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为什么没有二次鸦片战争

1. 为什么称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因为英国仍是主要侵略国家。

英法联军入侵我国始于1857年（咸丰七年）。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借口广东官吏到英国商船上捉拿罪犯和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杀的事，联合派兵侵犯广东。1858年（咸丰八年）又派军舰侵犯天津。1860年（咸丰十年）又侵入北京。

英法两国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联合组成的侵华远征军。1856年（咸丰六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法国政府任命葛罗男爵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12月，联军齐集珠江口，共计5600余人，其中法军1000人,英军4600余人；军舰20余艘,占领广州成立联军委员会并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

1858年联军侵入天津城郊，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后陆续南撤。次年，在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拼凑联合舰队再次兵临天津海口，共有兵士2000余人，各种军舰20余艘，战败而归。

1860年，英、法扩大战争，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专使，并任克灵顿和孟斗班为两国侵华军总司令，率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英舰73艘，法舰32艘，齐集中国海面。

8月24日占领天津，10月13日占领北京，侵略军烧杀抢掠，犯下滔天罪行。焚烧着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造成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11月初撤出北京。1861年10月，《北京条约》规定的中国对英法兵费赔款全部交清后退出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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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诱因是1842年《南京条约》的“尾巴”—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的寄居问题。《南京条约》正本含混地承认了这项权利，但对细则交代不明：中方认为英商及其眷属可以在各口岸的港区居停、但不得入城，英方则坚持要到城邑之内活动。

咸丰帝及其办理涉外事务的首席代表两广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认定：夷人入城事关中外大防，使其与士民杂居，不独有损天朝体面，亦可能淆乱人心。在两广总督的驻节地广州，官府默许士绅煽动排外情绪，引发了1849年的反入城风潮。

英国政府对反入城的深层缘由似乎不甚明了，在他们看来，既然争执之起始于《南京条约》的善后不良，那么择机将关于入城的条款明确化即可。

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利用美国和法国在1844年签署的条约将满12年、应行修订的机会，援引“一体均沾”条款，寻求签署关于入城问题的新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当然知晓，入城的命门在于有悖礼制，断无商量的余地。

但这位能干的官僚老于世故，认定自己可以靠中国官场的羁縻功夫来应付洋人。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时而闭户称疾、时而佯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件要事不置可否。

包令无可奈何，只得与美法两国使节乘船前往天津，在海河口外呈上18条修约要求。但叶名琛早早呈了奏折给皇帝—洋人借口修约，意图不明;在剿灭“发匪”正值紧要关头之际，怎能让这点小事惊动了圣驾?莫若将其打发回广州，管保万无一失。

于是，咸丰帝果断地驳回了洋人的提请，把他们打发回南边。一来二去，这种不接触、不承诺、不负责的伎俩居然争取到了两年的时间。

1856年10月，修约的最后期限已至，叶名琛依旧在消极抵抗。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按捺不住了，他们让东印度-中国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派3艘炮艇驶入珠江，炮轰广州城，并遣2000名士兵登陆，占领了总督衙门。

但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征得伦敦的同意，调用的兵力不多，英军在攻破虎门和省城周边炮台后就止步不前。逃入旧城的叶名琛则依旧拒绝修约，他以一副义正辞严的腔调宣布中止中外贸易，作为对洋人的惩戒，并怂恿市民焚毁了十三行街的外国商馆。

至于对咸丰帝，他自是谎报了各种“大捷”以邀功请赏。

1857年春夏之交，英国下院在对华用兵问题达成了一致，帕麦斯顿首相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伯爵詹姆斯 布鲁斯为全权代表，指挥对广州的示威性进攻。随额尔金前往华南的有大小舰船44艘、官兵近万人。

额尔金在当年12月12日给叶名琛发去一份照会，限定后者在十日内答复关于入城、修约、赔偿被焚商馆损失在内的多项要求，哪知叶名琛的耳目远比他机灵—早在7月份，这位聪明的总督在香港收买的探子就报称：英人在上一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遇了惨败，新近又为印度兵变困扰，政府即将垮台。

