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革命是如何处理土地问题

⑴ 对英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实行不同土地政策的评价

英国 英国在宗教改革中没收教会土地。从世纪末芹皮桐到世纪中期，英国进行圈地运动，夺取农民土地，圈地运动改变了英国的阶级关系，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2．法国(1)君主立宪派当权时期，颁布一系列政策，动摇封建社会握敏的基础：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嫌坦、取消封建特权、没收教会财产、取消关卡；颁布《》和《》。但是没有废除，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财产不平等和选举权的财产限制。(2)吉伦特派当权时期，普选产生；颁布土地法令：分配公有土地，无领主土地废除封建义务。(3)雅各宾当权时期，通过了、、、、、。但实行了恐怖政策，限制了资产阶级利益，导致内部矛盾尖锐。，(4)拿破仑统治时期，建立，鼓励工商业发展；颁布《》，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立法规范；保护制。但是由于个体小农的大量存在，致使法国的工业革命因为狭小受阻，不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在进入垄断时成为法国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的重要原因。

⑵ 分别说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在处理土地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英国：圈地运动
法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将土地分给农民购地款10年付清。
美国：西进运动和林肯政府颁布的《宅地法》。
俄国：1861年改革中，农奴以高于地价数倍的价格，出钱赎买份地。
日本：明治政府颁布法令，废除买卖土地的禁令。
德意志，意大利没有！

⑶ 工业革命过程中各国如何处理土地问题

法国将土地给了农民,确定了本国的小农土地所有制,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对法国经济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阻碍效果,使得几次工业革命没有完全的进行下去 美国主要还是西部大开发颁布了宅地法,愿意定居耕作的就可以获得土地,大大促进美国的西部开发,为敏世当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动力氏拿改,并让南方的农奴大庄园制经济彻底瓦解 英国主要是贵族的自发的圈地运动,让农民失去了土地,但另一方面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实了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对英国的工业歼判,科技,经济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⑷ 英法美俄日等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分别是怎样解决土地问题的，对其资本主义发现有何影响

英国：圈地运动
法国：雅各宾排是把土地按小块卖给农民，后来拿破伦颁布《民法典》以法律形式确立。
美国：西进运动；林肯颁布《宅地法》
俄国：农奴制改革
日本：明治维新，承认土地私有。

影响：都促谈神瞎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法国瞎改资本分散不利于工业革命，含空俄国、日本保留大量封建残余。

⑸ 英国圈地运动是怎样产生的

从15世纪开始，英国社会发生了一场被马克思成为“羊吃人”的运动——圈地运动。此运动是由英国乡村的一批有产者发动的，他们或是具有政治和社会特权的贵族，或是经过几代人辛勤经营而致富的富农，抑或是积累了财富的自由农。

这批圈地者通过软硬皆施的手法，将村庄中村民手中的土地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有时是直接利用钱赎买，有时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与社会权利，强迫同村的贫苦农民去城里工作，自己则侵占他们的土地，亦有时是趁着灾年向贫苦农民放贷或是直接要求贫苦农民把土地低价卖给自己。

此次起义虽然还是被镇压，但是，凯特兄弟领导的起义以及其他各种反抗事件，大大地震撼了农困森村的投机者们。他们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剥夺其他人的土地，于是圈地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放缓了。农民以武装斗争的形式维护了自己对于土地的权利，这些自耕农也是17世纪英国革命中携尺段新模范军的主力。

⑹ 比较英法大革命

相同点：
英法革命的背景、原因郑链、性质和最后结局，基本上是相同的。都因封建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而起，都属资产阶级革命，也都使政权转手并实现了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不同点：
第一，在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是与新贵族结成联盟，这就决定了革命必然保守；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是与人民群众结成联盟，革命当然会彻底。
第二，英国革命的舆论准备是清教运动，从而使革命披上宗教的外衣，也是保守性的表现；法国革命的舆论准备则是富有批判精神的启蒙运动，直截了当地批判封建制度，不仅不披宗教外衣，而且还提出了无神论，表现了彻底性。
第三，英国革命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只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给农民带来了灾难；法国革命的土地政策，特别是雅各宾郑丛空喊瞎派的土地立法，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民主道路。
第四，英国革命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保留了国王；法国革命建起了共和国，废除了君主制，自然更为彻底。

⑺ 比较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政策有何不同

楼层: 1
[思路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英国采用拍卖王室土地和圈地运动合法化政策使土地大多落晌租敏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而不利于农民。而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分成小块卖给农民的土地政策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土地，因而最为彻底，其实这是按劳动人宴枝民的感情标准去评判历史。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土地政策应该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标准去衡量。英国土地政策使革命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得到确立和发展，广泛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为后来工业革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原料、资金和劳动力。而法国的土地政策则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小农阶层，而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分散性、保守性和脆弱性，使法国工业革命缺乏必要市场、原料和劳动力，严重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两次工业革命中法国落后受阻因素都与此有关。由此看，英国的土地政策比法国更彻底，更革命。

