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革命时期多以什么学派为主

㈠ 历史学派的各国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为李斯特。此后罗雪尔将以萨维尼（1779～1861）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由于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1844～1931）和A.瓦格纳（1835～1917）。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韦贝尔（1864～1920）和桑巴特。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为了发展德国本国的工业，对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必须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英国的斯密理论。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理论方面，李斯特提出发展国民生产力的理论，批判斯密的单纯“交换价值”的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则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创始人为人类学家F.博厄斯，这一学派主要盛行于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观点和方法一直影响到当代美国民族学界。该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他们宣称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2）决定历史现象的类型和它们的历程；（3）探讨文化变迁的动力。19世纪末，正值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针锋相对之际。博厄斯对两派学说均持批评态度，但其批评的重点是摩尔根和进化学派。
这一学派以实证论和经验论为基础、强调对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记录，认为这是“历史的方法”，而坚决反对摩尔根所作的理论概括，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
R.H.罗维所着《初民社会》 （1920）是批评摩尔根的代表作。历史学派也批评传播学派、尤其反对“埃及中心说’。然而，他们同样把文比看作是超社会的，否认文化发展的普遍规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区”、“文化丛”与传播学派的“文化圈”、“文化层”虽形式不同，实质却相去不远。他们认为可将文比分解到最小单位、即“文化持质”，若干文化特质结合构成一个文化丛、与之相适应的地域即“文化区”。
他认为民族学家研究文化应该从文化特质人手。标准文化特质多的地方为文化区中心，属于独创；文化特质少的地方为外围，属于传播。博厄斯及其许多追随者具有鲜明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并从科学上论证了种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为反对欧美中心主义和种族压迫进行了坚决斗争。

㈡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 简述

1640－1642年

议会斗争：下议会要求限制王权，英国革命开始

查理一世为了筹划军费，镇压苏格兰人民起义，被迫于1640年恢复长期关闭的议会。议会同国王进行抗争，起草了《大抗议书》，抨击查理一世暴政，他们要求限制王权，取消国王的专卖权，监督国王和大臣的活动。查理一世拒绝接受《大抗议书》，最终和议会决裂。

1642－1649年

内战：1642年，查理一世挑起了内战，组织王军，向议会军发起进攻。1643年，克伦威尔前往英格兰东部，募集了一支主要由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组成的骑兵，在马斯顿荒原战役（1644.7），纳西比战役（1645）等战役中屡次击溃王党军。内战结束后，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处死。英吉利共和国时代开始。

1649-年

英吉利共和国成立。

-1659年

克伦威尔独裁时期

年4月30日，克伦威尔发动政变，解散议会。12月16日，他正式宣布自己就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1649年占）的“护国主”，英吉利共和国时代结束，以克伦威尔的个人军事独裁为特色的护国政体时期开始。1658年，克伦威尔病逝。英国重新进入混乱时期。

1660-1689年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二世）复辟，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他死后，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他推行反动政策，实行血腥报复。

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后来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这次政变没有流血而获得成功，因此史称“光荣革命”。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标志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2)英国革命时期多以什么学派为主扩展阅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从1640年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的事件开始到1688年议会反对派发动宫廷政变（又称光荣革命）结束，以新贵族阶级为代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并在1689年颁布文献《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王权进行明确制约，确立了议会君主立宪制。

英国革命确立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君主制）”、“内阁制”，颁布《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国王的权力进行制约，人类社会由专制转向民主，由人治转向法制。

意义

1．英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的一次重大胜利，为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扫清了障碍。

2．英国革命揭开了欧洲和北美革命运动的序幕，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3．英国革命后，出现了长期的政治稳定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英国开展工业革命和成为工业强国创造了前提。

4．英国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君主立宪制开始确立起来。 [3]

5. 从世界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6. 英国革命没有根本解决政治经济制度落后性，反而与旧贵族联合镇压英国人民起义。

影响

英国革命极大促进欧洲各国反专制势力，起到思想启蒙作用，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也使一些封建专制的国家陷入害怕和担忧。但是英国革命毕竟是不彻底革命，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彻底铲除旧的毒瘤。但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英国通过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权利法案》（全名：《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

……灵俗两界贵族与众议员等……宣告：

1．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

2．近以来国王权威擅自废除法律或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

3．设立审理宗教事务之钦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他同类指令与法庭，皆为非法而有害。

4．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5．向国王请愿，乃臣民之权利，一切对此项请愿之判罪或控告，皆为非法。

6．除经议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

7．凡臣民系新教徒者，为防卫起见，得酌量情形，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置备武器。

8．议会议员之选举应是自由的。

9．议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议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

