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之前看央視八套的義大利劇 愛麗莎，裡面提到的公爵，伯爵，侯爵等等的都是怎麼區分的那個更大啊
其實這些都是義大利古代的官員的名稱，和中國古代的一品官、二品官等是差不多的，愛麗莎裡面提到的公爵職位是最高等的，接著是侯爵和伯爵。
② 有人說普通話是滿語那麼誰的漢語更地道呢
普通話的真相：滿族人的破漢語
金啟聰百年歷史2015——0930
作者簡介：金啟聰，滿族，原遼寧民族學院院長、教授，《滿族研究》雜志主編，是國內外著名的女真文學、滿族研究、清史、蒙古史專家。金啟聰的姓是愛新覺羅希，他的名字是齊一，他的名字是藝鷺。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第五子榮春的第七孫。五奶奶是清代著名女詞人顧太清，父親金廣平是著名的女真、滿族學者。
我們都知道日本人英語說的極其差，但是如果日本統治英國，統治者的差英語就會成為通用語言。這種寓言發生在中國。現在流行的普通話其實就是游牧民族，比如說說阿爾泰語系的蒙古人、鮮卑人、女真人，他們學漢語的時候說的破漢語，但是他們已經成為統治階級了，所以他們說的破漢語就成了國語。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立以來經歷了許多朝代的變遷。北京話從古至今有多少變化？怎麼改？歷史上，400多年前，明朝末年，來自義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北京方言，這些記錄至今仍保存著。從李的記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的北京話是一種入聲數量較多的語言，沒有zh、ch、sh之類的口音。這說明當時的北京話既不是北京話，也不是普通話，因為北京話和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不可能超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方方言。
北京出現第二種語言：滿語。
滿清入京後，出於社區安全等政治因素考慮，滿清將紫禁城周邊10里范圍內的漢人全部趕出，獨佔佔據。這個區域被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英里以外的地方被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出現了兩個社區：滿族社區和漢族社區，這是兩個階級、語言和居住區域截然不同的社區，而北京有兩種語言：明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和人群融為一體的。當時北京兩種語言的地域差異是，內城說滿語，外城說明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語
由於滿語是北方民族的語言，滿族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和滿族牧牛的短暫歷史文化限制了滿族的成熟水平。可以說滿語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語音、詞彙、語法都非常原始和不成熟。即使在北京，滿語也很難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北京的很多東西，比如動植物，建築，日用品等。是滿族人聞所未聞的。這些東西很難用滿語描述和交流。滿漢之間就是這樣，滿漢之間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也無法表達清楚。至於使用高級語言如漢人的建築工程術語、藝術語言、醫學等科技術語，就更難表達了。當時的情況是滿人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漢語，滿族人奪取了中國的政權，但其語言卻無法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然而，滿族作為中國的統治者，不得不面對使用語言的政治現實。從日常生活的表達到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族人迫切需要一種能夠很好地表達他們周圍生活的語言。改造滿語為時已晚，滿人除了學習和模仿漢語別無選擇。所以使用北京漢族人的語言是唯一的選擇，於是第三種北京話出現在滿族人說的破漢語中。
第三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
北京的一棵小樹，廚房裡的一件工具，都無法用滿語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未見過這樣的植物或工具，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遭遇的嚴酷的語言現實。要繼續說滿語，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族語言的詞彙，模仿他們的發音，沒有第二種可能！就像日本皇軍用中文說的：「你們八路軍，幹活？同樣，北京內城的滿族人也開始了他們艱苦的模仿漢語的過程。
但是，與漢語相比，滿語有其先天的殘疾。首先，所有的表音文字一下子失傳了，這是漢語同音字增多的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學習漢語發音，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漢語最差的發音。然而歷史就是這么殘酷，滿清的破漢比日本皇軍的破漢幸運多了。隨著使用的人越來越多，這種當時令漢人發笑的破漢語，成為清朝統治階級的「通用語」。這是早期的普通話。
北京話在內城的發展出了北京內城，形成了「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漢語水平較差的「普通話」的形成，北京內城形成了一個固定的說普通話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集團，三三三五四的八旗貴族。官話成為清朝不折不扣的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族官話。
具體時間還有待考證。《康熙字典》的發音與今天的普通話不同，但比其他漢語方言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話。
從滿語官話的形成歷史來看，滿語官話在語音上主要受滿語的影響，是一個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但對詞彙和語法的影響非常有限。從語言本質上來說，滿語普通話應該還是屬於漢語的一個方言而不是滿語的一個方言，但卻是最差的漢語方言。
北京話的發展在三三三五四年的北京生根發芽，形成了「國語」
滿語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的地域延伸，說滿語官話的八旗貴族從皇家內城北京遷到了中國的各個角落，於是每個地方的首任長官的口音就成了當地的標准口音。在當地的上流社會，不斷向平民社會滲透和擴張，最終使滿語普通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理上講，中國北方是滿族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族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一些地區，如廣東、廣西、福建，受「山高皇帝遠」的影響較小。這也是南方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甜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清代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普通話是從北京內城產生的，繞過北京外城，直接滲透到全中國。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普通話真正的「國語」。雖然外城北京話受到了內城北京話的影響而不斷演變，就像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普通人格格不入一樣。所謂「北京話」一直以來都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各地所指的北京話其實是指內城話而不是外城漢族人所說的北京話。城外漢族人說的「北京話」，其實是對中國其他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北京話在內城的發展漢語代表性語言地位的確立
