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世界各国对保险业的监管主要有哪些模式
主要有三种类型：统一监管模式、分业监管模式以及双峰监管模式。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主要就有我国和法国；而同样是在分业经营的同时采取统一监管的有韩国；美国采用的则是综合经营分业监管；着名的金融帝国—英国采用的是统一监管的体制，采用同等模式的还有诸如日本、新加坡等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各种监管体制的融合趋势日益增强。
统一监管模式指由一个机构统一负责至少对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主要金融领域的审慎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统一监管主要是为了适应金融业务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而产生，也是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其利在于利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系数进行把握和控制，有利于规模效益，同时能够降低监管时不统一所产生的摩擦成本，减少了监管真空和重叠，对于在混业经营日益明显的当今，能够对整个金融集团进行风险评估，并作出有效的监管。不足之处则在于如果没有对监管目标进行清晰的界定，其监管效果反而会比分业监管更加低下，不能达到与其的一致性和监管效率；与此同时，集权统一的监管机制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并进而产生道德风险。
分业监管模式指在机构监管的基础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领域分别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对领域内金融活动进行全面监管。其利在于有明确的监管分工，能够避免单一金融领域的风险而产生连锁的金融危机；各监管机构能够集中部门经历对领域内的市场活动进行监控，专业性强。但是，随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其不足之处也日益凸显，监管交叉重叠；金融法律不统一，冲突严重，影响权威；监管效率由于协调机制的不完善而日益低下；监管的分散容易产生“真空”地带，金融高危性增加；主要是在混业经营趋势的当今，难以对金融集团的集体风险进行把握。我国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代表国家。有些国家在回归综合经营后，依然实行分业监管。
双峰监管模式，指在功能监管的基础上，根据金融监管的两大主要职能，即审慎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进行监管，由此而产生两类监管机构，分别进行负责，这种监管模式的典型国家为澳大利亚。此种监管模式的利处在于能够较好的分别对金融机构的两个阶段的行为进行有效监控，能够保证在各自的监管领域内的监管目标一致，同时也避免了不同机构的存在同领域监管但是因为部门因素、体系因素而产生的监管交叉、真空。降低了监管机构之间的摩擦成本与协调难度；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衡机制，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但是同样也存在其天生不足的弊端，就是容易在两块监管领域之间产生“灰色区域”，没有能够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充分尊重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特色而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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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国际上金融监管体制模式主要有哪些及优缺点
主要有三种类型：统一监管模式、分业监管模式以及双峰监管模式。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主要就有我国和法国；而同样是在分业经营的同时采取统一监管的有韩国；美国采用的则是综合经营分业监管；着名的金融帝国—英国采用的是统一监管的体制，采用同等模式的还有诸如日本、新加坡等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各种监管体制的融合趋势日益增强。
统一监管模式指由一个机构统一负责至少对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主要金融领域的审慎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统一监管主要是为了适应金融业务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而产生，也是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其利在于利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系数进行把握和控制，有利于规模效益，同时能够降低监管时不统一所产生的摩擦成本，减少了监管真空和重叠，对于在混业经营日益明显的当今，能够对整个金融集团进行风险评估，并作出有效的监管。不足之处则在于如果没有对监管目标进行清晰的界定，其监管效果反而会比分业监管更加低下，不能达到与其的一致性和监管效率；与此同时，集权统一的监管机制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并进而产生道德风险。
分业监管模式指在机构监管的基础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领域分别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对领域内金融活动进行全面监管。其利在于有明确的监管分工，能够避免单一金融领域的风险而产生连锁的金融危机；各监管机构能够集中部门经历对领域内的市场活动进行监控，专业性强。但是，随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其不足之处也日益凸显，监管交叉重叠；金融法律不统一，冲突严重，影响权威；监管效率由于协调机制的不完善而日益低下；监管的分散容易产生“真空”地带，金融高危性增加；主要是在混业经营趋势的当今，难以对金融集团的集体风险进行把握。我国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代表国家。有些国家在回归综合经营后，依然实行分业监管。
双峰监管模式，指在功能监管的基础上，根据金融监管的两大主要职能，即审慎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进行监管，由此而产生两类监管机构，分别进行负责，这种监管模式的典型国家为澳大利亚。此种监管模式的利处在于能够较好的分别对金融机构的两个阶段的行为进行有效监控，能够保证在各自的监管领域内的监管目标一致，同时也避免了不同机构的存在同领域监管但是因为部门因素、体系因素而产生的监管交叉、真空。降低了监管机构之间的摩擦成本与协调难度；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衡机制，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但是同样也存在其天生不足的弊端，就是容易在两块监管领域之间产生“灰色区域”，没有能够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充分尊重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特色而进行监控。
