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如何铺路

‘壹’ 英国是如何走向工业化道路的

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在时间上比美、法、德、意等发达国家提前了100年左右,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前了200多年.这种绝对先行国地位使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农关系的处理上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加上新兴资产阶级反对保护主义、倡导自由竞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传统,英国于工业化完成后在对农业的保护上反而比其他发达国家要晚一些,从而走出了一条从通过“财产剥夺——贸易条件恶化”模式积累工业化资金,到适度农业保护的较为独特的工农关系变动的道路；也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从农业剥夺向农业保护的转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从工农业关系上看,英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40年代：“圈地运动”及其对工业化的初始推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圈地运动”实现对农民的财产剥夺和强制性农场化,提高了农业生产剩余的能力,迫使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从而开始了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圈地运动”历经了大约4个世纪,但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18世纪中期产业革命以后.其结果主要有二：
首先是扩大了农场的规模,提高了农业的相对和绝对剩余水平.根据1851年的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总面积为2470万英亩,其中经营面积在100～500英亩以及500亩以上的大农场约占78．2％,经营面积在50～100英亩的中等农场约占13％,经营面积在5～50英亩的小农场仅占8．6％.同时,即使是小农场,在经营方式上也完全不同于产业革命以前的小农经济.农场规模的扩大,为具有不可分特征的农业机械技术的广泛采用提供了可能.在机械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化肥和良种技术也开始推广,并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这就使得当时英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剩余水平大大提高.在从1650～1800年的150年间,英国的小麦单产水平平均提高了77％,而仅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高了79％,其中19世纪50年代比30年代小麦产量提高了大约50％.1790年以后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790～1815年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0．2％,1816～1846年为0．3％.一个农业劳动力在1700年时只能养活1．7人,而到1800年时就能够养活2．5人了.可见,“圈地运动”实际上是通过土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大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产品供给能力大大增强,农业剩余供给水平大大提高.18世纪中叶之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出口.
其次,迫使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小自耕农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和在公有土地上的放牧权,为当时日益增长着的城市机器大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英国当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降低.170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60％,1801年降到36％,1821年降到32％,1851年降到16％.1801年,英国5000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05座,到了工业革命结束以后的1851年猛增到265座.这时,英国已经出现了象伦敦、曼彻斯特等人口上百万和数十万人的大城市.1801～1851年间,英国城市居民占全体居民的比重由32％上升到50．1％.
可见,“圈地运动”从两个方面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一是强制性集中土地,提高了农业剩余水平；二是为城市机器大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为土地集中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剩余水平的提高又为劳动力的非农化创造了物质基础.
二、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贸易条件恶化及其效应
19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的议会和政府基本由大地主、大商人和金融贵族控制着,他们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多次颁布谷物条例,实行关税保护,限制和禁止国外廉价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进口.谷物条例在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的同时,也为高速发展的工业产业带来了一系列障碍.主要是：谷物价格过高,在工人的日常支出中食物费用占一半以上；工资的高低取决于面包的价格,从而造成了谷物价格和工人工资轮番上涨的现象,导致了工业产品中工资成本过高；食品和原料价格过高造成工业资本家的利润逐渐下降.从而,对农业生产的保护在19世纪上半叶反而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降低谷物价格,降低工业品成本,扩大工业品市场,增加工业利润,工业资本家和城市消费者联合起来与大地主进行斗争.终于在1846年,通过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方式废除了谷物条例,放开农产品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此后,两大产业的比较利益逐渐向工业转移.1840年,英国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指数为112％,废除了谷物条例后,1850年即下降为90％,1900年下降到80％.其中,种植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更快.与1840年相比,1850年种植业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20个百分点,到了19世纪末期,种植业产品的市场价格只及1840年的57％.可见,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农业的贸易条件明显地恶化了.这种状况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推”、“拉”两种力量,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1851年,英国城市居民的比重为50．1％,1881年达到67．9％,1901年达到了78．0％.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在工业对农业的超强度剥夺中大大地向前迈进了.
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在极大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点：
1、农业的衰退.1846年谷物条例废除后,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农业便逐步走向衰退.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谷物的海运成本急剧下降,美国和广大殖民地国家的廉价农产品源源涌入英国市场,使大量农业经营者破产,农业衰退益发严重.在这一时期,英国主要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和产量急剧减少.1870～1900年,小麦播种面积由141．6万公顷减少到58．9万公顷,产量从30．7万公担下降到14．8万公担,粮食自给率由1870年的79％下降到1900年的39．6％.农业的衰退迫使英国工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国外农业的支持,这也是导致农业劳动力在此期间快速转移的重要原因.
2、在市场和利益的驱动下,乡镇人口向城市进行了大规模转移,使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在经济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情况下,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已经就业的工人也经常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贫民窟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大量存在,居住条件恶劣,许多人住在不透空气、没有光线的地下室里；由于农业衰退,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加剧了穷人的贫困.城市中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无产者,其生活还不如原来的自耕农.无业人口的大量增加还造成了城市环境的恶化,以及犯罪现象的剧增.
可见,对农业的过分剥夺,在高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不仅造成农业的衰退,也在城市中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降低了城市化的质量,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对农业造成的持久性衰退,美国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自20世纪初起就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农业保护政策,但英国直到本世纪30年代才开始这一转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进口受阻,国内粮食供给发生困难,英国不得不实行配给制,转而加强对农业的干预和扶持.主要政策有：奖励垦荒,对开恳荒地的农民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扩大耕地面积；在政策上鼓励农机、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产业的发展,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并于二战以后迅速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对于各出口国用出口补贴的办法廉价倾销其过剩的农产品现象,英国等欧洲进口国采用提高关税以及非关税的手段对国内农产品生产者进行保护,这就大大提高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建立健全了国家农业生产管理机构,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大力发展农业合作企业和流通企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按照欧盟的统一政策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补贴等.上述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显着的,其标志之一就是英国国内的农产品供给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80年代以后甚至一度出现了过剩现象；标志之二就是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中等规模农户的收入水平超过了城市中的一般产业工人；标志之三是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的显着改善,乡村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改善了乡村落后的历史面貌,逐渐同城市接近起来,社会学家把这一过程称为“乡村城市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中使用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少,1978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有65万人；1991年进一步减少到27万人,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3％,此后便稳定下来.而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在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50年代以后,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从而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城市中就业结构的改善使失业人数大为减少,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大为改观.随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城市环境污染的状况逐渐得到了治理.城市产业逐渐向乡村渗透,城乡联系更加密切,80年代以后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现象.

