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英国如何防止瘟疫

1. 因为喝茶的习惯英国日本中国躲开了大瘟疫是吗

不太懂你的逻辑在哪。
英国地处欧洲一隅，与欧洲大陆隔海峡相望，历史上很多次的欧洲瘟疫都因为交通问题没有传播到英国或没有对英国产生较大影响，这个与茶不茶关系不大。在欧洲黑死病肆虐之时，法国人最先提出水是传播源的理论，然后几百年的时间内，水在欧洲大陆都是不祥之物、疾病传播源等等，所以法兰西几代王朝都有个不洗澡的传统……所以那边啤酒、香水比较发达……（不喝水所以只能喝酒，不洗澡所以只能喷香水）但是茶叶传入欧洲之后作为宫廷御用的贡品，只有有地位的人才能享用。而他们的操作也是很令人震惊了——用水煮过之后，把水倒掉，然后把茶叶倒入碗碟，加上配料享用；或者是煮牛奶时候加入茶叶，然后一起吃掉……而且这玩意儿是怎么跟瘟疫扯上关系的？？？
中国日本历史上的瘟疫多在大型灾难或战争之后，日本的瘟疫还不是很多，理由跟英国差不多，都是因为地缘关系导致的传播分化，中国历史上瘟疫都是伴随着流行病、战争、自然灾害等等，只有少部分是蓄意传播的。而这些都跟喝茶习惯毫无关联

2. 当年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是怎么爆发的又是怎么消失的

目前，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肺炎，以湖北武汉为中心，开始快速蔓延。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不仅来势凶猛，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治疗，致死率也相当之高。在疫情面前，我国各级政府通过严密的防控方案和救治措施，已经对疾病进行了有效的管控，避免了大面积传播。

不过，在医学尚不发达的14世纪中叶，人们却并没有这样幸运。一种名为“黑死病”的瘟疫，在当时的欧洲大陆疯狂肆虐，先后夺走了近5000万人的生命。这一数字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总人口的1/3。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战场死亡总人数，也不过占其总人口的5%。

（网络配图）

四、黑死病的消失原因。

黑死病所到之处，易感人群很快死亡被淘汰，而抵抗力强的不易感人群，则得以生存下来，感染后活下来了的人也获得了免疫，人类整体的抗感染率不断上升，黑死病慢慢失去了肆虐传染的基础。

另外，严厉的隔离措施，也是最终使黑死病得以灭绝的有力手段。在黑死病爆发后，西欧各个国家紧密配合，国与国之间，村与村之间，都实行严格的区域隔离。同时对患者、往来人员、货物进行人物隔离，在坚持不懈以举国之力进行的隔离制度下，最终，人类终于走出了黑死病的阴影。

当年，黑死病造成的严重后果，导致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动荡，大瘟疫之后的大饥荒、盗抢横行、暴民四起，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和记忆。这一切，在医学水平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3. 古代的瘟疫怎么结束的，什么人可以在瘟疫中活下来

瘟疫，特指鼠疫，但通常是烈性传染病的统称。瘟疫跟差不多，多数是由从动物跳到人类的微生物感染造成的人畜共患疾病。没有疫苗，没有很好的防疫知识，这些杀人如麻的瘟疫是如何结束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就好在，这个问题就像一把利刃，直刺国内普遍流传的有关群体免疫的各种污名化。因为，本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就四个字：群体免疫。群体免疫原本只是一种微生物与宿主之间建立起来的维持生态平衡的自然现象，在生物界无处不在。

天花是亚欧非“旧大陆”一种古老传染病，规模性流行会造成约30%感染者的死亡（病死率30%），幸存者身上会留下终生不去的疤痕（在脸上的这些疤痕，在我国被称为“麻子”），同时会获得终生免疫。

由于不断的流行，旧大陆人口中一直维持有一定水平的群体免疫，因而在天花和人类之间建立起了基于这种低水平群体免疫的不断小规模流行的生态平衡。

随着欧洲大航海对“新大陆”的“发现”，旧大陆的这种还算“温和”的瘟疫被带到了新大陆。结果，最终在新大陆形成人口灭绝性的大流行。据信，新大陆天花大流行造成墨西哥和美国90％到95％土着人口的消灭，人口总数从1100万减少到100万。原因是，新大陆人口从来没有接触过旧大陆这种“温和”的病毒，人群的群体免疫水平是0%。当然，作为“回报”，新大陆的梅毒也被带到了旧大陆，造成了相当规模的流行。

