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为什么英国人会歧视爱尔兰人为什么英国在自己的鼎盛时期，殖民地“日不落”时，没有将爱尔兰
爱尔兰早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居住了，7000多年来，她经过多次入侵和侵略，结果形成了她丰富而复杂的世系和传统。第一批定居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猎人，他们带来了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追随他们而来的农民，在这里饲养动物和耕种土地。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定居者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来了探矿者和金属制造工。 到公元前6世纪时，一波又一波来自欧洲的凯尔特入侵者开始达到爱尔兰。凯尔特人虽然在政治上从未统一爱尔兰，但他们统一了爱尔兰的文化和语言。 公元5世纪，基督都开始进入爱尔兰。传统上，人们把这归于圣·帕特里克的功劳，尽管有证据表明，早在他到来之前爱尔兰岛上就有了基督徒。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不同，爱尔兰从未经历过中世纪早期的野蛮入侵，所以，在6世纪和7世纪，以寺院为中心的爱尔兰艺术、学术和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在公元800年前那段时期，爱尔兰僧人给欧洲的很多地方带去了基督教。 在9世纪到10世纪期间，爱尔兰经常受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袭击。但他们同时也是商人，为丰富都柏林、科克和沃特福德的生活做出了贡献。1014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克隆塔夫（Clontarf）被爱尔兰王布莱恩·博茹（Brian Boru）打败，此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逐渐消退。 在12世纪，以前定居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诺曼底人抵达爱尔兰。此时的爱尔兰已经走上建立一个由一个君王集中统治的国家的道路，这些人的到来破坏了这个进程。诺曼底人很快就掌握了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这些地区后来置于了苏格兰国王的政治影响之下。 在随后的400年里，诺曼底人和他们的后裔在爱尔兰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该国的很多地区仍然掌握在爱尔兰人的手中，到16世纪初，英格兰出现了广为流传的恐惧感，那就是英格兰的影响有瓦解的危险，一方面是因为盖尔族人的入侵，另一方面是诺曼底定居者的逐渐盖尔化。 盖尔族爱尔兰的逐渐衰落 这段时间英格兰的宗教变革对爱尔兰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被称为老英格兰人的爱尔兰，即诺曼底定居者的后裔，对已经导致了爱尔兰（英国）国教成立的新教改革基本上持敌对态度。此外，爱尔兰作为一个既靠近不列颠又靠近大陆欧洲的岛屿，处于中央战略要地的地位，因此很可能成为英格兰不满者或外国敌人的据点。这使解决爱尔兰问题具有几个世纪以来不曾有过的紧迫性。 作为对宗教分歧和对英格兰国王从不列颠引入新定居者的反应，盖尔族人在爱尔兰发动了一系列叛乱。他们的反抗最终被压制，到了1603年，最后一个盖尔族堡垒，乌尔斯泰（Ulster）也被归入英格兰国王的统治之下。后来把很多英格兰和苏格兰定居者带到了乌尔斯泰的乌尔斯泰种植园，对该省的宗教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爱尔兰在17世纪的政治史，与英格兰和苏格兰发生的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内战、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起义、查尔斯二世复辟、让威廉姆和玛丽登上英格兰王位的光辉革命（1688年）。以信奉旧教的老英格兰人和盖尔族爱尔兰人为一方，以信奉新教的新苏格兰人（包括其他新定居者）为另一方，双方开始争夺至高权，整个这个时期，经过无数次此起彼伏的争斗，最后在博伊奈（1690年）和奥格里姆（Aughrim）（1691年）战役中尘埃落定。老英格兰人和盖尔族爱尔兰人被打败，随后，他们的领导人和追随者（‘野鹅’）大多离开爱尔兰去国外继续他们的军事、宗教或商业生涯。成了国教的新教徒垄断了政治权和土地所有权，并制定了歧视旧教（天主教）的刑法。 十八世纪 爱尔兰的经济在18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亚麻生意兴隆，特别是在乌尔斯泰，爱尔兰羊毛、牛肉、黄油和猪肉也是重要的出口。新教势力逐渐把自己看作是爱尔兰民族的代表，并发展成了充满活力和独具特色的议会传统。持续的爱尔兰移民潮也始于18世纪，成千上万的长老会教友和数量较少的基督徒前往新大陆。 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与她在北美的殖民地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促成了激进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这种爱国主义传统最终产生了联合爱尔兰人社会（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1789年，联合爱尔兰人社会在爱尔兰举行了一次起义，虽然这次反叛留下了一些宗派色彩的暴力印记，但起义的目标是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让所有宗教享受平等地位。这次起义被镇压后，1800年的《合并法》在英国和爱尔兰之间成立了完全的议会联盟。 然而，到这时英国和爱尔兰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经济和人口方面。