的困境嘗試提出解決途徑：
第一，提高德國公共支出和預算赤字。德國作為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其態度對債務危機的解決至關重要。德國增加公共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希臘、愛爾蘭等國的出口，因此，德國增加公共支出就成為歐元救助計劃中的一部分。
第二，擴大當前的7500億歐元緊急救助基金規模。為救援希臘而籌集的7500億歐元的基金可以保障愛爾蘭，甚至可以保障葡萄牙暫時不出問題，但一旦西班牙陷入危機，歐元前景堪憂，畢竟該國是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世界第九大經濟體。只有有效擴大EFSF的總體規模，並提高其使用的彈性，才能在危機爆發時穩定市場信心。
第三，歐洲央行應擴大債券購買規模。盡管量化寬松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長期的還債問題，但歐盟和歐洲央行的救助能夠給西班牙等國家以喘息時間，並幫助西班牙等國以較低的融資成本實現財政的再平衡。歐債危機必須通過各國減少支出，進行結構性改革，放棄過去過度依靠房地產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才能得到解決，在此之前，量化寬松是歐洲央行唯一的選擇。
第四，「PIIGS」減少財政支出。根據巴克萊的研究報告，「PIIGS」中只有義大利可以在不進行主動削減支出的情況下，從2011年開始逐漸實現財政的小幅盈餘，而其他四個國家若不進行痛苦改革，財政赤字將一直維持在5%以上的水平。根據英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CEBR)的計算，要想繼續留在歐元區，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和義大利需要將政府支出縮減10%。
我國正處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而言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特別是在我國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房地產過熱等問題上，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第一，警惕地方債務問題。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都遠低於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2010年我國的財政赤字預計為10500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繼續代發地方債2000億元，佔GDP的比例預計在2.8%左右。但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迅速擴張，同時近年來地方投融資平台規模快速增長的問題也應引起注意。來自中金公司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余額約為7.2萬億元，預計2011年年底達到10萬億元，10萬億元的地方政府負債約占我國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相當於我國外匯儲備的70%。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風險已經很大。
第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遏制房地產投機，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歐盟在2007年之後已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其占我國出口市場的比重在18%—21%，歐洲債務危機導致歐洲各國財政壓力增加，各國政府為減輕債務紛紛提高稅收，縮減開支，這些國家的消費將減弱，加上歐元貶值，其進口能力明顯下降。在這一前提下，我國如果不改變外源型經濟發展模式，在出口貿易方面將陷入被動局面。此外，2010年6月我國再度啟動匯改機制，人民幣升值使得外貿企業的利潤大幅下降，外貿企業前景不容樂觀。從更長的周期來看，未來勞動力成本上升，將使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下降。未來我們必須通過自主研發和科技創新、壯大製造業和服務業來獲得對經濟長期發展的穩固支撐，而不應過度依賴虛擬經濟。
同時，還要警惕房地產泡沫。房地產行業的泡沫不但對其他行業具有擠出效應，使其他行業出現空心化趨勢，而且一旦泡沫破裂，國內銀行業的壞賬也將大幅上升，從而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我國房地產業佔GDP的6.6%和投資額的1/4，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預算外收入來自土地收入，據財政部數據，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為14239.7億元，比上年增長43.2%。過去10年我國房地產價格特別是一線大城市的房地產價格連續上漲，房價收入比已遠超正常水平。因此，必須高度重視房地產泡沫風險，加快保障房建設，堅決遏制房地產的投機行為，促使房地產行業回歸健康穩健發展的軌道。
此外，還要改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與歐元區類似，我國各區域之間也存在著不平衡現象，同樣會造成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政策效力的降低。開發西部，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將有利於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
C. 歐盟為什麼會出現歐債危機 原因是什麼
歐洲債務危機即歐洲主權的債務危機。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希臘等歐盟國家所發生的債務危機。
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金融危機中政府加杠桿化使債務負擔加重。金融危機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寬松政策，高福利、低盈餘的希臘無法通過公共財政盈餘來支撐過度的舉債消費。 評級機構煽風點火，助推危機蔓延。
評級機構不斷調低主權債務評級，助推危機進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不斷下調上述四國的主權評級。評級機構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可成為危機向深度發展直接性原因。
