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怎么评价大清

‘壹’ 当时清朝也是世界主要强国，英国凭什么敢向清朝宣战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英国敢于对大清宣战，其实是有着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形成的。

从17世纪初到鸦片战争的两个多世纪里，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一个由褒到贬的过程。17世纪英国人对华评价比较高，传说中的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富裕程度都令英国人羡慕不已，受到了普遍英国佬的推崇。

然而到了18世纪上半叶贬华之风开始兴起。此后中国就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英国贬华言论日盛。正如英国评论杂志《不列颠评论家》在1821年指出的：“在过去60年间关于中国人的大众舆论经历了很大的变更。”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种变更仍在继续，而这种对中国的了解与评价的变化对英国对华态度与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种论断虽然听起来很夸张，但实际上当时大部分对远东有所了解的英国人都是这样看中国的。1839年10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就曾告诉内阁：一艘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两三只轮船和几只小型武装商船就可以把从北京到广州的整个海岸封锁起来。

当然，这种论断里面存在着极大的引诱成分，是诸如林德赛、巴麦尊这种战争贩子用来诱使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操作。

除此之外，当时英国还流行着一种中国人“欺软怕硬”的看法。这种看法在1831年在华英国人向英国下议院呈递的一份请愿书，表达得尤为淋漓尽致。请愿书中这样写道：“与这个国家外事交往的整个历史表明，对其政府傲慢和无理主张的坚定反抗，甚至用不完善的方式，或迟或早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友好与调和的意向。当澳门的葡萄牙人曾经保持独立时，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尊敬的对待，并且从事着广泛的有利可图的商业；但当他们采纳奴性政策时，他们却受到了蔑视；一个繁荣的殖民地已逐渐陷入了悲惨与衰败状态。甚至暴力经常受到整个政府的友好对待，而顺从与遵奉其专横的法律所遇到的回报只是严惩与压制。在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史上存在着许多这类事例.......”

正是上述种种言论，引导着英国舆论，最终在两院讨论中促成了英国悍然向清廷发起了战争。战争的结果么，大致上跟他们这些言论相去不远.......

可悲，可叹，但不可怜哎！

‘贰’ 为什么英国人对“干隆盛世”不屑一顾

18世纪中叶欧洲的“中国热”，让不少中国迷对古老庞大的中国有着无限的遐想和崇拜。他们都以为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充满宝藏的国度。甚至把《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信以为真，想象着中国人都穿着绫罗绸缎，戴着黄金首饰，让他们对中国产生无限的向往。

然而，这个时代的中国百姓一直没有摆脱中国农民有史以来以青菜粗粮为主的饮食传统，肉类、蛋奶基本吃不起。而春季百姓基本靠采野菜才能勉强生活，在干隆时期，吃糠咽菜的百姓更是占大多数。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的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很少，甚至还有干了一年不但没挣到钱反而还负了债的现象。如若遇上灾年，那更是举步维艰，甚至有很多农家卖儿卖女度过饥荒。

物质上贫穷必然导致人们在没有精神支柱中苟且生存，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尊严可言。英国使团抵达中国沿海后，因为不熟悉航线，要求当地的总兵帮助找人带路，总兵很快就答应了。紧接着英国人看到了这样惊人的场景：总兵让士兵们把熟悉路线的老百姓找来。但是来的这些百姓神情呆滞，面黄肌瘦，痛苦地跪在地下，苦苦哀求不要让他们去带路。

因为这样会让他们离家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会影响家人的生活，虽然苦苦哀求，但是总兵并不会因此而心软，还是命令他们必须去。在中国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但英国人却感到触目惊心，若是在欧洲，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的。英国人认为这是极不公正暴虐百姓的行为。从而让他们窥视到清朝的制度给平民百姓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

更让英国人惊讶的是，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多少钱，甚至连返回的路费都不够。有些逃跑的被抓回来后，惨遭毒打。从这些人瘦弱不堪的体态，就能看出来平时的生活极为贫困。让英国人看出干隆时期的百姓生活水平极为低下，是靠着这种做法维系着自己的统治秩序。

然而，那时的欧洲，人们就已经形成了人权观念，一个人就算再有权势，也是人人平等，不可仗势欺人。干隆皇帝以天朝上国自诩，自我感觉良好，坐井观天，不去观察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对百姓阶层的生活更是不管不问，他关心的是如何对得起祖宗，如何保住他们的家天下，以此为目标打造他的严密的专制统治。