霍乱一直“祸乱”英国，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由于疾病的发生与接触泰晤士河的河水有关，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由河水生成的“瘴气”引发的疾病。后来，有科学家引发致命暴发的传染源，人们通过直接饮用街头水井的水而患病。经过艰苦的努力，当局被说服拆除了这些水井的水泵，霍乱随之奇迹般被遏制，这也是公共卫生建立清洁饮用水的开始。就是说，霍乱的结束不是依赖群体免疫，而是传播途径的阻断。

有人说，由于有中医的护佑，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瘟疫。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国不是没有瘟疫流行，而是缺乏详细的记载。从有着较为详尽记录的欧洲瘟疫史来看，5大流行病中的4次是靠群体免疫的建立而结束流行。、唯一的例外是霍乱流行，因为其传播途径是由饮用水传播的食源性疾病，在人群中的流行是有限度的，不会造成普遍性感染。对于难以阻断传播途径的流行病（比如，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只要不能建立高水平的群体免疫，流行通常就难以真正结束。比如疟疾，即使感染也难以建立起长期的免疫，人群中也就不能建立群体免疫，这就是疫区疟疾反复不断流行的原因。当然，由于连感染都不能建立免疫，自然也就难以开发出疫苗。

4. 古朝代的人是怎样防瘟疫的

前言：疫情无情人间有情，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国，牵动着亿万群众的心，举国上下抗击疫情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胜利即将到来，在当今社会，科技医疗水平极其发达的情况下，病毒也是来势汹汹，那么在中国古代，碰到传染病，瘟疫又是怎么防治的呢？要知道，中国古代医疗科技水平比较低，但是中国古代老百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一次又一次胜利！

5. 如何预防瘟疫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着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着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着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着，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着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着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领导人(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6. 可能造成16、17世纪伦敦瘟疫频发的原因

16、17世纪的伦敦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飞速发展,不仅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了欧洲最大的都市之一,但是伦敦辉煌成就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社会问题,频发的瘟疫就是这一时期伦敦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瘟疫频发暴露出伦敦在经济、政治、公共卫生、医疗条件等多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同时也给伦敦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多重影响。

7. 欧洲人对待疫情为什么那么佛系历史上的欧洲人如何防控传染病

欧洲曾经遇到过多次的大型瘟疫，他们也都用一些行之有效的科学办法来对待，比如进行火葬，不准乱到垃圾，封锁疫区，查找发病源。

8. 英国如何踩着法国肩膀登上世界之巅

为何而战?宽过海峡的心灵距离

英法打仗的原因很多，各次战争的具体缘由也不尽相同，这里只从英国这边说说重点原因。

先要强调的是，英国人对法国有意识形态上的恐惧；在他们看来，法国有着“坏思想和坏制度”、并会将这些病菌传播给他国。可以说，英吉利海峡两岸在心灵上的距离远宽过海峡。

这可从1688年说起。此时，英国早已是新教国家，也有悠久的议会传统，但国王詹姆斯二世被广泛怀疑为是天主教徒，更让英国人担心的是，这位国王的种种“倒行逆施”看似是为了恢复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和建立君主专制。于是，在英国国内反对派的秘密邀请下，詹姆斯二世的外甥兼女婿、荷兰的执政者、身为新教徒的威廉带兵来到英国“捍卫宗教、自由和财产”。詹姆斯二世见形势不妙，没怎么打就逃跑了，威廉和太太兼表妹、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共同成为了英国国王。这夫妻俩还接受了一个限制王权和强化议会权威的《权利法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由此初步确立。

英国人几乎是兵不血刃就保卫了“宗教和自由”，并将此自豪地称为“光荣革命”。但在海峡对岸，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形势正相反:首先，属于少数派的新教徒原本享有的某些权利在1685年被路易十四给废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被大大强化；其次，法国的“绝对主义”专制王权正走向巅峰：路易十四及其继承者信奉的是“朕即国家”，英国人强调的则是“王在议会”，双方的政治哲学显然不在一条道上。

而且，以16世纪以来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势力的激烈争斗为背景，当时的英国新教徒有两个在今天看带有对天主教“妖魔化”的认识。

