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科举制度必将为西方所借鉴的原因什么
1，公平、公开、公正，改善了用人制度
2，拓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
3，可以培养大量的人才
⑵ 科举制的意义是什么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与封建社会其他所有选举制度相比 , 科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造成了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科举制使应考之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广泛搜罗人才，有着无可辩驳的优点。以考试取士，权在国家，考取者无私恩，黜落者无怨恨，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
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起过促进作用。科举制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造成封建社会的人才流动”。有一些平民通过科举考试可以上升为统治者；另一些官宦子弟却因科举失利而沦为平民。科举制度推动了不同等级成员之间的流动，为历代统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臣僚百官，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⑶ 科举制能传到英国的原因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实行的文官制度就脱胎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在推行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之前，西方各国实行的是"恩赐制"和"政党分肥制"。"恩赐制"，顾名思义是由国王（后来演变为总统）来将官司职赠予别人。"政党分肥制"是美国历史上盛行的一种以党派关系分配政府职务的制度，它是在两党轮流执政的背景下产生的。大选获胜的政党通过任命公职报答该党的积极支持者。无论是"恩赐制"还是"分肥制"，都有很大的弊端，使得(腐)败横行，政局动荡。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对此深感头痛，寻求改革却苦无良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科举制度进入了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的视野，为西方的先官制度带来了一剂良方。
早在16世纪，中国科举制度就由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传入西方。传教士们不仅对中国的物产资源感兴趣，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也使他们感到惊奇。在他们所着的《中国游记》、《传大的中国》等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并推崇有加。这些书籍曾在欧美广为流传，在此后顾之300年间，仅用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就达70余种。除了书籍的传播，一些西方政府官员和学者还通过报告、演讲等形式介绍和评价中国的科举制。如北京同文馆馆长马丁就曾在英国波士顿作题为"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报告；法国的大学者伏尔泰也曾在着作中对中国的科举制做过介绍和颂扬；西方学者卜德将科举制誉为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美国汉学家H·G·Creel则认为科举制度超越了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到19世纪，中国科举考试"自荐入选，统一标准，择优录取"原则的合理性，使西方的学者得到有益启示，逐步发展成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制度。英国文官制度的创建人诺斯科特和屈维廉两人都对中国科举制心仪已久，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并在英国实行的"公开竞争——公平考试"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是从中国学去的。随后，法、德、美等国都先后仿效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诚如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之后所说："英国推行考试制度最早，......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亦都是学英国的。"胡适也曾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时常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公开的客观的文官考试制度。没有一个国家的考试制度，能够像我们这样久远，严密与公开"。
⑷ 在与唐朝同时期的英国,创立了什么科举制度
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英国大网络全书中说：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经概括性地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中国科举制度是英国建立竞争性文官制度的基石，而英国文官制度又是其它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蓝本。（孙中山和英国大网络全书这两段话，表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明确指出中国古代考试选官制度与英国科举考试制度及现代各国考试制度之间的渊源关系这说明，中国古代考试选官制度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⑸ 英国官员考试制度的历史发展
19世纪后，英国两党制日益成熟，内阁开始由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组成，于是哪一个政党在竞选中获胜上台执政，就把各种官职作为“胜利果实”，进行公开分赃，分给他们支持者。所以每次执政党的更替，都要引起政府人员的大换班，使政府工作混乱。可见，无论早期的国王任用官员的制度还是后来政党间的官员分配的制度都存在极大的弊端。一个是营私舞弊，买卖官职使无功受禄的现象盛行，政府腐败工作效率低下。另一个是执政党更替，国家工作人员大换班，造成政府行政事务处理缺乏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严重地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文官选用制度，采取更为合理的方式选择官员，使政府的工作更为高效和具有稳定性被提上日程，英国近代文官考选制度开始了它的形成之旅。
