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被嘲笑議員怎麼樣了

1. 有傳染疾病爆發的情況下戴口罩，為何東西方的觀念大不相同

這可能真的和每個地區和國家的文化習俗不同有關的，在我們東方我們會常常看到戴口罩的情況，並不是因為我們生病了我們才要戴口罩，我們戴口罩常常是因為預防細菌的侵入，畢竟人群聚集或者環境污染都讓我們對我們所處的環境沒有信心，戴上口罩才會顯得安全些。

這沒有誰對誰不對的問題，對於西方疫情日益嚴重的情況下，除了觀念的不同外，還有囿於現實情況的問題。大量普通健康民眾戴上口罩，一則會引起恐慌，二則會讓有限的資源分走，而更需要這些防護物品的醫護人員會更緊缺，他們才是那個最需要的群體。

雖然東西方的對於戴口罩的觀念不相同，但對於疫情的恐懼是相似的，希望大家可以共克時艱，戰勝病情。

2. 義大利羅馬的議員相當於中國官員什麼職務

1、國外的選舉人員是沒有級別的，只有公務員才有職級。但在儀式上有一個排名問題，議員一般排在政府主要官員和最高法院法官之後。當然，議會制國家中，首相和內閣成員必須是眾議院議員，他們和普通議員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2、如果要對國內幹部和國外議員做一個類比，則議員相當於我國的全國人大常委。

3. 義大利黑手黨的現狀

http://ke..com/view/25505.htm
http://hi..com/atheistkk/blog/item/bcbc9d3031808f9aa8018e49.html
國際黑手黨檔案

本書的作者是著名的法國記者，現供職於法新社。本書法文版原書在面世時曾引起過軒然大波，黑手黨揚言要割掉作者的舌頭，因為他在書中寫到了黑手黨家族的內幕，法國政府因此對他進行了長達一年之久的秘密保護。書中涉及的世界各地的黑手黨的歷史和現狀，讀來的確觸目驚心。尤其是，目前黑手黨已出現了世界性聯合，黑手黨正從淺層次的暴力形象搖身變為「商業大佬」，每年至少有2500億美元的黑色收入轉進了合法企業……這一切，亟需引起合法社會的嚴重關注。

東方黑手黨

相對於西半球而言，東半球的黑手黨歷史更加長久，只不過人們不叫他們黑手黨罷了。

在日本，黑社會歷史大約可以追溯到17世紀，當時的武士常被土地主或官僚僱傭，讓他們看守賭場或刺殺敵手。後來，這些特殊的人群漸漸形成了一種向僱主致歉的行為——剁指和紋身，這些習慣至今仍保留在當地的不少黑手黨組織中。

黑手黨在日本被稱作「雅庫扎」，據估計，日本的黑手黨幫派約有三千個之多，如親和會、雙愛會、松葉會、國粹會、全港振、稻川會和住吉會等，但所有的幫派都無法與「山口組」相提並論。因為這個幫派約佔到日本黑手黨總人數的70％，是一個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黑手黨相比的、巨大的黑手黨組織，幾乎涉足於日本所有的產業。

日本黑手黨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與他們的國民好面子有關。即使在法庭上，日本人也會因面子問題而拒絕作證。黑手黨正是利用了這種心理，將大量的政府要員或企業家拉入他們的陣營中，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大阪是「山口組」的老巢，約形成於20世紀20年代，這個組織完全可以說是美國黑手黨在日本的翻版。在這一個幫派內部，還可以分出數字十分驚人的子幫派，他們大約有兩千個子幫派，總人數超過15萬。山口組與美國黑手黨、舊中國的三合會及福清幫等均有來往，它們共同組織東亞地區的販毒等活動。