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前前后后大半年的时间，虽然没有达到外交目的，但却亲眼目睹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不堪一击的真实状况。所谓的“干隆盛世”，不过是自吹自擂而已。英国人以给干隆皇帝祝寿为名的此行，虽然没有打开中国市场，但也并非无功而返，马戛尔尼看透了徒有庞大身躯实际极为虚弱的大清，对中国的迷信就此打破，也影响了后来英国对中国的政策。

‘叁’ 西方人对于明朝和清朝，是什么样的看法

欧洲人眼里清朝和明朝差距有多大

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皇帝，八卦，类似能拿来当板砖的论据，明清两朝的爱好者们，基本都拿来互拍个遍。却基本是唇枪舌剑，越战越乱。
为啥乱？彼此的立场都如此坚定，看问题的角度，自然各有不同，丁点好的优点，总是往大了夸，但凡是个缺点，逮住也往狠了踩，于是你夸我踩，自然混乱一片。
不妨找个中立角度：与明清同时代的欧洲人，都是怎么看待这两个朝代的？
从这些来自西方，关于明清两朝各个环节的记载里，彼此的高下可以立判！

1，农业水平

在十六至十七世纪，造访明朝的西方人笔下，中国的农业生产，让他们顶礼膜拜。最出名的就是传教士利玛窦的评语：“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为什么比欧洲富裕？传教士曾德昭赞扬中国农民体质好，生活态度开朗热情，有比欧洲农民先进的农具。西班牙人拉达惊叹于中国农村琳琅满目的农具，比如风力扬谷的扇车，能在山顶灌溉的超级大水车。水稻全是一年三熟，产量相当高，另外其他农作物的种植，种类更相当多。好些中国司空见惯的农具，当时倒卖到欧洲，全引起疯抢。
拉达还曾这样评价明朝农民生活：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
利玛窦尤其盛赞了广东省，说广东就是放大版的威尼斯，美丽富饶交通方便。至于大明朝？“他（明朝）整个看起来就是个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
这个“大花园”到了清代，又变成什么模样呢？以曾出使中国的英国使团成员巴罗的哀叹说：康乾盛世时代的中国农村，简直是“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沿途常见遗弃的死婴，北京城周围每年就有九千多弃婴，场面触目惊心。
同样叫英国人难忘的，就是清朝人的饥饿。当时英国使团的食物里，有些死掉发霉的猪和家禽，就被英国人随手扔掉了。接着惊呆他们的一幕出现了：周边的中国人全涌上来，疯抢这些食物。巴罗的惊叹说：“（中国人）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的也不放过！”
对传说中富饶的像花园的中国农村。巴罗的评价说：没有看过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2，城市水平
与农村一样，明朝的城市，也曾令那些造访的欧洲人惊羡。
同样还是拉达的叙述，作为当时欧洲最强国西班牙的来客，他眼中的明朝城市，大多建在河边，不但城墙坚固，而且街道铺的极好，两旁好多葱茏的树木，路面比欧洲城市要宽要直。房屋很漂亮。
特别吸引拉达眼球的，还有大明朝的福利机构：惠民药局和养济院。在拉达的记录下，明朝城市有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惊叹的事”，就是竟然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医院！
拉达去过的几个中国城市，竟没见过乞丐，明朝人告诉他，当地养济院可以收容无力生活的残疾人。而且“始终有充足的大米供应。”
而且哪怕是很小的城镇，食物也都很便宜，也常见大大小小的娱乐和宴会，以拉达的估算说：“超过世界其他民族，因为他们（明朝人）是富有而无忧无虑的。
而除了这些惊艳的外观外，明朝的城市，更有欧洲人赞叹的环境卫生水平。
利玛窦就曾对比过苏州与威尼斯，同样都是“水城”，但苏州除了繁华富饶外，更难得的是水质清澈。“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
在杭州居住了十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更有深情的笔墨描绘西湖风情：西湖水的清澈程度，简直到了“湖底细沙纤毫悉睹”的地步。为啥干净到这地步？曾德昭解释说，除了人民勤劳，更因明朝有成熟的卫生管理甚至垃圾回收体制，就连“扔到街上的破布”都可以回收。
而几百年后，当干隆的英国使团光顾中国时，对清王朝的城市水平，使团成员斯当东，只有几句冷冰冰的评语：很少公共游玩娱乐地带，公路既少又窄。
当然让英国人更惊讶的，就是清朝的城市，人真的很多，定海这样的小县城，都是人头攒动。而到了北京后，以巴罗的记录，北京东郊街道上，全是摊位和人流，整个大路给挤成一条线。
但这样繁荣的城市，给英国人最难忘的，却是贫富差距。同样是斯当东的感慨说，经过的每个城市，见过的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屋子，只有极少数是高大漂亮的房子。要么是穷人家要么是富有人家，中产阶层非常少。
至于大清朝的都城北京？在这些英国人的日记里，那真个是大多数房屋破败老旧，随处都能看见乞丐，而且道路质量差，一下雨就泥泞得走不动。最让他们开眼的是，城里居然还有荒地，好些坍塌的房屋都成了废墟，长满了荒草。