二、內部原因：
產業結構不平衡：實體經濟空心化，經濟發展脆弱。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支柱產業的希臘經濟難以抵禦危機的沖擊。在歐盟國家中，希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資源配置極其不合理，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產業。這些產業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機的沖擊面前顯得異常脆弱；以出口加工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拉動經濟的義大利在危機面前顯得力不從心。隨著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和競爭加劇，義大利原有的競爭優勢逐漸消失，近10 年義大利的經濟增長緩慢，低於歐盟的平均水平。依靠房地產和建築業投資拉動的西班牙和愛爾蘭經濟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工業基礎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的葡萄牙經濟基礎比較脆弱。
總體看來，PIIGS 五國屬於歐元區中相對落後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和旅遊業。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製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危機沖擊下顯得異常脆弱。
人口結構不平衡：逐步進入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社會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的一種發展趨勢。歐元區人口年齡結構從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轉變，人口佔比的峰值從1990 年的25-29 歲上移至2007 年的40-44 歲，而且這一趨勢仍在進行。
剛性的社會福利制度：從2008到2010年，愛爾蘭和希臘GDP都出現了負增長，而西班牙近兩年也出現了負增長，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並沒有因此減少，導致其財政赤字猛增，2010年希臘財政赤字佔GDP比重達到了10.4%，而愛爾蘭這一比重更是高達32.4%。
法德等國在救援上的分歧令危機處於膠著狀態。法國堅決支持救援，德國在救援問題上的左右搖擺使得歐債危機長期處於膠著狀態。是否要對身陷危機的國家施以援手主要取決於德國和法國的態度。
三、根本原因：
第一，貨幣制度與財政制度不能統一，協調成本過高。根據有效市場分配原則，貨幣政策服務於外部目標，主要維持低通脹，保持對內幣值穩定，財政政策服務於內部目標，主要著力於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失業問題，從而實現內外均衡。歐元區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區域貨幣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歐元區長期被隱藏的問題凸現出來。
第二，歐盟各國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各國不同的公司稅稅率導致資本的流入，從而造成經濟的泡沫化。最初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是以生產要素完全自由流動為前提，並以要素的自由流動來代替匯率的浮動。歐元體系只是在制度上放鬆了人員流動的管制，而由於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社會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歐盟內部勞動力並不能完全自由流動。
第三，歐元區設計上沒有退出機制，出現問題後協商成本很高。由於在歐元區建立的時候沒有充分考慮退出機制，這給以後歐元區危機處理提出了難題。目前個別成員國在遇到問題後，就只能通過歐盟的內部開會討論，來解決成員國出現的問題，市場也隨著一次次的討論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討論使得危機不能得到及時解決。歐元區銀行體系互相持有債務令危機牽一發動全身近年來歐洲銀行業信貸擴張非常瘋狂，致使其經營風險不斷加大，其總資產與核心資本的比例甚至超過受次貸沖擊的美國同行。
D. 歐洲債務危機的含義 原因 影響
歐洲債務危機即歐洲主權的債務危機。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希臘等歐盟國家所發生的債務危機。
一、外部原因：
金融危機中政府加杠桿化使債務負擔加重 金融危機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寬松政策，高福利、低盈餘的希臘無法通過公共財政盈餘來支撐過度的舉債消費。全球金融危機推動私人企業去杠桿化、政府增加杠桿。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於一種弱平衡的境地，由於國際宏觀經濟的沖擊，惡化了其國家集群產業的盈利能力，公共財政現金流呈現出趨於枯竭的惡性循環，債務負擔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評級機構煽風點火，助推危機蔓延 評級機構不斷調低主權債務評級，助推危機進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不斷下調上述四國的主權評級。2011年7 月末，標普已經將希臘主權評級09 年底的A-下調到了CC級（垃圾級），義大利的評級展望也在11年5月底被調整為負面，繼而在9月份和10 月初標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調了義大利的主權債務評級。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主權評級被頻繁下調的風險。評級機構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可成為危機向深度發展直接性原因。
二、內部原因：