[解题过程]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圈地运动中,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农村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牧场和农场，出现了农业工人。资产阶级革命以型悔后,圈地运动公开地大规模进行，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沦为雇佣劳动者。
在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用分期十年付款的办法卖给了农民,公有土地一律归还农民。
英国的特点是土地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法国则是土地分散在个体农户手中，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小农经济。英国的方式促进了英国的农业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雇佣劳动力和原料、市场条件；而法国的方式则造成农业生产落后，国内市场狭窄,不利于法国经济发展。

⑻ 为什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不彻底性

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浓厚的保守性，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二十
多年来，我国史学界一直持有这种传统看法。这种观点大概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三十年代。
1938年8月9日，在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联名提出的“关于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
中建议，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世界近代史应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开端，而把对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详细论述放在中世纪的教科书中。当时，苏联史学工作者根据这个意见编写了
世界史大、中学教本，其中根本没有专述英国革命的章节。二次大战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
虽然划到了1640年开始的英国革命，但仍认为这是一次具有保守性质的革命。五十年代以
来，我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基本上承袭了当时苏联的体系，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评价，
自然也照搬过来，至今未变。
然而，这是很值得商榷的间题。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英国革命史以及有关早期资产阶级革
命，就会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保守性这一传统观点产生颇大疑问。本文试提出一些粗浅
看法，以期引起对资产阶级革命及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等问题的讨论。
证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保守性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围绕土地问题提出来的。传统观点认
为，英国革命的结果使大量土地集中到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而没有满足积极参加革命
并成为主力军的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这就从社会经济基础方面说明了这一革命的保守性。
就土地问题而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当然是要改造现存的土地制度，保证其适应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那么英国革命是否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其标志是什么呢?试先分析
革命时期英国土地所有权的演化过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直接的经济后果是造成了土地集
中。当然，大土地所有制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在业已集中的大
地产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他们是怎样经营的，换句话说，掌握大地产的那些人的阶级属性及
土地经营方式决定问题的性质。
从十六世纪开始的英国土地大规模集中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圈地运动及
对王室、封建贵族和教会土地的没收和出卖。革命前，对圈地最热心的是中、小贵族，即阶级
属性逐渐发生变化的新贵族。因为在“价格革命”时期，这些依靠货币地租生活而收人本来
就有限的中、小贵族受到的影响最大，而羊毛业的发展又为他们进行圈地，改变土地经营方
一48一式创造了条件。革命期间及革命后，旧封建贵族大多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大规模进行圈地的
自然主要是已经直接或间接进行着资本主义经营的土地所有者—以前的新贵族。土地买卖在英国很早就出现了。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时，没收了占全国耕地六分之一
的寺院土地，除了把一部分赠给他的宠臣，其余都被拍卖了。许多伦敦大商人、银行家及企
业家都抢购了不少寺院土地。革命前，遇到财政困难的斯图亚特王室和由于奢侈无度而破产
的旧贵族，接连不断地出卖土地。这些土地也大部分转人已经依靠新的经营方式而发财的新
贵族手中。1561一1640年间，王室土地减少75%，封建贵族土地减少50%，而新贵族的土地
则增加了25%。
革命期间，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更大规模的转移。1643年3月27日和9月21日，国会分别
颁布法令，没收了教会、王党贵族和王室的土地。其中主教的土地是最早出卖的。1646年10
月9日通过了取消英格兰及威尔士大主教职位的法令，随后以这些土地作为政府向伦敦商人
借债的担保。一个月后土地出卖时，自然落入持有票据的伦敦商人手中。1649年4月30日，
国会通过出卖副主教及教会土地法案，购买者多是曾贷款给政府十万镑的伦软资产阶级，以
及土地债券的持有者。虽然土地债券是政府作为欠晌的保证发给军官和士兵的，并规定将来
可以凭券领得土地，但士兵们多因缺钱而早将债券贱卖给高级军官和投机者了。虽然法令也
规定教会土地上的农民在三十天内有优先购买权，但是最小单位的土地价也需一百镑，当时
农村劳动力一年收入才不过四、五镑，他们自然难以获得土地。王室土地是1649年7月16日
根据法令出卖的。由于同样原因，这些土地也多数落人资产者、新贵族、军官和包卖商手
中。对于没收的王党贵族土地，则采取了赎金制。根据规定，王党贵族可以先交一半赎金赎
回土地，但如果其余的一半到期不能交款，还要重新没收土地。结果，很多贵族因难以凑齐
赎金而失去了大量土地。