Ⅲ 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究竟有何区别
金融监管的双峰理论起源于英国，由澳大利亚于 1998 年率先开始实践并良好运行至今，而英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监管体系改革中也转向了双峰监管模式，可见双峰监管模式有着独特的魅力与实践意义。通过对比两国双峰监管模式在机构设置、监管思路、双峰机构独立性等方面的不同，分析双峰监管模式的内涵与特点，以期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提供一种模式选择。
2013 年 12 月 20 日，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了新一轮政府金融体系调查的最终调查范围，同时任命了由David Murray AO 领导的四人调查团，标志着 2014 年澳大利亚金融体系调查（ Financial System Inquiry ）的正式启动。此前的金融体系调查都成为澳大利亚经济改革的主要催化剂，特别是前一次的 1997 年沃利斯调查（ Wallis Inquiry ），直接引致了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澳大利亚审慎监管机构（ APRA ）的建立及当前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ASIC ）的形成。这些改革都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金融监管机构的重塑，建立双峰监管模式更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经受住全球金融危机考验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澳大利亚政府新一轮金融体系调查实施之际，本文再次聚焦澳大利亚的成功金融监管经验，探究双峰监管模式的特点。实际上，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就开始聚焦澳大利亚双峰监管模式，很多国家正在考虑乃至已经采纳这种双峰监管理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国2012 年开始的金融监管双峰模式改革。因此，本文将对比澳、 英两国双峰监管模式的异同，以便深入理解双峰监管模式的特点和制度设计理念，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一种模式选择。
一、 澳大利亚与英国金融监管制度概况
（一）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制度
在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框架中，监管和监督澳大利亚金融体系的职责被分别授予四个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 管 局 （ the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APRA ）、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ASIC ）、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BA ）和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 the Australian Treasury ）。以上四者又共同组成金融监管理事会（ Council of Financial Regulators，CFR）。 虽然有多个主要监管机构，但对金融体系监管承担更多职责的是 APRA 与 ASIC，且这两个机构的权利配置正体现了双峰监管理念，故一般认为澳大利亚是 “双峰” 监管模式的典型代表。
1997 年，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了全面调查，该调查由着名的墨尔本商界领袖斯坦·沃利斯（ Stan Wallis）领导的委员会进行，故也称沃利斯调查，该调查对澳大利亚的金融体系改革影响重大。根据沃利斯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在 1998 年 7 月1 日成立了独立的审慎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 APRA ），开始了 “双峰” 金融监管模式的实践。“双峰”中的另一峰——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ASIC ），其前身是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 Australia Securities Commission），根据《2011 年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法案》 设立并履职，由此形成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经典“双峰” 模式，该基本组织结构运行至今。
（二）英国的双峰监管制度
2007 年的金融危机使英国遭受重大损失，英国政府在完成了监管机构对金融危机所作反应的检讨后，开始了 “双峰” 监管模式的改革。英国财政部认为，过去几年的反思表明，三方金融监管模式（“tripartite”mode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的缺陷是英国未能预测，或者说充分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英国政府致力于引入一套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该套机制有着明确目标和责任，并且以专业监管者的判断为监管核心。根据英国 《2012 年金融服务法案》 ，英国于 2013 年 4 月 1日开始了一套新的金融监管制度。
以 《2012 年金融服务法》 为标志，英国再次实现了金融监管改革的重大创新，建立起以英格兰银行为主导，宏、 微观审慎监管机制相协调、 微观监管机制相平衡的监管体制，确立了新的中央银行监管机制和双峰监管机制。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说，新监管模式意味着存款机构、 保险机构和主要投资公司都将有两类监管者，一类着眼于审慎性（即 PRA ），另一类着眼于行为（即 FCA ）。而其他公司（如那些非 “al regulated” 的公司）都将单独由 FCA监管。
二、 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的对比
（一）差异之一：机构设置不同
双峰监管模式起源于英国，却由澳大利亚率先践行。根据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r 的阐述，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是 “双峰” 的：一是实施审慎监管，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实施行为监管，旨在纠正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 防止欺诈和不公正交易、 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都是基于这一理念构建起来的，基本框架都是设立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但在具体的监管架构设计上又有许多不同。