經過滿清王朝在中國200多年的統治，孫中山對「國語」地位的一票否決，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中對「民族代表語」的規定，普通話的代表語地位一直堅不可摧。
北京方言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的歷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只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集團在北京消失了，所以普通話真正的母親在北京已經不存在了。100多年前普通話是北京話可能說對了一半，但今天這么說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的概念變了，已經不是原來的北京話了。
北方方言和鮮卑方言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誰代表了中國傳統方言？我們不禁回憶起歷史事實。遠的不說，漢民族的語言文化中心原本位於黃河流域，東晉南部，南宋南部，文化中心兩次南移。第一個東晉，之後的宋齊梁陳，完全在鮮卑北魏的統治下，之後的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北魏孝文帝曾經禁止胡語取胡語，可見胡語，鮮卑語，在華北會很普遍。由於鮮卑人的反對，北齊反其道而行之，甚至提倡。今天山東和河南北部幾乎都是說鮮卑語的地區。南宋第二年，淮河以北成為金朝女真統治區。據宋人記載，當時河南一帶已經到了「魯人盡力說女真語」的地步。說白了就是「連餐廳的服務員都能跟女人說實話」。
大量鮮卑文字保存於《二十四史》年。仔細對比，和今天的蒙古語差不多。女真語是一種古老的滿語。把女真字和滿語字對比，是「十同六十七」。
鮮卑語與蒙古語相同，女真語與滿語相同，滿語與蒙古語在用詞、語法、語調等方面都非常相似。然後，這兩種阿爾泰語系在華北前後統治了幾千年。雖然隋唐統一於元朝前後，但隋唐和元朝都是北方民族色彩濃厚的朝代。他們不僅沒有完全恢復漢族官員的尊嚴，而且他們的漢語口語已經變成了胡人的口音，與南方人的口音完全不同。「來，來，來，來，來，來，來！加油！」與古代漢語非常相似的語言在北方是找不到的。《元曲》年以來北方記錄的語言，與今天的白話文非常相似，南方沒有。一般來說，南方語類似文言文，北方語類似白話文。任何書面語言都是當時所說內容的記錄。所以文言文應該是中國的古代語言。南方語和文言相似，可見南方語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方言。北方語是新加入的北方語。北方人講漢語叫「中國胡音」，說了很久了。所以北京的發音毫無疑問是「胡音」，絕不是漢語的原音。北京話不僅是「胡音」，更是漢胡語言的「大雜燴」和「大融合」。比如下面這句話：
「我帶著wow單客去了車站旁邊的巷子，想買點東西」。
這句話是北京一位老太太說的活語言，其中「Wadnn」是滿語「包袱」，「Ke」是滿語「Go」的網名，「Zhan」是蒙古語「輾遲」，「Hutong」是蒙古語「浩特」，一個短句包含漢語、滿語、蒙古語三個字，語法是漢語。上諭的聲調和語調充滿了胡音。誰曾想到一句北京話會這么復雜？它不僅是民族融合的產物，也是民族團結的象徵。當然，現在的漢語表面上看不到一些小眾詞。比如我去過內蒙古的一個村子參觀「水土保持」，這個村子叫「東干掌」。很不解。後來蒙古同志告訴我，原來叫「東干珠兒」，實際上變成了「東干掌」。「擼杖」的人擼杖。家家有擀麵杖，很好理解。「擀麵杖」很難理解，老百姓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所以按讀音叫「擀麵杖」。這種情況在文字上是未知的？大部分都很難恢復，實際上也算中文單詞。其實沒有。
所以清代在北京話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官話，無疑是「胡音」。普通話的音域，也就是漢語胡音的延伸音域。根據語言學家的意見，漢語官話方言可分為華北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北京官話是華北官話的基礎和根基，覆蓋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河北、河南和皖北一隅。我從自己的實踐中所得到的，與專家所劃分的華北普通話的地域特徵是一致的。從宏觀上看，上述漢語四大方言中的官話方言，除了閩東南、浙江、江西、湖南廣東、青海西藏等少數省份外，都屬於官話方言。其面積更是可想而知。
在這里，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在內蒙古教書20多年了，我教的蒙古族學生原本不會說漢語。學了中文，說出來就是正確的北京發音。這件事讓我很奇怪。南方學生不行。他們總是帶著當地口音。外國學生更慘，四聲也說不準。這絕不是因為蒙古族學生比南方學生和海外學生聰明，一定有一定道理。現存唯一的解釋是蒙古語發音和北京音相似。
這又證明了北京話的發音不是漢族的傳統發音，而是以滿語和蒙古語發音為主的「胡音」，也就是滿族學漢語時說的破漢語，但他們是統治階級，所以他們的話就成了正統的民族語言。
本文選自《京旗的滿族》。
觀點：普通話肯定不是滿語。普通話其實是由老北京話轉化而來的，「北京話」和「南京話」其實是同源的。詳情如下：
「普通話」這個名稱在1956年才在mainlandChina使用，以前叫「官話」。「官話」的名稱始於清末1909年，後稱「官話」。向前叫「發音」和「優雅」。
網上流傳的什麼「粵語」更接近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就是「廢話」。這些都是廢話。歷代的「官話」是在繼承上一代官話的基礎上，有一些自然的演變。從周朝到明清，歷經滄桑，中原讀音一直以洛陽雅音為基礎。隨著時代和朝代的變遷，普通話不可避免地融合了一些外來的語音、語調、詞彙和語法。比如明朝以前，中國北方的很多游牧民族都融入了中國，但是普通話的主體一直在傳承。
明代人們認為南京官話的「中原發音」比北方純正，所以把兩淮地區的南京官話當作明代的「明官話」。永樂遷都，40萬南京人湧入北京，外來人口超過北京本地人，將純正的「發音」再次帶回北方。清朝也依據
但是，語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融合演變。到了清朝中期，過了一百年，南北官話逐漸分化。主要是因為「北京官話」逐漸感染和融合了北方的許多語言和語調，甚至滿語的語音和詞彙，而南京官話也發生了演變。近百年來，到清末，南北官話已有許多差異。
1909年，清朝正式將北京官話定為國語。後來民國把「北京官話」改造成新的「國語」。到了新中國，大體上繼承了「中華民國國語」，做了一些改進，但發音標准取自河北灤平的一個小山村。這里比較封閉，原味保留了明清官話的味道。
事實上，現在的普通話融合了西安官話、洛陽官話、南京官話、蒙古語、滿語和其他方言。
普通話在mainlandChina改名為「普通話」後，簡化字也開始普及。但是，我們的台灣省省、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繼續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語」。
