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在敦煌搬走多少文物

1. 八国联军抢走的“永乐宝剑”，专家估价10亿，为何英国人都不卖

在英格兰西约克郡的利兹市，有一座专门收藏军械的皇家博物馆，它主要陈列各个时代的冷兵器，展品的形式包括：战争、比赛、狩猎、骑士竞技，利兹皇家军械博物馆一共收录了7.5万件兵器，满满都是历史感。

明永乐宝剑更是开出了10亿高价，其实这并不是价格问题，而是英国从来都不打算归还这些文物，在大英博物馆就收藏了2万多件的中国文物，并且还开设看中国馆，敦煌壁画，圆明园文物不计其数。

2. 藏经洞里的无数宝物为何却流落到外国人手中

敦煌乃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在这里聚集过无数宗教信徒，收藏着无数宗教宝藏。可惜宋代以后，敦煌渐趋冷清，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清末光绪年间，一个爆炸性新闻从这个荒凉之地诞生。一位叫王圆?的道士在雇人修补佛教洞窟的时候，偶然打开了一个尘封千年的洞穴，而填满这个洞穴的，竟然是大量的经书字卷、绢画和佛教法器。

这个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当时全世界，世界各地觊觎着中国宝物的人纷至沓来，其中以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等人掠走的文物最为众多和珍贵；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但藏经洞后经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当时的清王朝的统治正摇摇欲坠，在精力和财力上都没能够提供有力的保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外国人一批批运走。在为这些文物的流失感到痛心之时，众人也不免对藏经洞封存经书的原因感到疑惑。

其实时间可以追溯到九百年前左右，公元1036年党项族的西夏政权攻占敦煌以及整个河西走廊，并持续统治这个地区接近200年。藏经洞中的藏品中标注的年号最晚为宋朝初年咸平五年（1002年），而且洞内没有找到任何西夏文书，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分类。如此匆忙的痕迹告诉我们，在当时党项人攻打敦煌时，为避免兵灾，当时的僧人慌乱将这些东西堆入洞中，封存起来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在藏经洞中，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汉文残页、带木轴的残缺经卷以及绢画的残片等等，这些经品会不会是一些已经废弃不用的，但是出于崇圣尊经、珍惜纸张等原因所以没有丢弃，而是聚拢起来，统一归放呢？

不光是藏经洞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对于洞内文物的保存时间、流失去向等等问题，研究界也还在探索。我们不仅期待着更多真相的发现，也期待着更多流落海外的珍贵文物能够归乡。

着名作家、学者余秋雨曾经写作过一篇文章《道士塔》，生动地讲述了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还原了当时从王圆?发现藏经洞到外国人纷纷前来运走经书的场景。在文章中余秋雨一方面表达了对道士王圆?的遗恨，但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对当时情境的无奈，毕竟是清政府缺少对这个文物群的保护，才会导致文物的流失。余秋雨对该事件及造成的深远影响在其书中都真实贴切地描述着。