10．不应要求过多之保释金，亦不应强课过分之罚款，更不应滥施残酷非常之刑罚。

11．陪审官应予正式记名列表并陈报之，凡审理叛国犯案件之陪审官应为自由世袭地领有人。

12．定罪前，特定人的一切让与及对罚金没收财产所作的一切承诺，皆属非法而无效。

13．为伸雪一切诉冤，并为修正、加强与维护法律起见，议会应时常集会。

彼等（即灵俗两界贵族与众议员等）并主张、要求与坚持上开各条为彼等无可置疑之权利与自由；凡上开各条中有损人民之任何宣告、判决、行为或诉讼程序，今后断不应据之以为结论或先例。

《大抗议书》

⒈列举查理一世滥用王权的行为，谴责暴政，反对专

制。

⒉批判反动的宗教政策，痛斥高官的不法行为。

⒊谴责君主对议会权力和人民自由的漠视和损害。

⒋严厉抨击苛捐杂税

⒌要求工商业自由，政府对议会负责。

㈢ 在英国革命中，英国有哪些派别，其阶级实质、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若何

英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是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属于非行会型的企业主，是分散的和集中的手工工场的组织者，殖民地企业的创办人。他们遇到的封建障碍比较大，革命要求也比较强烈。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在经济上的一致，促使二者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在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同新贵族结成长期同盟，利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力量进行反封建斗争，这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
十六世纪末期，英国清教徒分裂成为两个重要的政治派别。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主张严格按照加尔文教会的形式改组国教教会，要求由年长者在教会中起主要作用，因此被称为长老派。清教徒的另一部分提倡每一位信徒都享有宗教信仰上的独立自主权力，可以根据自已对于圣经的理解来解释教义，因此被称为独立派。独立派反映了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下层新贵族愿望和要求。清教运动在动员群众参加反封建斗争中起了巨大的组织作用。
对外政策上，独立派积极推行海外扩张政策。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连续两次颁布了针对 荷兰的《航海条例》。在镇压群众运动方面，独立派共和国主要平息了掘地派运动和重新活跃起来的平等派运动。掘地派运动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动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倾向的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温斯坦莱他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人类贫困的根源，主张实行土地公有制度。掘地派并不是同有产者展开斗争，而是聚集起来开掘荒地，以此作为公有土地，因而被称为“掘地派”。

㈣ 伦敦学派的历史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最早和最为典型的国家。15世纪末，英国的农村已发生了强制夺取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手工业、国内外贸易已得到了迅速和广泛的发展，在17世纪中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取得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极大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英国的资产阶级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限制措施和政策，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种新兴统治阶级的要求，反映在经济思想和理论上，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在其着作中就已开始脱离重商主义的轨道，他的后继者依据其思想，把论证经济自由、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的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更是淋漓尽致地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要点，提出了具体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因此，古典自由放任的思想有很长的时间在英国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故乡。推崇市场机制，强调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突出私人企业，成为当时英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传统。如19世纪后期以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为主体的剑桥学派、20世纪初期以伦敦经济学院为核心的伦敦学派，均是沿袭这一传统建立起的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学派。
伦敦学派的创立者是埃德温·坎南。坎南是英国着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于1897年起就在伦敦经济学院（当时称为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培养了以利奥尼尔·罗宾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伦敦学派的骨干。由于当时只有剑桥学派活跃在英国的经济理论讲坛上，伦敦学派还未崭露头角，因而把坎南在20世纪10－20年代为伦敦学派建立所做的工作称为“伦敦学派的准备时期”。进入30年代以后，罗宾斯等人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日臻完善，影响也逐渐增大，且秉承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伦敦学派逐渐形成．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大危机，不仅动摇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宣告了传统自由放任思潮的破产，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存在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的内在稳定性，也对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改弦易辄，在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质疑的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政策，首倡者可算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长期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聚集在凯恩是理论的大旗下，保守的剑桥学派也就因此而逐渐消失．但伦敦学派却依然坚持自由放任的思想，并与凯恩斯展开了论战，伦敦学派也就因继承和坚持了英国自由放任的传统而日渐闻名。1931年哈耶克受罗宾斯之邀，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并立即投入到伦敦学派与凯恩斯的辩论之中．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哈耶克的“参战”，不仅增加了伦敦学派的力量，而且大大的提高了伦敦学派的声望。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在这一期间，伦敦学派还与奥斯卡·兰格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论战（论战的集中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伦敦学派则持否定态度）。这段时间是伦敦学派的发展时期，也是它的鼎盛阶段。1950年哈耶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如罗宾斯、约翰·希克斯、阿巴·勒纳等人也开始放弃经济自由主义，承认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伦敦学派走向衰落和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学派由于存在的时间不长，许多理论观点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相近，并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如奥地利学派），因而在西方的当代经济思想史（或当代经济史）中，并没有处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哈耶克一生曾在信奉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四个中心－维也纳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工作过，且四个中心均宣称哈耶克为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就伦敦学派的存在性和哈耶克的归属，西方和我国的经济学家都有十分明确的界定。如着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哥德弗里德·哈伯勒曾对伦敦学派有过这样的界定：指曾在伦敦经济学派执教的哈耶克、罗宾斯等人为首的一批保守经济学家，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罗宾斯后来改变他自己的观点）。我过着名的经济学家胡代光、厉以宁也曾指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哈耶克无疑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但从哈耶克的学术倾向来看，对他最适当的评价是：他是理论上自成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同罗宾斯的观点最为接近，把哈耶克和罗宾斯合称为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最为恰当。”因此，把伦敦学派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主要学派进行研究，把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核心人物进行介绍，是科学的和合适的。