普通話是「滿語」，這是個偽命題，普通話是比較地道的漢語。
從歷史上看，400多年前的北京話既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官話，古人稱之為「吳語」。後來隨著滿人定居北京，為了安全鞏固政治，以故宮為中心，外城10公里，內城為內城，北京內城有滿字。滿語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語音和詞彙都很不成熟，不能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這時滿語開始分化為滿語。
隨著八旗貴族成為中國最高群體，內城北京話成為清朝的正宗官方語言。在這個時候，語言的語音有了很大的發展。事實上，這是漢語的方言，而不是滿語的方言。漸漸地，這種官方語言從統治階級流向老百姓，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的國語。滿清統治中國二百多年，孫中山政權鞏固後，為普通話成為漢語的代表語言奠定了堅不可摧的基礎。
普通話是純漢語，因為漢語的主要方言區屬於漢藏語系，而滿語屬於阿爾泰語系。漢藏語最大的特點就是多聲調。漢語中聲調最少的北京話也有四聲。而滿語沒有聲調之分，只發一個音。這兩點足以證明，普通話在歷史發展中雖然受到過滿語的影響，但影響程度非常有限，普通話稱之為「滿語」是不夠的。
如果非要說漢語受滿語的影響，那多半是在中國北方受影響，而在中國南方受影響很少，比如廣東、廣西、福建。
可見，普通話是比較地道的「漢語」，而不是所謂的「滿語」。文化的發展是一個融合的過程，語言也是相互融合進化的結晶。
首先，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很多漢語詞彙，尤其是東北漢語詞彙，都來源於滿語。比如薩其馬，加拉哈。但這不能說是滿族中國人。
現在我們的漢語口語中也充斥著各種外來詞。比如吉普、t恤、拜拜、咖啡、披薩、比基尼這些都是英語中的外來詞。可以說我們現在用的是英式漢語嗎？也有很多詞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產生或改變了詞義。比如腳鐐，警察局，聖誕節，等等。中文裡有很多這樣的詞。所以你不能僅僅因為你有什麼樣的詞彙量就說它是什麼樣的漢語。
實際上，漢語是一種語言工具。它本身也在不斷地增加、變化和進化。任何時代的流行語和新名詞都會成為漢語的一部分。就我們而言，「不知道什麼感覺」「我很高興自己大了跑了」「不好意思說話」等新詞都不是漢語的原詞。我心碎了怎麼辦，老伙計。有人說是東北話，以前沒人說
所以你能說哪裡的中文是正宗的嗎？
至於普通話的問題。事實上，普通話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的官方標准。為了方便世界各地的人交流。這並不是說你在哪裡，地位就高，你在哪裡，地位就低。
在制定普通話標准時，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因素也被考慮在內。中國的首都在北京。定為南方方言常見嗎？中國的標准方言是粵語，首都人聽不懂？
③ 義大利黑手黨成員名單
成員 最近，前義大利總理朱利奧·安德萊奧蒂(Giulio Andreotti)，義大利天主教民主黨成員，被控與黑手黨結有聯系，但是他最終被判無罪，因為審判涉及行為已超出追訴期限。 世界黑幫歷史太長了，比如說：泰國坤沙黑手黨，哥倫比亞黑手黨，義大利黑手黨，美國五大黑手黨，日本黑手黨山口組 它承襲了「馬菲亞」的幽魂，集中了人類所有的罪惡；它由義大利西西里島向全球輻射，蔓延世界絕大部分地區，成為全球黑道社會的「教父」。 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下，一百多年來，雖然它的組織一個個被破獲，它的頭目一個個倒下，但是時至今日，黑手黨不僅沒有絕種，反而窮凶極惡，正一步步地向高科技領域「開拓」，利用現代高科技手段進行「智力犯罪」，依然干擾和破壞人類社會的正常生活秩序。 《光明日報》１６日刊載一篇題為《西西里黑手黨改頭換面》的文章說，義大利西西里島黑手黨經過１０多年的「改革」，組織體系、成員機構、行動戰略都發生了巨大改變，已經成為一個更隱蔽、更具野心和更難對付的犯罪組織。現將文章摘發如下： １９９３年之前，義大利黑手黨曾一度實行「挑戰政權 」、同國家正面對抗的戰略，一大批代表國家意志的正直官員被黑手黨殘酷殺害，其中包括有被譽為「反黑手黨的旗幟」和「活的黑手黨資料庫」的義大利著名大法官法爾科內，西西里大區主席馬塔萊拉，前憲兵司令、西西里省督基耶薩將軍等人。 黑手黨猖狂肆虐，激起天怒人怨。義大利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緊急法令，成立全國反黑機構，調集軍隊開進西西里，對黑手黨展開全線反擊。到了１９９３年１月，兇殘暴戾的黑手黨元兇里納被抓獲，黑手黨自古相沿的「奧梅塔」（一種攻守同盟的幫規）崩潰，其最高領導機構「庫波拉」的絕大多數成員和數千名黨徒落入法網，黑手黨陷入它有史以來的最深重危機。 此時，曾長期躲在幕後襄助里納、現年７１歲的普洛文扎諾成為黑手黨一號首領，並對西西里黑手黨的組織體系、戰略和策略進行了重大調整和「改革」。 根據警方掌握的情況，目前黑手黨沿循半個世紀之久的金字塔式結構已不復存在。其基層轄區進行了重新劃分，由家族首領選舉的區長職位和省級委員會被取消了，「庫波拉」也被一個類似政府的領導機制所取代。新的組織結構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由普洛文扎諾和絕對效忠他的６名「顧問」組成，這些顧問是黑手黨內的「專家」，分別主管毒品走私、工程承包、財務及武裝力量；第二層次是巴勒莫、阿格里琴托、卡塔尼塞塔等西部三省的黑手黨強勢家族的重量級人物；第三層次是西西里的所有黑手黨家族。 經過一場「大反思」，黑手黨放棄了「挑戰政權」的一切行動，轉而實行「無聲戰略」。新的戰略要點是：避免內訌和相互爭斗；向國家機構迂迴滲透；集中精力攫取財富和權力。 黑手黨現在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很多企業，部分黑手黨家族又重操２０多年前的舊業，進行大規模國際販毒。 總的說來，目前黑手黨已與里納時代有很大不同。在西西里生存演化已逾４個世紀的這顆毒瘤，在可預見的將來還難以除掉。 俄羅斯黑幫斗爭非常殘酷。在俄羅斯，也有政府官員牽涉黑幫活動，最近被捕的海參崴市市長尼古拉耶夫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是市議員和知名商人，在當選市長前卻是個黑道人物。他之所以能順利當選，是因為主要競爭對手在最後一刻被取消了候選人資格——被放在辦公室門口的手榴彈「絆倒」，不得不進醫院接受治療。 主要特徵：冷酷無情。俄羅斯黑幫斗爭非常殘酷，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記者、警察乃至政府高官都會成為攻擊目標。2006年9月，俄羅斯央行副行長科茲洛夫就因為領導反洗錢運動遭槍殺。 前景預測：近年來，俄羅斯黑幫正逐漸擺脫動刀動槍的傳統模式，將其經營的生意「漂白」，做起了港口貿易、銀行等買賣，並把精力更多的用於官商勾結和幕後交易。
④ 義大利羅馬的議員相當於中國官員什麼職務
1、國外的選舉人員是沒有級別的，只有公務員才有職級。但在儀式上有一個排名問題，議員一般排在政府主要官員和最高法院法官之後。當然，議會制國家中，首相和內閣成員必須是眾議院議員，他們和普通議員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2、如果要對國內幹部和國外議員做一個類比，則議員相當於我國的全國人大常委。
⑤ 古歐洲的軍事官階和議政官階是怎樣分化的
古歐洲基本以中世紀的軍事官階和議政官階為代表
古羅馬官職的分類為：執政官:以執政官為核心的行政長官制度
元老:以政界精英為基礎的元老院制度,最高級為第一元老
公民代表:以全體公民為主體的公民大會制度.
