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紅色高棉是什麼
紅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語：Khmaey Krahom，法語：Khmer Rouge），1950年成立時為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分支名為柬埔寨共產黨，1970年後改名為柬埔寨民主黨(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後成為柬埔寨的執政黨。1998年投降政府。「紅色高棉」是西哈努克對柬左派勢力的稱呼，後由於有了自己的武裝柬埔寨革命軍，在起義勝利以後，它就成了柬共的代名詞。在內部柬共被稱作「安卡」，也就是柬語「組織」的意思。在他們統治下曾發生針對本國同胞的大屠殺，他們不擇手段，包括訴諸暴力、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該黨1951年成立時前身為印度支那共產黨柬埔寨支部，1966年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1981年12月8日宣布解散。該黨是一共產主義組織，但奉行極左政策。該黨於1975年至1979年間成為柬埔寨的執政黨，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權。在紅色高棉三年零八個月的管治期間，估計有40萬至300萬人死於飢荒、勞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是20世紀最為血腥暴力的人為大災難之一。據柬埔寨歷史資料收集中心報告，他們在美國、澳大利亞、荷蘭三國的協助下，在全柬170個縣中的81個縣進行了勘察，在9138個坑葬點，發掘出近150萬個骷髏。法國學者吉恩·拉古特發明一詞自我屠殺來形容紅色高棉。在紅色高棉管治時期（1975年-1979年），該黨的主要領導人如下：1.波爾布特 （Pol Pot，原名桑洛沙（Saloth Sar），1928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頭號人物，柬埔寨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76年至1979年間出任民主柬埔寨政府總理。2.農謝 （Nuon Chea，1926年7月7日－）-二號人物，柬埔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書記、民主柬埔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3.英沙里 （Ieng Sary，1925年10月24日－）-三號人物，民主柬埔寨副總理兼外交部長。4.塔莫 （Ta Mok，1926年－2006年7月21日）-四號人物，波爾布特死後紅色高棉最後的領導人，西南區書記。5.喬森潘 （Khieu Samphan，1931年6月27日－）-五號人物，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主席（國家元首），後接替波爾布特出任總理。6.宋先 （Son Sen，1930年6月12日－1997年6月10日）- 國防部長。1997年因試圖與柬埔寨政府展開和平談判，其與妻子雲雅遭波爾布特以「金邊政體的間諜」為由殺害，終年67歲。7.符寧（Hu Nim，1930年或1932年－1977年）- 新聞部長，1977年在S-21集中營被處決。8.胡榮（Hou Yuon，1930年－1975年?) - 合作社部長，死因說法多種。9.雲雅特（Yun Yat ？－1997年6月10日）- 宋先的妻子，1977年接替符寧出任新聞部長。10.柯袍（Ke Pauk，1934年－2002年2月15日）-13號人物，中部地區（之前為北部）書記。11.英蒂迪 （Ieng Thirith，1932年－）- 英沙里的妻子，波爾布特的妹妹，民主柬埔寨社會事務部長。12.康克由 （Kang Kek Iew，1942年11月17日－）- S-21集中營監獄長、瓊邑克滅絕中心負責人。紅色高棉的意識形態集結了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等思想，屬於共產黨分支中的極端派別。他們奉行的是「最純潔」的共產主義，要消滅一切資產階級和私有制。紅色高棉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很相似，理論基礎和中國基本一致，但實際操作上比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更激進。