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出版的《中国游记》一书曾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做法大加称赞，该书在1577年由英国人理乍得·威尔翻译成英文，中国的科举制度第一次在英国的刊物中出现。其后的1583年，另一个葡萄牙修士冈萨雷斯·多萨出版的《伟大的中国》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中第考试方法和内容。此书在罗马出版后，很快被译成英文，在欧洲广泛流传，引起英国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关注。十七世纪初英国牧师珀切斯的亚洲游记《续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一书中，更是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书中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整个科举制的运作过程，包括考生要需通过哪些考试，逐步获取更高一级的参考资格，主要的考试内容，考试形式等，同时，此书将科举制度评价为“无论身份地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一种高效而公平的选材制度，体现出卓越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年，罗伯特·波顿的《忧郁症的解剖》一书中，以旅行者们的记录为原始材料，首次将中国的科举制与当时英国的政治体制作对比，认为英国应以科举制为参考，改革政府的运行机制。17世纪中期以后，涉及科举制度各类书籍在英国已经较为常见，如1665年的《辉煌文明的古老帝国》；1669年的《驻华大使》；1688年的《中国新历史》，这些书籍的作者大都有实际来华经历，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进入18世纪，出版于1736年的《中国史》一书在英国影响较大，传播较广，书中同样详尽介绍了中国的教育，政府体系，科举制度等方面。据统计，在1570年到19世纪初，仅用英文的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员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就有70种之多，这些书大都从不同角度介绍和称赞中国的科举制度。
总之，这些在英国出版的，来自传教士，旅行者，商人，学者等有关科举制度的相关出版物的内容说明：首先由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自身特色与英国考试形式发展的相对滞后，科举制具备影响英国文官考任制度的时间和条件；其次，在英国文官制度正式颁布实施之前，英国社会和学界就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与了解；最后，英国文官考任制度形成于在报刊杂志对中国科举制度介绍赞扬和推荐的舆论氛围中。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官吏任用制度仍受封建恩赐的影响，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而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急需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为其经济的扩张出谋划策，选拔彻底有效的人员班子来充实政府的职务，对文官的选择和任用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改革的直接导火索则始于当时英国最强大的海外掠夺机构——东印度公司，许多人都试图挤入公司谋取利益，由于东印度公司对英国政府经济利益有直接影响，被整顿公司人事的改革被提上议程，而这次改革最初还是源于中国人的建议，在广州的公司人员的建议下，东印度公司决定采用直接从伦敦选送官员到印度任职的措施，选择标准则是“通才教育，择优选士”。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吏治改革直接推动了英国国内文官制度的改革活动，对于东印度公司的这次改革，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采用了考试竞争原则，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中国的科举制度，第一次被称为和火药与印刷术四大发明一样重要。而在1836年，曾任英国驻华总领事的弗朗西斯戴维斯曾这样表述道“科举制为东印度公司的吏治改革提供了遥远的榜样”，由此可见，作为英国文官考试改革先行者的东印度公司的吏治改革，无疑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深远影响。
⑹ 古代欧洲没有科举考试，他们是怎么选拔人才的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的科举制度被介绍到了西方。科举制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原则备受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世纪欧洲各国政府实行赐官制，文职官员的录用不进行任何考试。因此，像大哲学家培根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了求得一管半职，只好去巴结宫廷权贵。赐官制必然导致吏治腐败，“朝有南郭，野有遗贤”的现象相当普遍。
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克鲁兹，发现科举制与西方人事制度迥然不同，实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他对此很感兴趣，随后在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这个世纪末，欧洲就有了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详细报道。18世纪介绍中国最有影响着作是阿尔德的《中国概况》，其中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至1810年，《大清律例》被译成英文，也有关于科举的法律条文。
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地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即使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欧洲学者仍对科学制度称道不已。廉士在《中国总论》中说：“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欧洲人赞赏的是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
在中国科学制的影响下，欧洲开始废弃腐朽的赐官制，确立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早在1776年，英国着名经济家亚当·斯密就提议，每个人“被获准在任何机构自由从事某一职业前，必须经过考试或试用”。他的主张是受法国网络全书派的影响，而后者又是受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斯密提出选拔人才的原则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大约是在1800年。英国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国科举制度，面向全体国民，开科取士。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考试。此举受到种种非难，但英国行政改革者最终获得胜利，应为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1855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70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
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对应试者进行基础知识的笔试，低级职务的考试在地方进行，高级职务的考试才在首都伦敦。强调入选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当时的英国报刊就指出：“生活中没有什么能比这与中国所实行的制度更相似的了。”《大英网络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