這三大權力體系雖然沒有形成近代意義上的"三權鼎立"局面,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權力之間的相互平衡.本著對權力進行制衡的精神,在建立行政長官制度的過程中,羅馬確立了最高長官的選舉制、短任期制和同僚協議制,從而奠定了共和國官制的三大原則基礎
古羅馬裁判官:裁判官由軍伍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一年，一般不得連任。裁判官享有在其職責范圍內的法律方面的最高權威。裁判官所擁有的這種獨立處理法律事務的特權，是此制度促進羅馬法律發展的根本保證。
古羅馬的保民官:在古羅馬政制中，有一個設立於公元前494年的保民官制度。所謂保民官，就是保護自由民不受暴政凌虐的官員。舉例說，如果執政官判了某人死刑，但案情沒有確鑿的證據，保民官就可以出面進行干預，以拯救該人性命。
財務官:候選人必須是至少三十歲。可是，貴族地位的人士能夠扣減兩歲，從這以及其它最低限度年紀必要條件。八至十二位財務官服務於財政管理，在羅馬，或者作為省長的副手。選舉至財務官 帶來自動的身份資格，在元老院，開始於晚期的共和國。
市政官:具有管理責任在羅馬。這項步驟是隨意的。財務官能夠做候選人至四位市政官位置的一個。
執政官:是所有之最具威望的，而且代表成功生涯的巔峰。最低限度的年紀是四十二歲。兩位選舉出來之執政官的名字，定下當年的名稱。執政官對城市的政治會議事項負起責任，指揮大規模的軍隊，而且控制重要的行省。第二次的委任，身為執政官，能夠僅僅被覬覦，十年的間隔之後。
監察官:是唯一的一個，帶著十八個月的期限，而不是通常的十二個月。監察官被選舉出每五年，而且雖然該項職務未握有軍事的統治大權，它被視為偉大的尊榮。監察官對城市的道德地位負起責任，著手大量的公共工作，以及，在早期的共和國中，挑選元老的身份資格。
軍隊的兵員和編組 埃及等早期奴隸制國家的軍隊，其核心是法老或國王的常備侍從，成員大部是構成軍人等級的軍屯戶，戰時召奴隸主、自由民出征。兵種主要是步兵，也有戰車兵，逐漸發展了騎兵，還建立了海軍。步兵一般按所用兵器類型分編為長矛隊、短劍隊、狼牙棍隊、投石隊等，按十進制組成十人隊、百人隊、千人隊等。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國家，每個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組成以奴隸制為基礎的民軍。民軍按財產標准編隊，最富有的編成騎兵，佔有較多土地的編成重裝步兵，沒有財產的編成輕裝步兵，奴隸只隨軍服雜役。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國家和奴隸主個人財富的大量積累，自由民的不斷分化，出現了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而經常的、長期的戰爭又促使軍隊職業化，民軍逐漸為僱傭常備軍所取代。古希臘軍隊通常編為方陣，古羅馬軍隊的基本組織單位是軍團，由重裝步兵、輕裝步兵和騎兵編成，下轄大隊、中隊、小隊。中世紀，隨著采邑制的出現,歐洲封建國家實行騎士兵制。在幾百年中,軍隊組織制度無重大發展，騎兵在戰場上占據統治地位。中世紀末期，隨著封建割據狀態的消除，中央集權的相繼建立,騎士組成的軍隊被國家統一的常備僱傭軍取代,步兵又逐漸成為主要兵種。16世紀，出現了由長矛兵和火繩槍兵組成的步兵團。17世紀初，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進步兵團的編制，建立了團屬炮兵和野戰炮兵連。後來，法國建立了炮兵團。此時，炮兵、工兵已成為獨立的兵種，連、營、團、旅已成為軍隊的正規編制單位。
⑥ 外來詞：在中國，義大利早在什麼時候是被譯成「伊太利」的呢
在元朝，馬可波羅出訪中國時，向中國官員稱自己來自伊太利
⑦ 過去歐洲一個王國的官僚制度是怎麼樣的
國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西歐封建主義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論題。許多學者將封建主義的萌芽追溯到古羅馬帝國晚期的社會結構和日耳曼蠻族原有的軍事組織。其中，法蘭克人的扈從制度（或稱親兵制度）對封建主義形成的影響尤為巨大。一個領域內的統治者為確保其政權的穩固，往往「通過依靠他的可以信賴的軍人組成的扈從在他自己和那些完全是作為統治客體的下層民眾之間架起橋梁」，為此他「從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區中賜給他們土地作為采邑」；而他的直接封臣又「時常把他們自己的采邑分成小塊授予他們的扈從成員」。這種土地的分封，乃是蠻族統治者試圖把個人關系的框架納入正在運行的統治結構的過程，其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作為個人聯盟的國家 封建社會最初是一種「軍事性的社會」。[5](p.249)而隨著公元6-8世紀法蘭克人統治的擴展，這種政治運作機制也逐漸擴及了整個西歐。
但在公元9世紀中葉以前，西歐所存在的還只能算作是一種「准封建」(quasi-feudalism)狀態，只有在查理曼帝國崩潰以後，西歐的封建主義才步入其成熟時期。[6](p.353)所謂「准封建」狀態與成熟的封建主義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封建領地是否世襲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蘭克王國中，統治者給予其封臣領地只是作為該封臣個人對其效忠的一種報酬，封臣對領地的擁有有一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終身，當封臣去世後其領地將由統治者收回。[7](p.160)通過這種方式，法蘭克國王們避免了政治統治的分裂。此外，在8-9世紀法蘭克王國興盛時期，商務貿易和貨幣仍然通行，統治者還能用貨幣來酬常其臣屬，[8](p.82)故封地並非是獲取效忠的惟一手段。事實上，查理曼很注意國家權威的完整性，他對分封領地非常謹慎，除了恰巧駐在邊境上或蠻族所居地區的伯爵以外，查理曼「從不授給任何伯爵一個以上的郡」，他的理由是：「憑那份進款或那份地產……我就可以使某個臣屬效忠，而他也會像隨便哪個主教或伯爵一樣好，或者還要好些。」[9](p.50)這種政策的實際效果是使貴族的領地保持在較小的規模並與基督教會的教區體系犬牙交錯，從而排除了貴族領地獨行其是的危險性。