英国在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同时，爱尔兰（除乌尔斯泰外）实际上离工业化越来越远，迅速增加的人口中绝大部分越来越依赖薯仔为生。19世纪40年代末，由于薯仔连年大规模歉收，发生了一次悲惨的大饥荒：100万人饿死，另有100万人逃出爱尔兰。10年（1846－1856）之内，爱尔兰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即800到600万），随着移民海外成为爱尔兰社会的显着特征，爱尔兰人口后来又进一步减少。 在政治方面，追求旧教解放（从18世纪末期开始，刑法逐渐放松，1829年，由丹尼尔·釉康乃尔（Daniel O'Connell）领导的旧教赢得了参加议会的权利）在19世纪初期居支配地位。此后，进行了一连串改革或解散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盟的活动。“大饥荒”不仅是惨烈的人间悲剧和社会经济分水岭，而且有着意义深远的政治影响。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应对不列颠政府提起诉讼，大多数爱尔兰选民寻求某种形式自治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在“大饥荒”后的几十年里，爱尔兰地主也受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至20世纪初，经历持续不断的农民动乱，终于通过了诱使大地主把土地出售给佃户的立法。为佃户提供贷款，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自己的租借地。 但是，自治或者说“地方自治”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丹尼尔·奥康乃尔和艾萨克·巴特（Issac Butt）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所做的努力没有什么结果。但是，19世纪80年代，在查尔斯·斯图尔特·帕乃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的领导下，爱尔兰议会党把爱尔兰问题入到了英国政治的中心。1886年，W.E.格累斯顿领导的自由党终于支持爱尔兰实行有限形式的自治。 “地方自治”的前景刺激了爱尔兰的统一主义者。他们主要是新教徒，占乌尔斯泰省的多数。与英格兰那些害怕爱尔兰地方自治可能导致大英帝国分裂的同盟者一道，统一主义者开始阻止通过“地方自治”法案。尽管如此“地方自治法案”最终还是在1914年获得了通过。 寻求独立 在一种日益军事化的氛围中，秘密组建的准军事部队（北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志愿者）开始了行军和操练，二者之间的敌对只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由此导致的“地方自治”推迟期间称有缓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1916年在宣布都柏林成立一个共和国，并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民众最初对这次起义的支持率极低，起义最终遭到镇压。但它的支持者，充分利用了公众对处决起义领导人的厌恶情绪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引入的爱尔兰兵役制的反对态度，在1918年的大选中获得了胜利。那次大选，他们以压倒多数击败了争取“地方自治”的议会党。 这次选举的获胜者，新芬党（意为‘我们自己’），成立了第一个Dali（议会），随后爆发了民族独立战争。至1921年签订《英爱条约》时，东北乌尔斯泰的6个郡，还有当时约三分之二的统一主义者多数派，已经组建北爱尔兰政府。签订《英爱条约》的结果是，其余26个郡组成在英帝国内部享有自治领域地位的爱尔兰自由国。自由国成立不久，就在那些视《条约》提供了有效自治的人和那些坚持要成立一个完全共和国的人之间爆发了一次短暂的内战。这次内战尽管短暂，却注定要在后来的几十年影响人们的态度和确定政治立场。 爱尔兰国 新自由国的第一届政府首脑是后来的‘Fine Gael’党‘Cumman na nGaedheal’的W.T. 科斯格拉夫（Cosgrave）。从20世纪30年代起，伊蒙·瓦勒拉（Eamon de Valera）成立的‘Fianna Fail’党一直支配着爱尔兰政治。1955年，爱尔兰获准加入联合国（UN），1973年，爱尔兰加入了现在的欧洲联盟（EU）。新经济发展政策带来了实质性的迅速发展。与欧洲其它国家一样，联合执政在爱尔兰已成平常事，通常是两个较大的政党之中的一个与劳动党或进步民主党组成政府。 在爱尔兰于1922年获得独立后的前20年里，自由国进行了机构合并，并形成了政治稳定的传统。1937年的宪法和1948年的《爱尔兰共和国法案》，切断了爱尔兰与英国最后的正式联系。二次大战期间，爱尔兰保持中立，它不属于任何军事同盟。
B. 爱尔兰大饥荒的过程是怎样的爱尔兰大饥荒的历史影响
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failure of the potato crop)是一场发生于1845年至1850年间的饥荒。在这5年的时间内，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这个数目除了饿死，病死者，也包括了约一百万因饥荒而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
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称为晚疫病菌(致病疫霉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卵菌(Oomycete)造成马铃薯腐烂继而失收。马铃薯是当时的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来衫埋源，这次灾害加上许多社会与经济因素，使得广泛的失收严重地打击了贫苦农或高蚂民的生计。大饥荒对爱尔兰的社会，文化，人口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把爱尔兰历史分为饥荒前、饥荒后两部分。在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时期大不列颠仍从美洲进口大量粮产，其中一部分甚至经过爱尔兰的港口转运;但饥饿的爱尔兰人却买不起这些粮食，英国 *** 提供的协助也十分稀少，最终造成高比例的爱尔兰人饿死。
