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為什麼說越南是"東方古巴
古巴以前是蘇聯的跟班，為蘇兄好和聯馬首是瞻。越南也一樣。
古巴曾經受到中國援助，但是後來中國和蘇聯交惡之後，古巴和中國關系也十分差。越南也一樣。
古巴曾經作為蘇聯進攻美國的橋頭堡，而79年對越反擊戰，蘇聯也是幕後主謀。
所襪旅以呢，越南和古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至於現在關系好么。很正常，國家與國家之間只有永恆的利益呀。我們和越南關系不也好了嗎。二戰時期美國和日本還是死對頭呢羨盯，現在那？
Ⅱ 自衛反擊的時候為什麼把越南叫做東方的古巴
越南起的作用會比古巴更壞,我們把越南叫做東方的古巴
Ⅲ 『舉出3個詳細例子』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美國政府的角色有什麼不同
第一：都是由第一世界的超級大國對第三世界的貧弱小國的非對稱作戰。因而雙方使用的軍事手段截然不同，應該說這是其他戰爭很少見的情況。在越戰中美軍從轟炸到小規模介入到大規模派兵，都是建立在技術兵種之上，如空軍和陸航等，而越共用的是山地叢林游擊戰。伊拉克戰爭中美軍又是以轟炸為先，然後實行地面作戰。地面作戰中頻繁使用空降，突襲，迂迴的戰略行動，採用的是機械化，數字化的戰爭模式。而伊拉克軍在僅有的幾次戰斗除了在納西里耶的巷戰可圈可點之外都糟糕得一塌糊塗。其中坦克兵團被全殲的事例表明伊拉克軍未認清形勢，採用的還是二戰的戰術，根本無法與美國的高技術戰爭對抗。這又是越戰與伊戰的不同之處。
第二：都是美國對原本前蘇聯的勢力范圍內的國家進行的戰爭。越南曾被稱作東方的古巴，是徹底的親蘇國家，伊拉克實行社會主義，著名的飛毛腿導彈就是蘇制，海灣戰爭以前的中東本來就是蘇聯勢力范圍。但是不同的是美國參與越戰是為了避免北越統一南越在印度支那乃至亞洲造成不好的影響。戰略上其實是守勢。而伊戰是對冷戰結束後殘余的前蘇聯勢力范圍內少數幾個未徹底變成西方價值中的民主自由的國家政權的顛覆。明顯是攻勢。
第三：都是耗資巨大的戰爭。越戰投彈量等於二戰所有戰役的投彈量總合的四倍，其戰爭消耗不言自明。而伊拉克戰爭美軍每天的軍費超過一億美元，這不包括額外的費用。只是維持軍隊日產運行，也就是說美軍現在還在這么耗著。美國政府是冒著國內雙赤字（財政收入，對外貿易）在砸錢。但是他的角色也有所差別，越戰時戰爭受到的質疑主要來自國內，和社會主義陣營。而伊拉克戰爭美國政府面對的主要質疑來自新老盟友，這說明蘇聯解體後十多年，歐洲獨立價值觀開始壯大，不願在美國巨大的羽翼下生活。美國政府的角色從反共的意識形態鬥士轉變為單邊主義的霸主。
以上就是鄙人總結的幾點，伊戰與越戰的異同，是否認可？
Ⅳ 周邊國際關系
19世紀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在論及國與國關系時, 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家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個說法客觀地指出了處理國家關系的一般原則,即國家間關系的親疏冷暖往往是由國家利益的變化來決定的, 這一說法在20世紀70年代再次被中越關系的演化所印證。事實上, 20世紀70年代中越關系的急劇變化, 正是中越兩國從國家利益出發,
推行各自傾向性政策的結果。這種傾向性政策, 就70年代中越關系的演變來說, 既有歷史的延續,也有現實的需要。從歷史的延續方面來看, 最早可見之於中越雙方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分歧和50年代中後期中國最初對越南南方進行武裝斗爭的消極態度上。日內瓦會議上, 中國確實有欲借朝鮮停戰、法國厭戰之機, 用和平選舉方式來實現越南統一, 從而避免中國再次捲入另外一場大規模戰爭, 以致力於自身國內經濟建設的考慮。這就與北越欲乘奠邊府一戰之威, 武力統一全越的構想發生了分歧。但是迫於當時情勢以及從社會主義陣營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冷戰思維角度出發, 中蘇越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同意簽署了日內瓦和平協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協議簽訂不久美國就支持吳庭艷政權發動政變, 一腳踢開法國支持的保大政權, 在南方屠殺革命群眾。北越則急欲在南方發動武裝斗爭來反抗吳庭艷集團的屠殺政策。當越南就此問題向中國徵求意見時, 中國領導人出於配合蘇聯外交政策和致力於國內經濟建設的考慮, 曾勸說越方「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必須坐等」。對此, 不僅黎筍等後來的越南領導人耿耿於懷, 就是毛/澤東等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也在思索如何處理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性與現實性首次出現了矛盾, 但是由於兩大陣營的存在, 意識形態成為衡量一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標准。
