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请从政治,地理,技术,资本,劳动力,市场等方面说明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
(1)政治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消除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束缚,为工业革命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2)地理方面,英国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的航线上,便于海外贸易、殖民地的开发、贩卖黑人奴隶,从殖民地往国内运送搜刮财物用于资本积累。此外英国属于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环境好;自然灾害较少
(3)技术方面,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长期的发展,为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
(4)资本方面,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提供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必需的大批自由劳动力和巨额的货币资本(殖民);
(5)劳动力方面,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即18世纪英国国会准许地主圈有旧公地,空地,许多乡绅利用机会并购公地或小自耕农土地),圈成大农场,使用新农具,提高生产量 ,迫使许多佃农和自耕农丧失耕地,或移民北美十三州,或至城市谋生,为工业革命提供充沛的“自由”劳动力 。
(6)市场方面,殖民地的扩张为英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贰’ 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方面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英国的土地和物产都十分的丰富。
英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的一次重大胜利,为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扫清了障碍。英国革命揭开了欧洲和北美革命运动的序幕,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英国革命后,出现了长期的政治稳定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英国开展工业革命和成为工业强国创造了前提。英国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君主立宪制开始确立起来。
(2)英国为什么会有劳动力扩展阅读:
从世界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英国革命没有根本解决政治经济制度落后性,反而与旧贵族联合镇压英国人民起义。
英国革命极大促进欧洲各国反专制势力,起到思想启蒙作用,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也使一些封建专制的国家陷入害怕和担忧。
但是英国革命毕竟是不彻底革命,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彻底铲除旧的毒瘤。但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英国通过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叁’ 英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有哪些因素(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回答)
政治上: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消除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束缚,为工业革命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经济上:“①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消除农业中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②多年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提供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必需的大批自由劳动力和巨额的货币资本以及广阔的原料地和市场;
③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长期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为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PS:这个一定程度上也可归纳到文化层面,突出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即可)④英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商人参与贸易竞争和对外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刺激作用,让商人更热衷于技术革新以提高经济效益;(PS: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纳到政治层面,突出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即可;亦可以归纳到文化层面,突出“重商主义”思想而非政策即可)
文化上:①文艺复兴后期,受当时国际形势和政治环境影响,意大利等国家的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和手工业者离开故国迁往英国,为英国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为日后工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和技术的源头;
军事上:①注重发展海军,先后击败海上霸主西班牙和荷兰,成为了海上霸主,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产品对外输出提供有力的军事保障。(PS: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归纳到政治层面,突出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即可)
‘肆’ 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
前提条件:
①政治前提:较早确立资本主义制度。
②资本:海外贸易、殖民掠夺和圈地运动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③技术: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生产技术知识。
④劳动力:圈地运动增加了雇佣劳动力。
⑤市场:圈地运动拓展了国内市场;殖民掠夺拓展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
1.对生产力裤察的影响: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商品经济最终取代了自然经济,手工工场过渡到大机器生产的工厂,这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1〕。
2.对资产阶级的影响: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资产阶级专政建筑在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和物质财富空前丰富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方式扩展至世界各地,保证了资本主义完全战胜封建主义〔2〕。
3.对阶级阶构的影响:工业革命使得使用机器生产和现代大工业(工厂制度)逐步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普遍建立起来,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工业资产胡悄茄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最终形成〔3〕。
4.对全球交通和市场的影响:欧美国家为了促进商品交流,大规模从事交通运输建设,为了扩大海外殖民掠夺和市场,致力于远洋运输网的开拓, 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交通网络,世界市场开始形成〔4〕。
