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如何看待中国历史

❶ 英国和中国历史

英国的历史大概就是从罗马帝国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不列颠球群岛建立了一些小王国开始的，一般来说是2000年左右中国嘛，有明确编年的历史是从商朝的共和十四年开始的，至今3000多年了，但是有历史记载的时间大概可推至5000年左右，即从三黄五帝时期算起。当然广义的人口历史可推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啦

❷ 西方如何看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

腾讯文化原文
2015年9月11日，“中国的记忆、性别与变化”国际研讨会在英国爱丁堡召开，英国着名社会人类学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教授做了有关“女性技术”的讲座。她目前的研究领域，与三十多年前她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册渊源颇深。
“我是女性主义者。”白馥兰告诉腾讯文化作者。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理解，她在1984年写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册后，为何坚持册子只署自己的名字，而非与主编李约瑟联合署名。
由英国着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耗时近50年编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次向全世界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光辉的科技成就，成为全世界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里程碑。这套巨着的中心论题，即着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当时参与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年轻学者很多，如唐立、孟泽思、卜正民、柯玫瑰，不少人后来走上了汉学研究道路。白馥兰则选择了社会人类学，开始研究科技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过，几乎在每本专着中，她都会提到李约瑟的名字。
但尽管视李约瑟如师如父，在学术问题上，白馥兰毫不妥协。在充分认可《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后，白馥兰指出，书中一些内容已过时，“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白馥兰 拍摄：崔莹
围绕此一话题，腾讯文化作者对白馥兰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受李约瑟邀请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
晚年的李约瑟
部分已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腾讯文化：你是怎么认识李约瑟的？
白馥兰：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伦敦英中了解协会（SACU）组织的活动中。那是1965年的一天，我去听他的讲座。去听的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李约瑟对年轻人特别友善，不仅喜欢和他们讲话，还会记住他们。后来我到剑桥读书，仍不断收到李约瑟组织的聚会的邀请函，这大概也和我学习中文有关。（注：白馥兰在剑桥学了一年理科，后转学中文。）
腾讯文化：李约瑟是怎样一个人？
白馥兰：他是很有魅力的男人。他一出现，就连树上的鸟儿也会被他吸引下来，围着他唱歌。他喜欢记笔记，会把笔记记在晚宴菜单、火车票或随便一张纸片上。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有一个个装满了他笔记的盒子。
他是很好的交谈对象，会认真听对方讲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他是很棒的导师和顾问，能给你启发。
腾讯文化：据你所知，李约瑟为什么想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白馥兰：李约瑟是一位优秀的生物化学家。上世纪30年代，3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李约瑟一起工作，李约瑟问：“中国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是否在科技上有很多成就？”中国学生回答：“当然。”李约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且上了瘾。
李约瑟本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一群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中的一员。除了他，生物学家荷尔登（J.B.S. Haldane）和贝尔纳（J.D.Bernal）也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认为科学是社会的产物，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科学；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并非仅仅诞生于有优越感的西方学者头脑。
李约瑟决定为中国科技史“正名”。抗日战争期间，他来到中国的甘肃和重庆等地，支持战时中国的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李约瑟几乎向遇到的所有人谈论自己写书的想法，对方会推荐一些报刊和书籍，或告诉他哪里可以收集资料。他回英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项目。他是凭着一腔热情开始的。
1943年5月，李约瑟在四川乐山。当时他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和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
1943年，李约瑟（二排左二）访问迁到重庆北碚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
腾讯文化：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的？
