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分析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积极作用
福利制度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而后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分配方式。福利制度从创设至今,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危机、调整五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福利制度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虽说其最初目的之一是为了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但它对于战后缓和经济危机,缓解劳资矛盾,保证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分配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的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凝聚力,这一税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减震器”。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网”作用,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减轻对现有制度的离心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根据一般规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较大,其新增收入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现实消费;而高收入阶层由于其阶段性消费已基本饱和,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其新增收入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储蓄或其它金融资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当期消费甚至适度超前消费。例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2]因此,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对社会的压力。社会服务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能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社会服务这样的公共部门对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另外,福利制度不仅在生理方面保证了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而且通过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这样,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增强,使劳动的效率提高了,劳动者寿命的延长,使他们能够从事劳动的期限延长了,从而保证了经济扩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四,扩大公民自由,体现团结互助。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几乎惠及所有的公民。从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会中下层阶层对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抵御能力,有助于将个人从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大了公民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自由。可以说,“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3]另外,福利国家的特点就是把大量的财富从就业者方面向正在成长的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再分配。尽管这种帮助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的,但它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团结互助。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危机
福利制度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产物,最初创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备的同时,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弊端日益显示出来。传统的福利制度——消极福利制度似乎走到了尽头。
第一,失业危机。
实现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一项核心政策,是国家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和收入转付的先决条件,是福利国家得以维持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就业才能创造福利,福利就是对就业者收入的一种扣除。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失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业人群信心大减,造成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
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将通过各种税收转为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原本热情锐减的雇主尽量减少雇佣人数,致使社会中就业机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所以,福利不但没有成为消除失业的手段,反而成了增加失业的导因。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月平均823万人,到1975年达1448万人,增长76%。1975年,欧共体的平均失业率是4.3%,约600万人;到1982年,增长到10%,达3050万人。1980年美国失业率为7.4%,1982年则上升到10.8%,达1220万人。[4] 1993年美国仍有6.8%的工人失业,即至少有874.3万名美国工人找不到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15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摆动,失业者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曾被誉为“就业者天堂”的英国,也仅有1/3具有就业能力的居民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就业状态。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已接近20%,数百万年轻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在一些糟糕的夕阳产业,失业率高达80%。[5]大规模的失业必然减少福利收入,扩大福利支出,打破福利国家的平衡预算,使福利国家陷入濒于瘫痪的境地。