事实当然是与这份“情报”截然相反的，但在当时的叶名琛眼里，额尔金的通牒恰恰是一种佐证：英人准是黔驴技穷、无可奈何，才会虚张声势的!于是他既不谈判、也不备战，只是复信拒绝对方的要求。现在，叶名琛已经开始坐等对方悻悻撤军了。

12月28日拂晓，英法联军20余艘舰艇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广州城，随后海陆军5600余人登陆。

战事在两天内就结束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被押往加尔各答，此公以“海上苏武”自命，日诵吕祖经不辍，越明年而亡。巴夏礼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这个抵押品，一直维持到1860年。

结束对广州的进攻后，额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草拟了致北京的照会，宣称愿意在上海谈判修约，要求中方派出全权代表。但咸丰帝还是那句“粤事应归粤办”，要他们去和叶名琛的继任者、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交涉，显得极不耐烦。

英法使节乃会同美俄代表，于1858年4月乘舰北上，在天津投递了要求谈判修约的照会，限定六日答复。直隶总督谭廷襄清楚咸丰帝的脾性，自然未敢应允，于是英法舰队在5月20日发起了攻击。当天中午大沽炮台失陷，咸丰帝不得不派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与众夷展开谈判。

6月下旬，中方接受了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与其签署了《天津条约》。四国除获准派公使驻京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十口，外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皆得自由，关税每十年协定一次，中方同时须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联军随后撤兵南返。

2. 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有14年的间隔，为何英国在中国取得利益后，其他列强不乘胜追

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都积极活动修约。但是对于英国来说，采取战争行动解决修约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联盟正与俄国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着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军力布置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所以英国政府训令包含修约谈判中要严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国承认修约的原则，实际谈判不必马上进行。1855年，美国任命传教士伯驾为驻华公使，给伯驾的任务，是要他从清政府取得公使驻京、无限制扩大贸易以及取消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项主要权利。伯驾知道，《望厦条约》只规定了12年后作细小的修改，但他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16)他在来华前，遍访了伦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1855年8月，伯驾希望北上渤海湾，逼迫北京政府举行修约谈判。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7)因为各国军舰尚未调到远东来，没有军力支持，这次北上行动未能成行。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战败。这时候，英、法、俄国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各国军舰都可以移师中国了。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在中国成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战争手段已经决定，侵略者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3.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可以避免的，就是由于清政府愚蠢的行为和耍小聪明没有满足第一次鸦战争中所兑现的利益，英国的商品还是没有进入清朝市场，最终用战争的方式正式打开中国的市场，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说白了就是确保英法列强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这场战争本来可以和谈来解决的，只是由于清政府的愚蠢行为，导致火烧圆明园，给我们的文化造成巨大灾难。

第一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了清政府开了五个通商口岸，洋人可以进来做做生意。因此英国驻广州的大使就跟广州地方主官说自己要进入广州城做生意，结果就是广州官员说由于民间反英情绪激烈，为了洋人的安全，还是不要进入城里。而英国大使坚决要求进入城里，毕竟条约规定了有这个权利嘛！于是在进与不进之间，双方是纠结不清。广州的官员以各种理由敷衍英国大使，说可以进但是要上报给皇帝请示，等批复好了就行了。其实清朝政府官员就是死要面子，道光皇帝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心里就是不服气要给洋人好看，打也打不过，只能糊弄洋人啦，就是不批准洋人进城。地方政府官员也知道皇帝的心思，所以才找各种理由敷衍洋人，以达到落了洋人面子的报复感。这些行为很可笑的，明知都输了裤子都没有了，还要死要面子，既然输了，就要知耻后勇，反思自己输在哪里，然后改正学习敌人的技术和方法这才是正道啊！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英国人想进进不来，窝了一肚子的火，搞来搞去，英国人说不谈了，回去得了。广州官员以为自己胜利了，其实英国人就是回去考虑是否再次用战争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期间英法刚好碰上和沙俄打克里米亚战争，没空管清政府的事，因此清政府又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

