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在英国留学时学什么

⑴ 杨昌济的简介

生平事迹

1、考取功名：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应长沙县学试，补邑庠生，为学政张亨嘉赏识。张亨嘉取士不重八股，重通经史，留心经世之学，很欣赏杨昌济的才识。

2、私塾教学

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在家设馆授n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在家乡教私塾，同时继续准备举业，潜心研究宋明理学。《达化斋日记》从这年记起，其内容大多记述其排除各种杂念专心读书的心得及个人思想修养、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经验体会。

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同年，儿子杨开智出生。

3、赴日留学：

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参加赴日留学考试 ，获官费留日资格，回乡作出国前的准备。

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启程前，改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

杨昌济从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

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是年，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

4、留学英伦：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杨昌济留学英国，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5、归湘任教：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阿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

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故乡长沙。

十月，袁世凯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汤一到任，即将杨德麟等逮捕枪决。杨昌济曾为营救杨德麟四处奔走，对袁、汤屠杀革命党人无比愤慨。

1914年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任第一师范修身、教育学两科教员，下半年只教修身课。夏天，所着《论语类钞》由宏文图书社出版。

6、任教北大：

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

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并参与发起北大哲学研究会，着文号召青年敢说敢做。

杨昌济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并告诫他们自己平身“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志愿。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

(1)杨昌济在英国留学时学什么扩展阅读：

后世影响

在杨昌济的教育、培养下，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在成长道路上深受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杨昌济强调“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毛泽东等则认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等人接受了杨昌济的思想观点，认为: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

在经世方法与手段上，早期湖南党史人物群体也曾一度致力于教育经世。蔡和森认为：“胡林冀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

因此，他不仅自己想当一名教师，而且提议新民学会会员中 “多出几个小学教师”，“造幼龄之小学生”，他认为这是“远大之举”，不可等闲视之。

总之，在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成长的道路上，杨昌济无疑是起了一个启蒙先师的作用。毛泽东等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的早期言行，无一不受深杨昌济的影响。

如果说，毛泽东等人在早期实践活动中，致力于教育经世的探求是失败了，但是，杨昌济以“欲栽大树柱长天”为核心的教育经世的目的和宏愿却是成功了，他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柱长天”的“大树”。

⑵ 杨昌济有没有参与辛亥革命

没有参加。

杨昌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宣统元年(1909)留学英国，专攻哲学、伦理学。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长沙。 1913年后任教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

从这段杨昌济的简历中发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他正在英国留学。所以，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

⑶ 杨昌济的资料

杨昌济
杨昌济
（1871-1920）
伦理学家,教育家。
湖南省长沙县人,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两次乡试不中,后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变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

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6年。身处扶桑,不忘祖国,改号怀中,以求心怀中土。对日本老师诬蔑中国人的言论予以指斥,说日本“不怀好意”、“有入主中国之思想”。还参加了拒俄运动。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考察教育,立志献身教育,报效祖国和人民。1913年回到长沙,被湖南省政府聘为教育司司长,他断然谢绝,表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学生,领受教诲颇多。他对国事颇为关注,曾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等等。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与徐特立、黎锦熙等组织编译所,编辑出版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编辑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为其传世之作。
他对教育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主张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个方面内容,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张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主张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惰,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归葬长沙县板仓。

毛泽东对他评价极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名闻天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的“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⑷ 杨昌济故居的历史

