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课本如何介绍侵华战争

⑴ 有谁知道现今英国教材是如何评价当年的鸦片战争其国民又如何看待

关于鸦片战争，英国有一些与我们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内容，特将其中几篇相关的文章整合一下列示如下，让大家看看不同的观点：

英国政府的档案材料表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在1839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小心谨慎执行的是一项旨在争取以和平方式与满清政府建立平等、直接外交关系的长期政策，为此，他们居然能够忍受满清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奇耻大辱”，具体的说就是发生在1836年的“律劳卑事件”。英国政府无意支持内皮尔勋爵（Napier·Lord，当时被满清政府有意译为“律劳卑”）提出的强硬主张，反而大幅度削减驻华机构的预算，降低驻华商务监督的行政级别并缩小其编制。

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消极无为的特点了。在亲眼目睹了英国政府对它的外交官所遭受的屈辱听之任之以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都不愿意去招惹妄自尊大的满清政府，他们在任期间几乎是无所事事，整天呆在伶仃洋的小艇上，穷极无聊的打发时光。

只是当后来义律出任第四任商务监督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义律主要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积极执行着一项消极无为的对华政策。为了与满清政府建立起直接联系，他竟然违反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再指示而不惜作出卑下姿态，向满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蒋廷黻先生曾就此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的‘将就了事，敷衍过去’”。

关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它在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1838年6月15日，巴麦尊写道：

关于构成您1837年11月18日、19日和12月7日来信主题的鸦片走私贸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

在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时，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有关指示中也仍然强调：

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当义律因为全面违反英国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职之后，巴麦尊在发给新任全权大臣的长篇训令中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指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

对于鸦片贸易，义律的立场比英国政府走得还要远，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他并不满足于英国政府一般的不干预政策，反而企图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的责任。他甚至提出与满清官员一起去共同阻止鸦片走私，因为他相信，那些英国鸦片贩子不大把满清政府的辑私官员放在眼里，他希望一旦他出现在辑私现场，有助于防止那些人的轻举妄动。出于对鸦片贸易急剧扩大的忧虑，他还更进一步鼓吹英国政府积极干预以制止鸦片走私。在林则徐所发起的最新一轮禁烟运动中，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警告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义律在通告中说：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装配的船只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

即使就是因为“林维喜案件”而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四处飘迫之后，义律也没有改变他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

这些史料呈现出与道德批判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幅画面，最起码可以说，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他们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企图干预。事实上，他们对待中国政府所颁法律的态度相当认真，上面的那些引文就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态度。

这里再多举一些例子。当有一次邓廷桢试图在广州商馆外面广场绞死一位名叫何老近的据说是鸦片贩子的人时引发了西方商人的骚乱。本来，邓是想以此方式威胁那些被认为参与鸦片贸易的西方商人，而西方商人则认为这个广场属于他们所租用的商馆，平时被他们用作锻炼身体的场地，居然当成了广州当局的刑场，因此非常愤怒。这场骚乱规模很大，差点导致严重的后果，而邓廷桢也因为此事考虑得太欠周到，不敢向北京的皇帝报告。当事情传到伦敦之后，巴麦尊质问那些参与骚乱的西方商人：“他们根据所说的什么权利，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干涉中国的司法官员们在一座中国城市内为执行他们上级官员的命令所作出的那些安排。”还有一次，为了管理在广州逗留的英国水手，义律上报了他所制定出的一个章程，巴麦尊在咨询了法律顾问的意见之后立即指出：“这些章程事实上等于在中国皇帝所辖领土内的黄浦建立了一个警察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一种干涉”，断然拒绝批准。

皇帝罢免林则徐的理由是“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并不完全是借口。以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推导当时，我们本来应该看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英国社会中反对鸦片贸易的人数非常之多，正是他们在议会辨论时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鸦片战争”，这是我所知道的“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要让这样的议会最后批准战争，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考虑到英国政府并没有设立宣传部，也无法垄断媒体，他们的理由或者说是“借口”要让大多数议员们接受，肯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量。事实上在雅片战争爆发前，议会主战派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票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终让英国议会通过开战议案的即是林则徐的全面禁止贸易令。

当中英双方处于僵持之际，林则徐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顺从天朝。8月15日，林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义律则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登船，驶离海岸；林进一步命令严禁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的信件之一，要求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之二则要求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林拒绝了。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3点，英国军舰向封锁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时代周刊》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战争。

小规模的冲突结束之后，无论正常贸易仰或鸦片走私，在整个过程中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区别仅在规模缩小了许多。销毁鸦片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双方僵持数月却没有积极的解决不能不是林则徐的一个失误，这种僵持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利用，致使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逐渐占上风。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报告朝廷称之为"七战七捷"。道光皇帝大喜，在朝廷昏官的一片赞扬声中，道光皇帝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中国全面禁止贸易的消息传到伦敦，主战派终于得到了他们开战所需要的票数，尽管如此，在最后表决中，政府的议案仅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当然，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满清政府。

