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低保多少钱

① 英国总人口数量2022是多少

英国总人口数量2022是9,540,576人。

英国人真的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英国农户每年需要来自东欧的7万到8万名季节性劳工进行农作物收获和食品加工等工作。今年来英国从事农业产业的人数大幅减少。英国的失业率升至5%， 数据显示，英国失业人数已达73万人，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在2020年7月份达到270万。

英国人口分析

英国总人口6657万。一方面，英国的庄稼地、菜园、果园，大量的蔬菜水果，因为没有工人采摘，只能烂在地里。另一方面，270万英国懒汉，宁愿坐在家里领低保（失业救济金），也不去农场干活儿赚钱。英国的公务员真的不知道为人民服务。

温州市文成县黄坦镇，领导义务帮助农民收稻谷我们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黄坦镇，领导义务帮助农民收稻谷。英国的官老爷，只知道拿高工资，不知道帮助英国农民干农活儿。英国的王子呼吁英国人去田间干活。英国网友不满：你先上。

在我们中国，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农民忙不过来，领导就去帮助农民。农活儿干完了，农民就去做其他的工作赚钱。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

在英国，官老爷，就是压榨农民的官僚阶级。他们都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英国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② 英国人低保一个月多少钱

英国不清楚，法国的话有4000rmb左右的收入

③ 在美国生活的十年中所感受到的与美国梦构成矛盾的现实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曾在胜选演讲中说过，他上台后要重建美国，重燃美国梦。民主党治下的八年，有关“美国梦”褪色的话题不时被人提起，贫富不均、机会不等、种族歧视、战略收缩，这些问题困扰着美国人民，许多人渐渐对政府丧失信心。对于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海外移民的感受更为强烈。一位叫孟令军的美国留学生为我发来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讲述了他在美国生活的十年中所感受到的与美国梦构成矛盾的现实。

国际在线专稿：三百多年前，一群欧洲清教徒为了躲避迫害来到北美新大陆。后来，这群理想主义者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体。美国早期开拓者身上所具备的勤奋务实、渴求平等、坚韧不拔、抱负远大的精神，恰恰是今天被人们熟知的美国梦的核心内涵。十年前，怀揣对美国梦的憧憬，我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如今十年过去了，美国梦却犹如明日黄花，凋零之态尽显。

种族歧视不止是白人歧视黑人

坚信人人生而平等，更多的是一种人类美好的愿景。到了美国，我才深切体会到有个叫“种族歧视”的东西无处不在。有件课堂上的小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大约五年前，我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在学校的写作课上认识了一个黑人同学，名叫Bob。Bob是学校田径队和美式足球队的队员。有一天，老师要大家组队练习，因为那天我迟到了，全班还没组队的就只剩下我和他。面面相觑之下，Bob居然加入了其他小组，把我撇到一边。整堂课下来，我俩又同坐一张桌子，气氛尴尬到极点。

下课之后，我多次想找机会跟他套近乎，但是他都不理我。等我从停车场开车出来，看见他在跟几个朋友一起抽烟，这时Bob用F打头的美国国骂冲我大喊“XX你们亚洲人”，还向我竖起中指。我当时心头一震，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种族歧视。

美国黑人自己也歧视其他族裔(网页截图)

课程忙忙碌碌，转眼间到了期中考试。期中考试对我们这些勤奋的中国学生来说并不难，我得了A-。拿到成绩的当天，Bob跟几个同学在讨论成绩，后座的人借我的卷子对照，Bob在一旁偷看。当后座的人还我卷子的时候，Bob伸手想借我卷子看看，我拒绝了。

这时，Bob顿时蔫了，转而用低三下四的口吻问我，可不可以借我的卷子看一下?我给了他一个白眼，再次拒绝了他。

Bob于是忿忿不平地说：“你们亚洲人就是态度恶劣!”于是我反问他，是谁在停车场骂我来着?

放学后，Bob找到了我，不停地跟我道歉，解释说他就是看不惯亚洲人在学校里开豪车。我说，这车是我自己打工赚钱买的，难道这也有错?他却说他家人挣钱很辛苦，一家七口人，等等。

打那学期以后，我再也没见过Bob，但是我记住了这件事。提起英国人，我会想起他们那张刻薄的嘴;提起美国人，我就会想起他们骨子里的种族歧视。

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网页截图)

虽然奥巴马是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但我并未觉得在他任内美国的种族歧视因此消失，反而愈加严重。就拿Bob这件事来说，黑人始终歧视亚裔，认为亚裔低人一等。奥巴马的上台更是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我想，一个平等的社会，并不是给予某个群体特殊照顾和对待，而是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中年人靠领低保养活一家子

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有车有房的中产生活，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初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梦，也是美国梦最初的内涵之一。但是，现在更多的本土美国人已经忘记了祖先勤劳致富的箴言。

此前我有个邻居，叫Ben，是个白人，我们一起做邻居三年。在我的印象中，Ben从来不在中午12点前露面，一年到头叫外卖、买速食，几乎每天都看电视看到很晚。周末不是去看电影，就是去看美式足球，或者打电子游戏。Ben看起来30岁出头，他和他老婆育有二女一子。