5.对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工业革命加速了弱小国家沦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过程,同时,欧美列强对亚非拉进行殖民掠夺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把欧美先进的工业技术带到这些运悉地区,使这些国家缓慢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改变了他们的历史命运,将其卷入了工业文明的潮流之中〔5〕。
此外,有学者指出,工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在人同自然作斗争方面具有划时代的巨大历史意义。同时,工业革命后,社会日益分裂和混乱,物欲横流,金钱第一,物质享受至上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目标,人刚刚有可能摆脱大自然的桎梏,但又陷入了社会本身缠结的罗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每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必须认真考虑的。”
‘伍’ 有关英国18世纪成为头号工业强国的原因
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 ☆英国工业革命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深刻政治前提、社会经济前提和科学技术前提的. 兴起原因 ①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 ②资产阶级通过大规模地对外掠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国债制度和消费税政策,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所必须的货币资金;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 ③工场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培养了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创造了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特别是牛顿的力学和数学,为机器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 ④蓬勃发展的工场手工业,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知识,增加了产量,但仍然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于是,一场生产手段的革命呼之欲出. 工业革命首先出现于工场手工业新兴的棉纺织业.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速度,棉纱顿时供不应求.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大幅度增加了棉纱产量.“珍妮纺纱机”的出现首先在棉纺织业中引发了发明机器、进行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此后,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骡机、水利织布机等机器.不久,在采煤、冶金等许多工业部门,也都陆续有了机器生产. 随着机器生产的增多,原有的动力如畜力、水力和风力等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在英国伯明翰,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得到迅速推广,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人类社会由此进入“蒸汽时代”. 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资产阶级工厂了. 1840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了工厂手工业生产,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家.‘陆’ 为什么英国会发生工业化进程
一、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专制统治,从而使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步清除英国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残余,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英国建立。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传统的工场和家庭手工业,工厂制度确立了在工业生产中的统治地位,促进了英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使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大农场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现代农业资本主义体系在英国建立起来。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新兴工业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并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依托的新兴城市体系。工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英国进入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英国现代各种关系的基石,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1]。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社会的出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利益在社会结构性分布上的变化,利益的驱动使得人们在政治结构中都尽可能地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权力是利益实现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当人们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代表时,自我利益的实现才有可能。”[2]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由于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为对立的阶级。虽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特别是在议会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甚至连选区都没有,致使议会被土地贵族控制。经济困难很快引起了议会改革的要求[3],因为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识到,经济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议会中没有足够的议员与代表土地贵族的议员相抗衡,进而在议会中不能通过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法案,因此他们认定议会改革是走向社会改革和经济平等的第一步[4]。于是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进行议会改革。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利益关联体逐渐演变为对立的阶级。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但是,资本家却不能给予工人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劳动环境恶劣,工伤事故不断,严重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樱简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它们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5]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必然要激化劳资矛盾,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本应通过劳动立法进行干预。但是,在工业时代之初的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大兴其道,认为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法律不应干涉的关系,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也应该自负其责。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的劳动立法进展迟缓,这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不满。