第二,财政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最集中地体现为国家财政的危机。国家财政具有刚性,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但要缩小已达规模,理论上可行,实行上极难,因为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当经济高涨时,各利益集团致力于瓜分财政剩余,而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又必须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利益集团争夺既得权益的行为,使政府的财政僵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发货币或发行赤字公债。前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后者将现在的负担转嫁给下一届政府,使政府财政陷入两难境地。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享受人数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一般占到政府总支出的1/2至2/3,引起财政状况恶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财政危机就是这样造成的。
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福利制度黄金期的70年代,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了2.7倍,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4%上升到29.4%。80年代,这一比重继续升高,1983年,已增至527亿英镑,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38.2%。1951年至1986年,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累计赤字达1209亿英镑。[6]
德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德国每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1991年以后的11年间,德国政府债务整整翻了一番。2002年,德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75%,远远高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
瑞典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前期,公共支出都呈直线上升趋势,增长率远远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60年代公共支出占GDP的60%强,而同期的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在45%,直到80年代势头才有所控制,稳定在60%。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1950~1960年,瑞典中央财政赤字增长了1倍,1960~197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4倍,1970~198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12倍。70年代以前赤字在GDP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而到了1986年竟达到13%,可见瑞典的财政收支极不平衡。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瑞典政府被迫借债,1985年瑞典的国债达到5956.3亿克郎,[7]被人们讽刺为是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园。
第三,老龄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生率低,平均寿命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福利国家在养老金支付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负担。随着二战后生育高峰期降生的婴儿正纷纷进入退休期,老龄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退休者的增加以及生产者的减少,使社会保险费率逐年上升,职工收入相对减少,对劳动者的热情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以前是4个就业者负担1个退休者,到2030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每3个就业者将负担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个比例将是2:1。[8]
目前,日本加入养老保险的人数为7000万,而领取养老金的有1800万,也就是说4人养活1个老人。日本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00年,日本总人口是1.26亿,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多达2200万。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率,从1970年的7%上升到2000年的17.3%,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32.3%。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老年人年龄构成的变化,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7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41%上升到2050年的58%。7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由于在养老金和医疗以外还需要照护的保障,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9]
目前,美国65岁以上者占人口的13%。至2030年将达到或超过20%。人越老,医疗开支就越大。目前美国占人口比例12%的老人,却花费了医疗费用总数的1/3。30年后,老人的比例约20%,医疗费用会占2/3。[10] 那时,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明显缩小,平均2.1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目前是平均3.4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专家估计,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15年后将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到2037年,政府将无力支付养老金。[11]
据统计,英国80岁以上的老人在20世纪40年代仅为75万,90年代为200万,2020年将为300万;工作人员与领取养老金人数的比例随之变化,40年代为5?1,90年代为3.3?1,2020年将为2?1。社会保障费用的一半需支付养老金。
瑞典是长寿国家,社会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在瑞典,子女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老人的一切由社会负责。
第四,社会危机。
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在公平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降低所得税率,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效益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遭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除美国能一枝独秀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例如,1991~1994年间,芬兰的GDP下降了12%,失业率则从1990年的3.5%猛增到16%以上。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从略有盈余变为亏空,赤字超过GDP的10%。瑞典在此间受到的冲击更大,GDP连续三年负增长,失业率大幅攀升,仅1991年失业率就从1%升至8%。[12]