有一次我家电视坏了，我去买了个新的，Ben问我多少钱，我说交完税之后一千多美金。他说，你可真有钱。后来我才知道，Ben常年不工作，年年拿低保，对他而言，房租很便宜，医疗保险也是政府低收入保险。食品劵每个月都按时领，天天跟老婆孩子乐呵呵在一起没什么不好。

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靠领低保生活(网页截图)

他也曾经跟我抱怨前老板对他不好，因为他从来不按时上下班，还经常早退。他甚至觉得，一周上五天班太辛苦，吃低保挺好。我问他，对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没什么打算，希望能买个独栋房屋，但是房价太贵了，他信用又不算太好。Ben给我的感觉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逍遥一时。

后来我搬离了那栋公寓，自己贷款买了Ben梦想的那种带前后院的独栋房屋。而我搬离那栋公寓的七年后，偶然路过时发现，Ben他们一家还住在那里。

众所周知，现在美国的福利开销越来越大，基本已达到要靠两个人的税收去养一个人的境地，导致更多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依靠福利生活。今年6月份，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有9430万美国人丧失工作能力。数家大型职业调查公司则指出，这些人多半只是丧失了找工作的信心，从而只靠社会救济生活。民主党通过大发救济赢得底层人民的选票，但是给美国上至联邦下至各州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未成年人生子：节制和自律的缺失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这是美国式的乐观主义的不足。我曾经的一个同事叫胡里奥，是墨西哥移民，跟我一起在病历室跟结算室工作，他是个快乐豁达的乐天派。

胡里奥有个女儿，叫Linda，才14岁，但是生了一个孩子。我曾经委婉地问他，Linda还这么小，你工作又这么忙，这么早就让Linda生下孩子好吗?他说，无所谓啊，孩子跟她男朋友在一起是真爱啊。于是我又问他，Linda自己都还没长大，她有能力养育这个小生命吗?他说，不知道啊，试试看呗，又不是谁天生就会当父母，你知道吗，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

后来，在同事给Linda开的新生儿party(类似中国的满月酒)上，我见到了Linda的男朋友、孩子的父亲。他同样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脸上雀斑都还没有褪去。这个男孩和Linda在墨西哥上学时是青梅竹马，胡里奥带他全家来美国之后，时不时还回去看看，于是两个孩子就在一起了。

墨西哥裔移民普遍喜欢多生(网页截图)

这男孩子也是胆子大，就告诉家里人要来美国找他心爱的女孩子，连护照都没有就翻越边境一路找寻而来。先是落脚在一个表舅家，后来打听到胡里奥一家在洛杉矶，就又靠他表舅来洛杉矶的表婶家，一边打工一边学修车。只是因为没有身份，时不时得躲着警察。

后来我辞职离开了那家公司，但也断断续续的知道一些胡里奥的情况。因为他请假多，加上公司运营不佳，后来被公司裁员。Linda后来又生下了一儿一女，全家靠领低保生活。

胡里奥让我看到了美国式的乐观主义，但是这种乐观主义是以自由的名义抹掉了必要的自律。在加州，像Linda这样的墨西哥裔未成年人生孩子的事情相当普遍。我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墨西哥的同学，他家一共有15个孩子，他排行第十三，他母亲当时已经52岁，又怀上了第十六个孩子。

14岁生孩子，政府就应该给补贴?众多年轻人怕吃苦，怕犯错误，就可以不去工作，靠政府救济生活?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和十几万亿美元的外债，谁来填补?非法移民虽然带来美国缺乏的劳动力，但是也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单纯的给予和包容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正如特朗普所说，美国现在需要的是法律和秩序。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声称要恢复美国的法律和秩序(网页截图)

所谓的精英阶层十年如一日宣传美国无比强大和一派朗朗干坤，厌恶说谎的草根阶层，再也不愿相信这番说辞，而是要求正视问题，要求进行改变。奥巴马虽然以变革为口号上台，但是八年过去，很多问题还在，人民生活反而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我认为现在的美国更需要变革，更需要以务实的态度去解决问题，而且应该更多的关注民生。

来美十年，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经历颇多。从开始的理想主义，到现在的现实主义，很多以为的美好，现在看来是一场空中楼阁式的幻梦。曾经向往的美国梦的核心精神正在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不劳而获、享乐主义、社会分裂，美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④ 什么是消费补贴