白馥兰：本科毕业，妈妈说：“你学了理科，也学了中文，该去问问李约瑟未来你该做什么，他一定会给一些好建议。”我就去了。
他说：“正好，我们刚要组织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还没有人写农业册，你愿意写吗？”我说我对农业一点不懂。他说：“你可以学啊！”一周后，我就坐在他的办公室，和他一起工作了。
力争单独署名权并首获成功
白馥兰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册
腾讯文化：写农业册时，你是否按李约瑟要求的思路来？
白馥兰：写这本书时，我注意到一些由不同因素导致的变化，比如文化导致的景观变化。我通常会渐进式地思考。但李约瑟不这样——他把学识分门别类，归纳成不同的主题和次主题，然后据此写作。
写农业册之前，李约瑟给我一个清单，上面列着需要写的名目（当时他对农业不怎么感兴趣，对医药和炼丹术特别感兴趣）。当意识到我想写的和他的要求不一致时，我告诉他，我把单子上的名目改了，他说好。
我看过一些中国的农书，发现它们的结构很值得借鉴，就问李约瑟能否采用农书的结构。他回答：“可以啊，多么好的主意啊。”他根本不干预我的写作，会看我写的东西然后说：“写得很好！”
腾讯文化：当时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的还有很多年轻人。
白馥兰：李约瑟将一群充满热情和才华的年轻学者聚集到了一起，他们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贡献了各自的力量，也受到这个项目的启发和鼓舞。这些人中，后来最出色的是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他是研究明朝和耶稣会的专家。其余的汉学家包括唐立（Christian Daniels）、孟泽思（Nicholas K. Menzies）和柯玫瑰（Rose Kerr）等。
腾讯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很多人协助撰写，但有些人并没有署名。听说你也是通过力争才获得署名。
白馥兰：当时我的先生开玩笑说：“你可不能让李约瑟得逞！”可能李约瑟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他可能认为大家是一个团队，而他是一名科学家——在科研工作中，通常都由首席研究员署名，无论他是否参与具体工作。
但对人文学科而言，情况就不同了。事实是，这册书完全是我一个人写的，李约瑟没有写，不该是李约瑟单独署名，或李约瑟和我联合署名。应该只署我一个人的名字。我不得不去争取这个权利，而且我成功了——我是第一个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分册中只署我一个人名字的作者。在我“破例”后，后来的作者也这样署名。
腾讯文化：听起来是很棘手的一件事。
白馥兰：当然。当时有一种说法：“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想利用李约瑟的项目让自己出名！”
腾讯文化：之后你是否和李约瑟有更多的交流？
白馥兰：在完成那册农业书之后，我们反倒成为更好的朋友了，彼此再也没有什么不愉快。
我很爱李约瑟，他就像是我的父亲。每次去剑桥，我一定会去看他。1997年，我的书《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出版，在书的首页，我写了“将这本书献给李约瑟”。不幸的是，当时李约瑟已经去世。
“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腾讯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是1954年出版的，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被孤立。那时的东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李约瑟和他的书？
白馥兰：李约瑟为中国的科技文明史“平反”，中国人都很高兴。他的研究也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他对中国科技史的认可，和中国希望本国的科技发展史被世界认知的愿望完美结合在一起。但严谨的中国学者对这套书抱着“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有认可，也有质疑。
1964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李约瑟夫妇。资料显示，1976年，毛泽东还要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到三卷阅读
而在之后的很多年，美国都拒绝李约瑟踏上美国国土——他被视为“危险的共产主义煽动者”。
在欧洲呢？学者们常常带有批判精神，但普通大众都感到很开心，甚至惊喜。李约瑟是非常棒的作者，知道如何吸引读者对科技史产生兴趣。当时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书的书评里，这本书被认为是继弗兰西斯·培根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之后最杰出的读物。这让一些平时对科技史或中国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开始读这书。
腾讯文化：在让西方大众理解中国方面，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白馥兰：是的。北京2008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现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尤其是“四大发明”。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着作中提到过这些发明，但他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
这样看来，李约瑟采用了一个“讨巧”的概念——他首次提出“四大发明”的说法，称这些改变世界的巨大发明都来自中国。他帮着推广了这“四大发明”。
《中国科学技术史》让李约瑟一举成名，他对自己的研究出发点和研究框架从未更改过。假如有人批评他的观点，他会毫不犹豫地和对方辩驳。
腾讯文化：在1950年代之后的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介绍是客观的，还是过分拔高的？
白馥兰：这取决于哪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整整一代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对李约瑟的项目充满怀疑。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主要是西方人对科学、知识和价值等的观点，中国没有对应的词汇。很多人攻击“李约瑟难题”，也攻击李约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框架。
