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難民在福建哪裡

⑴ 是誰提出讓中國接收難民

是聯合國難民署，希望中國也負擔安置一部分難民。

聯合國難民署於1980年2月在中國設立了辦事處，當時是為了應對大批躲避1978-79年中越戰爭的越南難民。

大約有30萬名印度支那難民（拒信大部分原來就是華裔）現已在中國六大省份定居：廣東、廣西、福建、海南、江西和雲南。他們在中國待了超過30年，已經完全融入了當地的生活。

直到2015年11月底，中國已經有795位聯合國難民署「關注對象」，其中154位是難民（基本上都來自於索馬里、敘利亞和阿富汗）還有641位尋求避難者（大部分來自奈及利亞、利比亞和烏干達）。以上數據由聯合國難民署駐北京辦公室代表米歇爾·曼卡·迪·尼桑（MicheleMancaDiNissa）提供。

目前的滯留在中國的難民主要是一些動亂國家原來在中國的留學生，突然之間他們的祖國陷入戰亂，他們無法或者不敢回去，只好申請難民滯留中國。

聯合國難民署（UNHCR）稱大約有800位難民現在暫留中國，等待被安置到其他國家。雖然他們很感激難民署的幫助，但許多人覺得沮喪無助。

難民說：「人們需要明白，沒有人想成為難民。我們沒有錢或物質需求，我們只求平安。如果人生時刻處在危險之中，而自己又沒法保護家人，其他什麼都變得不重要了。」

為中國沒有接受尋求庇護者，幾乎所有中國城市難民都被重新安置到其他國家，包括去美國、加拿大、瑞典、法國和澳大利亞。

從獲得難民地位到獲得重新安置他國要用兩年的時間，雖然程序完成時間大部分是取決於接受國。曼卡·迪·尼桑說道。

在此期間，難民因為其難民身份，沒辦法工作，所以不得不靠著聯合國難民署的微薄補貼生存，最多能得到每月1000元（154美元）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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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交世界盃」形容正在召開的第71屆聯合國大會毫不誇張：聯合國193個會員國的國家領導人和高級代表出席，其中中國總理李克強是首次出席，美國總統奧巴馬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則將上演「告別秀」；反恐、英國脫歐、土耳其政變等過去一年來國際政壇風雲的變幻，這幾天都會在聯大舞台上集中展現。

而李克強總理在這場外交大舞台上的「首秀」引人關注。有媒體用「在聯大這個國際外交大舞台上成功增加了中國在國際上應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來形容李克強在聯大的首場活動，即出席由聯合國倡議舉行的聯大解決難移民大規模流動問題高級別會議。

難民危機占據了此次聯大議題的核心位置。據福克斯新聞網報道，193國領袖和代表19日在聯合國難民峰會上通過了《關於難民與移民的紐約宣言》，呼籲各國保護難民的人權，促進和增加安置難民得到人道主義援助。

但這一核心議題也是難解之題。美國CNN就將「解決全球最嚴重的難民危機」列在了出席聯大會議的全球領導人，需要面對世界最艱難的「任務」清單上。

而李克強在聯合國大會的「首秀」就提出了承諾援助難民的系列「中國主張」。新加坡《聯合早報》發現，李克強將難民和移民問題視為一場「拷問人類社會良知」的人道主義危機，並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每一個人的尊嚴都應得到維護，人道主義精神必須弘揚。」

據德國媒體報道，李克強還表示，中國將積極研究把中國-聯合國和平發展基金的部分資金，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的難民和移民工作。

對此，有媒體評論說，在聯合國的首場活動，闡述理念、承諾硬招，李克強總理在這個最高的國際場合，展示了中國「軟實力」。

⑵ 媒體：中國能不能接收難民

中國能不能接收難民？
面對歐洲難民潮，有中國網友認為，中國應該接收一些難民，為他們提供幫助；也有網友表示反對，認為這將導致未來中國和現在歐洲一樣「難民圍城」。其實，中國大規模接受難民的歷史早已有之，直至今天中國依然在接收來自各國的難民。