㈤ 如何理解普鲁士学派

活跃于19世纪的德国史坛的政治史学派，以达尔曼为精神之父，主要代表有聚贝尔、德罗伊森和特赖齐克。主要是鼓吹民族主义，通过历史着述论证普鲁士统一德国这一政治使命的学者。他们崇尚强权政治，不少人走向了沙文主义。但他们在德意志统一中也成为一批文化先锋，对后来德意志的历史甚至于哲学都留下了非常深的积累。
达尔曼(Dahlmann,1785-1860):《丹麦史》（1840-1843）《英国革命史》（1844）
《法国革命史》（1845）
聚贝尔(sybel,1817-189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威廉一世创建德意志帝国史》
参与创办西方最重要的史学杂志《历史杂志》
德罗伊森(Droysen,1808-1884)：《普鲁士政治史》《史学理论》
特赖齐克(Treitschke,1834-1896)：《19世纪德国史》

以单一民族为核心的强权政治!!!!!

㈥ 王觉非的英国近代史研究

王觉非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是欧洲近代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史。
以前有许多着作和教科书，对英国近代的政治制度都抱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英国的议会制。立宪君主制度和两党制，都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妨碍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因素。对此，先生在有关论着中指出，近代英国的政治制度与欧洲大陆和东方君主专制的国家相比较，不但具有较大的民主性，而且还有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它可以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近代英国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的改革而实现的。其进程虽较为缓慢，但反复波动较少，社会因变革而受到的破坏也较轻。在政治领域，各种政治力量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这便在客观上防止了权利的过度集中和政治上走极端的倾向。
不过先生也指出，在近代英国，政治民主化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并未得到彻底实现，许多民主激进人士不断遭到迫害，英国殖民主义者挟其船坚炮利，以血与火的手段，在全世界到处侵略扩张，将这些地区的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英国近代历史的阴暗之处。
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十分注重专题史学的研究。他常常告诫学生，在研究某一问题之前，首先应对前人就此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又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在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基点。为此，先生撰写了“当代英美历史学家关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的史学思潮”、“研究克伦威尔的历史评述”、“关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的修正派史学”等论文，专门研究了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史学。他既肯定了300多年来许多学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指出了他们所在的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英美历史学家大都忽视了革命时期中下层人民斗争的作用，以至长期以来以来，托利派、辉格派、社会学派以及修正派史学家，围绕着“乡绅问题”、“长期议会”议员政治与社会成分的问题争论不休，但又得不出公认的结论。
英国革命时期的平等派，也是先生的重要研究对象。在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平等派得到了社会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新模范军中绝大多数士兵和部分中下级军官都是平等派的重要成员。从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到1649年共和国成立前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民主措施，实际上都是平等派主张的体现。但在西方、前苏联和我国的许多着作中，对平等派的评价都是消极与否定的。针对这些看法，先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了平等派的纲领、文献和有关论着，详细地翻阅了“普特尼辩论”的记录，从而在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先生明确指出：平等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和政治运动的整体，其民主派的性质是勿庸置疑的。
同时，先生对平等派失败的原因，也认真地进行了探讨。有些学者把它简单地归咎于平等派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但他对此问题却另有看法。先生认为，平等派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他们为主权在民的原则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时候，却忽视了现实物质力量的问题，即建立独立的组织和领导中心问题。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虽然在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上有时也表现出公平商量的姿态，但对领导权却寸步不让。当他们不知圈套准备就绪后，就利用领导的权威，将平等派打倒在血泊之中。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先生认为它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他所撰写的“对英国工业革命历史意义的再认识”这篇论文中，先生回顾了10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各派学者围绕工人生活水平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然后以具体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指出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世纪上超过了一般个政治革命，为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大大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但在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后，社会混乱，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人类刚刚有可能摆脱自然的奴役，却又陷入本身编织的罗网。因此，在“第三次浪潮”滚滚而来之际，如何吸取历史上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关注。此外，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先生的见解也有独到之处。以前我国的有关着作都沿袭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强调以暴力为基础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先生就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片面强调暴力的思想，不仅有悖于历史发展的真实，而且还会产生及其严重的后果。所以不论是从科学上或者实践上看，这个问题都应该重新加以探讨。