在今天，大多数严谨的学者会认为，书中的细节很重要，很令人兴奋，很有揭示力，但是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尤其是关于早期现代中国植物学和物理学的内容。
他们还认为，李约瑟所提出的“渐进式地迈向现代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渐进式地迈向现代化”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文明的演进最终将百川归海，所有社会都会逐渐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腾讯文化：也就是说，“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白馥兰：是的。“李约瑟难题”问的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言外之意是，欧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和先进的；非欧洲人是落后的，不具备足够的智慧和社会常识。这种观点将西方近代科学的成就作为潜在的参照标准。
这样思考会导致：一、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情况和西方近代科学的各学科做比较，却令双方都脱离了各自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二、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作为人类进步的一种自然结果，以欧洲经验作为判断中国发展的依据，武断地认为任何偏离都是失败。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李约瑟的第一卷《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后没多久，欧洲历史学家自己都开始质疑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算不算革命。也就是说，“李约瑟难题”的参照物本身都可能有问题。
当然，通过设问“为何资本主义没有在早期现代中国发生”“为何中国没有发展西方模式的工业”，我们也能了解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的情况。但就中国而言，这并非是有效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什么知识被来自不同群体的中国人所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不需要把中国的科技史和西方的现代化做比较。
从性别视角研究古代中国
腾讯文化：李约瑟去世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情况如何？
白馥兰：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史》共出版了7卷，每卷包括数个分册（3册或6册），有些卷册至今仍在编撰出版中。李约瑟去世后，这个项目由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负责。
腾讯文化：目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状况如何？
白馥兰：学者们不再对探寻人类进步的某些事实感兴趣，而是对“某种事实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感兴趣。越来越多的哲学史、文化史和宗教史学者采用这样的视角。
我注意到，有些学者开始采用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史，并获得认可。比如德国汉学家薛凤（Dagmar Schafer）教授的着作《万物工艺》，研究的是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这本书获得了美国科学史学会的辉瑞奖和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
在过去，如果你写关于中国科技的书，关注的人非常有限——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研究科学的学者都不会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越来越有成就感。
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中文版
腾讯文化：你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曾在中国出版，它关注的是从宋代到清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技术。这一研究方向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册延伸的吗？
白馥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册中，我并没有采用性别的视角。写完那册书后，我在马来西亚做了1年田野调查，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看他们如何种地，如何做决定，观察国家政策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我对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科学技术”也很感兴趣，比如女性如何操持家务。
后来一位同事（她是女权主义者）对我说：“你也可以研究中国女性。”受其影响，我开始以性别为研究视角，完成了《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我选取家庭生活空间、女性的纺织生产、生育三方面研究。这是女性主义史学研究的一部分，美国学者苏珊·曼（Susan Mann）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白馥兰新书《大米：全球网络和新历史》
我还对大米研究感兴趣。今年3月，我主编的《大米：全球网络和新历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1986年着作《大米经济：亚洲社会的技术和发展》的“续篇”，其中有两个章节从社会人类学角度，分析大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❸ 为何一些英国人轻视中国历史上的“干隆盛世”