英国文官制度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
⑺ 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自中国的科举制。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拘制、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导致任人唯亲，带来结构性的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而因政党更迭大批撤换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影响工作的连续性。而我国的科举制度倡导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平取士，唯才是举。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么一种文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为科举制度体现“机会均等”原则，这正适合了在资本主义启蒙时期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比起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科举选士无疑具有优越性。由于中国科举考试的示范以及文官考试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驱使，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相关资料：
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后半期。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是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前者着有《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作法倍加称颂，后者在《伟大的中国》中则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这两本书在欧洲出版后，广泛流传，尤其是后者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真关注。
英国文官系统形成时期(19世纪后半期)，其一些主要刊物《绅士杂志》、《伦敦杂志》等先后撰文介绍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主张采用科举考试制度。美国文官系统的形成，也深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1867年10月，《北美评论》杂志撰文称誉中国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度;1968年5月，一个州议员在向国会递交的报告中，专辟一章来论述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引起参众两院的广泛的兴趣。。“法国大革命在其教育计划中高度重视竞争性的考试。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
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拘制、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导致任人唯亲，带来结构性的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而因政党更迭大批撤换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影响工作的连续性。而我国的科举制度倡导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平取士，唯才是举。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么一种文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为科举制度体现“机会均等”原则，这正适合了在资本主义启蒙时期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比起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科举选士无疑具有优越性。由于中国科举考试的示范以及文官考试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驱使，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试，到1875年文官系统基本形成。1806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学院，1829年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它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科举 制 对 欧美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响，堪称为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18世纪之后，我国已落后于西方，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中国人不得不学习西文、西艺、西政，而科举制则是屈指可数的反被西方人学习的中国特产之一。
⑻ 英国的文官制度与中国的科举制有什么异同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文官选拔考试制度，是我国古代隋唐以后文官制度的基础，也是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渊源。二者同属于政治组织制度的范畴。不同之处在于科举制度只是一种人才的选拔考试制度，它既包括对文官的选拔，也包括对武官的选拔。而文官制度则属于人事组织制度。它不仅包括官员的选拔任命，还包括对官员的考核,奖惩等内容。
⑼ 科举制对世界的影响
一、中国科举制度对东亚文化与考试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1、对韩国的影响
高丽的科举包含制述、明经两大业，是模仿唐朝进士科、秀才科、明经科的结果。1369年，高丽又采用元朝制度，实施“科举三层法”，实行乡试、会试、殿试三阶段考试的科举制度。
2、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科举的基础《养老律》是以唐《永徽令》、《开元前令》为蓝本，确立了日本科举的基本内容与形式。据《养老律》载：日本贡举科目与唐制基本相同，包含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专门技术科目，考试内容也与中国唐代科举大同小异。比较而言，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尽管科举在日本只实行了约300年，但科举制对日本的影响仍十分深刻。
3、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的科举制度，从内容到形式几乎照搬中国。越南科举诞生于李朝，改革于陈朝，鼎盛于黎朝，发展于阮朝，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