‘贰’ 英国的工人阶级怎么进行民主权利的斗争

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改善经济生活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1914年参加罢工人数44.8万人，1918年蠢如达至111.6万人做搭。绝大多数罢工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还提出政治要求。工会运动有带胡启所发展，会员从1913年的413.5万人增加至1918年的653.3万人。

‘叁’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状况

工人们在完全不合理不公平的状态下工作，没有保险，没有人权，没有生活保证，被人当奴隶一样的使用，收到很严格的管理。由于当时英国政府采用的纯市场经济，政府对于资本主义工厂及经济不进行任何干涉，导致无人监管工厂，资本家工厂主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就拼命剥削劳工，所有额外成本由劳工承担，工人生活状况悲惨不堪。

‘肆’ 为什么英国会发生工业化进程

一、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专制统治,从而使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步清除英国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残余,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英国建立。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传统的工场和家庭手工业,工厂制度确立了在工业生产中的统治地位,促进了英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使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大农场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现代农业资本主义体系在英国建立起来。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新兴工业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并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依托的新兴城市体系。工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英国进入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英国现代各种关系的基石,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1]。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社会的出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利益在社会结构性分布上的变化,利益的驱动使得人们在政治结构中都尽可能地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权力是利益实现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当人们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代表时,自我利益的实现才有可能。”[2]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由于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为对立的阶级。虽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特别是在议会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甚至连选区都没有,致使议会被土地贵族控制。经济困难很快引起了议会改革的要求[3],因为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识到,经济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议会中没有足够的议员与代表土地贵族的议员相抗衡,进而在议会中不能通过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法案,因此他们认定议会改革是走向社会改革和经济平等的第一步[4]。于是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进行议会改革。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利益关联体逐渐演变为对立的阶级。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但是,资本家却不能给予工人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劳动环境恶劣,工伤事故不断,严重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樱简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它们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5]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必然要激化劳资矛盾,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本应通过劳动立法进行干预。但是,在工业时代之初的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大兴其道,认为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法律不应干涉的关系,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也应该自负其责。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的劳动立法进展迟缓,这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不满。觉醒了的英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开始于19世纪30年李缓代的争取民主的工人运动即宪章运动,是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竞争的加剧,还造成了大批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贫穷现象。到19世纪晚期,英国国内有近百万人失业,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藐视人权,不把失业工人和穷人当做人来看待,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6]。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指导,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脊扰裤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如果接受救济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样好,那么这种救济制度就会从根本上使所有人丧失勤奋努力、刻苦自励的精神,如果真的实施这种制度,那么作为其补充,就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迫劳动制度,来迫使那些没有自立动机的人像牛马那样干活儿。”[7]可见,这部济贫法实际上把“救济穷人”变成了一种“惩治穷人”的手段[8],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压力。这一事实迫使政府开始认识到,贫困问题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政府理应承担起救济贫困的责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无序、恶性竞争,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垄断及其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这在当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个体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切经济事务由市场主体去自我管理和调节;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总体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工业社会中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迫使政府改变统治策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否则将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正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因为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国内却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拥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着。这时,由于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的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以抑制粮食的廉价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苦难。饥饿、罢工使英国的进步力量开始认识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9]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二、自由主义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回应边沁、密尔、格林的功利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为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关系进行了探讨,解放了人们思想,影响了改革实践。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n,1748～1832年)是着名的自由资产阶级法学家、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政治法律思想的伦理基础是功利主义。所谓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解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假如这里的当事人泛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某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10]。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因而它能够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目标是追求最大快乐及将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它又是人们衡量和评价一切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人们对外界事物或某种行为赞成与否、实行与否,是根据它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快乐、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增添福利来决定的。人们判断一件事对自己有利就应该去做,反之,则不应该去做。这就是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总之,在边沁看来,趋乐避苦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宗旨,是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标准。