㈦ 关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

新的历史发展重心

1640年以来，历史的发展经过几番摇摆和螺旋形的发展，到1688年—1689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

1640年革命开始后，经过两次内战，到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革命的发展呈上升的趋势。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和贵族掌握政权后，即转过头来镇压以平等派和掘地派为代表的社会中下层民主力量，从而破坏了共和国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这时上层统治集团把巩固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克伦威尔个人身上。年护国公军事专政制度建立后，行政、立法、军事等大权都集中于护国公一人手中。但是他手下的高级军官和议会里的少数野心分子，争权夺利，离心离德。1658年克伦威尔一死，这个唯一的权力集合点崩溃了，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散了架。“垮了的狄克”——理查·克伦威尔继位为护国公，他只在历史舞台上露了一面，就在次年春从政坛上消失。当蒙克率军进入伦敦后，仍然是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许多人在无可奈何之余，认为只有君主制复辟才是唯一的出路。

英国各界人士本来指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能够恢复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缓解各敌对宗教派别的紧张关系，从而克服政治、经济、社会的混乱状态。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们就发现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1660年的复辟并不能将1640年革命开始之前的一切旧事物、旧形式照样恢复起来，历史车轮并不是转了一圈又恢复原位。有人认为现在应该从过去的迷误中清醒过来，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过去20年中，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能重新恢复原状。不要说中下层人民，即使那些在革命时期曾经受益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既得权益。连查理二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布列达宣言”及复辟后初期所颁布的一些法令，不得不承认过去20年中发生的一些事实。他手下的主要大臣克拉兰敦等人，也认为必须执行温和政策，对现状不能作激烈的变动。①

从另一方面来看，从1649年以来，历史逆流就已开始出现，到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建立，这股逆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实质上，它已为以后的王朝复辟开阔了道路。到1660年王朝复辟时，反动的历史逆流像冲决了堤坝的洪水汹涌而来，它呈现出一种历史发展的惯性力量。王党分子一旦得势，岂肯善罢甘休。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以查理二世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刚站稳脚根，立刻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恢复不受议会约束的专制王权。与此相配合，他们又竭力想加强天主教的势力，并采取措施使军事力量处于国王的控制之下。

贯穿于复辟时期28年的历史，主要是围绕着两个斗争焦点而展开的：第一，力图实行君主专制的势力与维护议会权利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国王企图将军事力量（先是民兵，后来是新建立的正规军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措施，也属于这个斗争范围。第二，国王用种种手段企图恢复并加强天主教，而英国国教徒及其他新教徒则反对这种企图。

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展开的斗争，迟早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解决。在当时英国政治、社会力量的结构之下，不论是主张君主专制者或主张议会主权者，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性利。至于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为经过20年的革命起义、军事专政等风风雨雨之后，到了60—80年代，中下层人民既没有自己的组织，贵族、资产阶级也对暴力流血深感畏惧。当蒙默斯起义和1685年、1688年事件发生时，就显露出起义的力量既分散又软弱，而且缺乏社会的广泛支持。

因而，在当时的英国，不经暴力而经过妥协来解决上述的基本矛盾，是唯一可能的道路。1688年的“光荣革命”，实质上就是走的这样的道路。从1640年革命爆发以来，经过了几次反复曲折，终于在“光荣革命”时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以后的英国历史就以这个重心为新的起点，以徐缓渐进的方式向前发展起来。

英国立宪君主制的世界历史意义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利超过君主的立宪君主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在17世纪的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君主专制是一种普遍的政体形式。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以及丹麦、瑞典、德意志的一些公国，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①在这些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君权神授。至于东欧的俄国以及东方的中国等，则等级森严，绝对专制君主制更为强固。1688年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发的政治思想，对欧洲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君主万能、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等思想，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虽然对东欧、俄国及东方的中国等国未发生直接影响，但当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英国的“巴力门”（议会）、“君民共治”（立宪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现实源泉和效法的榜样。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

关于“光荣革命”的史学

自18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关于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评价，长期为辉格派历史家哈兰姆、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的观点所统治。在这批辉格派历史家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以后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的计划的终结。以后，议会的宪法地位上升了，国王的专断横暴权力被遏止，并处于议会监督之下。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也起源于此时。两党在政治上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制约，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两种互相矛盾和制约的因素包含在一个统一体内，既避免了大一统的呆板、停滞、毫无生气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坏性的冲突和内战的危险。②麦考莱的名着《英国史》就是从1688年开始的。在这本书的一开头，着者就指出，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①麦考莱在政治上是个辉格派，他对辉格派在英国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备加颂扬，并以自己是辉格派的成员而自豪。②他用辉格派的观点去解释历史是很自然的。