不仅仅是法律，还应该看得更宽一些的是，在1839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中英双方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认识反差终于变得尖锐起来，构成了双方冲突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不同价值观念在双方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未被重视。知识精英习惯于用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更加通俗的说就是用钱来解释历史，把功利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动机，而将其它一切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反映出主张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但利益，只有被认定是有价值时才成其为利益，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总是通过它的视场来审视自身利益，这种视场犹如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同一利益既可被放大到不惜背水一战的程度也可缩小为忽略不计。当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面对同一事物时，事物实际上是怎样也许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应该是怎样。正是他们对应然的不同看法，提供了一条线索去探索那场战争的起源。

⑵ 英国人如何评价鸦片战争

于鸦片战争，我们从小看的是同样的历史教材，我们都知道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正是因为鸦片战争，我们从传统的封建帝国走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为了掠夺东方财富的不义战争，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在鸦片战争这个方面产生一些共识。

⑶ 近代英国侵华历史回眸与思考是怎么样的

自十五世纪末欧洲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以后，西方殖民国家相继航海东来，掠夺东方财富，开辟殖民地。作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殖民国家首当其冲的侵略目标。在“西人东来”的掠夺过程中，英国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和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受到严重践踏，中华民族陷入了任人宰割的苦难深渊。

⑷ 美英等国历史书关于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怎样描述的

英国史中对鸦片战争的描述是基督教文化受到愚昧暴力的自卫，更是为了把先进文明带给东方，促进贸易的目的，甚至在一些英国历史学家的论着里不怎么提战争，只是说有一些冲突。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中，对朝鲜和东南亚国家和民族发动的侵略以及带来的苦难都只是只言片语。

