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国际刑警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权利
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于1923年，专门调查和打击跨境犯罪，把公共安全放在第一位，主要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武器、走私蛇类、洗钱、儿童色情、高科技犯罪和腐败。中国在国际刑警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国际刑警是什么样的机构
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于1923年，是一个专门调查和打击跨国犯罪的组织。然而它被纳粹德国接管，并入盖世太保，并在二战期间成为德国的恐怖组织，杀害了大量无辜的人。二战后，英， 法， 比利时等国联合成立了新的国际刑警组织(简称ICPO)，总部设在里昂， 法国际刑警组织是仅次于联合国的世界第二大国际组织，由大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委员会和国家中央局四部分组成。其主要任务是调查恐怖活动、帮派、毒品走私、人口贩运、武器走私、腐败和洗钱、高科技犯罪等。它由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组成，每年资金超过2.4亿人民币，全部由成员国提供。
二、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关于重要国际罪犯的通告分为七类。红色通告(红色通缉令)用于紧急逮捕国际犯罪。收到红色通告后，各国可以根据本国法法律逮捕和引渡被通知的人。蓝色通报指的是被通报人的定位和调查，绿色通报指的是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黄色通报指的是搜寻重要失踪人员，黑色通报指的是搜寻和调查死亡人员，橙色通报指的是可能威胁单个人或物品的犯罪活动，而紫色通报指的是提供作案人犯罪信息(包括犯罪对象、作案人法，藏匿地点等。).联合国安全会议的特别通知表明，被通知者将受到联合国的制裁
国际刑警组织不是超国家的警察，对罪犯的抓捕主要是靠当事国警察。国家刑警组织实则就是协调各国对跨国案件的处理。国际刑警组织主要的作用是协调，而不是抓捕。
B. 香港皇家警察
香港皇家警察为香港回归前，香港警队的名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辖下的纪律部门。该部门成立于1844年5月1日，初时称为香港警察队，香港回归中国后改为现名香港警察。其职责除了维持治安和交通秩序，亦负责办理社团、舞狮以及集会活动的申请等。另外，警队亦设有政治部，负责监控敏感言论。
1841年1月26日，英国海军在西营盘登陆香港岛。英国最高代
警徽
表查理士·义律在2月2日向香港居民颁发两条法律：中国人继续使用中国律法及习惯，惟一切酷刑应予废除；非中国人则以英国法律审判。为了执行这些法例，义律在4月30日委任威廉·坚上尉成立一支警队以维持治安，同时委任他为首席裁判司。至1844年5月1日，香港颁布新法例后，殖民地警队正式成立。最初的警队编制定为三十五人，而裁判司及警队首长的职位亦正式分开。1845年3月，在英国伦敦警队任警司的查理士·梅理（Charles May）抵港，成为殖民地警察正式成立后的首位总长。
早期的香港警察所面对的治安问题，包括陆上的抢劫、赌博、绑票以及海上的海盗等等。从何处聘请足够的警察一直是早期警队的难题。殖民地警察从英帝国各地招募警员。到了1920年代，香港警察的编章编号前分别加上英文字母，方便识别警察来自的地区：
A代表欧洲裔(主要是英国)；
B代表从印度招募的印裔(主要为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
C代表本地招募，说粤语的广东人；
D代表从山东威海招募的山东人；后来再加上
E代表从俄罗斯抵达的白俄。
来自不同各区的警察所戴的警帽亦曾经有所不同，欧洲警察使用在头顶有尖刺的头盔（后来改为平顶帽）；印度警察依照传统用布包头；中国警察则使用圆锥状的竹帽（后来亦改为平顶帽）。警员夏天制服是深绿色的，（后改为浅绿的卡奇色Khaki Colour），冬天则为深蓝色的呢料。警员之间的通讯要靠吹银笛。故此香港当时有一十分流行的顺口溜，传神的描述警察的形象:
ABCD，大头绿衣。捉人唔到，猛吹BB。
（捉人唔到：抓不到人；BB即银笛子）
香港警察一直维持使用卡奇色的夏季猎装制服，1971年，香港警察决定更换冬季制服，到了1977年警队和廉政公署冲突事件发生后亦把夏季制服的短裤改为长裤，至2004年年底。2004年起，香港警察才陆续改换浅蓝色的全天候制服（警署警长以上职级的警察则为白色），卡奇色夏季猎装则成为特别场合使用的礼服。
虽然香港警队内华人的数量一直都有所增加，并逐渐获得进入管理阶层，但警队内最高层一直俱为英国的外派人员。直至九七前的十多年，为准备主权回归，大批外籍警官从警队内退休，空缺多由本地华人升任。警务署长一职亦由1989年起首次由华人担任。到了九七以后，香港警队内虽然仍有外籍警官，但数目已甚少。
香港警察在二次大战之后开始招募女警，至今女警已出现在绝大部分的工作岗位。
最初一段时期香港警察并没有武器，但不久便配发了手枪。现在在街上巡逻的警员都配备了手枪，警棍及胡椒喷雾等武器。
1967年香港左派受文化大革命的感召发动维持半年的六七暴动，香港警察加以镇压，表现出忠贞、专业及勇气。1969年英女皇授予香港警察“皇家”称号，是英联邦内五支拥有这称号的警队之一。皇家称号一直维持至1997年6月30日，之后“皇家香港警察”再次更名为“香港警察”。
1950-1960年代的香港警察，与其他港英政府部门一样，曾经都是贪污的温床。当时不单是部分警员只作零星的贪污，而是相当部份的警员及警官，成群的与黑社会勾结，建立“包娼庇赌”的地下秩序。政府多次成立打击贪污的部门，包括在警队下设立反贪污部，但都未能根治贪污。最后香港政府在1974年成立独立于警队外的廉政公署，严厉打击政府及警队内的贪污。1977年警队内出现警员不满廉政公署的调查手法，集体到廉政公署示威。最后政府宣布1977年前较轻的贪污罪行不予追究，冲突才得到平息。虽然近年警队仍爆出小量贪污丑闻，但香港警察仍是全球最廉洁的警队之一。
C. 外国对腐败惩罚的措施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既要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规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又要按照十七大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要求，注重研究和借鉴国际反腐败有益的经验和做法。这既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落实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 当前，腐败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而腐败发生较多较频的念陪地域国家，往往是新旧体制并存交错，制度不完善，腐败的滋生、蔓延繁殖空间较大的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我们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为什么仍然形势严峻？这就说明过去我们的一些做法肯定存在着自身的弊端。因此，学习吸收国外反腐成功经验十分必要，对比那些反腐比较成功国家的做法，在比较中借鉴吸纳，在比较中发现剔除。