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中國領導人世界革命的熱情高漲, 至遲於60年代初, 中國就轉而公開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裝斗爭。盡管如此, 中國在70 年代中越關系惡化後,還是被指責「背叛」和「出賣」了越南。進入70年代, 中越兩國從國家利益出發考慮自身政策的傾向就更加明顯了。一方面, 由於中蘇關系由破裂走向對抗, 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 中國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 逐步實現了革命性外交向務實性外交的根本轉變。外交理論也由「三個世界」取代了「兩大陣營」, 中國推行更加務實的外交政策, 開始實行與美和解、聯美製蘇戰略。在越美和談問題上由最初的反對改為贊同和支持, 援外工作則更加強調量力而行的原則, 並從70年代中期逐步削減對外援助。另一方面, 由於中蘇對抗已成定局, 中國聯美製蘇戰略不可逆轉, 越南已無力繼續「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開始推行在盡可能多地獲取中蘇巨額援助物資的同時逐漸倒向蘇聯一邊的戰略。隨著兩國的戰略調整, 原來在意識形態掩蓋下的分歧和矛盾———邊界沖突、領土、領海爭端和華僑問題開始暴露出來。這些問題已超越了原有的意識形態范疇, 而具有了國家利益沖突和「民族利害性質」。
當1977 年黎筍訪華, 明確探知中國反對其「印支聯邦」計劃後, 越南便開始視中國為阻礙其通向大國之路的絆腳石, 此後中越兩國關系急劇惡化, 越南公開走上與蘇聯結盟的道路。而中國則認為倒向蘇聯的越南業已成為了「東方的古巴」, 自願充當了蘇聯在東南亞的前哨, 而且由於越南的「忘恩負義」, 蘇聯完成了從陸地對中國的包圍。從粉碎蘇聯包圍中國計劃和一貫反對霸權主義的立場出發, 中國在越柬沖突中逐漸採取一邊倒, 倒向柬埔寨的政策。越南則以此更加確信中國欲「從兩個方向進攻越南」, 有「吞並越南的野心」。因此從中越關系發展的脈絡不難看出, 由於國際局勢和國家利益的變化, 70年代的中越兩國都對自身的戰略利益進行了調整。這種調整因同時伴隨了潛在的國家利益沖突、傳統疑懼心理以及國家政策導向錯誤(這一點將在下文進行具體分析)的因素, 從而加劇了相互間的猜疑, 並最終將兩國關系一步步引向破裂和對抗的道路。
中越關系之所以在70年代後期出現急劇變化,這還與中越兩國長期以來對歷史與現實的困惑密不可分。從中國方面來說, 主要體現於毛澤東個人思想中革命性與務實性的矛盾; 而對於越南而言, 卻與其傳統的對華心理有關。這一心理即: 當越南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困擾, 僅依靠其自身力量又無法解決時, 傳統的越南社會因與中國的密切關系, 會表現出對中國的依賴心理; 而當其實力增強, 自主能力增大時, 越南又有害怕中國會對其進行干涉與控制的疑懼心理。這本屬任何小國與其強大鄰國相處時的正常反應。然而不幸的是, 70 年代的越南這兩種心理都在一瞬之間相繼出現, 使中越兩國都未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備。結果, 當中國做出外交戰略調整時, 越南不但未予理解和支持, 反而指責中國「背叛」和「出賣」了越南, 而當越南對華疑懼心理增長、日益疏遠中國時, 中國則認為越南「忘恩負義」。以下就此問題做出分析。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 毛澤東個人思想中革命性與現實性的矛盾就一直困擾著中國領導人。眾所周知,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國際的直接影響下出現的, 毛澤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的著名論斷,就是這一情況的真實寫照。在中國革命的漫長斗爭中, 別國共產黨和人民曾給予中國革命寶貴的支持,其中既包括蘇聯也包括越南。因此, 新中國成立後也同樣有支持各國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義務, 這可以說是新中國建立後長期「世界革命」熱情高漲的歷史根源。