二、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不仅被东亚一些国家复制和模仿，也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所借鉴。有史料证明，英国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的文官考试、美国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都源于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国家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美国学者柯睿格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论文说：“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美国汉学家卜德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⑽ 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吸取了中国科举制的哪些"合理内核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自唐武德四年（621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存续1300多年。在此期间，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在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维护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出现的选拔方法，科举考试与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步骤是一致和适应的，是上层建筑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对其历史作用不能抹杀。
首先，科举制度使统治基础下移，真正做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虽然有部分是依靠财富获取的，但更多的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而形成的。因此，大量出身低微贫寒的士子，可以通过科举使本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晋升。科举提供了一条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选拔人才的途径，也为社会下层分子提供了一条上进的途径，使社会不断进行阶级的对流，对巩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稳定政治和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次，科举选士制度的确立、健全与完善，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官队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举考试制度，严格奉行“三公”原则，即“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和“公正录取”。这是中国人才选拔方式长期演变的结果，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保证了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早期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来华后都对科举制度大加褒赏，向西方予以介绍，并希望为西方所采用。18世纪前后的西方有识之士极力推崇中国的科举考试和文官政治，并在此后相继仿效中国的办法，推行了文官考试制度。
一、科举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
（一）科举制最早在西方的传播
西方人中，到底谁最早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根据美国学者邓嗣禹在1943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说法，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加斯帕德·达·克鲁兹的着述。他曾于1548年航抵东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国；是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间，他用葡萄牙文写作的游记手稿在威尼斯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R·威尔斯将其译为英文，以“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为题，收入里乍得·艾登的《东印度群岛及其他国家旅行记》一书。克鲁兹在文中说中国官员们“必须有那项功名或头衔……他们效忠皇上，不避危难。他们奉行‘学而优则仕’。”文中还简要地提到了硕士、博士的情况。而另一种说法是，尚在克鲁兹之前，就至少有两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取士。而这两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经是中国监狱的囚犯，一个叫维埃拉（Vierira），另一个是盖略特·伯来拉，他们都是葡萄牙人。维埃拉是一支由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率领的葡萄牙舰队的成员，1517年到广州，在粤停留三年后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为皇帝举哀期间（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暂停海外交易的中国规矩，1521年9月被送到广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从广州监牢中维埃拉（Vierira）发出信函回国。他在信中就中国的外交、社会关系、吏制等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说到：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文人学士，“获得一种学位的每位文人学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后再升任到高级职务上”。盖略特·伯来拉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被中国海防军俘获，他虽不是当年葡俘中惟一写出自身经历的人，但他有关科举制的叙述可以说是最详尽的一个，这在其着作《南明行记》中有所体现。据他所说，察院要审讯囚犯和授予学衔。察院年年巡视，被选拔来充任要职的人则每三年会聚一次，在为他们准备的大堂里受到考试。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回答合格，够得到学衔，那察院不久就授予他们；但那些要当“老爷”的，在皇帝批准之前，不得使用帽子和腰带。考试完毕，测验通过后，要为那些得到学衔的人举行隆重仪式，经常要共同盛宴庆祝。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国考生是在严密监视的条件下进行考试时，也戏称中国应试者为“囚犯”，将他们等待金榜题名的人生得意之际，则称为“等待判决”。而且，他还发现同牢的中国“难友”中，竟有因考试落榜而蹲监狱者。
