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所藏甲骨现藏于哪里

❶ 谁知道甲骨文

中国甲骨文
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甲骨文献被发现以后，人们先后对其进行复制 (墨拓、拍摄、描摹)和整理 (拼接、缀合、辨伪、鉴定)，并汇集和编纂成册，即将其内容转移存储到其他载体上而加以利用。殷商甲骨卜辞(牛骨)已发掘的甲骨文献，主要是殷墟甲骨，此外还有周原甲骨等。
殷墟甲骨是商代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纣)270余年间的遗物,大多数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或其附近。(见彩图商代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后，大量有字甲骨遭私人滥掘，并为古董家、学者和一些驻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所收集。1928年秋才由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人员进行科学发掘。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总共在殷墟发掘了15次，颇有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又先后进行了十几次发掘。其中收获最多的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共得有字甲骨(主要是骨)5000余片。90多年来,累计出土有字甲骨总数为154604片。其中中国大陆38个城市的98 个单位收藏有95880片, 47位收藏家藏有1731片,台湾省藏有30204片，香港藏有89 片。另有 2万多片流散于日本、 加拿大、英国、美国、 德国、苏联、瑞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南朝鲜等12个国家，它们基本上都是1928年以前私人发掘及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盗掘的甲骨。
最早编纂甲骨文献的是江苏丹徒人刘鹗。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刘鹗编纂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集《铁云藏龟》。此后，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着录甲骨的书陆续出版。早期贡献最大的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氏以一人之力，多方罗致，共获甲骨3万片以上，先后出版了 《殷墟书契》(1913)、《殷墟书契菁华》(1914)、《殷墟书契后编》(1916)、《殷墟书契续编》 (1933)等6部甲骨文集。在其他国内外学者编纂的甲骨文集中，收录千片以上的如加拿大明义士的《殷墟卜辞》(1917)、日本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1921)、王襄的《□室殷契征文 》 (1925)、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美国方法敛、白瑞华的《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郭沫若的《殷契粹编》(1937)、金祖同的《殷契遗珠》(1939)等。1928年以后考古队15次发掘的有字甲骨,则由董作宾主编,辑为《殷墟文字甲编》(1948，收3942 片)和《殷墟文字乙编》(上辑1948，中辑1949,下辑1953，共收9105片)。抗日战争结束后收集编纂甲骨文献贡献最大的当推甲骨学家胡厚宣。胡氏先后编纂了《甲骨六录》(1945)、《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战后京津新获甲骨录》(1954)、《甲骨续存》(1955)等10余种甲骨文集。自50年代末以来,海内外学者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散佚在国外的甲骨文文集。其中较重要的如日本贝□茂树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1959)，加拿大明义士着、加拿大籍华裔学者许进雄编的《殷墟卜辞后编》(1972)，许进雄的《明义士收藏甲骨文集》(1972)、《 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1979)，美籍华裔学者周鸿翔的《 美国所藏甲骨录 》(1976)等，又有李学等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共同编辑的《 英国所藏甲骨集 》(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掘的甲骨，主要着录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小屯南地甲骨》 (上册1980，下册1985)，共收 4589片。到1990年，国内外所有甲骨文献着录书刊，计有专书 80余种，共着录甲骨近 10万片。1979～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巨册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甲骨文合集》是从诸家着录及国内外藏品中汇集的十几万片甲骨拓片、照片或摹本中 (不包括《小屯南地甲骨》及此后出版的《英国所藏甲骨集》，这部分计划编入《甲骨文合集》的续集中),经过对重、辨伪、缀合、重拓、补全等整理过程,精选出较有研究价值的殷墟甲骨41956片，并以五期断代为纲、22类内容为目编次而成的。《甲骨文合集》是80多年来集大成的甲骨文献巨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周原甲骨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时期）的遗 物，主要出土于陕西岐山凤雏村一带(旧称为“周原”)。1977年夏由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建筑遗址时发现。凤雏遗址两个窖穴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其中有字者289片。此外，陕西扶风县齐家村、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北京昌平县白浮村等地也曾发现过西周甲骨。各地出土西周甲骨有字者总计302片,总字数1041个。与殷墟甲骨相比较，西周甲骨的文字显得细小而潦草，在甲骨的整治、钻凿形态、灼兆等方面也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一脉相承，文字也属于同一系统。周原甲骨正式着录的专书尚未问世，摹本及照片已 零星发表。较全的摹本附见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等书中。
西汉骨签除了殷墟和周原两处出土有甲骨文献外，1986～1989年还在西安发现了西汉时期用动物骨头 (主要是牛骨)制成的骨签3万多片，总字数达数十万字。这说明西汉时期也曾使用过甲骨文献。
参考书目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8～1982。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摘自《大网络全书》

还有就是甲骨文公司

甲骨文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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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8日 18:45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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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甲骨文资料

甲骨文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些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既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占卜方面的情况，又标志着文字接近成熟。图为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

介绍

甲骨文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迄今为止发掘出存世的大约有15.4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大陆收藏的有97600多片，台湾收藏的有30200多片，香港有89片，因战争和商业因素流散到海外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前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12个国家有26700多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曾有组织地在殷墟盗掘，因此收藏最多，有12000多片。目前世界上有500多位学者专门研究甲骨文，发表专着有2000多篇。