紅色高棉直接消滅城市、取消貨幣、取消正常的夫妻關系，一切受政府配給控制，實行最純粹的「共產主義」。紅色高棉的崛起具有戲劇性，它是隨著老一代親越革命黨人的失勢而逐步興起的。1949年秋天，有一位農家出身青年，獲得柬埔寨政府的獎學金，正前往法國巴黎留學，他名叫沙洛特紹，他另一個化名叫波爾布特，但這個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家人，此名在1975年以後才公開。沙洛特紹在1947年第一次全國大選時，因為民主黨助選有功，被民主黨政府選中出國留學，與他同行的還有20個柬埔寨青年。沙洛特紹在巴黎與柬埔寨進步學生建立了聯系，參加了「高棉學生聯合會」。該組織有不同派系，沙洛特紹參加左派，他反對法國殖民統治和柬埔寨的君主制，探索解放柬埔寨，特別是國內的農民。這個左派組織主要是沙洛特紹和英薩利，他們倆和其他一些左派參加了法國共產黨。1950年，沙洛特紹、英薩利等十餘人建立了「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英薩利任書記，沙洛特紹為三人委員之一。他們主要學習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高棉學生聯合會的一些激進活動引起法國當局關注，在壓力下，該組織解散了。1953年沙洛特紹回到柬埔寨，參加伊沙拉聯合陣線，在總部工作，他奉命去從事發動群眾工作，建立鄉一級伊沙拉委員會。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結束後，沙洛特紹屬於留下繼續進行地下活動的革命者之一，他被秘密派到金邊。黨組織不健全，只有「高棉人民革命黨黨臨時中央委員會」，越南指定紹興任書記，杜斯木負責城市工作，沙洛特紹在他手下工作。1956年.英薩利回到柬埔寨，以教師職業作掩護從事地下工作。沙洛特紹和英薩利將身邊的留法青年組織成一個集團，後來，他們被稱為「巴黎幫」。他 們不重視、甚至蔑視參加過越南控制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的高棉老戰士，認為他們是缺乏理論知識的「鄉巴佬」;而高棉老戰士認為「巴黎幫」無視柬埔寨的國內條 件，只會抄襲馬列主義詞句。他們之間的分歧還遠不止這些，高棉老戰士認為主要革命對象是美帝國主義;「巴黎幫」則認為是封建主義。在革命策略上，老戰士主 張聯合越南和西哈努克，反對美國勢力染指印度支那;「巴黎幫」則主張切斷與越南聯系，獨立進行反封建革命。正當「巴黎幫」形成一股新興政治勢力時，喬森潘、胡榮、符寧在巴黎完成學業，獲得博士學位，他們也成為「巴黎幫」。但他們在政治上比較溫和，傾向於 老戰士的政治見解。他們的溫和立場引起西哈努克的注意，他欣賞他們的才能，一度起用他們，喬森潘任商務部長、胡榮任經濟計劃部長、符寧若國務部長，他們幾個人從未與「巴黎幫」中斷過聯系。1963年學生運動高漲時，他們被解職。他們與西哈努克的合作繼續到1967年，這一年，柬埔寨發生了「三洛暴動」，政 府鎮壓農民，他們對西哈努克失去信心，進入叢林，加入沙洛特紹早已控制的高棉勞動黨武裝力量。1955年，柬埔寨大選，西哈努克的「人民社會同盟」獲得全勝，奪取國民議會全部議席，人民革命黨的一些高級幹部悲觀失望，黨的主要領導人紹興叛變 革命，造成大批黨組織的瓦解。《柬共歷史》寫道：「1955-1959年期間農村地區的黨委損失了90%的幹部和黨員…」，這似乎證明了青年左派對老一代 高棉革命者的蔑視是有道理的。同時，「巴黎幫」向全黨顯示了這個左派組織革命的堅定性，該集團在黨內的影響迅速擴大。到1960年，以波爾布特為首的激進派再也不能容忍黨的軟弱無力了。這時，中央領導只有杜斯木和索兩個人，年輕人要想問鼎黨的最高領導權。在這種形勢下，高棉人民革命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金邊火車站一座破房子里召開了，21名代表參加，選舉了8名中央委員，並決定改名柬埔寨勞動黨。這次會議是老戰士派和青年激進派的一次較量，結果老戰士派略占上風，兩派各有3個中委(山玉明等幾人在越南)，但書記、副書記仍是老戰士。1962年7月，中央書記杜斯木被暗殺，引發第二次較量。1963年2月，柬埔寨勞動黨又一次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青年激進派佔了絕對優勢，波爾布特當選為書記，英薩利進入常委，因他們是連襟的親戚關系，使權力的核心更加牢固。會議決定，黨獨立領導柬埔寨革命，開展農村武裝斗爭，這更意味著老戰士派徹底失利了。
