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
医学经历了传统医学、实验医学和现代系统医学发展时期，欧洲传统医学与实验生物学的结合诞生了西医学，中国传统医学和西医学的融合正在形成系统医学的模式。
近代
西方近代医学是指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医学,一般包括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医学.
16世纪的医学
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发展,生产力的增长促进了对新市场的寻找.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发现好望角,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这些都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许多药物也由东方传入欧洲.美洲发现后,欧洲也有了金鸡纳、愈创木、可可果.
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在意大利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敢于向教会思想挑战,反对宗教迷信的束缚.他们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以此来反对神学的统治.他们一方面传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钻研和模仿古代希腊的文化,因此称为“文艺复兴”.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标志着科学史上文艺复兴的开始.
文艺复兴运动中,怀疑教条、反对权威之风兴起.于是医学界也产生了一场以帕拉切尔苏斯为代表的医学革命.
中世纪的医学学校中,主要讲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加伦和希波克拉底的着作.教师照本宣科,一切墨守陈规,毫无生气.文艺复兴的狂潮,很快就波及医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首先指出人体的生命过程是化学过程,他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时主张用流行的德语写书和讲演,使医学易为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件伟大的改革.他重视实践,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反对中世纪的传统和权威观念.他说“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成为医生.我的着作不是引证古代权威的着作,而是依靠最大的教师—经验写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陈规和盲目崇拜进行斗争,公开焚毁了加伦和阿维森纳的着作.
在封建社会,各民族无例外地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人体解剖学得不到发展.这个时代的医书,解剖图几乎全是根据动物内脏绘成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这反映在医学领域内,人们首先重视的就是人体的构造.
首先革新解剖学的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必要深入了解人的解剖结构,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他开始从事人体解剖.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只有150余幅,画得大都准确、优美.
达·分奇首先对加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由此证明加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
根据直接的观察来写作人体解剖学教科书是由维萨里完成.维萨里肄业于卢万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讲解剖时,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讲课,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内最多只允许进行三或四次解剖.维萨里不满足这种状况,曾夜间到野外去盗窃尸体来进行解剖.当时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解剖教室,于是他就到那里任教.1543年,他将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成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就是《人体构造论》.维萨里虽然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指责,但他的学生们发展了解剖学.
中世纪,由于手术操作污秽而受到轻视,一般的外科手术都由理发师进行.法国的帕雷就是理发师-外科医生,他曾任军医,在战伤处理中,用软膏代替沸油处理火器伤,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他还用结扎法取代烧灼法进行止血；做过异位胎儿倒转术；创制过假手假足.他不懂拉丁文,又不信仰天主教,他的作品用本国文字法文写成的.
14～16世纪,传染病非常流行,曾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这时弗拉卡斯托罗提出有关传染病的新见解,认为传染病是由一种能繁殖的“粒子”造成的,还指出了三条传染途径.
总之,16世纪欧洲医学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其主要成就是人体解剖学的建立.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的医学
在17世纪,英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
17世纪,量度观念已很普及.最先在医学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圣托里奥,他制作了体温计和脉搏计,还制造了一个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进食.在排泄前后,他都秤量自己的体重,如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30余年.他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于是认为其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出汗”,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陈代谢研究.
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家们曾相继发现并解释了血液在心脏循环的过程.1553年,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确认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时,不是经过中隔上的孔,而是经过肺脏进行了“漫长而奇妙的迂回”.
哈维最先在科学研究中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他分析认为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饮食,也不可能留在身体组织内,他断定自左心室喷入动脉的血,必然是自静脉回归右心室的血.这样就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着作《心脏运动论》.
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17世纪初出现的.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在这以后,科学家利用显微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意大利马尔皮吉观察动物组织,发现了毛细血管,他还观察过脾脏、肾脏等组织的微细结构.荷兰业余科学家列文胡克也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最先看到精子、血细胞；他在观察蝌蚪的尾巴时发现血细胞从毛细血管中流过的情形.他和马尔皮基的观察填补了哈维在血液循环学说中留下来的空白,说明血液怎样由动脉进入静脉的.但是,17世纪的显微镜观察很不深入,真正的人体组织学是19世纪才发展起来.