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运用于立法理论中。他提出,增加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的手段应该从立法开始,政府的任务或立法者的任务就是遵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通过立法用赏罚的方法,特别是用惩罚破坏幸福的行为的方法来增进社会幸福。这就是说法律、制度应以功利为原则。同时他还提出,判断国家法律、制度的优劣也应该以功利为根本标准。如果某个法律或某项制度对于人们来说乐多于苦,那么它就是优良的,有益于人们的。反之,如果苦多于乐,那么它就是低劣的,无益于人们的。边沁的理论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密尔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总体上主张个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坚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11]。鉴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和问题,密尔提出了新的功利主义,为其具有新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伦理基础。他认为,功利主义所谓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全体的幸福和快乐,人们在追求幸福和快乐时要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彼此平等的成员组成的社会[12]。以此为出发点,密尔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预理论,认为“国家一方面应当尊重每人在特关自己的事情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对它所允许每人施用于他人的权力保持一种注意的控制”[13]。密尔认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界限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特殊情况下,那些真正关系到全体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或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做,就应该而且也必须由政府来做;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从中得不到相应利益而不愿做,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去做。政府应干预的具体事务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业,主要是用来提高人类素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决不能用市场上的需求来检验的,因此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这个一般原则,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但要使父母承担这种责任,则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人们能够免费或以极低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14]。第二,保护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的权利。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少年儿童的权利和利益,“只要国家照看得到,就应保护少年儿童,禁止雇佣他们做过于繁重的工作。之所以应禁止少年儿童劳动的时间过长或劳动强度过大,是因为如果不加禁止的话,他们就总是被强制这样去做。就儿童来说,签约自由无异于强制自由”[15]。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她们开辟更广的就业门路,使她们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会地位。第三,政府应干预公共事业的垄断行为,维护公众利益。密尔认为,许多行业如煤气、自来水供应、运河、铁路等虽然应让私人经营,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业毫无竞争,他们比政府更加不负责任,更加不闻不问人们的抱怨,所以国家应从社会公共利益着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经营,对于这类公共事业应保留将来收回的权利,或保留并自由行使规定最高收费的权利和经常变动最高收费的权利[16]。第四,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普遍把工厂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缩减为9小时,并且使工人劳动9小时得到的工资和劳动10小时一样多或基本一样多,这对工人是有好处的。第五,救济穷人。密尔认为,人类是应该相互帮助的,穷人更需要帮助,所以应通过社会组织救济亟待救济的穷人,制定济贫法,进行社会救济。第六,政府应主动承担起那些没有私人去做但又是关系到社会利益的公用事业的建设重任,如道路、码头、港口、运河、灌溉设施、医院、大中小学等,因个人无力承担,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总之,密尔对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进行修正的目的在于如何协调社会转型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寻找一个能够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效协调起来的契合点,以最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17]。他的这一思想和努力具体应用于其自由理论及国家的性质与功能理论中,就是在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适当运用政府干预来解决自由主义带来的破坏作用和弊端,以实现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动态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论处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阶段,为形成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促进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广大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现实,诞生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当时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希尔·格林(1836～1882年)、霍布豪斯(1864～1929年)和霍布森(1858～1940年)。格林是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他论证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并力图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他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善。任何个人的道德发展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发展相一致。个人与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都应该互相帮助,离开他人和社会,个人不可能得到幸福。进而,格林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共同的善,实现共同的利益,因此国家不应该是消极的、放任的国家,而应该是积极的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为实现个人利益、为个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国家应该干预土地买卖,强迫实行教育,规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作时间,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几位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重新解释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提出并且论证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主张。这些主张对20世纪初英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工业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社会转型,严酷的社会现实导致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为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新自由主义的逐步确立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积极干预型转变,消极政府向集权政府转变。也就是说,繁多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增添了国家的社会职能,由过去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经济社会事务的积极调控者和管理者。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前提下,政府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主动进行纠正和干预,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社会、司法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三、英国政府实行干预政策和立法改革在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下,受变化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通过两次议会选举法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议会议席,议会里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这样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商人就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法律。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权利,从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就开始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几次颁布《工厂法》,严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1847年通过了(成年男工)10小时工作日法案;通过一个《煤矿法》,规定了井下作业应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对劳动争议的处理,1896年议会通过的《调解法》规定,由政府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各地委员会不能处理的劳动争议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断制定社会立法,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在20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1908年的养老金法,1909年的劳工介绍法,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1918年的教育法,1922年的住房法。