英国人看不起“康乾盛世”是源自他们对康乾盛世的实际观察。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欧洲人着从蒙昧中清醒过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欧洲人许多启示。欧洲人发现，没有教会的中国似乎处处比欧洲优越。欧洲人热衷谈论孔夫子的学说、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甚至还有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然而，干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彻底打破了之前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崇拜。

从此，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关于中国强盛富庶的看法开始改变 ，英国人开始认识到清朝的虚弱，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当时也一道访华，几十年之后就是他强烈主张对中国动武，发动了鸦片战争。

❹ 英国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什么影响

1.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原料掠夺和商品输出，使中国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地社会。
2.政治上，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主权，使中国主权遭到破坏，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3.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的主要任务，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4.同时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❺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 pdf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着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着《美国人在东亚》、莱特着《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着《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着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着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着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着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着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着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着《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着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着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着《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着《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着《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着《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着《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着《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着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着《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着《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着《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着《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着《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着《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着《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着《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着《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着《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着《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着《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着《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着《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着《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着《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着《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着《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着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着《天安门》、柯文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着《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着《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着《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着《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着《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着《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着《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着《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着《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着《中国的内战》、齐锡生着《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着《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着《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着《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着《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着《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着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着《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着《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着《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着《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着《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着《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着《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着《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着《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着《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着《卡尔逊与中国》、凯恩着《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着《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着《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着《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着《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着《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着《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着《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着《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着《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着《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着《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着《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着《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着《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着《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着《毛泽东传》、迈斯纳着《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着《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着《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着，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着，这些专着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着，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❻ 丘吉尔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丘吉尔对中国的态度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他的看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战阶段

当日军进攻缅甸，欲切断盟军国际交通运输线时，英国急需中国出兵缅甸。因此，丘吉尔对中国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英国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缅甸如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

第二阶段：二战结束阶段

二战即将结束时，丘吉尔担心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会分割美、英的利益，于是便改变态度，竭力压低中国的国际地位。

他认为不应把中国看作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也不应把中国军队同美军、苏军相提并论。他甚至刻薄地说：“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以丘吉尔为首相的内阁首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他在任首相期间，用尽一切手段阻止香港回归中国。

对于中英合作的缅甸战役，丘吉尔评价说：“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可即便如此，内心充满着帝国骄傲的丘吉尔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是落后的。

(6)英国如何看待中国历史扩展阅读

对丘吉尔的评价：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斯大林、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是矗立于世界史册上的一代伟人。

《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还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丘吉尔还可以称之为预言家、发明家、战略家、外交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技术发展所作的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他以超乎寻常的惊人敏感和极大的勇气，冒着和平主义浪潮的巨大压力和“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一天也不放弃向国人发出预言式的战争警告，使英国人做好了战争来临的精神准备。

他在用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4年就提出对此问题的研究。他因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陆地行舟”，使轮式装甲汽车演变成为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而被尊为“坦克之父”。他主持制定了“二战”中的许多战略计划。他亲自有意培育了在当时乃至后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英美关系。总之，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传奇人物。

连他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

丘吉尔的声望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丝毫的暗淡。时至今日，丘吉尔依然被大多数英国人看作是最伟大的首相。在2002年由BBC主办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票选活动中，丘吉尔高居榜首。