据统计，1651一52两年，购买土地者的社会成分如下:贵族仅占9.42%，土地持有者和
租佃者也只占10.87%，大多数买主是伦敦的资产阶级，其中商人占50.73%，文武官吏、债权
人和其他富人占28.98%(阿尔汉盖莱斯基:《英国十七世纪革命时期的土地立法与农民运动》，载《史
学译丛》1957年第2期)。1652一54年间出卖的土地最多，占全部出卖总额的88%，在登记入
册的403个购买者中，有138人能确定其社会身分，其中伦敦资产阶级70人，军官19人，贵族
13人，官吏n人，租地农场主10人，各种债券持有者和富人10人，农民5人(刘柞昌:《英
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第204页)。
与上述情况大体相同，在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后，那里被没收的土地也大都为资产阶
级、商人和高级官吏所占有。护国政治时期，通过对王党征收高额人头税，又使大量土地落
入资产阶级手中。
1660年复辟后的土地政策，是以复辟王朝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让步为特征的。政府不
得不基本上承认土地关系变化的既成事实。虽然查理二世也曾出钱替教会及王党分子赎回土
地，但实际上物归原主十分困难。首先，因交纳人头税和土地赎金而私自出卖的土地已无法追
一49一回，由于这种土地的私人买卖性质使得新的土地所有者受到法律保护。其次，被没收而拍卖的
土地在多年动荡后，原主想要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不但麻烦而且要耗费大量钱
财，所以只能满足于得到一定的赎金而放弃土地。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大地产的所有权就是这样大量集中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由
于革命造成的土地和权力的再分配，这些新贵族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小贵族，而成为所
谓土地贵族了(参见林举岱:《英法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4期)。如
果说革命前的新贵族尽管已资产阶级化但还仍属贵族范畴的话，那么革命后的土地贵族，虽
有贵族头衔，但其阶级属性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大体可归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了。恩格斯
认为:“光荣革命”以后的土地贵族，“虽然被称为贵族(就象现在这样)，其实早已向法国
的路易一菲利蒲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他们的习惯和
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3页)这里
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掌握了大地产，特别在于他们根本改变了经营方式。这些土地贵族或雇
佣农业劳动者经营土地，或把土地租给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后者再雇佣农业工人进行生产。
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
旧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资本论》第3卷第901页)这时，土地贵族收取的
地租构成已经不是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而是超过农业生产给租地农场主带来的平均
利润的余额，这种地租的基础也不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或超经济强制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
雇佣劳动制。因此，“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1页)或许因为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资产阶级革命
后的土地贵族或大土地所有者划归为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或派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7卷第盯页，第37卷第278页)。
这样看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改造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任务，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在农业中的确立，它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因而，不能说明所谓保守性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像法国革命那样把土地分给农民，否则就是保守的和
不彻底的。这涉及到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解决土地问题的标准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
夺，以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694
页)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土地问题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恰恰不是分给农民土地，而是剥夺农民
的土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
(包括土地)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历史上，在西欧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存在的土地所有权主要有两种:第一，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它以统
治与服从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为特点。第二，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它以农业劳动者与土地的
直接结合为特点。这两者都不是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权，虽然它们一般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发
展阶段。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志同工业中一样，是实行雇佣劳动制。因此，这种生
一50一产方式的必要前提，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彻底与否的标志就在于:一方面使土
地所有权从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
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在英国，十四世纪末农奴制的解体大体上解决了第一方面的问
题，而十七世纪的大革命则基本上解决了第二方面的问题。可以说，英国革命是更彻底地为
