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多少人放弃治疗

A. 200万英国人患上新冠，他们的身体有哪些症状表现

国内现在的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不单单是国内的疫情形势严峻，世界各国的疫情形势也是非常严峻，而对于英国国家来说，这个国家的疫情感染人数累计了达到了200万人以上，足以见得新冠疫情的传染力是特别强的，而对于感染了这些新冠病毒的人来说，他们身上的症状有疲劳感比较强烈，同时有咳嗽和呼吸急促的症状。
一、感染这个病毒的人疲劳感比较强烈
要知道英国人跟我们国内人身体素质有些不一样，通常来讲英国人的身躯比较高大，同时身体比较健硕，所以很多人都在疑惑英国人感染了病毒之后是什么样的症状，其实英国人感染了这个病毒疲劳感比较强烈，患上了这个病毒之后整天无精打采，无论是上班还是工作都感觉疲劳很重，而这是这些20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最常见的症状。

B. 英国疯牛病死了多少人

英国疯牛病死了多少人，英国共有178人死于与疯牛病有关的传染病。

C. 撒切尔夫人：最狂发型人 一年竟做118次头发！

撒切尔夫人：最狂发型人 一年竟做118次头发！

2013年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公布新年授勋名单，对各行各业有特殊贡献的人予以表彰。足坛名流贝克汉姆、为英国捧回70多年来首座大满贯奖杯的网球手穆雷，都没有出现在名单中。而为首相卡梅伦藏起发际线的理发师里诺列侬等诸多曾被授予此荣誉者一样，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缀这一头衔。

一时间，卡梅伦和里诺成了众矢之的。这让里诺很伤心：“人们以为我们只是站在椅子后面边理发边聊天，但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

首相发际线很重要

随着发际线后退，卡梅伦在理发上的投入也增加了。他会在里诺那里每次花费90英镑（约合人民币890元），因为后者“妙手回春”的手、敏锐发现细节的双眼，让他通过改变头发偏分方向完美地掩盖了发际线后退危机。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是里诺在2007年建议卡梅伦将头发偏分从右边变为左边（发缝从左边改到了右边），这变化当时还引起不小愤怒，其官方发言人不得不发表声明，首相头发改变没有任何政治动机。

此后，从2008年起，卡梅伦的头发基本由里诺打理，里诺经常也会被召唤到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上门服务”，偶尔别人还会搭他的“顺风车”。

里诺现年49岁，父母是意大利人。他从不休假，除了美发，他所说的“很多有价值的事”包括慈善工作以及致力于推动美发行业规范化。

他是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粉丝”，认为能给首相理发是种荣幸，也是肩负着一种责任：“出现在公众眼前的人都该端庄、利落，尤其你代表的是自己的国家。”

里诺的客户名单中还有麦当娜、阿黛尔等多名演艺界闻人，甚至希拉里克林顿——她来伦敦时，会由里诺打理形象。

这显然是因为他的“靠谱”：“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我是不会大嘴巴的。”里诺获奖后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接受采访时，他坚决否认首相有发际线危机：“胡说，卡梅伦先生没有开始秃顶。”

在为要不要给首相的理发师授勋吵架之余，议员之间还展开了一场“比价”风——鉴于卡梅伦理发要花90英镑，议员们纷纷“晒”自己的理发花费，看谁最节俭。

副首相尼克皮克尔斯则可以“秒杀”所有人：他在家自己理发。

此外，不仅这些政客觉得里诺“胜之不武”，卡梅伦的前任理发师托尼塔希尔也说，连用偏分掩盖首相发际线的功劳也不属于里诺，该属于自己。

塔希尔称，自己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他对卡梅伦说：“卡梅伦先生，你的头发不应这样留，这样使得你的脸看上去有点长。您的头发是从左至右长的，如果逆着这个方向留发，就会竖起来。”然后他做出了调整，并让卡梅伦照照镜子看看效果如何——当时，塔希尔给卡梅伦理发只收费10英镑。