消费补贴是一种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有现金补贴和实物补贴两种形式。现金补贴相当于一般所说的“明补”，通过向特定的对象发放无偿性现金补助，使补贴接受主体在自身权利之外得到超额收入，增加了其绝对购买力。而实物补贴是附着于具体的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上的财政补贴，相当于一般所说的“暗补”，对于实际获益者来说，他所享受的补贴具体表现为他以一定量的货币购得了较多的补贴商品，或者为购得定量的补贴商品付出了较少的货币。
我国消费补贴的现状
从2008年初开始，中央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扩大了投资支出，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资。同时，也加大了消费补贴，通过各种形式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2008年开始，我国各地就相继发放各种消费券形式的补贴，比如旅游消费券、购物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大多数规定了消费截止期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的当前消费。从2009年1月起，我国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lO%左右，还加大了低保金的发放力度，给低收入家庭发放消费补贴。推出汽车下乡和家电下乡的财政政策，财政补贴lO4亿元。
2009年6月，国家推出包括冰箱、洗衣机、平板电视等8类节能产品的财政补贴政策。7月，国家决定在全年投入7O亿元补贴汽车、家电以旧换新，鼓励提前报废不达标的污染车，鼓励节能产品、环保产品。目前，农村的医疗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医疗报销的比重逐渐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民的医疗消费。
深圳地区
据2022年5月25日，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2年1-4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称，2022年1-4月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8742.5万部，同比下降30.3%，其中，5G手机出货量6846.9万部，同比下降25.0%，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8.3%。
为进一步刺激经济，盘活消费市场，作为全国科技先锋城市的深圳，发布了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开展消费电子产品促销活动。结合开学季、暑促季、传统节日等主题，在5-8月期间轮动组织开展消费电子专场促销活动，对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手机、电脑(含平板电脑)、耳机、音响、全屋智能家电、智能穿戴设备、消费级无人机、智能家用机器人、智能健身器材等产品，按照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最高2000元。
同时，鼓励电信运营商与消费电子生产企业深度合作，开展“换新补贴”“话费奖励”“套餐升级”等活动。支持回收设备绿色利用，符合条件企业回收旧机在深圳翻新出售的，按照销售额的5%给予补贴。
针对家电领域，深圳市也发布了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开展绿色节能家电促销。组织家电生产、销售企业推出惠民让利活动，5-8月期间，对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电视机、空调、冰箱、洗衣机、厨房家电、生活小家电等家用电器，按照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最高2000元。
而且，为进一步刺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推动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深圳市也发布了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支持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对新购置符合条件新能源汽车并在深圳市内上牌的个人消费者，给予最高不超过1万元/台补贴，全面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放宽混合动力小汽车指标申请条件。允许名下仅有1辆在深圳市登记的小汽车个人，购买符合条件的混合动力小汽车，并申请上牌指标。开展汽车下乡活动。在深圳市行政区(新区)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深汕特别合作区户籍居民，可按相关规定申请纯电动小汽车或混合动力小汽车增量指标，并享受相关补贴政策。
这一连串的补贴政策出炉，对缓解当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的销售和库存压力有积极作用，有望进一步促进从消费电子、家电到汽车等多领域市场需求的回升，加速整个深圳甚至国内电子科技产业的回暖。
消费补贴实施方案设计
2020年上半年，杭州、深圳、郑州等多地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回补。为评估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的实际效果，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沈俏蔚教授研究团队联合蚂蚁金服研究院以杭州为样本开展了研究。
该研究利用定量模型，对比了领券人群与未领券人群的消费行为，剔除了年龄、性别与消费习惯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充分评估了各界所担心的“消费提前”情况。结果显示：消费券刺激消费效果明显，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且并不是“消费提前”所致，消费券过后消费恢复常态无明显下滑。其中，新增消费主要流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服务等小微商户，拉动效应最大的是消费水平较低群体。
消费券在杭州产生积极作用，这也许与杭州的经济基础与消费环境有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杭州消费券模式的机制值得推广——数字消费券避免了现金发放转化为储蓄的可能，并且可以充分根据当地产业情况与民众消费习惯做针对性设计。
如果希望消费券能在全国范围产生良好效果，各地政府应该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模式，通过充分调研、论证，在消费券设计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做到“一城一策”。
基于杭州数字消费券的实证研究，研究团队建议，采取“双层”消费券实施方案，保障民生与刺激消费并行——对低收入群体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民众发放现金券，以纾困与保障民生；同时全国范围实施大规模消费券发放，以快速、显着、稳健拉动消费。
对于消费券具体设置，研究团队建议，面额设计应充分考虑用户多元化需求，既满足用户“必需型”消费场景，也能满足用户“享受型”消费场景；通过数字化发放流程与风控机制，确保消费券不被“套现”，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零售行业；数字消费券的发放与消费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触达能力，尤其要注重对低消费人群的“精准滴灌”；此外，建立“经济复苏重建”特别预算制度和专门账户，加强事前监督和事后审计。
把大规模消费券发放作为政策工具的原因
第一，基于稳就业与保民生的需要。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压力下，夯实民生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是统筹推进其他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国外发放消费券消费刺激效果不明显，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行。杭州消费券发放的实践显示，政府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够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如此之大的实施效果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消费券的采纳以及消费券发放方式等有关。
第三，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发放消费券、提升消费券使用效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第四季度移动支付交易规模约为5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其中移动支付市场份额前三名依次为支付宝、财付通、壹钱包。国内移动支付用户已超过10亿，政府平台的消费补贴措施可以精确到个人以及行业，并瞬时完成，操作成本低，也解决了传统消费券发放渠道的资金、人力成本高或不透明等问题。
第四，发行数字消费券能更好实现刺激消费的作用。通过数字化消费券的发放，避免了现金发放转化为储蓄的可能；通过灵活设计支持的具体行业与周期，消费券可以定向、多周期地发挥更大作用，并可间接起到为中小微企业减免税收的作用。