觉醒了的英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开始于19世纪30年李缓代的争取民主的工人运动即宪章运动,是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竞争的加剧,还造成了大批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贫穷现象。到19世纪晚期,英国国内有近百万人失业,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藐视人权,不把失业工人和穷人当做人来看待,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6]。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指导,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脊扰裤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如果接受救济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样好,那么这种救济制度就会从根本上使所有人丧失勤奋努力、刻苦自励的精神,如果真的实施这种制度,那么作为其补充,就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迫劳动制度,来迫使那些没有自立动机的人像牛马那样干活儿。”[7]可见,这部济贫法实际上把“救济穷人”变成了一种“惩治穷人”的手段[8],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压力。这一事实迫使政府开始认识到,贫困问题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政府理应承担起救济贫困的责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无序、恶性竞争,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垄断及其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这在当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个体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切经济事务由市场主体去自我管理和调节;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总体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工业社会中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迫使政府改变统治策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否则将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正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因为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国内却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拥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着。这时,由于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的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以抑制粮食的廉价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苦难。饥饿、罢工使英国的进步力量开始认识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9]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二、自由主义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回应边沁、密尔、格林的功利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为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关系进行了探讨,解放了人们思想,影响了改革实践。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n,1748~1832年)是着名的自由资产阶级法学家、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政治法律思想的伦理基础是功利主义。所谓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解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假如这里的当事人泛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某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10]。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因而它能够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目标是追求最大快乐及将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它又是人们衡量和评价一切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人们对外界事物或某种行为赞成与否、实行与否,是根据它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快乐、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增添福利来决定的。人们判断一件事对自己有利就应该去做,反之,则不应该去做。这就是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总之,在边沁看来,趋乐避苦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宗旨,是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标准。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运用于立法理论中。他提出,增加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的手段应该从立法开始,政府的任务或立法者的任务就是遵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通过立法用赏罚的方法,特别是用惩罚破坏幸福的行为的方法来增进社会幸福。这就是说法律、制度应以功利为原则。同时他还提出,判断国家法律、制度的优劣也应该以功利为根本标准。如果某个法律或某项制度对于人们来说乐多于苦,那么它就是优良的,有益于人们的。反之,如果苦多于乐,那么它就是低劣的,无益于人们的。边沁的理论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密尔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总体上主张个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坚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11]。鉴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和问题,密尔提出了新的功利主义,为其具有新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伦理基础。他认为,功利主义所谓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全体的幸福和快乐,人们在追求幸福和快乐时要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彼此平等的成员组成的社会[12]。以此为出发点,密尔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预理论,认为“国家一方面应当尊重每人在特关自己的事情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对它所允许每人施用于他人的权力保持一种注意的控制”[13]。密尔认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界限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特殊情况下,那些真正关系到全体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或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做,就应该而且也必须由政府来做;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从中得不到相应利益而不愿做,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去做。