產業結構不平衡：實體經濟空心化，經濟發展脆弱 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支柱產業的希臘經濟難以抵禦危機的沖擊。在歐盟國家中，希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資源配置極其不合理，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產業。一方面，為了大力發展支柱產業並拉動經濟快速發展，希臘對旅遊業及其相關的房地產業加大了投資力度，其投資規模超過了自身能力，導致負債提高。2010年服務業在GDP中佔比達到52.57%，其中旅遊業約佔20%，而工業佔GDP的比重僅有14.62%，農業佔GDP的比重更少為3.27%。加上2004年舉辦奧運會增加的91億美元赤字，截止2010年希臘政府的債務總量達到3286億歐元，佔GDP的142.8%。另一方面，從反映航運業景氣度的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BDI）看，受金融危機影響從08 年底開始航運業進入周期低谷，景氣度不斷下滑。航運業的衰退對造船業形成了巨大沖擊。由此看出，希臘的支柱產業屬於典型依靠外需拉動的產業，這些產業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機的沖擊面前顯得異常脆弱。 以出口加工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拉動經濟的義大利在危機面前顯得力不從心。義大利經濟結構的最大特點是以出口加工為主的中小企業（創造國內生產總值的70%）。2010年意 大利成為世界第7大出口大國（出口總額4131億歐元，佔世界出口額比重3.25%），主 要依靠出口拉動的經濟體極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金融危機的爆發對義大利的出口製造業和旅遊業沖擊非常大，2009年其出口總量出現大幅下滑，之後有所回升，但是回升的狀況還主要依賴於各國的經濟復甦進程。隨著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和競爭加劇，義大利原有的競爭優勢逐漸消失，近10 年義大利的經濟增長緩慢，低於歐盟的平均水平。 依靠房地產和建築業投資拉動的西班牙和愛爾蘭經濟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建築業、汽車製造業與旅遊服務業是西班牙的三大支柱產業。由於長期享受歐元區單一貨幣體系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產業和建築業成為西班牙近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1999年到2007年，西班牙房地產價格翻了一番，同期歐洲新屋建設的60%都發生在西班牙。房地產業的發推動了西班牙就業率的下降。2007 年西班牙失業率從兩位數下降到了8.3%，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機席捲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導致西班牙失業率又重新回到了20%以上，其中25 以下的年輕人只有一半人擁有工作，另外西班牙的高失業率也存在體制性因素，就業政策不鼓勵招收新人。而海外遊客的減少對西班牙的另一支柱性產業-旅遊業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愛爾蘭一直被譽為歐元區的「明星」，因為其經濟增速一直顯著高於歐元區平均水平，人均GDP也比義大利、希臘、西班牙高出兩成多，更是葡萄牙一倍左右。但在2010年底同樣出現了流動性危機，並接受了歐盟和IMF的救助，究其原因主要是愛爾蘭的經濟主要靠房地產投資拉動。2005年愛爾蘭房地產業就已經開始浮現泡沫，且在市場推波助瀾下愈吹愈大，2008年愛爾蘭房價已經超過所有OECD國房價，在次貸危機的沖擊下，愛爾蘭房地產價格出現急速下跌，同時銀行資產出現大規模的縮水，過度發達的金融業在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受到了巨大打擊，愛爾蘭高速運轉的經濟受到重創，從此陷入低迷。 工業基礎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的葡萄牙經濟基礎比較脆弱。葡萄牙在 過去十幾年中最為顯著的一個特點是服務行業持續增長，這與其他幾個歐元區國際及其相似，2010 年葡萄牙的農林牧漁業只創造了2.38%的增加值，工業創造了23.5%的增加值，而服務業創造的增加值達到了74.12%（受大西洋影響而形成溫和的地中海天氣以及綿延漫長的海岸，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得葡萄牙旅遊業得以很好的發展）。近幾年葡萄牙開始進行經濟結構的轉型（從傳統的製造業向高新技術行業轉型），汽車及其零部件、電子、能源和制葯等高新技術行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政府在扶持高科技企業上面投入了大量資金，而這些資金通常都是通過低息貸款來實現。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融資成本隨之飆升，從而使葡萄牙企業受到沖擊，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 總體看來，PIIGS 五國屬於歐元區中相對落後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和旅遊業。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製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危機沖擊下顯得異常脆弱。 人口結構不平衡：逐步進入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的一種發展趨勢。隨著工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各種生活成本越來越高，生育率不斷下降，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佔比不斷上升，最快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是日本，日本的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上世紀90 年代初開始出現拐點，隨之出現了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和政府債務的不斷上升。我們判斷從二十世紀末開始，歐洲大多數國家人口結構也開始步入快速老齡化主要有三個方面：長期低出生率和生育率、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生育潮人口大規模步入老齡化。 首先，從主要國家粗出生率（每1000 人中出生的嬰兒數）和生育率（每位婦女平均生育孩子個數）看出，歐盟國家的嬰兒出生率和生育率近年來低於絕大部分地區，成 為僅次於日本的出生率降低最快的區域。 其次，1996-2010 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從76.1 歲上升至79.4 歲。