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如何傳播到越南

㈠ 儒學在東亞的傳播

儒學在東亞的傳播

儒學是春秋時代孔子創建的倫理道德學說，戰國時代經孟子的繼承和發展而形成系統的儒家思想體系。儒學「祖述堯舜，憲章（效法）文武」，崇尚「禮樂」、「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由於儒學重視傳統倫常關系，有利於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封建秩序，所以備受歷代統治階級的尊崇。自漢武帝罷黜百家以後，儒學成為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但是適應不同歷史時期的需要，一些儒學家往往從孔子學說中演繹出各種儒家學說來，從而形成各種儒學流派。如在漢代，有以董仲舒和劉歆為代表的今、古文經學以及讖緯之學；在魏晉，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釋儒經的玄學；在唐代，有韓愈為排佛而捍衛儒家正統的「道統」說；到了宋明時代，出現了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陸王派的理學，並且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清代又出現了漢學和宋學之爭，以及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直到「五四」運動前後，儒家思想才逐漸喪失了傳統的支配地位。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贊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里「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①

李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①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

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范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

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

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㈡ 越南被稱為小中華，我們的儒家思想怎樣的影響著這個國家

其實越南和中國的關系就要從古代的時候說起了，因為在春秋戰國的時期，當時的越南和中國的南部，都是生活著很多的部落。而當時中國的很多諸侯國是一邊在斗爭，一邊在擴張土地，在春秋戰國時期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時候，因為當時和匈奴之間有交戰，所以當時的秦軍就向南出兵南征，而當時南征的方向剛好就經過的就是今天的越南，最後，秦始皇的軍隊打敗了越南的土著，所以當時的越南地區就成為了秦朝的屬地范圍。

其實直到現在，在越南也是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偏向於中國才會看見了寺廟，特別是越南的廟會中供奉的神仙，其實有一半是中國的神仙而另一半就是他們越南人的英雄人物。因為中國的文化給了越南人很大的希望，所以在越南人的心中他們是很敬佩中國的偉大人物，而且他們也希望中國的神仙能夠像保佑中國人民一樣庇佑他們。因為文化的類似程度比較高，所以越南才被稱為小中華。

㈢ 中國的儒學是如何在古代影響其他國家的

儒學傳播到東南亞國家的南洋地區，是近幾個世紀的事情。影響較大的是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其途徑仍然是廟學文化。這主要是由於華人大量移居南洋後，將中國的傳統文化帶到了當地。儒學隨著華人學校教育而得以傳播。於是孔廟在當地也就應運而生。東南亞單獨建立的孔廟是很少的，一般都是在華文學校中，設立祭祀孔子的殿堂或者牌位，供學校祭祀用。這種文化現象不妨就稱其為「廟學文化」建築。印度尼西亞於1729年就建立了明成書院，這種書院雖以教書育人為主，但由於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有中國廟學合一的性質。

㈣ 孔孟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遠播海外，以偉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諧、中庸之道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廣大的儒教文化圈，這充分說明了孔子思想不僅對中華文明，而且對世界文化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所以，孔子早已是屬於全世界和全人類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屬於全人類的精神財富。
孔子、孟子對我們周邊國家的影響
儒學早在漢唐時期便超出中國范圍，向東南亞和東北亞國輻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孔子創立的儒學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構成，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而且是東亞地區的文化傳統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佔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許多學者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遠播海外，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廣大的儒學文化圈，覆蓋的人口超過全人類的四分之一。
孔子文化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傳到歐洲，造成很大震動。中國的文官制度經歐洲人改造，成為西方的文官制度；孔子、儒家思想還啟發了歐洲啟蒙思想家，在思想啟蒙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法國霍爾巴赫主張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狄德羅認為中華民族的歷史、藝術、智慧、政治、哲學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伏爾泰認為儒家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並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寫入法國最早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萊布尼茲主張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相互結合、溝通；沃爾夫主張以儒家倫理來補充基督教的不及，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所用的精神辯證法與中國儒家經典《大學》的辯證法相吻合；費爾巴哈汲取孔子"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強調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並試圖把這種道德推廣到家庭、集團、社會、民族和國家中去。