用消费补贴促进消费的长期影响
1、财政赤字。财政赤字需要增加纳税来解决。很多人从消费补贴中拿到的好处会因纳税增加而减少，特别是类似于我国的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纳税者其实主要都还是消费者。
2、补贴不可持续。因为财政补贴减少了社会整体福利，所以它是一个不断负反馈的闭环，到某一点后一定会停下来，否则系统就会崩溃。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进程中，对一些重工企业进行补贴，结果不但没有救下它们，反而将整个政府带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沼中。因为苏联的重工企业是高度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它的存在基础是被完全扭曲了的各种要素价格（包括高端科学家的工资等），所以在私有化后，重工企业是不具备比较优势了的。在微观细节中，会表现为高端人才被高薪挖走、财务支出增加、市场需求萎靡等。此时就陷入了“不救必死，救它一起死”的困境。
3、当补贴不得不停止的时候，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阵痛。在这点上，我们国家就经历过——停止了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推动国有企业破产，以数千万国企职工的下岗为代价，换来了经济上的成功转型。可以说，如果不是他坚定的改革，我们的经济很可能陷入俄罗斯那样的困境。可惜的是，他的改革未尽全功。当改革涉及到了垄断国企利益的时候...
4、行业补贴影响的不仅仅是得到补贴的行业，还有互补品行业、替代品行业，还有各种要素市场。
因此：
1、虽然短期内，补贴会带来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补贴并不能增加社会整体福利，相反还会减少。
2、补贴也是一种“劫富济贫”的思维，但在现实中，更可能是“劫贫济富”。消费者得到的好处将以税收增加的形式吐出来。而所谓的税收增加的形式，可能根本就是你发现不了的。比如，北京地铁票价那么便宜的背后，就是地铁站周边的房子必须很贵。
3、补贴造成的影响不会只局限于一个行业内，它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4、要过上好日子，最终要靠提高效率（生产力）。
但是，如果政府的补贴提高了生产力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封闭的海岛上，只有两种产业，一个是农业，一个是捕鱼业。
捕鱼业以更新大型捕鱼设备，提高远洋捕鱼能力为由，成功游说政府，获得了政府补贴。
整个小岛会有以下几个变化：
1、鱼的价格会降低，消费者会增加鱼的消费量，减少农产品的消费。这使得捕鱼业得到发展，但同时，农业会得到抑制。
2、捕鱼业的发展，会使得渔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减少，从而更多的人从农民变成了渔民。
3、农民数量的减少，使得农产品产出减少，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直到和渔民收入基本持平，否则在没有其他干预和壁垒的情况下，农民会持续向渔民转变。此时，整个小岛上的收入都比之前的高。补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4、此后，捕鱼业并不依赖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停止后，它依旧健康发展。补贴的支出可以由后续的收入增长进行填补，没有人的福利会因此受到损害。
这么一看，不就是完美了吗？

但实际上，这里面存在着这么个疑问：更新大型捕鱼设备能够提高捕鱼效率，这件事为什么企业自己不做呢，而是要由政府补贴了才去做？
可能的解释有：1、需要资金比较大，单独几个企业凑不出来。2、众多企业、个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等，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比较大。3、受到竞争行业的阻挠，比如农业协会。4、风险过大，不愿冒险。
但我们仔细想想，这里没有一个理由是站的住的。在此，我举一个简单的事例，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的英国。众所周知，英国在大航海时代的起步落后了西班牙、葡萄牙近1个世纪，却打败了西班牙帝国，成为了大航海时代的最大受益者。这离不开英国人创造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和股票制度。这2项制度创新基本就将上述的4个理由否定了。
因此，更可能的解释是：1、政府不让。2、企业想薅政府的羊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些地方政府联合企业一起薅中央政府的羊毛，远的有光伏发电，近的有新能源汽车。3、企业自身并不知道这条路走得通。也就是说，政府拥有的信息大于企业，对未来的判断优于企业。这样的桥段在很多穿越小说中屡见不鲜。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⑤ 国外都有哪些养老金制度

由于人口不断减少和老龄化不断加剧，降低退休金或再度延长退休者的年龄也难以避免，很多国外的养老制度也不断的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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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生效的法律，德国退休者的年龄将由过去的65周岁逐步过渡到67岁。所谓逐步过渡是指将延长的2年分为24个月。前12个月，用12年的过渡期，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个月的工作时间，这样在2024年即可过渡到66周岁时退休。后12个月分6年过渡完，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多工作2个月方可退休，这样到2031年时即可执行67岁退休的制度。

总之，大多数国家都是让你在年轻时创造更多财富，老了之后才会有好的养老保险，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延长退休年龄。