王室的秃发危机

比起解决了发际线问题的卡梅伦，英国王室才真是“情何以堪”。

威廉王子20岁出头便开始脱发，到25岁谢顶明显可见。有人当时就调侃说，他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一头完整的头发；还有的说，他还不是国王，就已经该戴个王冠了——来掩盖住秃头。

一直以来，威廉的秃头危机都是英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大婚期间，连《今日心理学》杂志都发布题为《威廉王子的秃头闪耀在婚礼上》的戏谑文章。2013年，王室宝宝乔治王子出生后，威廉也很关心孩子的头发：“宝宝头发比我多，谢天谢地。”

或许，威廉未免高兴得太早了。沙马拉克医生表示，（历史人物 ）王室的秃头现象多是遗传因素造成。威廉、哈里王子的父亲查尔斯王子、爷爷菲利普亲王及他们的两个叔叔安德鲁和爱德华王子都谢顶，而母系亲属中，戴安娜王妃的父亲厄尔斯宾塞也是秃顶。

而据《每日邮报》报道，哈橘缺里王子也已打响“保卫头发”之战，其朋友透露，与已经放弃治疗的哥哥不同，哈里正寻找挽救头发的方法，比如吃芦笋。

让女王打退堂鼓的事：变发型

不用为头发多少烦恼的王室女人们则依旧认认真真地打扮着。女王无法像普通人那样随意，她始终皮告保持着像要去参加婚礼一样的形燃伍明象。美发师伊恩卡迈克尔是为女王打造外型的团队成员之一，每周或者每两周一次，无论女王在哪里，他都要奔过去为女王打理头发，女王出访时他也要跟随以保持她那特别的卷发不变形。

“除了私人事情之外，我们无所不谈。”自1997年他就已开始为女王服务。伊恩坦言：“女王也对自己一成不变的发型感到厌倦了，要我改变发型，但问题是，每次刚要开始实施的时候，女王又打退堂鼓了。”

为了能在威廉和凯特婚礼当天为女王精确打造出完美发型，有远视眼的伊恩还特意做了激光眼科校正手术。

“当我再次看到女王时，我告诉她我做了眼科手术。她疑惑地看着我说：‘但是伊恩，我从没看你戴过眼镜啊。’”伊恩不得不坦白，自己不想在女王面前戴眼镜。他虽然买了眼镜，但是必要的时候才戴，也因此给顾客打理头发的时间都比本应使用的时间要长，因为他要反复检查。不过，由于女王不改变发型，就更容易些。

2012年，伊恩被女王授予皇家认证，他成了第一个有机会使用“皇家御用”这一宣传语的女王美发师。（1990年代为女王理发5年的理发师已于几年前去世。）而詹姆斯普莱斯就没能一直为王室服务。2013年11月，《每日电讯报》报道，他已无缘再为凯特理发。为了推广自己的生意，他开通了Facebook和Twitter账户，并在上面发布了凯特几百张照片及发型，直接导致他的“失宠”。

此前，他也服务凯特多年了。2010年威廉与凯特订婚以及大婚之日的发型都出自他手。

相比女王，凯特的发型更为多变，她也敢于改变。2013年11月底，《每日邮报》披露，凯特看到自己在媒体报道中头发颜色渐淡，便火速预约了价格昂贵的造型师法拉第，并在6个小时里接受剪发、染发、吹干，让自己变得光鲜靓丽起来，而这位造型师一次理发就收费600英镑。

近来出镜率不高的卡米拉的头发多年来则是由乔汉斯福特打理。和里诺一样，汉斯福特也具备为高层人士服务必须具备的特质——被问及是否曾问过卡米拉如何看待凯特、或者查尔斯是否像看上去那样脾气暴躁之类的问题时，汉斯福特表示：“我不会和公爵夫人谈个人事情，我也不想知道，除非她想告诉我。她是我多年的老主顾，我们相处得很好，她也很幽默。要是失去了这样的顾客我会疯掉。”

2010年，汉斯福特同样获封MBE。

发型关乎政治前途

《每日电讯报》表示，里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勋的美发师，英国授予理发师如此荣誉足见他们对现代英国的重要性。多年来，平民和王室、政客都对发型更加在乎了。