辉格派的观点对后世的史学思想影响很大。20世纪初，麦考莱的外甥，着名历史家屈维廉在他的专着《1688年—1689年的英国革命》一书中，特别强调奥兰治的威廉入侵英国的重要性。它好像是“欧洲所有的新教各族人民共同汇合在一起来帮助拯救英国。”③在屈维廉以后，一些有关着作的基本观点也与上述着作雷同。④

辉格派的思想，在17世纪末约翰·洛克的着作中得到深入的发挥，不过洛克的书在刚出版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⑤到后来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与辉格派的思想相对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着名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休谟的着作中得到充分的阐述。虽然休谟自称他只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①但由于他对国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显的同情和对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恶痛绝的态度，后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历史家。休谟的《自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一书的中心思想乃是：没有权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自由，而是为了提供正义；对当权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饶恕的行为。②

当代托利—保守党的着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马尔波罗的后代。他在《马尔波罗传》及《英语民族的历史》等着作中，对1688年英国的贵族、乡绅投靠威廉的行为备加赞颂，认为“英国的贵族和国教教士从来没有像1688年这样经受如此严酷的考验，并对他们的国家作出如此优良的服务。”③

“光荣革命”事件，在英国以外的史学界也引起广泛注意。19世纪中叶，法国着名的政治家、历史家基佐在1848年革命后，其历史观发生了急遽转变。原来他曾在1826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革命的发展过程，并对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革命行动加以赞颂。但1848年以后，他却对革命的暴力和流血加以谴责，并拿1688年的“光荣革命”与1640年的革命作对比，认为“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和牺牲，但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优越得多。1850年，基佐专门为《1640年英国革命史》写的序言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书名就是《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英国革命史讨论》。在这本小册子中，基佐比较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认为英国革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国革命是本着宗教精神进行的，而且没有与过去的传统割断联系。另一个原因是英国革命是作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出现的。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在立宪君主制治下的英国，“内政、维护和平、财政、殖民、商业、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心的事情。”①因而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之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得以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基佐的论点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特别是苏联的历史着作一反辉格派的观点，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将重点完全放到1640年—年间，把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度的建立作为革命的结束年代，而把年—1688年的历史作为40—50年代初革命事件的附属部分或尾声。同时在评价上，着重强调40年代至50年代初革命时期的进步作用，而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作微不足道的“政变”。

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史学界的研究方向又发生改变。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复辟时期的重视，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看，复辟时期都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②在这段时期，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专门论着。另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与以前的着作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了一些翻案性的文章，从对整个“光荣革命”性质的否定，到对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的相反的评价，各式各样。如有人认为，所谓“光荣革命”不但不“光荣”，而且是英国的一个耻辱，不仅国王詹姆斯二世表现得懦弱可耻，而且大多数英国贵族、中等阶级都在外国人入侵时背叛了自己的国王和国家。③有人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在稀奇古怪年代里发生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件”。①

在我国，自解放以来，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的着作中，都是按照当时苏联学者的观点，重点放在研究1640年—年的“革命年代”，对此后到1688年，只是当作革命时期的尾声而附带提及。特别是，在评价这段历史时，都将之与17世纪40年代的积极因素对立起来。这是我国解放以来长期存在的崇尚暴力，贬斥改良、渐进等左倾思想的一种表现。近几年，在有关历史论着中，这种左的偏向已有所克服。

㈧ 什么是伯明翰学派

2002年6月，英国伯明翰大学校方关闭了该校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一时在文化界和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前身是被国际公认为文化研究发源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鼎立而被称为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许多具有国际声誉的从事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如Raymond Williams、Stuard Hall、Tony Bennett、Janet Wollacott、John Fiske等都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并且伯明翰学派曾一度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伯明翰大学校方的这一决定尽管引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和批评，但学校并未收回成命，该系最终还是于原定时间被关闭。

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和许多在CCCS工作过的学者一样是一位非英国血统的英国人，一直在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学习和工作，可谓伯明翰学派的最直接传人，曾出版Tales of Dark－skinned Women，Race and Power，Sexuality and Society等书，并长期从事种族主义、全球文化和性与性别研究。该系关闭后，她成为少数被校方挽留分配到其他系工作的教师中的一个。在该系关闭一周年后，张华在伯明翰大学就有关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对她进行了访谈。