三合會在舊中國的幫派組織中最為著名，它幾乎滲透到了海外的各個華人世界。在海洛因時代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以後，它將橋頭堡建到了亞洲、歐洲和北美地區。與其他地區的黑幫有所不同的是，他們將自己的同胞作為重要的掠奪對象之一，例如，在美國舊金山的華人餐館里，許多餐桌就必須向他們上交每年200至700美元的保護費。更讓人吃驚的是，這個龐大的組織竟然與各地的黑手黨有著非常良好的合作關系。法國巴黎也是三合會的基地之一，他們被當地人稱為「鯊魚」，他們出手大方，總是把眼光瞄向塞納河沿岸的黃金地帶。如今的三合會已經取代了西西里人，成為海洛因貿易的龍頭老大。他們的優勢是，能夠控制緬甸那裡的產品，提供2/3的市場需求。三合會的另一個大買賣是非法移民生意，與毒品生意相比，這種生意的風險要小得多，但賺頭卻小不到哪裡去。在舊中國香港，法律規定初入三合會的人只能判處六個月的監禁，因此，三合會一直把香港作為他們與世界接頭的窗口，在100年裡，他們至少已經將500萬名中國人偷渡到了世界各地。

俄羅斯「教父」

從地理劃分上看，俄羅斯屬於西方，但這里的黑手黨卻與東方傳統的黑幫十分相似。以蘇聯解體為契機，俄羅斯迅速地出現了新的黑手黨，他們用不到2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西里人用100年時間走完的路。與西方傳統不同的是，俄羅斯黑手黨遵循著一套獨特的倫理規則，他們的領袖常常大半生都蹲在監獄里，過著清教徒般的生活，但意志堅定，智慧出眾，因此，他們在群體中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他們所領導的黑手黨也與東方人一樣，有著十分驚人的凝聚力。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俄羅斯黑手黨在世界各地發展出眾多的幫派。莫斯科郊外的黑手黨教父是一位行政首腦；「遠東幫」教父巴達捷夫，在哈巴羅斯托克建立了基金會；國家杜馬艾塞爾吉斯，在企圖脫離黑手黨時被黑手黨人暗殺；「伊里奇幫」教父弗蘭茨，是民主黨的議員。在這些本地幫派之外，更多的黑手黨則選擇到國外建立基地：彼德利克等13名黑手黨人將基地建在了德國，「車臣幫」教父魯斯蘭開辟了莫斯科與倫敦間的軍火走私通道。當然，最著名的還要算來自加勒比海的俄羅斯「小日本人」伊凡科夫，此人崛起於阿魯巴島，與美國及南美的黑手黨均有著十分深厚的聯系，他回到莫斯科後迅速成為俄羅斯黑手黨的領袖，組織了一個堅不可摧的黑手黨家族。更值得注意的是，蘇聯解體時，大約有30萬軍人滯留在德國，他們迅速成為黑手黨網羅的對象，其中很多人最終加入了黑手黨。

俄羅斯黑手黨一進入世界，就以其大規模的綁架、暗殺和爆炸，給人們留下恐懼的印象。有時為了幾公斤的毒品，他們也會用坦克來運輸，其他像火箭筒這樣的武器則更是被經常使用。此外，他們的教父也極為講究葬禮的體面，例如，「頓河幫」教父、綽號「老闆」的科爾圖諾夫，就被葬在了著名的瓦爾科夫公墓。下葬時，有500名黑手黨人跟著他的靈柩，浩浩盪盪地穿越了繁華的街市，再現了當年西西里黑手黨教父死後的情景。

「和平的黑手黨時代」

在人們的眼裡，黑手黨一直是暴力與沖突的代名詞，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這種情況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西西里和美國的黑手黨、日本的山口組，到俄羅斯或其他地區的黑手黨新生力量，世界黑手黨正在或已經營造出一種和平相處、避免沖突的新格局，以一種全新的協作方式共同瓜分全球市場，並進入了一個「和平的黑手黨時代」。隨著蘇聯的解體、柏林牆的倒塌、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人口大流動，很多國家之間的障礙越來越小，對黑手黨來說，他們也能更加容易地從一個國家滲透到另一個國家。同時，這也為黑手黨帶來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條件。他們可以在互聯網上以一樁羊毛或飲料生意為名，談定一宗毒品或軍火買賣，而這些物資的流動，也不再需要武裝人員的押運，只需在幾層樓高的集裝箱里預備一個縫隙就夠了。