商周非常迷信，商周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并将占卜的事情、时日和结果等刻在上面，故甲骨文字也称卜辞。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气候、习尚等许多方面，是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已解读的有三分之一左右。根据研究，甲骨文中已经使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汉字造字法。在字义的使用上可以明显看出假借方法。形声字占25%左右。今天，形声字占90%左右。

甲骨文和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一种表意文字的前身。它的书写材料一般为龟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墙壁，木器，石器等处，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春秋后期汉字脱离甲骨形态，逐渐不被认知，但是一般会被当做“龙骨”卖给药材商做药材之用。直到1899年(清光绪25年)，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由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被考证为商周遗物。

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认为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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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迸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南朝鲜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着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着录和未着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着录成书，分别发表。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低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鸟星、新星、大星等记载，也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载。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记载，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表明当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障。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来说，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背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桥边部的卜辞则由外向内行。商代占卜常从正反两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则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常有界划相隔，每事亦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为“相间刻辞”；有卜辞于甲骨正面无处容纳，而转刻其背面，为“正反相接”；有反复卜问同一件事，而将内容基本相同之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称为“卜辞同文”。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八世十二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亦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1904年孙诒让作《契文举例》，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着作。之后，学者们运用“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比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画，并通过音韵学、训诂学的手段来考释文字。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及主要着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杨树达《耐林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及《甲骨文字研究》，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等。自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分别着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历谱》和《甲骨学商史论丛》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也有很多关于商史研究的内容。近年来，很多较年轻的学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释、分期与断代，商代的社会、奴隶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许多问题。此外，对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属开始阶段，仍有许多争议。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课题。

甲骨文字风格演变：甲骨文字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互用发展所造成，大体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氏据殷代卜辞，把贞卜人群，分为五个时。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錝时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至为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艰作。此类大字常是强力的，雕的笔划很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都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于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期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贞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时代新兴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贞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丕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题名: 刻有文字的甲骨
主题关键词: 金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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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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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甲5521、5538、5518、6019：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祖庚、祖甲时祭祀祖先之卜辞。共四片。

兽骨5402、5403：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武丁时旬卜王事之卜辞。共二片。

甲骨文是写或刻在龟的腹部、背甲，以及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时间大约在盘庚至帝辛之间（分元前1401年至前1122年），内容大都是殷王祭祀、田猎、求雨、卜吉凶等占卜的记事文字。殷商人崇尚鬼神，凡事必用甲骨占卜。他们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占卜有关的事件，再契刻记事文字。甲骨的出土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初为当地农民翻耕土地时发现的。由于不知是何物，因此被当作龙骨卖给药铺，用以治疗虚弱和破伤。清光诸二十五年（1899），当时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生病后，在抓来的中药中认出了甲骨。二十九年（1903），刘鹗着《铁云藏龟》，第一次把甲骨以拓片的形式出版。三十年（1904），孙诒 让着的《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始加考释。其后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发掘。

文字学家认为，一种文字从发现到成熟至少要经过2000年的发展，而3500年前的甲骨文已经出现一批形声字，表明它是较成熟的文字。按此类推，最早的汉字应出现在夏或更早的时代。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为中国文明史已逾5000年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纸草文字、巴比伦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号称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三种文字的发展都中断了。惟有甲骨文发展下来。在已发现的的近5000个甲骨文单字中，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余下的3000多字多属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读其音；其中也有不少字因后世不再沿用，给正确考释、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专家认为，由于甲骨文属卜人应用文字范围，并不等于社会的用字量，所以商代实际存在的字可能还要更多。

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以来，出土数量已达15万片。它虽然是殷王室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而且存在形式呆板，字名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但对“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历史研究仍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与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着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❸ 甲骨文出现于什么朝代,主要出土于哪里

主要是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甲骨文。但以现有考古资料发现，并非商代特有，早在商朝之前就有经存在。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决定发掘殷墟，第一次由董作宾领导，至1937年，前后共进行十五次；发掘地点，除了洹水南岸的小屯村以外，更扩大到后冈、和洹水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冈、高井台子、大司空村等地。一共出土龟甲、兽骨有二万四千九百多片。抗战期间，工作被迫停止，有大量的甲骨随同众多文物等被运往日本，达一万二千多片。
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4805片甲骨文。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中出土甲骨文689片。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进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❹ 甲骨文的发展历史