1960年代之前，英国还有秃顶的首相，比如丘吉尔、艾德礼，美国也有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时，秃头意味着成熟与智慧，受到人们尊敬。然而现在不同了。在英国，秃头者普遍被认为是不会赢得选举的。保守党政客威廉史密斯。

撒切尔夫人的前任爱德华希思有一头整齐的头发，并以此为豪。他甚至在保守党全国大会上吹嘘：“西布罗姆维奇的理发师们一致认为，从后面看，我的发型是全国最完美的。”随后，这位前首相还带着“歉意”对满堂议员说，这“极好的景象”只有坐在他后排的人才能看清楚。

撒切尔夫人更是在意自己的发型。据《独立报》报道，近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披露的文件显示，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任期内118次约见了她的发型师——平均每三天，她就要打理一次头发。特别是在当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她连续5天护理头发。

前首相布莱尔夫妇也很器重理发师。他们的理发师苏阿尔跟随布莱尔出访入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在华盛顿还住过大使官邸。

逆潮流者中唯一成功者是一头乱发的鲍里斯约翰逊——有时，在公开演讲之前，他甚至会故意弄乱头发。

政要的“头”等大事

1961年，美发师、假发商、香水商联合协会伦敦分支的负责人威廉托雅克表示：“历来，想要出名的政客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发型并保持不变，这会变成一种标志，人们看到就知道是他。”

肯尼迪打败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托雅克便给出了很简单的解释：肯尼迪的发型更好。他早就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自肯尼迪竞选国会议员开始，其父就全方位教导他，包括如何穿衣、留什么样的发型，让自己看上去年轻、智慧并且严肃。

要说劳师动众、代价昂贵，或许谁都超不过克林顿。1993年，克林顿乘坐的空军一号停靠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他正要赶往华盛顿。然而此时，他有了打理头发的需求，空军一号的发动机一直未停，等着发型师克里斯多夫赶来为克林顿理发。这造成机场两条跑道封闭近一个小时，进出港航班延误。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还继续由之前的理发师扎里夫理发，每隔两周，扎里夫就会从芝加哥飞到首都为奥巴马服务，收费和别人一样为21美元。价格虽说不贵，但扎里夫每次来回机票就要300美元——没人能说清楚这钱谁出。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也会用私人飞机把美发师召唤来。

和撒切尔夫人类似，另一位政坛铁娘子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每天都有发型师和化妆师为其打理形象，有必要时一天两次。

D. 英国数百万人等待入院治疗，曾代表国家形象的医疗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

英国数百万人都等着进入所谓的公费医疗体系救治，但是英国的医疗体系崩了好多，公立医院倒闭了，剩下的也没有几个能用的医院了。他们之前一直坚持与新冠并行的这个防疫政策，就导致现在好多病人已经到了中晚期，到了不住院治疗不行的那种程度。

但是成本下来了问题也来了，现有的这个医疗能力，无论是医护人员的储备数量，还是说药品的储备数量它不足以应对现在这种疫情的程度啊。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有上百万的患者等待治疗了，更不要说在后续继续发展下去的情况了，所以他们的公费医疗体系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人流量的。那只能靠那些私立医院了，私立医院的收费更贵。因为私立医院可没有任何的补助，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E. 疫情升级后可能放弃治疗重症患者，英国医生为何会这样说

目前，国际国内的人都在为新型冠状病毒而忧心，国内风波稍见平息，国外又开始疫情爆发，随着意大利疫情严重，整个欧洲都被新型冠状病毒笼罩当中，英国目前也到了疫情爆发的前夕，医疗设备，医护人员都处于极限状态。

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医疗人员也做了巨大的贡献，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有钱的捐钱，没钱的出力。在几天之内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开辟大量方舱医院，征用宾馆，学校床位等，全国各地的医疗人员也奔赴前线，最大努力救治病人，争取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号，还要着重救治重症病人。

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我们国家这样，借这个制度也能看出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管别的国家怎么做，肯定也是有别国的道理，总之还是希望全球能早日度过这次危机。

