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凯恩斯主义的作用削弱原因
凯恩斯生活在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到私人垄断过渡的英国。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典范的英国,开始染上今天人们所说的“英国病”。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国运的转折点。由于大战中政府开支剧增,英国被迫中止实行多年的金本位制。在摆脱金锁链之后,通货出现迅速的膨胀。大战之后,英国开始从殖民帝国、世界工厂的峰顶一步步衰退了下来。 一个国家在世界文明中的领先地位往往成为阻碍它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重负。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取得的巨大成就,拖拽了它在新世纪中的前进步伐。世界工厂、大殖民帝国的特殊历史地位,通过种种机制使英国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组织的完善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改进等方面,逐渐落到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后面[[2]]。这一潜移默化的过程最终削弱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越地位。 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国内市场不广阔的岛国来说,一旦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丧失了在产品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必然给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从1920年开始,英国经济就陷入了停滞状态,煤炭、棉纺织品、造船工业等重要部门因国内市场狭窄和出口不顺利而无法恢复元气。 英国经济在二十年代初期的不景气由于统治者的错误决策而更加加深。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英国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依然按照维多利亚时代行之有效的原则来制定经济政策。为了提高英国在国际金融界的信誉,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英国政府于1925年恢复了金本位制,使英镑价值固定在黄金上,结果是提高了英镑的汇率,造成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只能是通过提高利率以减少资本净输出,来平衡外贸方面的净输出的减少。但提高利率却造成国内投资需求不振,失业人数增加。 庞大的失业大军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降低失业率便成为英国朝野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金本位制的恢复,很难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就业,因此从二十年代起,就不断有人提倡以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也就是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就业。但是以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为基调的“财政部观点”反对用公共工程缓和失业。结果英国经济在20年代的萧条状态一直持续到大危机爆发。 20年代的英国病,虽然不是凯恩斯《通论》的直接社会原因,但它对《通论》的出台起了如下的作用:(1)使凯恩斯较早便开始考虑失业问题,(2)20年代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后果使凯恩斯更清楚地看到了通货紧缩与失业增加之间的关系,(3)公共工程问题的讨论使凯恩斯考虑了财政政策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使卡恩提出乘数概念,为凯恩斯日后的乘数理论奠定了基础。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与以往的历次危机相比,它有以下新特点:首先是持续时间长达5年,实际上造成了长期萧条的局面;而以往的危机,生产下降的持续时间不过几个月、十几个月,如何解释长期萧条的形成,便成为经济学面临的一大课题。其次,这次危机所造成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都是以往的危机所难以相比的。1932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比1920年下降三分之一以上。在五年时间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失业人数由一千万增加到三千万,加上半失业共达四千万至五千万人。其中美国失业人数由150万增加到1300多万,失业率接近25%。这次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到1908-1900年的水平,英国甚至倒退到1897年。而以往的经济危机,生产水平通常只倒退一、二年。第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一场生产危机,同时也是一场金融危机。它的开端便是纽约股票市场于1929年10月爆发行情暴跌,嗣后不少国家的股票交易宣告破产。美国的股票价格平均下跌了79%。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有许多银行由于猛烈而持续地爆发挤提存款、抢购黄金的风潮而破产倒闭。更为严重的是,在以往的危机中时常采用的旨在摆脱危机的金融货币政策完全失灵。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对当时感受到占支配地位的假设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冲击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之一。当物理学开始质疑绝对时间的必要性,作家们开始质疑叙事结构,作曲家开始质疑调性的和谐是否必须的时候,凯恩斯开始质疑当时经济学上的两大支柱:首先是货币是否必须要有一个牢固的基础,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萨伊法则所认定的,如果需求减少,则供给或者价格也会相应减少,从而重新达到平衡。 凯恩斯自己与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陶醉于改变人们思想的氛围。正是这一经历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他最终决定与传统理论决裂。1920年他写出了《和平的经济后果》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阐述了他认为的凡尔赛条约的整体经济后果,而且确立了他作为一个有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权力和整体经济趋势的效果的文章,发展了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参照物的理论,他越来越相信经济系统不会自动地沿着一个曲线即经济学叫所谓的最优生产水平前进。可是他既没有找到证据,也没有找到一个形式来表达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经济系统开始冲击英国——当时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为了利用竞争优势,英国按照自由贸易政策,从其它地方进口食品和其他低价值商品,并用节约出来的劳动制造高价值的商品用于出口。这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使英国达到了帝国的颠峰,并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广阔的殖民地以及其经济和军事上不同英国的盟国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随着德国经济的崩溃和超通货膨胀的来临以及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全球生产衰退的到来,对金本位,经济自动调整的特性以及以生产带动经济的模式的批评开始浮出水面。数十个不同的学派争奇斗艳。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着一个简单的观点:大萧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三十年代的时候在生产和投资领域有一股投机的风潮——当时的工厂和运输网络远远超出了当时个人的支付能力。对“需求不足”的重视和他创造的允许政府能够调控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形式使当时的众多年轻经济学家接受他的理论和方法。 也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反对他的理论,认为导致萧条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对商业的信心;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削减政府开支,从而恢复对重返金本位的信心。