歐盟在打擊黑手黨的具體措施上差異極大，這就給新興的黑手黨提供了新的機會。一名毒裊在英國或希臘可以被判無期徒刑，在法國要被判40年，而在荷蘭只需蹲20年的牢。比利時和荷蘭的警察沒有權力監聽公民的電話；法國的警官可以卧底用金錢誘捕販毒者，但如果德國警察這樣做了，他就觸犯了法律。

全球黑手黨已呈聯合的趨勢，各國黑手黨及黑手黨幫派內部不再對抗，而是分工與合作。西西里、美國、俄羅斯、日本以及土耳其的軍火毒品組織已經全球化，形成了「東西半球的焊接」，結為一個空前的大聯盟。義大利內政部的一份文件認為：黑手黨已經「在一個全球性的棋盤上活動」。當俄羅斯黑手黨跨越到太平洋地區，不斷地把他們的新生力量輸送到美國時，他們在地球的另一端遇到了緬甸和日本的同行，隨之形成了環繞世界的連環套。德國聯邦刑事偵查局在對「卡利集團」的歐洲企業跟蹤進行了一年的調查後發現，除了柏林外，他們還在布魯塞爾、荷蘭、盧森堡、匈牙利、韓國，以及美國的各大城市都設有分公司。事實上，在今天的很多地區，混合的黑手黨團隊模型的確已經形成，如在東歐的「柏林——俄羅斯——美國」模式；在中南歐的「德國——義大利——美國」模式；在東南亞的「三合會——山口組——西西里」模式；在美洲的「西西里——美國——哥倫比亞」模式等。

變成了「商業大佬」

在20世紀90年代初，一些激進分子曾宣稱：黑手黨已經滅絕。他們的理由是：在近十年裡黑手黨直接與政府對抗的事件大大減少，而他們的內訌事件更是少之又少。這種現象的確給了人們一個良好的感覺，似乎黑手黨在80年代末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甚至連歐盟的很多領導人也持有這樣的觀點，但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十分幼稚的言論，他們不但沒有滅絕，反而以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發展著。

1993年後，位於加勒比海地區的主權國家阿魯巴島，已經成為世界各地的黑手黨休閑度假和洽談貿易的勝地和國際性合作的總部，全球的黑道生意很多都是在鮮花簇擁的酒店或賭場內談成的。

街頭武力不再是黑手黨主要的生存手段，他們已經走完了原始的資本積累階段，放棄了傳統的街頭敲詐，而以「商業大佬」的形象直接進行搏殺。在他們眼裡，街頭販毒是低層次的事業。20世紀90年代之後，他們大都從事著合法的生意，只有少數處於權力最底層的黑手黨人才會直接去干那種冒險的事。義大利官方認為，西西里黑手黨在洗凈他們的收入後，至少有50％的資金投入到了合法生意中，而在全世界范圍內，每年至少有2500億美元的黑色收入轉進了合法企業。

舉例而言吧，在澳大利亞，一個以山口組為靠山的製造公司，正在悉尼修建港口隧道。而西西里黑手黨通過希拉普企業集團，於1993年直接控制了西西里10億美元的公共工程。在富饒的托斯加尼地區和米蘭這樣的工業城市裡，他們的酒店、工廠和礦山更是遍地開花——這種營運方式在世界各地普遍流行著。

向各國政府滲透

許多國家的黑手黨正悄悄地向政府部門滲透。哥倫比亞卡利集團曾花費10億美元建立了一個研究中心，對全國每一位高層官員進行追蹤研究，對接受賄賂的人建立了錄影資料館，如果有人不按他們的指令行事，他們就會把此人的老底翻出來。