资本失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解决了土地问题。当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状态来
说，确实是从零散的小商品生产的制度和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
44页)而且，一般说来，农民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是封建土地所有权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
的过渡，但这毕竟不能成为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标志。这时的农业，按《资本论》
的说法，尚未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属于一种由已经消亡的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生产
方式。剥夺农民当然是残酷的，英国革命的结果确实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农民的无比痛苦和
贫困。但是这一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发展资木主义，而“‘人民大众的贫困化’……不仅不阻碍
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地，它正表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条件并加强着资本主
义。”(《列宁全集》第1卷第86页)
资本主义对农业以及土地所有权的改造可以有不同的途径，但历史证明英国革命所走的
是一条最迅速、最彻底的道路。革命后，由于土地集中，英国迅速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
一百英亩以下的农场显着减少而三百英亩以上的农场显着增加。据计算，1740一1788年间，
农场数目减少了四万多个(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1958年版，第264页)。十七世纪末，英国
地产的平均面积约七十英亩，到1780年就扩大到三百英亩(上海师大:《世界近代史》第91页)。
大农场的出现有利于采用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农业技术设备，从而促使农业飞速发展。革命后
英国小麦出口量逐年倍增:1697一1705年为116万夸特，1706一1725年为548万夸特，1726一
1745年为708万夸特，而1746一1765年则达到951.5万夸特(《人民的英国史》第263页)。
农业劳动者与土地的迅速分离也促进了英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在革命开始年代，英国
还是一个农业国。到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年，英国人口的五分之四还是务农的(《资本论》第l
卷第781页)。据威廉•配第1665年统计，英国土地、房屋及农具的资本价值为二亿一千万镑，
而其余的资本价值只有四千万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第29页)。革命后土地的迅速集中使
英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十七世纪末，英国农
业劳动者中已有40%离开农村，其中大部分被工业劳动力市场吸收(RobertBrenner:《纯rari-
》，载((pastandpresent》1976年第2期)。到1831年，英
国劳动人口中从事农业的只有28%，而差不多同时，法国还有63%的农业劳动人口(B.H.slicber
andvanBa，h:((TheAgrarianHistoryofWes，ernEuroPe))第238页)。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
面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一方面扩大了自由劳动力市场，从而刺激了
工业品生产，为手工工场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具体数字参见倔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
第19卜193页)。唯其如此，才使得在十七世纪中期工商业还落后于其它欧洲国家的英国，竟
首先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业革命，而其它一切先进国家却落后整整一个世纪。
一51一英国革命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如此迅速地为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这种经济结构的
性质当然决定了政权结构的性质。反过来，这也是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政权作用的结果。
证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保守性的另一主要论据是围绕政权问题提出来的。传统观点
认为，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联盟，由此产生双方的妥协，其结果是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这
就从政治上说明了革命的保守性。
从革命这一概念的科学意义上讲，其首要的和基本的标志是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
到另一个阶级手里。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英
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是否表明了政权的易手呢?上面已经谈到新贵族的阶级属性，因此资产
阶级与之结盟并未改变向题的性质。这里仅从资产阶级与王权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分析。
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资产阶级与王权有过密切的联姻，英国也不例外。从都铎王朝开始，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就是
相依为命的。资产阶级为了生存，必须与王权联盟。只是当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起来而不再
需要王权的保护，同时封建王朝也感觉到自身的统治受到异己的新兴力量威胁时，这种联盟
才开始破裂。其标志可以说是1588年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胜利。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开始为
政权而斗争了。因此，革命造成的资产阶级与王权的联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变化
了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联盟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由于革命的沉重打击，英国封建王权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复辟时期的王权反动只是