杨昌济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居住在此，街门上挂有“板仓杨寓”铜牌。杨先生及夫人住外院，其子杨开智住里院。外院北房为居室，一明两暗，中间明间为堂屋，杨昌济夫妇住东里间，其女儿杨开慧住西里间；南房隔成两明一暗，西边的两间为明间，作为客厅；东边的一间为暗间，供客人临时居住。毛泽东第一次来京时，与蔡和森曾在南房的暗间住了约一个多月的时间。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49岁。杨昌济先生在临终之时，给自己的好朋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写信，力荐毛泽东与蔡和森。信中写道：“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先生为国举贤，不遗余力，不愧为毛泽东的恩师。
杨昌济先生病逝之时，毛泽东因“驱张运动”正在北京，自然尽力帮助料理恩师的后事。1月25日上午8时，杨昌济先生追悼会在宣武门外法源寺举行。2月中旬，杨昌济先生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离开了北京，返回湖南长沙板仓。先生魂归故里，其家人也从此离开了豆腐池9号的“板仓杨寓”。
1984年，豆腐池胡同15号作为“杨昌济故居”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杨昌济（1871-1920），哲学家，教育家，字怀忠，号华生，晚年又号板仓老人，湖南长沙人。
杨昌济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跟随父亲读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邑庠生，即：秀才。后曾多次赴乡试，皆未中举人，功名止于秀才。光绪二十四年，杨昌济在岳麓书院读书之时，积极投身于湖南维新运动，参加南学会和不缠足会等；戊戌变法失败后，隐居在乡村，以教书为业。光绪二十九年，杨昌济入弘文学校速成师范科，后转入普通科，结业后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杨昌济又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专修哲学；191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考察教育。
1912年春，杨昌济回国，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学校、第一中等学校任教。
1917年，章士钊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向校长蔡元培举荐杨昌济，杨昌济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哲学教授，讲授论理学。1919年，杨昌济与同人发起组织北大哲学研究会，着有《治生篇》、《劝学篇》、《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等》。
杨昌济与毛泽东的师生之谊始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回忆：“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伦理学，是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毛泽东称赞他的这位老师“弘通广大，最所佩服”；杨昌济评价他的这位学生“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后来，他们都离开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师生之谊不但继续保留，而且得到升华。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最初的落脚点便是豆腐池的“板仓杨寓”；杨昌济又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使毛泽东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进入一个新的学习领地。毛泽东回忆：“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
刘昂先生在《浩气贯天地 风雨送征船——缅怀蔡和森同志》一文中写道：“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一方面积极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一面如饥似渴地探索当时世界的新思潮、新学说，努力追求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虽然只有近八个月的时间，但古都北京给他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1920年冬，毛泽东、杨开慧喜结连理。
杨昌济先生作为教育家，应该为培养出“千古骄杨”的女儿和“世纪伟人”的学生而含笑九泉，彪炳史册！

⑸ 名人立志故事

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
毛泽东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此诗作于1910年，时年作者17岁。

2 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朱熹是先秦以来儒家系统中的着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在文
化思想领域中影响较大的一位思想家。从学术成就上看，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也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从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上看，朱熹在中国古代学
者之中，可算是屈指可数.自幼勤奋好学 立志要做圣人

4 沈钧儒有一联：“立志俯存千载想；闲淡无过五分钟”。他立戒清淡，惜时如金。

5 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轼

6 英国杰出的物理学家法拉第就是一例。他确定了电磁感应的基本定律，从而奠定了现代电工学的基础。此外，还有磁致光效应等多项重大发现。但这位被恩格斯誉为“到现在为止的最大电学家”，连小学都没有上过。他小时候一边卖报，一边识字。后来又自学了电学、力学和化学知识。他立志要投身于科学事业，给赫赫有名的戴维教授写信表示：“极愿逃出商界入于科学界，因为据我想象，科学能使人高尚而可亲。”这时，法拉第是一个装订图书的学徒工。试问，没有这样崇高而远大的理想，法拉第能跨入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的行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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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受深重灾难，遭受帝国主义多次的侵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社会动荡不宁，人民群众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如何救国救民，改造国家和社会?成为摆在求进步的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和艰巨的历史任务。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伟大人格和伟大业绩，是伟大的时代熔炉锻造出来的。毛泽 东童年的反抗虽是自发的，却也是时代要求突破农村宗法伦理网罗和封建家长制的一种反映。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处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党建军的前列，长期肩负领导核心的重任，他是一位创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伟大的创业者，这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是分不开的。自然，也同他自身的素质、天赋、刻苦锻炼，勇于实践，深谙国情，精通马列，博古通今，文武兼备，既有无畏的革命胆略，又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即清朝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南上屋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年)精力充沛、性子暴烈。16岁时外出当兵，退伍后回到韶山在家务农兼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攒积下一点钱，赎回典出去的土地，后来又积累钱买了7亩水田，雇了一个长工，他自己做贩谷子的生意，本钱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个财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毛顺生勤劳倔强，精明干炼，脾气粗暴，对毛泽东管的很严厉，时而打骂训斥，并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熟悉田间劳动，期望儿子能继承家业，学会经商。毛泽东的个性受他父亲性格的影响，也很倔强。他从小反抗父亲的打骂、体罚和专横。比如，他父亲骂他“不孝”，他就引用经书上“父慈子孝”，也就是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的话来回敬；他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纪，定会比你干的活更多。

有一次，毛顺生设宴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儿子出来殷勤待客。毛泽东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节，不愿奉迎。他父亲当着客人骂他“懒而无用”。于是，两人当众争吵起来，他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他愤而出走。毛顺生也气势汹汹地追赶，一边骂，一边令他回头。他便跑到池塘边，恫吓他父亲说：“如果你再追近一些，我就投水。”由于以强抗顽，他父亲只好“妥协”了。从此，毛泽东萌发敢于反叛的意识。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1]