对科举制度记载更为详细的、对西方影响更大的是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编写整理的着作。门多萨的着作首次于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在罗马出版，目前在中国的中译本名为《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文中除了介绍了科举的竞争性，还介绍了如何授予学位，以及是如何庆贺的，对中国的科举极具赞美之意，他写道：“在当今世界上为人所知的国家中，这个庞大的王国是治理最佳的一个。”但应该说门多萨对中国事物具有一种近乎于不切实际的信心与心有灵犀的理解力。他在零乱的资料中敏锐地发现中国教育与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文明对知识特有的尊重。在那里只有饱学博闻的人通过国家考试才能成为官吏参与管理政府事务，任何一个人在学识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进入社会上层，这就意味着一种平等与竞争的健康的社会机制。这一发现对16世纪末西方封建等级社会是一大震惊，同时也预示着以后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科举与文官制度的利用。
（二）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随着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会主）一批批前往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同时又向自己的国家介绍中国的哲学和许多奇闻轶事，其中也包括科举制度。在这些耶稣会会士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在明朝末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自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至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在中国生活了28年，并被任命为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在《书信集》中，有不少关于科考的记载。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长信中，利玛窦应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绍了当月在南昌举行的乡试情况。他说：现在我就开始介绍中国科举，也希望您把这种制度介绍给您目前服务的公侯，要他们知道这在中国与意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区别！在管理、政治与秩序等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利玛窦作为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晚年时（他于1610年5月去世）以十分赞赏的态度高度评价了中国科举选士制度形成的文官政治，他认为：“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知识分子）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他们来掌理”（《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利玛窦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官政治优于当时的西方；二是间接地评价了科举取士制度。
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甚至将府试的日期都能写得清清楚楚，他对中国的考场（贡院）的描写更是极为详尽，将小单间大小、构造都描绘得如此细致，甚至注意到了小单间有防止考试舞弊的功能：“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座专门为这一考试而修建的宽阔无比的宫殿，四周围以高墙。考场内有许多套间隔绝外务，专供上面提到的考官讨论呈交上来的手稿。在这座宫殿的中心有四千多个小单间，每间只够放下一个人用的一张桌和一把椅。小单间构造得使相邻的人不能谈话甚至见面。当本地考官和朝廷考官到达这个城市时，立即被带到这座宫殿里各就各位，而不得与任何人谈话。甚至在评阅考卷时他们也不准彼此交谈。这段特殊时期日夜都有地方官的和军队的警卫不断在巡逻，以防宫殿内工作的人和外边的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任何接触。”“在第三天，要从指导行政的计划时将会出现的各种可能性中抽出三道难题或策论进行考试。答卷仍要写成一式三份，各份都说明作者对解决他选择来讨论的争论所要提供的判断。当各个候选人选定他要进行讨论的论题并记牢以后，他就进入负责官员指定给他的房间，默默地进行写作；每个人都必须把他的手稿再抄入一本特别带来的纸本上，在文章的最后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还要写明他祖上三代的姓名。然后这个纸本也要加封，只有负责人才能启封。每个人这样的手抄本可以随他用多少，并把它们亲手呈交负责人。这些抄本由专门指定的书记或抄手再重新抄过。为了防止任何徇私，抄本上都用红笔写上一个特别的字，然后再送交呈考官，而作者的笔迹则全部消除。这些不留笔迹的手稿才是送交考官评定的试卷。本人手迹本则编号与送呈考官的试卷上的符号相对应。遵循这种方法是要防止识别手稿并从书写的字体中隐瞒作者本人及其笔迹。”在文中利玛窦准确地介绍了中国科举考试为防止徇私舞弊而采取的弥封、红号和誊录制度。利玛窦对于中进士后的士子将会得到如何地位也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描写，他惊叹中国简直是一个“文凭社会”。
在新教徒中，另外一个较早到中国的是马利逊。他于1807年受伦敦会派遣，1809年受任为东印度公司翻译。1817年（清嘉庆十三年），他作为翻译随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1824年他返回英国，带去大批汉文书籍。他的代表作是汉英字典，在这部字典中他根据中文的原始材料，精辟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的科举制。他的记述迄今仍是有关科举制最重要的英文史料之一。
而奥伐罗·塞默多，汉名曾德昭，他是继利玛窦之后通晓中国语言文学的欧洲人。他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等通过《大中国志》（葡文名为《中国及其附近地区宣教史》）介绍到欧洲，引起一场中学西渐的浪潮。正如英译本序言所说：“他的辛勤撰述，已被译成多种他国文字，且为若干作家引用，在欧洲诸国深受欢迎。”曾德昭在其《大中国志》中给中国教育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他注意到了在德行、善举、孝顺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育的早期作用，曾德昭很推崇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在道德方面的开发，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品行不良的人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对考生进行考试的小房间作了详尽的介绍：它有4．5英尺长、3．5英尺宽、一人高，以及上面是如何的脏不可言。每个小房间里有一张桌子用作写字和吃饭，还有一把椅子。曾德昭强调小房间的“小”，突出了考生们进出通道的狭窄，也谈到了中国的三级考试，即学士（秀才）、硕士（举人）、博士（进士），还介绍了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
17、18世纪，随着一批批来华传教士的宣传和媒介作用，中国已在西方国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的科举制已为西方文化输进新鲜的血液，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已被当时的欧洲各国广为赞誉。笔者认为中国的科举制首先对法、德两国发生了深刻的作用，而且可能最早受到中国科举制影响的是德国。