3，世态万象
在造访明朝的外国人笔下，也少不得对明朝人性格脾气的描述。
嘉靖年间曾客居广州的葡萄牙人克鲁兹，介绍给后人的，是一个充满文艺范的广州。逢年过节，都喜欢演奏音乐。而且毫不排外。他们这些葡萄牙人夜晚在河边纳凉，都常遇上乘坐游艇玩乐器的广州青年，然后他们就会应邀上船，一起弹奏音乐，场面其乐融融。
而且和后人想象中，那些自傲是“天朝上国”的明朝人不同，同样在明朝生活多年的葡萄牙曾德昭，却十分赞叹当时中国人的襟怀。说中国人非常谦虚，能够勇敢承认自己的不足。发现比自己先进的地方，就能虚心学习。而且还很讲诚信，尤其重视遵守时间与承诺。这真是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
利玛窦在写给西班牙税务司长罗曼的书信里，对中国人的素质，给了一个至高评价：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非常，太高太大了。如果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明朝的军队风貌，以拉达的说法，明朝军队之精锐，是可以横扫四方的。战船也坚固耐用，其火炮以西班牙船长埃尔提阿达的评价说：比欧洲火炮更精致坚固！
而同样是到了清朝，英国使团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却天翻地覆。
以巴罗的嘲笑说，清朝的中国老百姓，真的很怕官，平时不管多么放松，官员面前，立刻变得战战兢兢。
至于清朝的官？以斯当东的描绘：清朝的穷人没什么申诉的机会，做官就是中国人唯一的宗教。
英国人特别看衰的，就是干隆年间的清兵。在他们看来，清朝的海军船只，根本不适合航海，吃水太浅扛不住大风浪。至于陆军？以巴罗的说法，且不论武器如何，军队精神气质都奇差，感觉像跑龙套的演员。因此他们得出一个惊人结论：只要三艘战舰，就能摧毁中国海岸线！
4，形象影响
明末一系列介绍中国的图书，很快在同时期的西方火热起来，甚至引发一个流行欧洲上百年的热潮：中国热。
在这场中国热里，穿中国丝绸，摇中国纸扇，收藏中国瓷器，看中国皮影，养中国金鱼，都是常见的流行时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里特意建造了“中国宫”。英国女王更是个中国迷，以写鲁滨逊的那位作家笛福的形容：女王房屋的图案家具，都要中国造，且最爱中国汉服。
当然思想文化上的影响，更是持续热烈：早在明朝天启年间，拉丁文版的中国《四书五经》，就在欧洲闪亮登场，立刻引发震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欧洲人一直不遗余力，如饥似渴学习中国。期间对欧洲进步影响之深，正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形容：“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干隆年间英国使团团长马戛尔尼，就是在欧洲“中国热”时代长大，造访大清前，也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迷，其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正如他自己诗里形容：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攀登他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但等到真正踏上中国土地，见识了清王朝的百态风貌后，曾经的中国迷马戛尔尼，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评语：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与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作者：张嵚)

‘肆’ 干隆预想过英国要入侵，英国人对清朝有什么看法

干隆预想过英国要入侵，英国人对清朝有什么看法？

清朝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世界局势也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清朝能够认清形势，加快自身的发展，也许我们的历史会是另一种情况，但不幸的是，清朝有了这个机会，但最终却被自己错过了。尤其是清朝的隐居，可以说是其必然落后的一个典型特征。明朝中期以后，东方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有一个差距，但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一点，清朝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世界局势也开始发生很大变化。