17世纪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有了进步,医学家也开始不满意过去的医学学说,出现了一些新的学说,这主要有三种派别.其一是物理学派,医学机械论者、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对医学的见解就是代表.他主张一切疼痛、恐怖等都是机械的反应；认为人有灵魂,而灵魂存在于松果体中.
化学派则以化学原理解释生理和病理现象,荷兰人西尔维乌斯可为其代表.他曾致力于盐类的研究,认为身体的三要素是水银、盐和硫磺；“酵素”在生命活动和生理功能上有重要的作用.他是加伦学说的信奉者,认为疾病的发生是酸性和碱性的平衡失调所致,所以其治疗方法也是以平衡两者的关系为主.这个学派是当时医学上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在唾液、胰液和胆汁方面的研究对生理学有一定的贡献.他们认为血液是中枢,一切病理过程都由血液产生.对所有疾病都用化学原理进行解释和治疗.
另一位英国的化学派代表,牛津大学的威利斯注重临床观察.在西方他第一个知道糖尿病的尿是甜的,所以糖尿病也曾称威利斯氏病,他记述过现在所称的重症肌无力,还描述并命名过产褥热和大脑基底动脉环.
还有一派叫做活力派,认为生命现象不能受物理或化学的支配,生命现象是由生命特有的生命力来维持的,这种生命力亦即活力.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斯塔尔,他认为疾病的原因在于生命力的减少,而其消失就是死亡.此派到18世纪更为盛行.
这三个学派虽然开始于17世纪,但其影响都很大,直到20世纪各种学派中还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内科学直到17世纪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医术与中世纪相仿,四体液论依然是疾病理论的基础.由于当时医生多研究解部学和生理学,似乎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所以17世纪的临床医学家西德纳姆指出“与医生最有直接关系的既非解剖学之实习,也非生理学之实验,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医生的任务首先要正确探明痛苦之本质,也就是应多观察同样病患者的情况,然后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识,以导出疾病之解释和疗法”.同时,他非常拥护希波克拉底关于“自然治愈力”的思想.这既说明了当时临床学还很落后,也表明他对人体抗病能力的重视.
18世纪的医学
到18世纪,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若干异常的构造.
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尔加尼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作了科学的推测.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在他以后医师才开始用“病灶”解释症状,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
18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发明了叩诊.他的父亲是酒店老板,常用手指敲击大酒桶根据声音猜测桶里的酒量.后宋,奥恩布鲁格把这个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经验观察,包括尸体解剖追踪,他创立应用至今的叩诊法.但叩诊法的推广应用,还是19世纪的事.
在17世纪以前,欧洲并无有组织的临床教育,学生到医校学习,只要读书,经过考试及格就可领到毕业证书.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
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布尔哈维成了当时世界有名的临床医学家.布尔哈维充分利用病床教学,他在进行病理解剖之前,尽量给学生提供临床的症候以及这些与病理变化关系的资料,这是以后临床病理讨论会的先驱.
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法是18世纪预防医学的一件大事.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
19世纪的医学
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
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再加上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也随之诞生了.法国人巴斯德开始研究发酵的作用,后研究微生物,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还提出科赫三定律.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
19世纪后30年,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被发现.巴斯德还研究了鸡的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并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系统阐述了吞噬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提出了微生物间的对抗和它们变异的论述；20世纪初,发现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肠中相互拮抗,并用乳酸菌制剂来治疗某些肠病.他对早期免疫学作出很大贡献.