1856年英法已经搞定了沙俄，有空调转枪头对付清政府了。英国大使坚决要求进城，而广州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坚决不让进城，英国决定用更强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刚好这时发生了“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其实这两件事件都不是很重要，亚罗号是海盗走私船，广东水师扣留是很正常的，英国人就认为这船是挂着英国国旗的，清政府扣留是不对的。而马神甫是传教士，按照法规，马神甫是不能进去内地传教的，他进去了还被人打死了。这两件事件都不重要，英法就是借题发挥，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要求清政府赔礼道歉加赔款。叶名琛不同意蛮横要求，最后就是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几十艘舰船和一万多人士兵进攻广州城，结果两下子就搞定了，问题是进入了广州城，要有人和自己谈判才行啊

4. 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 沙俄占了英国那么多便宜 而英国为什么不去打他

好好学习一下历史，中国那时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说中国不是英国的殖民地，沙俄的行为没有到损害英国的利益，所以双方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引发战争。

5. 鸦片战争为什么分第一次第二次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1840年,发动者是英国.因为中国禁止列强向中国输入鸦片,英国发动战争故叫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于1856-1860年,发动者是英法,这次战争和鸦片没关系但根本原因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变中国为英国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战争性质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殖民掠夺战争。战争影响,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第二次鸦片战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
不知你是否听清楚了,祝你好运!

6.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称为“鸦片战争”比较两次战争的不同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实质上是中英鸦 片战争的继续，同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罪行史的一部分。 两次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第一次，是英国迫切需要对外夺取商品销售市场和原 料产地；第二次是英、法、美等国，想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并使之合法化。所谓战争的导火 线，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基于此，可廓清这一特定历史现象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 中国的禁烟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 两次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英、法、美等国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而中国都是战败国。正义之师折旗 受辱，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尤其是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经 济和军事落后，经不起洋枪洋炮的打击，亦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落后的、腐朽的封建制度，铸成民族 的奇耻大辱。

7. 英国为何发动两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根本原因：列强进一步要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利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和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维持统治。

(7)英国为什么没有二次鸦片战争扩展阅读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英国与法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趁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进攻清朝政府的战争。

因为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又称“英法联军之役”（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中英战争”（Second Anglo-Chinese War）。

同时因为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即鸦片战争，相对于第二次而言）的延续，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了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

失败原因：备战不利

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当时的清政府忙于镇压天平天国，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此次战役。导致广州沦陷。1858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挑起了第一次大沽口战役，清政府还是没有给与足够重视，加上装备落后，导致惨败。

等到了1859年6月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清政府给与了重视，僧格林沁亲自负责指挥海防，加上英法联军有些轻敌，仅派12艘军舰来犯，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清军打退了联军的进攻，保卫了大沽口。

从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来看，英法联军由于是临时组建，长途跋涉，所以并不是坚不可摧。可是清政府忙于和太平军作战，加上麻痹大意。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广州沦陷和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的失利。

8. 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原因 1、国际背景：19世纪50年代,扩大殖民地成为列强的共同愿望

2、根本原因：英法企图借修约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 根本原因要从19世纪50年代世界形势发展的特点来考虑.随着工业革命的陆续完成,世界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扩大国外市场,掠夺殖民地,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共同强烈愿望.英、法、美等国根据已经取得的在中国的特权,一起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无理要求,就是企图借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当“修约”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两国就立即制造借口,发动武装侵略,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从英法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原因看,其根本目的是与鸦片战争相同的、性质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

9.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最新 研究成果证明，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以保障当时英国在华最大的经济利益———鸦片贸易。(13)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现》文说战争的原因，列举了两条。一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即外人入城问题)，另一是修约问题。这是两条表面原因，如果认为是根本原因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外人入城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入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很大歧异。按照欧洲人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各方各执己见。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要求修约，则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这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训令时，太平军北伐部队已攻进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军与清政府之间谁胜谁负难料，就把训令搁置起来。7月，美国向清政府提出帮助镇压太平军作为诱饵，以修约扩大在华权益。清政府怀疑美国的动机，没有接受。其实，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学者早已指出，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15)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人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