毛泽东特别反对他父亲的刻薄和自私行为。毛顺生有个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穷困，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7亩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7亩田，遭到儿子毛泽东和妻子文氏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死活和不尽兄弟情义的自私行为是极不道德的。虽然他们的反对没有效果，却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由家庭延伸到旧社会的制度。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与堂弟谈及。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2]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年)是湘乡县唐家坨人。她的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村子里很受尊敬。文其美长着一幅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泽东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并在小时深受他母亲言行的影响。因而，毛泽东在小时候就像他母亲一样，乐于助人，关心乡邻的疾苦。在韶山一带，至今还传颂着许多他们母子周济贫苦的动人故事。毛泽东对他母亲这种同情贫弱，兼爱众生的风范，十分敬佩。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母亲病故，他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他守在母亲灵前，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写出了一篇哀恸的《祭母文》。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3]高度赞扬了母亲敦厚诚实，勤劳俭朴的美德。当时，毛泽东还含泪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毛泽东从慈母那里继承了善良、敦厚的天性，从严父那里接受了倔强的个性，不同的气质，在毛泽东的身上重叠组合，成了他性格的最初雏形。

毛泽东6岁开始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放牛、割草、锄草，很勤快、扎实，特别是在13岁至15岁停学的日子里，他整天在地里和长工一起劳动。这样，自幼养成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的习惯。也因为他是农家子弟，从小受劳动锻炼，与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密切的关系，爱农民，了解农民，尊重农民，同情劳苦大众，为穷苦人抱不平；支持穷苦人民起来造反，不失农民的本色。至今韶山一带还流传着他这方面许多真实动人的故事。一年秋收季节，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忙着抢收晒在坪里的谷子，他却跑到一家佃户大娘那里帮着抢收，然后才去帮父亲抢收，致使自己家快要晒干的稻谷又被淋湿，并被雨水冲走一些。对此他父亲十分生气。冬日的一天，他去上学，路遇一个穷苦青年，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打颤。他和这个青年谈了几句话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送给了他。1910年，本地的哥老会同地主发生冲突，他对造反的农民寄予深切同情，将被斩首的铁匠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辛亥革命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残酷镇压。毛泽东得知这一事件，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为他们遭到镇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并觉得非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不可。几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4]。这种为穷苦农民抱不平的朴素反抗精神，后来逐步升华为立志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思想，成为推动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多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和粮被关进监狱后活活折磨死的……，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幸福的人。”[5]这表明，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8岁开始读私塾，在韶山6年私塾，读了“孔夫子的书”。他从小好学，勤思，特别聪颖，除了读《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和《史记》、《汉书》等经史书籍外，还阅读一些被视为“杂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贱民”那些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这些书对他后来革命活动尤其是军事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大概很大。”[6]6年私塾旧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毛泽东身上最初积淀时期。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回忆这段私塾生活时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孟儒学对毛泽东的思想发育有一定的影响，他后来还经常借鉴孔孟言论来阐述他的观点。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7]，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8]这也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一次，从他表兄文运昌处，借了11本书，内有《盛世危言》等新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盛世危言》的作者是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这本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与此同时，他还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特别是读了民主革命派陈天华的文集，使毛泽东深为叹服。1936年，他回忆说：“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9]

毛泽东16岁的时候，父亲打算送他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便继承家业，发家致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走上父亲所安排的生活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寻找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

少年毛泽东通过劳动和读书的实践，使他的思想开始由同情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他后来回忆说，《盛世危言》这本书，进一步激起他恢复学业的愿望，有感于“国家的安危，不安心种田”，于是，立志走出乡关。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与母亲商定，邀请老师毛丽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到家劝说，帮助说服父亲准许他继续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赠给他父亲。诗云：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头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着名的政治家——西乡隆盛青年时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毛泽东把改写好的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此诗后来一直由文运昌珍藏着。