除此之外，干隆不想和英国贸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帮派英国人们不够尊重自己，因为当他们看到自己时，他们不能跪下。这是皇帝无法忍受的事情。马戛尔尼但他们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们眼里，跪不是一件小事英国，跪着只能跪着耶稣，最终，清朝和英国实现公平贸易的机会丧失了。事实上，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伍’ 清朝不禁火枪，村民械斗，竟用枪炮对轰，英国当时是如何评价他们的

当时的英国兵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的农民真厉害，比我们厉害多了”，这个村民拿枪争斗事件发生在清朝时期的两广地区，并且根据史实可以推测，那个时候清朝的统治者并不遏制民间人士拥有火器，反而还颁布了一个法令，允许人民持枪用于打猎以及自卫，但有一点就是必须要到当地的政府进行报备。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争斗使得俩广地区的老百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锻炼，就比如说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大多数士兵就是由这些村民组成的，可以说战斗力非常强悍，一直向北攻打，直至打下了南京。

‘陆’ 英国人眼中的清朝：人民文雅而富裕，皇帝仁慈

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

我看到许多肉店，店里切肉的模样同我们的相似，我们不能说伦敦的肉类供应比北京好。

在这大城市里，同我们在自己的大城市所见一样，除了各种没有门面的商店以外，还有好几千人叫卖他们的货物。

认为中国妇女是被关在屋子里不准与外人相见的见解，是无甚根据的。会集观看英国使团马车队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1/4的人是妇女，这比例数字大大超过在我们自己国内所遇到的由于观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的妇女的数目。

我们在北京旅行时所见的妇女，一般的容貌极为娇嫩，面色是自然的优美。

干隆

这天是皇帝刚满85岁的日子，他登基至今已57年。他虽然有一双黑而锐利的眼睛，但是他的仪容则表露出他的品格上的仁慈与和善，和他的崇高地位上的稳重庄严。这是内心修养的结果，不是外表上的雄伟。

饮食

中国人制造糕点、蜜饯的技术是出色的，味道好，式样与颜色多种多样。他们的糕饼做的值得赞美，味道比我在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所尝到的更为适口。他们的发面食品与我在欧洲吃的同样轻松，而样式之多我相信集欧洲国家所有制糖果的名师也难于做到。

地方与驻军

运河两岸排列着大量的军队，全副武装，头戴大盔，军容极壮，行列间竖着各色的旗帜。

一个很大的雄伟的城市，有城墙，名叫“庆丰”。它的郊区直伸到水边，其地区之大也就可观了。……这城市的周围至少有8英里。从它的外貌和四周环境看来，无疑地，商业是繁盛的;从它的居民的服装和举止来看，同样可以说，人民是文雅而富裕的。

中午时分，大使抵达绿渚。在江边一个很大部队的军队戴着盔胄，全副武装;内中有一大队炮兵，整队而列;全部人数，看样子，有几千人;无数炫耀夺目的旗帜显得军容壮丽。炮兵队穿蓝色衣服，上绣着大炮的形象，与众不同;他们分成几个队伍，分驻在中心地点和队形的两翼。他们的炮比我们在中国国内曾见过的大得多。

在广州

居民服装与我已经叙述过的无异，但使我惊异的是，这城市虽已靠南，离北京很远，而在这冬季气候依然很冷，居民要穿上皮衣;这种衣服显然不单是一种奢侈品，或限于上流人士，因为我们所见的皮衣服装店很多，店里的皮料很丰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这些皮料装得很好，缝成外套，皮毛是向内的。

护送官王大人

他是第一等的官员，在中国的军队里有极高的地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他并不由于他的职位高贵而忽视他的责职，或在指导工作时失掉仁爱之态。不仅如此，在真诚的善良精神支配下他曾坚持不懈、继续不断地为为人服务而获得了一种友谊;在他同大使和大使的随行人员最后告别时感动到流泪。

对中国民间观感

通常在3月1日，依照自古相传的习惯，在全国各城市都举行大街上的街头演剧，使贫苦居民在无力享乐的情况下，聚集取乐;这一种善行要继续好几天，由皇家负担费用，所以在这些日子里从早到晚，下级百姓可以不花分文取得娱乐，并为他们的恩赐者祝福。