另外,高工资的福利国家已经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首先商业化的趋势使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转移到私营部门,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推行私有化,包括电信公司、煤气公司、航空公司等16个国营企业都被卖掉了。私营部门可以降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使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次,在福利国家的社会内部开始滋长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有些人反对移民和外来的劳工,害怕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甚至认为外来者分享了福利国家的各种待遇而使福利国家的负担加重,还有些人开始反对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发展水平相似、劳工标准趋同的国家之间才可能进行公正的贸易。可见,这些西方福利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安全感,但很容易将人口变化、工业变化和社会变化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转嫁于外籍劳工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制造紧张的社会气氛,给福利国家的政治造成无形和有形的社会压力。[13]
第五、观念危机
由于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一些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为较多的个人收入而努力工作,并注意改进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而激励工人发奋工作的新的动机——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产生,于是形成了“动力的真空”,大家“多干”、“少干”差距不大,“少干”、“不干”无多大区别,失业者的收入有时不低于在业工人的收入,使许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过分依赖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干或少干工作都照样可以生活的社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优厚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大锅饭”,使许多人上进心理减退,不劳而获思想增强,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级乞丐”。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恰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如德国,失业工人可以得到原工资67%至53%不等的失业救济,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夫妻二人都失业,他们拿到的失业救济金竟比仅一人失业的夫妻的收入还多。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阻碍了人们就业的积极性,使社会福利负担不断加重。
加拿大有10%的国民依赖福利金过活。由于免费医疗,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把看病当成一种社区交往生活,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失控。失业率的高涨与太过容易领取失业保险金有着必然的关系。有这样一件事,在非洲索马里一大军阀的太太,带着4个孩子来加拿大充当难民,政府每月给她1500加元的福利金;一群索马里难民看到加拿大的福利金这么容易拿到,便一个人化六、七个名字来多伦多市社区申请,居然也一一得手。如此一来,这种靠伸手维生的人呈上升趋势,国民的谋生斗志日薄西山,国家的经济自然一蹶不振。[14]
再看瑞典。在高福利制度下,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20%,所以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工作积极性较低,对请假和缺勤抱轻率态度,正如瑞典人自己所言,他们创造了“两个新高”,即人的寿命最高,旷工、病假率最高。如今,不愿就业、厌恶工作在瑞典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现象。
如此一来,就陷入一个矛盾的怪圈: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是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给不足,除了出生率不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外,过于优厚的福利保障缺乏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制度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还导致制度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结构的不合理。行政的低效率是人类组织结构的一个常见问题,而结构的不合理是由于社会的保障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而忽视了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目标和标准的一致性。
作为实行“全面保障、全民保障”的福利国家,要把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设施管理好,要把人数众多的福利待遇享受者的福利事业安排好,政府就要组织包括各种等级和种类的庞大专家队伍,这样,政府的官僚体制就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庞大机构的开支有时甚至超过向居民提供的福利津贴的费用,而且庞大臃肿的机构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习气向社会蔓延。1960~1975年,瑞典各类工作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变化是:政府从28%提高到41%;农林渔业从16.5%下降到6.7%;工矿业由29.1%下降到26.1%。英国同期政府人员由21.9%上升到28.2%。[15] 英国的公费医疗事业更是以低效率着称。
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严,导致福利诈骗行为严重,资金大量流失。据调查,在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存在着骗取救济金的行为,有三分之二领取残疾救济金的人无充分残疾证明,政府为此每年损失达40亿英镑,这笔资金足够修建100个医院。[16]
第七,政治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各个政党为了竞选获胜,纷纷向选民承诺扩大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实现与否成为一大政治筹码。社会福利款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便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一旦试图削减补贴,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并以失败告终。
