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什麼是典當行做什麼的
典當行 典當行業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關於典當、典當行及典當業的產生與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典當行為的出現：典當在我國最早見諸文字記載的是《後漢書》，書中描述，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甘陵相劉虞奉命攻打幽州，與部將公孫瓚發生矛盾。「虞所賁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劉虞原打算把受賞之財質押外族，卻被公孫瓚劫掠。這是歷史上將「典當」二字最早連用的一次，是把典當活動作為一種社會經濟活動加以記載的。它表明，典當在中國至遲興起於東漢，中國是典當行為產生最早的國家之一，距今已有1800年的歷史。
典當機構的產生：被稱為典當行或當鋪的典當機構在中國產生於南北朝時期。《南史·甄法崇傳》中記載，宋江陵令甄法的崇孫甄彬（時屆南宋），「嘗以一束薴就州長沙寺質錢，後贖薴還，於薴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這里提到的寺庫，指的就是寺院經營的專門當鋪。另在《南齊書》中記載：「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韶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幌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總之，佛寺兼營典當或專門的典當機構，在中國至遲起源於南朝，距今已有1500年的歷史。
外國典當行的出現，一般認為是在歐洲中世紀前期。如10世紀～11世紀，流亡歐洲各地的許多猶太人便操此營生。據史料記載，西歐各地的猶太人都變成了典當業者，以物品質押為條件放款取息。
典當行業的形成：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曾指出，隨著南朝佛寺典當經營活動的興起和普及，一個專門從事以物質押借貸的行業即典當業逐漸形成。不過，南北朝時期的典當業還處於萌芽階段，屬於寺院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直到唐代，中國典當業才真正跳出僅為佛寺獨家經營的狹小圈子，成為整個社會十分走俏和蓬勃發展的古代金融業。在外國，典當行的形成同樣是在中世紀。猶太人大辦典當行，使典當業日益興起，並使歐洲成為世界典當業的發祥地之一。
以上史實告訴我們，中國典當行至遲起源於南朝，最早的經營者是佛寺僧人，但當時並沒有典當行或當鋪的稱謂，一般叫做寺庫。至於外國典當行的建立，根據現有史料的記載，應當晚於中國，但至遲起源於歐洲中世紀前期。這是各國專家和學者最基本的共識和定論。
[編輯本段]典當行的概念
典當行，亦稱當鋪，是專門發放質押貸款的非正規邊緣性金融機構，是以貨幣借貸為主和商品銷售為輔的市場中介組織。
因其在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歷史上均曾存在過，故不同民族的語言都用固定的詞彙予以表達。典當行的英文名稱是Pawnshop；法文是mont-de"piete；德文是Leihhaus；義大利文是monte depiete；日文是質屋。
盡管各國所使用的文字多有差異，但對典當行定義的闡述卻是基本相同的。《美國網路全書》指出：典當行是"借款給以個人財產作質押者之機構"。並採取歐美國家流行的做法，將典當行界定為典當商，認為"典當商是從事以個人財產質押借貸生意的? "。另如美國《華盛頓州典當法》規定："典當商指任何一個全部或者部分從事以個人財產質押擔保、或者以押金或出賣個人財產作為擔保、或者以買賣個人財產作為擔保而放貸生意的人。"《印第安那州典當法》則規定；"典當商指任何從事以押金或個人財產質押、或者以出賣個人財產作為還款保證而提供貸款的個人、合夥、組織或者公司。"
英國對典當行的表述大同小異。《1872年典當商法》第6條規定：典當商指"開有一家店鋪，以買賣貨物或者動產、或者以貨物或動產質押發放貸款的人。"這家店鋪即典當行指"典當商的住所和倉庫或者其他做生意的場所或進行交易的場所"。加拿大從英制，該國《1996年哥倫比亞省典當商法》第2條，照搬100多年前英國典當法律中關於典當行的定義，概念絲毫不差。