2. 紅色高棉是什麼
紅色高棉意為柬埔寨共產黨，由波爾布特組建。
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的一間破舊房屋裡，柬埔寨勞動黨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組
織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歸來者如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喬森潘等進入中央領導層。
1962年柬共總書記杜斯木神秘失蹤，波爾布特繼任。從此，「留法派」成為柬埔寨革命的領
導核心。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是絕不允許共產黨組織存在。1963年5月，波爾布特、宋成、英
薩利等被迫逃入磅湛叢林，在農村進行革命宣傳。
1967年4月，馬德望三洛地區農民爆發反征稅暴動。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產黨，他們覺得
開展武裝斗爭的時機已成熟，於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裝——柬埔寨革命軍，並在各地發動起義。柬革命
軍在政府軍圍剿下東躲西藏，疲於應付。然而，美國對柬埔寨的干涉為紅色高棉帶來了崛起的意外機遇。
正在忙於越南戰爭的美國對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為不滿，1969年3月起派飛機轟
炸成為北越「庇護所」的柬埔寨領土。民族矛盾上升為柬國內主要矛盾。柬共轉而扛起抗美救國的旗
3. 紅色高棉時期的歷史背景
紅色高棉是柬埔寨極左派勢力。歷史背景極為復雜，涉及到柬埔寨的王室，越南70年代的侵略等等。
4. 紅色高棉是什麼
紅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語：Khmaey Krahom，法語：Khmer Rouge），1950年成立時為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分支名為柬埔寨共產黨，1970年後改名為柬埔寨民主黨(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該黨是一共產主義組織，但奉行極左政策。於1975年至1979年間，打下金邊，成為柬埔寨的執政黨，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權。
紅色高棉的領導人提出了「超大躍進」的四年計劃。超大躍進造成了一場災難，幾乎與此同時，紅色高棉內部又發動了一次大清洗運動。柬埔寨估計可能有200萬人死於飢荒、勞役、疾病或迫害等各種原因，占當時柬國人口五分之一，是20世紀中最血腥暴力的人為大災難之一。1977年12月，越南扶持了原紅色高棉的一個師長韓桑林建立了傀儡政權，並在邊界上發生重大武裝沖突.1978年12月24日，越南12萬軍隊打進了柬埔寨，79年1月7日攻克金邊，把紅色高棉重新趕進了叢林之中。歷史在柬埔寨劃了個圈。翌日成立韓桑林（Heng Samrin）政權，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民柬執政時代結束。1981年民柬國民軍整編軍隊，在西北和西南山區建立根據地。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動解散。1982年6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雙三方決定成立民柬聯合政府。到八十年代末，紅色高棉是抗越力量三方中最大的派別，也是僅次於金邊當局的柬第二大政治軍事勢力。1989年9月越南從柬埔寨撤軍。1991年10月23日，柬沖突四方在巴黎簽署《巴黎和平協定》。柬內部各派別實現和解，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大選，組成新政府。1994年7月7日，柬議會宣布紅色高棉為非法組織。1996年8月紅色高棉二號人物英薩利率領兩個師投誠。到1997年5月，紅色高棉已喪失了近80％的作戰部隊，大勢已去。1997年6月民柬國民軍總司令宋成密謀投誠，波爾布特得知後派人槍殺宋成夫婦及其8個子女。波爾布特1998年4月去世後，剩下的紅色高棉領導人陸續走出叢林。該年成了紅色高棉的投誠年和終結年。
5. 中越戰爭的暴發是否與越軍擊潰瘋狂的殺人機器紅高棉政權有關
中越戰爭的正式名字是對越自衛反擊戰.