在俄羅斯，黑手黨與腐敗官僚的合作更是天衣無縫。他們用價值5美元的盧布就可以從官僚們的手中買到一噸石油，然後以140美元的價格賣到西歐，如果能取得進口貨物的許可證，則可以獲得400％甚至1000％的高額利潤。此外，黑手黨人花2000美元，就可以自由地進出國家杜馬，並免費享用那裡的午餐和國際長途電話。事實上，在今天的俄羅斯，黑手黨與官僚的聯合，已經威脅到這個國家的安全。

義大利政壇依然如故。據這里的法官估計，在今天的西西里，黑手黨仍然掌握著50萬張選票，即每五張選票中就有一張控制在黑手黨手裡。如果再加上基督教民主黨及南方同夥手中的選票，就可以佔到南方選票的1/3。他們的選票不是白得的，當選的官僚最終必將會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利益回報給他們。

在歐盟和北約東擴之際，西西里黑手黨也在東擴；他們的勢力早已延伸到了波蘭和捷克等國家。俄羅斯黑手黨在西征，他們在美國和歐盟已經站穩了腳跟。三合會和山口組也正聯手控制環太平洋地區，他們的股份正隨著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增長而不斷增值。他們一直在有條不紊地運行，這需要引起陽光下的守法社會的足夠的警覺。

4. 如果口罩能開口說話，一定會說：請別再用生命捍衛自由！

據《歐洲時報》義大利版微信公眾號「意燴」編譯報道，近日，義大利那不勒斯華人社區在via Carlo di Tocco街頭免費贈送口罩。

單看標題，以為義大利人終於意識到口罩的重要性了，而裡面的內容卻告訴我們，這一倡議由當地華人社區和華人社團發起。

盡管隨著疫情加重，歐美不少人意識到自我防護的重要性，開始戴口罩，但在整體「口罩無用」的大環境下仍被當成「異類」。

義大利首都羅馬周邊，戴口罩的行人依然寥寥。米蘭大教堂廣場上依舊有大部分人沒戴口罩。

難怪身居歐美、尤其義大利的華人甘願冒著各種風險千里迢迢投靠祖國懷抱。

疫情之下，普通人究竟要不要戴口罩？

在中國，絕對不是一個選擇問題，不戴口罩你可能都出不了小區，關鍵是在狡猾的病毒面前，你可以不在乎自己是否「中招」，但是不得不考慮會否因為自己而牽連身邊人。

總而言之，從政府導向、媒體宣傳到國民意識，武漢疫情暴發的教訓早已讓小小的口罩成為人人爭搶的「寵兒」，從2020年最暖心的「禮物」，上升到出門必備的「標配」。

常言：予人玫瑰手有餘香，對中國人而言，贈人口罩如同雪中送炭。如果沒有兩位朋友的慷慨相贈解決「口罩荒」，估計這會我還在網上一直「尋尋覓覓」直至「望眼欲穿」呢。

對於身在海外的華人來說，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即使他們有口罩，但在戴口罩問題上仍會「手足無措」，因為歐美社會普遍認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

口罩一定沒有想到在疫情面前，東西方人因它形成了兩大陣營。在東方，它是健康「保護膜」；在西方，卻被貼上了病人的「標簽」。

在美國，過去一個多月，亞裔多次遭遇「口罩事故」。在地鐵站被極端分子辱罵、推搡，甚至被暴打、刺傷。

沖突的背後，有記者認為這是歷史和文化原因造成，也關乎意識形態，很多人認為戴口罩有悖於美國人對自由和個人主義的信仰。

知乎上的網友卻直言不諱：不戴口罩是歐美人的陋習，這和文化沒啥關系。 丘吉爾說過，短暫的工業優勢讓英國人忘了自己兩千年的野蠻時代，把自己所有習慣都打上「先進」的標簽。