君主专制制度临终前的回光反照。这一时期，不仅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就
是王朝的政治权力也已成强弩之末了。1681年查理二世逮捕反对君主制的国会反对派领袖莎
弗茨伯里，并以叛国罪为名将他关进伦敦塔，但很快就被陪审团宣判无罪而释放。1688年詹
姆斯二世以诽谤罪逮捕反对恢复天主教的山克芬夭特等七名主教，也被陪审团宣布无罪释
放，伦敦市政府甚至决定在城内张灯结彩庆祝这一胜利，向王权示威。实际情况正如当时法国
驻伦敦大使向路易十四报告的那样:“这个政府因为有个国王而貌似君主政治，其实根本不
是君主政治。"(《人民的英国史》第218页)詹姆斯二世缺乏他的兄长那种洞察事物的能力和委
曲求全的耐性，过分触犯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和感情，因而被迫出逃法国。随着王朝
玉玺被他投人泰晤士河，专制王权在英国寿终正寝了。
在“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政权中，王权实际上等于零。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
等一系列法案依照资产阶级的统治原则大大限制了王权。到了十八世纪初乔治一世时期，国
王甚至不再出席内阁会议，并且实际上已没有对议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的权力了。尽管国
王还保留任命大臣的权力，但第一，他必须从议会多数党的代表人物中选择，第二，如果议
会要求免去某大臣职务，国王必须服从。就连王室的预算及其使用也受到严格控制。威廉三
世的王室预算从过去的二百万镑减少到一百二十万镑，并且规定其中只有六十万镑可用于宫
一52一廷和管理开支，其余要用于海陆军建设(转引自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第224页)。表面上呈
现出来的是王权对议会的屈服，实质上反映了政权的易手。不仅如此，行政权也同立法权一
样脱离了国王的控制。1721年罗伯特•沃波尔内阁的成立，标志着行政权从国王及其枢密院
的手中转到了伴随两党制而出现的内阁手中。
归结起来，英国资产阶级与王权的关系史可以以英国革命为界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
如果说都铎王朝时期，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相互依赖而政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专制君主手
中，那么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则表明王权已经归附于资产阶级强大的经济力量，成为这一阶级
的奴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随着革命后矛盾主要方面的转移，君主立宪政
权的资产阶级性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就政权形式来看，人们往往认为资产阶级从来就应该搞共和制，而君主立宪到底要比共
和制保守。对这个问题要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分析。应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君主立宪制是
资产阶级所必然采取的最适宜的国家形式，恰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我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
来评价历史，就是说，不能硬把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应该实现的历史任务，强加给工场手工业
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共和制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成熟的标志，而君
主立宪制则是最符合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当中
最成熟的阶层是金融资产阶级，在英国则是长老会派代表的那部分人，即上层新贵族和银行
家、包税人、大海外公司的股东、购得专卖特许状的大商人等。他们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
代表，他们从革命中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且真正成熟了的革命果实也必然由他们的政治
代表来掌握。君主立宪政权正是当时掌权的大资产阶级、上层新贵族本身所要求的，是他们
建立稳定的资本主义正常秩序所使用的工具。同时，这也是这一阶级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
凡是超出这个成熟基点的一切社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保持既得成果而不得不跨出的更远的
步伐，一旦成果巩固，跨出的步伐就会后退，回到成熟的基点上来。英吉利共和国的倒台，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超出了资产阶级成熟的基点。它同后来复辟王朝的政治反动一样，是偏
离当时革命的现实目的这一重心的社会摆动。只是在经历了这样反复的社会动荡后，重心才
确定下来，并成为新的历史发展的出发点。
君主立宪制作为上层建筑，丝毫也不影响它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服务，恰恰相反，
这个政权发挥了它对于基础应有的积极的反作用。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全部过程的基础首先表现为圈地运动，正是在这个创造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基本前提的问题上，君主立宪政权完全表明了它的资本主义性质。英国圈地运动始
于十五世纪末，但是到革命前，它一直受到封建专制政府的压抑。都铎王朝从1488年起，历
代国王都颁布了限制或禁止圈地的法令。1563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法令，规定自1528年以
来四年内作为耕地的土地必须永远当耕地使用，而当时正在耕种的土地则不许改为牧场。
1595年更规定，凡在她即位后圈占的牧场一律恢复为耕地(参见E•LIPson:((TheEconomicHis-
一oryofEngland》VZ，P398一402，Bland，Brown，Tawney:((EnglishEeonomicHistory》P268一270)。
一53一如果说都铎王朝有鉴于小麦价格上涨还只是禁止改耕地为牧场，那么斯图亚特王朝则干脆禁
止一切圈地活动了。詹姆斯一世曾指派委员会清查中部各郡的圈地情况，查理一世则下令对
圈地征课罚金。如同马克思所说，这一时期圈地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而立法同这
种暴力行为斗争了一百五十年(虽然毫无结果)。据盖伊估计，从十五世纪末到十七世纪
初，英国圈占土地约五十万英亩，仅占全部土地面积的2.76%，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范围来
说，都很有限，对整个农业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影响(E•LIPson:((TheEconomicHistoryofEngland))