一般地说，人民具有健康的容貌：患过天花病的人除了在广州和澳门的沿海口岸以外，实在很少见到。有几种在欧洲不幸经常发生的病在中国看不见。

向干隆帝致敬

在我结束本文以前，不能不对这位伟大、显赫、聪明、慈善的中国皇帝致以崇高敬意。他治理中国近60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遍的呼声，他对他们的康乐与兴旺从未忘怀。在他管理司法方面的情况是：他保护他的百姓中最低微的人。

‘柒’ 英国来使对满清的评价有哪些

1807年1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从伦敦启程，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转道纽约时，一位美国商人带着一丝嘲讽问他：“您真的相信，您能改变伟大的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吗？”那位虔诚的基督徒答道：“不，先生，是上帝要这样。”

事实证明，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个上帝都会挠头的地方。马礼逊很快发现，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有一个王朝的傲慢与偏见。
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位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不仅留下了第一部中文版《圣经》和第一部《华英字典》，还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意味更加深远。
在马礼逊诞辰23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跟着这些文字，看到天朝强盛外表下的另一面。
危险的事业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诺森伯兰一个简朴的农家。由于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马礼逊自幼便受到熏陶，17岁那年，他开始对传教事业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接受语言、医学、天文、数学、神学等方面的教育。1804年5月，他向伦敦传教会申请成为传教士。
新教大规模传教运动是伴随欧洲工业文明的曙光兴起的，而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和独特的文明，都对西方教会有着致命的吸引力。1805年，伦敦传教会决定委派马礼逊到中国开辟新的教区，马礼逊欣然接受了任命，并悉心地准备自己的中国之旅。
当时，有人去伦敦大英博物馆访问，常看到这位青年坐在里面非常用功地看书，书上的方块字奇特而让人无法辨识。于是此人忍不住走过去问，这是哪个国家的文字？为什么要读它？年轻人回答，这是中文，是一种非常难懂的文字，但就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推动力”促使他去钻研。
经过8个月的旅行后，1807年9月8日傍晚，马礼逊抵达了目的地广州。岸边货船装卸的喧闹，河上民船来回穿梭时，船民们的大声喊叫，都让他感到极度兴奋。
然而，理想很快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负责迎接他的美国领事及英国商人，都不约而同地提醒他，“欧洲人根本不知道要住在中国及请中国老师教授中文有多么大的困难。”
19世纪初的清朝，执行的依然是雍正时期便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传教活动是被严厉禁止的。帝国的统治者们相信，一旦臣民们信奉了洋教异说，清廷的法令就难以实行，政权的合法性便难以维系。如同干隆皇帝在《四库全书总目》序中说那样，西方宗教“悠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
1805年12月，也就是马礼逊来华前不久，嘉庆皇帝刚刚重申，广东省务必禁止一切传教活动，除了商人以外，一律不准外国人在澳门居留，有内地百姓暗中接应的，应当惩办。这是“整风饬俗之要务”。
因此，马礼逊来到中国后，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一开始，他试图从衣着打扮上变得更像中国人，以期待和百姓打成一片，他练习用筷子吃中国饭，穿中国人的衣服。他按照中国人的姿势写汉字，这弄得他两侧肩膀非常疼痛。甚至于，他在头上挂了一根辫子，并且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手指甲留得老长——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不讲卫生的习惯。
但他很快察觉，这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他跟其他外国商人不是一个圈子，于是他又像其他外国人一样，穿上了白外套。
另一个麻烦随之而来，正如马礼逊一开始被告诫的，学习中文是危险的行为。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否则处以极刑。
马礼逊好不容易聘请了一个中文老师，这个人身上经常带着毒药，准备一旦被当地官府发现，随时服毒自尽。马礼逊“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老师”。
就连中文书籍，马礼逊也是偷偷买来的，有一次，他的男仆和人串通，在买书时诈骗了他30元，马礼逊明知真相，也只得接受。
令他更为不解的是，他发现自己要教中国人学英文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他在信中写道，没有一个中国人想学英文，只有少数中国商人跟西洋人学会了一些英文商品的名词，能够与西方人贸易往来，就以此为满足了。这似乎源于某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中国人见到我们时称我们是番鬼，他们认为我们很奇怪，尤其当我坐下来用中文同他们谈话，非常好奇，年轻的中国人此时会有意举止轻浮，表现不敬重我。”
停滞的帝国
1809年，马礼逊受聘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的译员，从而终于获得了一个在华居住的合法身份。他在写给教会的信中心境复杂地说道，这项任命首先可以使他居留在中国，也可以促使学中文，当然也有薪水。但是这项任命不利之处在于，这将占据他很多时间，从事与传教无关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权宜之计，马礼逊一边担任公职，一边暗中翻译《圣经》，并向身边的人们布道。
