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1983年發現的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誰
南越王墓墓主是趙昧
一九八三年十月，廣州大北門外象崗山掘出南越王石室大墓，遺物紛陳，舉世矚目，為今年廣東考古工作絕大貢獻。墓主身著玉縷衣、頭下墊以珍珠枕，玉衣面單上覆蓋縫綴金箔的素絹。其上下有大玉壁十餘事，玉鉤玉飾，鋪陳左右。墓主腰間佩帶鐵長劍五把，復有漆盒銀盒，盛以珍珠，葯丸，其側玉燈具，由三條銀蛇共相銜托，精美絕倫。在墓主之身上發現印章九枚，最大者為龍鈕金印，方形，篆書「文帝行璽」四字。另有篆刻「泰子」二文的龜鈕金刻，及篆刻「泰子」、「趙昧」、「帝印」等玉印。考古家一致認為墓主人應是南越王國趙佗的第二代文帝的塋墓。
其他隨葬品有編鍾三組二十七件，上鐫有「文帝九年樂府工造」小篆八字。合以「帝印」及「文帝玉行璽」等印信，充分證明該墓墓主必為南越文帝，絕無疑問。
《史記·南越列傅》載：「秦已破滅，(趙)佗即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高後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及孝文帝元年……乃召陸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王為書謝。稱曰……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卒。(按《漢書》無「卒」字。)佗孫胡為南越王。」
《漢書》的記載與《史記》一樣。漢文帝時，趙佗受漢封為南越王，但在國內仍照舊稱帝，佗說是「聊以自娛」，他自稱為「武帝」。《史記》又說：「胡斃，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漢書》作「武帝文帝璽」，多「文帝」二字，梁玉繩雲：「兩世竊如故號。」他認為《史記》此文缺去「文帝」二字，甚是。今由象崗山墓出土「文帝行璽」一印，可證明兩世皆竊用帝號，而文帝正如趙佗在位時之自稱武帝，不是死後的謚號。第三代嬰齊怕得罪漢廷，故把「武帝」兩璽收藏起來，但他一即位，上書請立他在長安時所娶邯鄲樛氏女為後，漢廷遂屢遣使者風諭，加以責問。是嬰齊既立，起初必亦援前例自稱為帝，否則不會請立樛氏女為後，後來樛氏女竟稱為太後，可見第三世之嬰齊，亦再「竊如故號」。對於漢廷則稱王，在國內則自稱為帝，從「文帝九年」鍾銘及「文帝行璽」、「帝印」的出土，使人可以推想南越當日政制的實際情況。故第三代嬰齊未必即除去僭號。《史記》稱「嬰齊斃，謚為明王」，故以胡之事推之，嬰齊生前必已自稱為明帝。在漢廷立場，對文帝貶稱為王，帝號亦不予承認。嬰齊的情況正相同。漢史對此事均作為死後的追謚，恐非事實。《史》、《漢》都說「佗孫胡為南越王」。「胡斃，謚為文王」。文王是趙胡。由於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上書向漢廷求助。漢派遣庄助(《漢書》避諱作嚴助。)南來諭意，胡當然與庄助會過面，其事亦詳於《史》，《漢》的庄助本傳。漢廷對於南越王胡，絕不生疏，《史》，《漢》屢屢提到南越王胡，無理由把胡字開錯。但墓中與「文帝行璽」同出有人名的印章，不作趙胡，而作「趙昧」，又有「泰子」二印，與《史》、《漢》不合，於是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泰子即太子，墓主應是趙佗之子，有人認為《史記》「趙胡斃謚為文王」，乃系錯簡；文帝謚號屬於趙昧，則作「趙胡」是當史官之誤。(黃文寬說，見《學文》雙周刊五十一期，《華僑日報》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本年一月廿三日，該墓主持發掘者黃展岳先生應中文大學之邀，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講：《南越王墓發掘的主要收獲》，亦談及墓主問題。