走出乡关求学，从此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韶山冲，来到当年的一所新学堂，这可说是毛泽东人生历程的第一个转折。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当时，他尤其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诵出来，深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在东山小学，他还在同学萧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传》，读的很用心，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其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希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当年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10]毛泽东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在离开东山小学前给自己取名“己任”，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深受他的启蒙老师杨昌济的立志修身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杨昌济，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共10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当时改名怀中。1913年他学成归国，任教于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在《论语类钞》第一编“立志”中的“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条，就讲道：“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夺矣。”“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其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11]杨昌济谆谆教导他的学生，要立大志，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造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他特别喜欢毛泽东。1915年4月5日，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过兵半年，亦有趣之履历也。”[12]他还称毛泽东和蔡和森为“当代英才”。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十分敬仰杨昌济的学问和品德，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蔡和森、陈昌林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老师家去聆教，或讨论立志做人的道理，或纵谈天下大事。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有志青年，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强调“要立一理想，以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13]。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14]还说，他的政治思想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里说的“政治思想”，即立志救国救民，改造旧世界，亦即他当时讲的宏伟理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要为劳苦大众主中国大地之“沉浮”。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有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寻求真理。

⑹ 师德感人小故事

孔子：善待盲人和狗

孔子去世以后，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言行适度，举动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例如，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来。吃着饭的时候，不和别人交谈；临睡之前，不高谈阔论。

孔子既注重礼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赶紧问：“伤着人了吗？”并不问伤没伤马。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进了监狱。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监狱，但并不是他的罪过”，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也很爱惜动物。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叫子贡给埋起来。他对子贡说：“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别叫他脑袋露着啊！”

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对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鲁国人，孔子早年的朋友，为人狂放，不拘礼节，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坚决地去做，百折不挠。他说：“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这就是没有勇气”。他还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乍得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甘为骆驼

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当成新鲜玩具给摆弄坏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不料，这位老师却幽默地说：“恐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分析说：“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手的机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位母亲听了老师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

“补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这样，钟表铺就成了课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学生，修表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

为了苦孩子，甘为骆驼

1941年，在极端困难和不断遇到迫害的严重情况下，陶行知更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反共的阴霾笼罩下，物价暴涨不停，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他以至于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乘机向他提出，如同意他们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但遭到陶行知断然拒绝。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他甚至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度过难关。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自己节衣缩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贵大人和太太之门，他从英国回来之时曾买了一件晴雨夹大衣，穿久了，又脏又破，他便把它翻过来穿。一次去找一位阔大人，通报的人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老爷向来不接待这样装束的人，请你回去吧。”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他，那人只好恭顺地送进去了。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

我国着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杨昌济：伦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是近代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湖南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晚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养，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群有为的青年。

1909年，杨昌济在英国学习。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国人民的生活风貌，并从中肯定那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钱和用别人的钱，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观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赞赏“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习惯，如寄信时，向别人借了邮票一定要给钱；几个人同坐公共汽车，进餐馆，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钱凑足交他。杨昌济说，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认为这么一点钱不值得还，如果还了，就是轻视出钱者；有时候即使真还钱，受钱者也往往佯推故逊，或伪为发怒，实际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好，容易导致伪善。后来杨昌济回国后曾认真实行这种“银钱上权限分明主义”。他在长沙经常要过江授课，有时同舟学生代他交了船钱，他事后一定把船钱还给学生。

杨昌济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坚信他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灌输一种公正、道德、正义、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准则。1912年他从伦敦留学回国，正巧，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正在罗致人才。听说杨昌济素有声望，就想请他担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长，他婉言谢绝了。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场的卑鄙肮脏，却选择了被人冷落的师范学校教员的职务，而且自题了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我国着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诗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斯霞：学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于诸暨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绍兴、萧山、杭州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南师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小学教育这块土地。在70年的执教岁月里，斯霞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为教育思想宝库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爱”论。用她的解释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要与孩子打成一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这一理论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学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师因为肾衰竭住进了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她去世这段日子里，斯霞老师是在病床上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斯霞老师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有学生来探望时，斯霞总能睁开双眼，准确地叫上学生的姓名，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斯霞老师为什么能记起每个学生呢？据知情人介绍，斯霞老师在任教期间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进行家访，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给老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教一年级时，孩子们还没来报到之前，斯老师会拿着学生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家访，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有什么喜好，所以当斯老师在开学时见到孩子们时，她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今年30岁，小时候只上过一个月的南师附小，问及原因，她有点羞涩：“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

斯霞老师70多岁时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甩长绳。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龄的斯霞都坚持每天到学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要走遍学校的30间教室，看看每个孩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斯老师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还是坚持每天“踱”到学校，再后来，斯老师由女儿扶着来学校看看。

苏步青：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

1931年，苏步青获理学博士，在研究院里有点“名气”，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爱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从？他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毅然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拍来特急电报，再次聘请他就任该校数学教授，各种待遇从优；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体谅夫人的心情，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松本来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她担心万一战局恶化，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苏步青的身边，也打消了日本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