vl，p179一184)。因此，到十八世纪初，英国大部分地区的乡村仍然保持着旧式农民经济的
基础，共同地仍是主要特征(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第80页)。
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在于国家政权的作用。与个人圈地不同，革命后的特点是议会圈
地。“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资本论》第1卷
第792页)君主立宪政府不仅实行谷物出口津贴，鼓励投资农业(特别是投资于圈占的荒地)，
而且宜传建立大农场的必要性，从各方面刺激对农民土地和公地实行兼并。特别是1801年颁
布的“一般圈地法案”，大大简化了圈地手续，推动了圈地运动迅猛发展。圈地法令逐年增
加，土地兼并日趋疯狂。据维利估计，1702一1760年间，颁布圈地法令246件，圈占土地四
十万英亩，而在其后五十年间，颁布祛令2438件，圈占土地几达五百万英亩(J.L.Hammond
andBarbar。Hammond:((Th。villag。Laboarer》vz，ps4)。经过如此大规模的兼并，全国土地被
掠夺殆尽，只有少数几个郡还保留约3%未被圈占的土地(ste，nwats:n《TheReignof
George))I，Pso幻。革命前后圈地情况的变化，从莱斯特郡的统计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所有被圈占的土地中，1450一1607年占10%，1607一1730年占52%(其中主要是1660年以
后圈占的)，1730一1850年占30%(《The纯rarianHistoryofwest二Eu，ope))p215一216)。导
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无疑在于国家政权的参与。正如英国史学家早在1881年就指出的:英国
地产目前的分配状况，主要是议会政府造成的(转引自((ThevillageLaboarer))vZ，P169)。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首要问题上，君主立宪制表现出丝毫的保守倾向
吗?
英国原始积累的另一强有力手段—国债制度的建立也与国家政权有直接关联。为了对外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政府不断增加捐税，大量发行国债。从1717年至美国独立战
争结束，英国国债增长四十倍(((人民的英国史》第235页)。为了保证国债发行，国家不得不同意
成立大银行。英格兰银行就是在1694年由国王特别勃许而成立的。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大银行
依靠政府的支持取得特权，又大量贷款给政府以支持战争。这不仅加速了资本的集中，而且
加深了政府对于金融资产阶级的依赖。正像马克思说的:“在威廉三世时，由于银行的建立
和国债的形成，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初次的崇拜，由于一贯实行了保护制而为工业资产
阶级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8页)此外，政府还实行了有利
于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保护关税制度，奖励出口制度以及海外殖民政策。
因此，“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
一54一造。”‘同上书，第251页)圈地运动、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保护关税制度以及殖民政策，
这一切都是以国家权力的暴力作为基础的。英国资产阶级正是利用了君主立宪这样的国家权
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顺利地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资本论》第1卷第819页)。英国革命建立了这样一个为资产
阶级忠诚服务的政权，它也确实缩短了英国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间，因而英国革命
在政抬上的保守性是无从谈起的。
很多人认为，对于英国革命保守性的评价是出自马克思的笔下，即他在1850年《新莱茵
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书评。这就成为英国革命保守性的理论依据。然而，这实
在是误解。
1850年，巴黎出版了刚刚在法国二月革命后离开政治舞台的基佐的小册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基佐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在英国以君
主制的形式向前发展，要比在法国长久。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墓佐的分析涂了说教式的政
治词句，就是乞灵于宗教的空谈。在马克思的书评中，通篇使用了一种讽刺的口吻，因而就
常常借用基佐的语言说话。所谓英国革命保守性的词句，正是基佐的用语。基佐认为英国革
命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因为议会在与王权斗争时是在捍
卫自己旧有的特权。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要说保守，法国革命最初也像英国革命那样保
守，甚至比英国革命还保守，因为法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恢复早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
就垮了台的三级会议。基佐无法理解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和王权同时生存，马克思正是为
了回答这一问翅，才接过基佐的语言，讲出了下面这段常被人引用的话:“基佐先生最大的
谜—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国人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该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
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1
页)无论从这段话，还是从整篇书评，乃至联系马克思关于英国革命的其它论述，都无法把
英国革命是保守的这一观点强加在马克思头上。至于说到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法国革
命，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是仅就解决土地问题的不同方式和结果而言的，即法国革命把封建大
地产变成了农民小块土地，而英国革命则由于土地所有者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一致而把封
建地产和农民的小土地改造为集中的资本主义大地产。根据马克思的一贯观点，英国革命直
接造就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法国革命后形成的土地所有制则只是开始向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过渡。指出这种本质的区别丝毫没有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贬意。