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都积极活动修约。但是对于英国来说，采取战争行动解决修约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联盟正与俄国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着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军力布置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所以英国政府训令包含修约谈判中要严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国承认修约的原则，实际谈判不必马上进行。1855年，美国任命传教士伯驾为驻华公使，给伯驾的任务，是要他从清政府取得公使驻京、无限制扩大贸易以及取消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项主要权利。伯驾知道，《望厦条约》只规定了12年后作细小的修改，但他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16)他在来华前，遍访了伦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1855年8月，伯驾希望北上渤海湾，逼迫北京政府举行修约谈判。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7)因为各国军舰尚未调到远东来，没有军力支持，这次北上行动未能成行。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战败。这时候，英、法、俄国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各国军舰都可以移师中国了。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在中国成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战争手段已经决定，侵略者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正在这时候，马神甫事件发生了。尽管这是一个突发的个别的事件，对于法国来说就是一个好借口，但是，对于英国来说，这个借口还不太有力。不久，亚罗号事件发生了。殖民主义者要寻找侵略中国的借口是不难的。20世纪初法国的研究者研究了资料后指出：包令“要向中国启衅，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话，他还有本领找到比劫持‘亚罗’号更好的借口。”(18)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定要打起来的，并不因为中方的什么态度而转移。而要打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要越过条约特权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

侵略者没有程序正义

众所周知，侵略者的本质就是掠夺。《现》文在评述马神父事件的时候，拿出了一个“撒手锏”，叫做程序正义优先。文章写道：西林地方官员把马神甫处死，“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这不仅否认了侵略者的本质，而且完全混淆了事实。

程序正义优先，颇为吓人。似乎当时来自欧洲的英国人、法国人最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实际上，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的殖民主义侵略者，来到中国从来没有遵守过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

以马赖案子为例，马赖违法传教在先，而且在传教地区作恶多端，地方官员未能把违法的马赖解送领事而加以处死，违法在后。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为什么不是马赖或者法国首先理亏呢？

又以大沽之战为例。当法国人知道清政府已经在大沽口设防，仍然决定与英国公使乘炮舰从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英国公使普鲁斯给英国政府报告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19)普鲁斯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北京。(20)英法联军在充分准备下(仅英国舰队就有战舰、巡洋舰、炮艇共十余艘，士兵2000人)，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回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毁英法兵船十多只，毙伤英国士兵464人，法军1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狼狈撤走。英法军舰首先向大沽炮台开炮，大沽守军回击，完全是正义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贯同情被侵略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评论道：“即使中国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环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21)

实际上，清政府已经同意在北京换约，并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内安排了公使住处。清政府从安全出发，指定了公使进京的路线，规定可带随从，不准带武器。这些安排完全合乎当时国际关系的准则。欧洲人制定的国际法没有规定可以携带武器到他国首都去交换条约批准书。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谓程序正义的要求。当大沽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反诬中国破坏条约，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报复”。英国《每日电讯》甚至称：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并占领北京；英国人应该成为中国的主人。马克思当时在评论大沽事件时写道：“难道法国公使留住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22)马克思是研究了英国公使和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写下这些评论的。
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因在澳门望厦村签订，又名《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缔结的一项商约。它的第34款规定：“合约已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又和约既经批准后，两国官民人等均应恪遵，至合众国中各国均不得遣员到来，另有异议。”(23)这里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望厦条约》“不得轻有更改”，中美两国“均应恪遵”，美利坚联邦各州(“至合众国中各国”)不得派人前来对此另有异议。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在12年后“稍有变通”呢？条件只是因为“至各口情形不一”(“现文”引用时恰恰把这几个字删掉)，涉及到贸易及海面各款时，可以稍加修订。这实际上指的只是细小的修订。美国以及各国清楚这一点。中方也清楚这一点。1855年5月，美、英、法三国公使先后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订《望厦条约》，为此清政府指示说：“各夷议定条约，虽有12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为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24)，清政府的认识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谓“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理”，英、法、美各国都没有提出大段修改条约的权利；即使稍加修订，也需要通过外交途径，与清政府商议，“公平酌办”。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订，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马克思曾经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检察官致伦敦《晨星报》的声明，那份声明说：“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颠王国至少已没有权力享受这个条约所赋予它的优先权利和特权。”(25)这就是程序正义优先。