東亞經濟騰飛與儒學文化

日、韓等東亞各國幾十年來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和對這些國家社會和文化影響極深的儒學文化不能說沒有關系，就此，海內外學者進行了探討和交流。
日本學者田久孝翁談到日本能成為經濟大國時，認為其中一條主要原因即日本經濟是貫徹和平經濟學思想，而和平經濟學的出發點則應歸之於經世濟民的思想，經世濟民正是儒學思想的成分。他滿懷激情地倡議儒教文化圈的確立。李#平（中國社科院）分析了儒學文化為基礎的"東亞意識"與東亞"金融危機"的關系：東亞地區曾出現過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是實實在在的，做為東亞奇跡的文化基礎是"東亞意識"，而形成東亞地區這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東亞經濟長期高速增長過程中積累起來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產業結構問題、泡沫經濟問題、銀行系統問題等。這場危機已基本過去了，而克服這場危機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充分調動東亞社會內部的因素，而"東亞意識"是其積極因素之一。
湯恩佳認為，日本經濟的成就和社會形態是利用儒學思想的最佳成果。儒學對日本社會和文化具有深刻影響，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代，突出王陽明的儒學精神、孔子思想，後來與現代化相結合，實踐出今天國強民富、社會安定的日本。

"和"則興，"同"則衰。黎紅雷（中山大學）指出，東亞地區在"後現代化"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和則多力"優勢，實行"舉國一致"體制，動員全民族全社會力量，創造出像日本那樣的"政企聯合體"和"企業命運共同體"的協作模式，形成了建設現代化的"合力"。在短短二三十年裡趕上了歐美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但實踐中未把握好"和諧"與"同一"的分寸。偏愛追求和諧，為和而求同趨同，甚至去和而取同，出現了像韓國那樣的"官商合一"之僵硬體制，結果窒息了社會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陷入"同則不繼"局面，帶來了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惡果。這也可以是一個前車之鑒。

孔子屬於全世界

孔子有「聖人」之稱，他被評為對世界具有重大影響的前百名。孟子有「亞聖」之稱，顧名思義就是孔子思想的繼承者和開拓者。他們所以受世人敬仰千年不光是所創立的儒家思想成為2千年中國的正統思想，還因為古代的中國的強大張力把儒家思想向外輻射。在東亞形成了一個「龍文化圈」，包括朝鮮，韓國，日本，越南，馬來半島。。。而隨著現代中國的崛起，亞洲經濟的發展，儒家思想也開始受到西方的關注。

㈤ 中國文化如何影響了越南文化

在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區域里，越南最有代表性。它於939年建立了獨立王朝。從10世紀到13世紀，王室交替頻繁，歷經4個朝代，其中最後的一個朝代李王朝（1009—1225），曾將佛教定為國教，崇尚儒學。直至20世紀初，越南文學一直以儒家思想為正宗。官方還規定漢字為全國通用文字。1226年建立的陳朝，於13世紀開始推廣和運用自創的民族文字——字喃，這一決定不僅改變了漢文文學獨占文壇的局面，而且為越南民族文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具有重大意義。

漢語文學在越南文壇上一直占重要地位，字喃文學登場後，它並沒有因此衰亡，仍繼續向前發展，說明漢語文學對整個越南文學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可看出中國文化對這一區域影響甚為深遠。

㈥ 郡縣時期漢文化如何在越南傳播的

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第二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趙佗「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引文見《史記·南越列傳第五三》），建南越國，定都番禺（Pānyú，今廣州）。趙佗在位71年，其南越疆域也不斷擴大，遙遙與漢王朝抗衡，儼然（yǎnrán，形容很像）是百越（中國古代南方少數民族「越族」的總稱，亦作「百粵」、「粵族」）之雄長。他的主要貢獻，是開發嶺南（包括南越國所造領的交趾、九真二郡在內），並積極傳播漢文化。

秦漢時期，隨著軍事、政治勢力的南下，民族遷徙（qiānxī，遷移）日漸頻繁，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工具也不斷南傳，使包括交趾．九真、日南在內的九郡之地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

西漢元始（漢平帝年號）元年（公元1年），漢中人錫光任交趾太守；東漢建武（光武帝年號）五年（公元29年），南陽人任延任九真太守。作為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錫光和任延不光關心人民疾苦，還教人們使用牛耕，栽培水稻，鑄造鐵制農具；他們同時建學校，教人們以禮義。漢文化的傳播，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中國史籍《後漢書》中有「嶺南華風，始於二守」《後漢書·循吏列傳》）的記載；越南史籍《大越史記全書外紀》中亦有「嶺南文風始二守焉」之說。