如英国的福利问题就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之一。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为了在竞选中取得选民支持,两党都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纷纷向选民许诺各种社会福利。工党主张社会福利“普遍化”。1945年,工党在竞选中许下诺言:使公民普遍地享受到福利,使国家担负起保障公民的福利职责。保守党则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社会福利。为了解决福利开支过大的问题,保守党1979年上台后,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将部分福利机构私有化,降低所得税率,削减和取消部分保险补助金,保守党政府的福利改革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997年5月,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上台后,强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在传统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和保守党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随着经济的严重滞胀,两党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争吵还会日益激烈,但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取消福利措施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瑞典的情况与英国非常类似。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包袱沉重,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经济不景气又使庞大的福利开支难以为继。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试图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救火”为“防火”。但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② 简述英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和历史作用
第一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地位,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为英国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第二
英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确立了机器生产的主导地位,财富剧增后,英国也因而成为“世界工厂”.社会阶级结构方面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城市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工业文明在欧美国家的确立,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③ 英美两国从尽量多的方面对比
政治制度比较:
政治制度(Political Regime)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一般是指与本国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国家权利机构和基本制度。“政治制度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一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带有时间与空间的烙印。”1300多年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建立和实践了民主政治,颁布了宪法并逐步实行宪政,使资本主义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英国创立了第一套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一向被誉为西方政治制度的源泉与典范;美国则在吸收、借鉴英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加以调整,使本国的政治制度体系趋于完善。英国作为欧洲民族国家是在君主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利用公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并依据公法设立政府机构,公法比较发达,因此一般把政府机构和宪法看作政治制度的核心;与具有明确国家观念的英国不同,美国的公法主要是用于处理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并由司法机构进行法律监督,因此有时把政治制度等同于政府形式。
英美两国政治制度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天赋人权”学说和“三权分立”原则;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都包括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政府制度、公务员制度和政党制度等;都标榜“人民民主”,以代议制为民主的主要形式;政权体制都实行分权制衡和“法治”原则的特点。而最根本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两个典型代表,英美两国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主义私有制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等方面具有相同的本质。但在具体政治制度层面两国又各自呈现不同的特点,本文仅从宪法、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三个角度探讨比较英美两国的政治制度。
一、英美宪法之比较
——英国的成文与不成文法与美国的成文法
英国宪法是长期政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没有统一、完整的书面形式,而是由成文的法律和不成文的习惯、惯例构成。主要包括:第一、历史上带有规约性质的宪法文件。如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the Great Chastes),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the Retition of Rights),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the Biu of Rights) 等。第二、由议会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the Habeas Corpus Act),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Settlement)等。第三、宪法性的法院判例。如1678年确立法官特权的贺威尔案(Howll'sCose)。第四、普通法中的某些原则和规定,如关于国王特权的制度。第五、宪法惯例。惯例虽然不能为法院适用,但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议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王权由大臣实际行使等。
英国宪法既不能以一道或数道公文列举,也不能以过去和现在的时间来严格区别,它缺乏谨严明确的内容,也缺乏首尾完整的体系。与美国宪法有所区别。英宪的所有规则按照有无实效为标准分为英宪的法律和英宪的典则两部分。前者包括英宪的法理、法规,后者包括典俗、成训、惯例等。英国宪法就是以法律和典则两类规则构成的体系,按照这一体系的规则,英格兰的主权得以合法运用并分配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典则部分一般为非成文的,法律部分既有非成文的要素,又具有成文的要素。
英国宪法具有与美国宪法不同的一些自身特点。首先,英宪具有柔性宪法的特点,它随时可以被议会变易或修改,与美国宪法的刚性形成了对比;第二,英国宪法具有保守性。英格兰具有从事改良事业的传统,历代制度既因袭前代制度而又有所改革。这种遵守成规的特点成为英国宪法的一大特色。由此得出第三,英国宪法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取决于英格兰民族生活的连续性。最后,英国宪法还具有名实不符的性质,就是说理论与实际往往不能一致。因为英国政治是从独裁政治渐渐发展成为立宪政治的,政治体制已变,而某些法律、典则却遗留下来,使理论与事实往往不能一致。