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国哪一国遵守了这个原则？

唯物史观不能动摇

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读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绍给广大读者，更应该对社会、对读者抱着非常负责的态度。历史过程、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历史进程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我们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不能把握尽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不能对历史现象做出阶级地、辩证地分析，我们就不能从纷纭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作任意的解释，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流行一种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有思想的人写出的，上述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当代人研究、撰写历史，还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历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现》文的不正确，在于完全抛弃了唯物史观，得出许多错误的观点。试举几例：

“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这是想当然。列强侵略中国，什么时候都没有与中国“协议”过。历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条约文本或者是侵略者提供的，或者是侵略者强加的，中国谈判代表哪里有资格置喙？

“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讲的也是类似这样的话。汪精卫之不齿于历史，已经难以改写了。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国早就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国还有今天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当代人俯视历史，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列强是强势一方，封建的中国是弱势一方。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年代，有哪一个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是弱势一方呢。即使认识到是弱势的一方，难道弱势的一方面临外敌侵略的时候，就不应该反抗吗？清政府被严格限制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内，什么时候都是严格遵守条约的，不遵守、不满足原有条约特权的，一向就是外国侵略者。

注：
1：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年至1856年间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作战的一方是俄罗斯，另一方是奥斯曼帝国、法国、英国，后来皮德蒙特-萨丁尼亚也加入了这一方。一开始它被称为第七次俄土战争，但因为其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后来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起因

这场战争的表面起因是宗教问题。俄罗斯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为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在“圣地”建立俄罗斯的保护地的要求，这个要求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拒绝。法国的天主教徒和英国的新教徒也反对俄罗斯在巴勒斯坦建立据点的企图。俄罗斯在苏丹拒绝后决定以此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1853年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断交并开始占领多瑙河流域的土耳其附属国。

战争的真正原因是奥斯曼帝国逐渐的、内部的瓦解，俄罗斯认为这是它将它在欧洲的势力不断扩大的好机会，尤其是它获得一个通向地中海和占领巴尔干半岛的好机会。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统治此时显然摇摇欲坠，而俄罗斯则争取获得对恰纳卡莱海峡和伊斯坦布尔海峡的控制。英国和法国反对俄罗斯的扩张，它们不希望俄罗斯获得这些战略要地以维持它们自己在东南欧的势力和利益。

战争过程

1854年底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1855年皮德蒙特-萨丁尼亚加入这个同盟。奥地利迫使俄罗斯从多瑙河撤军，但并没有帮助英法围攻克里米亚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舰队。因此奥地利在这场战争中起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它并没有主动参加这场战争。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攻近一年后英法联军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堡垒，此后俄军退出克里米亚半岛。
2：马神甫事件
1856年2月29日 “西林教案”发生
1856年2月29日 非法侵入广西西林县活动的法籍神甫马赖被拿获正法，史称“西林教案”，又称“马神甫事件”。《中法黄埔条约》允许法国在我国通商口岸设立天主教学。法国为了进一步取得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实现其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野心，纵令教士私入内地传教。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勾结官府，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抢掳奸淫激起民愤。本日，新任知县张鸣凤逮捕马赖等26名不法教徒，并处决了马赖和两个罪大恶极的中国教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进一步取得教会支持，巩固军事独裁及扩张大资产阶级的海外权益，以此为借口，提出“为保护圣教而战”口号，于次年联合英国共同出兵侵华。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3：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1853年英美等国掀起了“修约”交涉未能得逞。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黄浦。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苏亚成也是中国人。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了方便于走私，该船曾在香港英国政府领过登记证。10月8日，广东水师船捕走窝藏在船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不想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甚至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英国旗，侮辱了英国，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向英道歉。但是当22日，叶名琛把12人全部送还时，巴夏礼仍然拒收，连叶名琛送去的信件也拒绝拆阅。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样“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