十九世纪末，学者们发现并认识了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象璀璨的群星，把学者们目光集聚到了甲骨文的研究方面来。这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字，与埃及的纸草文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印度的哈拉伯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字体系。
甲骨文经过搜集、整理之后，在罗振玉、王国维的大力宣传与精心研究下，一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学问。
在罗、王的极力倡导下，逐渐成长起来以甲骨文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甲骨学派。甲骨学的发展与深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
清末任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据说，在这一年的某一天，王懿荣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据说这种“龙骨”可以医治疟疾。“龙骨”买回来之后，王懿荣打开药包一看，发现这些“龙骨”上隐隐约约地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细心的观察和揣摸起来。王懿荣学识渊博，对古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这些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对这些奇怪的符号产生不同凡常的联想——“龙骨”上的契刻符号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经过他潜心的钻研，他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与此传说不同，有人提出甲骨文是天津人王襄在1899(光绪24年)发现的，因为王襄在1955年所写的《簠室殷契》中提到“世人知有殷契，自1898年始”。 1898或1899，一年之差，聚讼纷纭，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但作为一项重大的发现，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则是科学态度问题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争论和研究，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懿荣在1899年首先发现了甲骨文。我们这里提到的发现，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也就是不仅见到了甲骨文，而且认识了甲骨文。而一般意义的发现，是指在田野里挖出了甲骨文。从一般意义上讲，在1899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殷墟这个地方挖掘甲骨了。他们挖掘甲骨的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字材料，更不是当作史料，而是看中了它的药用价值，出售给中药铺，医治人们的疾病。有一个时期，人们吞下去了不知多少称为“龙骨”的甲骨文，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愚昧无知不仅不能医治中国人的病，反而给中国文化带来残重的损失。在这些人当中，王懿荣首先认出了甲骨文，
这决不是什么天赐的机遇，而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
1900年秋天，义和团运动兴起，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在八国联军人犯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带着皇宫仓惶西窜，王懿荣痛心疾首，投池自尽，以身殉职，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收购。
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
甲骨文发现后，立刻轰动了整个学坛。有承认的，也有否认的。当时学术界有两派，即“复古派”和“疑古派”。一般地说，“复古派”肯定甲骨文是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而“疑古派”中的一些人则予以否认。所以对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就成为“复古派”同“疑古派”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王懿荣为国殉职之后，刘鹗(字铁云)就购买了王氏的大部分甲骨，在搜购甲骨方面用功颇勤。1903年，他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发行。这是自甲骨文发现之后第一部甲骨书籍，对于甲骨文的传播有筚路蓝缕之功。吴昌绶在这部书中的序言中是这么评价的：“乃兹龟甲古文，又别辟一蹊径，埋蕴既久，地不爱宝，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探索，文敏(王懿荣字)导其前马，先生(指刘鹗——编者注)备其大观。”刘鹗不仅仅是一位热心古代文化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留心于世务，殚心于实业，匡世济贫的有志之士。在八国联军虎视北京，清政府又无能为力的紧急关头，刘鹗开仓赈济北京的饥民。这一举动却得罪了有司，被定罪后于1910年流放新疆，最后客死异乡。但刘鹗对于甲骨学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甲骨文的发现与传播，也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人对中国文化还颇有研究，搜集甲骨文就成了这一时期外国人的一项特殊爱好。1903年一1906年，美国驻山东的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教士库寿龄就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大批甲骨文，他们将这些甲骨转卖给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博物馆。随后，英国人金璋、法国人威尔茨、卫礼贤又将收到的甲骨卖给法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明义士是加拿大的一位牧师，长驻彰德府(安阳)，他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经常骑一匹老白马，在洹河两岸游荡，目的就是寻找甲骨文，他收购的甲骨数量较多，现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中的甲骨就是经过明义士之手收集的。除了欧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较早就留心安阳甲骨的，其中有位日本学者叫林泰辅，还亲自到安阳调查和收集甲骨文，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内看到这一时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先生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生涯的。
甲骨学的形成
就在《铁云藏龟》印行的第二年，即1904年，着名学者孙诒让就根据这部书中的甲骨文拓片，对甲骨文字进行了考释，着《契文举例》一书。这算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着作，虽然书中有许多误释的文字，但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在甲骨学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真正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卓越贡献。
罗振玉，号雪堂，清末做过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以清室遗志自居，为复辟帝制出谋划策，1943年出任伪满州国监察院院长。他感情基础上的复古决定了他学术研究上的复古，不同的是，政治上复古是倒转历史车轮，而学术上复古则开创了一门学问，开创了一代学风。在他发迹和扬名之前，他曾是刘鹗的家庭教师，就因为这个机缘，他与刘鹗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嫁给刘鹗的的儿子为妻)，他有机会见到刘鹗收藏的甲骨文，并动员刘鹗将其甲骨文墨拓编印成书，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甲骨文这门深奥的学问把他给吸引住了。1906年，他在北京任学部参事官时，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甲骨文，并委派其弟罗振常到安阳采掘，1910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书中按贞卜的事类分为几个项目，由孙诒让的释字发展到罗振玉因事分类，卜辞算是可以阅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嗣后到1915年，罗振玉躲到了日本，专心致志研究甲骨文，这一时期他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将《殷商贞卜文字考》中的考史、正名和卜法扩充而成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八章，这就把杂乱零散的卜辞，归纳整理成有条理有价值的史料，甲骨文的研究开始成为古史研究中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学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是这样评价罗振玉的：“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搜集与从来骨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在1916年他还亲到安阳小屯去探访过一次。这种热心，这种说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
罗振玉不仅自己传播和研究甲骨文，而且还特别注重培养甲骨学研究人才，王国维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青年时代在罗振玉办的文学社学习日文，深得罗振玉的赏识。辛亥革命暴发后，他随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终止了哲学、宋元戏曲的研究，协助罗振玉整理、编辑、考证甲骨文。1917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利用先秦文献与卜辞互相印证的方法，考证出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帝王及帝王的祖先的名号，使甲骨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得到发挥。1924年，清华大学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清王国维当院长。他考虑时局对自己不利，不愿就职，后来经溥仪劝勉，才接受该院教授的聘请。在“疑古”之风风靡史坛的时候，王国维能够比较好地运用地下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典籍相结合，着《古史新证》宣扬中国的古老文化，不泥古又不疑古，实在难能可贵。在这本书中，王氏举出殷墟卜辞中有关武丁所卜的卜辞和祭祀文丁的卜辞，肯定了盘庚以后，帝乙以前，商王皆宅殷墟，这与《古本竹书纪年》正相吻合，从而证明了《古本竹书纪年》的不伪。从方法上来说，他采用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法”研究历史，独具慧眼，见解颇新。由于他的高水平的发挥，使甲骨文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专门的学问——甲骨学。从思想上来说，他顽固地追随已经没落的清王朝，仇视革命，妄图复辟，于是在1927年6月2日，当北伐战争捷报频传的时刻，他写下了遗书，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沉。他政治思想上的守旧，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在这一时期，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影响和引导下，成长起来一批以甲骨文研究为己任的甲骨学派，他们在文字、文法、卜法、历法、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外国的汉学家也被吸引到甲骨文研究的潮流中来了。一时间，甲骨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重要学科。
甲骨文的科学发掘与研究
(一)甲骨出土与着录