然而，查理曼死後，卡洛林帝國便陷於內戰不已，並遭受來自馬扎爾人、維金人和阿拉伯人外來入侵的混亂局面，查理大帝約束大貴族割據傾向的努力付諸東流了。查理曼子孫之間的骨肉相殘致使帝國權威急劇衰落。查理曼的幾個孫子為擊敗競爭對手，爭相拉攏一些有權有勢的大貴族，而在戰亂頻繁、貿易中斷的情形下，貨幣失去了它原有的價值，土地成為君主收買臣屬的主要手段。於是，他們拋棄查理曼那套限制貴族領地規模的策略，開始允許同一個人擁有不止一個郡的領地。當一些貴族因領地膨脹而實力大增時，國王們自然而然地又向他們作新的讓步，給予他們對其領地的世襲權利。西法蘭克王國的禿頭查理開此風氣之先，877年他頒布詔令，承認由兒子繼承父親領地的做法。在北義大利，由於查理曼長孫羅退爾的軟弱，貴族領主的獨立更加徹底。當奧托一世及其後人征服該地時，羅退爾被迫承認北義大利諸侯世襲制的既成事實。在東法蘭克王國境內，領地世襲化要稍晚一些，但在康拉德二世(1024-1039)時期，以1037年著名的《米蘭敕令》為標志，神聖羅馬帝國內的貴族領地也世襲化了。《米蘭敕令》確立的原則是：任何領主（無論主教、修道院院長、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領主）都不得被剝奪其領地，除非是按我們祖先的法令由其同級領主集體裁決他犯了罪；附庸在認為受領主或同級領主不公正對待而可能失去領地時，可以向帝國最高法庭上訴；領主的領地應由兒子或孫子繼承，如無子嗣則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異母的兄弟繼承。[10](pp.383-384)
領地世襲化的意義是領主把所屬領地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王權或政府權力連帶地產—起分散給了權貴，再無王權能予回收。大世襲領主在自己的世襲領地上可以獨行其是，全權管理領地內的各類事務，排斥王權對領地內部事務的干預。他們可以進一步分封聽命於己的附庸，並設置法庭來解決附庸之間的糾紛。[11](pp.45-50)亨利·哈蘭姆總結了封建主義鼎盛時期法蘭西的封建主擁有的特權：(1)鑄造貨幣；(2)發動私人戰爭；(3)除向領主提供財政支援外，免除一切公共捐稅；(4)擺脫司法控制；(5)在自己的領地內行使司法權威。「這些特權是如此地廣泛，與一切主權原則如此地相對，會令我們從嚴格的意義上把法蘭西看作是一個諸多國家的聯合體。」[7](p.205)
這種中央政府權威被排擠出地方政治領域的事態，與歐洲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聯系在一起。與9-11世紀西歐普遍的領地世襲化進程同時進行的一個事態是，伴隨著內戰和私戰的綿延及外族的不斷入侵，自由民得不到王權的有效保護，他們被迫依附於當地的強大領主以求在混亂時日得以生存。自由民依附領主的方式是將自己的土地奉獻給某個領主，再在封建條件下取回這份土地；更流行的方法是自由民被迫承認自己是某個領主的臣屬，從而承認從來就不存在的所謂地產的「授予」；作為領主的附庸，自由民獲得了領主的庇護，但同時必須向領主履行提供勞役等義務，他們的人身自由被大大剝奪，淪為了農奴。這個進程在遭維金人入侵最嚴重的西法蘭克王國地區發展最早，逐漸也擴散到義大利和德意志。由於有了大批農奴的依附，封建領主就掌握了更堅實的經濟基礎，因此封建主義從最初的軍事性機制擴展為組織經濟生產的紐帶。[12](p.38)由封建主義組織的經濟是一種封閉型的自然經濟，西歐各地普遍修築起來的城堡（註：城堡的興起在西法蘭克地區發生較早，在德意志則較晚，大約到11世紀後期才出現，見J.W.湯普遜：《封建時代的德意志》(James Westfall Thompson:Feudal German)，芝加哥，1928年版，第304頁。）則是這種經濟形態的象徵。隨著封建主義的成熟，西歐的城堡結構也逐步改進，在西法蘭克地區，10世紀時的木結構堡壘建築讓位於11世紀以後的石塊建築。城堡強調了這樣的事態，「即領主的權威是基於擁有土地基礎上的地方性現實」；它是力量的象徵，雖然有時是用作鎮壓的武器，但也被當作保護周圍村莊的手段。「領主和附庸、僕役和農民在城堡內高大的廳堂中一同按序進餐，這反映出這些人組成了一個由雙向性義務約束的、存在於國家之內的社團
城堡是西歐封建社會的基層核心，但在最高王權與最底層的農奴之間，不止是有一層領主，而是有好幾個層次，每個領主都可將自己的領地劃成數塊封給自己的屬下，從而形成了一種金字塔形的階梯網路。一個大領主相對於國王或皇帝來說是附庸(vassal)，國王和皇帝是他的領主(lord)，但相對於這個大領主自己分封的中小貴族來說他就是領主，由他分封的人則是他的附庸；依次類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騎士。各級領主與附庸相互按契約承擔責任和義務。在歐洲大陸，通常情況下附庸只對他的直接領主負責，形成了所謂「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則。但英格蘭的情形有所不同，1086年，征服者威廉召集全體大小封建主宣誓盡忠王室，各級領主便與英王發生了直接的主臣關系。[14]這是英國封建主義的特點。事實上，歐洲各地區領主與附庸間具體的責任和義務及運作方式各有所差，並無統一的規則；神聖羅馬帝國的封建制度與英格蘭的封建制度大相徑庭，法國與西班牙的情形相去甚遠，德意志與義大利的做法也不盡然。這正是西歐封建主義之「非系統性」的一個方面，恰如著名史家威爾斯強調的那樣：「處在其鼎盛時期的封建主義什麼都是，就是沒有系統性。它是粗略組織起來的混亂狀態。」[15](p.638)