成为了译员，意味着将和更多的官员打交道。中国官员的优越感显然比普通百姓更强烈，在频繁地与中国官员开会后，马礼逊认为“中国官员们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
由于中国和东印度公司发生了贸易纠纷，1816年7月，英国派出了一个以阿美士德爵士为特使的代表团来华，与北京的宫廷调解。马礼逊被任命为随团成员。这使得他有幸得到了一次一睹天颜的机会。8月12日，英国使团船队抵达了天津，第二天出席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马礼逊注意到，英国特使和传教士只能坐在非常低的垫子上，而皇帝的随员则坐在铺着红地毯的地上。
双方随后就觐见礼仪开始了一场长达八天的谈判，英国特使被要求使用中国的三跪九叩大礼。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中方表示不强求这些礼仪了。但是，又催促使团立即动身赶赴北京，英国人走了整整一夜，次日黎明抵达了皇帝所在的圆明园，没有洗澡，也没有换衣服，就被领到了大殿门外。
英国人提出，经过了一夜行程，使团已经过于疲劳，要求延迟到第二天会见。于是一位中国大臣进入殿内启奏皇上，说英国特使病了。皇上恩准其休息，并派了一位御医来看病。御医发现英国特使并没有病，回去如实禀告。这触怒了嘉庆皇帝，他随即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解释真相。
嘉庆随即降旨要求使团立即离开，这次中英谈判宣告夭折。后来，皇帝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革去了相关责任者的官职，但中方没有就此次事件对英国人做出任何解释，只是在使团离开中国的当晚，派人赠送给英国人三件礼物，称为“赠品”，也收受了使团三件礼物作为回礼，称为“贡品”。
与它的傲慢相比，这个专制政权的执行能力令人生疑。1809年底，马礼逊在写给教会的信中提到，整个夏季沿海的中国海盗船不断在广东沿海烧杀抢掠，有数千居民被海盗杀害，有时在广州城的总督府都可以听到海盗放射土枪的巨响。但是中国水师战斗力非常差，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广州府曾请英国人协助剿灭海盗，英国人表示只要中国总督正式提出请求，他们可以协助，但中国方面却再也没有下文了。
另一份相关记载是，1822年10月2日晚上，广州外国商行以北的一家中国糕饼店突然失火，并蔓延到所有外国商行。破晓前，马礼逊连忙用中文写求援信给总督府，要求派人来推倒危险房屋和维持局面，到了凌晨5点钟，又写了两封求援信给中国官员，同时又写了一封直接送往两广总督处，但中国官员竟然无动于衷。火灾最终导致数千间房屋和商号被焚毁。事后总督说，他没有收到马礼逊的来信。
这个帝国似乎处于全方位的停滞状态中。在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时，马礼逊在序言中写到“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或士大夫的目的是扩大人们的知识范围。政府的目的就是……选拔优秀的人才担任官职，来统治国家。知识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等，都不在政府的考虑之内。”
事实上，这个帝国也并不像它表面上这样自信。据马礼逊记载，1814年，中国北方发生叛乱，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这是天主教徒煽动的，导致朝廷下令秘密调查澳门天主教与葡萄牙人的动向，还颁布谕旨，禁止百姓阅读民间小说，因为小说内容常常讲述“官府压迫与百姓反抗的故事”。
权利与义务
或许是因为社会的停滞，在马礼逊眼中，中国人对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如同他在广州见到的那样，在路边和市场的摊位上，随处可见摆放着出售不加遮盖的干巴巴的蔬菜。当地有一位名医，看病基本只用一种药，就是大黄，这位医生姓王，因此人们都管他叫“大黄王”。
另一种懵懂来自于法律制度上的，1822年，一艘英国兵船的水手与中国海岸上的居民发生了争斗，有中国人被杀。总督府要求英方交出兇手，根据中国的法律判处死刑。但英国人否认自己的人在此次事件中有罪。一些中国商人建议英方息事宁人，他们甚至建议英国指挥官，就说他们的船上有两人失踪了，这两个人就是兇手，因此也就没有引渡可言了。而在英国人看来，这种处理方法即使有效，也是十分荒唐可笑不能采用的。
随后，马礼逊参加了对中国的谈判。他首先承认，在欧洲国家里，外国人犯了杀人罪，应当受到居住国法法律审判，但是他不认为在中国应当如此，
“对两个国家，或两个人而言，双方都各有权利与义务，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言，也各有其权利与义务。可是中国人却不承认国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他们对外国人的要求是必须绝对地服从中国的法律，在其法律中不给外国人以任何实际的保护……事实上，中国的法律是由坐在公堂上审讯的县官高兴而任意解释和判决的”。
马礼逊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1820年末，他写道，最近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的一位官员持枪打死了一名中国人，据闻兇手已经潜逃，而中国官员前来调查时，发现船上有人自杀，便认为兇手就是那个自杀者，草草结案，“这种奇怪的法律模式却绝对有效地执行了。”这场谈判以英方的获胜而告终，兇手最终没有被交出来，而两国之间因为此次事件受到影响的贸易往来也恢复了。
这项开“领事裁判权”先河的事件，往往被后人视为传教士“侵华”的铁证。在远赴中国之前，他曾说：“中国人有许多受到较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他们不会在我们之下，只会超过我们。”而在1824年，当他回国进行公开演讲时，这种评价变成了“中国人对落水即将溺毙的人无意去施救。他们虐待家奴和妻妾。中国的公堂里，对尚未认罪的男女严刑拷打”。
无独有偶，马礼逊的好友，1793年曾随马嘎尔尼访华的斯当东也在《英使谒见干隆纪实》中说：“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在1824年写给教会的报告中，马礼逊用耐人寻味的口吻，中国人占全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我们基督教新教教会有责任去照顾他们。”
1826年5月，在英国休息了三年后，马礼逊重新启程回到了中国，并在这里工作到了1834年病逝为止。他被安葬在澳门。
七年之后，鸦片战争爆发，文明的尝试终究被武力侵犯替代。这一年，一败涂地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拥有80万军队，而英军只有7000人。
这些苍白的数据，仿佛都是一个王朝的昔年旧梦罢了。