戰爭起因於紅色高棉政權無關
主要原因是70年代末中美關系升溫,中蘇關系惡化,越南一方面受蘇聯指使,一方面不滿中國與曾經發動越南戰役的美國建交,於是頻頻襲擾中越邊境,打死打傷中國軍民,拆毀界碑,並在國內實行反華政策,迫害華人華僑.於是作為回應,我國於1979年2月17日,以9個軍的兵力,從廣西.雲南兩個方向對越南6個省11個縣發起進攻.
6. 上世紀的70年代後期紅色高棉怎麼會和越南交惡的
越南加入蘇聯為首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當時雖然越共和紅色高棉曾經有過合作，但是當紅色高棉的領袖波爾布特掌權而建立民柬後雙方關系開始惡化。柬要求越南「歸還
7. 誰能詳細地介紹一下紅色高棉。
十年前，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權被十萬越南大軍和自己倒戈的軍隊推翻。此後，有關這個政權血腥歷史的材料逐步公諸於世，主要見之於柬埔寨難民的陳述、西方記者的采訪、學者的調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來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關紅色高棉的歷史記載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為紅色高棉製訂和推行政策時的隱秘性，執政時國家的對外封閉狀態，以及其壽命過於短暫，並沒有建立起系統的檔案。然而，這種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難正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點：它如同一場颶風，肆虐過後除了留下一片廢墟以外，沒有任何清楚的蹤跡可尋。
但是過程和細節的有待填補或充實，並不妨礙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後果作出基本的判斷：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1975-78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40萬到有所誇大的300萬。一般認為，100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700萬到800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100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 genocide）。種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2萬越南裔全部死亡，43萬華裔死了21.5萬，1萬寮國裔死了4,000，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伊斯蘭教徒（Cham）死了9萬，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必須強調的是，有關紅色高棉大屠殺的調查最初是由西方新聞媒體和西方學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現今有關這個題目的出版物也多來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國家還力主由國際法庭來審判紅色高棉。如果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例如冷戰思維、後殖民心態或國際霸權）的偏見的話，那麼筆者希望這種觀點不至於發展到對大屠殺這個基本事實也表示懷疑的程度。
事實上，對紅色高棉的評價，在西方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聲音，例如美國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過一本由康乃爾大學兩位學者撰寫的《柬埔寨——飢餓與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認為西方媒體故意把紅色高棉的政策宣傳得毫無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規模集體勞動，當時大屠殺還沒有被披露出來），而在他們看來這些是柬埔寨獨特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編輯、左派理論家斯維奇（Paul Sweezy）在書介中說，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顯示了人類能夠克服最艱巨的困難，但首先必須忍受烈火般的煎熬，從中錘煉出所需要的人類原材料和領導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後，以反體制立場著稱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懷疑其真實性，因為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紅色高棉的難民。
筆者認為，以上觀點隨著國際上對紅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過境遷，值得討論的倒是美國1973年對柬埔寨的大轟炸所造成的後果。美國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簽訂停火協定以後，轉而把轟炸的重點轉到柬埔寨，企圖用轟炸在金邊周圍製造一個安全區，在五個月的轉炸中造成有些美國學者自己估計為3萬到25萬人的傷亡。這場轟炸的後果一是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有上百萬）為躲避轟炸而逃進城市，加速了柬埔寨農村的崩潰，為紅色高棉在農村實行集體化創造了條件；二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問題：究竟在現在所說的被紅色高棉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應該算在美國的帳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認為1973年死於美國轟炸的人口能和紅色高棉四年統治時期的死亡人數相提並論。
一、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規模的強制性人口遷移。1975年4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入主要城市後，在三天至一周的時間里將全部城市人口強制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作完全缺乏相應的物質准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飢餓、疾病和疲勞。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有計劃的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模式一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後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槍決。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倖存的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制勞動下死亡。