这些立法奠定了现代英国福利法的基础[19]。“随着19世纪的前进,社会立法不断增加,据有资格的观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后,议会实际上抛弃了个人主义作为它的指导原则,转而接受了集体主义。人们以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处于劣势,立法机构破天荒地通过了合乎社会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20]英国政府颁布多种法律,积极干预经济活动。针对无限责任公司阻碍投资增长的问题,1855年,英国颁布《有限责任法》,规定股东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个法律激发了社会投资热潮,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针对金融业经营不规范的问题,政府出台了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和调控。针对19世纪中后期债务人恶意宣告破产以逃避债务的现象,法院通过几个判例完善破产法,从法律上防范了欺诈行为。针对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现象,到19世纪末,普通法开始对竞争自由采取一定的灵活态度,它不再机械地把一切限制竞争行为都视为违法,而是综合考虑竞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商业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时间等多方面因素[21]。这些立法和干预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保护了投资者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有秩序发展。“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抗,是对产业革命的破坏性和对无情地推进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破坏作用而无保障措施的一种自发防卫。主要的动机是一种受威胁感,即认为没有节制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威胁。⋯⋯彻底修正自由主义理论要求重新研究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研究自由的性质、自由和法律强制之间的关系。那样的重新研究又揭开了个人人性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从伦理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看,潮流是在脱离个人主义,趋于探求某种集体主义的观念”[23]。工业社会讲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节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逐步确立必然对英国的司法制度产生影响。到19世纪英国进行司法改革前,作为上层建筑主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组织混乱,诉讼程序繁琐僵化,审判效率低下,费用高昂,警察组织不完备,监狱制度落后[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这些弊端,显然与讲求效率、讲求成本和收益的工业社会不相适应。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昂的诉讼费用已经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寻求司法救济和实现正义的障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从长远来看,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社会正义已成为工业社会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诉讼哲学由过去的追求实质正义转变为分配正义[25]。迫于社会公众的强大压力,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不合时宜的司法制度和审判程序主动予以干预,意图以国家的力量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英国政府进行了民事司法改革。对此,英国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关注,一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对传统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论证了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边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对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动和指导作用。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用于考察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1688年以后的英国法律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义的痕迹,法律原则复杂模糊,司法工作人员因循守旧,就连英国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来收集的和无数个别的议会法令、条例组成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制状态’”[26]。他还对当时的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进行了批判,称其已经“腐败透顶”,“充斥着不必要的繁琐程序,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这只能导致拖延、筋疲力尽以及更大的开支”[27]。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边沁认为,普通法的传统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设计为基础的普通法规则,简直是进行重要社会改革道路上的障碍”[28]。针对上述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国的法律体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费解又专横,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实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张不但要进行立法原则、立法内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对当时的司法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边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则。他主张,在司法审理中,法官不能随意解释法律条文,律师不能担任法官,同时,法官不能包揽全部司法审理权,应允许选民推荐自己的代表参与司法。选民代表享有半个司法权,他们不参与裁决,但应参加并监督司法审判的全过程,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法院为贫民免费提供律师与辩护条件,以至要求法官复审案件[29]。边沁的法律改革思想为19世纪英国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建立适应现实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须对旧的法庭组织和诉讼程序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30]。于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议会得以通过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这场世纪改革主要围绕着调整司法管理体系、简化繁琐的诉讼程序、理顺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体系的关系这些目标而[31]。为了消除令状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诉讼程序繁琐僵化的弊端,首先对令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令状制度的改革主要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完成,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颁布的《统一诉讼程序法》、1833年颁布的《不动产实效法》、1833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别颁布的《普通法诉讼程序法》。这些法律实施后,令状制度逐步减少使用,令状制度迅速衰亡[32],普通法诉讼程序繁琐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纠正。通过1852年《大法庭诉讼条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条例》,衡平法庭的诉讼程序被大大简化。为了彻底解决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体系所造成的司法组织混乱和职权交叉重叠的弊端,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并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统一的最高法院;统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则,当两种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普通法原则应服从衡平法原则。这意味着法官在审判中应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发挥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允许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诉讼程序,简化了诉讼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诉讼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个司法制度,提高了诉讼效率。可见,19世纪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体现了工业社会的特点和要求,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需要。为了贯彻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弱化普通法法庭对案件的管辖权,逐渐强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这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动干预,反映了国王的集权意志,以此来实现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的转型,这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从根本上讲,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以及干预型国家的出现最终导致了这场世纪司法改革。英国近代着名法学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写道:“自边沁时代以来,我不知道哪一项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边沁的影响。”[33]改革派大法官布鲁厄姆在1838年写道:“法律改革时代就是杰里米·边沁时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个抱有严肃思想来揭露我们英国法律制度的弊病⋯⋯过去20年来,我们法律制度已经取得的全部重大的进步⋯⋯自然使我们想起边沁先生和他的学派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启发性的劳动。”[34]