誰算「難民」？
國際法上對於「難民」地位的認定，主要依據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1967年《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中國已經於1982年簽署了這兩個文件。
據國際難民法權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梁淑英在其一篇名為《非法入境難民的處理原則》中的解釋，根據現行國際法，認定一個人是「難民」，必須滿足三個條件：棲身於本國或經常居住國之外，不能或不願受本國保護和不能或不願返回經常居住國，並且由於他的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持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有正當理由畏懼迫害。
雖然，上述兩項國際公約並沒有規定因為戰亂而逃離家園的人需被承認為「難民」。不過，國際社會目前通行的做法，已經將在戰亂情況下逃離本國的民眾認定為「難民」。

二戰時，近三萬猶太人曾避難上海灘
中國最著名的難民接收，就是二戰期間對猶太難民的庇護。
在當時，面對德國法西斯大肆迫害猶太人，歐洲多國卻拒收猶太難民。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給許多猶太難民發放了簽證。
何鳳山1937年被派往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工作，1940年5月離開維也納。據何鳳山的回憶錄里記載，一個猶太青年，跑了40多個領館，沒有一個領館肯給他簽證，最後他找到了何鳳山。何鳳山說我給你發簽證，他說我要11張。發簽證必須是要本人親自來的，但是何鳳山給他發了11張。
何鳳山全力救助猶太人的消息被迅速傳開後，中國駐維也納總領館門前很快排起了長隊。法西斯當局則以中國領事館租用猶太人房子為由，硬將房子沒收了。何鳳山便自己出錢租用了一處小房子，繼續給猶太人核發「救命簽證」。
何鳳山到底向多少猶太人發放了簽證，至今都沒有一個准確的數字。但從1938年6月到10月，僅以找到的簽證號碼推算，他就發放了1900多份，而1938年11月納粹沖鋒隊製造「水晶之夜」後，何鳳山為猶太人發放的簽證就更多了。

1937年到1939年8月，是猶太難民湧入上海的高峰期，他們被安排居住在上海虹口區提籃橋一帶。但隨著1941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將猶太難民趕進虹口的難民隔離區，2萬多猶太難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萬中國人擠在一塊不到1平方英里的狹小空間里。
幸運的是，當希特勒把600萬猶太人抓進集中營進行駭人聽聞的屠殺時，近3萬猶太難民卻在上海存活下來，並開創了新的生活。

20世紀70年代，內地和香港各接收二十多萬越南難民
1949年後，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接收國際難民，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越南船民潮、「排華」潮和中越戰爭期間。中國政府奉行的「為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越南難民提供永久性難民庇護」的承諾，在聯合國救助難民史上絕無僅有。據統計，到1978年底，中國共接收越南難民26.5萬，其中不少為中國僑民。這些難民、歸僑經甄別後被後送到廣西、廣東、雲南、福建、江西5省263個國營農場。
香港處理越南「船民潮」的案例堪稱遵循「不推回」和「各國互助分擔」國際原則的樣板。越南戰爭結束後，1975年5月，首批越南難民3743人全數獲得香港收容，至此，彈丸之地的香港爆發了越南船民潮。香港遵循「不推回」原則，頂住巨大經濟、社會壓力，收容了超過20萬名逃港越南人。最終經聯合國難民署協調，根據「互助分攤」原則轉移到第三國安置、定居的就多達14萬余名，遠超過事後遣返原籍的6.7萬多名。

直至今天，中國仍在接收難民
中國難民接收工作還有很多是在國際社會的協調下，完成國際義務。
1979年末，蘇聯侵略阿富汗，大批阿難民南逃巴阿邊境被阻，滯留中阿邊境，中國開放邊境，暫時接收了6萬多名阿富汗難民。
1980年至1988年，在聯合國難民署爭取下，在歐美國家財政支持下，中國作為南亞難民中轉國，接收了2萬多印度錫克族難民和斯里蘭卡泰米爾族難民。這批難民後來絕大部分轉往美國、加拿大和德國、義大利、西班牙，一小部分換發無國籍護照，留在中國，主要集中在北京、廣州和昆明三地。
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中國不但向約旦的難民營提供援助，也作為中轉國接受了一些伊拉克移民。

2009年，緬甸北撣邦第一特區（俗稱果敢特區）自治武裝發生內戰，近萬名（一說數萬名）果敢難民湧入中國南傘等口岸，進入中國國境避難，中方確保了難民基本生活保障。
事後中國在得到「確保難民安全」的承諾後進行了遣返說服工作，短時間內將大部分難民遣返回國。
據《看天下》雜志2014年報道，經由聯合國難民署批准生活在中國的難民有138人，此外還有410人已提交尋求庇護申請，其中大部分是非洲人，成為難民的主要原因是戰爭和沖突。