政府应干预的具体事务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业,主要是用来提高人类素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决不能用市场上的需求来检验的,因此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这个一般原则,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但要使父母承担这种责任,则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人们能够免费或以极低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14]。第二,保护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的权利。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少年儿童的权利和利益,“只要国家照看得到,就应保护少年儿童,禁止雇佣他们做过于繁重的工作。之所以应禁止少年儿童劳动的时间过长或劳动强度过大,是因为如果不加禁止的话,他们就总是被强制这样去做。就儿童来说,签约自由无异于强制自由”[15]。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她们开辟更广的就业门路,使她们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会地位。第三,政府应干预公共事业的垄断行为,维护公众利益。密尔认为,许多行业如煤气、自来水供应、运河、铁路等虽然应让私人经营,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业毫无竞争,他们比政府更加不负责任,更加不闻不问人们的抱怨,所以国家应从社会公共利益着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经营,对于这类公共事业应保留将来收回的权利,或保留并自由行使规定最高收费的权利和经常变动最高收费的权利[16]。第四,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普遍把工厂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缩减为9小时,并且使工人劳动9小时得到的工资和劳动10小时一样多或基本一样多,这对工人是有好处的。第五,救济穷人。密尔认为,人类是应该相互帮助的,穷人更需要帮助,所以应通过社会组织救济亟待救济的穷人,制定济贫法,进行社会救济。第六,政府应主动承担起那些没有私人去做但又是关系到社会利益的公用事业的建设重任,如道路、码头、港口、运河、灌溉设施、医院、大中小学等,因个人无力承担,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总之,密尔对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进行修正的目的在于如何协调社会转型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寻找一个能够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效协调起来的契合点,以最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17]。他的这一思想和努力具体应用于其自由理论及国家的性质与功能理论中,就是在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适当运用政府干预来解决自由主义带来的破坏作用和弊端,以实现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动态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论处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阶段,为形成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促进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广大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现实,诞生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当时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希尔·格林(1836~1882年)、霍布豪斯(1864~1929年)和霍布森(1858~1940年)。格林是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他论证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并力图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他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善。任何个人的道德发展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发展相一致。个人与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都应该互相帮助,离开他人和社会,个人不可能得到幸福。进而,格林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共同的善,实现共同的利益,因此国家不应该是消极的、放任的国家,而应该是积极的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为实现个人利益、为个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国家应该干预土地买卖,强迫实行教育,规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作时间,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几位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重新解释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提出并且论证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主张。这些主张对20世纪初英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工业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社会转型,严酷的社会现实导致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为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新自由主义的逐步确立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积极干预型转变,消极政府向集权政府转变。也就是说,繁多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增添了国家的社会职能,由过去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经济社会事务的积极调控者和管理者。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前提下,政府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主动进行纠正和干预,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社会、司法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三、英国政府实行干预政策和立法改革在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下,受变化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通过两次议会选举法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议会议席,议会里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这样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商人就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法律。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权利,从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就开始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几次颁布《工厂法》,严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1847年通过了(成年男工)10小时工作日法案;通过一个《煤矿法》,规定了井下作业应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对劳动争议的处理,1896年议会通过的《调解法》规定,由政府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各地委员会不能处理的劳动争议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断制定社会立法,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在20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1908年的养老金法,1909年的劳工介绍法,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1918年的教育法,1922年的住房法。