但是一國的對外政策歸根結底要以國家利益作為最終歸宿, 否則它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這在中越兩國關繫上得到了典型體現。長期以來, 出於共同的意識形態背景和相似的革命經歷, 中國給予了越南大量無私的援助, 對此中國始終認為各國革命總是相互支持的, 對越南的援助也即對自己的幫助。但是這並不是說, 此期中國就沒有對自身國家利益的審慎考慮。事實上, 自50年代中期日內瓦協議簽訂以後的一段時間里,由於朝鮮停戰和第一次印支戰爭結束, 中國已有過從革命性外交向務實性外交調整的嘗試。然而由於中蘇關系破裂和美國挑起第二次印支戰爭, 中國進行外交政策調整的嘗試被迫中斷, 毛澤東世界革命的熱情再次高漲。進入70年代, 由於中蘇關系由破裂走向對抗, 蘇聯屯兵百萬於中蘇邊境, 嚴重威脅了中國的國家安全, 中國全面調整了對外戰略,開始推行與美和解、聯美製蘇的外交政策, 進而突破了意識形態束縛, 最終用更多從國家利益考慮的「三個世界」理論取代了意識形態劃分敵我的「兩大陣營」理論, 從而標志著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初步完成。
從越南方面來說, 其對中國的矛盾心理可以說是古已有之。由於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燦爛, 越南又與中國山水相依, 中國的許多思想意識、典章制度和發明創造很容易為越南所用, 這養成了越南對中國的依賴心理, 「人人安於什麼東西是中國的就好, 就比自己的強, 從思想直到做事情, 什麼都以中國為榜樣。誰能模仿中國就算有能力, 不能模仿便是拙劣。」另一方面, 越南因地處東南亞橋頭堡地位, 易受外來勢力影響, 「在歷史上, 古代中世紀的許多強盛帝國以及現代的帝國主義列強都曾企圖侵佔我國。敵人妄圖攻佔我國, 不僅是為了剝削人民、掠奪財富、開發豐富的資源, 而且是為了把我國變成為其向整個東南亞地區進行擴張的戰略橋頭堡, 以便從海洋深入到遼闊的大陸和從大陸擴張到海島地區」 。因此, 越南從其所處地緣環境考慮, 有疑懼外來侵略、害怕中國會對其加以控制的心理, 「他們(中國) 無時不在欺騙我們, 就好像欺騙小孩一樣, 以便卡住我們的脖子,而我們卻仍不知道自己的愚蠢??平時還能看出中國人的豺狼之心, 而一旦國內發生變亂, 卻又跑去乞求人家來。這何異於引象踏祖墳?」
這種滲透著民族主義情緒的疑懼心理到了70年代不但未能得到制止, 反而擴大到了民間。據悉, 當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鋼鐵廠和紡織廠學技工, 上海當局十分厚待他們, 把淮海中路重慶南路一帶的優質民居騰出來讓他們住。他們也一直對上海人民懷有好感。可是, 中美關系的解凍卻大大地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令上海當局十分吃驚的是, 北越人策劃在尼克松訪問上海的時候, 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議橫幅。此事被中國方面及時發覺, 隨後做足了防備措施。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間, 北越人受到所在單位和部門的「熱情款待」, 又是帶他們到景點去參觀和遊玩, 又是領他們去高級飯店美餐, 哄得開開心心, 總算避過風頭。雙方都嘴上不說, 但都心知肚明。這可能是中越之間情感上最早的芥蒂 。
中越關系在胡志明時代和後胡志明時代迥然相異, 這與世界形勢的客觀變化有關, 也與越南領導人的素養以及對中國的不同認知有關。在這里無意宣揚什麼英雄史觀, 只不過想透過面紗去尋求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已。其實, 重視歷史人物在歷史事件中的態度、立場和作用, 這一直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馬克思主義史學一向認為, 社會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人民群眾, 但傑出人物也會對歷史發展的進程起到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無庸諱言, 作為有著集權傳統的東方社會, 領導人的態度和意志往往能極大地左右一個國家發展的航向。普列漢諾夫指出, 個人(社會精英) 因其性格帶有某種特點而能影響到社會的命運, 這種影響有時十分明顯 。因此從歷史人物的性格意志、人生經歷入手, 了解精英人物對歷史事件形成固定認知的因素, 並重視這種認知傾向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 這是近年來心理史學探討的課題之一。而這一方法同樣適宜用來分析此期中越關系的變化。由於中國領導人對越認知較為穩定和一致, 故主要從越南領導人方面來進行對比, 分析胡志明和其繼任者黎筍的對華不同認知是怎樣影響了中越關系的。
