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英国的近代发展史是怎样的
我看了几个，感觉这个总结的更适用于考试，希望你满意
阶段一：18世纪中期以前的英国
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1、革命背景和原因
①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和发展。（革命发生的经济基础）
手工工场建立和扩展：新航路开辟后，英国成为大西洋航运中心，制呢业迅速发展，手工工场建立。并扩展到采煤、炼铁等领域。
圈地运动是对农业进行的一场资本主义改造运动，它使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农场和牧场出现。发展了农业，积累了原始资本，也造就了大批的自由劳动力。极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海外贸易、殖民掠夺、黑奴交易是16世纪英国商人海外活动的主要内容，有利于原始资本的积累。
都铎王朝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16世纪宗教改革后，英王成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不再从属于罗马教皇。改革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削弱和限制了旧的封建势力。鼓励工商业和海外掠夺，不仅增强了国力，且对资本原始积累起着保护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势力的壮大。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树立海上霸权。17世纪初，开始向印度和北美殖民。
②阶级关系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出现，并利用议会有权通过征税法案的权力同国王做斗争。（阶级基础）
③17世纪上半期，斯图亚特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触犯了资产阶级利益（这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在“君权神授”思想下，厉行专制，极大损害了资产阶级利益；宗教专制下，严厉对待非国教徒，尤其是迫害其中的清教徒，造成政治局势的紧张。（由于清教徒中反对封建限制，希望取得经济只有的要求正适合资产阶级需要，因而清教徒的主张成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
④1638年苏格兰人民起义成为革命发生的导火线。
2、革命的特点、任务和经过
特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联盟;打着宗教旗帜.任务：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过程：①标志：1640年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②内战：1642年查理一世挑起内战，最后，议会军在克伦威尔指挥下经纳西比等战役打败王党军队，结束了内战。③成立共和国：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克伦威尔是实际的军事独裁者。④复辟：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从过程看，这是英国革命中的一大曲折；从当时混乱的政治形势看，也是力量尚小的资产阶级维护革命的策略。正是在当时政治斗争尖锐形势下，政党开始形成，出现辉格党和托利党。⑤完成：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统治.标志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
3、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革命的影响
建立：1689年，议会通过的限制王权、约束国王行为的《权利法案》，这标志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确立。（到18世纪，又逐渐确立内阁制、两党制）
国内意义：以君主立宪制取代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成为英国历史的分水岭。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又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世界意义：在当时，尤其欧洲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和资本主义发展壮大已成为不可逆转历史潮流的形势下，英国革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世界的要求。英国作为欧洲一个重要的、有影响的国家，率先完成这一转变和过渡，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范例。此后，欧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都在其影响下进行了不同形式的革命，使世界进入要求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世界近代史的到来。（注：“新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并无根本差异，实际做题时灵活判断。）
二、启蒙运动兴起（此时不作具体要求，只作为英国历史的过程整合）
三、世界殖民霸权地位确立（非考试内容，不须详记，只作为一般过程了解）
这一阶段，在亚洲、北美进行殖民扩张，与荷兰、法国等展开激烈争夺。通过三次英荷战争，进一步确立海上霸权，荷兰则丧失了欧洲强国地位。“七年战争”（1756-1763年）是英法争夺印度和北美殖民地的最后较量，结果英国最终确立了世界殖民霸权地位，并雄霸欧洲。
阶段二：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的英国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一、工业革命
1、概念：又叫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飞跃。它既是生产领域大变革，又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一场革命。
2、前提：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3、条件：① 圈地运动获得大量的劳动力；② 海外活动积累了丰厚的资本；海外活动和殖民战争使英国成为最大的殖民国家，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④ 工场手工业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知识。
4、完成：到1840年左右，机器大生产基本取代工场手工业，机器制造业建立，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
5、突出成就：首先开始于棉纺织业并推动了纺织业的较大发展；克服了自然条件限制的改良蒸汽机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具体为：① 棉纺织业：珍妮纺纱机（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揭开工业革命的序幕）② 动力方面：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③ 交通运输：1814年英国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1807美国人富尔顿发明汽船）
6、主要影响：（注———此阶段不必扩展，紧扣英国的发展状态进行整理）
