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商人为什么救难民

1. 移民解惑：这些人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都要移民英国

主要原因就是：
1. 英国是英语系国家。大部分难民的第二外语都是英语，所以相比其他欧洲国 家来说，英国是一个语言无障碍的居住地。
2. 英国是经济大国，就业机会多，薪资高。英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因为有伦敦这个全球的金融中心在，所以也无形中拉动了整个英国的经济。很多公司都喜欢在英国设立分公司，或直接将总公司设立在英国。而且英国的本土企业也是日益增多，这也意味着英国的就业机会也很多，难民即使偷渡来到英国，也可以在各种渠道找到工作。
3. 英国是福利大国，英国除了全面免费医疗外，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补助。这也是很多人想要去到英国的原因。
4. 英国的顶尖教育。英国一共有100多所大学，还有很多知名的中小学，为全球的各个行业输送了很多人才。
5. 英国的多元化。外国出生的居民人数已达到英国常住人口的13%,其中出生在波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最多。其中伦敦的民族组成则更加多元化，常住人口中出生在外国的占37%。

2.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要求“五口通商”，为何只有上海快速崛起

所谓“五口通商”，是指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常口岸。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和英国侵略者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英侵略者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自此，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国家。

五个通商口岸里，其他四个都是省会或大城市，唯有上海是一个县城。而之后的几十年里，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为东亚第一大城市，国际大都市。而其他四大城市，或者因为自身发展，或者因为国内环境，在内忧外患下纷纷衰落。

自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里面，这里最先接触到外来文化。文化的碰撞，产生了思想和社会的繁荣。

国际企业、先进技术、现代生产、现代管理、跨国交易、海外留学。种种新奇且有效的东西，使得上海先于全国，而迅猛发展。

以上三个因素影响下，上海成为了国家大都市、东亚第一大城市。

但其中最终于重要的要素，还是第一个原因，中国本身的地缘改变。

过去的几个世纪是海洋的世纪，19世纪中国落后于世界，于是中国内陆成为了没有希望的地方。上海得以跃升。

而今天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计划，洲际高速铁路实施。过去的海洋时代又逐渐转向大陆时代，历史的天平再次倾斜。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预见，未来的上海，在中国的地位会相对地降低。内地会有一大批城市崛起，如南京、杭州、武汉、郑州、成渝等。

3. 为什么说英国的穷人过着大爷的生活

英国穷人的生活似乎并不十分悲惨，而且很有营养。这家废品店能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如果你很穷，你一辈子都买不到新衣服，但你仍然可以穿70%的新衣服和皮靴。便宜的商店比比皆是，具体来说：一盒10个鸡蛋，0.59磅；一罐桃子，0.09磅，折合人民币1元；一袋800克面包，0.15磅；一桶牛奶，0.84磅一个人一个月能吃80磅很好，但对于一个月领50英镑生活费的人来说，这80顿饭并不贵。一些中国人来到这里只吃面包、面条、鸡蛋和胡萝卜，这可以创造一个每月10多锈的生活费吉尼斯纪录。他们仍然很强壮。你吃不起半公斤面条，但一磅半面条就能买一公斤。30公斤面条每月的价格不超过6英镑。这在外国人眼里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教授也能做到，声称这样的生活比老农民好。

而且，我们的环境正在恶化。不管你多么富有，你的空气不好，水质很差，食物也不是绿色食品。这些潜在的柔软度差异本质上是皮革和夹克之间的差异所不能掩盖的差异。我穿皮衣一年感冒很多次，但一年没感冒。我想洗个热水澡，偶尔喝点果汁。这样的生活质量是皮衣与车、环境、知识、地位、无忧无虑的心态的结合，是财富的标志。我们对富裕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加深。

4. 欧洲难民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欧洲难民危机的原因：

1、历史方面

ISIS脱离国际社会的控制，向全世界宣战，紧接着美国直接介入当地政局，直接支持叙利亚反动派武装，俄罗斯则大力支持叙利亚政府，事态才变得越发严重。阿拉伯地区的难民开始大批出逃，并且迁离战火波及的地方。