可以说,英国是世界资产阶级宪政之母。
美国宪法贯彻了彻底的三权分立,规定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分立。国会、联邦法院和总统各司其职,乃至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工也十分明确。 从国会来看,美国的国会不可否认受到英国议会制度“蓝本”的影响,但是从根本讲是由于北美大陆的土壤适合这种制度的成长。国会的权力并非仅仅是“掌管钱包的手”(管理钱财),国会首先是立法机构。除非联邦法院宣布法律违宪,否则,国会通过的法律对于任何人都有约束力。这使得国会在许多方面能够对于国家的社会生活表示态度。可以通过法律形式授权给某个部门或个人,也可以通过法律形式限制其权力。其次才是财政权,还有对外宣战权、对政府官员和总统实施弹劾、复选总统和副总统。同意总统有关任命、通过本国与外国的条约等重要权力和就制定和执行立法以及其他事项进行调查的广泛权力。 联邦法院是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中的一个重要砝码,除了行政方面功能和立法功能外,最重要的是监督性功能和司法性功能.法官享有宪法地位,被任命为维护宪法的卫士;最高法院是执法机关,法官在解释宪法和法律方面有最后发言权。 总统是国家元首,一切重大仪式和代表国家的活动都要出席;作为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制定国家的日常政策,有权任命各部部长、驻外大使和联邦法院的法官;作为最高统帅,有权指挥整个军队,管理“核按钮”及至在关键时刻启动之;还拥有否决立法权、外交决策权以及影响本党的能力;总统的实际权力远远超过宪法中的简单条文。
美国宪法还规定了三权之间的制衡。⑴从立法与行政的关系看:国会拥有相当权力,总统对于官员的任命,须经过国会参议院同意才能生效;总统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只有当参议院2/3票数通过才能生效; 国会甚至拥有复选总统、弹劫总统等等权力。同时,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有权介入立法领域,可以向国会提出咨文,成文国会立法的依据;可以向国会提出法案,可以在特别情况下以行政特权为理由建议两院召开立法会议;可以通过本党议员和本党议会党团的领袖来影响某一法案的命运等等。国会虽然能够制定法律,以法律形式对于总统进行约束,但国会的法律只有总统签署后才能生效;总统虽然能够否决国会所制定法律,但当国会两院都以2/3票数重新通过该法律,则可推翻总统否决的权力。 ⑵从总统与联邦法院的关系看,总统可以任命法官,有权赦免一切罪犯,控制着警察,监狱等机构,有行政裁判权。同时,法官一经任命可以终身任职,可以作出对总统不利的裁定;法院掌握司法审查权,可以宣布总统的行政立法违宪等等。 此外,国会同法院的关系也是相互制衡的。
美国宪法规定了分权制衡关系,但是没有否定在这一基础上的合作。在和平时期,三方面的制衡多于合作;在动乱或者紧急事件中,三方面的合作多于制衡。由于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所维护的利益从根本上与国会一致,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会对总统采取忍让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不仅在国内事务上,国会往往与总统采取合作态度;在战争和外交问题上,法院遵循“司法依从”和“政治问题回避”等原则,也常常与总统合作,放任总统的行为。这种时而分权,时而合作,具体什么时候怎样表现,主要取决于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民族国家的利益。
二、英美政党制度之比较
——英美的两党制
英国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发源地,是实行两党制的典型国家。主宰英国政坛100多年以本上是两个重要政党,先是托利党和辉格党,继而是保守党和自由党,后来为保守党和工党。英国政党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⑴同议会内阁制相结合,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形式上界限分明。英国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有上下两议院。上议院议员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贵族世袭或国王任命,与政党无关。下议院由选举产生。两大政党靠竞选争夺下议院议席,有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该党的领袖担任内阁首相,掌握政府权力。组阁的政党便是执政党。执政党既掌握内阁的实权,又掌握下议院的实权。选举中未获得多数的政党便是在野党或反对党。反对党负有监督政府的责任,可以组成有各部大臣的“影子内阁”。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形式上界限分明。英国法律规定,下议院每5年改选一次,但实际上改选是不定期的,因为议会有权自行决定延长任期,同时首相也可以随时呈请英王解散议会,提前大选。 ⑵两大政党均采取集中制。主要表现在:无论中央或地方,每个政党都有健全的组织;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特别是党内对议会投票有严格的规定。在议会的重要投票中,各政党都要求其党员作为一个集团,按照领导人的意图投票。否则,会受到严厉处罚。
美国也是实行两党制的典型国家,美国政党制度具有以下特点:⑴同民主共和体相联系,党的主要活动是进行总统竞选。美国是总统制国家。美国政党的主要活动是进行总统竞选。竞选获胜的政党为执政党,失败者为反对党。美国国会议员虽然也是有选举产生,但两大政党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与执政地位无关。在美国,一个政党只要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即使它在国会选举中失败,也不会影响它的执政地位。 ⑵政党组织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 ⑶两党制比较稳定。美国的两党制萌芽于联邦党和反联邦党的对立,后来形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竞争。在美国历史上,也常常出现第三党运动,但从未获得成功。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一直比较稳定。
英美政党制度比较。两国尽管都实行两党制,但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 ⑴从属的政体不同。 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英国国王是世袭的国家元首。从宪法规定上看,英王独揽大权。实际上是英王的一切活动要服从与内阁的安排。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上台组阁并掌握政府权力,执政党领袖担任内阁首相,从而使政党与内阁紧密交织在一起。美国是民主共和制国家,实行的是总统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掌握国家大权。两大政党的活动主要表现在总统选举上。获胜的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失利并不影响其执政党的地位。 ⑵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不同。英国两大政党采取集中制,党有比较统一的政治主张、组织机构和社会基础。党对议会投票有严格的纪律。美国两大政党组织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没有严格的纪律,甚至没有固定的基层党员。两大政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有竞选纲领。党的主要活动主要是搞竞选,人们形象地称美国的政党是“选举组织”,美国的竞选是“象驴之战”。5 两国的政党制度相比之下,最突出的是,美国不存在执政党与在野党问题,议会中多数党与少数党的权力差别不大;且执政党力量远远大于反对党,反对党不易向执政党挑战;同时政党组织松散,议会中党员的凝聚力更弱。
三、英美选举制度之比较
——英美的普选制