在法國，典當行屬於政府授權的六類信貸機構之一，其官方名稱為"市政信貸銀行"。《1984年法國銀行法》第18條規定："經批准作為信貸機構的包括銀行、互助或合作銀行、儲蓄節儉機構、市政信貸銀行、財務公司和特殊金融機構。"這表明，法國的典當行是從事部分銀行業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典當行在德國和義大利則非屬於政府金融機構，而是民間金融業的一員。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信用業法》規定：典當行是"根據動產出質提供貸款的典當業企業"。《義大利民法典》指出：典當行是"被授權經營典當業的機構"。而在澳大利亞，該國《1997年新南威爾士州典當商與舊貨商法》也規定："典當行是特色突出的典當業載體和二手貨交易者。"
[編輯本段]典當的氏史沿革
綜合史料來看，中國典當業的歷史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即唐宋兩朝至明代中期，明代中葉至清代前期，清末民初至新中國建立。每個階段又各有其時代的鮮明特點。
1．唐宋至明初的典當
典當自南北朝產生以後，曾一度局限於寺院經濟。然而從唐朝起，典當行按東主的身份地位和資金來源劃分，開始出現多種類型，即除了僧辦以外，還有民辦和官辦性質的典當行。其中民辦即地主商人涉足，而官辦又有官僚自營和政府投資兩種，從而打破了寺院質庫的單一典當模式和典當一統天下。
唐朝國力強盛，工商業發展加快，貨幣需求迅速擴大，這些都為民營典當業的倔起創造了有利條件。唐代民營典當行的特點之一是當本極低、當期極短，此類一般由地主或商人經營。
與民營典當行資本短少的經營者相比，皇親國戚、高官顯宦就不大相同了。例如，曾橫行唐天下數十年的太平公主，依仗其父唐高宗、其母武則天之威，不但橫征暴斂，"田園遍於近甸膏服"；而且熱衷經商之利，"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俱造，相屬於路"、"貨殖流於江劍。"以此富可敵國之雄厚資本，她又在家中開設質庫，其規模、實力可以想見。這是官僚資本最早向金融業轉移的典型例子。
唐朝政府也涉獵典當，即所謂公私質庫並舉，此風亦波及五代十國。
宋朝也有官辦典當行。北宋時，政府所設質庫稱"抵當免所"，後又改稱抵當庫、抵庫。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還曾下詔，要求官辦典當行多設集鎮，因為這些地方"井邑翕集"，屬於"商販要會處"，客源充足，生意興隆。
不過，宋朝典當行最突出的特點是典當物品的變化和僧辦，典當行的復興。
金代歷史雖短，但其典當的發展卻頗具特色。其一是廣設官辦典當行。據《金史》載，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63年)，政府在"中都、南京、東平、真定等處置質典庫，以流泉為名，各設使、副一員"。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又在"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兄二十八所"。開設這些官辦典當行即流泉務的目的，名義上是為減輕民營典當行收取高額利息給當戶造成的危害，而實際上是想藉此"以助官吏廩給之費"，由國家來壟斷對廣大人民群眾行使典當融資的權益。其二是頒布典當法規。大定十三年，政府在開設流泉務的同時，還出台了一項有關官辦典當行的法規："凡典質物，使、副親評價直，許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計之。經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贖，即聽下架出賣。出帖子時，定實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銀等第分兩，及所典年月日錢貫，下架年月之類。若亡失者，收贖日勒合於人，驗元官本，並合該利息，依新價償。仍委運司佐貳幕官識漢字者一員提控，若有違犯則究治，每月具數，申報上司。"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93年)曾以鈔5000錠為資本設立公典，稱"廣惠庫"，放貸收息。這是《元史》中披露的元代官辦典當行的若干史料之一。
2．明代中葉至清代前期的典當
元末明初，僧辦典當行急劇減少，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代之而起的主要是民辦典當行。自明中葉起，典當行無論是從數量、資本方面，還是從種類、業務方面來說，都有十分顯著的發展變化，堪稱我國典當業史上的分水嶺。明中葉時，民辦典當行中的商營典當行最為興旺發達，構成這時期典當業的一個新的特點，