他認為：「文帝行璽與趙昧印同出，二者應是一人。第二代南越王生前曾效其祖故事，自尊為南越文帝，似不容置疑。泰子印似為趙佗之子(趙昧之父)的遺物，未及嗣位而亡。印歸趙昧，昧死，遂以入葬。」他又說：「墓主頭骨經鑒定，判斷死亡年齡約為三十五——四十歲，比較符合趙佗孫輩年歲，與趙佗的子輩年歲不合。」他的推斷，極為近理。前此，麥英豪也談過墓主是趙佗之孫，還是趙佗之子等問題，他認為：「趙昧身上的兩枚泰子印，應該本是趙佗之子的，佗子歿後，歸由趙昧接掌。如果佗子確曾立為王，《史記》《漢書》不可能隻字不提。《史》、《漢》誤昧為胡，可能是所據檔案有誤，或為傳抄之誤。應據印文改正，還其本來面目。」(《廣州研究》一九八四年四期)趙昧應是佗之孫，諸家之說皆同，是很符合史實的，但《史》、《漢》作「胡」，是否錯誤，必欲依據出土文物，改訂史文，理由尚嫌不夠充足。
古代人名，史書記載，時時出現不同之異名。如晉國寺人披，見《左傳》僖五年。《史記·晉世家》披作「勃鞮」。《晉語》二稱為閹楚。韋昭注「楚為伯楚，寺人披之字也。」閹是寺人，指其官名。「楚」則其字，略去伯字。楚是字而披是名。披和楚二字聲義毫不相關。故黃侃讀披為木名之披。(《春秋名字解詁補誼》)稱人每每以字，字與名取義必相關，字可以自證其名，故《白虎通》雲：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依是言之，漢人記載，稱佗之孫曰胡，想是習慣稱其字，如披之又稱為楚也。出土之印章作昧，則用其名耳。
印文趙昧，其字從目。愚見昧讀為「曼」。《吳都賦》：「相與昧潛臉，搜壤奇。」劉逵註：「昧冒也」。(段注引此句以解《說文》之「昧」字。)曼字從又冒聲，昧冒、曼，聲同可以通用。「曼」字與「胡」在先臣古語言上意義有若干關涉之處，舉數事以明之：
古謰語有「曼胡」一詞。《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綏」。《周禮·鱉人》：「掌取互物。」鄭司農曰：互物謂有甲滿胡，龜鱉之屬。」《呂覽·盂冬紀》高誘注「介」字雲：「象冬閉固，皮漫胡也。」《釋名·釋飲食》：「胡餅，作之大漫冱也。」畢沅雲：「當作滿胡」。上列滿胡、漫胡、曼胡、漫冱、該是一語，聲義並同。曼之言漫也，胡又借為冱或互，單稱則為互，謂之互物，曼與胡同義俱訓廣大。(參孫詒讓《周禮正義·鱉人》疏。)
《考工記·冶氏》：「倨勾外博」。鄭玄註：「博，廣也。倨之外，胡之里也。勾之外，胡之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孫詒讓雲：「『似此』者，證戈橫刃本廣，故有『曼胡』之稱也」。《方言》九：「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饅胡。」《廣雅》：「鏝胡，戟也。」王念孫《疏證》謂「鏝胡者，寬大之名」。饅胡，《考工記·注》作「饅胡」。以曼胡原有廣大之義。郭瑛注鏝胡雲：「今雞鳴句孑戟也。」 《太平御覽》卷三五二兵部戟上引張敞《晉東宮舊事》： 「東列崇福門，門各羌楯十幡，雞鳴戟十張。」 (頁一六二)雞鳴即大戟，稱之為鏝胡者，以其大也。《爾雅，釋宮》：「鏝胡之圬。」經典釋文：鏝本或作槾，又作墁。圬音烏，又音胡。」 《說文·金部》：「鏝，鐵圬也。」或體從木。又木部：槾。木朽也。」徐灝《箋》：「圬有『胡』音，蓋戟之垂胡，有與泥鏝相似者。」《說文》圬字下雲：「秦謂之圬(即『胡』)，關東謂之槾。」秦音為圬，與關東音之槾，原是一物在方言上之異名。圬也音胡，此又胡與槾(曼)同義異稱之證。
從以上各事，可見曼與胡實為一物之異名。如果把昧讀作「曼」，看做他的私名。而漢廷稱呼其字則為胡，正可自證其取名之義。由是可明趙胡何以亦作趙昧的道理。《類篇》：「昧，地名。春秋傳：「盟於昧」。此出《公羊》。《左傳》作蔑。異音假借，此可例彼。)古代人名，文獻記載與器物所見，每每歧出，彝銘假借之例尤為習見，必藉助於訓詁方言之學，始能明了。不宜輕易目史書為錯誤。《史記·南越傳》提及南越王胡，自「佗孫胡」一句以下，連續共有八次，斷不至如此刺謬，更不可隨便說是錯簡。