「難民」來中國歸誰管？
聯合國難民署網站上的信息顯示，任何非中國國籍的人都可以尋求中國的難民資格，只要帶上護照，到聯合國難民署北京的辦公室登記姓名、國籍、出生日期、成為難民的原因等，就可以得到一張《尋求庇護者證明》，並預約甄別面試的時間。在接受甄別面試前，他們可以合法在中國居留。尋求庇護者證明有效期一般為兩個月，如果到期還沒輪到他們面試，可以帶原件去換一份新的。
甄別面試一般由所在國政府負責。不過中國政府並未接管這項工作，所以還是由聯合國難民署負責。《看天下》雜志報道，甄別面試的慣例是一對一，由難民署工作人員主持。面試內容主要圍繞「你為什麼離開你的國家」。問答都十分具體，一般持續兩小時以上，有時需要四個小時甚至更久。難民署工作人員會根據各種情景、細節是否與當地情況相符來判斷申請者回答的可信度，鑒定其是否真的符合難民標准。很多申請者會在這一環節「露餡」。
如果第一次甄別面試沒通過，申請人有一次申訴機會，可以接受第二次面試，補充回答很多細節問題，證明自己身份。第二次還是沒通過的話，難民署將把申請人的資料提交給中國公安機關，中國公安機關會將此人按非法居留的外國人處理。
如果通過面試，在中國的居住地由難民和尋求庇護者自行選擇，但難民署的工作人員也會給他們一些建議。
除此之外，中國並沒有處置國際難民的專門法律。目前中國對難民的日常管理主要依照《出境入境管理法》。2012年6月30日公布的這部法律第一次明確提到了難民：「申請難民地位的外國人，在難民地位甄別期間，可以憑公安機關簽發的臨時身份證明在中國境內停留；被認定為難民的外國人，可以憑公安機關簽發的難民身份證件在中國境內停留居留。」除此之外，並無相關詳細規定。
目前，涉及國際難民的具體應對的指導性文件，主要是《國家涉外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它屬於2003年SARS事件之後制定的《國家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體系的一部分。

「難民」會不會在中國一直生活下去？
答案是，很難。
聯合國難民署對於難民的永久解決方案，通常有三種——自願遣返：一般是來源地局勢好轉，可申請由難民署幫助返鄉；就地融合：即在申請難民身份的地方定居，成為該國公民；第三國安置：可申請去願意接收難民、給他們國籍的國家。
由於戰亂等原因，對於很多難民來說，回家的時間遙遙無期，而目前中國又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解決難民的身份，最好的出路就是被第三國接收。
聯合國難民署並不能決定難民是否被接收，這完全由難民接收國來自行決定，且難民也不能挑選去哪個國家。得到難民資格後，需要多久才能有國家接收，沒有人知道。
而在等待的時間里，這些難民也要遵循中國法律對於外國人的管理。難民們都沒有在中國工作的權利， 難民在中國期間一般都被視為外國人，沒有工作權利，因此他們的食宿完全由聯合國難民署幫助解決。他們的醫療保健費用也由聯合國難民署支付。
按照《公安派出所外國人住宿登記管理辦法》，他們如果要搬家，需要向派出所申請變更住宿登記，民警會檢查他們的相關材料，在《外國人住宿登記表》「備注」欄中註明，並上報出入境管理部門。
近幾年，難民們在中國享有的權利也有所增加。2012年底，難民署中國辦事處得到消息，中國外交部與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共同簽訂了協議，難民兒童從此可在中國上公立學校。
中國並不是難民熱衷的目的地，但最近幾年申請難民資格的人數不斷增加。難民署中國代表處的工作人員在接受《看天下》雜志采訪時說：「以前只要直接來登記，就可以拿到尋求庇護者證明，然後確定甄別面試時間。現在因為來申請的人太多，流程增加了一項，必須通過電子郵件或上門提前預約，由工作人員安排登記日期。」
由此看來，中國的難民問題已開始浮現，如何解決難民的後續問題和應對未來可能存在的難民風險，中國應當盡快地以國際法為基礎，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難民法。