2. 英国病的分类
所谓的“英国病”,是指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的滞胀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经济学家戏称为“英国病”。(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英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实力地位下降,人们通常称它作“英国病”或英国的衰退。)
“英国病”的出现还有着复杂的背景。战后的英国奉行凯恩斯的市场供求经济学说,无论在什么阶段,政府都喜欢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不错,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确帮助英国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就业、投资、国家干预等问题上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英国各界政府挽救经济的法宝。然而这种过于迷信的崇拜,让英国经济策略变得单调,缺乏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的灵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诱导,忽略了社会基本矛盾,而将注意力单纯放在了供求关系上,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英国学者萨姆,艾伦诺维奇说:“英国发展不快,生产率低,增长速度慢,实际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相对衰退不可避免’。戴维·科茨和约翰·希拉德说:“自19世纪末以来,所谓‘英国病’,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几乎所有舆论都认为情况不妙,衰退加剧”有人则把“英国病”和19世纪欧洲病夫土耳其相比。
“英国病”的症状,从纵向看,表现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缓慢。从横向看,表现为英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对“英国病”根源,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有的强调:“深植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环境之中”。有的强调导致衰退的不同政治、经济因素。
撒切尔夫人针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弊端,采取以货币学派为主的综合治疗“英国病”措施,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明显成效,使“英国病”症有了缓解。
不得不承认,倘若英国没有及时出现一位如此果断的首相,恐怕英国病迟早会将英国推入坟墓。
一个创造了历史奇迹的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11年来,英国经济在撒切尔的精心扶持下逐渐壮大,困扰英国几十年的英国病也基本治愈。尽管撒切尔在职期间对于一些政策的制定缺乏考虑,但她所制造的撒切尔奇迹永远被保留在历史最光辉的篇章中。她为了党内团结而不惜牺牲自己政治生命的气节,更是让许多人感动。直到今天,人们提到英国还会想到那位有着坚定笑容的女首相。 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所造成的人口、生产力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人口相对集中,并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标志。
所谓“英国病”,是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自乡村向城市的过度汇集,产业污染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损害,城市犯罪的增加给社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直至给“整个国民经济乃至国家”都带来深远影响。
英国是最早步入城市化的国家。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至20世纪30年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80%,50年代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比例为38.4%。50年后,超过90%的英国人生活在占国土面积10%的大城市中。急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生活环境急剧恶化,人口向狭小城市圈集中,导致了良莠混杂的城市文明及生活方式的浸透。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也将面临各种挑战,人口高密度、产业结构失调、城市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城市犯罪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将是造成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过程中的“英国病”现象的主要原因。避免城市化中的“英国病”,首先要解决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结构矛盾;实现城市与区域互动、都市与农村呼应;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带动周边城市和地区经济、技术协调发展的创新都市圈体制与政策,作为主导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形式。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合作包括两种形式:一是都市圈域内城市间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如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间的互动合作。另一是都市圈之间的合作互动,如长三角与中西部都市圈经济、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合作互动。
在未来都市圈域经济的互动中,中心城市应有所取舍,逐步退出与中小城市争资源、争资金、争市场的竞争性产业领域,采取进退结合、先后有序的策略。近20年,美国成功实行了城市功能转变,城市产业退二进三,完成了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换和升级,生产职能减弱,流通信息功能增强,城市由工业中心转变为信息交换和经济决策中心。
第一产业中的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互动,是创新城市化的又一重要方面。在新的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地位很重要,大城市郊区的农林业既是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物质基地,又是维系都市生态环境有序循环的“绿肺”。在日本,绿色农业是首都圈经济的一大热点。第一产业虽比重不大,却注重都市农业、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的发展,不断提升农业新技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使首都圈第一产业产值大大超过近畿圈和中部圈之和。在中国城市化互动中,人力和人才资源、资金和投融资,以及知识、技术的东西部互动,是实现未来5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证。
在我国城市化互动中,人力和人才资源、资金和投融资,以及知识、技术的东西部互动,是实现未来50年我国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证。
从全国看,地域间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互动将为城市化带来两大社会效益:其一,缩小工资差别,实现生产力各部门间的均等化,从而拉动城市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其二,由于部门间边际生产力的平均化,可以实现城市与区域经济总体产出水平的极大化。 不列颠民族历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既不是来自苏联,也不是来自核武器扩散,甚至也不是来自国内的恐怖活动。它来自我们中间。