1.澳大利亚经典双峰模式
根据 “双峰” 理念，澳大利亚设立了两个监管机构负责主要金融监管，即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通过实施审慎监管保证金融系统稳定，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通过实施行为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这套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要求，一般称之为经典双峰。这套模式对澳大利亚来说行之有效，2008 年金融危机中澳大利亚抵御冲击的优秀表现就是有力证据，自1998 年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实施双峰模式以来一直没有做大的改变。在近日公布的澳大利亚金融体系调查最终报告中，以 Murray 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同样认为，澳大利亚的监管架构无需做大的变动。
2.英国内双峰模式
英国在 2012 年的金融监管改革中，也采纳了 “双峰”监管理念，但其最终确定的监管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方式有别于澳大利亚。英国设立了 FPC、 PRA 两个机构负责以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为目标的审慎监管，明确区分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即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 FPC 下，再单独成立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 PRA。
英国同样设立了 FCA 负责以消费者保护为目的的行为监管，但从整个监管框架来看，该机构的层级、 地位低于澳大利亚的 ASIC。而基于 FPC 的宏观审慎监管职权，FPC 可以向 PRA 与 FCA 发布指示（ Directions）和建议（ Recommendations），同时也可以先跟其他主体提出建议。由于 FPC 是英格兰银行的内设委员会，可以理解为英国金融监管双峰——PRA 与 FCA，是在英格兰银行的指导下运作，即双峰的机构层级低于英格兰银行。此外，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只负责银行、 保险公司和大部分养老金的审慎监管，而拟设立的英国审慎监管局还可以对符合特定标准的证券公司进行审慎监管，从而保留了综合监管的某些特征。 因此，相较于澳大利亚来说，英格兰的金融监管框架被称为内双峰或者准双峰模式。
3.机构设置不同的原因
相对澳大利亚而言，英国在双峰模式下的机构设置更为细致复杂，笔者认为这种差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设立双峰监管模式的背景不同。澳大利亚于1998 年设立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其改革更多的是出于金融业发展所引出的监管变革需要，是以温和的方式自发地重新安排金融监管框架。因此在双峰机构设置上，基本就是依循了 “双峰理论” 的设想，分别设立两个独立的机构负责主要金融监管活动。相比之下，英国的监管改革是迫于金融危机的压力而为，其改革基础也已形成定式的三方监管，改革的指导依据在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因而最终的监管机构设置较为复杂且更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二是从金融监管传统来看。英国的双峰机构更需要一个统一协调机构——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英国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局主要是通过继承金融服务局（ FSA ）的原有职能而来，故两机构从金融监管传统上看需要一个统一协调机构（或者说是一套专门的协调安排机制），以实现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减少监管重叠的同时也避免监管真空，保证两机构能从 “在同一机构下运行”的状态，顺利过渡到 “分拆并各自独立运行” 的状态，保持金融监管的稳定与连贯，而澳大利亚则不存在这种传统惯势。
三是两国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传统地位不同。澳大利亚中央银行一开始拥有强大职能，不仅行使中央银行职权，同时还作为商业银行从事商业运作。审慎监管局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分拆央行权利，在机构设置上自然形成了双峰机构与央行并立的局面。与此相反，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自 1694 年成立以来不断扩大职权，逐步成为金融系统的稳定器，在整个英国金融监管中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再加上英国改革前，英格兰银行就是金融监管的核心监管力量之一。在新的监管框架中，分别负责金融监管两大目标的 PRA 与 FCA，在履行监管职责时自然离不开央行的督导与监控。
（二）差异之二：审慎监管的思路不同
1.澳大利亚——以风险为基础（ risk- based approach）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一直强调，要通过有力的且有前瞻性的监管来完成其法定职责。APRA 认为，只有当监管以风险为基础（risk- based），同时又关注结果（outcomes- focused）的时候，才能发挥出更大的效用，相应的也有助于促进整个审慎监管框架下效率和效果的最大化。根据 APRA 的解释，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思路，就是要 “以识别、 评定受 APRA 监管机构或金融体系领域中存在的最大风险为核心，然后引入监管资源和监管注意。”
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提升监管领域内的效率和效果，即在最高风险领域实施最高强度的监管，而在低风险领域实施较低强度的监管。
2.英国——以判断为基础（ judgment- based approach）
英国在 1997 年成立金融服务局（ FSA ）的时候采取的思路是基于原则的监管。而在 2012 年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英国财政部强调，双峰模式下，审慎监管局PRA 将 采 取 前 瞻 性 的、 基 于 判 断 的 监 管 思 路（ Forward- looking, judgment- based approach），并加速移除旧的应对式的监管观念。这一监管思路具体来说衍生出如下特点：（ 1）主要以判断为基础，即 PRA 要主动判断，一家金融机构是否安全且稳定、 保险机构是否为投保人提供了合适保障以及公司是否能持续符合基本监管门槛；（ 2）具有前瞻性，PRA 对公司的评估不仅基于当前的风险，还基于那些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而判断是否要提早进行干预；（ 3）专注性，PRA 的监管特别专注于那些会对英国金融体系造成巨大风险的问题或公司。PRA正是将以上判断作为监管基础，据以识别公司内部缺陷，从而并辅以合适的干预手段。 FCA 在对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时，同样也采纳了前瞻性的、 以判断为基础的监管思路。