▲Gargi博士，一年前伯明翰大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系被校方关闭，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领域。据媒体报道，校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根据学校实行的末位淘汰制评估体系，该系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分值，而之所以没有达到这样的分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系没有给学校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生源。换句话说，即文化研究在今天的英国并不受欢迎。这是否意味着文化研究已经因不合时宜而到了穷途末路，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前身为大名鼎鼎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与社会学系的被关闭，确实招致学术界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按照学校从去年开始实行的5星制评估体系，文化与社会学系的得分是3A，学校当然有理由关闭它。至于这个评估体系的具体指标，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文化与社会学系甚至整个人文学院，不能像其他院系特别是一些工科院系一样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不能就此认为作为一个独特学术领域的文化研究就没有了前途，没有了市场，更不能说，具有国际盛名的伯明翰学派不再具有影响力。实际上，不但文化研究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任何有关文化研究的书籍都必然提到伯明翰学派，而且，即使在该系被关闭的前一个学期，我们仍有200多名本科生，同时，仍有600多名学生在申请进入该系。在该系被关闭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原属该系的学生们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依然非常浓厚，而且他们被归并到其他系后仍在读文化研究的课程。在我看来，不仅不是文化研究没有了前途，相反，在这样一个媒体汇聚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文化研究。当然，如果撇开伯明翰学派所倡导的文化研究的影响力和研究方法，而仅就伯明翰学派本身来讲，有人说它已经走到了尽头也有他们的理由。

▲回顾文化研究的历史，它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在英国是如何兴起的呢？

●我倒想反问一下。我想，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兴盛的时候，它在中国可能并不为人所知。而如今，文化研究是如何在中国兴盛的呢？

▲据我所知，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盛首先是在大学的中文系。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知名教授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文学不仅应当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文本作品，而且应当涵盖电影、电视、电脑等等一切文化现象，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是文学作品，所有精神产品和文化现象都是文学理论应当涉猎的范围。他的课程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这一说法不仅给徘徊的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大大拓展了文学理论的视阈，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研究的热潮。

●这与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兴盛几乎是一样的，伯明翰学派的许多着名学者都是搞文学出身的，比如它的先驱Raymond Williams就可以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艺理论学者，不仅着有Marxism and Literature、Keywords、Culture and Society、The Long Revolution、City and Country，而且写过剧本。我的本科也是英国语言文学系。正因为文化和文学不应有一个刻板固定统一的模式，所以才会对文本阐释的相异性产生如此广泛的兴趣。媒体的受众更会制造出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体系。人们对大众传媒有着巨大的担心，认为它是如此地邪恶和堕落，它让人们拜金，让女性沉沦，让少数人群受歧视……在这个国家(英国)许多非常兴盛的媒体，展现给人们的其实是极端无价值的观念形式。就像你看到的《太阳报》，至今也没有任何的改观，于是公众分析而得出结论，“难怪英国工人阶级没有革命潜力，他们都在那里观看性生活片和阅读《太阳报》，他们因已经被这些东西洗脑而丧失热情。”而同时也有人说，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被真正洗脑，没有任何一个人、一种媒体甚至一个制度可以真正成功地为人洗脑。我也读《太阳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从中获取什么。人们总是怀疑《太阳报》信息的真实性，也经常嘲笑它煞有介事的报道方式，但人们同时又很津津乐道。读者和观众用一种流行和现代的形式转述不同来源的信息，以此作为回应并使其物质生活及整个身体具有意义。于是，会有人说，“看，公众自己解释了意义，制造了意义”。事实上，你所告诉他们的分析思考方式是不会起到你所期望的作用的。这是一种软体的文化革命。多少人需要接受再教育？又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接受统一的再教育，每有一种观念，你就不得不重新开始一次，这是不可企及的。

当时，人们谈论伯明翰学派时，是在谈论一个时代，我认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仍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在生活。文学阐释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文本阐释和带变性社会语境阐释的混合，这是深层的文学研究。理解这一日常文化格式的唯一方法是和人民大众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也就是我所说的人类学的方法。真正了解民众所思所想，所信所崇，所忧所患，绝不能只看只听他们当着你的面说什么，而是要身处其中。

▲英国的文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严肃正统凝重，或者说贵族气绅士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就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做派？

●正是如此。可以这样说，文化不能再是精英文化，它应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应该是大众的，平民的。

实际上，伯明翰大学可以位于伯明翰，但它并不意味着它跟伯明翰这座城市有任何的联系，只不过我们的脑袋在Muirhead Tower(伯明翰大学主校区内的一幢综合教学楼)，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属于那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我们是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人，是普通人的一种。所以，可以说我们就生活在人类学的处境当中，人类学是本不应忽略也无须强调的。