第一，天主教会是曲解或亵渎上帝和圣经的，是大搞权威崇拜和偶像崇拜的，是害怕信徒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是要靠阴谋和暴力去维持自身地位的，因此，天主教必然有专制基因，天主教统治必然等于专制。第二，为了巩固天主教和专制，天主教强国的专制君主必然或很可能追求“普世君主制”，即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国外去，昔日的西班牙是这样，今天的法国也会如此。对“邪恶帝国”的忧惧，一直是英美对外政策的基本心理背景，尤其在受激进新教或清教影响更大的美国身上。

于是，在当时的很多英国人看来，天主教的法国搞政治专制是必然，天主教和专制并存的法国想搞扩张也是必然。

还有一点助长了上述担心。詹姆斯二世逃到了法国，得到了法国王室的庇佑，后者声称他才是英国的合法君主，并承认其后代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在法国人支持下，依托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徒和亲詹姆斯分子，詹姆斯二世及其子孙在英国策划了多次暴动。这也让英国人觉得，法国人在英国建立天主教专政的亡我之心不死。

英国作家和议员约瑟夫?埃迪森在1707年写道：“法国人必然是不列颠国家最乖戾和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政府形式、他们的宗教、他们对英国力量的嫉妒、他们对商业的开展、他们对普世君主制的追求，将使他们对我们永远持有敌意和厌恶，并使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去颠覆我们的制度、破坏我们的宗教、毁灭我们的贸易和损害我们在欧洲国家中树立的形象。”几十年前很多美国人对苏联的论断与此异曲同工。

但到了1760年后，英国人上述的对法国的意识形态忧惧有所缓解，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英国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中的辉煌大胜，以及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大体稳定，让英国人对本国的实力和制度更自信了；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熏染下，他们对天主教、对信仰多元也多了点宽容；在折腾多年无果后，詹姆斯二世的后人杀回英国的梦想也变得像中国夺得足球世界杯冠军那么遥远，法国政府也懒得理他们了。

随着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的发生，波旁王朝被推翻，法国成为了共和国，新政府也推行了促进政教分离等限制天主教会权威的措施。但在英国精英眼中，宣扬激进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将国王推上断头台、打压贵族和传统精英、传播无神论、蔑视国际法和条约、鼓动他国民众造反的法国共和国政府(尤其雅各宾派政府)更加离经叛道，更像是“思想瘟疫”的温床。拿破仑称帝后的法兰西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虽然增加了保守性，但在英国人眼中，它仍有太多共和国时代的危险革命元素，而且依仗军事强权对“普世君主制”的追求比先前任何法国君主都咄咄逼人。

此时的英国虽然已实行议会制和初步的君主立宪制，但君主仍是有实权的行政首长，贵族仍是统治精英的主干，有权在议会(下院)选举中投票的是只占人口零头的有财产有身份的人(还必须是男人)，而且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受贵族或世家的操纵，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助的贫民仍占绝大多数，英国社会仍有浓厚的等级制和不平等色彩。与波旁王朝时代法国相比，如果说英国人享有更多自由，这首先指有产者们更有能力去制衡国王和塑造官方政策。

这样，当大革命发生后的法国人在宣扬更激进的自由时，将此贬为“暴民政治”的英国精英们就很不淡定了，尤其是，英国国内本就存在政治变革呼声(谈得最多的是改革议会选举)，而法国革命看似在鼓舞英国人民去效仿法国人民的抗争。于是，在法国革命发生后，英国变得更像警察国家，若干压制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法案也出台了，这常被贴切地统称为“禁言法”。说一句“国王去他×”、“军队是国王的狗腿子”都可能有牢狱之灾，1792-1793年间属于煽动罪的案件比先前87年的总和还多。而对外，在当权者看来，对“传染病”的源头法国必须搞“防疫”。

总之，从路易十四时代到拿破仑时代，意识形态恐惧促使英国人要限制法国的权势。在英国身上，还有如下三个刺激英法对抗的重要因素，而它们也会由于意识形态恐惧而被放大。

第一，英国与法国太近，英吉利海峡也不宽，而法国又是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人口和陆军规模都远比英国强，待人接物也比较傲娇，英国人对法国能没有担心么？