3.监管思路不同的原因
澳大利亚提出 “以风险为基础” ，是从监管对象角度设置监管活动的原则，即在制定监管规则、 确定监管措施时，都以监管对象的风险、 监管对象对金融系统施加的风险为依据。英国提出 “以判断为基础” ，是从监管者角度设置监管活动的原则，即强调监管者在实施监管活动时要进行主动判断，判断的依据为监管对象的风险，判断的结果为是否应采取提前干预措施。
两国在审慎监管思路上的表述不同，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英国对以前 “原则监管” 理念的反思和变革。英国在之前的原则监管思路下，强调的是被监管对象主动判断自身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要求并自主采取其认为最经济合理的措施以符合监管要求，相对地，监管者就是被动地开展监管活动，较少对金融机构及其行为进行干预。这种 “低干预” 模式使得监管者对许多金融机构的风险视而不见，闹出北岩银行破产风波，也导致未能及时察觉单个机构风险积聚给整个金融系统稳定带来风险，使得英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故而在新的双峰监管模式下，英国特别提出了 “以判断为基础” 的审慎监管思路，提高监管者的主动性和干预程度。
（三）差异之三：双峰机构的独立性不同
两国机构设置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双峰机构的独立性存在差异。双峰机构独立性的不同，使得各主要监管机构监管权力的配置存在多少、 大小之别，这必然使得两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存在差别。这种独立性差异直接表现在双峰机构与本国央行的关系上。
1.澳大利亚：双峰机构独立于央行
澳大利亚的双峰——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两个机构拥有法定的独立地位，直接对政府和议会负责，相互之间，与其他主要监管机构之间，都无隶属关系。所以说，澳大利亚双峰机构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是并行的、同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于它的监管对象，这也说明其在金融监管中具有很强的独立地位，不会受制于其他监管机构。
2.英国：PRA 为央行子公司
英国的双峰机构之一——审慎监管局是英格兰银行的子公司。一方面，基于股权控制关系，审慎监管局根据 《公司法》 受到母公司英格兰银行的直接控制与监督；另一方面，根据 《2012 年金融服务法》 还要受到英格兰银行内新设的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的指导和建议。英国的双峰机构之一——行为监管局，其作为 FSA 的继承机构，在法律地位上虽然独立于英格兰银行，但根据 《2012年金融服务法》 的规定同样需要接受英格兰银行内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的指导和建议。由此可见，英国的双峰机构与本国央行联系紧密，在英格兰银行的监督与指导下履行金融监管职责，二者的独立性小于澳大利亚的双峰机构。
三、 结语：双峰监管模式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有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固守机构监管模式，实施 “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 ，由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保监会、 证监会共同承担金融市场的主要监管职能。但随着监管者监管态度的放松以及实践中混业经营现象的出现，分业监管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创新态势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世界上并不存在最优的监管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各国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更多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平衡结果，这就决定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成功也不会是简单变换一种模式就能够实现的。 但是，不管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如何选择，双峰监管理念都可以为之所用，因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护消费者是金融监管不可绕过的两大目标。因此，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的制度设计对我国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更多地考虑监管目标。双峰监管的基本理念就是：基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消费者的两大目标，将金融监管机构整合成两个，一个通过审慎监管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另一个则通过行为监管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对此，澳大利亚的实践是：这两个机构（ APRA 与 ASIC ）承担主要金融监管职能，独立运作，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形成并行的金融监管格局。而英国的实践是：这两个机构（ PRA 与 FCA ）承担主要金融监管职能，都接受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英格兰银行内设的金融政策委员会的建议与指导，且PRA 为央行子公司，形成两机构在央行的监督指导下运作的监管格局。可见，同样是双峰监管模式，具体机构设置上完全可以根据本国情况做出不同安排。有鉴于此，我国在未来的监管机构整合中，也可以考虑采用双峰模式，设立独立的审慎监管机构和行为监管机构，通过两机构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层级设计和职能配置，特别是考虑两机构与我国央行的关系，进行符合我国实际的监管机构设置改革。
第二，在监管思路上注重风险指标和监管者的主动判断。在监管思路上，澳大利亚表述为 “以风险为基础” ，英国表述为 “以判断为基础” ，虽然表述不同，但都反映了双峰监管模式下监管者实施监管的指导原则——注重风险，主动判断。我国在进行监管改革时，不管模式选择和机构设置为何，其实都可以借鉴这种监管思路，依据风险评估和判断实施监管活动，既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又不致抑制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三，在监管机构的协调上强调信息交流与共享。从澳大利亚的监管协调机制，特别是各主要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中可以看出，监管者协调的关键就是信息交流与共享。只有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才能避免双峰机构之间、 双峰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重复和真空，保证监管者行动的协调与统一。当然，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包含了金融信息交流与共享的要求，相比来说不够明确和细致，没有解决交流什么信息、如何实现及时有效交流等关键问题。所以，在以后的监管制度改革中，可以参考澳大利亚双峰模式下的成熟经验，设计合适的监管协调机制，特别强调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Ⅳ 英国金融监管的理念是以什么为本