马铃薯是19世纪爱尔兰人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农作物，而作为地主的英国人却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自然灾害以及政治压迫迫使人们揭竿而起，但最终失败。一百余万爱尔兰人死于饥荒的惨剧激起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在它的指引下，爱尔兰自由国家于1922年建立。
事件过程
从某些方面来看，英国是在爱尔兰干涉最多的欧洲国家之一。由于缺乏远见，同时也为了不阻碍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英国 *** 不再打念卜算对这个国家进行必要的现代化变革。这种保守主义也同各自的特定利益和有偏见的对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45年，关键的出口领域同一种发育不良的农作物--马铃薯--依存经济紧紧相连。而当真菌突然出现时，国家便任由其摆布了。
1845年的爱尔兰只依赖一种作物:马铃薯。150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养家糊口，300万小耕种者主要都靠马铃薯维持生计，而有产阶级对马铃薯的消费也要比英国多得多。当歉收时，当然也是那些农村的穷人们承担的风险最大。
1845年收到真菌灾害的收成是10月-11月，国家东部较为富庶的地区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从那里，病害向西部蔓延。整株整株的幼苗还没等到收获就腐烂了，家家户户一年的储备丧失殆尽。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依然笃信宗教，在那里，人们试图使天主教和地质学、植物学或经济学等新兴科学统一起来，像马铃薯病这样的灾害，反映了《圣经》中的饥荒观，只能引起带有宗教色彩的歧视言论。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袭击爱尔兰的"灾害"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对许多人而言，教训很明显:为了食用更富有营养的以谷物为主的食品，应当结束这种对马铃薯的"反常"依赖。
1846年夏，马铃薯的匮乏超过了最悲观的预测。300万人到400万人因现代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收成被摧毁而遭受死亡的威胁。只有英国具备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灾难，对这些资源的正确使用却需要管理上的明智和政治上的诚意。
1847年夏天，人们收获到了无病害的马铃薯。许多观察家总结道，饥荒结束了，爱尔兰现在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兴。但是，由于植株不多，收成仍然少得可怜。实际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季节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饥饿和疾病依然肆虐。
1848年，霜霉病的再次袭击彻底抹杀了人们的幻想。更为残酷的是，霜霉病集中发生在那些已经没有能力经受第四次饥荒的地区。如果说那些不很贫困的地区的状况有了少许改善，西部和南部却经历了一次与1847年这一"黑暗之年"同样深重的灾难。1849年和1850年，疾病再度来袭，使得一些地区奄奄一息。
在"黑色的1847年"(The Black Forty-Seven)，爱尔兰科克郡地方官员尼古拉斯·康明斯(Nilas Cummins)有这样一段描述:"我走进了一间农家小屋，其场景令我瞠目结舌。6个因饥饿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脏稻草上。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但当我靠近他们时，耳畔却传来了一声声低吟。这些'人'还活着……"
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该商品需求量减少。这是绝大多数人所共知的道理，也符合理性人行事的假定。但是，1845年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马铃薯价格在上升，但需求量也在持续增加。
英国经济学家吉芬(Giffen)观察到了这种与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就被经济学界称为"吉芬之谜"，而具有这种特点的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
爱尔兰1845年饥荒使得大量的家庭因此陷入贫困，马铃薯这样的仅能维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档品，无疑会在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一个较大比重，马铃薯价格的上升更会导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更穷的人们为了生存下来，就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对低档商品的购买而放弃正常商品，相比起马铃薯这种低档商品来说，已经没有比这更便宜的替代品了，这样发生在马铃薯需求上的收入效应作用大于替代作用，从而造成马铃薯的需求量随着马铃薯价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现象。一种商品只有同时具备"是低档品"和"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两个条件时，才可以被称之为吉芬商品。
历史影响