19世纪初期,在药理学方面,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例如,1806年由鸦片中提取出吗啡；1819年由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奎宁；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以后,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
19世纪,人们应用物理、化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机体,从而逐渐兴起实验生理学.法国的马让迪,德国人弥勒和法国人贝尔纳先后用动物实验对神经和消化等系统进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
由于病理解剖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影响,当时的临床医学中特别注意对内脏器官病理变化的研究和诊断,想尽各种方法寻找“病灶”,使诊断方法不断充实,诊断手段和辅助诊断工具不断增多.到19世纪末,检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从直接观察病人转变为研究化验室的检验结果.
发明听诊的是拉埃内克,他是法国病理学家、临床家.他从希波克拉底的着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起先他用耳直接听诊,后来制成纸制听诊器,后用木制.他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发现的各种最微小的现象,并进行了许多尸体解剖,把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听诊法.1819年,他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用来诊断肺和心脏的疾病.
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装置和光学器具,一系列光学器械相继发明和使用.较早的有德国人赫尔姆霍茨的检眼镜,继之喉镜、膀胱镜、食管镜、胃镜、支气管镜等先后发明,这丰富了临床内科诊断手段,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
由于化学的发展,临床医学利用化学分析检验方法以检查血液的内容物,大大改进了诊断法.显微镜学的不断进步,促使形态诊断学在临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机体体液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分,并研究正常和异常排泄物的结构成分.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成就,医生的诊断方法更为丰富.
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得解决,这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麻醉法的发明.19世纪中叶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继被用作全身麻醉药,外科手术能够在无痛情况下施行,这是外科学的一大进步,是外科手术学得以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又发明了局部麻醉的方法,克服了全麻手续繁杂、副作用多的不足.
创伤手术后的化脓并发症是最麻烦的事,在巴斯德发现病原微生物以前,维也纳的产科医生塞梅尔魏斯于1847年证明,产褥热的真正原因是手和产科器械带进了感染因素,主张用石灰水洗手.
根据巴斯德的发现,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认为伤口中的腐烂和分解过程是由微生物所引起.1865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法进行复杂骨折手术荻得成功,他还用石炭酸消毒手术室、手术台、手术部位和伤口.并用复杂的包扎法包扎伤口.防腐法大大地减少了创伤化脓和手术后的死亡率,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伤口的感染问题.
1886年贝格曼采用热压消毒器进行消毒外科,才标志着真正进入了无菌手术的时代.止血方面也有些初步进步,如止血钳、止血带以及血管结扎的方法的应用等.
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成就,为外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
18世纪时预防医学有某些改进,但大多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实施范围也很有限.到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英国于1848年设立卫生总务部,规定一些预防疾病的法令.
之后不久,英国发生霍乱大流行,死亡约六万人.统计资料显示疾病的传染媒介是饮用水,于是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方法,而逐渐遏止了疫情.
使卫生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的人是德国的佩滕科弗,他将物理和化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卫生学方面,研究了空气、水、土壤对人体的影响；测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对呼吸的意义,并发明了测定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研究了住宅的通气和暖气设备.继他之后,研究职业病的劳动卫生学、研究食品工业的营养和食品卫生学相继产生.