就拿美國來說吧，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9日報道說，CDC稱，到目前為止，這個季度已經有約2萬美國人死於流感。

都這樣嚴峻了，還不戴口罩呢，本來就是一個科學的問題，突然變成了文化信仰這么神聖不容侵犯的問題，真讓人看不懂。

如果口罩能開口說話，一定會對不戴口罩的西方人說：沒錯，健康人不需戴我，可是你敢肯定自己是不帶病毒的健康人嗎？

如果口罩能開口說話，一定會對種族歧視者說：拜託，種族歧視別拽上我，我的存在只是為了人們的健康，不是製造矛盾沖突。

如果口罩能開口說話，一定會對「口罩無用」論者說：病毒會因為你蔑視我，不懼它，就會繞開走嗎？

讓人感嘆的是「口罩事故」的背後真的是文化差異嗎？

有人說：生病的人在西方社會有被歧視的壓力，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在東方社會有被歧視的壓力。東西方社會不戴口罩的壓力來源於西方社會怕被別人認為自己是病人，東方社會怕被別人認為是一個沒有道德的人。

倘若真要扯上文化，我想是這與東方文化核心價值「道德」不無關系。道是理，是法，是規則，德，是遵理循規。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思想，是眾生平等「萬事萬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佛家生命觀。

如果口罩能開口說話，一定會對那些極端分子說：當初不是說我沒用嗎？現在咋又因為我爭吵不休？

據瑞士《新蘇黎世報》3月8日報道，德國海關近日在德瑞邊境扣留了一輛屬於瑞士公司的貨車，上面有24萬個本來要運往瑞士的口罩。

作為兩個歐洲發達國家，德國和瑞士如今從上到下都為口罩爭吵不休。

而之前的畫風是：「德國第一樁新冠肺炎訴訟與口罩有關！」一些員工自行戴上口罩，但僱主擔心帶來緊張和恐慌，導致嚇跑顧客，於是下達禁令：如果繼續佩戴，我們將把您送回家！

在瑞士，一名女議員因戴口罩而被逐，理由是「擾亂會議秩序」。

如果口罩能開口說話，一定會對心存僥幸者說：全球感染超十萬的數字，你以為你離病毒很遙遠嗎？

如果口罩能開口說話，一定會對重視槍支比重視它的人說：真正的安全感不靠槍支，自心不善，才會覺得別人是壞人。

據《華盛頓觀察家報》報道稱，美國民眾開始為防止肺炎疫情在全美爆發做准備，不過令人費解的是他們采購的不是醫用防護用品，而是大量囤積了包括手槍、步槍和彈葯、汽油在內的大量「預備用品」。因為美國人知道，在美國，每當社會遇到緊急狀況，發生騷亂基本上是一條定律，只有充足的火力更能保障你的生存。

如果口罩能開口說話，一定會對聰明又善良的人說：你願意保護自己同時也保護他人嗎？

義大利一名議員戴口罩進入議會被嘲諷，他在發言中強調「戴口罩是為大家安全著想」，並情緒激動地建議「如果你們是聰明人，早就應該戴口罩了」。

口罩一定沒想到，自己的存在，掀起了一場風波，甚至上升到戴與否，不僅關乎安全，還關乎智商問題。

對於口罩所產生的意義，英國社會學家彼得·貝爾關於SARS的一段話同樣適用於今天： 「口罩文化促生了一種休戚與共、同擔共責的感覺。」

高呼「快把口罩摘了，我們這里是自由的國度的」人們，是不會懂得什麼才叫作患難與共，什麼叫作社會責任感。

如果民主與自由不是建立在尊重自他生命的基礎上，那麼這樣的民主與自由，在狡猾的病毒面前，終將付出更多生命的代價。

如果口罩能開口說話，一定會哀婉地嘆一聲：2020年，我太南了。拜託您暫且犧牲小小的「自由」，別再用生命捍衛「自由」！

相信摘掉我，指日可待！

文： 伊西可見 (清歡李李）

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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