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陣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21，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這個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超過列寧和毛澤東：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沖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並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准備，而是在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從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薩利（Ieng Sary）在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和波爾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1970和1971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我們都看不出有任何為奪權後系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復實踐由中國和越南□□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1973年5月開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遷移，強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制遷移甚至放火燒毀原來的村莊；關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制度，一概穿黑色農民裝；以及實行農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轉折點。柬共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線，以在它控制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制訂了一個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暴力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黨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充分的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的掌權時機面前，整個黨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大黨在奪權時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柬埔寨的案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的體制，「匆促到了根本無暇去了解和關心柬埔寨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被徹底改造的」。
然而歷史的諷刺是，正是這樣一個最缺乏掌權准備的黨卻提出了一個要一舉超過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綱領，正如柬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1977年所說：「高棉革命實驗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適用於我們。」當1975年9月份一些在國外學習的柬埔寨知識份子回國時，看到的口號是「組織勝過了列寧，超過了毛澤東」。負責接待他們的高級幹部對他們介紹說，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在搞□□。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可以認為柬共是汲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最左的中國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面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而且是進入□□主義，以此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紅色高棉當時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柬埔寨將成為新的中心）。這就是所謂「柬埔寨特色」。這是一個在革命勝利的第一天就徹底重構社會的模式，其開始付諸實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紅色高棉進入金邊的當天）在各個城市進行的大遷移。當時，紅色高棉對城市居民和難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國可能的轟炸，二是城市糧食的短缺。這一直是紅色高棉官方的解釋。直到1977年9月波爾布特才承認撤空城市是為了「安全原因」，即摧毀那些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基地。這項決定是在進城兩個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卻對相當高級的幹部都嚴加保密。這種保密使得一項涉及到兩百萬人的大遷移事先毫無物質准備，幾十萬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紅色高棉進城一個月後），金邊召開了紅色高棉全體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第一次向全體幹部公布了中央進城後的各方面政策。這次會議沒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為止沒有發現），現在了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後來和紅色高棉決裂者如韓桑林（Heng Samrin，前紅色高棉將領，後投奔越南並成為1979年建立的新政權領導人）等人的記憶拼湊起來的，其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下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人；在全國建立高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趕出柬埔寨；派軍隊去越柬邊界准備作戰；等等。有的出席者還說廢除學校和醫院也在其中。韓桑林的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合，並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廢除市場和私人財產同時進行的；另外，他還說把人劃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下詳）也是在這次會上宣布的。值得重視的是農謝（Nuon Chea，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講話中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這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可以隨時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對者和不滿者清除掉，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