甲骨学一旦成为学术界倍受关注的学科，人们对甲骨文的渴求就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对新获取的甲骨文，就更受崇爱了。在1928年科学发掘殷墟以前，古董商和一些学者诱使当地村民在殷墟乱挖了几十年，容易挖到的甲骨都被掘出来卖掉了，地下埋藏的甲骨是越来越少了，甚致很难发现有学术价值的新甲骨。这使得望眼欲穿的人们灰心丧气，他们猜想殷墟不会再出甲骨了。但惟利是图的古董商并不相信学者们的眼光，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抬出高价唆使当地无知的村民乱挖乱盗，使殷墟这座地卜玉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近代兴起于欧美的考古学传到了中国，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考古学是保护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先进的科学手段，用这种手段来抢救殷墟文化就成了当务之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开始筹划发掘殷墟。1928年8月12日，受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委派，董作宾来到安阳，先访问了河南省第十一中学校长张天骥，继而游览了安阳的古董商店，之后，亲赴小屯进行采访。访问结果证明，此地并非象罗振玉所猜测的那样，洹水故物已搜罗殆尽，而是埋藏还相当丰富。中央研究院认真研究了董作宾的调查报告。一致认为，如果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加强管理和进行考古发掘，乱挖乱盗的现象会愈演愈烈，殷墟破坏会更为残重，于是决定由董作宾草拟了发掘计划和方法：
1、发掘程序；
2、发掘方法；
3、筹备：
①购买设备器具。
②请中央研究院致函河南省政府，派人参加，由安阳县协助并予以保护。
③请蔡元培院长致函冯玉祥总司令，派安阳驻军加以保护。
④请古物保管委员会赞助。 ，
⑤聘请测绘人员。
由这个发掘计划，可以看出当时对殷墟发掘是何等重视!
一切准备就序后，1928年10月13日，殷墟发掘就正式开始了。殷墟考古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到1937年6月，因芦沟桥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殷墟考古被迫停止。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发掘了十五次，河南省图书馆在此发掘了二次。
(二)甲骨学研究的进展
考古发掘的资料，要比那些乱挖乱盗，甚致连出处都说不清收购来的资料更真实可信。就甲骨文来说，发掘过程本身也包含着学者们的细致人微的科学观察与分析，再通过整理与研究，能够发现前人没有注意到也不会注意到的新问题，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断代和殷代历法的研究，就超过了前人，把甲骨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与《殷历谱》都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着，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科学的考古方法是分不开的。
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依据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分为五期。一期是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是祖庚、祖甲；三期是廪辛、康丁；四期是武乙、文丁；五期是帝乙、帝辛。这就把十几万片看似零散纷乱的甲骨文有条不紊地划归五个不同的时期，分属于从盘庚到帝辛八代十二王名下，使之各有归属，克服了以往甲骨文研究中的混乱状态。在上述的十项标准中，常用的是世系、称谓、贞人、字形、书体。掌握了这几项标准，遇到了甲骨片，就可以断定这片甲骨属于那个时期的遗物。
世系是商王的世次，也就是先后位次；称谓是占卜的商王对自己亲属的称呼，如“祖丁”、“父甲”、“母癸”之类；贞人是占卜并记事的史官。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容易掌握的是字形和书体，不同的时期，字形和书体的风格是不同的。
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古代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甲骨文中寻找古代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影子，是甲骨文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拓展。胡厚宣先生参加了殷墟考古工作，他毕生致力甲骨学，1944年，他出版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对商代的方国、农业、气侯、婚姻家族、封建制度、天神崇拜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拓宽了甲骨学研究的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甲骨文，是甲骨学的质的飞跃，这是郭沫若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迫于白色恐怖，郭沫若旅居日本，这时期，他从血与火的斗争中，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探索与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郭老的中国史研究是与中国革命的需要密切相关的。郭老紧紧把握住了甲骨文这个“原始细胞”，以甲骨文的构形为基础进出分析，弄清了文字结构变化的规律，从而释读了别人不认识或解释错误的字，根据文字的发展规律，把文字的形、音、义辨证地加以应用，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文字释读的准确性，然后以字立说，以马史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果，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老把这部着作看成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书中利用卜辞来阐述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当时的中外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青铜时代》等重要着作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甲骨文研究的纵深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为科学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的前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来指导甲骨文研究，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新出土的甲骨使各项研究课题更加深化，整理与综合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的范围比前扩大了，视野也开阔了，研究的领域更宽更广了，甲骨文的发现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学者们利用这些新出土的甲骨，从甲骨上的钻凿形态方面对甲骨分期提出了新颖的看法。从1899年甲骨发现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分门别类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综合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8年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相继出版，就属于综合研究的着作。这些着作涉及到了甲骨的出土地点与历史、甲骨的流传与研究状况，以及甲骨文的文字、文法、断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先王、称谓与庙号、亲属与百官、政治与经济等等，阐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的重要内容，总结了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成就，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甲骨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厚宣先生就注意搜集和统计流散的甲骨，五十年代初，胡先生在《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一书中对已知的甲骨收藏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八十年代初，胡先生主编《甲骨文合集》时，责任心和事业心驱使他多方奔告，索隐勾沉，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甲骨收藏及流传情况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统计，据他统计的结果是：
国内收藏：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8个机关单位和47位收藏家，计127904片。
国外收藏依次是：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西德715片，苏联199片，瑞典 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12个国家合计26700片。
国内外合计154604片，这还不包括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
这15万多片甲骨，大部分已被着录，还有一小部分未见着录，流散在国外。已经出版的70多种甲骨着录书，有的因出版时间早，而且印数很少，不易见到；有的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不便查阅；有的良莠不分，真伪难辨，不好利用等等。这就给研究甲骨文和殷商文化带来了困难。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其它学科如医学、农业、天文、地理、生物等都需要利用甲骨文和借鉴甲骨文研究的成果。鉴于此，早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想编辑一部《甲骨文合集》来解决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郭老把这个想法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来，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支持，《甲骨文合集》被列入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中的大型项目之一，1959年交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并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编辑委员会。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工作被迫停止，“文革”结束后，在郭老的亲切关怀下，编辑工作马上得到恢复。1978年10月《甲骨文合集》开始出版，到1982年共出版了13册，这13册中共收录甲骨4万余片。与以往的着录书比较，这部书有以下优点：
第一是先材广泛而全面；
第二是取材严而精；
第三是取材经过辨伪与缀合；
第四是对能够分期的甲骨文尽可能进行分期编排，有疑问的集合在一起，以待进一步研究。
第五是每一时期的甲骨，又按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其它四大项二十一个小类进行编排。
由此可以看出，这部书是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的一部集大成着作。
除了综合性和总结性的着作之外，工具书和通俗性的读物提高了甲骨文的使用率，拓宽了甲骨文的应用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1965年)，正编收录1723个甲骨文字(见于许慎《说文》的941个字)，附录共收单字2949，附寻的单字都还没有考释。全书共收甲骨文单字4672个，属于甲骨文字典。李孝定编《甲骨文字集释》(1975年)，将每一个甲骨文字的有关各家解释详列于该文字之后，并加有编者按语，便于查索。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1976年)，将见于着录的卜辞逐条按内容分类编排，便于查阅卜辞内容及着录情况。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1985年)、王宇信《甲骨学通论》(1989年)，还有其它一些通俗性着作都客观地、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甲骨文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的情况，系统的科学的阐述了甲骨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课题。《甲骨学通论》还专章讨论了西周甲骨的一些问题。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996年)反映了甲骨文考释的巨大成果，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1996年)，提出了甲骨分期的新思路；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编着的《甲骨学一百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100年来甲骨学的产生、发展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了解甲骨学的主要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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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大英帝国博物馆藏有中国多少文物