英国的央行是出现最早的央行了。央行在经历索罗斯狙击后，以币值稳定为管理目标。
Ⅳ 什么是FCA监管
FCA监管：是指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2013年4月1日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新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负责监控和应对系统风险；同时FSA将拆分为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审慎监管局（PRA）这两个新的监管机构所。
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并保护消费者，直接向英国议会与财政部负责。FCA将承接原FSA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
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将在原有FSA监管的基础上，进行一步完善与强化监管及对风险的防范能力。FCA相对于原先FSA的监管，将更为主动，确保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害、保护及加强英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促进市场的优胜劣汰。FCA的监管对象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交易商等金融机构。
SMP（Scottish Mutual PEP&ISA Managers Limited）完全受到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监管，注册号码149691。并根据FCA的客户资金规定，将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客户账户分开管理，以确保他们的利益和安全。
对于SMP的客户来说，监管机构的变更将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也不会改变受英国监管公司之客户的主要保护措施，同时继续享有英国金融补偿计划的保障。FCA与持牌机构的监管力度及措施将比以往更为严格。
Ⅵ 金融监管体制有哪些类型
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有3种类型：
1.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即由单一的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这种体制，英国为这一体制的典型。1996年英国借鉴德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建立了金融业监督管理局进行统一的监管。英国素以非正式监管着称，但强调监管的法制化、规范化亦是其近年来的主要举措。
2.双层多头的监管体制，即在中央和地方两级设立多家管理机构共同负责金融监管工作。这种体制多存在于联邦制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在联邦一级，有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进行监管，而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放款银行委员会、联邦储备贷款保险公司、国民信贷公会管理局和国民信贷工会保险基金负责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州一级，各州都有各自的金融法规和金行监管机构。美国是典型的分业监管，但1999年通过的《1999年金融服务法》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变革，它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实现混业经营，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
3.单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即只在中央一级设立几家管理机构共同进行金融监管。如法国设有国家信贷委员会、银行委员会、银行规章委员会、法兰西银行等机构共同负责监管工作。我国也采用这一体制。
Ⅶ 英美两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有什么区别
一、对互联网金融功能和风险特征的基本判断
尽管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可以创造价值，但研究讨论中有三点需要把握。
第一，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和本质。P2P、余额宝等创新的是业务技术、交易渠道和方式，但其功能仍然主要是资金融通、发现价格、支付清算等，并未超越现有金融体系的范畴。就此而言，互联网金融可能并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彻底颠覆现有的金融体系。其发展只是又一次充分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的“金融功能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为稳定。
第二，互联网与金融之间并非没有冲突。互联网强调便捷、强调快，金融业强调规范;互联网强调创新，金融业强调稳健。互联网金融毕竟是在开展金融活动，其运营管理不能没有风险管控这样的金融基因。
第三，未来互联网金融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应当避免过度乐观的预期。有不少意见就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新意，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只不过是传统金融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延伸，与电报、电话、计算机在金融业的应用相比，并没有革命性变化。
互联网金融能否可持续发展，进而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以多快的方式影响或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还需要边走边看。1975年，美国《商业周刊》基于当时美国电子支付的蓬勃发展就曾经预言，电子支付方式“不久将改变货币的定义”，并将在数年后颠覆货币本身。但38年后的今天，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货币定义和属性的巨大变化。也许等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判断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可持续的业务模式还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概念;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有自生能力的新兴业态还是必须依附传统金融才能生存;抑或是二者最终相互融合，实现了基因重组。