2、政治方面

欧洲紧靠中东北非，相互之间政治互信强烈，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申根协定》国与国之间的来往并不需要手续与审查，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环境稳定，所以导致了大量的难民前往欧洲避难。

3、社会方面

由于战争导致的动荡的社会环境，难民所在国家大都出现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秩序更是被破坏的一干二净。无论是暴乱还是极端组织都在各国肆意蔓延，待在本国随时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更不用说对于养老保障和后代教育等社会问题。

4、军事方面

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受伊朗示威者冲击，沙特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伊朗宣布对沙特进行神圣报复行动。至此伊斯兰世界内部动荡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2016年1月份欧洲接受难民达到2015年1月的三倍。

5、经济方面

欧洲属于长时间的经济发达体，前往欧洲找一份工作对于大部分目前食不果腹的难民来说是一件得以让自己和自己的整个家庭生存下去的最佳选择。所以一些并没有发生战乱的地区和国家也同样出现了偷渡前往欧洲的情况。

(4)英国商人为什么救难民扩展阅读

欧洲难民危机产生的影响：

一、在难民危机中，欧盟各成员国对待难民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凸显了欧盟内部的分裂。

二、欧洲难民危机凸显了理智与情感、法律与现实的较量，冲垮了欧洲难民法律的束缚，对欧洲国家的共同边界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三、欧洲地区的难民危机必将拖累欧盟经济的恢复，延缓欧盟国家在移民与难民政策上的一体化步伐。

四、难民危机以及可能随后而来的汹涌澎湃的西亚北非难民潮，有可能对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五、难民危机以及可能随后而来的汹涌澎湃的西亚北非难民潮，有可能让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社会思潮沉渣泛起，让高举反移民旗帜的欧洲极右翼政党东山再起，从而推动欧洲国家的政治右转。

5. 南京大屠杀时，建立庇护所拯救20万中国人的德国商人，他后来怎么样了

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国人遭受过最为惨痛的一次灾难，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可以说禽兽不如，他们把杀人当成一个游戏，残忍的杀害中国百姓，哪怕是还未出生的婴儿，他们都能够笑着从母亲的肚子中挑出来，十分残忍，南京大屠杀受害人数达到了30万人，不过大家记得当年建立庇护所的那个德国商人嘛？如果没有他，当年的受害人数恐怕要增加20万了。

在他的帮助下，南京加起来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收纳了25万的中国人，让他们免于死在日本人的枪下，中国此后还授予了他三色彩玉勋章，编号为98，后来拉贝就回到了国内，不过他因为曾是纳粹党员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出狱之后生活非常拮据，最终在1950年去世，墓碑后搬到南京，晚年生活非常凄凉，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6. 为什么说英国的脱欧事件，已经成为无解的死局了呢

当时西欧大陆还有很多国家，为了抵抗来自美俄两国的压力,想出了抱团取暖的方式，成立了欧共体,这个团体从最初的经济合作扩展到了最后的很多方面的合作,并且每个国家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整体的发展也是很好的,其他国家看到了这种方式的利益,也都纷纷的加入了起来,到最后就有了欧盟。

但是欧盟是肯定不会同意的，然后他们就想出了脱欧的方法，他们想要软脱欧的方法，跟协议跟签协议之前没有很大的区别，要是硬脱欧的话，又怕双方撕破脸皮，所以这样是不敢的。现在英国脱欧的主动权实际是在欧盟手上，欧盟的意思是我不想你脱离，但是你非要脱离，我们也拦不住，但是你绝对别想着脱离了以后还占我们便宜。