‘伍’ 英国工人斗争采取的方式，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方式：政治性的斗争，此时的工人运动绝大多数采取暴力的方式
原因：这是由于工人毫无政治权利造成的。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悲惨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享受作为公民应该具有的权利，在没有选举权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代表进入国会，在立法机构中无人替工人说话。所以斗争的政治性一般都很明显。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刚刚替代手工劳动．从手工工场向工厂制的过渡在迅速地进行着。但是，经济状况演变的过程毕竟不会出现“一刀切”现象，新旧交替、处处可见传统痕迹的情况是必然的，而且十分普遍。这其中就包含着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和惯用的手段。那时他们基本上沿用了以剥削绝对剩余价值为主的做法，即采用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雇佣童工女工、使用工头监督工人等等暴虐的手段。从经济学上来说，这就是用人为的办法强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谓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收回投入、保住成本所需的时间。余下的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出的财富都属于剩余价值，也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到的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生活状况非常悲惨。收入极低、食不果腹，居住条件更是令人无法忍受。工人胸中积下了非常强烈的不满与愤恨。

经济方面的这一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政治上的状况。一方面，当时资产阶级还没有科学管理企业的观念，仍以强制命令的办法指挥生产和管制工人。反映到政治上，他们就更倾向于保留君主制，只是在万不得已的非常形势下才接受共和制．而且在时间上都很短促。也就是说，民主管理的意识并不很强，倒是对压制性的传统政策更加习惯些。另外，工业革命中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一时还不能取得优势地位，除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之外，在各国执掌政权的主要还是金融资产阶级以及土地贵族。这些人全然无意而且反对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民主改革。这一切就决定了当时人权的状况很不如人意。既然连工业资产阶级都还处在受压制的地位．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极端低下，自然更加深了工人胸中的愤怒。他们必定要为争取政治权利而坚决斗争。显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经济发展的实际程度，决定了那时的社会与政治状况，从而也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处境，以及由此引出的工人的心情。

‘陆’ 英国的宪章运动，主要都是什么内容

是一场工人运动，因为当时这些工人们要求给自己一些参与政治的能力，要求人权。

‘柒’ 英国工业革命使贫富差距的原因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大多来自过去的自耕农、手工工人和工匠。在此之前，他们基本上过着田园生活，按照农业生产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业革命发生后，大规模圈地运动、大机器生产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宁静，往昔的男耕女织生活难以为继，工人的生活开始发生很大改变。