⑼ 英国早期圈地运动前的土地制度是什么呀，是敞田制吗，还有么有其他的呢。圈地运动后又是什么土地制度呢

17世纪时，作为绝对私人所有权集中体现的土地私有权在英国已经出现，因为革命后的若干立法最终彻底废除了骑士领有制，为土地的绝对私有扫除了最后一道屏障，土地的王位所有权或王权所有让位于私人所有。随着圈地运动的进行，公地制度最后被消灭，公地制度中未开发的废置或缺位的所有权，以及村民份地的使用权变为了私人所有权。

⑽ 一道历史初三题

第敬团陵一，在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是与新贵族结成联盟，这就决定了革命必然保守；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是与人民群众结成联盟，革命当然会彻底。第二，英国革命的舆论准备是清教运动，从而使革命披上宗教的外衣，也是保守性的表现；法国革命的舆论准备则是富有批判精神的启蒙运动，直截了当地批判封建制度，不仅不披宗教外衣，而且还提出了无神论，表现了彻底性。第三，英国革命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只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给农民带来了灾难；法国革命的土地政策，特别是雅各宾派的土地立法，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民主道路。第四，英国革命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保留了国王；法国革命建起了共和国，废除了君主制，自然更为彻底。如此等等。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文章提出异议，认为英国革命并不是保守性的。
如果只从表象来看，英国革命确实远不如法国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它没有发生过那么多群众武装起义，也没有组织起那么多群众革命团体（如俱乐部之类），坊间也见不到那么多报纸、小册子突然大量创办和流传起来。总之，群情激昂的热烈场面不是很多。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确实有上面所说的那些不同。因此，前面所说多数论者提出的那些说法，大半是符合事实的。不过，作为保守与彻底之分的理由，却是难以成立的。
应该承认，英法革命的背景、原因、性质和最后结局，基本上是相同的。都因封建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而起，都属资产阶级革命，也都使政权转手并实现了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原因与结果大致相同，表现形式却多有差异。要进行比较研究，就应探索其深层次的根源，而不该只限于在表面现象上去寻找区别。
这里，首先从英法两国封建专制亮戚君主制的异同谈起。按目前最流行的说法，英国专制君主制开始的标志是1485年都铎王朝的建立。都铎家族在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年）中最后打败对手，夺得了全国政权。恩格斯说：“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即史学界惯译的玫瑰战争——引者）中自相残杀殆尽。”1经过这场战争，封建贵族的势力确实是极大地削弱了。在这场战争中，都铎家族的支持者，主要是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因此，市民阶级在国会中的力量也随之大为加强，使国会下院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阵地。
关于英国国会的来历，有必要略作交待。国会的前身，是起源于13世纪的“大会议”，是按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建立的。当时正值金雀花王朝统治时期，国王约翰（绰号“无地王约翰”）与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及教皇英诺森三世发生冲突，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因此而损害了英国贵族和市民阶级的利益。大贵族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对国王施加压力，迫使他作出让步，批准了贵族们提出的大宪章。根据大宪章的规定，要建立大会议；此后国王征收军役税，事先须经大会议同意；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政府不得随意对人进行逮捕和判刑；国家不得任意侵犯教会；国家应承认伦敦等几个大城市有自治权，等等，当时规定，大会议由僧俗两界的大贵族组成，并从中选出25人，专门监督国王对大宪章的执行情况。这虽然是封建贵族内部的斗争，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次权力再分配，但是它毕竟搞出来一部宪章和一个类似议会的大会议，而且产生了法的地位高于王权的概念。到了13世纪末，国王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集大会议，目的是增加税收，充实国库。这次会议不仅有僧俗大贵族参加，而且第一次吸收了下级贵族骑士和市民阶级的代表与会。从此，市民阶级的力量便进到了议会中来。到14世纪，僧俗大贵族，下级贵族与市民，由于身份差别与政见常有不同，就分别开会，从而形成了上下两院，两院制的英国国会就此基本成型。红白玫瑰战争后，国会下院的力量加强。16世纪初国王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建立国教圣公会，没收了数量很大的天主教会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加以出卖。买者多为商人和官僚、贵族。这些人买来土地后就实行圈地，成为新贵族。于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力量更加壮大，在国会下院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切都表明，英国早就形成了一种限制王权和注重议会政治的民主传统，并且从贵族民主向资产阶级民主演变。这种国情，在比较英法革命时是不能忽视的。
法国的专制君主制开始于瓦洛亚王朝的国王弗朗索瓦2一世在位之时（1515～1547年）。这位国王以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政策而着称。他在批阅文件时，总要写上或纤“此即朕意也”的字样，便好似中国皇帝写上“钦此”一样。在他之后，法国经历了雨格诺战争（1562～1594年），也像英国玫瑰战争那样，是贵族之间的战争，1589年波旁家族夺得全国政权，建立起波旁王朝。开国君主亨利四世迅速结束战争，又在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平息宗教争端，继而逐步加强了专制制度。其后出现的主理朝政的两位能臣黎世留（又译黎塞留）红衣主教和马扎然红衣主教，都以增强王权为己任，一切政令与措施无不使用国王的名义。马扎然死后，1661年亲政的国王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更将专制王权推向了顶点。法国不存在议会，1302年第一次召开的三级会议，其主旨是拥护和支持国王同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斗争。三级会议不仅不准干预朝政，而且连诤谏权也没有。即便是这样，从1614年起也不再召开了，直至1789年大革命前夕。国家的大政，全由朝廷决定，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成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格言。同时，自从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之后，天主教更成为唯一的国教，任何新教都是非法的。独尊的国王，单一的天主教，威福自用，至高无上。再加上大一统的江山以及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使法国成为十分典型的专制君主制国家。
从以上的对比不难看出，英国的封建专制传统远比法国的要薄弱得多。因此，当两国面临革命爆发的情景时，英国革命的阻力也就比不上法国革命的阻力那样大。社会中和自然界的任何变动，都受作用与反作用规律的支配。如果革命冲击到一定程度便已将封建势力摧垮，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它无休止地冲击下去呢？英国革命进程不似法国的那样激烈，为什么就要给它戴上“保守性”的帽子？