7. 拉贝日记的作者介绍

约翰·拉贝，英文名John·Rabe，二战时他有个中文名字叫“艾拉培”，南京人民写给他的感谢信中，对其使用的是后一种称呼（原文：“艾拉培先生：济难扶危，佛心侠骨，共祝天庥，俾尔戬谷。一九三八年一月本院难民共献。”）。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 ，西门子洋行代理人 、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人 、南京安全区主席。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加入了纳粹党的前身德国社会工人党，在纳粹分子中属于元老级的人物 。他追随希特勒，但又受到中国人的爱戴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 “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曾经多次写信给希特勒 。南京大屠杀过后，拉贝在战时的德国发表了多次演说，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向希特勒递交了记录暴行的胶片 。他被人们称呼为“洋菩萨” 。约翰·拉贝被称作“中国的辛德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 。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 。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1950年拉贝逝世。《拉贝日记》于1997年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 。它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 。拉贝先生故居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小粉桥1号南京大学内，同时建有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南京大学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为了纪念拉贝，其在德国柏林的墓碑也于1997年运抵南京，现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
拉贝并不仇视犹太人，他有犹太朋友，甚至还协助过一家犹太人逃往英国。
纳粹
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约翰·拉贝，在纳粹中属于元老，很受尊敬。他1908年就来到了中国， 1919年甚至还数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驱逐，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也对德宣战，而他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商务代表的身份则异常尴尬，才被迫回国休整。被遣返回国的第二年，拉贝回到中国，打着某中国外资公司高级顾问的名义做着掩护，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这段时间他受到重点监视，怀疑他多次来访中国有着其他的隐藏目的，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扎根并认可了西门子公司在华的权益之后，他才告别了“黑名单”，不再是“行迹特殊的人”。
拉贝与大多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以及要员们都有着极为特别的关系，除了军界人员之外，还经常接洽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要员，以及以纳粹党徒身份镶入日本军界的远东第一间谍佐尔格。日本人在历史书上给他扣了个纳粹间谍的帽子。
也正是这些复杂的身份与经历，才使得拉贝的日记以及保护下来的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被莫名质疑，很多文字资料都没有得到更高的重视。原因在于，日本人在国际法庭辩称”一个纳粹党徒的话，毫无说服力，不该被公信……。“
活菩萨
1937年的冬天，日军侵占中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并撤离，南京宣告沦陷。一时间，大量的日本军队蜂拥至南京城内，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抢掠，顷刻间，南京城尸横遍野。
拉贝是在南京沦陷前匆匆从秦皇岛结束休假赶回南京，很多人认为跑都来不及呢，回去趟这个浑水干什么，但拉贝认为，自己在中国生存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命运与自己已经无法再分割，没理由在这种时候充当一个外籍身份的懦夫，所以，他坚持留下。在日本飞机整天疯狂轰炸南京城内每一处目标时，大量平民丧失了庇护，拉贝偶然间发现，西门子公司一直所悬挂着的纳粹党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他当即打开公司大门让街上的上千百姓涌入，在纳粹旗下保全了性命。
在拉贝以德国纳粹党员以及多重政治身份的威慑下，他逼原本对安全区实行运输封锁的日军开闸放行，让粮食与药品能成功运抵，拯救数十万人的性命。而且，他自己带头捐出存款，与众人一起凑钱去向军队套购高价军粮，以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冻死。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拉贝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糖尿病每天都发作，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他说，如果上帝非要结束他的生命的话，那务必先拯救下这难民营中仍在苦苦挣扎的二十多万无辜百姓。