即商人紛紛投資經營典當行並且成為典當業的一支主要力量。
明代當商，還具有濃厚的地區專業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州當商。論分布范圍，其觸角遍及全國。《明神宗實錄》載："令徽商開當，遍於江北。"在江南，常州府"質庫擁資孳息，大半徽商"；又浙江平湖縣，"新安富人，挾資權子母，盤踞其中，至數十家。"論資金後盾，其實力名列前茅。《明季北略》上說：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資數百萬，典鋪數十處。"江蘇江陰縣的徽商程壁，廣有資財，"開張典鋪十八處。"小說《豆棚閑話》中的那個徽州典商汪彥家，不僅有數十萬的資本，而且"大小伙計都有百十餘人"。論經營方法，其靈活技高一籌。拿利率設定來說，《金陵瑣事剩錄》描述，南京"當鋪總有五百家。福建鋪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鋪本大，取利僅一分、二分、三分。……人情最不喜福建，亦無可奈何也"。可見，福建典當行堅持高利率，是難以與徽州典當行競爭的。
進入清代後，典當業開始形成民當、官當、皇當三足鼎立的局面。這是典當自產生以來，中國封建社會歷朝所沒有的現象。民當，即所謂地主商人出資開設、經營之民辦典當行；官當和皇當則均屬官辦典當行，但二者又有很大區別。
3．清末明初至新中國建立的典當
近代以來，由於受到錢庄、票號、銀行興起和發展的影響，許多信譽卓著、財力強盛的典當行還開始從事兌換、發行信用貨幣等業務，這與接受存款一樣，都是比當年一些官辦典當行進行多種商業經營更便捷繁雜的金融活動。
典當行收當時，有時不付現錢或現銀，而是付給當戶本行發行的、可以隨時兌換的同額錢票或銀票充頂，一時期頗為流行。信用好的典當行，其錢、銀票均可上市流通，因而成了信用貨幣。民國時期，山西省政府曾特准一些典當行享有發行之權。1930年晉鈔跌價後，山西全省510家典當行有158家獲准發行典當行兌換券，總發行額134.6247萬元。當時規定一般以不超過典當行資本數額的3倍為限，然而其中忻縣民生當，因後台老闆是山西王閻錫山，故雖資本僅為1.5萬元，卻發行了高達27萬元之多的兌換券。這是典當行依仗官勢大搞金融投機活動的典型例子。
[編輯本段]典當的歷史作用
典當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歷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這種作用可以從舊時典當行所具有的社會職能方面體現出來。
1．典當行是貨幣流通的重要渠道
馬克思主義認為，貨幣在流通領域中不斷地離開出發點，又在不同所有者之間轉手的運動，叫貨幣流通。貨幣流通的過程是貨幣不斷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為商品流通服務的過程。貨幣。一經問世就成為流通手段，即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貨幣又成為支付手段，如農民使用貨幣繳納地租，債務人使用貨幣支付利息等。人類早期貨幣借貸活動的頻繁，導致貨幣的支付手段作用日益加強，而這種加強又促進了貨幣流通的發達。正是封建社會貨幣流通發展到一定高度，才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惟一的、專營貨幣借貸的信用機構--典當行。
典當行出現以後，在原有的貨幣流通渠道之外，又形成了一個新的貨幣流通渠道，即以典當行為中心、完成貨幣投放和回籠的渠道。當年最早的典當行--寺院質庫的運作，就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情形。
佛教自東漢初期傳入我國以後，歷代統治階級對其推崇備至，經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唐，廣為傳播，漸布全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皆篤信佛教，並對寺院施捨大量錢財。如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間曾三次捨身同泰寺為奴，每次又由群臣公卿湊足一萬萬錢或兩萬萬錢將其贖回。官僚富豪也競相把他們的私蓄托僧尼保管，或由其代為放款取息。而尋常百姓則認為寺院神聖不可侵犯，絲毫不敢賴債或盜竊寺院財物。此外，政府還給予僧尼種種優待，如免役、免稅等。這些都使寺院財產最為穩妥且迅速膨脹，堪稱"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為其經營貨幣借貸創造了有利條件。