三、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紅色高棉社會重構的基礎首先是從肉體上消滅一部分政治敵對份子，把他們清除出社會。根據波爾布特1977年9月27日廣播的（當時他本人在中國訪問）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的重要講話，總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這個數字約14萬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社會上政治敵對份子鎮壓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仍然有這么大比例的敵對份子有待鎮壓，可以想像從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軍進入金邊為止，以「反革命份子」為罪名被處決的人口之龐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從總人口中清除出去，紅色高棉獨一無二的政策是公開把柬埔寨人口劃分成享有不同權利的兩部分。在掌握政權後，它把原來生活在紅色高棉控制下的鄉村農民稱為「舊人」或「根據地人」，意為他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那些由城裡遣散下鄉的稱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為在紅色高棉進城後被接收的人。這兩者原則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給，前者還負責對後者的改造和監督。
除了根據城市和鄉村來劃分人口外，另一個分類是把人口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意為權利不完整者）。後來又從這兩個類型中進一步分出亞類型。「一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過去沒有人為朗諾政權工作只有為革命服務的；「二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既有參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諾政權那裡的；此外還有「三級完全權利者」，其具體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選者」也劃為兩等，第一類是有親友為朗諾政權服務，但多數是一般人，有些間接為革命服務過；第二類是完全沒有親友為革命做過事的。
通過對社會階級結構的這種人為組合和劃分，紅色高棉實際上是恢復了南亞社會的種姓制度。「公民」並非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成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等級，同時通過把各種異己份子或僅僅是沒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疇，使得隨意迫害和剝奪他們的生命權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們的大量喪生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雖然總的來說，紅色高棉主要是利用這些「賤民」來從事艱苦勞動，但同時也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這種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個柬埔寨革命一樣，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點。一些倖存的「4月17日人」回憶說，在每周兩次由紅色高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上，總是重復這樣一些問題：「你和革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只好去干？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據地人」和「完全權利者」也僅僅是在紙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權利，加上他們可以對前者實行群眾專政，至於在紅色高棉面前他們照樣是沒有任何「完整權利」可言的。例如實行集體化以後，他們沒有離開原來村莊的自由，所有財產都被剝奪，私藏糧食查出後要被處死刑。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們集體食堂的飯鍋里也和他們專政對象的一樣，都只有糠皮。
經濟上，紅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廢除商業和其他在正常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經濟和服務行業，而且是要建立一個以大米生產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靠大米出口來建設國家。波爾布特強調一個「快」字，他說：「我們和他們（他指的是其他□□□□國家）不同，我們比他們更快。」掌權以後，紅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頃產三噸大米的指標，而過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頃只有一噸。後來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計劃」，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桿，如一個幹部所說：「當一個民族被政治覺悟喚醒時，它能做到一切。我們的工程師辦不到的，人民能辦到。」他後一句話指的是知識份子受到物質和技術條件的束縛，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爾布特就曾經自問自答道：「我們能達到這個指標嗎？答案是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證據就是我們的政治運動。」
當時，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鄉的經濟考慮，也就是他們可以被用來當作無償農業勞動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區是主要產糧區，這項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萬被遣送到這里的「4月17日人」來承擔。在兩年艱苦的開荒和修築水渠的勞動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飢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當勞動力大量減員的消息上報到金邊時，領導層往往遷怒於「階級敵人」搗亂，於是又展開在監工的紅色高棉內部的清洗和對被懷疑的「4月17日人」的處決。同時，由中央制訂的指標成了政治任務，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幹部問罪，這就迫使紅色高棉基層幹部把「4月17日人」和農民驅使到極限。以徹底改造國家經濟結構為目的的「每公頃三噸」和「四年計劃」就這樣成為了大屠殺的又一個組成部分。
歷史證明，在社會上實行恐怖專政的政權，或遲或早也會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這種專政。因為當有組織的恐怖成為慣性和構成體制的要素時，它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有組織的目標，而社會和個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組織的統治集團自身成了這種專政的對象。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成為紅色高棉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一環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為其黨內秩序的一部分之時。波爾布特的理論是搜尋和消滅「細菌」。1976年12月，當S21的審訊檔案越積越高時他召開了一次「學習會議」，說：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裡。病源必須要暴露出來才能被檢查。因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熱量還不夠……我們在黨內搜尋細菌的工作還沒有成果。他們埋得很深。然而，當我們的□□□□革命前進時，他們滲入黨、軍隊和人民的每個角落。我們會找出這些丑惡的細菌……但如果我們有片刻的耽擱，這些細菌就會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據我們十年來的觀察，很清楚，敵人根本沒有消失，因為他們不斷地進入黨內。但他又保證說，這些「細菌」最終都會被揭露出來，因為「黨有著像菠蘿那麼多的眼睛」。