不過西歐的封建制度畢竟還有一些普遍性的規范。總的來說，封建領主與附庸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雙向的權利和義務的關系，他們必須相互承擔一系列的責任和義務。領主除給予附庸封地作為其武器、衣食等費用的資源外，還有保護附庸不受任何傷害的責任，而附庸則必須宣誓效忠於領主並向領主履行諸種義務，大致包括應領主之召隨領主征戰、協助領主處理行政和司法等事務、遇領主有特殊事情（如領主被俘需贖金贖身、領主之兒女婚嫁等）時捐獻款項等。[10](pp.367-368)附庸必須遵守封建契約中規定的各種應盡義務，否則就是犯「大罪」(Felony)，有可能失去采邑；而如果他能履行義務，其采邑即可父子相傳，領主不得無故籍沒。同樣，如果領主不能盡到保護附庸的責任，或對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對領主效忠的誓言。12世紀後期開始有一些法學家闡述封建主從關系，這些受羅馬法影響的采邑法法學家們非常注重「領主對領地的權利」(dominium directum)和「附庸的權利」(dominium utile)之間的區別，[2](p.220)他們對兩者的權利給予了同等的重視，認為「封建依附關系是一種對雙方都有約束而不只是約束附庸的契約」。[16](pp.98-99)阿拉貢王國貴族向國王效忠的傳統誓言是最好的佐證：「與您一樣優秀的我們，向並不比我們更優秀的您起誓，承認您為我們的國王和最高領主，只要您遵從我們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無效。」[17](p.54)
世襲化的封建領主們珍視他們的權利，堅持這些權利對他們來說就是一項維護榮譽的神聖事業；與這項事業相比，對上級領主的忠誠——在最高層次上即是對王權（也即國家權力）的服從——似乎只能處於次要的地位。1022年布盧瓦公爵厄德致其領主法國國王羅伯特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了封建主的心態。布盧瓦公爵在得知國王將通過一次法庭審判來剝奪他的采邑時，拒絕出席受審而代以致信國王以示抗議。他在信中稱：「……任何人都會認為我配得上繼承〔財產〕。至於我從你那裡領得的采邑，很明顯它不是你以國王身份而擁有的，而是我感謝你的恩寵通過從我的祖先那裡繼承而得到的……真的，我為什麼不能去捍衛我的自尊？我要求上帝證明我自己的靈魂，我寧可死得光榮而不願生活沒有自尊。」[4](pp.36-37)
基於這種信念，中世紀領主與領主之間、領主與附庸之間發生爭執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一些爭執能通過同級領主的集體裁決或上級領主法庭的仲裁得到解決，但還有一些爭執靠裁決無法解決，便只能訴諸武力，由此引發的貴族之間的私戰十分普遍。13世紀中葉法國國王再三頒布禁止王室直屬領地內附庸間相互私鬥的詔令可證明這類私鬥的普遍性。另一個證明貴族私戰普遍性的佐證是基督教會約束私戰的努力：9世紀末法蘭西地區幾次宗教會議（989、990、994年）規定了一種稱作「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的慣例，號召封建主和封建武士在一定的期限內不劫掠教會財產和老弱病殘人等。此慣例在11世紀中葉時在歐洲其他地方得到推廣，名目變成了「上帝的休戰(Truce of God)」，封建武士被要求去支持教會，每周從星期三日落至星期一日出期間停止一切爭戰。[10](pp.412-417)但從相反方面去理解的話，「上帝的休戰」意味著封建武士還能在一周的其他三天中用武力來解決相互間的爭端。
封建主們與國王及皇帝之間的爭執，也應包括在私鬥范疇內，因為在封建主們看來，君主並非最高權力擁有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是附庸，即上帝的附庸。封建權利的維護者、《保衛權利反對暴君》一書的作者宣稱：「上帝授予國王到其王國，與附庸被其領主授予采邑的方式幾乎完全相同。我們必須得出結論：國王是上帝的附庸，他們如果犯了大罪，也必然要被剝奪他們從領主那裡得到的權益……既然上帝占據著最高領主的位置而國王是附庸，誰敢否認我們必須服從上帝這個領主而非身為附庸的國王呢？」[16](p.99)那麼由誰來行使這種對君主的剝奪？自然是那些自認為代行上帝旨意的封建主，他們往往以上帝之名義集體反抗君主。如在13世紀初反抗國王約翰的英國貴族武裝的首領便自稱是「上帝和神聖教會之軍的統帥」，[18](p.67)這場爭斗以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告終，英國貴族成功地限制了國王的權力，也保護了自己的許多權利。
在德意志地區，封建諸侯對抗其領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意向更加堅決。德意志的封建割據勢力源於日耳曼部落軍事首領制，查理曼曾對古老的諸日耳曼公爵權勢進行大力抑制，但始終未能將其徹底根除。在查理曼死後，東法蘭克王國境內諸侯割據局面逐漸又恢復起來。從奧托一世起，神聖羅馬帝國不乏有雄才大略、武功赫赫的皇帝，但在德意志內部，他們始終只能是幾個大諸侯中的第一人而已，故日耳曼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王冠相繼在薩克森家族(919-1024)、法蘭克尼亞家族(1024-1125)、薩克森家族(1125-1138)、斯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家族(1138-1254)間輪換傳遞。日耳曼人幾大公國的首領可以承認國王和皇帝的職位，也時時向皇帝宣誓效忠，但他們決不願承認他們從國王處獲得他們的公國，或者說從國王處得到他們的領地，他們聲稱他們的領地是「太陽采邑」(Sonnenlehen)，即取自太陽的領地，以此來強調他們的完全自由。[19](pp.293-294)一旦時機來臨，德意志諸侯總是毫不猶豫地反抗皇帝權威，堅持自己獨立的權利。
封建主義政治機制便是這樣建立在各級領主與附庸個人之間很不穩固的行為規范基礎之上。這套規范，本質上是屬於私法范疇內的東西，它們不能與現代國家的那種公共法律混為一談，現代意義上的公法在中世紀的歐洲幾乎完全不存在。故有學者稱「在封建國家裡，私法取代了公法的地位」。對此威爾斯作了這樣的補充：「更確切地說是公法淪喪並消失了，而私法則來填補了這個真空；公共責任變成了私下的義務。」[15](p.640)
由於領主—附庸間階梯型網路的破毀，封建國家的界限也是雜亂無章，一個君主所統治的東西，不是對某個確定的地域的統治，而是他手中所掌握的「權利」之延伸。在所謂的封建「權利」中，由聯姻所致的王朝繼承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中世紀乃至近代早期的歐洲，王朝繼承在國際政治中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通過王朝世襲體系安排的個人繼承是國家生存的自然夥伴，王室成員之間的聯姻可以導致國家像財產一樣合並或甚至瓜分。因此，「外交家們將大量的時間花在嫁妝事宜上，嫁妝事宜乃是有關遺產繼承或潛在遺產繼承的一種國際交易」。[21](p.94)這種情形，在法國加佩王朝(987-1328)時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路易六世(1081-1137)安排其子路易七世(1137-1180)與阿基坦(Aquitaine)家族的女繼承人愛麗娜結婚，有望使普圖瓦(Poitou)、桑頓日(Saintonge)和蓋亞那(Guienne)等大片領地並入王室直屬領，使法國王室領的規模擴大整整一倍。但1152年愛麗娜與路易七世的離婚卻一下子使這個成果消失殆盡，而隨後愛麗娜與安茹伯爵亨利（英國國王亨利二世）的再婚更使法王的這個附庸的領地擴大到可怕的規模。[22](p.107)