这个威胁是什么呢?它是新的英国病:自我毁灭的民族怀疑悲观情绪。这种病是由英国精英阶层中所谓的舆论制造者们散布的。这些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是我们大家的最佳选择。这种病的表现为:总喜欢轻视我们的国家,赞扬别的国家;贬低我们的成就,羡慕别人的成就;蔑视我们的国家制度,赞许别的民族的制度;嘲笑我们的每一个全国性人物。悲观主义者们已经散布了一种毒素。太多的政治家、学者、教会神职人员、作家、评论家和新闻记者们表现出新英国病的全面症状。
一个不珍视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国家,不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自我怀疑腐蚀着我们的制度,使国家削弱。
出了什么毛病呢?我们的国家在面对战争的灾难时曾经具有很高的抗御力,可是在面临和平时期的失望时缺乏精神力量。也许,我们看见那些曾被我们打败过或者在我们帮助下免遭失败的国家,一个一个地从废墟上兴起,并在经济上超过我们时,我们感到不开心。也许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导致了沉湎于自哀自怜和妄自菲薄。
民族宽容的优良传统已经蜕变为走向虚无主义的新倾向。这种虚无主义占了上风的事例一直给人以深刻印象。在教育领域,这种虚无主义导致我们鄙视出类拔萃,模糊了衡量成就的尺度,并且撤销了我们的大多数文法学校。
不单单是在教育领域,同样严重的是,虚无主义已经把英国的每一种制度变都成了嘲笑的对象,包括英国王室,而且议会也一直受到类似的攻击。我们的舆论制造者们或许是染上了新英国病,但是英国人民并没有患这种病。大多数英国人希望回归到传统价值观念。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并热爱她的那些突出的特点,但有人每天都向他们散布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做法,使他们感到失望。
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局面。如果悲观怀疑情绪已成为这个新的社会权力体制的首要特征,那么,我们就必须向它提出挑战。
3. British Disease 的起因谁知道
“英国病”的出现有着复杂的背景。战后的英国奉行凯恩斯的市场供求经济学说,无论在什么阶段,政府都喜欢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
《通论》出版初期曾受到少数正统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和质疑,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但《通论》的基本观点不久便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凯恩斯的追随者对《通论》进行了大量的诠释、修补和发展,形成在理论和政策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凯恩斯学派,或称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 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大学讲坛上占有统治地位。
由于《通论》的总量分析是在假定现有劳动力的技艺和数量,现有资本设备的数量和技术、竞争程度、社会结构等都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它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又被称为“短期的比较静态分析”。凯恩斯的追随者为了使《通论》在 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力图使它“长期化”、“动态化”,提出了各种“经济波动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寻求使资本主义得以稳定增长的途径。
《通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凯恩斯的追随者竭力把《通论》提出的政策建议具体化,并特别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他们以 调节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政府对货物和劳务的购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提出在萧条时期要减低税率、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 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高涨时期则提高税率、控制政府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资和消费。经过凯恩 斯主义者的鼓吹和影响,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把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推行上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在战后50~60年 代对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有增无已,而危机和失 业并未消除,终于到70年代初出现了物价高涨和大量失业并存的“滞胀”(见停滞膨胀)。对此,凯恩斯主义者既无法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更提不出可行的对策,连他们自己也哀叹凯恩斯理论出现了危机,需要重新加以诠释和修补。《通论》所阐发的理论和政策的失灵,正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加深的一个反映。
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缺乏微观基础,不能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保持一致。在实践上无法解释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现象,在滞胀面前束手无策,因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掩盖了这一本质,符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其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需求。但并不能从本质上克服矛盾。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应该看到,凯恩斯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内在矛盾,起作用是有限的。
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压制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在73年愈演愈烈的滞涨现象,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治理经济停滞与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恰恰相反,所以,治理一个必然导致另一现象更加严重。
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帮助英国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就业、投资、国家干预等问题上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英国各界政府挽救经济的法宝。然而这种过于迷信的崇拜,让英国经济策略变得单调,缺乏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的灵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诱导,忽略了社会基本矛盾,而将注意力单纯放在了供求关系上,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4. 亚当·斯密:经济学鼻祖目录
第一部分 思想缘起
一、亚当·斯密小传
(一)温文尔雅的斯密博士
(二)科卡尔迪的少年时代
(三)格拉斯哥情缘
(四)就读牛津大学
(五)重返格拉斯哥
(六)经济学的人性根基——《道德情操论》面世
(七)游学欧洲大陆
(八)巨着告慰挚友
(九)斯密的晚年
二、斯密学说的时代背景
(一)斯密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
(二)斯密思想体系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二部分 理论全貌
一、亚当·斯密的伦理学
二、《国富论》——富国裕民的宝典
第三部分 时间洗礼
一、谁改变了世界
二、无形之手治愈“英国病”
三、斯密经济增长思想
四、斯密的二重方法及其历史影响
五、斯密理论对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