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从棉纺织部门新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开始到机器制造业的出现，英国最早进行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和“世界工厂”，实力盛极一时。工业革命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同时，引起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为巩固和加强自身政治、经济地位，资产阶级强烈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求进一步接触封建束缚，实现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1776年《国富论》一书的发表标志着经济政策由传统保护主义到“自由竞争”的重大转变。
二、政治状况：
① 逐渐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对维也纳体系下的封建专制不满，要求更多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积极展开争取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改革和革命运动。如1832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资产阶级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更多的权利。
② 工业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日益对立，矛盾尖锐。1836年，英国宪章运动正是这一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标志英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三、殖民活动和对外关系
1、为满足工业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需要，通过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式，抢占原料产地，拓展商品市场。如：19世纪中期完全占有印度、占领新加坡；发动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割占香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在大洋州，据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非洲，英国势力渗入埃及；在拉美，加紧对新生国家进行经济侵略。
2、亚洲革命风暴中，阿富汗、印度举行反英起义；美国的独立使英国丧失了17世纪初到18世纪30年代建立的北美大西洋沿岸的13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
3、这一时期，主张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英国，为防止法国称霸欧洲，多次组织反法同盟干涉法国革命。
阶段三：19世纪70年代~一战的英国
[第二次科技革命和向帝国主义过渡]
一、政治经济
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展开，英国由于可以在广阔的海外殖民地榨取巨额利润，便将大量资本输往国外，不注重技术设备的更新，工业发展速度减慢，被美、德超过，到19世纪末，工业产值退居世界第三位，失去了19世纪以来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以科技、垄断、效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以自由主义、政党政治、代议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开始在英国形成。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英国逐渐走向成熟。
二、对外关系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实力对比变化及殖民地利益分配不均等，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德国崛起后，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英德矛盾在殖民地问题上激化，逐渐发展成为“一战”前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同时，迫于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英国放弃了长期以来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光荣孤立”政策，利用法、俄同德国的矛盾，于1904年和1907年先后签订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形成协约国集团，对抗1882年形成的以德国为核心的三国同盟。两大军事政治集团扩军备战，相互争夺，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三、殖民活动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英国参与列强瓜分世界，最终建立包括亚洲、非洲、大洋州、拉丁美洲等地的庞大殖民体系。其殖民地比本土大150倍，“大英帝国”进入全盛。对中国，在瓜分狂潮中，强租新界，最终占领整个香港；伙同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阶段四：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
[世界霸主地位动摇]
“一战”后英国实力衰退，其国际地位产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上，由战前的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世界金融中心也由伦敦移到纽约，英镑地位动摇。1924年，工业产量才超战前水平。
2、国际政治上，英国虽然联合法国控制了国联，打击了美国，也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了英法主宰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是，以英国为核心的欧洲这个国际关系中心舞台开始向美、日所在的美洲和亚洲伸展，美日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加，威胁着英国的国际地位。
3、国内政党政治发生变化。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战后经济的衰退，自由党实力下降，标榜社会主义的工党崛起，并取代自由党同保守党轮流执政。
4、军事上，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取得与英国相等的制海权，英国自18世纪以来一直掌握的海上霸权被打破。
5、殖民体系动摇。由于经济实力下降，对殖民地的统治力量削弱，难以维持庞大的殖民体系；同时，在“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推动下，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形成高潮，英国殖民体系遭到极大冲击。如1922年，“华夫脱”党领导埃及获得初步的独立；1921年，英国被迫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脱离统治享有自治权，英国国名也有“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对外关系上。