国外反腐成绩突出的国家，都经历过市场经济初期腐败频发高发期，相应地，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管理思想、政治治理制度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摸索，并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形成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理念，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以权力制约权力”等；并建成了一套反腐败的预防、教育和惩罚的比较完善的制度机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一、注重教育预防的基础作用。 国外在反腐倡廉中，把教、防、惩三项措施互相结合，并特别注重教育预防,并且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俄罗斯把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作为《俄罗斯联邦国家反腐败计划》的重要措施，重点是完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法学领域的教育质量；在实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联邦国家教育机构内，在遵纪守法和精神道德教育中增加反腐败教育的内容；整体提高社会法制文化水平等。芬兰的年青人进入公务员系统，第一项最重要的教育就是从政的清廉，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请吃的上限。德国的法律细到官员15欧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上报都有明确规定。澳大利亚监察机关用20多种语言下发各种小册子与卡片，向群众宣传什么是受贿，如何举报，并公布举报电话，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腐败犯罪的预防体系构建上，颁布预防性反腐败政策；构建预防性反腐败机构；制定公共部门、检察机关、私营部门的反腐败措施；统一公职人员的行为守则等。在美国， 每名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时,由部门廉政官员进行至少1个小时的廉政规定培训,使其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及为其提供反腐败的有关信息、咨询、联系方式,针对不同行业、单位和不同岗位、职位提供相应的反腐败措施以及廉政忠告。政府廉政办公室负责对各部门廉政官员的培训,并对各部门开展廉政教育进行指导。对民众广泛的进行道德价值标准和廉政文化的培养，北欧国家普遍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培养，尤其是对国家雇员首先强调的是内在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然后才是外在的法纪约束。芬兰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认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连续五年被“透明国际”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廉洁国家里，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如同盗窃一般，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丹麦这个基本上没有穷人的国家，“终身学习”不是口号，在这个国家里，身份平等、机会平等、社会安全又透明，每个丹麦人都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瑞典重视公民的诚信建设，社宏昌会诚信体系完备。在这些国家里，以廉为荣、贪污为耻的道德传统和社会氛围，对公民廉洁自律有极大的影响力。新加坡连续十三年成为透明国际组织的廉洁排行榜前十名的亚洲唯一经济体，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地避免了由于集权和缺少监督而引发的权力滥用及腐败问题，其重要的一点是十分重视廉政文化建设，高层领导率先垂范，对党员和整个社会培养廉洁意识，对党员灌输危机感，避免了由于自我放松而导致腐败。培养儒家价值观，注重儒家所倡导的品德，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和强调君子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特别重视维护自己的道德权威。 二、建立完善的反腐廉政制度。 坚持依靠“立法建制”反腐败，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仔绝蠢会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法制体系，是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规和文件的陆续颁布，反腐法规制度超过1200件，已逐步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但制度的完善和协调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国际反腐败经验证明，除在体制机制上需要不断创新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反腐败立法，这种立法越完善、越规范，就越能有效预防、遏制和治理腐败。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已建立起完备的政治公开透明制度、新闻独立和新闻监督制度、官员责任追究和弹劾制度、规范政党筹款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共采购招投标制度、金融实名制度、议会、司法、审计、公众的监督制度等。而且法律法规制定非常详尽，尽量不留死角。美国自1883年以来就先后出台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联邦贪污对策法》、《有组织勒索、贪污赂贿法》等数部法律，形成完备的廉政法律体系。美国反腐机构认为,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为此,美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最着名的就是出台《政府阳光法案》,要求行政机构的会议除特殊情况外,应公开进行。还出台了《信息自由法》,并通过《廉政改革法》,完善了财务公开制度,要求政务官员必须公开财产情况,包括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来源、金融投资、拥有股票、房子以及债权债务等情况。197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联邦选举法》,对个人、政党等组织捐助联邦竞选款项及开支作了严格限制,禁止超过100美元的现金捐款,捐款额不能存入自己账户,使用情况必须公开,进一步净化了竞选资金。