⑶ 世所都知道的越南難民是怎麼回事

越南船民問題：

香港越南船民問題是一個困擾了香港政府達25年的問題，
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間，大量越南船民湧入香港，為經濟、治安等問題帶來了沉重負擔，至2000年問題才宣告結束。
越戰於1961年爆發，至1975年結束，南越被北越打敗，北越統一越南。不少人對共產政權感到恐懼，紛紛離鄉別井，四處逃亡。首批進入香港的難民為數3,743人，他們於5月4日隨丹麥貨輪「基娜馬士基」號抵港，全數獲得收容，隨後幾年均有難民抵港。1979年，香港宣布成為「第一收容港」，同時，越共政府正在越南多個城市進行殘酷的種族清洗活動，大量越南難民一批批蜂擁而至，1979年一年內有超過68,700人抵港。至1980年已超過10萬人。初期到港的越南人多數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後，被西方國家以難民身份收容。
1987年，不少逃到中國的越南難民因誤信香港非法入境者可獲特赦的傳言而進入香港，而西方國家亦逐漸減少收容到香港的越南人。
香港政府遂於1988年6月16日起實施甄別政策，把政治難民分為「難民」，經濟移民等非難民則分為「船民」，凡是因經濟問題而進入香港的越南船民，他們會被視作非法入境，不能被轉送到第三國，並將被遣返越南，甄別政策於1994年10月完成。此政策透過香港電台以越南話播放，去試圖阻止大量越南人進入香港，該段廣播成為廣為香港人熟悉的「北漏洞拉」廣播。
到1990年代，香港政府開始對越南船民作出有秩序遣返行動，包括自願遣返，而政府事先也與越南方面作出協議，保證他們回國後不會受到政權迫害。不過，自願遣返的越南船民甚少，最終還是實施強逼遣返。
隨著越南形勢改變，香港於1998年1月9日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至2000年，政府向仍然滯留在香港的船民給予居留權及簽發身份證，讓他們融入香港社會。由1975年至1999年，總共有超過143,700名越南難民抵港，另67,000船民被遣返。 由於香港鄰近多個國家要求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把照顧難民起居的責任推給香港，使政府的負擔加重，因此至今，聯合國仍欠下香港10多億港元的巨債。

到2000年2月，困擾香港四分之一世紀的越南難民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根據港府今日推出的「擴大本地收容計劃」，一千四百名滯留香港的越南難民及船民獲發香港身份證，從此正式融入本地社會。

港府將在六周內接受有關人士的居留申請，約三個月內發出所有身份證，而最後一個難民羈留中心將於五月底關閉。
參考資料：http://.zh.infofx.net/

⑷ 對越自衛反擊戰，越南難民去了哪裡

越南1975年統一南方以後，並沒有轉入恢復國內經濟的日常發展，而是走上了窮兵黷武的道路。越南打敗了法國、美國，自信心爆棚，不得不說，當時的越南在東南亞地區確實擁有一定的實力。

越戰時期，蘇聯和中國對越南進行了大量的援助，加上繳獲美國大量的先進武器，越南統一南方時軍隊數量就已經超過了100萬，統一後這個數字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增加了，截止1978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前，越南的軍隊數量已經接近120萬。
越南的軍事力量是強大了不少，可是越南老百姓呢？國定安邦時期，可是越南當局棄百姓於不顧，開始大肆在東南亞擴張，1979年，越南在中越邊境肆意挑釁和無端侵擾，我國被迫進行了對越自衛反擊戰。
中國和越南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加上鄰國的關系，兩國人民曾經有著深厚的友誼，尤其是邊境地區人民風俗習慣和傳統都很相近，更不願意看到刀兵相見，但這一切是黎筍集團一手造成的。

當時，越南爆發了一場持續二十年的難民潮，有大約300萬人出逃，他們往往是偷渡出海，可是海上會有強盜出沒，這些難民的死亡率高達50%，最終只有150萬人活著逃到其他地區。
在出逃的越南難民中，約26萬難民逃到了中國大陸，他們被收入到了雲南省。
這批難民受到了相對較好的待遇，當地政府撥了相當一筆經費用來安置他們，與其他國家接收難民不同的是，來到中國難民們沒有被安置在難民營里，而是被安置在雲南的農場裡面，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更好的融入當地的生活，而且讓他們自願加入中國國籍。