从风险角度看，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众多，带有明显的公众性，很容易触及法律红线，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链上的部分业态和部分环节受到了监管(如第三方支付)，但从整体上看，还处于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P2P等业务具有民商法的合法性基础，公法未必适合或没有必要介入;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业务同时混集了多种业务属性，难以清晰界定其监管归属。如何一方面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普惠精神，另一方面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一是各国普遍重视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强化法律规范，强调行业自律。各国都强调，互联网金融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保密法、消费信贷法、第三方支付法规等。这是金融交易运行的最重要制度基础。
二是各国针对本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强度不等的外部监管措施。澳大利亚、英国等大多数国家采取轻监管方式，对互联网金融的硬性监管要求少，占用的监管资源也相对有限。而美国证监会面对金融危机中公众对监管不作为的指责，认定Prosper出售的凭证属于证券，须接受其监管。
三是监管手段主要是注册登记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以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为重心。
四是涉及谁的监管职责就由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往往没有统一的主监管机构。美国第一网络银行(SFNB)、贝宝支付(Paypal)等就曾分别由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五是少数国家开始尝试评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探讨未来监管方向。如2011年7月，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责任办公室就P2P借贷的发展和不同监管体系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估，强调持续一致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灵活性、有效性等。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个“新事物”，金融监管总体上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同时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构建包括市场自律、司法干预和外部监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安全网，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秉承这样的理念，本文初步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12个原则，试图为今后该领域的讨论提供一个基础和出发点。这些原则也大体构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原则1：互联网金融监管应体现适当的风险容忍度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样一类新出现的金融业态，需要留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过早的、过严的监管会抑制创新。美国经济学家斯莱弗认为，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在“无序”和“专制”两种社会成本之间权衡。如果P2P和众筹的业务模式能坚持单笔金额小、人数少，就应该用私人秩序和司法来规范。P2P等无区域性、系统性影响地自然退出，是市场的一种自我淘汰机制，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的长期有序发展未必是坏事。另一方面，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可以在摸索中寻找道路，但不能犯致命性错误，整体风险须在可控范围内。因此，监管的良好目标应是：既避免过度监管，又防范重大风险。
原则2：实行动态比例监管
金融监管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从松到严，金融监管可以分为市场自律、注册、监督、审慎监管四个层次。除此之外，法律本身也具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督约束作用，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监管。违反法律的，可由司法机关负责处理。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小贷机构的监管就是由警务处负责。
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定期评估不同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产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监管的范围、方式和强度，实行分类监管。对于影响小、风险低的，可以采取市场自律、注册等监管方式;对于影响大、风险高的，则必须纳入监管范围，直至实行最严格的监管，从而构建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富有针对性的与有效性的(而不是笼统与无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评估应定期进行，监管方式需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
原则3：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相结合