⑥ 国外如何“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是西方发达国家常见的一种养老模式,指老人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在各国特色不同的以房养老实践中,反向抵押贷款(简称“反向按揭”)最受欢迎,也使用最多。
反向按揭最早源于荷兰,其大致安排是:年轻人购买老年人的住房,并允许他们有生之年仍免费租住该住房,待老年人过世后再收回该住房。
举例如下：
新加坡可以一次性抵押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申请将房子抵押给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机构或金融机构，由这些机构一次性或分期支付养老金
作为一个非福利性国家，新加坡政府一向倡导国人自食其力。政府并不鼓励父母留房给儿女，因为已经制定了年轻人可以自己买房的计划。在拥屋率很高的新加坡，以房养老是常见的模式。
在新加坡，55岁以上的老年人被称为乐龄人。这些乐龄老人可以从公积金账户中领取养老金度日，也可以将自己的房产出租，以租金养老。对于一些住房面积较大又无成年子女同住的老人，政府鼓励他们以大房换小房，将换房的净收入用作老年日常开支，或是购买保障型投资产品。
新加坡政府还专门为独居或只和老伴居住的老人提供一种乐龄公寓，这类公寓通常面积在40平方米左右，价格低廉，一般只需五六万新元即可购买。碧山社区金茉莉老人公寓就是新加坡养老服务体系中解决老人居住的一个样板。公寓楼由政府建造，共有176套小面积公寓，公寓以低廉的价格销售给55岁以上符合条件的老人。此类公寓使用权一般为30年，可延长使用期但不能转让和继承。
此外，新加坡以房养老还有一种形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申请将房子抵押给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机构或金融机构，由这些机构一次性或分期支付养老金。老人仍居住在自己的住房内，待其去世后，房屋产权由这些机构处置，进行抵押变现并结算利息，剩余的钱则交给其继承人。
英国房子无使用年限
英国的住房养老模式则更多地借助于保险公司的力量
去年，一份以欧洲12个国家1000名成年人为调查对象的报告披露，英国人正因经济衰退而重新审视自己的退休计划。调查发现，超过1/3英国人打算利用房产筹集养老金。有一成退休者被迫出售房产或换成较小房子来维持生计。英国的“以房养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把房产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每月取得贷款作为养老金，老人继续在原房屋居住，直至去世或搬进养老院后用该住房归还贷款。据调查，大约有20%左右50岁以上的老年人打算采用这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就是出售大房，换购小房，用差价款养老。此外，还有老人将房产出售后搬到其他物价水平较低的国家去养老。
由于英国的住房养老模式更多地借助于保险公司的力量，即老人将房子抵押给银行所获得的贷款须充当保费用来购买年金，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英国又被称作“逆向年金”。由于英国的房子不存在使用年限的问题，而且相关金融服务机构在这一领域运作了很多年，操作规范，因此老年人的权益还是有保障的。
加拿大倒按揭极其个性化
假如房屋等财产由子女继承，那么就需要交纳不菲的税费
风景如画的加拿大有福利之国之称，是移民的首选国度之一，也是老年人的乐园。大部分加拿大人年老后，都会选择把住房卖掉，然后住进各种有福利补贴的养老机构。加拿大是倒按揭贷款业务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之一。超过62岁的老人可将居住房屋抵押给银行，贷款数额在1.5万到30万加元之间，只要不搬家不卖房，房产主权不变，可以一直住到生命的最后，在后人处理房产时折还贷款。比如一位老人将所住的房产抵押给银行，贷款10万加元，该老人在15年后去世，银行将其房产处置后获20万加元，减去10万加元贷款，再减去15年的贷款利息后，剩余的钱就由其子女或其他继承人所得。
加拿大“以房养老”的倒按揭极其个性化，即根据贷款人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贷款方案。个性化的设计使倒按揭在加拿大赢得了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拿大以房养老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的。比如加拿大有遗产税或个人资产增值税制度，假如房屋等财产由子女继承，那么就需要交纳不菲的税费，这就使得部分民众愿意以房养老。
德国拿到钱住进高端养老院
很多老人都选择把房子倒按揭给银行，然后用这些钱过质量较高的生活
目前德国的老龄化程度已列欧洲第一，而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体制带来极大冲击。“老年人如何养老”已成为德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德国养老的形式有许多，在家中居住靠社会养老金度日的形式最普遍。此外，“以房养老”的方式也深受欢迎。有的德国老人把房子出租给年轻人，利用房租来维持自己的退休生活。由于德国人支出的房租约占个人全部支出的1/4-1/3，因此通过出租房子养老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也有的老年人出租一部分房子收小部分费用，年轻人则帮助老年人干些家务，也缓解了“空巢”而产生的孤独感。
此外，很多老人都选择把房子倒按揭给银行，然后用这些钱过质量较高的生活。比如老年人可以离开现有住宅到外地居住养老，包括旅游养老、度假养老、回原居住地养老等。也可以用倒按揭拿到的贷款住进一些涵盖护理保健、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的高端养老院。