基於時時變化的聯姻繼承體系和不確定的私人契約關系，封建國家（如果姑且把這些君主的領地稱作「國家」的話）的疆域顯得極其模糊。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統治著英格蘭，同時又是諾曼底公爵、安茹伯爵、圖棱伯爵和曼恩伯爵，他的許可權「從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脈」，英格蘭只是他的行省之一。但是，他作為諾曼底等領地的領主，又應是法國國王的附庸，因此他得去巴黎拜見法王以示忠誠。[23](pp.184,187)而此時的法國國王名義上是亨利二世的領主，對亨利二世的英格蘭王國並無統治權，就連對諾曼底等地，他實際上也無法行使有效管轄。法國國王腓力普二世在決意控制諾曼底之前，先得在1202年以領主身份剝奪英王約翰在法國的采邑，隨後再派兵攻佔諾曼底公國。[24](p.7)而當1213年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廢黜約翰並邀腓力普二世出任英國國王時，法國國王甚至可能把英格蘭歸入他的個人統治。[25](p.32)確定法國國王的統治區域是一件為難之事，雖然法蘭西王國理應含括大致相當於原西法蘭克王國的疆域，但當時人卻往往只把巴黎周圍的那一小塊王室直屬領地視為法國。遲至13世紀末，當法國國王的權力已大大擴展之時，法國南部一些地方如土倫等地的官員還習慣於說「派信使到法蘭西去」，他的意思是派人去巴黎。[26](p.388)同樣，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名義上是德意志、北義大利眾多諸侯的領主，但他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卻極為軟弱。可他作為西西里國王，卻能在這個基督教國度的外圍地區行使著極其嚴酷的統治，剝奪了貴族、教士和城市的諸多權利。此外，他又在1229年加冕為耶路撒冷國王，使自己的權力伸展到地中海東岸地區。[27](p.466)
這些缺乏穩定疆域范圍的西歐封建國家的君主不僅對內無法實行統一的管理，對外也不能以主權者的身份進行平等的交往。一個典型的事例是，1329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訪問法國，在亞眠受到法國國王腓力普五世的熱情接待，但愛德華三世對是否應向法國國王表示臣服（按慣例是採用交握雙手置於領主兩手之間的儀式）遲疑不決，他的謀士建議他等回英國查閱有關古代契約後再決定對待法國國王的禮儀。在查閱了舊有契約後，愛德華三世致書腓力普五世稱：「吾等已查悉〔英王對待法王的〕禮儀若何，故謹致此函告知，吾等在亞眠尊奉法國國王之禮儀應是臣屬朝見領主之禮。[10](p.366)此事件表明，英法兩國的關系主要取決於兩國君主的祖先之間訂立的契約規范，而不是由國家間的平等法規來決定。九年之後，愛德華三世為對抗腓力普五世，積極地追求同神聖羅馬帝國結盟，他與德意志皇帝結盟的方式是向皇帝巴伐利亞的路易斯效忠，自願作皇帝的附庸，皇帝則封愛德華三世為皇帝在德意志西部的代理，隨後愛德華便召集西德意志諸侯，要求他們出兵為他進攻法國國王。[28](p.22)可見，中世紀西歐國家之間的聯盟也是建立在個人契約的基礎上的，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性質完全等同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不過在層次上有所差別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卡爾頓·海斯聲稱在中世紀歐洲沒有「國際關系」。[29](p.3)
⑧ 黑手黨（mafia）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義大利黑手黨，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組織最嚴密、臭名昭著的黑社會組織，義大利人稱其為馬菲亞。
早期的馬菲亞是由封建土地的轉租者及其打手構成的黑幫組織，他們利用手中的武器，殘暴的對待農奴，殺人如麻。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這個一開始就崇尚暴力的馬菲亞很快就蛻變成了一個暴力犯罪集團，敲詐勒索，無惡不作二十世紀初，義大利黑手黨已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黑社會組織，形成了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黑手黨家族。他們不斷擴大勢力，插足於各行各業。為了達到掠奪、霸佔的罪惡目的，大肆進行搶劫、焚燒、械鬥、綁架、槍殺等活動，逐漸形成了由幾個家族壟斷某個或幾個行業的黑手黨幫派。幫派內部組織嚴密，等級森嚴，分工明確，並有著不成文的幫規，使用著獨特的暗語和黑話。在此基礎之上各幫派還組建了一個更高層的委員會，他們稱其為榮譽社會，以解決幫派間的矛盾沖突。
對於行業的壟斷，使黑手黨逐漸把勢力范圍擴大到了城市，並且開始了同上層官僚機構的接觸。為了尋找幫凶，他們在政府要害部門安插黨徒。選舉的時候，更是不惜採用賄賂和暴力手段，壟斷地區選票，操縱局勢，推舉親信上台。雖然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但黑手黨們憑著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大批亡命之徒，常與一些政客及其政治集團相擁在一起。
不僅如此,黑手黨還加強了對合法經濟的滲透。他們大量投資於那些能取得巨額利潤、能夠隱藏非法來源和有可能達到統治市場的部門。這樣非法獲得的錢財經過洗錢後就進入了合法企業，以商品和服務的形式重新出現。