‘捌’ 1792年英国使臣出访大清帝国，为何评价康乾盛世充满贫穷落后呢

英国使臣名为祝寿，其实另有目的。

1792年，英国以给干隆祝贺80大寿为由，派遣使臣马格尔尼造访大清帝国。后人把这场祝寿的出访之事理解为刺探军情，其实刺探军情是其一，而主要目的是打通与清国之间的贸易通道。

马格尔尼还说，清国根本不能与欧洲强国相提并论。清朝国内充满贫穷，国家99%的财富被1%的贵族占有，穷人在哀怨，贵族不思进取。

因此说，1792年英国使臣的出访，对大清帝国没有一点好的感觉。原本把清国看作为黄金地的马格尔尼对清国的评价只有贫穷和落后。

由此可见， 所谓的大清盛世仅仅是关起门来自己所吹嘘的盛世，他们不去别的国家，根本不知道别的国家到底是比自己先进，还是比自己落后。

‘玖’ 英国人眼中的干隆王朝是怎样的呢

干隆王朝一直以国富民安而闻名。

1792年9月26日，以干隆过寿为契机，英国使团前来贺寿。对这个“马克・波罗”游记里遍地黄金的神秘东方国家，英国使团一直抱有很大的期待。

‘拾’ 这个外国人为何把大清比喻为一艘破船

1793年，正值大清盛世，也就是干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为代表的庞大使团来到大清。

马嘎尔尼当时想，凭借军舰大炮、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武力已经征服了非洲、美洲等，堂堂的大英帝国怎么能下跪呢，于是马戛尔尼坚持不给干隆下跪。

干隆大帝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其余国家皆为蛮夷，无论是周边的国家还是远方的欧洲，还不都是自己的藩属，谁还不是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所以，双方互相看不上。

而这个在日记里把大清国比喻为一艘破船的外国人，也把他对大清的轻视带回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