拉贝在南京的家中，密密麻麻地收容了600多中国难民，而他则自己掏钱奉养起了他们。他的行为是无私的，也是伟大的，他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活菩萨”。
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那段血腥恐怖的日子里，拉贝为了救护中国难民而日夜奔忙，竭尽心力，二次累得昏倒。他的一些事迹并没有在日记中记载，如他带着助手冒着生命的危险跑遍南京街头，用照相机拍摄下大量日军屠杀的照片，也搜集到了大量的屠城血证，并在1937年12月26日时，将这些重要的资料交到了德国驻日大使馆情报分析员佐尔格的手上，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关系将这些文件交到德国政府高层以及日本朝野，以求得重视，对这种残酷的暴行予以制止。虽然，他的目的并没有达成，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身为前苏联秘密特工的佐尔格还是将这些资料复制了几份，交给了德国战时最高统帅机构，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政府那里才得以保存。
凄惨晚年
1938年二月份，拉贝的糖尿病已经开始恶化，而且，由于拉贝对日军的不断施压，以及他对日本暴行的不断指责与控诉，激怒了日本军界的要员们，强行要把他驱逐出南京，德国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报后，决定对拉贝召回，接受质讯。拉贝最终在将难民营托付给马洛、魏特琳等十几位外国人士，安排妥当后便回了国。
在回国之后的不久，拉贝被党部的人调查，并封锁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拉贝没有接受警告，陆续在德国汉堡、墓尼黑、汉诺威等市多次发表演讲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在遭到军警驱逐后仍旧坚持抗争，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在确认无太多罪名可立之后，他又在家中被软禁，被特工监视。后来，在拉贝被捕的事件影响逐渐扩大化之后，纳粹分子将他列到了黑名单之上，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拉贝没有屈服，反而是一再执拗地抗争着，不断地喊着要回中国，回南京。
在纳粹政府被推翻之后，拉贝也没有因此而重获自由，居然又因自己的纳粹党元老的身份被逮捕，重新投入到了监狱。借助来自中国方面的担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证据后，拉贝被暂时性释放，但仍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但却没有想到，在英国方面拘禁并审查他了之后，前苏联方面又再度把他丢进监狱，在最后一次离开监狱之前，拉贝的糖尿病已经严重到了极为危机的地步，随时会终结他的生命，也正是因此他才会被释放。但他入狱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还是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捐款热潮，人们倾囊相助凑齐了几千美元，才将他赎出监狱，恢复了半自由的身份。
拉贝的晚年十分之凄凉，在1950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第五个年头他就逝世了，当时无人知晓，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墓碑上也仅只书写下“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他所做的，所写的，所成就的，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部分，但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英雄。
拉贝的中国秘书
拉贝先生有个中国秘书，叫韩湘琳，《南京！南京！》中的唐天祥是以韩湘琳为人物原型的，其身份和事迹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是，要特别澄清的是：
1：历史上韩湘琳不仅没有为了保护家人做汉奸，相反还协助拉贝救了不少人。他被拉贝任命为粮食委员，是安全区内最重要的中国工作人员之一。1937年末日军策划了南京惨案，韩湘琳当时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他对整个安全区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韩湘琳的确弄到了一张通行证，但不是给自己用，而是给一个国民党的飞行员汪汉万使用，《南京南京》中“唐天祥”出卖了中国军人得到了一张通行证，但在最后时刻选择留了下来，让一个国民党军官（即历史上的汪汉万）跟着拉贝离开，历史上韩湘琳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南京。
3：韩湘琳并没有被日本人杀害，在拉贝先生离开南京后，继续解救南京难民，并且一直活到了抗战胜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逝世。
韩湘琳是拉贝先生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之一，他在二战结束后还出庭作证指控日军的暴行，生平着有《韩湘琳口述：日军仇恨国际救援组织》。