當時中國政府承諾「無條件接收」和「永久性庇護」，這在世界都是首例。難民們經歷了這次動盪之後徹底被中國的友好所感化，很多人選擇加入中國戶籍，拿到了中國的身份證。
留在中國的難民們，正常享受中國的福利，孩子上學也是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減輕了家庭負擔。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強大，讓這批有幸成為中國籍的昔日越南人，成為了中國人。

中國給了他們安全感，他們很開心，還教育孩子一定要愛國，如今他們肯定是「賴」在中國不肯走了，有的家庭還要求女兒一定要嫁給中國人。

⑸ 難民曾在哪裡住過

新華網上海8月16日電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這座遠東大都市曾是約3萬猶太難民的避風港，他們得到中國人的幫助，或駐留上海、或中轉他鄉，最終躲過歐洲納粹的迫害，這是上海創造的生命奇跡。專家經過多年研究發現，幾乎就在中國百姓幫助猶太難民的同時，上海南市老城內由法國神父饒家駒等慈善人士倡導的「安全區」，也保護了約30萬中國難民。近日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中外學者提出，上海見證了二戰時期難民救援的多種國際合作模式，這些歷史印跡應當獲得更好保護，建議聯合申報世界遺產名錄。「30萬」和「3萬」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後，大量中國難民湧向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隨著日軍侵襲不斷、生靈塗炭，在上海這個中西交融的城市各方救援力量活躍，紅十字會、慈善團體雲集賑濟，中共地下黨組織也積極開展難民救助工作。1937年11月，在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副主席、法國神父饒家駒帶頭斡旋下，一個旨在保障中國難民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秩序的「安全區」在與租界毗鄰的上海南市老城北部建立起來，這個地方被稱為「饒家駒安全區」或「南市難民區」。中國改革開放後不久，青年歷史學者潘光聽父親潘大成（曾用名：潘達）講述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抗戰經歷。潘達是當年饒家駒的助手之一，親歷了安全區的組建，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出生於1911年的潘達是越南歸國華僑，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上世紀30年代，他在震旦大學讀書時認識了來校授課的饒家駒。後來，潘達應聘為哈瓦斯社（法新社前身）以及《大晚報》的記者，活躍在法租界。淞滬會戰爆發後，潘達受中共黨組織派遣，從事難民救濟方面的工作，具體負責聯系的正是包括饒家駒在內的國際紅十字會人士。他協助饒家駒在安全區開展救濟工作，後來受饒家駒委託接管了國際救濟會第一難民收容所的工作。如今，中外學者根據潘大成等人早前的回憶，對這個安全區的概貌重新還原。這個區域約占上海南市老城的三分之一面積，呈半月形。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間，在法國、英國、美國、瑞士、挪威等國國際人士幫助下，安全區設立臨時行政機構、警察局、學校、醫院、手工工場等，難民的餐食定時發放，並自食其力開展一些勞動，區域內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以維持。親歷安全區內生活的王曉梅回憶說：「難民區里，睡的是地鋪，吃的是救濟粥，喝水基本不成問題，後來還有了臨時的小醫院、小學校。」「饒家駒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沒有阻止過我父親等中共地下工作者在難民聚居地開展工作，包括向新四軍秘密輸送新生力量、安置部分獲釋黨員等。」潘光說，父親是這個安全區使30萬中國難民獲得救濟的直接見證者，也是救濟工作國際合作的推動者之一。生於1947年的潘光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員、上海世界史學會會長。他多年來主要研究的是二戰期間上海的另一部分難民——猶太難民，一直推動相關統計數據不斷走向精確。潘光介紹說，最新研究表明，1933年至1941年上海為約3萬猶太難民提供了避難及中轉，使之免被歐洲納粹殺戮。「3萬和30萬，兩個數字都很重要，其中包括了我自己的學術研究，更包括了父輩們的親身經歷。」