第二，英国对欧洲大陆奉行的是“均势政策”，即英国不追求在欧洲大陆扩张领土，而是要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不容许某国独霸欧陆首先是独霸西欧。某国如果获此地位，就更有能力去对付英国和谋求海外扩张，这样英国的本土安全和海外利益就更可能遭到双杀。而法国作为欧陆头号强国，自然地被英国人视为欧陆霸权的最可能觊觎者。法国人在有些时候(主要是在路易十四时代和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也的确流露了要主导欧陆或西欧的念头，但在更多时候，尤其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明显。

第三，英法之间有经济和殖民竞争。比如，在这一时期，双方互为在海外进行殖民和商业竞争的主要对手，主要是在北美、加勒比和印度。在对法国有前述恐惧的背景下，在英国人眼中，经济和殖民竞争的成败关系到英法间力量对比，进而关系到法国威胁的强弱。

英国为何笑到最后？

英国为何笑到最后？暂列如下几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海峡。英吉利海峡不算宽，但至少宽到了令法国人不易逾越。假如没有海峡，没几个人敢赌英国能在英法大战中挺到最后，世界历史也会是另外模样。这道海峡是规定近现代世界走向的地理枢纽，无论在波旁王朝、拿破仑还是希特勒的时代。

第二，均势政策。如前所述，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并不追求领土扩张，而是要防止某个霸权国家出现，这对于对法战争的最大好处就是：英国容易在欧陆找到反法伙伴，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因为没有多少国家乐意让法国主宰欧陆。除了在欧陆之外进行的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在其他对法大战中都有多个盟国相助。如果没有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三大强力外援，英国能赢得拿破仑战争这场总决赛么？滑铁卢之战标志着拿破仑的覆灭，并让英国统帅威灵顿公爵扬名立万。但在参战的11万多反法盟军中，属于英国的部队只有三万出头(还包括五千德意志雇佣军)。

第三，“英国战争方式”。这主要指如下的英国战略(主要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1、在欧洲大陆，尽力避免投入大规模陆军，而让欧陆盟国承担主要的陆上作战任务并向其提供财政支持；2、在海洋和海外，依靠海军对法国搞海上封锁，打击其海外贸易和夺取其殖民地。这种侧重于海洋的战略也时被称为“蓝水战略”。其主要好处是：1、便于节省用于陆军的军费，也便于防止军队挤占太多的国内劳动力；2、便于英国发挥海军优势在商业和殖民上削弱敌人和壮大自己。与此相关，在大多数对法战争过后，英国不仅在军事上是赢家或不是输家，在生产和贸易上也更壮实了。

只是，这种战略像温水煮青蛙，不会一下子将法国撂倒。英国人对此不太计较，只要这既有利于英国的经济健康，同时对法国也是小刀子割肉。但是，如果英国对欧陆战场投入不足，而其盟友又挡不住法国大军，或战败或求和，英国人的日子就会很不好过甚至艰难，他们也必须向欧陆投入更多陆军，拿破仑战争中就曾如此。

第四，英国海军。既然要搞“蓝水战略”，海军的强大就至关重要。在17世纪末，英国海军还赶不上法国海军，以至于法国人险些在英国登陆(比如1690年的 Beachy Head海战)。但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英国海军已是最好的。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英国舰队大破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世界第一把第二和第三的舰队主力全给灭了，这常被视作英国全球海上霸权确立的标志。

第五，公共信贷。如何筹措军费？英国建立起了公共信贷制度或国债制度，就是政府以发行债券、从民间获得贷款等方式向老百姓融资。英国不是该做法的发明者，却是第一个大规模和长期这样做并做得风生水起的。对此，君主立宪制扮演了关键角色：议会握有大权尤其财税大权，所以，国债是得到议会同意和担保的，不像早先国王借钱时往往只是用个人的“小金库”或“私房钱”做担保，甚至根本没有担保。很多议员和官员也买国债，这也等于给国债做广告。这样，老百姓对国债就有信心，购买也比较踊跃，即便利息不那么高，还款期比较长。

国债制度对于对法战争的价值主要有二。1、英国拥有了世上最强大的财政动员力，能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汲取资金；2、老百姓买了那么多国债，就等于将自己绑在国家的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会更积极地支持赢得战争：法国人如果占领了英国，有多大可能替被打倒的英国政府还债？

第六，君主立宪制，或者说议会内阁制。相比于这一时期的法国，英国大体拥有政治制度上的某种优势。无论就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比如在国债问题上)而言，还是就加强来自议员、舆论和反对派的对政府的监督而言，还是就让官方政策更为理性务实、更体现经济与军事绩效的相互平衡而言，英国的制度看似胜出法国一筹。