丘吉尔在世人心目中已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

❼ 英国学者：如何理解当代的中国

在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圈里，马丁·雅克是个不大不小的另类分子。他担任过英国共产党杂志的编辑，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多所大学任过教，让儿子从5岁开始学习中文。最主要的是，他坚信，中国总有一天会统治世界，而那时世界会变得不一样。 他甚至写了本名叫《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 雅克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了4期专题节目，探讨中国的独特之处、解读关于中国的迷思、设想中国的发展和未来。他将“观察心得”通过电波传播出去，命名为《理解当代的中国》。 要看中国，首先摘掉“西方眼镜” 由于马丁·雅克对中国兴趣浓厚，他儿子拉威从5岁开始学习汉语，持续至今已经10年。雅克说，这个过程并不轻松，“需要丰满的钱袋和奥林匹克运动员的毅力”。拉威就读的学校开设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拉丁语甚至古希腊语课程，但没有中文。即使现在，中文课仍然像课外活动一样，被安排在午休时间。 雅克觉得这反映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忽视，以及对中国巨大影响力的后知后觉；至于错判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人坚持戴着西方的眼镜看待中国。“两百年来，西方社会将自己看作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但中国一直与我们不同，未来也不会成为西方的翻版。” 西方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而是以他们的方式。”马丁提出，必须以中国现在和曾经的方式理解她，而不是以西方固有的历史、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如果按照这种方式，中国永远不会‘通过考验’。这种方式其实是我们的孤芳自赏，而对真正的中国缺少好奇。” 拉威学习中文的过程虽然艰难，却小有成果。雅克说，花在学中文上的时间几乎是学习一门欧洲语言的两倍；学习中文的过程就是在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而摆脱西方固有的优越感、傲慢和预设。固守西方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会越来越不理解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并且越来越觉得无法与中国对话。 雅克说，对待中国，需要的是尊重和谦虚。 文明国家VS民族国家 这个光头、戴眼镜，总是笑眯眯的男人，曾经多次对媒体表示“我实在对英国和整个西方文明厌倦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厌倦西方文明在欧洲国家很流行。 1993年，他首次接触中国，“只是出来度假两周半，完全没有大计划”。但在广州、香港等地的游览使他震惊地发现，“这些地区要么已经现代化了，要么正积极向现代社会转变”。 但是，“中国式现代社会”骨子里又与西方千差万别。“西方多数是在同一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宪法制国家，而中国是通过使异族归化而形成的文明国家。”他说。 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作为中西方差异的出发点，正是雅克理论的核心。 贯穿西方历史并且影响欧洲进化的民族国家概念，或多或少成了普世概念。中国自称民族国家也有近百年历史了。 雅克却认为，100年不算短，与2000多年的文明相比却不算什么，在历史中，中国并非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从本质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文明国家。 在BBC的节目里，雅克用香港回归作为论据。“1997年前后，很多英国人不明白‘一国两制’是什么意思。多数人认为回归后的香港很快会与大陆毫无二致，但16年过去了，这样推测的人都错了。”香港的法律和政治都与大陆不同，中国的确是在践行一国两制。 “为什么我们当初不相信中国人？因为我们是民族国家，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思考。” 1990年德国统一，东德消失不见，统一的德国成为西德的延伸，这就是民族国家的本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制度。雅克指出，用这一原则来治理中国这样规模的文明国家是不可能的。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按照一个国家多种制度运行，对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统一的主权。 他认为，如果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取代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的潮流，那么世界将会更加多元。 而文明国家也是理解中国其他方面的关键词。“我们很难想象，超过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民族。”雅克解释道，中国的民族认同来自民族融合的过程和文化的自觉。定义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于文化成就的骄傲。因此，汉文化是将多数人凝聚起来的核心。而这种现象的不足之处，就是对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忽视与不尊重。 为中国的未来论战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变动得都快，但与此同时，却享有与历史独特的亲密延续。雅克说，他在中国时总为这样的矛盾感到有趣。 “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引用3000年前的名言警句，千万不要惊讶，悠久的历史就反射在现实的镜子中。2500年前的儒家理论仍然在塑造今天的社会态度，比如和谐、稳定、秩序，以及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的理念。” 雅克认为，中国人将姓写在名的前面并不是巧合，这反映了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在国内享受如此高的权威，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和卫士。“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他们不是因为支持左派或者右派政党而支持政府，他们把政府看作家庭之长，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政府不是外部力量，而是家庭文化的延伸。”这种习惯在外国人看来非常有趣而神奇。 雅克认为中国比西方更加民主，这让他在学术界备受攻击。仅2013年，就有十几篇论文和媒体评论批评他“痴人说梦”。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中国观察家威尔·霍顿与雅克私交甚笃，却跟他打了10年笔仗。雅克自称，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我们基本上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成共识”。 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2012年，雅克在北京参加外交部活动，结识了一群年轻的中国外交官，他们热衷于讨论中国应在全球政治中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雅克的好奇。“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会是怎样的？” 有人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称为新殖民主义。然而，历史上中国从未拓展过海外殖民地，海外领地是欧洲的“爱好”，亚洲惟一对此感兴趣的是日本。15世纪的中国具有殖民东亚的能力，但那不是中国的选择。 这并不说明中国忽略她的邻居，相反，在几个世纪里中国都掌控着那些邻国。历史证明，中国与东亚之间的朝贡体系非常稳定，至少持续了2000年，到1900年前后才宣告解体。 朝贡体系曾是中国历史上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作为上邦大国，中国君主习惯将自己作为世界中心，而东亚国家接受中国的优势地位，定期朝贺上贡，作为回报可以进入庞大的中原市场。这种方式与西方惯用的殖民主义截然不同。 雅克的疑问是，这个模式会回来吗？ 雅克说，西方与中国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自己的方式具有普世价值，本国是其他国家的榜样。“对于欧洲和后来的美国来说，我们远渡殖民地，输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将我们的语言、教育和宗教强加于人。但中国人选择呆在家里，他们相信中国是世界中心，有最先进的文明，因此为何要到远方去，进入蛮夷的阴影中呢？郑和7次下西洋是为了彰显中国的国力，而不是为了征服。” 他认为，中国不肯外扩的另一个原因是领土面积太大，人口、文化构造太复杂，治理好国内已经很困难了。因此中国最大的优先级是保持国内稳定，此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告诉我们，一旦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会有所不同。”在雅克看来，西方历史上就有扩张性和侵略性。欧洲史是一部没完没了的战争史，到了殖民年代，战争又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将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是欧洲的精髓，而美国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这一精髓。” 在这个英国人眼中，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后不会这样做，中国领导人对于统治世界的兴趣小得多，更关心维护国内政权。而在中国的新领导人执政纲领中，重点也是国内问题而非国际问题。 因为“厚爱”中国，雅克被称为“挺中派”代表。”