文獻記載上有關南越之史料，大家基本上都根據《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和《漢書》(卷九十五)為主。清代史學家梁廷楠撰《南越五主傳》、所採摭的記事，大抵不出《史》、《漢》以外。其實，在吳、晉之間，還有不少古籍，可供采擷，由於其書亡佚已久，遂為人所忽略，以下試舉二、三事論之：
(一)《日南傳》
《太平御覽》卷三四八兵部弩條引《南日傳》雲：南越王尉佗攻安陽，安陽王有神人睾通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萬人。他(佗)退遣太子始降安陽。安陽不知通神人，遇無道理，通去。始有姿容端美。安陽王女眉珠，悅其貌而通之。始與珠入庫，盜鋸截神弩，亡歸報佗，佗出其非意。安陽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竄。(宋本，頁一六零三。《藝文類聚》卷六十弩項亦引《日南報》。)
(二)《交州外域記》
《水經·葉榆河注》：
……南越王尉佗舉眾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輔佐，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越南王知不可戰，卻軍住武寧縣。安晉太康記，縣屬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主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媚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南越王。南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此文前面引：《交州外域記》疑原出自此書。)
(三)(劉欣期《交州記》)
安陽王者，其城在平(原誤作「乎」。)道縣之東北。林賀周相(此四字恐有誤。)畢通徐作神弩。趙曲者，南越王佗之孫，屢戰不克，矯托行人，因得與安陽王女婿(此字衍)。媚珠通，截弦而兵，既重交，一戰而霸也。(《北堂書鈔》一二五神弩條引。曾釗輯本《安州記》此條失收。)
從前引兩書，知趙佗確有太子，其名曰始，曾在安陽王處作過間諜工作。《史記·南越傳》但書「佗孫胡為南越王。」瀧川資言引王鳴盛說案雲：「《史》、《漢》皆不書佗子，蓋外藩事略。」今《日南傳》與《交州外域記》均記尉佗太子之名曰始。故知墓中「泰子」一印，太子當指趙始，必為趙胡之父。早卒未立。其印後歸於胡，故竝入葬。今觀墓中槨蓋上和槨外右側，有成捆的鐵劍、鐵戟、鐵矛、銅弩機、鉛彈丸和數以百計的銅鐵箭頭，必是當時戰役的勝利品。南越人工制弩，《類聚》引《南越志》：「龍川當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雕鏤。取之者祀而後得。父老雲：越王弩營處也。」「龍川即趙佗為令之地。古時曾有弩牙出土。今墓中所出亦有弩機。《史記》稱「高後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後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南越於是發兵攻長沙。當日南越鐵器必仰給於他處，故鐵器大量作為殉葬品，其珍貴可見。
趙佗的太子始盜鋸神弩一事，後世傳達者加以神話化。劉欣期書復作佗之孫曲，具見傳說之多歧。「胡」之一名，可視作兵器《方言》雲：「戟……大者曰鏝胡，其曲者之鉤釨饅胡。」佗之孫曲，可見與胡或者本是一人而轉訛，也可能另是一人，觀趙佗上書自言「於今抱孫」，知其太子得子之晚。因為只有孤證，無法確定。於是泰子，當然是太子始。《日南傳》與墓中所出「泰子」二印，正可證明，難得的是得之於《史》、《漢》以外之佚史記載。