F. 不停课、不停赛、不隔离，英国这是科学抗疫，还是无为放任呢

那必然是无为放任啊，英国政府并不像韩国日本那样不可能对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治疗，可是英国政府有这个实力，只不过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值得而已。英国其实现在的病人数量还是比较少的，但是看看周围的法德还有意大利都已经有数万人的感染了，可想而知英国国内还有多少的隐藏病人，这对英国还有全世界都是有极大的危害，可是英国政府目前居然放任不管，难道想让别的国家来帮助它吗？

英国这样放弃了自己，可能世界也会放弃他，全世界人民都在积极的抗疫，可是他们却要自己变成感染体，那么就算全世界的疫情都消退了，也很难保证其他国家能和英国进行人口流动和贸易输出，毕竟谁也不想再在国内爆发一次瘟疫。

G. 面对人生最后一道考题，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昨天，张小花打电话，说下周她要回来，想和大家聚聚，过年就不回来了。

我知道，下周是她父亲的三周年忌日。

四年前，张判首父发现脖子下边长了一个疙瘩，去北京看病，之后便开始了长年的住院时光。半年后，我在张小花那里见过一次。张父就像一个面包一样，是过去的两倍大，气色看起来还不错，说话的时候喘气很粗。

得病一年的时候，张小花说父亲恐怕是不行了。进ICU已经一周了，每天只能探望半个小时。看到父亲身上插满了管子，眼睛紧闭着，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她坐在医院的椅子上，哭了很久。

那时，我就在想面对人生最后一道考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是像张父这样每天耗费着巨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医生来陪护就是最好的死法吗？或者说就是最有尊严的逝去吗？就是子女尽了最大的孝心吗？

正是这个原因，当我看到《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时，毫不犹豫地拿来就读。这是美国着名的外科医生、畅销书作家陈葆琳在15年的临床工作中，发现面对人生的最后这道考题，很少有人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同时社会上对于临终病人的关怀也很少，这就让陈葆琳觉得，对于临终病人，医生的职责已经不再是救死扶伤，而是陪伴在病人和家属的身边，聆听他们的感受，缓解他们的伤痛。这时候，医生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疗愈者”。

读完这本书，我思考了以下四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更愿意将生命交给医生？

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在走向死亡，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死亡教育。每个人都不愿放弃生的信念，而逃避着死亡的来临。就像弗洛伊德所说：“潜意识里，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不会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正因为我们缺乏死亡教育，所以在面对死亡时，我们更多的将选择权交给了医生。医院里的ICU病房永远不够用，呼吸机从一个病人身上取下来，立马放到了另一个病人身上。

有人整月整月地躺在ICU里，儿女觉得这是最大的孝顺。每延长一分钟的生命，好像就是对病人最好的尊重，好像这个家就是最完整的。哪怕为了让病人能多在ICU    里待一天，家里砸锅卖铁也心甘情愿。

就像获得过7次世界冠军的赛车手舒马赫一样，他已经昏迷了五年，妻子科琳娜耗资1.1亿人民币为他续命。可是这一切究竟值不值得，令人深思。

在上医学院的时候，陈葆琳的梦想是帮助病人。她说：“帮助意味着挽救生命。我想象中的诊所里拥有各种优雅的、高效的、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现代化设备。我也深信大学里的医学人类学课程能使自己比其他医生更富有同情心。我不但可以治愈患者身体上的疾病，还能为他们提供情感上的慰藉。”

陈葆琳曾经的梦想，也是大多数患者与家属的心声，他们希望医生能够给出最专业的帮助，让他们起死回生，让他们重回曾经的生活。

仅仅在医院实习了几个月后，这个美好的愿望就破灭了。陈葆琳就发现，“虚巧我们向主治医师寻求指导，却发现他们许多人不仅面对死亡时束手无策，而且也不知道这种态度会对他们照顾临终患者的方式产生什么影响。”