⑦ 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假日那么多

欧美国家的假日为什么那么多，下面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一说。

虽然欧美国家的假期比较多，但是我们也不必太羡慕，请记住月亮永远是自家的圆。

⑧ 住房痛苦指数的国际住房

“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
我们再接着作横向的比较,即以中国的商品房价格与收入之比,与国际标准进行对比:
一套标准住房,2006年的标准售价为:75平方米×3199元=239925元。
239925元÷11197(年收入)=21.42(年)
你需要花上21.42年收入,才能买到这样一套标准住房。而且,其前提是,在这些年间通货膨胀率为零。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前提绝无可能。
如果一个25岁的(已到婚配年龄)中国城镇居民,想要买到房子再结婚,得熬到46岁。
如果要这个数字更具有可比性,我们将世界银行所提供的比较合理的房价收入比警戒线设定为1。
世界银行认为比较合理的房价与人均收入比是4—6倍。世界银行为房价收入比所设定的警戒线为5∶1。那么,“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即为:21.42年÷5=4.28
这个数字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已高出世界银行为房价收入比所设定的警戒线的4.28倍。
中英“住房痛苦指数”比较
英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
持“中国的房价应该高，与外国不能比” 的观点者，其理论依据为，中国人多地少，土地短缺。那么只拿人口密度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英国。
英国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中国，为每平方公里247人，是中国人口密度的170%。中国平均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2人。这是一个并不高的，甚至是中等偏低的人口密度。因此，如果英国的“住房痛苦指数”大大高出中国的“住房痛苦指数”，是不足为怪的。
而英国2003年的房价，普通地区为200英镑/平方米（约合388美元/平方米），伦敦地区的房价要贵一些，约合400～600英镑/平方米。一处480平方米的房产售价为17万英镑，因此，英国的一般地区普通住宅售价约合3000～4000元人民币/平方米；伦敦地区约合6000～10000元人民币/平方米，或均价1000美元/平方米。
2003年英国人的人均收入为28330美元，以此换算，月收入为2362美元。如此算来：
英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388美元/平方米÷2362元美元=0．16
这个数字说明，一个普通英国人的月均收入可以买到6．22平方米的商品房，而中国人三个月的月均收入还买不到1平方米的商品房，两者相差近20倍。
中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
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除以12，得出月均可支配收入为874元，全国平均房价为2820元/平方米。于是，2003年中国的“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即为：
中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820元/平方米÷874元=3．22
人口密度仅为英国人口密度70%的中国，“住房痛苦指数”却高出英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整整20倍。
伦敦与北京“住房痛苦指数”的比较
我们接着看看伦敦与北京“住房痛苦指数”的比较：
伦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1000美元/平方米÷2362元美元=0．38
2003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为：
2003年1～4月，北京房市的均价为6246元/每平方米，3月为6386元，6月为6333元，7月为6399元，8月为6623元，9月为6733元，10月为6781元，11月为6776元，12月为6723元（以上数据均来自北京市统计局城市调查队）。
如此算来，2003年北京全年房价的均价应为6483元/每平方米。
北京房价每月都在公布，每个月都在变化，而北京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半年公布一次，所以这个公式的分母是相对稳定的。2003年度北京市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为17633元。以此为基数，除以12，可以算出月收入为1471元。
于是，2003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为：
2003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6483元÷1471元=4．41
北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高出伦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十多倍。
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支基本情况”显示，北京市城镇居民2006年10月人均收入为1878．32元，居全国各地区之首。而2006年10月北京的商品房均价为9397元/平方米?所以北京市2006年10月的“住房痛苦指数”应为：
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9397元/每平方米÷1878．32元=5．0
2006年10月北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达到了5．0，高出伦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十多倍（同一时间段，英国的房价在下跌）。
对此，又该如何评说？
全球各地的“住房痛苦指数”与上海的比较
我们得把中国的“住房痛苦指数”拿出去，进行全球环境下的大比对，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才能正确地认识国家不断推出的，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又一个的房改新政。 “住房痛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商品房的平均售价(平方米)÷人均月收入=住房痛苦指数。 ·
东京与上海