3. 八国联军共毁我国多少文物分别是什么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在天津登陆。八月，北京被占领，八国联军统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中国的珍贵文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1 三海、皇史城、颐和园、天坛损失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祭器168件。2 嵩祝寺丢失镀金佛3000余尊、铜佛50余尊、磁佛13尊、磁瓶12对、镀金器物40件、银器7件、铜器4300余件、锡器58堂件、幢幡70堂首、锦缎绣品1400余件、竹木器110余堂份、墨刻珍品1600余轴、乐器100余件。 补充： 3 六部九卿等各衙署俱被各国军队占为营房，疯狂洗劫。銮驾库丢失辇乘21乘、銮驾1373件、车轿12件、玉宝2件、皇妃仪杖282件、皇嫔彩杖84件、新旧云盘伞各1件、 锦缎 旗面133件、 象牙 9只、象鞍2盘、战鼓2面、更钟2架、静鞭2件以及随 什物 若干。4 翰林院丢失数万册经史典籍， 《永乐大典》 又失去307册，钱法堂的数万串新铸铜钱、太常寺的金钢祭器、 光禄寺 的金 银餐具 ，均被洗劫一空。5 日军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绫罗锦缎，从 内务府 抢走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各处库款所失约计银6000多万两， 补充： 其它典章文物、国宝奇珍的价值难以估算。 6 南池子大街 的皇史宬里的《永乐大典》，被1900年 八国联军 大肆损毁丢弃，甚至用于修建工事之用，迄今只剩200册。7 八国联军抢走北京各衙署存款约6000万两 白银 ，其中日军劫掠户部（今公安部院内）库存白银2914856两，并立即放火烧房，掩盖罪证。鼓楼的更鼓，被日军用刺刀刺破。 8 宋版书籍1860年火烧圆明园毁掉大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把北京最好的藏书全部烧毁，大风吹卷着《永乐大典》的残页漫天飞舞， 四库全书 被八国联军毁掉数十万册。 补充： 9 法国皇帝 拿破仑三世 的欧也妮王后，为了存放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从敦煌掠夺的珍贵古籍文书和存放八国联军抢来的 圆明园 文物，扩建了丹枫中国馆。目前，丹枫中国馆藏有中国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 编钟 、宝石和金银器愈3万多件.10 挪威人蒙茨曾捐献给伯尔根实用艺术博物馆数千件中国文物。蒙茨1887年到中国，曾在 中国海关 任职，后任 袁世凯 的骑兵团长、参谋长。期间，收集了两千五百多件中国文物。包括雕刻精美的圆明园的石雕，雕刻精美的圆明园建筑石构件，柱础、栏杆、望柱、石像等等。 补充： 11.1860年，英军从 圆明园 劫掠文物现存 大英博物馆 内的是，文物700多万件。其中陶瓷2000余件，玉器1200余件， 青铜器 部约有800件之多。(还不包括中途损毁的)注：1860年 八国联军 其他劫掠文物未统计在其内。被世界各地的200余家博物馆收藏，而民间收藏的 中国文物 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日本仅在侵华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就达360余万件。流失海外的3万片珍贵的 甲骨文 片，日本就有约1.3万片。分散在五湖四海私人手中的中 国珍 贵文物的数量，实在无法统计，估计应该在1600万件以上，大约有30万件以上的皇宫国宝流失

4. 最好的敦煌文物在国外，这些文物是怎么流失到国外的

王圆箓的无知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政府的不重视也是其中一方面原因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各个时期的修建，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佛教圣地。但是元朝后期，随着路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莫高窟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直到清朝晚期，尽然沦落到由一个道士来主持这个佛教圣地。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

5.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物被盗

第一个来敦煌窃取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原为匈牙利人，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里，后加入英国籍。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先后四次来我国西北考察。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斯坦因来到甘肃河西，以不正当手段非法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成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LajosLoczy)参加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过敦煌。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洛克齐报告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从他的朋友洛克齐那里听到了莫高窟的情况，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计划书中，就将考察的地区扩大到甘肃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开始第二次中亚探险。1907年2月，斯坦因从楼兰遗址出发，沿罗布泊南的丝路古道，经过阳关，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斯坦因初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后，前往罗布泊进行考古发掘。但不几天就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到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情况，斯坦因当即改变注意，动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这时候，王道士已在藏经洞门上装上门锁，并亲自掌管着门锁的钥匙。斯坦因到来时，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但他仍从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一卷精美的写本，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决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归来。这期间，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并发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大量汉代简牍。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时，王道士也已化缘归来。由于前几天莫高窟正在举行庙会，往来香客很多，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于是，斯坦因说他是来莫高窟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之事，而是通过蒋师爷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师爷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道士立刻警惕起来。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接着，他提出请王道士领他参观洞窟内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道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道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道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的心。当夜，王道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交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进行研究。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王道士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感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
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斯坦因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又译塞林提亚）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发行。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5大箱写本文书。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6. 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偷了什么东西﹖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得到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带着一个翻译，立即赶到敦煌，拿出200两白银，守护莫高窟的王道士帮助打开了藏经洞，连续盗宝七个晚上，共运走了24箱敦煌写本经卷，近万卷。5大箱绢画和丝织品，约500幅。斯坦因雇了40多头骆驼才运走。
斯坦因盗窃的经卷，一部分留在印度，大部分运回英国，留在大英博物馆。

7. 藏经洞的文物是怎样流失到海外的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但是，现在你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由于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使这些文献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中，现藏我国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过是被劫后剩余的残卷。敦煌遗书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给中华民族文化财富上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一