▲提到文化研究我们总是将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提，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呢？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它们的角度有很大不同。当人们谈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时，总是爱着重于理论的层面，这方面人们谈论得很多，但我想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在历史的语境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写作主要是在纳粹大屠杀这样一个独裁文化阴影下进行的。希特勒之前，德国民众有着一段时期的文化自由，后来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民主选择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在思考到底错在了哪里。当时的群众文化实际上成了一种让人们热情接受滥用权力的方式。后来，好莱坞电影和其他流行文化可以让人们不再去思考，这虽不是给人们洗脑让人没有思想，但它是让人们不要集体思考，是另一种轻松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养料或麻醉剂。所以，置于一定语境下，他们对人们毫无拒绝之意的流行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同样可能带来厄运。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此略有不同。可以说，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文化工业更感兴趣。文化工业成为一切政治形态的核心，它们非常强大。我们同时也在思考，真的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都会把人变成被动的机器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而，我们试图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概念来思考英国民众一直在寻找反抗空间这样一个语境，在这样一个空间，他们进行了再创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社区，自己的亚文化圈。

马尔库塞和本杰明具有更加自由的思想，他们认为另一种文化是可行的。物质主义没有给人作为人的空间，这似乎是来自自由主义的声音，但在我看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非常马尔库塞的主题，他们说，“是的，我非常看中我的物质满足程度，但这并非我的所有需要满足的欲求，我还有精神愉悦生命快乐生活幸福和作为人超越这种需求层次的愿望，获得了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满足和自由”。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性革命很有兴趣。同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极有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他们的头脑当中一直有“好莱坞影片就是贩卖独裁和垄断”的观念，这从历史的经验不难得出结论。战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美国难民，他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状态，包括真正的摆脱市场和工作束缚的身体解放和性自由。阿尔多诺不喜欢Popular Culture，他和马尔库塞不同。

伯明翰学派是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但它是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张伞下融会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以，许多人尽管同归于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可能属于不同的流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有一段历史不能被忽略。1968年革命的年代，革命风暴席卷了西欧甚至美国。工人阶级、普通百姓和大批学生走上街头，他们异常地乐观、积极和兴奋，然而结果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令他们非常失望。大学的学者、理论工作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我们的分析错了吗？我们拥有正确的理论和广大的群众，但我们还是失败了。因此，这给我们留有巨大的思考空间，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统，去思考如何适应现实的政治语境。

1968年之后的几年对英国来说仍旧是艰难的时代。经济发展异常迅猛，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马上直接从中受益，但人们开始感到生活正在变好，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突然得到了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没有想过得到的东西。Popular Culture也开始流行，英国在人们心目中突然变成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度。然而，紧接着，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将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抛入艰难境地，出现许多工业争端，大批劳工组织相当不满并开始罢工，英国似乎一夜之间就能被摧毁。很多大城市出现腐臭的垃圾，人们意识到，如果工人阶级对生活状态不满，生活质量就会改变。而且，当时的货币也很不稳定，很脆弱。此前的乐观和幸福的生活昙花一现之后，似乎从未有过地离他们远去。这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如何生存？日常文化空间是什么？反抗的空间在哪里？当人们特别是女性对他们的权利拥有危机感时，如何重新组织群众运动或任何形式的运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更容易走向右翼意识形态，因而，种族主义巨增，各种类型的种族冲突不断。人们不仅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来分析，同时也受到其他哲学人文论争的广泛影响，比如，后结构主义。当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欧洲人接触更多的可能还是前苏联意义上的，而非中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您谈到后结构主义，那么，这方面的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在伯明翰学派中是怎样一种情况？

●关于后结构主义我想强调这样一点看法。很明显，在英国无论多么权威的文化观点和见解，意识形态，都不可能被灌输，被完全接受，因为，对任何文化进程的阐释和描述永远都会伴随预见不到的现象和因素，任何语言都是不确定涵义的载体，对同样的客体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见解，这来自于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当我看到印在纸上的“太阳”两个符号，它并不能告诉我任何意义，其他事物包括没有提到的事物也许可以告诉我，在纸上并未出现的符号的涵义，可以通过这些结构来理解。

女性主义是伯明翰学派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与性的革命是有关联的。这个进程是非常坎坷的，作为女性我们还在继续为之奋斗。女性不应有生理的疲倦，好的避孕方法对女性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对怀孕的恐惧，而一旦怀孕就意味着退出了生活。女性需要自治，自我控制生育，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反对性进步而处处依靠自我。问题的关键实际在于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生活在一起，在我们懂得这一切之前，何以获得性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上世纪70、80年代关于女性主义的争论在伯明翰学派当中是异常激烈的，许多人写了大量文章。性别是重要的社会结构成分，理解和认识社会必须研究女性独特的经历和心理世界。上世纪70、80年代许多女性主义者投入政治运动当中，女性主义的学术和政治运动给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一切思想领域带来巨大撞击，尽管有人会痛恨它，但他们却不得不去思考它、重视它。女性主义的主题使文化研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后殖民主义是近些年提出的概念，对它的研究可以说在英国才刚刚开始，它更多地局限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家或历史学家会更多地运用这一概念，自然，它会对文化研究产生影响。伯明翰学派早年曾关注过种族和民族问题，现在有少数学者在研究英国的少数民族起源问题。