寺院質庫利用手中握有的巨額資本，在社會上大規模放債取利。它一方面滿足統治階級上層如官僚地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滿足城鄉下層人民如農民、小工商業者的需要。作為信用機構，質庫把貨幣貸給不同類型的當戶，使貨幣得以從質庫流向社會；經過一定時期的周轉，當戶則將這些貨幣以債和利息的形式返還質庫，從而使貨幣又從社會流向質庫。正是這一過程，形成了封建社會前中期特有的貨幣流通渠道。據史料記載，中國5-10世紀時，寺院僧侶大都程度不同地利用質庫從事放貸活動，其目的並不在於謀得生活必需品之購買費用，而在於發財致富。這無疑是使以典當行為中心的貨幣流通渠道得以暢通無阻的基本動力。如唐中期福田寺的常儼法師，"與常住鋪店，並收質錢舍屋，計出鏹過十萬余資"，便是明證。
2．典當行是商業募資的有效途徑
典當行在本質上是具有商業性的金融組織。作為商品經濟的產物，它必然要參與商品交換並為其服務，從而賺取利潤，維持自身生存。
典當行的商業性首先表現為，它在產生初期主要擔負著籌措資金的任務。自南北朝(420-589年)以來出現的質庫，雖然是人類最早的信用中介，但頗受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故實際上還是尚未獨立的、完全依附於寺院的一個經濟部門，或者說，是寺院經濟多種經營方式中的一種。
當時，佛教與商業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上層僧侶坐食空談，奢侈腐化，過著"不拼而食、不織而衣"的寄生生活，平均每人一年的衣食費用"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而要滿足僧尼如此龐大的開支，寺院除了勾結統治階級、欺騙善男信女獲取布施外，必須自籌資金，充盈無盡藏。出於這種目的，寺院的三大經濟部門--地產、商業和高利貸便各顯神通。然而，廣占良田，帶來的只是實物地租，這使經營商業成為寺院積累貨幣的主要手段。與此同時，初具規模的質庫作為高利貸的一個分支，則起著為商業募資的作用。
早期的寺院廟宇，常常坐落在市場附近或城鄉商業最繁華的街道上，因而大大便利了寺院經營的商鋪、邸店、質庫開展的經營活動。質庫為南來北往的客商人等提供服務，通過放款收息，增加寺院的總體財富，從而為寺院經濟更重要的部門--商業的興旺發達提供一定的資金保障，這也是後世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相互滲透、融為一體的開端。
典當行的商業性還表現為，它在一定條件下直接從事市場活動。隨著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典當行的財力日趨加強。特別是在其成為獨立的金融機構之後，典當行便開始兼營商業或其他副業，從而於借貸生息之外，另闢一條增殖其自身資本的新途徑。
進行糧食買賣就是典當行經商的典型例子。明末清初，手工業中資本主義因素的不斷增長，極大地刺激了商業資本的活躍。一些"豪商大賈，挾其金錢，買賤賣貴，子母相救，歲人或數萬金"，甚至"富者或以數百萬數十萬計"。商業資本的囂張，突出地表現為對重要生活資料如鹽、糧的壟斷。在這種壟斷過程中，典當行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乾隆初年，江浙、安徽一帶的典當行與商人相互勾結，大搞糧食投機，類似宋朝"谷典"。即商人每到秋收糧賤時，便以較低的買入價收購大量穀米，然後轉手以較高的賣出價當給典當行，取得質錢後再去買糧，好比批發商，通過"隨收隨當，輾轉翻騰"，"資本無多，營運甚巨"。而典當行則得以先利用當金折扣賺取差價，再將收當的糧食囤積起來，待到青黃不接之際、商人未贖之時，高價拋售，有如零售商，只等"市價一騰勇，頓取數倍息"。對此，一些朝廷命官也感到不安。乾隆十二年(1747年)，陝西道監察御史湯聘在《請禁囤當米穀疏》中指出："近聞民間典當，競有收當米穀一事，子息甚輕，招來甚眾，囤積甚多。在典商不過多中射利，而奸商刁販，遂侍有典鋪通融，無不乘賤收買。"這段話，生動地描述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彼此結合、共牟其利的景況。
3．典當行是國家財政的補充來源
在封建社會里，由於統治階級窮奢極欲，加之各種戰爭比較頻繁，致使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封建統治者往往採取各種手段進行搜刮，或通過加重賦稅來支撐局面。