之所以首选与日本的比对，是因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是日本，自然土地最昂贵的国家也是日本。 据国外媒体报道，十年前，仅日本东京一地的土地可比价格，便己高达美国全国土地价格的总和，可谓寸土寸金。而东京目前人口己达3530多万，是上海人口的两倍。 目前，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地方应当属日本东京。2005年在东京市区，一套使用面积80平方米的公寓楼(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附送20 平方米的阳台和几平米的走廊，以及基本电器，包括液晶电视等等)，加停车位售价约为3 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为225万元，公寓单位平方米的价格约为2.3万元人民币。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为34510美元(合27万6000元人民币)，月收入为23000元人民币，东京人的人均收入肯定在这个数字之上。 所以可以得出：东京人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23000元/平方米÷23000元(月收入)=1 但这个数字可能偏高，实际应当小于1。 而且这个比较还是不公平的，更公平、更准确的比较方法为： 将上海的人均收入改为中国的人均收入。2005年，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以此为基数，除以12，可以算出月收入为874元，这样的计算才更有可比性，但这样一更改，结果居然是这样的： 上海市住房痛苦指数=6485元(2005年底上海商品房均价)÷874元=7.42 这样一来，2005年东京人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甚至还低于2005年中国人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 ·
巴黎与上海
自1999年至今，法国平均房价涨幅超过了45%。不过这样的涨幅似乎并不算小(同一时间段，中国房价的涨幅超过了300%)，可法国房地产价格在1994年至1999年间，曾大跌了30%强。因此，1999年至今的价格上涨，为法国的平均房价，划出了一道旋律优美的正弦波曲线。 如果一加一减，法国平均房价在七年间的涨幅不过15%(当然，这个算法不会如此简单)，年均涨幅不过2～3%，与通胀的速度相当，涨幅接近零。这不正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慢牛行情”吗? 法国目前只有首都巴黎的房价明显偏高，其平均房价约每平方米5000欧元。法国2005年的人均收入为24, 770美元，月收入为2064美元。 以此计算：巴黎住房痛苦指数=5100美元/每平方米÷2064美元=2.47 即巴黎2005年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为2.47，而上海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为4.41，上海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大大高于巴黎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高出接近90%。所以，按比例来说，上海的房价大大高于巴黎，是有依据的。 然而，巴黎的房价不能作为法国总体房价的参数，因为巴黎是欧洲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投资热点城市。 距巴黎不过200公里的重要城市南锡的平均房价，就便宜了许多，仅为每平方米1500欧元，即南锡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仅为1。而法国南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马赛的平均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2500欧元。“国民住房痛苦指数” 仅为1.66。 法国的马赛相当于中国的广州，而广州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为4.26，高出马赛300%。 实际上，法国大中城市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都仅在1～1.25之间涨落。因此，法国的房价和房地产市场状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治理得很好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
纽约与上海
在过去5年中，美国房价涨势如潮，5年间，房价几乎上涨了60%。但令人吃惊的是，在同一时间中国的房价却上涨了100～300%。 我们弄不清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吹大了全球的房地产泡沫，还是全球的房地产泡沫吹大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由于中美之间的住宅条件和定价方法的差异，中国和美国的房价很难进行直接的比较。 首先，美国人的住房条件和中国的住房有很大的差别，绝大部分美国住宅都是2～3层高的小洋房，并附带车子、车库，甚至游泳池，而社区有高尔夫球场也并不稀奇。但在中国只有高级别墅和高级社区才有这样的设施。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由于美国只有3亿人，而中国有13亿人，这是一个原因。可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汽车上的国家，但中国还是一个自行车上的国家，两国经济上的差距是显然的。 并且，美国房地产商所经营的都是现房，三室两卫房以上房型占90%以上，即大户型为主。并且全是装修房，基本与中国的豪华装修相仿。 美国的统计资料都以单元住宅来计算房价，而不是按每平米来计算。按每幢房子来衡量的美国住宅价格,并不能正确反映中美之间的房价水平差异，因为美国的住房面积比中国普遍要大很多。 美国住宅多数集中在150～300平米左右，平均面积在220平方米左右。折算成和中国一致的每平方米单价不足1100美元。 有趣的是，纽约的房价并非美国的高房价地区。目前，旧金山的一套中等价格水平的家庭别墅，售价72.7万美元，洛杉矶为47.5万美元，纽约为45.3万美元，华盛顿为42.9万美元，这个价格水平是美国中西部地区房价的5倍。 纽约的平均房价为：45.3万美元÷220平米=2045美元/每平方米。 美国2005年的人均收入为37,610美元，换算成月收入为3134美元。 以此得出：纽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045元÷3134元=0.65 算到此处,几乎让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为2006年10月上海人的“住房痛苦指数”已达到了5.00，竟高出纽约人“住房痛苦指数”的八九倍(同一时间段，美国的房价在原地踏步，左顾右盼或下跌)。 此前，尽管许多人都作出了上海房价大大地高于纽约房价结论，但都不能像“住房痛苦指数”反映得如此直观而准确。 可令人感到尤为可笑的是，我们的房地产商和为他们雇佣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是这样舆论误导公众的：如果把美元折成人民币，那么，纽约的房价应为每平方米单价近16，000元/每平方米了。不是比上海比上海高很多很多吗?