据着名书画家、鉴赏家谢稚柳记叙：清光绪年间，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经。抄经人把点旱烟的芨芨草似芦苇插进墙壁的裂缝里，发现壁内深不可止，用旱烟杆敲壁，似有空声。王道士用镢头刨开墙壁，发现有一小门，又刨开泥封的门，是一间复室，约丈余见方，内堆积有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等等。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拿了些经卷、画像送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汪是识货的，但他仅仅把这些东西当做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那里看到几卷古书，几幡画像，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公事总得敷衍一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他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深入到中国腹地，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疯狂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劫难逃。

我国着名学者郑振铎1956年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发现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

这上万卷的汉文古抄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变文’，又看到了‘刘知远诸宫调’……，皆是早欲见之，今始偿愿者……”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天上午，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们事先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敦煌藏经洞遗书，是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布鲁切夫和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奥布鲁切夫在敦煌如何窃走经卷的，如今已无人知道，其实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二年。当后来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不少精品。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记录。这份记录现藏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能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三

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在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他做的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精致、美丽的价值推崇备至。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个匈牙利人，但却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两次到了我国新疆，当他从比利时人那里知道敦煌发现遗书，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赶到敦煌。

斯坦因是着名的梵文学者，虽然看不懂汉文，但他雇了翻译湘阴人蒋资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窃走的遗书共一万余卷，还窃走了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斯坦因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这14块马蹄究竟是多少两银子呢？据《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上说约合720两，十六进位制。16个月后，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被陈列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

四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五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到过敦煌，成员中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据罗振玉记载：“博士指伯希和为言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盍早日购致京师。”《集蓼编》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摩挲赞叹，扼腕不已”。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以“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内外。清政府到这时才如梦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后，清政府学部教育部才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令搜买敦煌遗书，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这批劫后的遗书自敦煌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之子何震彝字畅威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字本斋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三充不足之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偷窃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因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着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了。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经卷之后，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1944年8月30日，他们在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移动三尊清末价值不高的塑像时，由于塑像里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所以无法移走。因此只好毁掉塑像，拆毁后发现，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经卷的残片。常书鸿和考古学家夏鼐、敦煌学专家向达等人一起进行鉴定，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32片。这是继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拆毁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见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后一定会发现新的藏经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

8. 是什么帝国主义抢了莫高窟的大量文物

莫高窟被劫掠，主要是指藏经洞文物的流失。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时正值清朝末年，国力衰微。外国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等获得消息后，到中国来从王道士手上购得藏经洞中的大部分文物。此后，又有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尔登堡以及美国人华尔纳采取购买或私下盗取的方式掠夺了藏经洞的部分文物以及莫高窟的壁画。
第一个来敦煌窃取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原为匈牙利人，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里，后加入英国籍。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先后四次来我国西北考察。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斯坦因来到甘肃河西，以不正当手段非法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成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9.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文物的流失情况。都有哪些人劫走了藏经洞中的文物，顺序是什么什么时候运走的分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1905年俄国奥勃鲁切夫强行换走莫高窟经卷文书两包。
1907年，匈牙利的斯坦因用14块马蹄银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24箱经书、5箱绘画、丝织品。现大多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以及印度。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挑走"藏经洞"6500卷写本和大量的画卷 。
1909年伯希和，将他窃得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公开展览，这才将藏经洞的发现公诸于众。长期无人问津的经卷外国人一说好，立刻惊动了朝廷，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敢情偏僻的敦煌还有如此珍贵的文物，于是一纸电令发到敦煌，对洞里剩余的东西进行封锁，严禁外运，适时运往北京。
1910年敦煌知县奉命移送莫高窟经卷于北京。孰不知此时文物已去之大半，而接下来长途运输带来的损失较之洋人的盗窃更为严重，遗书在途中几近处于无人看守，任其丢失的状态，大小官吏和看守层层窃取，运到北京时只剩下八千六百多残卷了。现大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
1911年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用超低市价“买”走了400多卷文书和2尊佛像。
1914年斯坦因再临莫高窟，他又带着5大箱，共600余卷经文“满载而归”。现大多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以及印度。
1912年俄国人鄂登堡率团至莫高窟，盗走经卷一批 。
1921年白俄军残部数百人侵驻莫高窟对洞窟、佛像、壁画损坏极大 。
1924年美国华尔纳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26幅，劫走彩塑数尊 。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纳尔逊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