朝廷搜刮的對象遍及各行各業，典當行自然也在劫難逃。唐朝中期以來，自安史之亂後，中央大權旁落，藩鎮割據日盛，兵禍連年不斷。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唐德宗因慮河南、河北"用兵月費度支錢一百餘萬"，而府庫不支數月，於是下沼，"大索京畿默商"，並美其名曰為"借"。規定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但由於受到商民抵制，政府雖動用嚴刑酷法，甚至逼死人命，造成"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搜刮"的慘況，也僅得到八十萬貫。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達到籌措軍費、充盈國庫的目的，政府便把罪惡之手伸向典當行等信用機構，遂有"少尹韋禎又取僦櫃、質庫法拷索之，才及二百萬"。可見，盡管典當行的錢是被搶走的，然而其資金儲備卻是很豐厚的，它和櫃坊中專門代人保管貴重財物的僦櫃，在暴力剝奪之下，已成為封建國家維持財政的一個重要來源。
典當行成為國家財源的另一個標志是交納當稅。封建國家的賦稅剝削非常嚴酷。除了作為正稅的夏稅、秋糧之外，歷朝歷代還有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不僅有中央政府的公開加派，而且還有地方官吏的暗中加派。明朝末年，內廷宦官多達10萬人，宮女9000人。其宗室的消費無限擴大，僅工部每年用於內廷的營建費便需銀200萬兩。最小的開銷，即宮女的胭脂費，每年用銀也高達40萬兩。為權轉頹勢、新辟稅源，天啟年間(1621-1627年)，政府曾擬向典當行征稅。具體辦法是，按照典當行資本數額稅1/10，預計全國每年可收20萬兩。盡管此舉尚未實施，明王朝就土崩瓦解了，但典當行納稅問題卻已經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
清朝入關執政後，國家迅即開征當鋪稅。據《大清會典》記載："康熙三年題准，當鋪每年納銀五兩"。當時每年可徵得11萬多兩，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財政不足。雍正六年(1728年)政府又規定，見民間開設典當，均須領取"當帖"，即營業執照，並繳納"帖捐"，同時照例按年繳納當稅。清朝末年，當稅改為預支繳納。光緒十四年(1888年)，因河工需政府令各省每家典當行繳銀100兩，作為預完20年之稅；光緒二十年(1894年)，復因海防等餉，每家典當行又須捐銀200兩。除此之外，當稅稅額亦開始陸續提高，且各地還有許多陳規陋習。
民國初期，北洋政府也在當稅上打主意。1913-1925年，全國每年平均當稅預算為70萬元左右，其中山西、山東兩省，年繳數額約達三、四萬元。盡管當稅收入不多，但它畢竟已是政府一項不願放棄的稅源。
4．典當行是調節經濟的輔助部門
古代典當行是特殊形式的信用機構，故常受到統治階級的倚重。封建國家有時還把它作為調節社會經濟發展、推行某種經濟政策的輔助部門加以利用。
『貳』 古代的當鋪跟現在的銀行有什麼區別
典當業就是利用自己的有價物價進行抵押到當鋪換取急需的金錢的行業，也就是當鋪替那些急需用錢的人借錢的當鋪，當然你想借到當鋪的錢就必須要抵押物。這根銀行業的共同之處，都是放貸的業務。不同的是典當業放貸的金額是根據抵押物的價格的摺合放貸的，比如說抵押物市場價值100塊錢，那麼典當業就按照當鋪規矩按照抵押物的10％、20％或者其他額定系數（但不超過抵押物市值）放貸。質押的人和當鋪簽訂典當合同及當票，在規定的時間內抵押人不能按時贖回抵押物的，抵押物歸當鋪所有，並且就算抵押人在規定的時間內能夠贖回抵押物但是需要交利息和放貸金額才能贖回抵押物。通常當鋪的放貸利息很高。就算按照10％的抵押物市值放貸的話，不能贖回，當鋪賺取差價是90％，能夠贖回的話，及時按照10％的利息當鋪同樣是高盈利的行業。但是銀行卻不同，向銀行借貸，抵押物在借貸合同規定的時間內不能還貸的，抵押物會被銀行按照市場價進行折價、拍賣。銀行將抵押物折價或者拍賣後金額如果超過了借貸金額的，必須還給借貸人。抵押物被變賣、折價、拍賣後金額超過借貸金額是否歸借貸人所有，是典當業和銀行業的本質區別。所以銀行業和典當業雖然都是高利貸行業，但是銀行業更加人性化而已，而典當業就很變態了。因此古代很多人當官的、有錢的都開當鋪去賺取窮人的抵押物差價，謀取高利的目的，也只有差錢的比較貧窮的人才會去典當自己的東西，所以許多窮人會破產，而有錢人不會去典當自己的東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