我想到张父当年兴冲冲去看病时的情景，如果不去北京，如果任其发展，他究竟会存活多长时间？没有那些管子与呼吸机，他是不是会走得舒适一些？

在这局生死游戏中，我们总是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医生的身上，希寄着他可以帮我们打怪兽，取得最终的胜利。可是有谁想过，面对死亡，医生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

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姑息治疗？

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人口预期差冲键癌症新发病例总数为429.2万人，预期死亡281.4万人。同时，按照2015年的速率，每分钟就有8个人被确诊患癌，有5个人因癌症而离世。

如今，三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有增无减。

20年前，一个远房姑姑乳房上长了一个肿块，没多想就在小镇的医院切除了。之后，伤口一直不能愈合。去市医院一检查，发现是乳腺癌。之后，是长时间的求医问药之路。在生命最后的三个月里，她整天躺在家里，癌细胞在她体内肆意繁衍着，一开始每天还能吃几口东西，后来连东西也吃不下。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她叫喊的声音。渐渐地，她连排泄都成了难题，姑夫只好戴着手套帮忙掏出来。家里弥漫着一股腐败与人长时间在家排泄的混和味道。止痛药根本缓解不了她的疼痛，姑夫只好四处求人帮她找来吗啡，也只有吗啡注射进身体后，她能有短暂的安静。

妈妈看过她后，总在叹息，这样活着受罪真不如早点走了。

我们总是太在意生命的数量，而把生命的质量抛弃在一边。无论是躺在ICU病房里插满了管子的病人，还是躺在家里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病人，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在与上帝见面前，他们都忍受着同样的痛苦。

陈葆琳在书中说：“惦念对方，照顾他、为他减轻痛苦或者陪伴在他身边，可能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1967年，英国的西西里·桑德斯在伦敦建立了第一家现代宁养院，圣克里斯多弗宁养院。从此，现代临终关怀体系在全世界展开。

桑德斯说：“我们必须关心生命的质量，一如我们关心生命的长度。”

姑息治疗，从字面意思上，总是被人误解为放弃治疗，其实这种治疗方法，既能缓解病人的疼痛，也能减轻家人的身心痛苦，同时还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去。在姑息治疗中，不存在上瘾的问题。

在《最后的期末考》中提到，“在生命末期仍旧保持意识清醒的住院患者当中，半数以上的人曾经抱怨至少有一半时间会感到中度或重度疼痛。”

世界癌症宣言的九大目标中就将有效的控制癌痛和心理痛苦，放在了其中。

在我们国家，姑息治疗发展得比较晚，也比较缓慢，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认识到晚期癌症患者更应该将减轻痛苦放在首位，让他们活得更舒适，而不是在痛苦的折磨中结束自己的一生。

正如心理社会肿瘤学缔造者吉米•霍兰说：“ 医学不仅仅是装在瓶子里的药。 ”

面对临终病人，我们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关怀？

面对重症患者，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心存一丝侥幸，请求医生去救 救他。哪怕医生已经下了死亡通知书，还要求医生再开点药。

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最忌讳谈死的。所以，很多重症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家人联合医生，一起蒙骗着他。在内心里，他也从来不会想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或者说是逃避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一个看似拙劣的骗局，却很容易就蒙混过关。药瓶不是被替换掉，就是早早撕了标签。就连我那位远房姑姑，直到去世，还以为自己得的只是小小的乳腺炎。

家属都希望用一种蒙蔽的形式来开导患者，希望不要加重他的病情。可是事情往往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毕淑敏在《预约死亡》中说：“我们的民族忌讳死亡。华夏大地虽不出产鸵鸟，但我们秉承了这种动物的精神……小小百姓有许多言语禁忌，他们天真地认为不谈死亡，死亡就会扭过脸，给我们一个光滑的后背。”

早在《宋史•庞安时传》中就曾提到过，对于病人要据实相告病情，“为人治病……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可惜直到如今，我们能做到如实相告的家属实在是少之又少。

以前我们认为，对临终病人最大的关怀就是吃点好的，儿女都在眼前，宽慰他的病情。如此，在进入另一个世界时，他也是安详的。

如今，我们觉得让病人死在医院里，就是我们对病人对大的恩惠。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病人的意愿。他们是否愿意插满管子，是否愿意接受心肺复苏，是否愿意孤单地躺在IUC的病床上？