第七，敌人。胜利者获胜，通常是由于敌人犯错更多。法国人的缺陷确实不少，比如，路易十四的法国未能依靠一度拥有的海军优势对英国施加足够的海上压力，波旁王朝长期未能建立合理的财政体制，拿破仑的对俄政策过于盛气凌人。

但法国最大的问题或是：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欧陆和海外都要分别投入大量资源，在海陆两方面都遭遇强敌。如果法国在欧陆像温顺的母鸡，谨慎内敛，在海外则像好斗的高卢公鸡，将战略重点放在与英国进行海军和海外竞争上，英国很可能就不得不单打独斗，其他欧陆国家则可能只是看客，甚至对英国幸灾乐祸并成为法国的反英伙伴。他们时常抱怨，英国让欧陆国家与法国相互厮杀和消耗，自己则乘机在海外攻城略地，赚个盆满钵满。在海外进行的美国独立战争就是成功案例，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此时是在不同程度上与英国作对，这也是英国输掉的唯一一场英法战争。若没有法国的参战，能否出现一个独立的美国也是疑问。但是，“轻陆重海”并未成为法国人自觉的长期战略抉择。

战火如何锻造了英国？

对法战争对英国至少有如下重大意义：

第一，保住了英国的独立。在英法战争中，法国人曾不止一次想打过海峡去。如果法国人干成了，那就 game is over。

第二，促成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本是各过各的两个国家，相互还常吵架或打仗。对此，梅尔?吉布森的史诗大片《勇敢的心》就多有渲染。1603年，英格兰的绝代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她一辈子没结婚，也就无子女得以即位。于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姓氏是斯图亚特)由于是英格兰王室的近亲而来到伦敦登基，成了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但他仍是苏格兰的国王。英格兰和苏格兰仍各是独立国家，只不过国王从此起是来自斯图亚特家族的同一人，而两国也因此结成了政治联盟。双方也曾商议过合并，但一直没谈拢。

在18世纪初，是安妮女王在同时统治着英格兰和苏格兰。但由于她也没有子女，未来的王位继承就成了大问题。英格兰方面决定从与斯图亚特家族有亲戚关系的德意志新教诸侯“汉诺威选帝侯国”选择继承人，苏格兰人则想另选他人。这让英格兰人心里慌慌的，其中就有法国人的阴影：如果英格兰和苏格兰各选其主，这意味着两国政治联盟的解体，进而意味着苏格兰可能被法国拉拢过去，而一旦如此，英格兰势必遭到南北夹击；更可怕的是，如果法国大军在苏格兰登陆，不就从北往南平趟英格兰么？于是，在英格兰人的威逼利诱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在1707年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新英国由此诞生。在安妮女王于1714年驾崩后，汉诺威家族也得以入主英国。

也与法国有关，爱尔兰后来也被并入英国。爱尔兰在中世纪就已被英格兰征服。1541年，一个“爱尔兰王国”被炮制出来，它以英格兰国王为国王，其实是英格兰的附庸。在这个多数民众信奉天主教的地区，反英活动也一直存在。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为了加强对爱尔兰的管控，消除爱尔兰将来走向独立并与法国联手的危险，英国当局在1800-1801年将爱尔兰并入了“大不列颠王国”，并将后者改名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今天的英国国旗“米字旗”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旗帜叠加而成。

第三，促进了英国人的国家或民族认同。在对法战争中，英国官方和精英们不断强调英国相对于法国在宗教和政体上的独特性和进步性，强调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英国的伟大，强调对法斗争的正义性，强调国民在对法斗争中的团结，渲染英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切都强化了英国人的国家或民族认同，包括强化了苏格兰人对不列颠国家的认同。

第四，促进了英国海军的崛起和英国海上霸权的形成。

第五，促进了英国的经济进步乃至工业革命。比如，对法战争通过打压法国的商业和殖民空间而扩展了英国的商业和殖民空间，通过大规模军备采购而刺激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公共信贷制度而刺激了英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债是可以上市交易的)，这些也都是工业革命的重要铺垫。