二、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一）对法国和德国的影响
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之间，从17世纪末开始，出现了长达一百多年极不寻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着特征的文化交流史。
从伏尔泰的诗歌和其他作品中，我们知道他是中国文明最真诚而热切的崇拜者，是所有的“爱慕中国”者中最狂热的一位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自平民选择优秀人才为政府服务的方法很值得欧洲各国模仿。对中国文明始终加以赞扬的伏尔泰，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也赞不绝口，不过伏尔泰美化中国科举制，其目的是利用中国来攻击法国封建王朝的专横。
一般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却用中国的科举取士谴责法国的以财富买官。孟德斯鸠读过不少欧洲汉学着作和中国典籍的译作。他从他的中国朋友黄嘉略处获知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材料，并将他们之间的谈话做成笔记，内容涉及中国宗教、政治和法律、历史、文字、民俗等。他在与黄嘉略的谈话中认为中国历代帝王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中国没有世袭的官吏和贵族，皇帝通过科举等途径选拔官吏。凡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经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机会。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这有助于以儒家思想治国。除科举外，地方官吏还可以向朝廷荐举品德高尚的人充任官员。这种制度有利于提高官吏的素质。而法国实行卖官鬻爵制，宫廷以此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其结果是官员极端无能，唯以敛财为目的，百姓深受其害，而且代代相传，遗患无穷。
魁奈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在其着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专有一节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人一旦获得进士的荣耀称号，即无必要再为贫困而担忧，对他来说，这个称号本身就是一种保障。除了他能从亲戚和朋友那里收到不计其数的馈赠礼品以外，他肯定会被任命在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任职……。”
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教育受中国竞争性文化考试原则影响很大，而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通过学者们（尤其是伏尔泰）的宣传，在法国已是众所周知。
除了法国以外，德国也是较早提到中国的科举制并加以采用的西方国家，而且可能是最早吸收中国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平等竞争、公开考试的国家。德国着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欧洲重视研究中国的着名学者之一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年）是一个有远见的学者，他在《中国新志》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中西文化应相辅相成的见解。曾多次建议西方君主向中国的科举制学习。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的着作中也有类似反映。正是这些学者的大声疾呼，于是在德国大地上还是小邦林立、战火纷飞之时，威廉占据普鲁士王权后就实行了一种“开明专制”的统治，并着手对官吏制度进行改革。当时考试制度已在普鲁士运用，如挑选军队中的军法官，就必须采用考试的方法。1713年，威廉一世规定所有的法官、律师等都必须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后任命。1737年，考试的范围又扩大了，规定凡与司法行政有关的官吏都必须事先通过考试才能任命。1743年，菲特烈大帝规定凡到政府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先进行实习，期满1年后经过考试，合格的才可正式录用。1770年，政府又颁布法令，对考试内容、范围及其它方面加以补充，规定凡要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官员的，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凭，而且还要经过政府部门的考试。从这些措施我们可以看出，18世纪时，德国的文官制度已初具规模了。而其官吏制度的核心就是考试制度的运用，无疑是借鉴了中国的传统科举制度，吸收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精髓--平等竞争、公开考试。此后，德国的文官制度虽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并未作多大变动，德国的魏玛宪法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虽然法国、德国早期就吸收中国科举制精髓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但是较不稳定和正规，对其他国家影响也较小。而英国在16世纪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它于1855年以后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而卓有成效，因而后来被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所仿效。英国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文官考试制度影响的典型国家和重要中介。难怪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中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二）对英国的影响
G·L·斯当东爵士在《英使谒见干隆纪实》一书中写道：“中国的考试据说永远公开举行。监考人员以及到场的长官和地方官员不许存一点偏见私心。举子得参加笔试及口试两种，这一点同英国大学考试制度有些近似。录取的人不止于取得一个科名，而且是做官的必要途径。即使考试落第的人，只是由于他参加了考试，有助于社会文化，也可以取得从事若干职业的身份。这种考试制度对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是公开的和平等的，没有人被排斥在这种机会之外。但事实上富人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比穷人子弟多，自然录取的机会也比穷人子弟多。虽然如此，有些天才的穷人子弟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制度脱颖而出。至少有这种可能性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安慰。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来的，这也增加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除非考试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有学问和才干的人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除非有特殊原因使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这种制度对维持社会秩序是有利的”。他赞扬了中国的科举制和中国政府。