这些立法奠定了现代英国福利法的基础[19]。“随着19世纪的前进,社会立法不断增加,据有资格的观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后,议会实际上抛弃了个人主义作为它的指导原则,转而接受了集体主义。人们以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处于劣势,立法机构破天荒地通过了合乎社会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20]英国政府颁布多种法律,积极干预经济活动。针对无限责任公司阻碍投资增长的问题,1855年,英国颁布《有限责任法》,规定股东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个法律激发了社会投资热潮,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针对金融业经营不规范的问题,政府出台了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和调控。针对19世纪中后期债务人恶意宣告破产以逃避债务的现象,法院通过几个判例完善破产法,从法律上防范了欺诈行为。针对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现象,到19世纪末,普通法开始对竞争自由采取一定的灵活态度,它不再机械地把一切限制竞争行为都视为违法,而是综合考虑竞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商业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时间等多方面因素[21]。这些立法和干预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保护了投资者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有秩序发展。“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抗,是对产业革命的破坏性和对无情地推进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破坏作用而无保障措施的一种自发防卫。主要的动机是一种受威胁感,即认为没有节制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威胁。⋯⋯彻底修正自由主义理论要求重新研究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研究自由的性质、自由和法律强制之间的关系。那样的重新研究又揭开了个人人性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从伦理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看,潮流是在脱离个人主义,趋于探求某种集体主义的观念”[23]。工业社会讲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节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逐步确立必然对英国的司法制度产生影响。到19世纪英国进行司法改革前,作为上层建筑主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组织混乱,诉讼程序繁琐僵化,审判效率低下,费用高昂,警察组织不完备,监狱制度落后[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这些弊端,显然与讲求效率、讲求成本和收益的工业社会不相适应。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昂的诉讼费用已经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寻求司法救济和实现正义的障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从长远来看,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社会正义已成为工业社会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诉讼哲学由过去的追求实质正义转变为分配正义[25]。迫于社会公众的强大压力,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不合时宜的司法制度和审判程序主动予以干预,意图以国家的力量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英国政府进行了民事司法改革。对此,英国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关注,一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对传统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论证了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边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对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动和指导作用。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用于考察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1688年以后的英国法律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义的痕迹,法律原则复杂模糊,司法工作人员因循守旧,就连英国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来收集的和无数个别的议会法令、条例组成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制状态’”[26]。他还对当时的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进行了批判,称其已经“腐败透顶”,“充斥着不必要的繁琐程序,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这只能导致拖延、筋疲力尽以及更大的开支”[27]。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边沁认为,普通法的传统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设计为基础的普通法规则,简直是进行重要社会改革道路上的障碍”[28]。针对上述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国的法律体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费解又专横,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实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张不但要进行立法原则、立法内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对当时的司法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边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则。他主张,在司法审理中,法官不能随意解释法律条文,律师不能担任法官,同时,法官不能包揽全部司法审理权,应允许选民推荐自己的代表参与司法。选民代表享有半个司法权,他们不参与裁决,但应参加并监督司法审判的全过程,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法院为贫民免费提供律师与辩护条件,以至要求法官复审案件[29]。边沁的法律改革思想为19世纪英国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建立适应现实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须对旧的法庭组织和诉讼程序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30]。于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议会得以通过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这场世纪改革主要围绕着调整司法管理体系、简化繁琐的诉讼程序、理顺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体系的关系这些目标而[31]。