8. 二战时，中国收留犹太人是怎么一回事

人道主义援助而已，最主要的，是中国当时风雨飘摇，入境简单，几乎没有主权束缚！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曾在华盛顿举办“犹太难民与上海”图片展，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旧事再度出现在舆论视野中，国内相关报道多以“大屠杀亲历者泪谢中国”作为标题，在强调中国人善良、乐于助人的同时，有的还捎带了日本人的凶残、蛮横。

1933年—1941年，有3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国只接收了20万犹太人。犹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1939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未来5年内只接受7.5万犹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后，上海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对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上海犹太难民留下的大量回忆文献中，不少人表现出对上海的眷恋，但很少看到他们对上海或上海人表达感恩之情的文字。这与中国的相关报道差异很大。

【为什么是上海】

上海无意中成为了犹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纳粹上台后，对前途悲观的犹太人纷纷逃离德国，严格来说他们是侨民而非难民。“水晶之夜”后，纳粹德国突然加速清除犹太人，那些在“事情不会那么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来观望的犹太人，突然发现自己已变成难民，并且全世界几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罗斯福牵头在法国埃维昂莱班组织讨论接收犹太难民的国际会议，但32个与会国中，除多米尼加外，其余国家皆不愿接收犹太人，牵头者美国也不例外。当时西方盛行反犹主义，即使是对犹太人最友好的美国，也有上百个反犹太团体。

反犹压力使得犹太人即使逃到美国也无法入境，最典型的是“圣路易斯”号邮轮悲剧。1939年5月，九百名犹太难民被纳粹德国用“圣路易斯”号邮轮送至古巴，结果被古巴拒绝，停靠迈阿密登陆又被美国拒绝，只好返回欧洲。他们当中有六百人后来死于集中营。1980年代中国曾引进的美国电影《苦海余生》即以该事件为原型。

虽然多米尼加表态接纳10万犹太人，但它无力筹措巨额安置费，而犹太人也不愿去生活环境贫穷且与欧洲相去甚远的国家。此时，万里之外的中国上海因为多重因素叠加，成为唯一选择。

首先是上海租界“国中之国”的独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后，逐渐形成英美等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独立于中国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国领事管辖的公共租界，属于由外国侨民自治的独特地方实体。

由于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国初，外国人旅居上海无需任何手续，1932年，民国政府开始对吴淞口和上海登陆的外国人增设查验护照签证程序，由于传统习惯，上海实际上对任何人都实行落地签，是世界最着名的开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国民政府无法行使行政管辖，而日本还未组建傀儡政权管理上海，进入上海的签证管辖权被虚置，租界无意中扮演了难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沪会战时，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被日军控制，这部分后被称为“日租界”）。

所以，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为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无需签证、无需有人宣誓担保，无需警方证明，无需保证经济独立。

上海不仅有犹太人入境的便利，还有先期定居犹太人的财力。当时上海有两个犹太人集团，一个是英国的巴格达商人，他们中有沙逊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着名富豪，另一个是俄国犹太人，他们虽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颇有财力。

在外滩16铺码头登陆的犹太人并不很像难民，至少从欧洲到上海的逃难并不狼狈，甚至算得上奢侈。他们购买头等舱的船票，在船上开Party，吃高档西餐。在许多犹太人的回忆中，彩带、日本乐队、专用乘务员、蛋糕是他们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战争期间的背井离乡毕竟不同于旅行，上岸后，他们很快就典当完了家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济。巴格达犹太富商第一个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们组建了第一个援助犹太人的COMA委员会，不但提供公寓，还向每位难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进入上海的犹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这时美国犹太人社团组织JDC联合慈善力量，成为救助难民的主要机构。

JDC颁布的援助上海犹太难民文件

无论如何，犹太难民过得远比上海当地人要好，亚洲式的贫困令他们印象深刻：“那些拉着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闲逛的中国车夫简直不是人，冬天他们没有暖气，很多中国人在街头被冻死，第二天垃圾车来的时候，尸体直接被抛到了车上。”

日本占领下中国人的不幸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日本人对待犹太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很大，每当中国人过桥时，总会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们，或用烟头烧，但是中国人更厉害，他们回头对伤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打败日本人的标志。”

犹太人当然是知恩图报的民族。

二战期间，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和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向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拯救了许多人性命——当时的奥地利和苏联，犹太人若无签证将无法离境。何凤山和杉原千亩由此获得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国际义人”称号。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的市中心有一个纪念碑，上书“中国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似乎没有人见到这块碑，犹太人并没有国内宣传的那么善良，当然，更不可能有“日本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
作为商人，犹太人始终是精通擅于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对他们的排挤，也可以说是即可怜又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