护理工作历史悠久,但从事护理的人长期地位低下,19世纪之前工作条件一直十分恶劣,人员素质差,待遇低.英国的南丁格尔曾在德国学习护理知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率护士进行战地救护,收效显着.1860年她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贰’ 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如何传播与发展
“西学东渐”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医学科学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使中国卫生医疗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还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西方医学科学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它与中国传统医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医学体系，两者之间不免产生矛盾。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总体进程来看，西方医学，主要是近现代医学科学，在华传播是比较顺利的，最终为中国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并从20世纪初开始，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主体部分。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华从事行医活动。1289年，罗马教皇派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孟高维诺（G. de Montecorvino）来华。孟氏在传教同时，也以医术为活动工具。这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开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渐多，其中着名者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 Ricci）、熊三拔（S. de Ursis），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J. Terrentius，）等。他们在行医的同时，还翻译了多部西医书籍。其中邓玉函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解剖学），经过国人毕拱辰润色，于1643年付梓刊印，流传民间。当然，传播医学并不是传教士的目的，而是求得在华立足之地以宣扬教义的手段。
这一手段令西来客们获益良多，甚至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国社会顶端的道路。降至康熙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医学活动达到高峰，他们在派别上属于天主教。当时来华传教士，如意大利教士鲍仲义（J. Baudino）、罗怀忠（J. Casta），法国教士樊继训（P. Frapperie）、安泰（E. Roasset），德国教士罗德先（B. Rhodes）都先后入太医院供职。鲍仲义和安泰充当康熙帝的随身医生，随驾出巡。罗德先曾经用药治疗了康熙的心脏病，还为他做过外科手术，切除了唇上的肿瘤。
虽然西方传教士试图利用医学作为传教手段，然而事实上西方医学传播的社会影响远胜于宗教。不过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还是以古代医学为主，无论是在基础理论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都没有取得显着成就。康熙末年，由于罗马教廷没有处理好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俗之间的矛盾，在华传教士又介入了皇室立储纷争，触怒了后来继位的雍正帝。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到清王朝的驱逐。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因此遭遇挫折。
19世纪初，一批新教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播医学。此时，西方医学已经发展到近代阶段，在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步，在全球遥遥领先。正如一位西方医学史家所指出的：“现代医学，我简称为‘我们的医学’，是19世纪社会的产物。”
1800年以后来华的英、美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医学的最新成果传入中国，对于改善当地人民的医疗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在澳门开展了牛痘接种，并雇佣了中国人邱熺等在广东各地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邱熺后来独立开办了自己的种痘诊所，在当地名望颇着，得到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题匾赠诗嘉奖。
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现代医事制度也传入中国。教会医生在通商口岸澳门、广州建立起近代化的新式医院。早期在华兴办医院颇富成效的当数美国人伯驾（P. Paker）。1834年，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华从事医药传教事业。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1835年11月，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开办了眼科医局。医局开办后，初期虽求诊者甚少，但是教会医院所具有的福利性质和先进的眼外科技艺，很快就吸引了众多的病人，经常是“每天都有几千名等得不耐烦的中国人叫嚷着要求进入拥挤的病房”。他还曾为来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医治过疝气。林则徐对伯驾的治疗深表感谢。
英国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合信（B. Hobson）是当时另一位传播西医的杰出人物。1839年，他在广州开设了惠爱医馆，“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
教会医生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还积极推进西医教育，为当地培养新式医生。麦高恩（D. Macgowan）提出：“不应该认为教会医务人员工作的重要部分仅仅限于内外科的实施，应该对当地的开业医师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进行讲授，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学习医学和有关科学。”1837年，伯驾招收广州本地学生入眼科医局学习。合信也于1839年在广州惠爱医院传授西方医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时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资本扩张与商品输出全球化时期，医学又成为传教士服务于本国对华通商利益的辅助工具，也就是美国在华教会协会之主张：“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