为了消除令状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诉讼程序繁琐僵化的弊端,首先对令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令状制度的改革主要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完成,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颁布的《统一诉讼程序法》、1833年颁布的《不动产实效法》、1833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别颁布的《普通法诉讼程序法》。这些法律实施后,令状制度逐步减少使用,令状制度迅速衰亡[32],普通法诉讼程序繁琐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纠正。通过1852年《大法庭诉讼条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条例》,衡平法庭的诉讼程序被大大简化。为了彻底解决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体系所造成的司法组织混乱和职权交叉重叠的弊端,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并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统一的最高法院;统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则,当两种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普通法原则应服从衡平法原则。这意味着法官在审判中应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发挥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允许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诉讼程序,简化了诉讼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诉讼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个司法制度,提高了诉讼效率。可见,19世纪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体现了工业社会的特点和要求,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需要。为了贯彻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弱化普通法法庭对案件的管辖权,逐渐强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这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动干预,反映了国王的集权意志,以此来实现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的转型,这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从根本上讲,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以及干预型国家的出现最终导致了这场世纪司法改革。英国近代着名法学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写道:“自边沁时代以来,我不知道哪一项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边沁的影响。”[33]改革派大法官布鲁厄姆在1838年写道:“法律改革时代就是杰里米·边沁时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个抱有严肃思想来揭露我们英国法律制度的弊病⋯⋯过去20年来,我们法律制度已经取得的全部重大的进步⋯⋯自然使我们想起边沁先生和他的学派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启发性的劳动。”[34]
‘柒’ 为什么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一定要文字叙述。而且要详细)
简单来说以下:政治前提,英国率先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劳动力方面,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雇佣工人
资本积累方面,对外的殖民扩张、掠夺,英国迅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市场条件,号称日不落帝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拥有了广阔的原料供应地,以及商品销售市场
技术条件,英国工场手工业发达,并且日益发展,为工业革命积累了技术基础
复杂来说以下:
疯狂的殖民地掠夺与奴隶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巨额的货币资本,从而为工业革命累积了财力上的准备。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继续了近三个世纪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并且,英国过去是以国王名义借债,来弥补宫廷财政运转的不足。1694年,英格兰国家银行的成立,标志着由国王债务制度过渡到国家债务制度,这从另一条渠道为工业革命积累了资金。
英国政府大力开拓海外殖民地,积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为本国工商业寻找海外市场。与此同时,还把从各个渠道聚敛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用作生产性投资,以转换为再生产的资本。而法国却把资金都用来维持费用浩大的军队和宫廷享乐,西班牙更是把海外贸易盘剥来的巨额财富,用来购买国外廉价的商品,结果冲击了本国的市场。
工业革命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就是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厂的一个飞跃。这个飞跃之所以能够实现,与手工工场的高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是工业革命不可缺少的技术前提。此外,英国为追求更多的利润,还以满腔的热情来关注生产的发展,从而刺激了机器的发明和新科学技术的使用。
早在十五世纪,英国半农半工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就非常普遍,最初主要是毛纺织业。这种家庭的毛纺织手工业,后来随着农民的贫富分化,而发生了改变。很多家庭手工业者变成了为商人进行原料加工的雇佣劳动者。于是,呢绒商人们逐渐把单独的家庭手工业联系起来,便形成了毛纺织业的手工工场。这种手工工场有分散的和集中的两种形式。
在十六世纪时,分散的手工工场占主要地位。随着圈地运动而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由大商人所创办的集中的手工工场便逐渐发展起来,达到了雇佣一千名以上工人的规模。到十七世纪时,雇佣几百名工人的手工工场已经非常普遍了。这些手工工场并不限于毛纺织业,在采矿、冶金、制盐、造纸、玻璃、制硝、啤酒等部门,都建立起很大的手工工场。
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还表现为技术上的巨大进步。英国手工工场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与欧洲大陆上的大量工匠迁居英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世纪末期,法国与尼德兰等国在手工业技术方面,特别是丝织业技术方面,都比英国进步,拥有很多技术熟练的工匠。但是不断发生宗教战争,迫使许多信奉新教的熟练工匠逃亡到英国避难。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班牙镇压尼德兰革命时,也有大批尼德兰工匠逃往英国,从此以后就在英国东部地区定居下来。当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允许这些工匠定居下来,条件是每一户外来工匠必须负责培养一名英国学徒。这些技术熟练的工匠涌入英国后,对于改良和革新英国的手工业技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使英国新建了一些过去没有过的工业部门。英国的染织业¸制糖业¸陶瓷业的发达,就是同尼德兰工匠的贡献分不开的。
在十七世纪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种工业部门中,棉纺织业发展得尤其迅速。十八世纪初,运到英国加工的棉花只有一百万磅,但是,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手工工场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资本家为了追求越来越多的利润,除了增加工人以扩大生产规模外,迫切希望改革生产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1733年,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飞梭。凯伊发明飞梭以后,一个织布工人可以做过去两个工人的工作,使效率提高了一倍。后来, 凯伊的儿子又加以改进,发明了上下自动的杼箱,使用起来更为方便,织布能力更为提高。由于织布效率提高,出现了极其严重的纱荒。