安陽王遺跡在平道縣。畢沅輯《晉太康三年地記》，平道縣屬交趾郡。(《經訓堂叢書》本)《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八：宋平縣，本漢日南郡西卷縣地。……安陽王故城，在縣東北三十一里。《安南志原》：「越王城……又名可縷城，古安陽所築也……故址猶存。」可縷當指贏婁故城。亦在宋平縣。趙佗太子始的活動地區、遠及於交趾。《日南傳》一書，《隋書經籍志》與兩《唐書》經籍、藝文志都有著錄，其書唐時尚存。我在一九六九年因討論安陽王問題時，嘗寫有《日南傳之資料》一文，陳荊和先生認為發人所未發，特譯成日文，刊於一九七零年二月慶應大學出版的《史學》第四二卷第三號，可以參考。《三國志·吳志·孫策傳》：裴注雲：「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廣二州春秋》」此書惜已佚，否則對南越史事的研究，必有所裨益。
考《孫策傳》裴注又引虞喜《志林》載：「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今墓中出土只有「文帝行璽」，沒有「皇帝之璽」及「信璽」，南越雖稱帝，尚無六璽之制。《史記》言「其稱制興中國侔」。事實尚有許多距離。
南越是一小型帝國。直至晚期，國中尚有許多封君稱王，如蒼梧王趙光，其名見於《南越傳》。故知第四代仍然私自稱帝，否則不但有蒼梧王稱號。《庄助傳》中引淮南王上書言：「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屬王長)使將軍間(一作簡)忌將兵擊之，處於上淦。」南海王想亦是出自南越帝國的封號。以後希望斷取有新墓葬發現，對南越史事或可更得到進一步的了解。《南越傳》中所見重要人物，茲補列如下，作為附，以結吾篇。
⑵ 趙眜的南越王墓里的構造是怎樣的，隨葬了哪些東西
趙眜的南越王墓劈山為陵，從象崗頂劈開石山20米，鑿出一個平面「凸」字形的豎穴，再從前端東、西側開橫洞成耳室，南面開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紅砂岩石仿照前堂後寢的形制砌成地宮，墓頂用24塊大石覆蓋，再分層夯實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築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後四共7室。墓主居後部中室，前廳後庫，前部東西為耳室，後部東西為側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僕役7人。南越王墓的前部前室四壁和頂上均繪有朱、墨兩色雲緞圖案；東耳室是飲宴用器藏所，有青銅編鍾、石編鍾和提筒、鈁、錇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盤等。西耳室是兵器、車、馬、甲胄、弓箭、五色葯石和生活用品、珍寶藏所，尤其珍貴的是來自波斯的銀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爐和深藍色玻璃片。這證明南越國早期或更前年代廣州已與波斯和非洲東岸有海上貿易。後部主室居中，為墓主棺庫主室，墓主身穿絲縷玉衣，隨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為「文帝行璽」龍鈕金印，此外，還有螭虎鈕「帝印」、龜鈕「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趙眜」玉印等。東側室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一枚；西側室為廚役之所，殉葬7人，無棺木，室後置豬、牛、羊三牲。後藏室為儲藏食物庫房，有近百件大型銅、鐵、陶制炊具和容器。南越王墓共發現遺物千餘件套，其中金印是國內首次發現的漢代帝王金印。這對研究秦漢時期嶺南土地開發、生產、文化、貿易、建築等狀況以及南越國歷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