在原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对监管对象以引导为主，关注最终监管目标能否实现，一般不对监管对象做过多过细要求，较少介入或干预具体业务。而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主要依据成文法规定，对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内容和程序做出详细规定，强制每个机构严格执行，属于过程控制式监管。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监管必须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原则”先行。监管原则应充分体现互联网金融运营模式的特点,给业界提供必要的创新空间，同时指导和约束运营者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在梳理互联网金融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中风险高发的业态和交易制定监管规则，事先予以规范。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的结合，有助于在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力与做好风险控制之间实现良好平衡，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原则4：防止监管套利，注重监管的一致性
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的差异或模糊地带，选择按照相对宽松的标准展业，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获取超额收益。互联网金融提供的支付、放贷等服务与传统金融业相仿，如果二者执行不同的监管标准，将易于引起不公平竞争。事实上已经有持牌金融机构提出：为什么同样都提供支付服务或者从事贷款业务，受到的监管却不一样?为确保监管有效性，维护公平竞争，在设计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规则时，应确保两个“一致性”：一是不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的持牌金融机构，只要其从事的金融业务相同，原则上就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管;二是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线上、线下业务的监管应当具有一致性。
原则5：关注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这应当是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一方面，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也可能会放大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低，可能会使非金融机构短时间内大量介入金融业务，降低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增加金融机构冒险经营的动机。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科技风险突出，其独有的快速处理功能，在快捷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加快了相关风险积聚的速度，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此外某些业务模式存在流动性风险隐患。例如，互联网直销基金1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可以交易，但货币市场基金有固定交易时间，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承担隔夜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类“小概率、大损失”的黑天鹅事件对于此类模式的成败有重要影响。金融监管机构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化解和干预。
原则6：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
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尤其是数据信息是理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全貌的基础和关键，是避免监管漏洞，防止出现监管“黑洞”的重要手段。客观上，大数据为实施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识别、监测、计量和控制提供了手段。为此，监管机构需要基于行业良好实践，提出数据监测、分析的指标定义、统计范围、频率等技术标准。如对P2P平台设计经营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的定期与实时报送和分析机制。在数据监测、分析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在定期评估的基础上持续完善，以及时捕获新风险。
原则7：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在精心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精神和普惠性的同时，必须及时惩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良莠不齐，少数互联网企业运营中基本没有建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体系，而是披着互联网的外衣不持牌地做传统金融，有些平台甚至挑战了法律底线。如一部分P2P脱离了平台的居间功能，先以平台名义获取资金再进行资金支配甚至挪作他用，投资人与借款人并不直接接触，这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P2P贷款的范畴。为此，必须不断跟踪研究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演变，划清各种商业模式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依法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在打击金融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与时俱进地修改部分法律条款，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例如，美国《创业企业融资法》就是通过修订法条，将需要向SEC注册并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公司股东人数从499人提高到2000人，鼓励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
原则8：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
信息披露是指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其经营信息、财务信息、风险信息、管理信息等告知客户、股东等。准确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一是有助于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和单家企业的运营管理透明度，从而让市场参与者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及其内在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发挥好市场的外部监督作用。二是有助于增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度，奠定互联网金融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三是有助于避免监管机构因信息缺失、无从了解行业经营和风险状况，而出台过严的监管措施，抑制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披露的落脚点是以行业自律为依托，建立互联网金融各细分行业的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并就信息披露的指标定义、内容、频率、范围等达成共识。当前，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透明度的抓手是实现财务数据和风险信息的公开透明。