日本最年轻的临终关怀主治医师大津秀一，在《换个活法：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中提到，没有妥善安置财产、没有回故乡、没有去想去的地方旅行、没有表明真实的意愿等等都是临终病人最后悔的事情。

只可惜，我们对于临终病人，却只想到了承欢膝下，与美食的安慰，甚至将他扔给医生，让他孤独地面对死亡的召唤。

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从出生开始，我们便开始了各种学习，学习如何谋生，如何实现理想，却从来没有一门学科来教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而在我们的描绘中，死亡带给我们的总是恐惧，因为阴间有十八层地狱，每一层都用不同的方法惩治着恶人。这让我们习惯性地以逃避的形式，对待死亡。

大津秀一在《换个活法：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中提到， 没有看透生死是人生的憾事 。

在《最后的期末考》中，陈葆琳说：“接受死亡的现实，而不是抱有错误的观念，我们反而能够获得更充实的时间。”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也曾说：“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使它在谢幕之时比开幕之初更为高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对待死亡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在生前少留遗憾，坦然接受死亡，应该是对死亡最好的尊重。就像纪伯伦所说：“ 生和死是勇敢的两种最高贵的表现。 ”

谁也逃脱不了死亡，当死亡来临时，我们能够平淡地告诉家人，“这一生我已没有遗憾，无需使用各种创伤性救治方法，让我安静地离开就好。”或许，这对于自己与家人来说，已是最好的离开方式。

《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让我们明白，面对死亡焦虑的时候，一味地欺瞒只会扰乱病人的情绪，加速他们的恐惧。不如如实相告，帮助他们疏解情绪，陪伴他们走完生命中的最后一程。

就像林清玄所说：“其实生跟死没什么两样，就好像移民或者搬到别的城市去居住，终有相逢之日。”

H. 英国人口是多少

据2019年统计，英国有6679.68 万人。

英国是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以及一系列附属岛屿共同组成的一个西欧岛国。居民多信奉基督教新教，主要分英格兰教会（亦称英国国教圣公会，其成员约占英国成人的60%）和苏格兰教会（亦称长老会，有成年教徒59万）。另有天主教会及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和佛教等较大的宗教社团。

除本土之外，其还拥有十四个海外领地，总人口超过6600万，其中以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83.9%。

(8)英国有多少人放弃治疗扩展阅读：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人口数量在2018年年中达到6640万，2017至2018年人口增长率仅为0.6%，是2004年以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其中外来移民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英国国家统计局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萨拉·科茨说，英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寿命延长，孩子的数量减少，这意味着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这份最新报告指出，预计到2050年，英国四分之一人口将为65岁及以上。

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内，自然增长是英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迁移则是次要原因。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情况发生变化，从1998年开始，净移民影响力逐渐增加，成为英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I. 英国养老院部分老人因新冠肺炎死亡，难道病毒独爱老龄化

当然由于老人的防御力低，自然是病毒所喜爱的居住场所，但同时也是由于英国的医护人员基本已经放弃对老人的救助，间接的导致了很多老人由于新冠肺炎而死亡。

我们知道只要身体抵抗力强，对于一些小型的感冒，或者说是小伤小痛，都能够很快的恢复，其实这次新冠肺炎病毒也是如此，虽然他很容易传播，但是如果遇到身体素质很强，抗体很强的人，那么还是没有办法攻破他们的防线，就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球员当天换了新冠病毒，在经过锻炼后第2天就痊愈了，这就说明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很好，防御力很强。而老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本来身体免疫力就弱，再加上病毒入侵身体之后不断的攻击你的防御系统，就使得身体更加颓弱，所以有很多老人因此而死亡。

如今所估计的7500多名养老院老人死于新冠肺炎，可能还低估了这个现象。因为每一个老人死亡都需要开死亡证明，就使得很多数据其实在堆积中，所以英国养老院实际死于新冠肺炎的老人数量可能是政府所估计的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