还有两点必须给予重视。第一，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早了大约一个半世纪。那时，中世纪的阴影和习俗还相当浓重。恩格斯曾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3这段话很切合中世纪的实际情况。在英国，既然清教运动以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的面貌出现，以加尔文教教义去阐发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愿望，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现成的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运用它去进行反封建斗争，又何须受到责难？保守性又体现在哪里？理论只有掌握了群众，才会真正有力量。作为后世之人，怎能要求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抛开影响广大群众的清教，再去制造没有宗教色彩的理论，从而失去群众呢？
第二，英国革命爆发时，欧洲大陆上正在进行一场国际战争，牵动着各大国统治者的神经，那就是30年战争（1618～1648年）。所以，英国革命遇到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各大国都无暇去干涉它。法国革命就大不相同，遭到了大批君主国的武装干涉。即使不将1792年的奥普联军计算在内，从1793年到1815年，先后纠集的反法同盟也有七次之多。法国革命者为拯救革命，保卫祖国，只好横下一条心，联合群众，推进革命，直至实行起暂时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自身的恐怖统治，这才得免于难，夺得了胜利。如果无视这种明显的差异，无端地去谴责英国革命保守，未免太不公允。
至于说到两国革命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不同，那末在本书的第三讲中已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论述，不必再行重复。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英国废除骑士领地制是将全部贵族领地都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产业，而法国废除封建权利只是使农民占有的土地变为绝对私有。对于法国贵族所有的直接领地（革命前夕约占全部耕地的1/4强），法令并未涉及。1792年立法议会下令没收逃亡者的财产，而占大多数的未逃亡者的财产则原封未动，即使是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仍是如此。可见，如果用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这个最基本的标准来衡量，英国革命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倒是比法国革命更要彻底些。
英法两国革命各自按本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需要去进行土地立法，扫清障碍，可以说是不分轩轾，难比优劣。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革命后两国的农业都得到了长足的进展。英国在革命后的18世纪里，1697～1705年小麦出口的年平均数量为116万夸特，1746～1765年就上升到951.5万夸特，发展迅速。法国在革命后的19世纪里，1815年的小麦产量为296万吨，1862年上升到824万吨，成绩也很可观。
说到英国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国革命建立了共和制，因而有保守与彻底之别，这是全然站不住脚的。从理论上看，君主立宪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政体的形式之一，其中并不包含封建的因素。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保留君主制，诸如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英国、卢森堡、日本等等，难道它们都是封建主义的？政体的不同并不决定国家的性质，国体才是反映实质的，这是常识。在共和制度的政体下，出现专制独裁的现象也不奇怪。这也是常识。马克思在论及英国的状况时曾指出：“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4这是非常符合实情的。
从史实上看，英法两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可说是惊人地相似。有些论者将英国革命的起迄定为1640～1688年，以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作为革命的终结。可是在界定法国革命的年代时，却只定为1789～1794年，用“热月政变”当作结束的标志。于是就用48年的过程与仅有5年的演变对比起来了，显然是很不科学的。下面都以较长时段作个比较，读者就会发现，两者的步调是何其相似。
革命开始时，英国革命者在“长期国会”中与王权进行斗争；法国第三等级代表在三级会议上对抗王权。斗争激化后，英国发生了两次内战，打败了国王；法国则有多次武装起义，于1792年推翻了国王。随后英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接着就建立了共和国；法国先建立起共和国，而后也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英国的共和国维持时间很短，出现了克伦威尔充当“护国主”的独裁体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也寿命不长，被拿破仑帝国的独裁制度所取代。在独裁体制下，倒退的步子有些过分，克伦威尔死后不久，斯图亚特王朝得以复辟；拿破仑战败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复辟王朝倒行逆施，结果英国发生1688年政变即“光荣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法国在1830年爆发七月革命，建起奥尔良王朝即七月王朝，也实行君主立宪制。
以上的对比，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相似之极。英国走完这个过程是在1640～1688年，用了48年。法国则是在1789～1830年，用了41年。这样对比才是合理的，总胜过以48年去比5年。而且，法国的共和制直到1870年之后才稳定下来，1879年才真正确立。1789～1870年总共是81年。这期间出现过两次共和制，即法兰西第一和第二共和国。如果把拿破仑和他侄儿波拿巴充当第一执政和国家总统的年月也算在共和国时期内，两个共和国的寿命合计也只有16年，在81年历史中占比例很小，其余65年都是君主制。由此可见，18世纪末在法国实行共和制是没有条件和基础的。共和制的确立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的事情。
还要说明一下的是，强调法国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结成联盟和人民群众在革命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法国革命这个特点之所以如此突出，其原因之一是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大的步骤都是在巴黎决定的。巴黎人民的一次起义，就能够使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因为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地位太突出了。英国则不完全是这样。革命中决定命运的交锋并不在伦敦，而是在战场上。而两次内战的战场都波及很大的地域，决定性的战役也发生在不同的地方，这就很难要求各地的群众随时随地去配合发动武装起义。因此，在英国革命中作用显着的是军队，而不是普通群众。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后来取得了最高权力，那也是由于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和在战场上赢得了威望的缘故。忽略这个特点去议论英国革命保守，至少有片面性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