二戰前，墨索里尼上台執政時期，曾對義大利黑手黨進行過極其殘酷的血腥鎮壓，使之強大的勢力幾乎銷聲匿跡，卻也意外的促成了義大利黑手黨在海外，特別是在美國的發展。
伴隨著移民浪潮一起湧入美國的西西里黑手黨們，在他們踏上這片土地的同時，也把在義大利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組織體系和行動規則發展性的帶到了這里。加之，192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禁酒令，又給美國的黑社會組織造成了空前發展的機會，他們乘機大肆生產和販賣私酒，積累了大量的資金。西西里黑手黨與美國黑手黨的關系也因此更為密切。
二戰期間，盟軍利用美國和義大利兩國黑手黨的關系順利的登上了西西里島，很快的解放了義大利，而黑手黨也獲得了死灰復燃的機會。
二戰後，黑手黨的活動更加猖獗，他們將罪惡帶到了義大利的每一個角落。可是好景不長，由於新舊黑手黨的矛盾，激烈的火並事件頻頻發生，黑手黨分子、無辜百姓的屍體橫飛街頭。到了七十年代，新黑手黨終於佔了上風，開始大搞毒品走私，並逐步與各國黑手黨聯手，進行非法的勾當。這些引起了義大利政府和人民的強烈不滿，加之黑手黨們殘忍的殺害了一些警察和政府官員，一場史無前例的反黑浪潮在義大利全國大規模地展開了。
《光明日報》曾經刊載一篇題為《西西里黑手黨改頭換面》的文章說，義大利西西里島黑手黨經過10多年的「改革」，組織體系、成員機構、行動戰略都發生了巨大改變，已經成為一個更隱蔽、更具野心和更難對付的犯罪組織。現將文章摘發如下：
1993年之前，義大利黑手黨曾一度實行「挑戰政權」、同國家正面對抗的戰略，一大批代表國家意志的正直官員被黑手黨殘酷殺害，其中包括有被譽為「反黑手黨的旗幟」和「活的黑手黨資料庫」的義大利著名大法官法爾科內，西西里大區主席馬塔萊拉，前憲兵司令、西西里省督基耶薩將軍等人。
黑手黨猖狂肆虐，激起天怒人怨。義大利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緊急法令，成立全國反黑機構，調集軍隊開進西西里，對黑手黨展開全線反擊。到了1993年1月，兇殘暴戾的黑手黨元兇里納被抓獲，黑手黨自古相沿的「奧梅塔」（一種攻守同盟的幫規）崩潰，其最高領導機構「庫波拉」的絕大多數成員和數千名黨徒落入法網，黑手黨陷入它有史以來的最深重危機。
此時，曾長期躲在幕後襄助里納、現年71歲的普洛文扎諾成為黑手黨一號首領，並對西西里黑手黨的組織體系、戰略和策略進行了重大調整和「改革」。 根據警方掌握的情況，目前黑手黨沿循半個世紀之久的金字塔式結構已不復存在。其基層轄區進行了重新劃分，由家族首領選舉的區長職位和省級委員會被取消了，「庫波拉」也被一個類似政府的領導機制所取代。新的組織結構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由普洛文扎諾和絕對效忠他的6名「顧問」組成，這些顧問是黑手黨內的「專家」，分別主管毒品走私、工程承包、財務及武裝力量；第二層次是巴勒莫、阿格里琴托、卡塔尼塞塔等西部三省的黑手黨強勢家族的重量級人物；第三層次是西西里的所有黑手黨家族。
經過一場「大反思」，黑手黨放棄了「挑戰政權」的一切行動，轉而實行「無聲戰略」。新的戰略要點是：避免內訌和相互爭斗；向國家機構迂迴滲透；集中精力攫取財富和權力。
黑手黨現在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很多企業，部分黑手黨家族又重操20多年前的舊業，進行大規模國際販毒。
總的說來，目前黑手黨已與里納時代有很大不同。在西西里生存演化已逾4個世紀的這顆毒瘤，在可預見的將來還難以除掉。
相關：
義大利黑手黨老大普羅文扎諾在西西里被捕
2006年4月，義大利內政部長宣布，被義大利警方通緝42年之久的義大利黑手黨頭號老大，號稱西西里「隱形人」和「黑老大的黑老大」的貝爾納多·普羅文扎諾，於當地時間11日在西西里被捕。
《教父》主角故鄉被捕
據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的地方警方稱，普羅文扎諾是在距離巴勒莫南邊59公里的小鎮科萊奧內被抓的。這個地方曾因是電影《教父》中主角的故鄉而聞名。
就在上個月，普羅文扎諾的前律師還曾告訴義大利報紙，稱普羅文扎諾已經死了。他說：「警察在義大利找了他幾十年了，都沒有結果，他很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
科萊奧內鎮前鎮長在得知普羅文扎諾被抓的消息後，立即發表聲明，對警察和檢察官的行動表示了高度贊賞。
雙手曾經沾滿鮮血
義大利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動了空前規模的掃黑運動，幾乎搗毀了黑手黨的整個領導層，包括「老大」薩爾瓦托"里納在內的大部分「骨幹」相繼落網，黑手黨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
里納的繼任者即為普羅文扎諾。普羅文扎諾綽號「野獸」和「推土機」。據說，光他親手殺死的就在40人以上，可謂雙手沾滿了鮮血。他曾是里納的副手，負責掌管所謂的「死亡間」。「死亡間」指的是他家鄉科萊昂內附近一座用於「清除異己」的建築。在他成為黑手黨的老大後，他終結了科萊昂內和巴勒莫兩地幫派之間的血腥爭斗，由此發生在西西里乃至義大利的兇殺案數量也大大下降了。
在普羅文扎諾的管理下，西西里黑手黨開始了有史以來的最大的變革———不再參與諸如販毒這類風險極高的跨國生意，將精力用於本土勢力的擴張上，插手政府和私人大型的有油水可撈的工程。他們甚至還將大量資金投到了衛生保健領域。
電腦合成照助捉拿
摧毀打擊黑手黨一直是義大利警方的一大難題，而對付黑手黨最高頭目、全國頭號通緝犯貝爾納多"普羅文扎諾更是難上加難。
由於普羅文扎諾有多處藏身秘巢，且應對「危機」有足夠的經驗，所以普羅文扎諾潛逃40多年都未被抓獲。普羅文扎諾還善於隱藏身份，常使用化名出現在各個場所。
幾十年來，為捉拿普羅文扎諾，義大利警方通過國際刑警發布了全球通緝令。但由於沒有其面容的最新照片，一直未能成功。警方手頭僅有的5張照片也攝於30多年前。後來義大利警方根據一名黑手黨背叛者於2002年在供詞中提供的對普羅文扎諾的描述，通過電腦合成製作出了普羅文扎諾當前的照片。
新合成照片上的普羅文扎諾頭發花白稀少、面容瘦削憔悴。隨後，警方將此照片在全球發布，終於在11日將其抓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