所以个人觉得看历史最好是能够结合国外的史书从正反两个角度来客观地评价和反思。

英国史里边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在中国史里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英国的历史家们对这个重大的事件究竟如何处理呢？本文的目的即是要探讨这个问题。
一 英国通史里边的鸦片战争
一个历史家对于某一件叙述的详略多半是决定于在他们的眼光中这件史事的重要性，这本是修史的惯例。我们且先看英国通史中英国历史家所给鸦片战争的地位。近几十年来，英国写的单卷的或两卷的英国史，最着名的有三种。较早的是葛林着的“英国人民简史”，在这部通史中，鸦片战争只占了两句话。叙述到巴麦尊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他说这位外长到处施行高压政策：“英国人的良心为一八三九年因中国禁止鸦片私运入境而引起的战争所伤害了。”(一九二四年改订本，卷二，第四八七页)下边又说：“对中国讲和了，依据和约，几个海口对外国开放了。”(卷二，第四八八页)这两处都是因为叙述一八四○年代英国复杂的外交的时候而附带提到的。着者并没有与以适当的叙述，大概他认为这件事情对于英国的影响并不太大吧？不过他在这简单的几句话中，对于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倒还明白地承认，并不加以粉饰，这可以代表前世纪七○年代进步的史家的看法，而是后来英国历史家所不及的。
葛林的“英国人民简史”以后，十九世纪末年英国史学家伽丁纳的“英国史教科书”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个字也没提。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为叙述巴麦尊内阁垮台，顺便地说：
“巴麦尊的高压政策，使得他于一八五七年对中国挑起了战争，这场战争在国会的多数议员看来是没有理由的，因而对他加以攻击。他解散了国会，诉之于国民好战的本能，他在新国会里反而得到多数。”(一九二七年改订本，第九五五页)
这段引文只是说明在一八五八年巴麦尊内阁因为什么塌了台，并非是要述说这次战争。很明显地，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对英国是不足轻重的，因之不必叙入。
近年来新出的英国通史，最着名的自然是屈勒威林着的“英国史”。他这书对于鸦片战争也是一字也没有提。只笼统地说道：
“在这危急的关键(按指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掌握着有色人种的命运。在和中国接触中，在和印度更密切地接触中，并且在不久的非洲开发中，它代表着欧洲。假若白种人对土人的接触仍继续着以前的愚昧、自私、不负责任的态度，那世界文明不久就会遇到很大的灾害。”(第五九八页)
英国十九世纪对中国和印度海盗式的侵略行为，他竟说是“接触”。英帝国主义者对于印度无情的压迫和剥削，他竟说是为了印人的利益。本书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讴歌，对于受压迫民族的鄙视，都是惊人的。所以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还不如说是英帝国主义的宣传品。
以上我们所检讨的三本英国通史，全是资产阶级历史家站在侵略者剥削者的立场写的。最近一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莫尔吞着了一本“人民的英国史”，站在人民的立场，以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来研究英国史。自一九四五年再版以来至四八年已经出了四版，可见英国人民对于这类书籍需要的迫切。在他这简短的英国通史中(一册，共五六三页)，他给了鸦片战争相当的篇幅，并且他直言不讳称它为“鸦片战争”(第四六三页)，让我们把这段全文翻译过来罢：
“一八一三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商业收入的来源是靠着中国茶叶贸易的专利，这个专利，以后又维持了二十年。东印度公司每年卖出价值四百万英镑的茶叶，约等于在广州买进时价格的一倍，利润已经相当的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进行的时候，正值蓝克郡的便宜纱布大量涌人中国的时候，正和从前涌入印度相同。所以这个战争表面上看来虽是为了强迫中国人买印度的鸦片，而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要突破自由对华输出英货的障碍。战争之后，英国获得 了香港和五口开放。到了第二次战争(一八五六到一八五八)，英国的势力就伸入扬子江流域了。”(第四六二至四六三页)
末了他又引了马克思的话，说明英国的便宜的工业制造品对于中国印度手工业的打击。拿这些话来和前边所引的三种资产阶级历史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史学家是如何掩盖粉饰来欺骗读者。
二 英国近世史里边的鸦片战争
试再看在英国近世史中，英国历史家对鸦片战争事如何处理。
在马瑞奥特的“滑铁炉战后的英国”一书(第九次改订本，一九二九年出版)中鸦片战争前后占了三节。第一次鸦片战争占了两页，他称它为“对华战争”。按鸦片战争这个名辞本来是英国人首先创用的(自鸦片战争开始时已经如此称呼)，可是近来英国的历史家要粉饰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便不常用这个名辞了。着者说，关于这次战役的道德问题，直到了现在还不能解决。在当时英国政治家葛莱斯吞尝说：“我从没有听到比这次对华战争起源更不公道，进行时更给英国丢脸的战争。”这在当时，英国人都互相传诵，认为名言；但是一百年后的历史家硬要将它推翻。竟说在这场战争中，鸦片并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是一个偶然的问题。他又说：自一八三三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取消了以后，鸦片贸易突然增加，而这些新参加对华贸易的买卖人，不受任何束缚，不负任何责任，东印度公司对他们不能过问。这些商人目无法纪，到处闯祸，遂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他们也承认这次战争的本身对于英国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是他又说：“无论当地的英国臣民和官吏如何地非法，英国政府是无可非议的。”(第一五八页)说到南京条约，作者的本意又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他说：“战争虽然没有带来了光荣，但是由南京和约中我们倒得到了不少切实的利益。”(第一五九页)
这书对于二次鸦片战争也有简单的叙述(第二五五至二五六页)，关于亚罗船事件，他竟含混其辞地说道：“无论是和非罢，亚罗船是在英国的旗帜下航行的。”(第二五五页)他承认英国香港总督鲍林是要拿这事件作借口来达到广州入城的目的战争才因之爆发(第二五六页)。这本书虽然对于两次鸦片战争都有简单叙述，但是完全是为英国的侵略政策辩护，其中的叙述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较马瑞奥特的书更详细的是罗和山德斯二人合着的专论维多利亚女王朝的“英国史”(一八三七至一九○一)。这部书虽是以政治外交为主，但是讲到鸦片战争的地方也很简略，在五百三十二页中只占了两三页的篇幅。
他们指出这次战役是为了对于鸦片的争执而引起来的。但是又把战争的责任归到林则徐身上。他们承认舟山一役，英国的兵丁因疫疾损失了一半，所剩下的一半又重伤了二分之一。从前一般的印象，以为英国得了一个便宜的胜利，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这是错误的。翌年英国又大举入寇，当时清朝的主战派失败，投降派得势，英国才得到了便宜的胜利。最后他又指出当时英国一部分主持正义的人士对于这次战役颇加攻击。但是单从鸦片贸易一项，印度政府一年抽税就在一百多万磅以上，为了经济利益英国政府也就顾不得道义了。(第四十一至四十二页)
吴德渥德的“改革时代——一八一五至一八七○”是牛津英国史的第十三本，也是一部较新的十九世纪英国史，一九三六年出版。在这部书中鸦片战争占了三页的篇幅，从一八三九叙述到一八六○年，算是较为详细的了。
但是他的叙述充满了偏见和武断，为英国侵略政策尽了辩护的能事。他也称鸦片战争为对华战争。他以为战争的主因是东方和西方的社会政治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的，所以终致诉之于武力。中国的皇帝要保持几千年的传统，反对进步；而西方的商人根据他们冒险贪得的习惯，坚持要和中国自由通商。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his_study/content.jsp?n_id=6289