他說，二戰期間，中國人堅決反對法西斯的侵略和暴行，為3萬猶太難民創造了「生命奇跡」。同時，中國人也不會忘記，是各國友好人士傾力幫助，才使上海南市的30萬中國難民躲過侵華日軍暴行。中美研究的「巧合」2001年，當美國學者阮瑪霞的著作《最後的容身之港：上海的僑民社團》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時，她不曾想到，從當時對上海猶太難民的研究，會牽出對中國難民開展深度研究的新項目。「起初我們就是在一起研究猶太人問題，饒家駒的名字在一些史料中反復出現，這也引發了阮瑪霞的興趣。」潘光說。2004年，在一次上海之行中，原本主要研究猶太難民的阮瑪霞和潘光碰面，同時還有研究慰安婦問題的歷史學者蘇智良。他們幾乎是不謀而合，有關饒家駒研究的「中美合作」開始了。阮瑪霞在中國專家的幫助下，深入上海社區，挖掘與饒家駒相關的親歷者口述實錄。2008年，阮瑪霞的新書《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的難民》在美問世。可以說，她通過前後兩部著述，向西方社會揭開了一座東方城市在二戰期間兩大難民群體得以倖存的傳奇故事。阮瑪霞在美國找到了當年饒家駒面見羅斯福總統，為中國難民爭取救濟的系列史料。她在研究中還發現，「饒家駒安全區」的概念對二戰後制定的《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即日內瓦第四公約，產生了積極影響。在針對公約中有關「中立區」概念「一般背景」的注釋中，專門提到了「饒家駒安全區」在上海設立的案例，以體現在戰爭中弘揚紅十字精神，為平民提供避難所的具體做法。「這是歷史的一個動人側面，能讓人們認識到中國抗戰的世界性。」蘇智良也強烈感受到中美學者研究的「巧合」將釋放正能量。他認為，猶太難民聚居區和「饒家駒安全區」這兩種戰時救濟的國際合作模式，應當讓世人知曉。「申遺」的遠見2014年夏，蘇智良團隊奔波在上海南市老城中踩點，這里是二戰時期「安全區」的舊址，從饒家駒的公地——方浜中路上的「北區救火會」原址，到阜春街上的南市殘老院舊址，歷史印跡往往隱沒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蘇智良提出，與上海虹口復建猶太人聚居區的地標白馬咖啡館同樣重要，南市老城內的建築遺存也應得到更好保護。他呼籲，推動上海猶太難民聚居區和位於南市的「饒家駒安全區」聯合申報加入世界遺產。這一呼籲，在近日上海社科院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上得到來自俄羅斯、白俄羅斯等國專家的響應。外國學者認為，兩個難民區的案例很好地體現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堅強品格、國際主義精神和人道光芒。今年早些時候，上海市虹口區已宣布啟動虹口提籃橋猶太難民歷史街區「申遺」的相關論證，其中「猶太難民在上海」的名單、資料庫、音視頻、口述實錄等資料已整理完成，計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加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潘光表示，盡管「南市難民區」（即饒家駒安全區）的歷史遺存整理和保護相對晚於猶太難民聚居區，但兩個難民區聯合「申遺」是完全可行的。隨著有關史料整理的日趨完備，未來若能確立一個統一的研究平台，則申請記憶遺產的可能性較大。「『申遺』的過程本身也將大大提高二戰時期難民救濟國際合作模式的知曉度，其所保護的歷史記憶不僅是中國人的，也是世界很多國家的共同記憶。」蘇智良說。（執筆：記者許曉青、王琳琳；參與采寫：周文其、金正、郭敬丹）

⑹ 中國現在哪裡居住有越南的難民呢

廣西雲南一帶有大量的越南人定居 但是不能稱為難民

⑺ 越南難民營在中國的那裡

據有關統計，到1978年底為止，中國一共接受了 26。5萬名越南難民到中國避難，其中不少為中國僑民。由於中國允許這些難民在中國永久避難，所以他們在庇護中心短暫休整後，就被中國南方的雲南、廣西、廣東、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個國營農場接收了。

⑻ 越南難民在中國有多少

現在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斷的提高，不僅是因為我們國家逐漸變得強大起來，而是因為我們國家能夠行使一個大國的責任，之前我們國家就已經容納了很多來自越南的難民，而那個時候我們國家自身還處於非常困難的關頭，但是卻從來都不會吝嗇向其他人伸出援手。

在他們心中，已經適應了中國人的生活，並且他們就覺得自己就是中國人。我們的中國是偉大的，對待外國的人也是那麼的善良，我為能生在中國而感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