外国的博物馆到底有多少中国文物谁也说不清楚，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数量十分庞大，而且有众多精品，大英博物馆管据保守估计大约有2万3千件中国的稀世珍宝比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就在大英博物馆，还有众多圆明园文物流散在英国法国等国，法国的枫丹白露宫专门有一个中国展室，集中展示了1860年法国从中国的圆明园掠夺来的稀世珍宝。中国文物流落国外大多是1860年-1949年这期间，尤以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和1900庚子国变两次浩劫最甚。
台湾故宫全名为国立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藏品包括清代 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60万件。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国民政府将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档案开始运往台湾，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320箱由中鼎舰运抵基隆港。原故宫博物院文物分3批运走2972箱。一起运台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及其他单位文物。文物运台后，先存台中市，租借台中市糖厂仓库存放。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由招商局海沪轮于1月6日运出，1月9日到达基隆，共计1,680箱。第三批文物由昆仑号军舰于1月29日运出，2月22日运抵基隆港，共972箱；第三次原本计划搬运1,700箱，但军舰一到海军部眷属就抢先上船，杭立武只好找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最后下令拆除办公桌，但由于运输舰舱位有限，最后只能运出972箱，另728箱被迫留在南京。 为阻止文物迁台，南京中央博物院共产党员陶孟和曾发动群众阻止，但未成功。
1949年8月23日，文物迁入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并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隶属于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长兼任主任委员，并于台中县雾峰乡北沟觅地建筑库房（隔年4月落成，文物随即迁入）。11月，战时河南省存放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68箱出土文物，亦抢运到台湾并存放在台中市糖厂仓库。
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来宋至清历朝皇帝推祟艺术、广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万件，这是一般博物馆(院)的收藏都不能比的。价值连城的极品更是数以千计，如铜器中的西周毛公鼎、散氏盘；玉器中的翠玉白菜、辟邪雕刻(六朝古墓出土)；书法中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颜真卿、宋微宗(赵佶)书法手迹；画卷中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瓷器中的宋、明、清名窑名家亲制品，官窑制御用艺瓷等，还有大量为目前有关当局秘而不宣的国宝级文物。 答案补充 近代以来，中国文物流入日本有几个主要渠道：一、清朝未代皇帝溥仪逊位时，带出一大批国宝，有1200馀件历代书画珍品，经转手后，不少流失到日本；二、中国近代官员名人来日访问交流时，带来名贵书画，或亲留墨迹。比如，旅日华人晋鸥曾经购得一幅康有为写给神田料理店“天野屋”主人的字，上面题跋为“清国大人康有为先生书，犬养毅先生代求”。近代名人康有为、梁启超、杨守敬、孙中山、章士钊、罗振玉、郭沫若等来往中日之间，都是如此；三、日本的大财阀、大博物馆实力雄厚，收藏中国顶级国宝价值连城。比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佛像佛头，三井文库收藏的青铜器、瓷器，东京永青文库收藏的书法作品，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和书画，书道博物馆收藏的历代书法等，不乏绝世佳品；四、日本前往中国的官员、商人、文化人、从军记者等，喜欢中国历史文化者往往作为有心人，从民间收得大量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尤以书画作品为多，现在多藏珍于日本民间；五、清代末年，有一批中国商人仿冒古代字画，专门卖给日本人，特别是仿明代董其昌的字、清代四王山水、郑板桥的字等特别畅销，不少流入日本