英美两国的选举制度是以普选制实现权力委托的,实行普选制是两国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但由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不同,两国实行的普选制也有所区别。
英国的普选制实际上只是公民选举下院议员的制度,代议机关中的国王和上院都是非选举产生的。根据宪法惯例,内阁政府由议会的多数党组成。正是采取这样的选举办法,选民选举下院,下院多数党组成政府,使得英国的代议制政府成为典型的内阁责任制政府。它产生于议会,并对议会负有直接的政治责任,对选民负间接的政治责任,前者表现为议会的倒戈权,后者表现为首相有权请求国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若选举失败,则由反对党上台;若胜利,则继续执政。加上两党轮流执政的原则,他们可直接影响公民的普选,这就保证了英国代议制政府的稳定性。
美国普选制实行的范围,与英国明显不同,不仅国会两院的议员,而且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总统及副总统,都是由公民直接产生的。美国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对国会不存在任何关系。它们只有到选举的时候才各自向选民负责。平时都只对联邦宪法负责。因此,它们之间,仅仅是宪法上规定的相互“制衡”关系。
英美两国的选举制度尽管不同,但都操纵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手中。因此,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英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可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包含着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当今时代特征所产生的共同性,也具有因各国的现实国情(主要是政体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和民族特点、历史传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英美两国的政治制度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同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相比具有历史进步性。不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经济体制对比:
英国经济的特征:
今年第二季度英国的实际GDP增长较前两个季度弱势增长后出现了略好的0.6%增长,但是,近期仍有很多指数表明,英国经济仍未回复到健康增长的水平。但鉴于布莱尔积极配合美国主张对伊拉克动武,影响了整体商业信心指数再次趋弱。国内零售业市场在第二季度出现增长减缓的情况下,第三季度仅仅有小幅增长,但目前房地产市场仍然强劲火爆。
预计今年全年GDP增长为1.5%,明年国内居民消费支出不会出现强劲增长,但是,依照政府目前加大公共投资力度预算计划,2003年英国GDP可能出现2.5-3%增长。
预计今、明两年英国通货膨胀率仍将会央行锁定不超2.5%的目标之内。因此,央行将会保持目前4%的利率至明年第三季度前不变,明年第四季度,伴随英国经济变热,届时英央行会果断上调借贷利率。国内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中可能会修正连续8年过热局面,但由于整体供求关系紧张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缓解,不太可能出现房地产市场崩溃严重局面。
尽管英国经济增长放缓,由于政府为解决失业而采取的就业措施较为得力,当前英国的失业率处于26年来最低水平,按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方法计算,英国的失业率为5%;这也是欧盟国家中目前失业率最低的水平。预计随着未来英国经济好转,英国劳工失业率会稳定在该水平或有所下降。分析英国较低失业率的原因有两个:(1)政府加大对失业人员培训力度,鼓励失业再就业;(2)改革社会福利、领取失业津贴和养老金制度,刺激有就业机会和有就业能力的人员充分就业。
据最新英国财政部预测,由于当前加大政府对公共部门的开支和投资大于税收增长速度,将会使2001至2002年度英国财政预算赤字占英国 GDP 的0.1%,上涨到2003至2004年度的1.3%左右。另据英国一些经济预测部门表示,到2004年,英国财政赤字将会占GDP的1.6%。即使到 2004年英国的财政赤字占其GDP的1.6%,但英国的财政赤字肯定不会超过欧盟规定3%财政赤字比率(目前德国的财政赤字占其GDP的4%,法国为 3.4%)。因此说英国较小的财政赤字不会影响到英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美国的“新经济”具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经济持续增长
从1991年4月开始复苏至今,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了120多个月,远远超出战后美国经济平均连续增长50个月的期限,成为战后美国第3个最长的经济增长期人自美国经济率先走出90年代初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日本、德国等主要竞争对手,从而扭转了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七八十年代落后于日本、德国的局面,使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实力相对有所回升。
(2)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失业率稳步下降
伴随着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以裁员为其主要内容之一的“企业重组”,美国结构性失业日益突出,就业形势急剧恶化。美国失业率在 1991年上升到6.7%,1992年就业形势仍继续恶化,全年失业率高达7.4%,失业人数多达900多万人。从1993年开始,美国就业状况开始改善,失业率稳步下降,1998年12月降到了4.3%,这是美国30年来的最低水平。
(3)物价增幅保持在较低水平,政府过去长期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得以消除
消费物价指数从1992年降至3O后, 至今未见反弹,1998年仅为1%。国内生产总值的紧缩价格指数从1990年的4.3%逐步降至1993年以来的2%,1997年第4季度,该指数仅增长了1.5%,全年则为1.8%,是1965年以来的最低点。
(4)出口贸易增长势头强劲
近10年来,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显着提高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增强了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1991一1994年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一共增长了近12个百分点,超过了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增幅。在美国劳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同时,其单位劳动成本在90年代却增长缓慢,结果,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显着增强,从而使美国得以在90年代初期相继在半导体和小汽车等领域重新夺回世界第一的位置。
(5)联邦财政赤字逐年减少
由于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增税减支政策,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由1992年的2892亿美元逐步减少到1996年的1168亿美元,联邦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4.93%下降到1996年的3%以下。1997年美国实际联邦财政赤字仅为226亿美元。1998年2 月,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平衡方案,力争到1999年消除联邦财政赤字,而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在1998年度就已实现了728亿美元的财政盈余。
英美两国的密切联系使它们的经济增长呈同一曲线。美国经济形势不妙,势必对英国经济产生影响.