⑸ 英国的历史教科书对鸦片战争怎么交代的

1、英国历史对此事提的不多，原因：对天朝而言，这是大事，“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对英国而言这事多了去了，不值得反复提；就如同，壬辰朝鲜中日之战，对日本而言是大事；对大明而言，只是万历年的三大征之一，不值得写太多；
当时，开战派是为了保护自由贸易而战。反对派是反对为了保护走私贩而战。当年鸦片的毒害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而且个人以为鸦片的毒害性被夸大了（民国，洋鸦片被土鸦片代替中国的陕北、甘肃、云南大量种植鸦片，吸鸦片合法化，在部分地区鸦片由于其不易变质、价格较高、便于携带、易于分割的特点甚至于成了货币的替代品。（法币贬值太快是另一个因素）。
抗战期间，中国依然忍到了日本投降。
顺便说一句，英国人当时并不禁止鸦片，《福尔摩斯》就曾经在鸦片烟管里吸过鸦片。

天朝禁止英夷长驻广州，禁止读中国书，禁止见天朝官员，禁止学习汉语，禁止询问物价，禁止从非官方指定的贸易机构进行贸易，禁止自行雇佣中国雇员。 ------这绝不是平等贸易，而是对赤裸裸的对“夷人”的畸视。

⑹ 英法联军侵华的历史

英法联军侵华的历史：

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见到人质和尸体后，认为只有毁圆明园才能给中国皇帝极大的打击。于是，他们把辉煌的皇家园林看作是中国皇帝的私有财产，成为联军报复和发泄私愤的对象。

英法两国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联合组成的侵华远征军。1856年（咸丰六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法国政府任命葛罗男爵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

12月，联军齐集珠江口，共计5600余人，其中法军1000人,英军4600余人；军舰20余艘,占领广州成立联军委员会并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1858年联军侵入天津城郊，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后陆续南撤。

次年，在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拼凑联合舰队再次兵临天津海口，共有兵士2000余人，各种军舰20余艘，战败而归。

1860年，英、法扩大战争，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专使，并任克灵顿和孟斗班为两国侵华军总司令，率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英舰73艘，法舰32艘，齐集中国海面。

8月24日占领天津，10月13日占领北京，侵略军烧杀抢掠，犯下滔天罪行。焚烧着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造成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11月初撤出北京。1861年10月，《北京条约》规定的中国对英法兵费赔款全部交清后退出广州。

(6)英国历史课本如何介绍侵华战争扩展阅读：

英、法公使断然拒绝，认为他们不是来向皇帝朝贡的，英法作为强国不能从“偏门”进北京，坚持率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

僧帅在这时使用了“拖延”战术，他接到咸丰10多份诏书，在英法军舰抵达海河口多日后，迟迟不去通知他们在北塘上岸，由陆路入京。

英法公使会商后觉得，进京换约早就多次通告了中国政府，如果被拦阻即放弃有损国家威严，尽管河道被重重铁链与木桩封锁，也只能强行开道，挫败僧格林沁将他们阻于河外的企图。

为此，普鲁斯以英法公使的联合名义，下令让舰队司令贺布清除障碍，打开河道。直到6月25日早9时，普鲁斯才接到恒福让他们改道的照会，但24日英国舰队司令贺布已经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25日早10点军队开始强行拆除河道障碍，准备强行通过。

而普鲁斯此时正在外洋的大船上，距贺布所在的炮艇约有八九英里，不可能及时通知贺布。僧格林沁阻塞河道使英军拆除障碍相当困难，直到下午3点，英法联军突破第一道铁戗障碍物，开始冲击第二和第三道障碍物：横锁海口的铁链。

此时清军又使出了骄敌之计，炮台上没有竖旗帜也不见官兵，似乎没有做战斗准备。英军准备护送普鲁斯登陆，但因退潮失败，英军搁浅到鸡心滩了。正在此时，双方的大炮开了火。

究竟是哪方先开炮，双方各执一词。按英法方面的记载，清军突然开的炮。按僧王奏折，是英军先开的炮。不过僧王忽略了另外一点，英军根本看不见清方一炮一兵，何故开炮瞎轰？

更关键的是，从早上他们就动手了，大半天没有发一炮，为何下午3时左右却开炮了呢？如果没有人开炮阻止他们清理河口的铁戗铁链，那他们开炮干什么呢？

4时以后，清军炮火减弱。贺布判断错误，以为清军不行了，5时，他下达登陆作战令。1000余人（一说600人）的登陆部队乘坐小船到了南炮台的沙岸前。小船搁浅了，许多士兵从船尾往下跳。登陆后，他们发现面前是泥沼地和三道壕沟。

在清军炮火猛烈轰击下，英法军队死伤惨重。英军参战舰艇11艘，被击沉4艘；参战1000余人，死89人，伤345人；法军参战60人，死4人，受伤14人。总计伤亡448人。清方参战部队4454人，死3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