第六，促进了英国的政治现代化。比如，虽然英国官方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推出了“禁言法”，但法国革命思想的感染、普通英国人在对法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和平在1815年的到来，仍让广大民众在战后更坚定地认为，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首先应该变革不合理的议会选举制度。这样，随着战后英国的议会改革呼声的愈发强烈，重大的议会改革终于在1830年代启动，英国由此迈向了现代民主制，迈向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空前繁荣。

昔日英国的世界地位就是这样在对法的战火中锻造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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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瘟疫：黑死病是如何停止肆虐的呢

2020年一开春，从武汉病源地爆发的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中国各地人民迅速作出反应，对待新冠疫情传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采取隔离制度，通过村村隔离、区隔离的办法，我们终于战胜了新冠病毒。

早在14世纪黑死病肆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采取了这种办法。

黑死病其实就是属于鼠疫病毒的传播，跳蚤通过吮吸带有病菌老鼠的血液，然后叮咬人群成为了这种疾病的传播办法。

市政的运尸车整天没日没夜的将尸体拉到城外掩埋。

原先繁华似锦的城市空荡荡的，简直就是一座鬼城。

只要有黑死病爆发的疫区，人们就在墙上写一个大大的白色P，放眼望去整个城市全是吓人的P。

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直到1894年才被发现，而在14世纪当时的医疗水平很差，当时人们只能通过隔离的方法来阻止疾病的传播。

当时威尼斯规定来自疫区的船只，船员必须在船上隔离40天才准下岸。但这样也阻止不了老鼠将病菌带到威尼斯城。黑死病所到之处，易感染的人群很快病亡被淘汰，不容易感染这种病毒的人，活了下来。感染后但挺过来的人也获得了免疫能力。

人类对于这种病毒的抗感染率在不断提升，黑死病也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当时欧洲各国、各个城市、各个社区都参与采取非常严密的隔离制度，也有效控制了黑死病的传播。

10. 欧洲历史上有哪些瘟疫

欧洲历史上的瘟疫：

1、查士丁尼瘟疫

查士丁尼瘟疫在公元541年来到拜占庭帝国首府君士坦丁堡，这是欧洲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瘟疫，直接导致拜占庭帝国走向衰败。查士丁尼瘟疫实际上就是鼠疫，只因发生在查士丁尼大帝执政期间，故得此名。

2、黑死病

瘟疫从来没有从人类历史中消失过，过了800年后，鼠疫再次入侵了欧洲，制造了赫赫有名的“黑死病”。公元1347年，金帐汗国在进攻黑海沿岸的卡法时，将患病者的尸体用投石车投入城中，从而在城内制造了瘟疫。

幸运地是欧洲人在这次抗击病毒的过程中学会了“隔离”，最初时威尼斯人发现瘟疫只在邻近的人之间传播，一个叫萨古拉的港口城市开始强制要求新来的水手必须先隔离开来，直至证明自己没病才能自由活动。看到有效后，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3、伦敦大瘟疫

黑死病之后，伦敦从未真正休息过。从公元1348年到1665年，瘟疫几乎每隔20年就爆发一次，每次都会带走20%的男女老少。

16世纪初，英国为了抗击瘟疫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隔离的法律。如果哪栋房屋遭受了瘟疫的袭击，外面会有捆着干草的杆子。如果谁的亲属不幸感染了瘟疫，他出门必须随身携带一个白色的棍子。因为怀疑猫狗传播瘟疫，成千上万的宠物被人们屠杀。

4、天花

天花在欧洲、亚洲和阿拉伯地区很常见，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在欧洲十个感染天花的人有三个会死亡，其他的人只会留下满身痘疤，然而美洲的土着对天花却没有任何抵抗力。十五世纪，第一批欧洲探险家来到新大陆后，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屠杀上演了。天花仅用了100年不到的时间就杀死了95%的土着居民。墨西哥的人口从征服前的一千一百万变成了可怜的一百万。

5、霍乱

英国殖民的脚步踏入印度后，恒河流域的地方病——霍乱也通过商船来到了英国。19世纪上半叶，霍乱在英国肆虐时杀死了数万人。当时英国的医学界普遍认为霍乱是由瘴气引起的，但一位叫约翰·斯诺的年轻大夫却对此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被污染的饮用水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斯诺调查了医院的记录和停尸间的报告，用以追踪病毒爆发时的位置。他绘制了一张霍乱死亡地图，发现在一口水泵周围居然有500个病例，他在报告中写道：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霍乱的传播可能是人们的饮用水遭到了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