原则9：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应保持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
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是增进相互理解、消除误会、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应主动与监管机构沟通，努力使双方就业务模式、产品特性、风险识别等行业发展中难题达成理解。特别是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拿不准的环节，更要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力求避免法律风险。在此过程中，推进行业规则逐步健全。另一方面，建设性的沟通机制有助于推动监管当局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监管规则，充分体认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运营和内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促进监管要求与行业内部风险控制要求的一致性，降低合规成本。
原则10：加强消费者教育和消费者保护
强化消费者保护是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许多国家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要引导消费者厘清互联网金融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的区别，促进公众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性质，提升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切实维护放贷人、借款人、支付人、投资人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前重点是加强客户信息保密，维护消费者信息安全，依法加大对侵害消费者各类权益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例如，针对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面临的交易欺诈、资金被盗、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应针对性地加强风险提示，及时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
原则11：强化行业自律
相比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的优势在于：作用范围和空间更大、效果更明显、自觉性更强。今后一段时期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程度、行业发展的有序或无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管的态度和强度，从而也影响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为此，行业领头的企业必须发挥主动性，尽快带头制定自律标准，建立行业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不应一味等待政府的强制性干预。近期陆续成立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应当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尽快发挥影响力。特别是要在全行业树立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强化整个行业对各类风险的管控能力，包括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IT风险、洗钱风险、流动性及兑付风险、法律风险，等等。
原则12：加强监管协调
互联网金融横跨多个行业和市场，交易方式广泛、参与者众多，有效控制风险的传染和扩散，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协调。一是可以通过已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运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沟通和协调监管立场。二是以打击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为重点，加强司法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三是以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目标，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四、积极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条原则各有侧重，不同原则之间并非完全一致，这些原则的同时实现并不容易。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挑战，亦是全球监管者在金融创新领域中面临的永恒难题：如何在改善金融效率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恰当地平衡?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然表明，只注重效率不注重稳定、“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等理念是行不通的。单纯追求稳健而过度抑制创新，也远非良好的监管选择。一个现实问题是，金融监管的格局是基于已有的金融业务并遵从法律规定确立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当新的金融业态出现后，难以找到或客观上并不存在明确的主监管机构，这常常使得只有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相关监管问题才可能会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业态，为探索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模式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应当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把互联网金融作为践行良好金融创新监管理念的试验田，积极探索未来新金融监管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