总体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在华传教士虽然为传播西方医学进行了艰苦努力，但是由于清中期以后，清政府一直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在华活动受到诸多限制。传教士医生未能在华自由施展其影响，只能在广州一带活动。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对中国的影响也还是很有限的。
1840年以后西方医学在华影响的扩大
西方近代医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先后逼迫清王朝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以此为护符，西方人在华活动获得了诸多便利。根据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在华行医和开设医馆，西方医学在华影响随之得到迅速扩大。一方面，教会在通商口岸设立了医院，给予中国各阶层民众以医疗上的福利；另一方面，传教士医生多方努力，积极推进西方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850年后，合信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多部西医着作。美国人嘉约翰（J. Kerr）在1859―1886年间编译出版了以临床医学为主的20余种西医书籍。
1866年，由嘉约翰主持，中国第一所正式的西医学校在广州博济医院建立，招收中国男女学生入学医科。该校为广东西医人才培养贡献很大，造就了诸多杰出之士。戊戌六君子之康广仁、民国国父孙中山都曾经在此求学。
1886年，由美国教会医生倡议，在上海成立了在华教会医学联合会，命名为“中国博医会”。该会创办了《博医会报》，报道西医在华传播情况和世界医学发展动态，并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福建等地建立分会。
在华传教士还资助一些中国青年赴外国学习。例如广东人黄宽得到了美国教士布朗夫妇的资助，先赴美国留学，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学士学位。1857年，他学成回国后，在香港、广东等地开诊行医，并在诊所内培养中国学徒，是为中国人自行教授西医之始。
西方医学的传播得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乃至开明派封疆大吏的积极响应。他们出于自强救亡的目的，在察觉到中国传统医学存在诸般弊端的同时，也开始重视西方医学，期望以此作为经世救国的手段。
西方医学理论的科学性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获得了晚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有士人着文感叹道：“西医之精妙，西药之简便，华人稍知西学者，无不知之。而独斥为不足信，不可用者，则中国之医人药肆居多。然每见上海各处遇有疑难重症，华医为之束手者，一延西医，用西药，即能霍然而愈者，指不胜屈。”
晚清学界颇负盛名的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在致友人书信中，对西医理论和诊疗方法深表佩服：“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令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征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若西医用闻症筒（注：听诊器）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
晚清思想界着名人物郑观应在其名着《盛世危言·医道》一篇中，较全面地将中西医加以比较。他认为西方医学在关于人体脏腑器官的认识、诊断手法、药物炮制、外科器械等方面都胜于中医。他对于西方的医事制度也非常赞赏：“西国医学设专科……皆由名师教诲……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
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着名地方督抚疆吏，在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认识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作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新工具。他们在主持洋务自强运动过程中，对于作为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医学科学，也采取了积极的接纳与提倡态度。1865年，北京同文馆设立医学课程，聘请英国医生德贞（J. Dudgeon）为教习，是为中国自设西医教育之始。
在洋务派大吏中，以李鸿章为推进西方医学传播出力最多。他聘请西医为自己家庭的私人医生，着文大力宣扬西医：
泰西医学有长官、有学堂，又多世业孤学，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极精翔。且俞跗治疾、割皮解肌、湔浣肠胃，此法久逸。而彼方于肿疡、金疡、折伤、溃疡之石药劀杀尤得其传，且于草木金石之原则化质，一一格致微眇，务尽其实用，非仅以炮制为尽物性，则尤中土医士所未逮者，予久伟其用心之精而立法之善矣。
李鸿章提出了汇通中西医的观点，指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出资赞助英国教会医生马根济（J. Mackenzie）在天津开办了一所英文名为“Viceroy’ Hospital”（总督医院）的新式医院。1893年，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正规近代化西医院校——北洋医学堂。北洋医学堂聘请外国医生主持教学。学校堂规称：“西医学堂原为珍重生命而设，诸生来堂肄业于医学诸书，宜视为利己济人之要务，孜孜不倦，晨夕研求，毋得始勤终怠。将来造诣有成，资送各兵船及各营所当差，不独资给薪资，兼可活人无算，良医良相事异功同。”
当时的新闻传媒对西医也进行正面宣传报道。1872年，很具影响力的《申报》刊文评价西医道：今夫治疾之法，至于西医可谓详且备矣。其于人之一身，内而心肝五脏，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阴阳等窍，无不详辨其形，细察其隐，以观其受病之处，以究其得病之原。较之中国医书之所载与夫中国医士之所知，奚啻详细千百倍哉。
尽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国人的敌视与仇恨，西方文化在华传播所受阻力甚大，但是西方医学以其拯救生命、维护健康的崇高宗旨和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治疗技术，逐渐赢得了中国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接受。当时有人记载道，“自中国通商以来，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者，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西方医学在维新运动中地位的提升