爱尔兰共和国内，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为了使爱尔兰摆脱过去的阴影，极力弱化饥荒的严重性，或者强调饥荒的不可抗力。这个观点从1980年开始就遭到一些更为切实的研究的置疑。历史事实既不支持"米歇尔主义"的高声叫骂，也不同意代之而来的曲意逢迎的陈词滥调。
饥荒的概念已经深深植根入全体爱尔兰人的潜意识中。1994年在罗斯康芒郡的斯特罗克镇(Strokestown)修建的博物馆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广大民众可以看到一系列展览:通过文本、资料和图片将饥荒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加以解释。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爱尔兰带给第三世界的警示是最多的。一些非 *** 组织列出了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与第三世界的相同之处。这些组织努力在全世界宣传饥荒的历史，提醒人们怎样的意识形态会招致如此的灾难。 "
在大饥荒发生前，移民就早已开始了。但是从1846年末开始，移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之后的10年间，180万人离开了爱尔兰，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饥荒期间移民的。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对这些男女老少而言，与其说是自愿的移民不如说是逃难，他们的经历苦不堪言。
大饥荒对现代爱尔兰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在1845年前发生的，但是饥荒的冲击培养了现有的历史力量，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不同寻常的人口曲线、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以及人口散居各地，却保持着不变的联系。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C. 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有什么仇恨
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的历史情仇，我们必须提到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罗马人控制英伦三岛，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之后，基督教成为那个地区普遍信仰的宗教。十六世纪之前，基督教会在欧洲一统天下，但是十六世纪发生惊天动地的宗教改革完全改变了欧洲；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一方是原来的罗马天主教（Catholicism），也称为旧教，另一方是新出现的（Protestantism），抗议教派，也称为新教，多数人习惯称基督教。新教和旧教成为死敌。新教教徒起来反抗罗马教廷主要是不满罗马教会一手遮天，宗教世俗权力在握，腐败堕落，背离了基督悲天悯人拯救世界的主旨。英国大部分地区改宗成新教的一派（英格兰国教），而爱尔兰人仍然坚持信仰罗马天主教。
从此开始了英国新教教徒和爱尔兰天主教徒之间的难解难分的历史纠葛，直到现在。
爱尔兰土地贫瘠，传统以马铃薯为主食，多数人从事农业。英国教徒将土生土长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赶走，没收他们的土地，再将这些土地奖励给在宗教战争中为英国作战的新教徒。教会禁止天主教徒向新教教徒购买土地，除非他们放弃天主教皈依新教，不准在学校教授爱尔兰人的母语凯尔特语。强大富有的英国人在爱尔兰拥有大量土地，但是他们人却住在英国，向爱尔兰人收取地租，成为所谓的不在乡地主，而大多数爱尔兰人则沦落为穷苦的雇农。到十八世纪初，爱尔兰人自己拥有的土地只占爱尔全部土地的5％。
即使在正常年景，交完重税之后的爱尔兰人也只能刚刚混个基本的温饱。不幸碰上灾荒年月，没有食物，他们就吃猫，吃狗，吃马，还挖草根扒树皮当食物。以前我以为只有人口过剩的中国才会有吃草根树皮的事情，原来白人中的爱尔兰人也有过同样悲惨的历史。可见环境所迫的时候，人都是一样的；灾难降临，没有人种之分。
宗教迫害和极度贫困逼使大量不堪生活重压的爱尔兰人离开家乡，到新大陆淘生活。1800年到1830年，有三十万人移民美国。1844年，爱尔兰发生了严重的马铃薯退化，上百万人饿死，另外有一百万人移民美国。马铃薯使用块茎栽培法，是单位产量最高的农作物。问题出在栽种一些年之后，马铃薯可能会变小，变得像小指头那么细。人吃的食物就没有着落了。
从亨利二世起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政治联系。但到都铎王朝为止英格兰对爱尔兰的统治是很有限的。都铎王朝开始加强对爱尔兰贵族的统治。亨利八世与天主教断绝后爱尔兰问题就更加加剧了，因为爱尔兰依然是天主教为主的。1568年西班牙成为对手后爱尔兰问题也成为了一个涉及英格兰安全的问题。英格兰驻爱尔兰的官员是臭名昭着的，他们很腐败、对爱尔兰毫不理解，到处树敌。小的起义立刻被镇压。1570年伊丽莎白被开除教籍后对天主教徒的迫害更加加剧，使两个民族的关系更加恶化。1594年开始九年战争终于爆发。
这场战争和四个世纪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处境相差不多。爱尔兰反抗者使用游击战的手段来消磨和挫败来镇压他们的、装备良好和有训练的英格兰士兵。对英格兰来说，这场战争尤其昂贵。英军受到多次巨大损失。最后英军不得不采用焦土政策，假如有爱尔兰人被怀疑参加反抗，他就全家被杀，英军烧毁田野，破坏农庄，制造了一场空前的人为大饥荒。
1604年詹姆士一世在他的第一个命令中向爱尔兰道歉，才结束了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的残酷性使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仇恨、敌对和不信任一直遗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