❻ 艾兰的学术研究

艾兰博士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贡献，便是参预整理和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未久，便引起一些外籍人士的兴趣，部分甲骨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前苏联、瑞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和朝鲜等12国共藏约26700片，约占甲骨收藏总数15万多片的18%。其中，收藏数量较多的是日、加、美、英四国，而前三国的甲骨已有拓本发表，唯英国付诸阙如。学者们研究英国所藏甲骨，依据的是《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The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5，上海，)》和《金璋所藏甲骨卜辞》(The Hopkins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9，纽约)两部摹本及以照片形式发表的亚士摩兰博物馆所藏三十四片中的八片。这两部摹本摹写失真，《金璋》中的甲骨文摹片又比原来稍有缩小，使学者难以将其与别的甲骨拼合。此外，二书尚有漏字、甲骨倒置、缺反面文字和骨臼文字等问题，而且有相当数量的英国所藏甲骨未囊括其中。多年来，海外的甲骨研究一直以此为憾。
1982年始，艾兰博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李学勤、齐文心合作，对英国所藏甲骨进行调察和施拓，拓集英国十一个公私单位所藏约3000片甲骨，经过辨伪，略去全伪和字迹不清的残片，选用甲骨凡2674片收入《英国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图版，下编为释文和附录，于1985年和1991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其中，除了摹本中已发表过的1649片外，增加了1025片前此未曾发表过的新材料。据该书所附分期分类表看，这些甲骨有66%属于董作宾划分的第一期，这期甲骨是商朝占卜内容最为广泛的时期，价值也最大。《英国所藏甲骨集》的问世，为研究和澄清甲骨学和商史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信而可征的新材料，其学术价值是显见的。
除了参加整理和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外，艾兰博士在甲骨研究上的另一贡献，便是采用新的技术和手段来鉴定甲骨。艾兰博士以摄影机加于显微镜上拍摄甲骨单字或局部，通过显微放大显示出了刻道的形态，弄清了用刀刻划的次数及笔划的先后，从而为真字和伪刻字的比较提供了更科学的手段，某些疑难问题由是得到重新检验和解决。
关于契刻的刻刀，关于卜辞与兆的时间先后，关于笔划的方向和顺序，关于刻手与贞人等，都可以通过显微照片得到解决。此外，通过显微照片还能就甲骨分期和书体的演变及伪刻等问题提供确凿的根据。当然，艾兰博士经由甲骨显微照片所得出的上述结论尚不全是定论，还有进一步研讨的余地。然而，她这种显微放大的方法无疑是甲骨研究中方法论意义上的重要突破。 除了在甲骨学方面的贡献外，艾兰对中国青铜器也颇有研究，她曾同李学勤合着《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在该书“附论”中，艾兰就西方汉学界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进行了详尽的回述，且论列得失，多所获得。
艾兰教授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是以对西方汉学及艺术史的通盘了解和独特审视作为其理论的铺垫，提出的一些结论往往使人感到新颖且厚实。
1992年,当时就职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 SOAS) 的艾兰( Sarah Allan) 博士主编了一本反映中西方研究中国商周青铜器最新成果的论文集《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释义问题》, 其中艾兰本人撰写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青铜器》一文, 对20世纪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程作了系统回顾与展望，揭示了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和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的基本历史和趋势。
竹简
《太一·水·郭店<老子>》论文中，艾兰认为，在《太一生水》的宇宙论中，道作为以水为原型的抽象概念，被名作太一。太一是北极星与北极星之神，是一个作为水之来源的宇宙现象，而水则是此后万物的本源。《太一生水》篇之“太一”乃是“道”的别名，是作为宇宙中心的北极，是宇宙之水的不竭源泉；道的哲学概念即植根于从自然之源中源源不断流出的水的隐喻。艾兰的论文正是利用西方学术界关于“喻象学(metaphorology)”的最新理论，进一步对中国早期思想中的喻象思维和隐喻应用作出分析。阴阳五行说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亦体现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中国古代哲学术语中存在大量以自然物为比喻和形象化的描述，许多抽象的概念往往是跟特定的具体形象和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艾兰对水、植物这类自然现象与哲学里的道、无为、天命、本性等概念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一组与阴阳五行相关的自然“喻象(metaphor)”在阴阳五行说之外的哲学含义。她还观察到中英文在对译某些哲学名词时的困难反映了中西思维的一些本质区别。 《世袭与禅让》原是艾兰教授的博士论文。1970年开始写作该文，1974年交付加州伯克利大学。1981年，该文稍做修改后出版。写作本书的想法最初源于她的分析有关周初太公望的传说的硕士论文。在那项研究中她发现中国古代文献，尤其是哲学着作中，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常常作为同一主题的例证被加以讨论，例如：开国君王的相，周代的太公望和商代的伊尹常被组合在一起；又如：夏末代王桀和商末代王纣。这些人物又有可能同与其相对的人物进行比较，例如：太公望与周灭商后拒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相比照，或者桀和纣同汤和文王相比照。因此，她决定对有关从尧到舜直到周初的统治权转换的传说人物进行综合性研究，依据早期文献来确定不同人物之间的概念性关系。她出色地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把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尧、舜、禹、启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历史传说当作一种观念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历史来作全新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隐藏在传说背后的深层结构，显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代西方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一种涉诸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认为，结构由许多成分组成，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主义又把结构区分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前者指现象内部的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可认识，后者指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的感觉便可知道。结构主义者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深层结构。简言之，“我们可以把结构主义的影响看作象X射线，透过表面上独立存在的具体客体，透过以要素为中心的世界去探究关系的世界。”
在《世袭与禅让》中，艾兰指出，中国古史的记录方法随着哲学观点的改变而规律性地改变着，上古帝王“尧”跟“舜”之间的关系有禅让、篡位或简单地只是众望所归，这全因作者不同而有异。而且，历史传说的功能跟神话的功能一样，都是为了调解一种固有的社会冲突。在围绕着权力交替的那些传说来看，里面总是贯穿以世袭还是以德性来治理天下，为一人之家还是为更大的社会集团这种典型的冲突。这里所谓“德性”，基本上反映了较大的共同体或国家的要求，其有时与一己之家或血缘组织的利益相冲突。而“世袭”则是为了维护家庭或血缘组织彼此区别的社会所固有，但对于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而言则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上定居的农业社会，由于复杂的血缘组织系统与君主世袭而官吏不世袭的政治组织共存，这种对立就异常重要了。世袭与德性是中国古代王朝传说的主题。这里，艾兰博士揭示了古代作者是如何把一个传说跟一个时代挂钩，及又是怎样去复述另一个时代的传说。《世袭与禅让》是借用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远古传说的一部成功之作。
在该书中，作者所关注的并非神话传说的历史发展或历史真实性，即古代文献中的历史是真抑或是伪，而是早期作者如何运用“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她的主要依据不是大篇幅的、具体的神话描写，而是那些哲学家总结其要义的简短句子。这样，她得以在古代作者自己所描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建构传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系。
本书共七章，作者在第一章里，提出问题，展开理论探讨。第二章至第五章，对围绕权力转换关键时期的五套传说系列分别进行讨论，并且用图表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①从尧到舜的权力转换；②从舜到禹的权力转换；③启的继位和第一个世袭王朝——夏的建立；④商王朝的建立；⑤周朝的建立。第六章讨论的是哲学文献——《墨子》、《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和《庄子》，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研究来判断是否在这些历史记述中暗含着与某种特定的哲学观点相一致的转换模式。第七章仅对中国后期神话传说的重要性进行简要探讨。所讨论的主题和要点，虽然在汉代和汉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仍然显现出与以前大体相似的情况，继续对中国历史、历史编纂工作和历史题材的小说产生着影响。
《龟之谜: 中国早期的神话、艺术与宇宙》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❼ 甲骨\青铜\竹简\丝绸\纸张这些档案载体分别产生于哪些朝代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大约出现在,距今5000～6000年前；中国最早的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3000年