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特點是其涉及面廣泛到了以某個地區的全部政權組織、軍隊甚至總人口為對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對東部地區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這個地區的幹部、軍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結果在六個月中處決了10萬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1/70-1/80。這種大規模的處決已經不是為了解決黨內一部分人的問題，而是要把整個一塊地區通過消滅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達到政治上的純潔。
四、紅色高棉在二十世紀革命史上的地位
筆者認為，能否理解紅色高棉四年多的執政史是對於人類理性的挑戰。這並非說這里有甚麼值得反覆探討的學術難點，而是從根本上說，人類理性有沒有認識和解釋這個空前荒謬和空前血腥現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類理性認識自身歷史的極限。我們有一個種族主義理論來對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提供基本解釋，但我們有甚麼理論能滿意地解釋一個政權在短短四年中關起國門，發明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來滅絕自己民族幾分之一的人口呢？這里只是想提出這個問題供有心的讀者進一步思考，筆者自己同樣深感困惑。或許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諸多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共同努力，而歷史學只能起到一個收集材料，為這個體制的演變提供基本線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這個形而上的問題之後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疇，從二十世紀革命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紅色高棉的地位。或許這個角度能為上述問題再提供一點間接的線索。
西方學界對紅色高棉到底是一場甚麼性質的革命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說它是「一場徹底的農民革命」，是農民起義者對城市的報復，其暴力行為並不來自於波爾布特和喬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農民主義壓倒□□主義的結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領導人自己也是充滿農民浪漫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但很有影響的《波爾布特體制》（The Pol Pot Regime）一書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據他所作的五百個采訪資料認為，即使是農民也不能在這個體制下生存，紅色高棉的農村政策是以犧牲小農為代價的，它摧毀了柬埔寨農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三個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們直接束縛在國家權力之下，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契約奴農業國」（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觀點。現任首相、原紅色高棉高級幹部洪森的《柬埔寨130年》今年4月剛剛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發行）。根據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亞洲周刊》的專題報導，洪森認為「中國□□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實踐，但也證明是失敗的」。在洪森訪問北韓以後，他對紅色高棉路線的產生根源有新補充，認為波爾布特思想中超過毛主義的東西源於北朝鮮。
筆者認為紅色高棉無疑屬於二十世紀□□主義革命這條線索，但卻是這個革命的極端時期——俄國革命到1930年代末為止，中國革命到1970年代末為止，和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為止——的繼承。本來這三次革命的社會重構就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個比一個早，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而紅色高棉則是它們的縮微版和強化版。其證據是：紅色高棉在兩三年裡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長三十年的時間里走完的重構社會的革命歷史過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幾乎沒有土地改革，直接進入了集體化，而在蘇聯和中國，集體化是奪權多年後才實行的；它開始實行「四年計劃」也比這三個國家早得多；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國），大規模的黨內斗爭和清洗是奪權政權十多年後才有的，而紅色高棉則幾乎是一進城就展開了。
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大大縮短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紅色高棉政策的極端性。說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贖買等等這些具有「過渡時期」特徵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組織」的指令和AK47沖鋒槍。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國家成為貫徹政府號召的主要手段的動員大會或者群眾遊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見，紅色高棉甚至覺得這些都是累贅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個革命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雖然從觀念到形態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結構還在，家庭沒有被廢除。而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起點，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實行了，奪取政權後在全國推廣，合作社和各種強制勞動組織成為了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一個家庭的成員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進不同的組織，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開。