伯明翰学派中的许多人是非常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因为，我们认为所谓多元文化只不过是对种族主义的一种忽视或掩盖，是用一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不平等的事实，很容易麻痹人，更何况，对于反对种族主义来说，只有多元文化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个问题目前在英国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人们反对很多电视节目和其他媒体刻意伪装的多元文化宣传。

▲在访谈即将结束时，我想回到我们开始时的话题。在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被关闭之后，着眼于当前的格局，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

●我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是一个相当特别的领域。伯明翰大学文化与社会学系的关闭，似乎意味着关闭了文化研究的大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过去，已经封存为一段历史，所以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对。但是，正像我开始所说，也有很多人认为它的关闭促使我们去更多地思考和反省。一方面，许多学科比如社会学、传媒学、地理学、文学等等深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读有关书籍和文章你很容易发现其研究的方法、观点和思想带有明显伯明翰学派色彩，而且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交叉学科。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它的思想和理念已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和采纳，同时，它也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而扩展到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每时每刻充满急遽变化和恐惧的时代，我们确确实实应该冷静地来重新评估伯明翰学派。我们目睹了9·11和伊拉克战争，人们失去了安全感，身陷纷乱、冲突和恐慌，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在重建世界格局，人民是何反映，人民如何生存不可避免地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应停留在“这是什么”和“去还是留”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给文化研究重新定位。在我看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传统是思考普通百姓对生活的反映和生存状态，我们需要用这一传统来继续思考在这样一个更加艰难和更加充满恐惧的现实处境下普通百姓的生存问题。从哪里寻找最基本的人权？哪里是我们作为人的生存空间？如何能让我们时时刻刻对邻居放心？如何让我们不对每个长着拉登一样胡子的人心存戒备？这就是英国的大众文化。这项工作在英国的文化研究中已经有许多人着手。我想，文化研究仍旧有很强的生命力，有很宽广的研究领域，再比如，INTERNET，新科技对人类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有人称之为新的殖民，它不仅重塑人们的生活，而且重塑人们的意识和思维方式。这些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

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主要思想流派及其影响

通过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形成了以个人权利、财产权利为核心的权利观念，同时也 形成了以限制权力、分权、法治为核心的权力观念，这为英国自由宪政思想传统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就其政治思想关注的共同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财产权成为各派政治思想关注的出发点和归宿。主要是围绕着征税问题，英国的国 王与贵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通过大宪章的制定形成了宪政传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 生的根源也在于确立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因此，对私有财产权的思考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思 想的基本内容。霍布斯虽然在政治上主张专制主义，但他也承认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要求在 经济领域里实现经济自由，;洛克更是以私有财产权为自己政治理论的中心，;激进的掘地派 代表温斯坦莱则围绕着财产权的问题主张公有制。第二，国王与议会的关系成为人们政治思考的基本主题。英国内战的发生主要以国王为一 方，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另一方而展开的。围绕着国王和议会的权力，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 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菲尔麦、霍布斯为代表的君主专制派为国王辩护，主张在政治上实行 君主立宪;以弥尔顿、利尔伯恩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要求废除王权，建立人民主权或议会主权 的共和制度。在这两派之间，以洛克等人为代表的中上层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则主张君主服从议 会的权威，实行君主立宪。

㈩ 为什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又叫做清教主义

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从12.、13世纪算起，其中宗教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主要有德国的马丁 路德（建立了路德教），法国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建立了加尔文教）和英国的亨利八世改革（建立了英国国教）
其中路德，加尔文的改革都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英国的宗教改革却是加强了英国国王的世俗权力，加强了君主专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专制主义已经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资产阶级需要扫清这一障碍。而在英国国内，这一障碍就体现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与此同时，加尔文教传入英国，在英国发展成了清教。这些清教徒们看到了英国国教的缺陷，主张清除英国国教会内残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文缛节，提倡勤俭清洁的简朴生活。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和共和制，对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
清教徒主张人人去读圣经，直接领悟上帝的“启示”，实际上反应了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愿。因此，他们要求废除国教实行的主教制度，取消主教从中干预教徒与上帝的“交流”。
清教明显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主张，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反封建斗争的现成的思想武器。
ps:我一点一点打上去的。看在我如此辛苦的份上该给点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