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随之而入新境。
维新派思想家认为救国首先必须强民。他们强调要从身心两方面提高国民的素质，提出了医学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指出：“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
严复也积极提倡医学救国，他在其名着《原强》一文中论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维新志士肯定了西方医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深信引进西医有助于救国保种。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特辟西医专栏，宣传医学维新论。刘桢麟在该报发表“富强始于卫生论”，称：“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骎骎乎进于道矣。”
梁启超认为发展医学是变革图强、追求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求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法，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生，而讲免疫”。
维新派引进西医的救国主张，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研究西医者不断增多，各种学习西医的民间组织和报刊杂志，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社会各界对于学习西医的热情也显着高涨起来。一次，梁启超在集会宣讲医学救国论时，忽有人当众涕泪长跪而言曰，“此举若昌，某愿粉身碎骨相赞助”；“愿悉所有以其半养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
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开明派的采纳。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改革教育的上谕中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即使是维新派的政敌荣禄，在接受了德贞为他施行手术治疗后，重病痊愈，不禁称赞他医术“精妙绝伦”，“不特为华医所未见，亦华人所未闻，藉非目睹，其谁信之”。
百日维新虽然因清王朝统治阶级内极端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但是维新改革势力依然日益强大。学习西医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势力奋斗之重要方向，西医大潮从此在神州洪波涌现。
清末民初西方医学在中国医疗体系中主体地位的形成
1903年清末教育改革中，中国传统医学式微、西方医学科学转为主流之局已现端倪。着名开明派重臣张之洞与张百熙在当年制订的“癸卯学制”中，将医科大学作为新学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医学仍列29门医学科目之首，但是其他28门科目皆属西医范畴。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死后，作为旧时代中医政治象征的太医院也岌岌可危。在时代改革大潮中，中西医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医学界的变革深受近代日本医学思潮的影响。自唐以来，日本医学界本来是追随中国传统医学亦步亦趋。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近代化进程，力图挤进世界强国阵营，谋求“脱亚入欧”。在医学领域，日本政府奉行所谓“文明开化”施政方针，于日本医界大兴“灭汉兴洋”之风，在医政管理、医学教育、医疗设施、药品生产等方面推行废除汉医、全盘西化。而就中国方面来看，清末自戊戌变法，特别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老牌强国俄罗斯帝国以后，日本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势力最重要的模仿范本。同时由于“路近费省”的缘故，大批中国学子赴日本学习。他们学成归国后，也把日本的医学理念带回中国，成为传播西医，废弃中医的骨干力量。
民元以后，民国政府摒弃中国传统医学于新式医疗制度之外，以西方医疗卫生体制为范本，重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中医也不再列入国家医学教育内容。1915年，由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发起的全国性中华医学会建立。该会所有组成人员都是西医背景，并以“促进医学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唤起民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为宗旨。中西医主次易位态势，至此昭然。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确立。
此后，西方医学科学在全国得到深入推广，中国传统医学则迅速萎缩，被斥为“不科学”，贬为“旧医”。1916年余云岫着《灵素商兑》，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全面批判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废除中医之论一时甚嚣尘上，并得到了民国政府汪精卫、褚民谊等有留学日本背景高官的支持。1928年，汪企张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废止中医案。1929年，在南京民国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等人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至此中国传统医学不仅被西医反客为主，更有被赶尽杀绝之势。虽然经中医界极力反对，多方运动，此案未得切实实施。但是，随着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主体地位的日渐根深蒂固，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也日趋边缘化。此局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思想，方才有所改观。
综观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之历史进程，虽有波折，而终于得到国人之广泛接受，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之主体地位，对于推进中国科技现代化，维护中国人民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叁’ 西医是何时传入中国的
1805年5月27日，东印度公司档案卷宗，广州商馆档案簿上，“今天皮尔逊先生以痘苗开始接种。”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给华人接种牛痘，此事件被认为是西医输入中国的正式开端，也成为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