談胡志明和黎筍對中國的不同認知, 這可以從兩人的出身之地說起。胡志明( 1890—1969 ) 生於越南北部的義安省, 而黎筍( 1907—1986 ) 則生於中圻的廣治省(Quang Tri) 。眾所周知, 在越南, 華僑主要集中於北部和南部, 其中南部華僑人口最多, 與中國經濟聯系最為緊密。北部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因素, 自古以來就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與中國聯系緊密, 這無疑給生在北部的胡志明從小增添了接近和了解華僑的機會。而在中圻, 即越南中部地區, 既無北圻與中國緊密相連的地理位置, 亦無南部與中國密切相連的經濟繁榮, 有的只是越南民族屢經榮辱的滄桑歲月和歷代封建王朝開疆拓土的文治武功。這里的人民因與外部世界少有往來, 並陶醉於越南民族自我優越的意識之中, 故而民族情緒最為激昂。從黎筍後來激進的民族主義意識來看, 顯然其從小就受到了這種思想的熏陶。
再從兩人的人生經歷來看, 那就更加天差地遠了。早在新中國建立以前, 胡志明為探求越南革命的真諦而奔走呼號於世界之時, 就曾三次長期留住中國: 1924 年—1927 年, 在廣州; 1930 年—1933年, 在香港、上海; 1938 年—1944 年, 在延安、華南、西南和中越邊境地區。他不但在中國當過兵, 而且坐過牢; 不但在中國有過情感經歷] ,而且與廣西邊民張廷維等四十餘人殺雞取血、義結金蘭, 其中張廷維被尊為大哥, 胡志明為二哥。從新中國成立到1969年的20年中, 胡志明主席到中國不下30次, 其中從1960年到1969年的10年中, 他到中國過生日就有7次之多[ 12 ] 。用胡志明自己的話來說, 中國已成了他的「第二個故鄉」。他與中國領導人交往甚密, 早在20年代, 胡志明就與後來成為新中國領導人的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結識。1956年11 月21 日, 胡志明在歡迎周恩來總理的宴會上就曾充滿深情地介紹說:「周恩來是我的兄弟, 我們曾在一起共甘苦, 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二十多年來的親密戰友。」這種經歷使胡志明在情感上很自然地認同中國, 容易認為「越南和中國是兩個相鄰的國家, 多少世紀以來就有著密切的關系。當然中國革命和越南革命的關系也就特別密切.中國革命和越南革命的關系真是恩深、義重、情長 。然而這一切對於黎筍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20年代, 黎筍為一名鐵路工人, 1930年印支共剛創立時便加入了該黨, 在1931年—1936年期間被法國殖民當局逮捕入獄。人民陣線( PopularFront) 執政時期被釋放, 後從事政治工作, 並在1938年當選印支共中央委員。1940 年再次被捕,1941年—1945年同該黨部分領導人一起關押於法國的保羅·孔德雷監獄島( Island Poulo Condore) ,1945年獲釋。第一次印支戰爭期間擔任越共南方局書記。隨後代替在土改中犯錯誤的長征, 於1960年正式擔任了越共總書記的職務。據其所言, 黎筍生平第一次出國是1952 年到中國療養,而且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漫長斗爭中, 黎筍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監獄中度過的。這種相對閉塞的環境阻礙了其兼容並包地理解外來事物的能力, 「在那裡(法國的監獄) 而不是在河內大學, 許多人(指黎筍等人) 如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 接受了教育的『高級培訓』。」殘酷的斗爭環境一方面培養了黎筍作為革命者所具有的堅毅和果決品質, 但另一方面也助長了其鄙視一切的激進民族主義傾向。當1952年從中國治病歸國, 胡志明問及他對中國的感受時, 黎筍就坦言「越南非常勇敢, 中國人一點也不勇敢」, 其對中國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70年代中越關系惡化, 黎筍更是將其激進民族主義意識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其眼中, 越南已成了世界文明的燈塔, 「是一個象徵著獨立和自由的國家」 。
可以肯定地說, 屬於土生土長的越共領導人的黎筍與曾游歷於世界的胡志明有著極大差異, 這在客觀上影響了兩人對中國的不同認知, 而這種認知的不同又反過來左右了越南對華關系發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