美國聯邦統計局預計到2050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83.3歲。最後，由於二戰後生育潮已經開始接近退休年齡，並且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歐元區人口年齡結構從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轉變，人口佔比的峰值從1990 年的25-29 歲上移至2007 年的40-44 歲，而且這一趨勢仍在進行，從今往後老齡化問題將 剛性的社會福利制度 對於歐盟內部來講，既有神聖日耳曼羅馬帝國（西歐地區）與拜占庭帝國（東歐地 區）之間的問題（同屬希臘羅馬基督教文化，但政治制度不同導致經濟發展道路不同），也存在南歐和北歐之間的問題。對於歐元區來講，主要的矛盾體現在南北歐問題上。天主教在與百姓共同生活的一千年來，變得稍具靈活性，而新教是一個忠於聖經的嚴格的教派，所以信新教的北歐人比南歐人更嚴謹有序，在加上地理和氣候因素，把這兩種文化的人群捆綁在同一個貨幣體系下，必然會帶來以下南北歐格局：北歐製造，南歐消費；北歐儲蓄，南歐借貸；北歐出口，南歐進口；北歐經常賬戶盈餘，南歐赤字；北歐人追求財富，南歐人追求享受。
三、根本原因
歐元區制度缺陷,各國無法有效彌補赤字 第一，貨幣制度與財政制度不能統一，協調成本過高。根據有效市場分配原則，貨幣政策服務於外部目標，主要維持低通脹，保持對內幣值穩定，財政政策服務於內部目標，主要著力於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失業問題，從而實現內外均衡。歐元區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區域貨幣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歐元區長期被隱藏的問題凸現出來。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平衡各成員國的利益，導致利率政策調整總是比其他國家慢半拍，調整也不夠到位，在統一的貨幣政策應對危機滯後的情況下，各國政府為了盡早走出危機，只能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調節經濟，許多歐元區成員國違反了《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公共債務佔GDP 比重上限60%的標准，但是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措施，由此形成了負向激勵機制，加強了成員國的預算赤字沖動，道德風險不斷加劇。具體傳導路徑為：突發美國金融危機Æ貨幣財政制度的不統一造成貨幣政策行動滯後Æ各國通過擴展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Æ主權債務激增Æ財政收入無法覆蓋財政支出Æ危機爆發。 第二，歐盟各國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各國不同的公司稅稅率導致資本的流入，從而造成經濟的泡沫化。最初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是以生產要素完全自由流動為前提，並以要素的自由流動來代替匯率的浮動。歐元體系只是在制度上放鬆了人員流動的管制，而由於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社會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歐盟內部勞動力並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從各國的失業率水平來看，德國目前的失業率已經下降到7%以下，低於危機前水平，但是西班牙的失業率高達21.2%。另一方面，歐盟國家只統一了對外關稅稅率，並沒有讓渡公司稅稅率，目前法國的公司稅率最高為34.4%，比利時為34%，義大利為31%，德國為29.8%，英國為28%，其他邊緣國家及東歐國家的公司稅率普遍低於20%，這些稅率較低的國家也正是勞動力比較充足的國家，資金和勞動的結合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不斷膨脹，資金主要投資在支柱性的產業，比如加工製造業，房地產業和旅遊業，從而導致了國內經濟的泡沫化。從歐元兌美元走勢可以看出，次貸危機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歐元一直是處於一個上升通道，出口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南歐國家本來就不發達的工業和製造業更少受到資金的青睞，造成這些國家貿易赤字造成貿易赤字連年增加，各國通過發債彌補，同樣是因為歐元的升值，歐債受到投資人的歡迎，舉債成本低廉，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第三，歐元區設計上沒有退出機制，出現問題後協商成本很高。由於在歐元區建立的時候沒有充分考慮退出機制，這給以後歐元區危機處理提出了難題。目前個別成員國在遇到問題後，就只能通過歐盟的內部開會討論，來解決成員國出現的問題，市場也隨著一次次的討論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討論使得危機不能得到及時解決。歐元區銀行體系互相持有債務令危機牽一發動全身近年來歐洲銀行業信貸擴張非常瘋狂，致使其經營風險不斷加大，其總資產與核心資本的比例甚至超過受次貸沖擊的美國同行。
影響：對歐盟而言，主權國家經濟地位急劇下降，歐元面臨解體。
對國際，以中國為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從目前來看是短期的和有限的。主要的影響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對出口的沖擊,危機會導致歐元區今年下半年增長下降。歐盟又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其目前佔中國出口市場的比重約在18%至21%之間,所以如果來自歐盟外需下降,今年下半年中國出口情況不是很令人樂觀。但是隨著歐洲債務危機得到控制,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就會降低。其次歐洲主權債務爆發,加劇短期資本流動波動性。歐債危機導致全球避險情緒加重,資金紛紛迴流美元。中國面臨的不是短期資本由流入變為流出,相反有可能中國會面臨更加洶涌的短期資本流入,因為跟美國相比,中國也算是一個安全港,今年我們GDP增速會超過9%,同時人民幣對美元依然有升值的壓力,而國內通貨膨脹預期加大提高國內加息的可能,這樣增加了我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利差,這些原因綜合說明中國也是一個能吸引避險資金,包括逃離資金流入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