英国人麦杜思在中国封建制度已进入晚期，科举选士这一政治制度也已严重腐朽、凝固僵化了的19世纪中叶，在他撰写于1847年间的《留华札记》中，仍极力主张西方国家仿行中国的“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高度赞誉：“中国的国脉之所以历久不坠，纯粹地完全是由于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于能起用贤能有学问的人。”对于麦杜思对科举选官制度的这一评估是否具有科学性，当然还要作具体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国家管理人才也不都是最优秀的人才，读书人中的精英豪杰也未必如唐太宗所标榜的“尽入吾彀中”。诚然，即使在现代社会，也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哪种人才选拔制度能够确保这一点，毫无遗漏地把所有优秀人才“入彀”，为国家所用。要求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完全做到“野无遗贤”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审视，麦杜思的评估是有道理的。
应该说在英国有着一大批中国的崇拜者。其中密迪乐最为持久并几乎是狂热地鼓吹实行中国科举制，他坚持认为：“中华帝国之所以长治久安，其原因仅仅是也完全是因为它有个只提拔德才兼备者的好政府。”他强烈呼吁建立起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水平，并促进大英帝国的团结。而英国人约翰逊更认为：“知识和显赫是一回事，升迁是品德和能力提高的结果。”科举制使任何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才具取得官职，即使皇亲国戚也是这样。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英国学者强调的不是中国科举制的具体实施的细节，而是合乎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内核和竞争的精神，这就是考试制度，公开竞争。一般学术界、教育界人士都认为，英国18世纪开始实行的考试制度是直接模仿中国的。《大英网络全书》就曾指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于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
（三）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文官制度是在英国文官制度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来的。但仍有详尽的证据表明美国文官制度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重要影响。
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联邦政府任用官员的制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华盛顿总统到亚当斯总统，任用官员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品格；第二时期是从杰克逊总统到1883年，任用原则是“政党分赃”；第三时期是从1883年现代文官制度确立以后，任用原则是“竞争择优”。
1868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人马丁博士（中文名丁韪良），出席了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会议，并宣读了题为《关于中国的竞争考试》的论文，在文中他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像新近实行文官考试的英、法、德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并向长期有效地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其中说到：“在中国这种制度最为成功，如果此次能从他们的经验中获益，那么这不是第一次获益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和火药、造纸术一样，这也会是我们大的获益的经验。他们的这些贡献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影响了现代社会彻底变革，其他的对经济文化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应该承认，如果我们采用了他们的测试候选人能力及为政府提供最佳人才的方法，那么我们心中的获益绝不会比刚才提到的那些发明对我们的影响少。”
另一位美国人施惠廉写了一本《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帝国--中国与美国》，在书中也极度赞美中国的科举制度，推荐美国政府采用。终于，任用制度的改革开始了，首先是从举行考试开始的。1853年，国会对一项拨款法案作了修正，要求“通过考试”来挑选政府工作人员，以使他们不致因无能而坏事。考试在这里一举而被提出了。然而，那时参加考试的往往只限于被提名的少数人，所以仍不能保证最合格的人入选。1870年内政部长D·科克斯发出行政命令，要求用公开竞争考试作为挑选政府工作人员的基础。1871年国会通过了一项至今有效的法案，授权总统制定有关美国文官的规程以提高行政效率。格兰特总统仿效英国建立了一个文官事务委员会，协助起草有关规程，并监督公开竞争考试的进行。这个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因为国会不予拨款而于1873年中止了活动。但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会终于在1883年通过了《调整和改革美国文官制度的法案》，即《彭德尔顿法》。从而确立了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功绩制原则，奠定了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的科举制在16世纪就为西方国家所悉，西方人把中国看成是西方文官制度的故乡，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项选官制度之所以盛行一千多年，原因就在于它留下合理的内核和竞争的精神，这就是考试制度和公开竞争。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变迁了，合乎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潮流即考试、竞争制度却长期被推行。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应该说西方文官政体是西方各国结合本国国情所创立的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官政体源于中国的科举制，而又在中国的科举制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选选机制对近代西方文官政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科举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我们更需从科举制中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精神，以期获得启迪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