新加坡制定的《公务员行为与纪律条例》、澳大利亚出台的《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墨西哥推出的《公务员职责法》、韩国制定的《公职人员道德法》、菲律宾制定的《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等等，都对规范公职人员行为，遏制和治理官员和公务人员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还在实行财务审计监督、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限制“金钱政治”、严格对公务员选任与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专项立法，从而防止公职人员腐败、便于公民依法举报腐败罪行、确保执法机关依法查处腐败行为等，收效良好。我们借鉴这方面的立法经验，拿来有用的东西，并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努力使法律制度更加科学、管用，就能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使反腐倡廉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另一方面注意制度的相互配套支持。如新加坡公布《防止贪污法令》打击贪污腐败，又制定中央公积金制度，围绕公积金制度，又完善了国家公务员个人与家庭申报制度，再相应完善了股票帐户检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日志制度等，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同时，重视制度规定的执行与落实，杜绝那种长期以来的人大于法、权大于规的现象，维护制度的尊严。 三、加大权力运行的监督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监督公权行使的措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一是注重以权力监督权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加强权力监督的实践中，形成了公民、民间组织、利益集团和新闻舆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如西方国家的“普选制”，公民享有的举办、申诉等权力。民间组织如德国的“透明国际”，利益集团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维护各自的特殊利益，使公共权力完成了对各方面利益的考虑而失去了滥用权力的机会。“议会监督”，议会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事项进行监督审查，利用质询、调查、同意、纠正、不信任投票、弹劾、审判等形式将行政部门与国家高级公务员置于其严密监督之下。以宪法为依据的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二是突出反腐机构独立性与制度的权威性。没有独立于被监督对象的地位，则没有真正监督权威，也没有公正的监督，这在国外已成为一条公理。一些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赋予承担监督惩处职责的反腐机构极大的权力，并规定直接对议会或行政最高首长负责，使其具有法定权威与地位。如英国的罗伦委员会、澳大利亚的行政监察委员会、芬兰的政府内部审查官、新加波的反贪污调查局、法国的行政法院等都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门反腐机构都直接对议会负责；新加坡、韩国等则直接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它们可以独立地享有调查权、侦察权、询问权、帐户财产冻结权、警戒提醒权、官员评议建议权、传讯权等，有些还有逮捕权、检控权。而各国惩治腐败官员的司法机构则完全独立依法地行使侦察起诉、司法审判职权，只对法律负责，从而有效地排除了人为干扰，对腐败份子的惩处能做到毫不手软，确保了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另外，在机构独立的基础上，反腐败机构还有较高的层次和较广的工作范围。如联邦调查局是专职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机构,调查范围极其广泛,且不受地域限制,有权调查200多种犯罪案件,其中包括政府官员贪污、挪用公款、国际间贩毒、洗钱案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腐败案件。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独立调查委员会法,设立了独立检察官制度。独立检察官是调查美国政府舞弊案的专设职位,具有独立调查并起诉政府官员的权力,只要不犯明显的重大过失,任何人无权罢免。这个制度实施以来,先后查实了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以及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不正当关系案件等。三是真正启动对相关官员问责、弹劾、罢免程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行政问责制已成为通行的政府管理机制。在宪法中有明确对总统问责的具体规定，除此之外，许多联邦、州法令和地方条例也对政府与官员的责任作出了直接的规定，包括财产申报的规定、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等等。四是为监督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国外研究认为，公职人员个人收入的高低，与涉足或抵御腐败有一定的关联性。提高其工薪水平，使其保持体面的生活，对增大腐败成本、抑制腐败的动机，具有现实意义。新加坡政府让大多数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保持社会中上水平，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将政府政务官员和行政服务公务员的工资与私人其余部门正式挂钩，使公务员的工资市场化，是他们的工资接近市场价格。高薪一方面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得以将社会上绝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体制中，更重要的是使党员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必要贪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许多发达国家以现货、期货等形式高薪养廉，并且薪金随着任职的年限、功绩而不断增加，即使退休后也有足够的生活保证，从而为反腐倡廉奠定起重要的物质基础。 反腐倡廉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突出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和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理顺权力结构，建立独立的反腐组织系统，强化教育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