公元187年，蒼梧廣信人士燮遷任交趾太守。士燮早年曾游學京師，不但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在交趾任職達40年之久，政績卓著。在漢末烽煙四起的形勢下，他竟能夠安土守境，「保全一郡」，使那裡的百姓免遭戰亂之苦。正因如此，交趾也就成了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難之所。當時，南下交趾尋求避難的知識分子多達百人，其中著名學者就有劉熙、程康、薛綜、許靖、許慈、劉巴等。《牟子理惑論》（中國最早的佛教著作之一）的作者牟融，也曾舉家南遷。士燮禮賢下士，對這些避難的學者十分尊重，並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學術環境，使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取得成就。中國史書《三國志》中記載有士燮的事跡，贊揚他「學問優博」、「達予從政」；越南史學家對士燮的評價也很高，尊他為「士王」。越南歷代統治者同樣推崇士燮，認為正是由於土燮開辦學校，才使交趾成了「通詩書，習禮樂」的「文獻之邦」，士燮堪稱「南交學祖」。

到了唐代，中原與交州地區交通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除了海上交通，陸上和內河交通也十分頻繁。唐分全國為十道（行政區劃名），安南都護府屬十道中的嶺南道。在一些較為重要的地理學著作，如賈耽（公元730~805年）撰述的《郡國縣道四夷述》、《貞元十道錄》、《皇華四達記》和樊綽（fán chuò）所著《蠻書》（又名《雲南志》、《雲南史記》）中，涉及中越交通的地方很多。《蠻書》中所記中越交通路線是：長安一成都一戎州（今宜賓）一拓（zhè）東城（今昆明）一大理一安南。

唐代將軍高駢（bián）在率兵駐防西南期間，疏鑿了交州至廣州的內河河道，使其變為「安流坦途」。內河交通的改善，有力地促進了嶺南和安南的交往，密切了安南同內地的聯系。正因如此，高駢同士燮一樣，贏得了越南人民的尊崇。越南史論家吳時仕這樣評價高駢：「高駢在我交南，破南詔以拯一時之生靈；築羅城以壯萬年之都邑，其功偉矣。今國中婦孺猶能言之。前後牧守將帥，皆不能及駢，蓋駢之功名為獨盛也。」

早在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所撰地理巨著《水經注》中，便已提到了交州的「兩熟之稻」和「八蠶之綿」（八蠶，意即養蠶一年取繭八次）。本是荒蠻之地的交趾，經秦、漢、唐長期的開拓與經營，至唐時，已是人丁興旺、財源豐盈。據史書記載，安南的絲，是唐王朝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

就像養蠶繅絲一樣，在造紙術傳人之後，交趾人也同樣有自己的新創造。他們先是以谷樹皮造紙，後來發展到用香樹皮造紙。他們制出的蜜香紙，以蜜香樹皮做原料，極香，微呈褐色，有紋如魚子，十分堅韌，水浸不爛。

在中原，頗受人們青睞的物品中，不少出交趾、九真。比如九真的竹疏布（用細嫩簟竹捶浸紡織而成。簟：（diàn）、交趾的蕉葛（用芭蕉的絲織成的葛，亦稱交趾葛）和木棉，以及龍眼、荔枝、橘柑等水果。唐詩中有不少寫到來自安南的貢品、禮物乃至動物，如珊瑚樹、翡翠、珠璣和馴犀等。

伴隨著交通的開拓、經濟的發展以及漢文化的廣泛傳播，交趾地區的文化取得了長足進步，從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直到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從漢至晉的幾百年間，京語（越南京族所操語言）從漢語中吸取了大量詞彙，漢字書面語言在交趾得到廣泛應用。到了唐代，已有不少安南人能夠熟練地掌握漢語；北上中原的安南士人、僧侶，為數也相當可觀。一些著名詩人因為到過安南或與安南僧人有過交往，便把他們的經歷與感受寫進了自己的詩篇。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綱常（「三綱五常」的簡稱）名教（以儒家所定的名分和懦家的教訓為准則的道德觀念）也隨之傳人交趾，並逐漸在越南古代社會占據了主導地位。漢文化南傳，儒家學說是其重要媒介。在漢文化的熏陶下，交趾地區出了不少人才。