语言对比:
英语和美语的区别和用法
英语和美语的区分:对于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区别,大多数中国人将二者混淆,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单词拼法、习惯用语、数字表达、应用文写作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甚至同一个词在英、美语中会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是同一概念在英美语中会用不同的词来表达,比如“地铁”一词在英国和美国就分别用Underground和Subway来表示,类似的词汇还有很多,像Football在英国表示“足球”,在美国则表示“橄榄球”,美国人往往习惯用Soccer来表示“足球”。我国的传统英语教育一般采用的是英式英语教材,无论从单词拼法还是音标发音上都在传授英国英语的习惯。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美国英语在中国潜移默化的影响要远远超出英国英语,美语伴随美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而风靡。同时,由于美语本身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感、语法要求和词汇使用上灵活随意、注重口语化的语言思维习惯,所以更容易被中国年轻人接受,被语言学家称为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语言种类。
元音:
英语和美语的发音最大的区别之一在它们对浑元音(schwa,音标中的倒写e,)的处理。英语中,浑元音在单元音中常通发生在一些非重读的短音a(如 about)和短音er(如computer)上。美语中的er很少为浑元音,并有时对短音i(如sentimental,actuality)和u(如 wuss),甚至短音的oo(如:hooker)采用了浑元音。
英语和美语的发音最具代表性的区别是对er的发音的不同。英语中,短音的er是如上所述的浑元音,但长音的er也不过是个拉长了的浑元音,听起来是一个很夸张的介于“俄”和“啊”的声音。而美语中,er听起来怎么都是个“儿”音(例外是一些俗语中发成浑元音)。
ar:除了轻读短音(如singular)和者后连元音(如clarity),英语的ar全部清一色的长音[a:],而美语中,是“阿尔”。事实上,凡是有r在一个音节尾部的时候,美英发音通常都是不一样的,如tour(英:吐啊,美:吐儿),tear(英:踢啊,美:踢儿),pair(英:pe啊,美: pe儿)。甚至在刚才提到的clarity中,英语['kleriti],美语['kle儿r(er)ti]
元音的发音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一是[o]音:短音的o(如often),英语中发音仅仅为一个缩短了的长音o(如or),而美式的短音o听起来和英语的短音[/\]很像,同时长音o后面如果有r都通常像上一段里说的那样儿化了,没有的话(如plausible, applause)就自动变成了一个短音的o的发音。
另外对u,i和其他元音组合的浑元音化,前面提到了一些,其他就靠大家自己体会了。
辅音:
英语的辅音和美语的辅音是基本一样的,但在使用习惯上有些差别。比较重要的也只有以下两个:
r:字母r简直是代表了英美两国的所有差别,到处都是它。在做辅音时,其实差别也就是当r在第一个词的词尾,而第二个词以元音开头,英语把r完全当作元音处理,而美语会把r连读当作后面一个词的开头元音的辅音,如词组clear animosity,英语会读成clear|animosity,而美语会读成clear-ranimosity。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d和t。在一部分非重读音节中(如paddle,rattle, actuality),英语会清楚地发音这两个字母,但在美语中d和t常常会被模糊成一个很难解释的音,跟其它的语言比较,如果你知道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它跟短弹音r很接近;如果你懂日语,那么らりるれろ行的辅音很像。如果你都不知道,那么最接近的解释就是边音l了,但是差了那么一节,就看你自己体会了。
还有一点,history, factory这些词,大家可能都发现o的发音(是一个浑元音)在很多音标标注中都是打了括号的。在英国,英语受文言文的影响喜欢省略这个o,而在美国,这个o常常是发了音的。(如果大家对文言文或者诗歌感兴趣,会发现很多浑元音的字母是用一个单引号'表示的,表示省略)
拼写:
英语和美语的拼写无非有以下几种区别:
-re和-er:部分以re结尾的词在美语中以er结尾,如:
metre/meter, centimetre/centimeter, theatre/theater, centre/center等等
背景:这些词全部都是从法语中来的(分别是:mètre, centimètre, théa^tre, centre)。其它大部分的re词都是,如genre, hors-d'oeuvre等,不过这些的拼写都没有变化了。
our和or:英语部分our在美语中的拼写为or,如:
colour/color, favourite/favorite等等。
背景:这些词大部分也都是从法语中来的,不过没那么明显,很多都因为时间原因变化了。如colour是couleur,favorite是favorit。
-ise和ize:英语中的-ise动词在美语中拼写为-ize,如:
organise/organize, actualise/actualize, realise/realize
这些词的衍生也因此而异:
organisation/organization
背景:这些词还是从法语中来的,分别为organiser, actualiser, réaliser(但因为语言的演变,法文里这些词现在的意思和英文里这些词现在的意思不完全一样了,如actualise现在的意思是“实现”,而 actualiser是“升级,使不过时”;realise现在的意思是“意识到”,而réaliser就变成了“实现”)。
其他还有些特殊变法。我一时间想不起来所有的常规变法,如果有遗漏,欢迎补充。
用词:
英语和美语中有些同样的词语的常用意思是不同的,或者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词语来说,而且绝大部分这种词语是和文化风俗有关的,但并不对交流产生实质性影响。如jumper一词在英国可指毛衣,而美国人很少用这个词当衣服讲(是个过时的词),而用sweater来做毛衣。另外有如jersey, slacks, trousers等等。有很多例子,一时想不起来,大家欢迎补充。
语气:
英国人的语气抑扬顿挫,语调高亢,和法语颇有几分类似(不过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并且英国人嘲笑美国人说话有气无力,松散无韵律。
美国人说话相对比较稳重低沉,句势通常呈降调,并且速度慢一些。美国人则爱嘲笑英国人的语气的轻微的歇斯底里,女里女气的说法。
④ 现今世界各国赤字率和债务率是多少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3年欧洲国家财政赤字率有所下降,但公共债务仍持续攀升。欧盟平均赤字率为3.3%,低于2012年的3.9%,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则由85.2%升至87.1%。10个国家的赤字率高于马约规定的3%,分别是斯洛文尼亚(14.7%)、希腊(12.7%)、爱尔兰(7.2%)、西班牙(7.1%)、英国(5.8%)、塞浦路斯(5.4%)、克罗地亚和葡萄牙(均为4.9%)以及法国和波兰(均为4.3%)。同期欧元区平均财政赤字率由2012年的3.7%降至3%,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由90.7%升至92.6%。
⑤ 求英国 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打得好有追加
有利:经济基础好,技术好
不利:缺乏资源,泡沫多
⑥ 英国债务超两万亿英镑,英国为何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破坏,哪怕是世界强国也无法幸免据海外消息报道,新华社驻英国记者称,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公布了英国政府从今年开春截止到现在的负债情况,报道显示,由于新冠疫情的压力,英国经济负担加重,国家创收一路下跌,截止到现在,国家负债已经高达2万亿英镑,即将迎来近60年最大的负债压力。
第一,英国是一个开放程度相当高的经济体,即便脱欧后英国的经济与世界还是紧密相连。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一表征就是股市的反应,先有美股的四次熔断,导致全球金融信心下落,然后英国伦敦金融中心也紧随着指数下跌。
第二,虽然英国以服务业为主,不同于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英国是个知识密集型经济体,劳动人口流动性较小,但是英国的经济市场韧性差,受到经济危机后造成的经济波动大,且难以稳定下来。
第三,新冠疫情下的贸易行为对英国经济给予了重创。英国主要出口技术密集型服务,像金融保险之类,这类服务是英国GDP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疫情,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受阻,英国的经济必然受损。
第四,大规模的防疫措施必然导致生产停摆,失业率与企业破产率急剧升高,经济颓势显而易见。
基于以上几点,英国政府必须大量举债才能维持国家经济稳定,否则失业率破产率再度飙升,到时候国家信用也会受到影响。
⑦ 英国的财政赤字为什么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经济不景气,导致失业率升高
2.社会福利太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金太高
3.欧洲各国的财务赤字都很高,英国并不是最高的
4.经济的结构性弊端。受金融危机影响大
5.降低税收刺激消费,4使政府负担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