楔形文字 参考资料:
http://www.nan1.com.cn/xxjs/dnzp/2003/2003xly/yxl/XXWZ-2.htm

也叫“钉头文字”或“箭头字”。古代西亚所用文字。多刻写在石头和泥版（泥砖）上。笔画成楔状，颇像钉头或箭头。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由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所创造。阿卡得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等，都曾使用这种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也是各古国间交换外交文书的通用文字。考古学家发现大批各种楔形文字泥版或铭刻，19世纪以来被陆续译解，从而形成一门研究古史的新学科——亚述学。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发源于亚洲西部的亚美尼亚高原。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里就有了最早的居民——苏美尔人。他们创造了灿烂的苏美尔文明，最能反映这种文明特征的是他们的文字——楔形文字。

最初，这种文字是图画文字，渐渐地，这种图画文字逐渐发展成苏美尔语的表意文字，把一个或几个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如用“口”表示动作“说”；用代表“眼”和“水”的符号来表示“哭”等等。随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苏美尔人干脆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声音，如“箭”和“生命”在苏美尔语中是同一个间，因此就用同一个符号“箭”来表示。后来又加了一些限定性的部首符号，如人名前加一个“倒三角形”，表示是男人的名字。这样，这种文字体系就基本完备了。

苏美尔人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秆或骨棒、木棒当笔，在潮湿的黏土制作的泥版上写字，字形自然形成楔形，所以这种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

为了长久地保存泥版，需要把它晾干后再进行烧制。这种烧制的泥版文书不怕被虫蛀，也不会腐烂，经得起火烧。但美中不足的是，泥版很笨重，每块重约一千克，每看一块都要费力地搬来搬去。到现在，发掘出来的泥版，共有近一百万块，最大的有2.7米长，1.95米宽，可谓是巨书！