由于棉纱供应不足,出现了纺与织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有些棉布工厂因缺纱而停产。棉纱价格猛烈上涨,接着纺纱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这种情况,对于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为了解决棉纱不足的问题,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1761年,英国“艺术与工业奖励协会”两次悬赏,征求新式纺纱机的发明。
1764年,兰开夏郡内的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是棉纺织技术上一个巨大的飞跃,使棉纱的产量迅速提高,引起了纺织业的一系列变化,并且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因为棉纱生产成本的减少,也就使布匹的价格随之降低,从而使布匹的需求量增大,这样就需要更多的织布工人。
由于织工工资跟着棉布需求量的增长而提高,就使得原来兼营农业的织工逐渐抛弃农业,成为专靠工资收入的工薪阶层。同时,珍妮机的使用排挤了旧式纺车,使那些买不起珍妮机的原来从事家庭手工业的纺工也放弃农业,到拥有珍妮机的人那里去工作,从而成为雇佣工人。纺工和织工放弃的土地就为农业资本家所收买,小自耕农无力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竞争,他们逐渐受到排挤而破产之后,也就沦落为农业或者工业中的无产者了。
珍妮纺纱机虽然大大提高了棉纱产量,但纺出的纱不结实,细而易断。由于珍妮机带动的沙锭日益增多,却需要手工来摇转纺轮,这样就使人力越来越难以胜任。于是,便需要在质量和动力方面加以改进。1769年,钟表匠理乍得·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这种机器用水力推动,机器上安装着许多滚轴,旋转很快,纺出的纱质地坚韧。
由于水力纺纱机体积大,又必须设置在可以利用水力的地方,因此,它就不能象旧式纺车或珍妮机那样安装在家庭内,而必须建立厂房,集中工人进行生产。这样,就为工厂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771年,阿克莱特建立了第一个棉纺厂,成为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主。水力纺纱机纺出的纱线虽然结实,但是很粗糙。因此,还需要继续进行技术革新,以提高棉纱的质量。
1779年,工人赛米尔·克隆普顿发明了骡机。骡机综合珍妮纺纱机与水力纺纱机的优点,纺出来的棉纱既结实又精细。此外,还提高了纺纱的效率,最初,骡机带动二三十个纱锭,后来随着机器的改进逐渐增加,到十八世纪末,已经有了能够带动四百个纱锭的纺纱机了。自从骡机发明与广泛应用以后,集中从事生产的纺纱工厂迅速增加起来。
棉纱产量的大幅度增加,把织布抛到了后面,于是,纺与织之间又出现新的脱节现象。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改良织布机。1785年,牧师埃德门特·卡特莱特发明了用水力推动的织布机。但是,这种机器非常呆笨,销路不广。后来,经过拉德克利夫、霍洛克斯等人的改进,这种织布机才日益完善,逐渐推广应用。
1803年,拉德克利夫还发明了一种整布机,霍洛克斯又发明铁制的织布机器。经过改进的自动织布机,比手工织布提高了四十倍的效率。棉纺织业机器的使用又引发了其他行业的连锁反应,不久在采煤、冶金等许多工业部门,都陆续有了机器生产。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实现了机械化,一个新的课题又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动力问题。
众所周知,水烧热了之后就膨胀为水蒸汽。事实上,这个道理人们在很早就知道了。约在公元前二世纪末,亚历山大里亚的赫罗,就认识到蒸汽的动力作用。在他的着作中,记载了他曾经制造过一种利用水蒸汽旋转的玩具。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尝试过设计一种利用蒸汽开动大炮的图纸。然而,为了工业的目的把蒸汽用来作为动力的试验,则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法国物理学家尼斯·帕旁称得上是第一个蒸汽力的实验者,他于1680年在英国试验成功第一台可以把热能转变为机械能的蒸汽泵。但是,帕旁的发明并没有实际用于工业上。1698年,英国人托玛斯·塞维利发明了利用蒸汽力而制成的抽水机,但是不够坚固,经受不住大量蒸汽的压力,常常破裂。1705年,铁匠托马斯·纽科门在塞维利抽水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造出了第一台真正可用作动力的蒸汽抽水机。
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制造和修理自然科学仪器的工作时,注意到纽科门式蒸汽机之所以浪费很多热量和时间,是因为汽缸里既要产生蒸汽,又要注入冷水。1765年春,瓦特终于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安上一个隔离式冷凝器装置后,蒸汽不是在汽缸内冷却凝固,而是让蒸汽通过一个阀门,进入一个单独保持冷却的冷凝器,这样就不需要降低汽缸的温度,真空也能够不断产生。
1769年, 瓦特制成第一台蒸汽机。这一年,瓦特以发明分离冷凝器,获得他在革新纽可门蒸汽机过程中的第一个专利。但这种蒸汽机仍无法克服纽可门蒸汽机只作往返运动的缺点,不能使蒸汽机变成能带动各种工作机的原动机。1781年,瓦特研制出一套齿轮联动装置,可以将活塞的往返直线运动,转变为轮轴的旋转运动,他因此获得了第二个专利。
接着,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增大蒸汽机的动力,瓦特对汽缸本身进行了分析与研究。1782年,瓦特试制出一种带有双向装置的新汽缸,把原来的单向汽缸组装成双向汽缸,并首次把引入汽缸的蒸汽,由低压蒸汽改为高压蒸汽,他也因此取得第三个专利。
1784年,经过再次改进的蒸汽机,不仅能够适用于各种机械运动,而且还增加了一种自动调节蒸汽机速率的装置。1785年,一个使用瓦特蒸汽机的纺纱厂建成。很快,蒸汽机在棉纺织业、毛纺织业、采矿业、冶金业、造纸业、印刷业、陶瓷业等工业部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瓦特蒸汽机的问世,解决了工业发展中的动力问题。从此以后,只要有煤作为燃料,就可以开动蒸汽机。并且,工厂也是根据需要建立起来,而不再受河流水力的限制。马克思说:“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是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
蒸汽机的发明使机械化生产冲破自然条件的限制,是人类社会进入机械化时代的标志,从而大大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蒸汽机的广泛利用,出现了发明和使用机器的热潮,促使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英国到处建立起大工厂,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喷出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打破了原来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恬静。以此为标志,历史跨入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蒸汽时代。
煤炭可以说是近代工业的食粮,如果没有煤,就没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工业革命。正因为英国的煤炭储藏量非常丰富,所以才支撑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在中世纪,由于烧煤使空气污染,封建统治者严厉禁止采煤。然而,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对于煤炭的需求扩大,煤炭工业迅速发展。1846年,英国煤炭年产量已经达到四千四百万吨,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第一大产煤国。
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传统的手工工场无法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管理,提高效率,资本家开始建造厂房,安置机器,雇用工人集中生产,这样,一种新兴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出现了。工厂成为工业化生产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1840年前后,英国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工场手工业,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机器制造业也建立起来,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机器的广泛使用,根本改变了工业的技术面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业革命造成的生产力大发展,使英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