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房地产商规范运用的住宅“建筑面积”概念不同于中国的“建筑面积”，使得以上单价的比较仍然非常不确切。直接以统计上公布的面积为基础推算的单价，美国住宅面积数据相对低估，其测量方法下的“单元住宅单价 ”需要打折。 中国住宅全是数层甚至数十层的高楼，而且一梯多户，一个小区有几百乃至上千住户，并且建筑面积里面含有很多公用且莫名其妙的空间，住宅实际使用面积大大缩水。大多房子的使用面积只是建筑面积的70%左右。 美国人不但普通住宅压根儿就没有“公用面积”一说，而且住宅内很多区域也是不算入建筑面积的。 因为其计算的原则是“完工面积”，或称作“地毯面积”。必须是经过建筑材料如木板、地毯之类铺设后的地面和楼面。所以，走廊、地下室、小阁楼、院子都不在销售总价之内。而按建筑行业的指导，室内层高低于5英尺的部分不再计算，如果一个房间7英尺以上的空间不到50%，则整个面积也可不计。 这样的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感慨，一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处处为保护用户利益着想，与一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处处为开发商谋利的时候，差别就会如此之大。 ·
伦敦与上海
英国的土地面积小于四川，但人口有8千万，因此人口密度大于我国的四川省。 在英国，普通地区的房价为200英镑/平方米，伦敦地区则要贵一些，约合400～600英镑/平方米，一处4 80平方米的房产售价为17万英镑，因此英国的一般地区普通住宅售价约合3000～4000人民币/平方米；伦敦地区均价为1000美元/平方米。 2005年英国人的人均收入为28,350美元，以次换算，月收入为2362美元。 如此算来，伦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1000美元÷2362元=0.38 这个数字同样让人难置信。因为2005年上海人的“住房痛苦指数”为4.41，高出伦敦人十多倍。
莫斯科与上海
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莫斯科的房价呈直线上升之势。据俄罗斯权威机构公布的统计数字，到2007年7月1 0日，莫斯科居民住宅的平均价格目前已经达到每平方米(套内使用面积)3653美元。莫斯科市政府有关人士呼吁房地产开发商“冻结”房价，但房地产开发商却不理睬这种没有法律作用的“忠告”，购房者普遍认为莫斯科的房价还要继续攀升。 俄罗斯自1998年遭遇经济危机以后，全国各地的房价暴跌，莫斯科普通居民住宅楼的价格甚至跌到每平方米80 0美元左右。在此后几年里，随着俄罗斯经济逐步复苏，各地房价也随之逐渐回升，莫斯科的房价上升更为明显，但上涨幅度没有超出购房者的承受能力。 而莫斯科却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房价飞速上涨，到2006年年初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高档居民住宅楼从一年前的每平方米2000多美元上涨到每平方米5000美元。 2006年8月3日莫斯科市统计局公布了莫斯科人的收入情况。2006年1～5月份，莫斯科大、中型企业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组织机构的就业者月平均收入为20826卢布。据初步统计，按人口平均计算，莫斯科人的月平均货币收入合计为27489卢布(1033.4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 20%。其中，在金融机构工作的工资最高，平均为 45911卢布；教育机构的工资水平最低，平均为12298卢布。 由此得出，莫斯科人的“住房痛苦指数”=3653美元/平方米÷1033.4元美元=3.53 但即便如此，莫斯科人的“住房痛苦指数”仍大大低于上海人的“住房痛苦指数”。 ·
首尔与上海
2006年11月16日，上海《新民晚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韩国部长因房价过高请辞副总理向无房平民致歉》。该新闻中说，韩国总统府日前宣布，建设交通部长官秋秉直、青瓦台宣传首席秘书李百万和青瓦台经济辅佐官丁文秀，为了对日前发生的房地产政策失败产生的争议负责，前天上午向卢武铉总统呈递了辞呈。据悉，虽然此次是由他们主动请辞的，但实际上却是因政策失败而问责性撤职。 为此，韩国副总理权五奎说，政府“向无住房平民表示歉意”。 道歉之余，韩国政府和执政的开放国民党于2006年11月15日举行党政协商会议，确定并发表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方案。根据新方案，韩国将在接下来4年推出164万套新住宅，并通过限制抵押贷款等措施抑制投机，促成房价下降。 路透社说，这是韩国政府3年来为抑制房价推出的第八套改革措施。目前，在首尔部分地带，房价上涨率最多达到通货膨胀率的7倍。房价高涨不仅使韩国普通百姓怨声载道，还影响了韩国总统卢武铉的支持率。 那么韩国首都首尔的住房痛苦指数究竟有多高? 2006年4月，韩国首尔江南地区住宅每坪的价格为3000万韩元(1坪等于3.3平方米，即900万韩元/ 平方米)，韩国普通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322万韩元。依此计算：韩国首都首尔的住房痛苦指数=900万韩元/平方米÷322万韩元=2.79 这样看来，无论是上海市住房痛苦指数还是中国住房痛苦指数，都大大地高于韩国首尔的住房痛苦指数。而且这个比较还是不公平的。因为此公式的数据来自韩国首都首尔的房价暴涨期的豪宅集中区，不具有代表性。而上海的数据为全市均价，因此，首尔的住房痛苦指数实际上应小于1。 ·新加坡与上海 新加坡的组屋(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是精装修，全家具电器的，而且只以使用面积销售。使用面积≥92平米四居室精装房(全家具电器)，建筑面积≥131平米，仅售27.8～41万新元(根据装修和家具档次不同，售价有不同 )，新加坡的商品房均价大体在3022新元/每平米左右。在新加坡月薪2000新元(1万人民币)是低保，普通民众平均月薪3900元。以此计算： 2006年新加坡住房痛苦指数=3022新元/每平米÷3900新元=0.77 ·
瑞士与上海
瑞士房价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之一，以价格最高的苏黎世州为例，在苏黎世市区或风景区的房价约合2500～70 00瑞士法郎，也就是合15000～4000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即：2000～5000美元/每平方米。但郊区的住房要便宜一些(苏黎世市区很小)，约为1500～3000瑞士法郎，合9000～1800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一套100平方米的住宅售价为15～20万瑞士法郎(合90～120万元人民币)居多。 瑞士苏黎世市区2005年房价约为4000美元/每平方米。这在世界各国首都的房价中，算比较贵的。 2005年瑞士的人均收入为39,880美元。月收入为3323美元。依此计算： 瑞士人的“住房痛苦指数”=4000美元/每平方米÷3323.3元美元=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