当时，英国工人的日常主食是薯仔和面包，在困难时则代之以芜菁。肉类、鱼类、蛋类的消费都很少，只是偶尔食用一点咸肉或鲜肉。19世纪30年代，吃肉是富人才能享受到的奢侈生活，工人只有在星期天才可能吃到一点肉。鱼的消费则更是少得可怜，在这一时期，鱼仍被视为奢侈品。工资比较高的纺细纱工人偶尔会买一些鱼，但也并不多。工人家庭食物的质量通常很差，“蔬菜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牲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有的家庭甚至根本没有足够的东西吃，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

满足最基本生理需求的饮食尚且如此，工人的穿着就更糟糕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写道：“用来做衣服的料子都是非常不合适的，无论是在女人的衣橱里或男人的衣橱里，都几乎根本没有亚麻布和毛织品，只有棉织品。衬衫是用漂白布或是杂色的印花布做的，女人的衣服大部分也是印花布做的，毛织品的裙子很少能在晒衣服的绳子上看到。男人们大都穿着粗布及其他粗棉织品做的裤子和同样的料子做的上衣或夹克。”贫穷工人家庭一般都没有专门给孩子买或做的衣服，孩子们的衣服要么是用大人废弃的衣服裁剪而成的，要么是哥哥姐姐们曾经穿过的旧衣服。孩子们在外面玩耍或去上学之时经常赤脚，根本没有鞋子穿。用衣衫褴褛这个词来形容贫穷工人的孩子，是最合适不过的。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的环境明显恶化，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是环境恶化、居住拥挤的主要原因。从工业区多数劳动居民的家居中，可以看到几乎原始的生活痕迹。这些房子污秽不堪，没有像样的家具。仅有的一点家具，往往也是最粗糙、最普通的，而且经常是残缺不全的。在一些较大的城市中，工人居住的拥挤程度和住房的低劣情况令人触目惊心。在利物浦市，全市人口中有五分之一即45000多人，居住在狭窄、阴暗、潮湿、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里。着名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也是如此，市内有两万人居住在地下室里面。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也有两三万人生活在地下室。即是说，在整个曼彻斯特，居住在地下室的人达到了四五万之多。

工业革命时期，饮酒是工人闲暇之时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据统计，70%的工人晚上都是在酒馆中度过。艾利生郡长说：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3万个工人喝得烂醉。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十二幢房子中就有一家酒馆，而在1840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酒馆。在其他大城市，情形也几乎相同。酗酒这个习惯在工人居住区中流行到了惊人的地步。仅在曼彻斯特市，至少有将近一千间小酒店、啤酒店和杜松子酒窖， 90%左右的顾客都是工人。统计表明：工人阶层用在酒上的开支占其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有些家庭甚至要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收入用在饮酒上。酗酒严重影响了工人的家庭关系。

总之，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传统的社会关系，造成了社会的急剧分化，贫富差距迅速加大。尽管学术界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工人普遍处于贫苦状态，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当时，英国工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非常悲惨，食物、衣着严重匮乏，居住和卫生条件极其糟糕。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使英国工人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开始思考导致自己贫穷的社会根源，致力于通过政治途径改善他们的待遇，迅速成为英国社会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直到19世纪后半叶，在工人和有识之士的共同斗争下，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才逐渐有所改善。

‘捌’ 英国历来发生的罢工事件，工人都可以完胜资本家吗

罢工事件工人并不可以都完胜资本家。资本家都是靠剥削来赚取利润的，即使最后资本家做了退让，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工人只是满足了自己部分的权益，并不能称之为胜利，最后还是要给资本家打工来赚取生活资本，利润最大化的仍然是资本家。

罢工作为工人维护权益的一种手段是非常极端的方式，往往是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12年3月1日爆发了大罢工，是日，多达100万矿工一起罢工。政府出面干预，议会被迫匆忙通过了一项煤矿最低工资法令，规定了地方工资最低标准，首简部分地满足了矿工们关于确定最低工资的要求。此后，这一最低工资法令逐渐推广至其他行业中，一直延续至今，并为其他许多国家所采用。

‘玖’ 英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大多来自过去的自耕农、手工工人和工匠。在此之前，他们基本上过着田园生活，按照农业生产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业革命发生后，大规模圈地运动、大机器生产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宁静，往昔的男耕女织生活难以为继，工人的生活开始发生很大改变。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传统的社会关系，造成了社会的急剧分化，贫富差距迅速加大。在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工人普遍处于贫苦状态，食物、衣着严重匮乏，居住和卫生条件极其糟糕。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使英国工人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开始思考导致自己贫穷的社会根源，致力于通过政治途径改善他们的待遇，迅速成为英国社会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直到19世纪后半叶，在工人和有识之士的共同斗争下，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才逐渐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