東漢光武帝（名劉秀，公元25~57年在位）建武（光武帝年號）五年（公元29年），交州刺史遺使入貢，並請准年遣貢使八名留學。第一批學生李進、李琴、張重等學成後俱獲重用：李進任零陵太守；李琴官至司隸校尉；張重為金城太守。

唐承隋制，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選拔人才政策與內地完全相同，也是通過科舉考試廣泛網羅人才。唐武宗（名李炎，公元840~846年在位）會昌（唐武宗年號）五年（公元845年），朝廷明確規定，安南和嶺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樣，每年可選送進士和明經（唐代科舉制度中的科目之一，與進士科並列，主要考試經義）人仕中央，同時在安南開辦學校，發展文化教育；朝廷還專設南選使，遴選安南人在當地或入朝做官。今清化省安定縣人姜公輔便是其中的一個突出代表。姜公輔官至諫議大夫，其人秉性耿直，直言敢諫，為唐代名相之一。公輔本人能詩能文，其作品《白雲照春海賦》和《對直言極諫策》均被收人《全唐文》卷四四六中。

東漢末年，避難南遷的學者牟融開始在交趾傳揚佛道，成為中國在越南傳播佛教的最早代表。牟融原是儒家學者，後來致力於佛教研究，兼研《老子》。他所撰寫的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論》，運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回答了當時以及當地的人們對佛教提出的種種疑難，為自己的信仰進行辯解。有人批評佛教不合儒家經典，違背孝道．《理惑論》則認為佛教與儒家精神並不相悖（bèi），違反），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如「金」與「玉」一樣，並不互相傷害。書中還對當時流行的道教神仙思想作了批駁，並著重宣傳了佛教關於「神不滅」思想。《理惑論》用老子「恬淡無為」的思想解釋「佛道」，認為佛與老子的志向一樣都在於「無為」。該書企把佛教與中國傳統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調和起來，體現了漢末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特點。

牟融之後，交趾佛學大興。三國時，康僧會（公元？～280年，康居人，世居天竺，因隨父經商移居交趾。十餘歲時出家為僧。後到吳都建業，吳國國君專為其立塔建寺，稱建初寺）等高僧曾在交趾從事佛經譯注工作。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交州，篤信佛教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僧侶更以通曉漢文為榮。一些西行取經的中國高僧，往返時也常取道交州。隋代，經隋文帝（名楊堅，公元581~604年在位）批准，交州開始修建寺院，共修得寺院20座，容納僧徒500人。位於越南北方河北省順成縣清康社桑村的法雲寺，是越南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

唐代，中原僧侶與交州僧人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公元820年，中國高僧無言通禪師（公元？~826年）南下安南（交州），在北寧建寺傳法，教人坐禪，影響甚大，被門人奉為無言通派（又名壁觀派）初祖，凡傳15代，對越南佛教禪宗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越南僧人無礙上人、逢定法師、維監法師等都精於漢語，能詩能文。他們也都曾居留長安，並與王維、賈島、張籍等文化名人酬唱和答，過從甚密。據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載，唐代僧侶南下交州弘傳佛法，或與交州僧侶同赴印度求法取經者為數甚眾，盛極一．時。

㈦ 漢朝時期孔子的思想都傳到了哪裡

從漢代開始孔子廟走出國門，傳播范圍主要是在朝鮮半島和越南。朝鮮半島在小林獸王二年(372年)六月「立太學，教子弟」，仿照中國設立廟學合一的最高學府太學，1398年漢城建立孔廟(成均館)，在新羅聖德王十六年(717年)，將孔子和弟子像置於太學，孔子思想隨之傳入朝鮮半島，逐漸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據統計，朝鮮半島歷史上有362個禮制性孔廟。朝鮮孔子廟少數建造在城內，多數建造在城外山坡上。越南學校孔子廟一般建造在城內，有的也建造在城外。據越南《大越史記全書》卷3記載，李朝神武二年(1070年)在國都「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畫七十二賢像，四時享祀」，建造了獨立後第一所孔子廟。1076年，李朝皇帝在河內建國子監、建文廟，祭孔。孔子廟輸入後，很快推廣到全國各地，據統計，越南歷史上孔子廟達160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