楔形文字是苏美尔文明的独创，最能反映出苏美尔文明的特征。楔形文字对西亚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亚的巴比伦、亚述、赫梯、叙利亚等国都曾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工具。甚至腓尼基人创制出的字母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楔形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可是，由于它极为复杂，到公元1世纪，就完全消亡了。
在古代的苏美尔，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拿着芦杆或木棒做成的尖头呈三角形的笔，在泥板上写字。这种字从左到右横着写，每一个笔划总是由粗到细，象木楔一样。这就是苏美尔人留给后世西方文明的三大珍贵礼品之一的“楔形文字”。

苏美尔文字是逐步产生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其间由借助图形表达某种观念到文字的出现经过了1000年的演化过程。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开始刻图像于石或镌印于粘土，以此作为拥有某物的标志：或者用一块岩石表示“铁石心肠”，或者用一颗树表示一幢房屋。
大约500年以后，由图形向文字的演化速度大大加快。到了那时，苏美尔神庙的管理人员使用许多规范化的简图，把它们结合起来保存神庙的财产档案和商业交易档案。
尽管这一时期的书写文字仍具有象形文字特征，但已超越了以图画表示人及具体事物的阶段，发展到了用图画表示抽象事物，例如：一只碗表示食物，一个人头加一只碗则表示吃的意思。
又过了500年，成熟的文字全面取代了旧有文字，因为到那时最初的图画已变得非常系统化，以致人们不再把它们视为图画，而须视之为纯粹的符号；这些符号有许多已不再表示特定的词，而成为与其他同类符号结合在一起就可形成字词的音节符号。
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地区的这种文字体系达到了充分发展的阶段。楔形符号共有500种左右，其中有许多具有多重含义，这就使得楔形文字体系比后来的字母文字体系要难以掌握得多。尽管如此，在两千年间楔形文字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唯一的文字体系；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这种文字甚至成了西亚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商业交往媒介。
从苏美尔时代残存下来、在近代被发掘出来的楔形文字文献都是抄写在泥版上的。这些泥版中，大约90%是商业和行政记录，其余的10%则是对话、谚语、赞美诗和神话传说的残篇。
苏美尔人的对话采用这样的形式：两个角色在辩论中站在对立的一方互相驳辩——夏天对冬天，斧头对犁子，或者农夫对牧人。由于双方均有许多可以立足的根据，因而辩论通常没有输赢。另一方面，残存至今的苏美尔谚语则提供了明确的观点。
一则令人着迷的苏美尔处世格言这样讲：“仆人呆的地方，必有争吵相伴；理发师呆的地方，必有毁谤传出”。
楔形文字流传到亚洲西部的许多地方，它为人类带来了文明的“火种”。公元前2007年，苏美尔人的最后一个王朝衰亡之后，巴比伦王国把这份遗产继承了下来，并有新的发展。

甲骨文 参考资料:
http://ke..com/view/8170.htm

甲骨文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些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既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占卜方面的情况，又标志着文字接近成熟。图为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

介绍

甲骨文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迄今为止发掘出存世的大约有15.4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大陆收藏的有97600多片，台湾收藏的有30200多片，香港有89片，因战争和商业因素流散到海外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前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12个国家有26700多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曾有组织地在殷墟盗掘，因此收藏最多，有12000多片。目前世界上有500多位学者专门研究甲骨文，发表专着有2000多篇。

商周非常迷信，商周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并将占卜的事情、时日和结果等刻在上面，故甲骨文字也称卜辞。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气候、习尚等许多方面，是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已解读的有三分之一左右。根据研究，甲骨文中已经使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汉字造字法。在字义的使用上可以明显看出假借方法。形声字占25%左右。今天，形声字占90%左右。

甲骨文和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一种表意文字的前身。它的书写材料一般为龟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墙壁，木器，石器等处，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春秋后期汉字脱离甲骨形态，逐渐不被认知，但是一般会被当做“龙骨”卖给药材商做药材之用。直到1899年(清光绪25年)，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由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被考证为商周遗物。

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认为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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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迸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南朝鲜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着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着录和未着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着录成书，分别发表。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低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鸟星、新星、大星等记载，也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载。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记载，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表明当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障。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来说，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背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桥边部的卜辞则由外向内行。商代占卜常从正反两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则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常有界划相隔，每事亦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为“相间刻辞”；有卜辞于甲骨正面无处容纳，而转刻其背面，为“正反相接”；有反复卜问同一件事，而将内容基本相同之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称为“卜辞同文”。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八世十二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亦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1904年孙诒让作《契文举例》，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着作。之后，学者们运用“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比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画，并通过音韵学、训诂学的手段来考释文字。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及主要着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杨树达《耐林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及《甲骨文字研究》，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等。自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分别着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历谱》和《甲骨学商史论丛》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也有很多关于商史研究的内容。近年来，很多较年轻的学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释、分期与断代，商代的社会、奴隶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许多问题。此外，对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属开始阶段，仍有许多争议。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课题。

甲骨文字风格演变：甲骨文字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互用发展所造成，大体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氏据殷代卜辞，把贞卜人群，分为五个时。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錝时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至为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艰作。此类大字常是强力的，雕的笔划很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都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于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期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贞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时代新兴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贞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丕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青铜\竹简产生于西周，流行于春秋战国。
丝绸产生并流行于西汉；纸张产生于东汉，一直流行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