男子32歲、女子25歲以下不準結婚。廢除家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實行得最徹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義決不僅僅是坐在一起吃飯，而是消滅社會生活的私人空間。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進餐看成最能體現柬埔寨革命創造性的成就，其幹部這樣說：甚至中國都還保留著這個「□□□□的結構」。在高度集權方面，紅色高棉不但毫不遜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兩個最高級領導人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是連襟，他們從巴黎留學時期就結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親戚關系」使得高級領導人的家庭成員遍布各級領導職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國大陸媒體稱為最「善戰」、「威嚴」、受下級「敬畏」的紅色高棉西南大區領導人獨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東部地區而有「屠夫」之稱，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幾乎所有成員都安排進自己控制的西南區（個別的進入金邊地區）黨政軍要職，包括他的兩個姻親（地方區一級黨組織領導人），四個兒子（從工廠黨的書記到軍隊師一級指揮官），五個女婿（從地方省一級的書記到金邊唯一的波成東機場司令），五個女兒中一個是Tram Kak區的書記（這是紅色高棉的樣板區，其書記原來由這個女兒的丈夫擔任），另一個也是某個醫院的院長。正是這種家庭權力網使得塔莫得到另一個綽號：「塔莫大爺」。
紅色高棉在讓社會其他成員廢除家庭的同時，卻把自己家庭的功能發揮到了和政權結構相等的程度，這不僅僅是出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是在紅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來的體制中，血緣關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關系。「屠夫」塔莫是紅色高棉堅持到最後的將領（1999年4月落網），這是因為他屠戮太多，無法回歸社會，但他能堅持到最後或許也說明了其家族權力網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紅色高棉政權只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改革」，其措施是從教育開始。部分小學重新開放（有材料說「4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沒有權利入學），幾百名西方留學回國的知識份子在或殺或關之後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們接到命令去辦一所技術學院，招收三百名10-16歲的學生。此外甚至還考慮過恢復使用錢。紅色高棉以為歷史還會給他們一次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機會，讓他們再創造一次奇跡，在四年內從民族災難走到「改革開放」。但他們錯了。柬埔寨社會被他們摧毀到了已經無法在他們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寧願接受一個由越南人扶植起來的、起碼可以讓他們家庭團聚的政權。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范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沖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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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紅色高棉是被誰推翻的
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語：Khmaey Krahom，法語：Khmer Rouge），1950年成立時為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分支名為柬埔寨共產黨，1970年後改名為柬埔寨民主黨(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後成為柬埔寨的執政黨。1998年投降政府。「紅色高棉」是西哈努克對柬左派勢力的稱呼，後由於有了自己的武裝柬埔寨革命軍，在起義勝利以後，它就成了柬共的代名詞。在內部柬共被稱作「安卡」，也就是柬語「組織」的意思。
滅亡：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萬「志願軍」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越軍佔領了柬首都金邊。翌日越南拼湊成立韓桑林傀儡政權，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民柬執政時代結束。僅僅兩周時間，民柬就兵敗如山倒，政權不保。除兵不如人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希望早日結束民柬的恐怖統治，並不響應政府發出的抗敵號召。紅色高棉被迫退到柬西部和北部山區，開始了漫長艱苦的叢林游擊戰。
1989年9月越南從柬埔寨撤軍。1991年10月23日，柬沖突四方在巴黎簽署《巴黎和平協定》。柬將實現民族和解，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大選。但作為柬國內重要政治派別的紅色高棉卻拒絕與聯合國合作，抵制大選，白白葬送了合法回歸柬政壇的歷史性機遇。紅色高棉失去國內盟友和國際支持，陷入全面孤立。在政府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下，紅色高棉內部思想混亂，官兵厭戰思鄉，開始逃離。對此，強硬派領導人始終沒有制定切合實際的對策。波爾布特對外迷戀軍事斗爭的魔力，對內他堅持抗美時期的做法，反對自由經濟和私有財產，強化他的絕對領導，清除不同意見者，結果激起內變。1996年8月紅色高棉二號人物英薩利率領兩個師投降政府軍，到1997年5月，紅色高棉已喪失了近80％的作戰部隊，大勢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國民軍總司令宋成密謀投誠，波爾布特得知後派人槍殺宋成夫婦及其8個子女。紅色高棉官兵忍無可忍，第一次把槍口對准了自己的「一號大哥」。波爾布特倉皇逃命，但為部下抓獲，隨後被公審判處終身監禁。紅色高棉希望通過此舉改善形象，尋找出路，但因波爾布特是紅色高棉的靈魂和象徵，對他的審判顯然更使民柬群眾士氣渙散。
9. 紅色高棉是被誰推翻的
1、1978年5月，大清洗激發了反波爾布特的起義。起義被鎮壓後，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領導者是紅色高棉曾任師長、省委書記的高層領導人韓桑林。
2、1978年11月3日，蘇聯和越南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島的擴張。同年12月25日，越南人民軍向柬埔寨發動進攻。
3、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民軍攻佔金邊。這一系列軍事行動，被稱為柬越戰爭。
4、縱使不少柬埔寨人對越南的統治感到恐懼，但越軍仍在不少投誠的紅色高棉人士的引領下，成功瓦解紅色高棉政權，而投誠者也成為後紅色高棉時代的政府核心。越軍佔領柬埔寨後，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
10. 越南為什麼打紅色高棉
紅色高棉是一個恐怖組織，當恐怖組織掌握國家時，人民就悲劇了。越南軍隊干涉對於柬埔寨人來說，真的是救星。如果沒有越共進攻紅高，柬埔寨將徹底變成魔鬼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