❽ 英国网友热议：为什么古代的中国没征服世界

英国网友热议这话题，表明他们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史，但显然不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他们在哪个网站热议？让我们去加入讨论告诉他们：古代中国虽然是世界最强，却没有征服世界，首先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最爱好和平。所以中国有个流行语叫”和为贵“。所以中国周边有那么多小国存在，其中有的还屡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但中国仍然与它们和平共处。对了，和平共处这词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世上其他列强都奉行弱肉强食法则，只有中国例外。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对世界的认识。中国古人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世界的中心。中国以外的对方都是蛮荒之地。西方人喜欢离开故土，去远征蛮荒之地。中国从来不愿意离开故土，更不原意去与别人打仗。中国从不主动对别的国家或民族发动战争，只有受到侵犯时才会反击。还有一个认识上的原因：中国古代帝王都把万国来朝视为最高境界，如果征服了别的小国弱国，哪来的万国来朝呢？

❾ 英国与近代中国的史实

高中历史老师回答您
英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最早开展和完成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是英国最早发起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英国的工业革命迅速蔓延到法国、美国、日本等等国家。英国后又随同或纵容其他后起工业国家发起一系列侵华战争，比如英法发起，美俄趁火打劫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步步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另外，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一起与中国国内反动势力一起干涉中国革命。比如，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干涉辛亥革命，推出代理人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干涉国民革命，推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这些种种，英国都难逃干系。

❿ 英国李约瑟博士是如何认为中国古代的整体有机观的

对于中国古代的由阴、阳结合而构成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英国李约瑟博士所着《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总结说：“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的思想包含着宇宙间两种基本原理或力量，即阴和阳……大多数欧洲观察家都指责它是纯粹的迷信，阻碍了中国人真正科学思维的兴起。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家，也倾向于同样的意见。但是……我考察的是，事实上古代和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是否仅只是迷信或者简单地只是一种‘原始思想’，还是其中也许包含有产生了那种文明的某些特征性的东西，并对其他文明起过促进作用。”

李约瑟博士所提出的疑问与思考，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事实上，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的这一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曾予高度评价，他说：“在希腊和印度发展机械和原子论的时候，中国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