①英国在欧洲奉行“势力均衡”政策，扶德抑法，反对过分削弱德国，拒绝加入法国组织建立的“欧洲安全保证体系”。
②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面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英国处于维护本国利益、祸水东引等原因，实行绥靖政策，结果，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也引火烧身。
③二战爆发后，面对德国发起的“不列颠之战”，在首相丘吉尔领导下，放弃绥靖政策，英勇抵抗德军，成为欧洲抵御法西斯侵略的坚强力量，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阶段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
[世界霸主地位彻底丧失]
1、霸主地位丧失
由于二战中再度遭削弱，实力下降，英镑地位完全为美元取代。两极格局下，欧洲失去了世界中心的地位，英国的国际政治霸主地位也彻底丧失。随着大国地位的下降，同法国等步调趋于一直，推行追随美国的战略，依靠美国资本的援助，接受马歇尔计划，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宣传者和追随者，如：配合冷战加入“北约”。
2、恢复与发展
通过加强国际经济联系、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先进成果，及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指导，积极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措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介于苏联威胁日益严重和美国经济渗透、政治控制的不断加强，1967年，参与成立“欧洲共同体”，有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随着力量的增强，同西欧国家一起，开始为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努力，并冲击着美国的霸主地位。
3、殖民体系最终崩溃
在战后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英国被迫承认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苏丹、尼日尔爾利亚等亚非国家独立。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和平收回香港。
B. 简要的介绍下近代英国政治体制的发展···
早期文明
在不列颠群岛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约公元前第3千纪，伊比利亚人从欧洲大陆来到大不列颠岛东南部定居。约公元前700年以后，居住在欧洲西部的克尔特人不断移入不列颠群岛，其中有一支称为不列吞人，不列颠这一名称可能来源于此。克尔特人已知使用铁器，耕犁在技术上不断进步，并已使用货币。生产力发展促使克尔特社会逐渐分化。
罗马时期
公元前55和前54年，凯撒两度率罗马军团入侵不列颠，均被不列颠人击退。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率军入侵不列颠。征服不列颠后变其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到407年，罗马驻军被迫全部撤离不列颠，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即告结束。
中古时期
罗马人撤离后，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和丹麦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来自莱茵河下游的朱特人等日耳曼部落，到7世纪初，入侵者先后建立起7个强国：这个时期史称“七国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时是氏族部落组织。入侵过程中，原来的氏族组织解体，随着生产力发展，土地逐渐变成私有财产，出现了贵族、大土地占有者、依附农和奴隶。村社成为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土地所有制过渡的形式，一般认为是英国社会封建化过程的开始。6世纪末，基督教传入英国。
从8世纪末开始，以丹麦人为主体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屡屡入侵英国。879年，阿尔弗烈德大王和丹麦人订立条约，将英格兰东北部划归丹麦管辖，称为“丹麦区”。10世纪初，阿尔弗烈德大王的后继者逐渐收复丹麦区。11世纪初，丹麦人卷土重来。丹麦人占领期间，英国封建化过程加速。
英王爱德华死后无嗣，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率军入侵，同年10月进入伦敦，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1066～1087在位)，史称“征服者威廉”，诺曼王朝(1066～1154)由此建立。
威廉征服后建立起的强大王权对巩固封建秩序起了积极作用。约翰被迫于1215年 6月接受《大宪章》，与封建主妥协。大宪章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性文件，是保护封建领主的利益；但也有如保护市民贸易自由这样有进步意义的条文。但约翰不久就否认宪章，君臣之间内战连绵不断。
大宪章
1380年，国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为征集英法百年战争战费，增收人头税，导致起义于1381年5月爆发，领袖是泥瓦匠瓦特．泰勒，史称“瓦特．泰勒起义”。起义虽遭失败，但震撼了英国的封建农奴制度。14世纪末，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已经解体。15世纪时，绝大多数农奴赎得人身自由，成为自耕农，他们在法律地位上分为自由领有农和公簿持有农。货币地租成为地租的主要形式，封建主阶级也发生变化，从富裕农民、占有土地的商人以及中小贵族中产生新贵族，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旧贵族的统治陷入危机，封建骑士制度日趋解体，经过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旧贵族力量大大削弱，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得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支持的亨利七世即位(1485～1509在位)，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
圈地运动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1536年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15～16世纪，毛织业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对羊毛的需
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求成倍增加。地主把农场改为牧场，还通过圈地围田或侵占公地，把小地产集中，连成大片。这样一来，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而破产，沦为流浪人。国王从1530年起颁布一系列血腥立法，迫使流浪人受雇于新贵族和资本家。海外掠夺和贸易也是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16世纪以后，英国陆续组织许多贸易公司，进行海盗掠夺，码头官吏、海关人员、海军官兵，甚至地方高级官吏，都勾结海盗。海盗J.霍金斯贩运黑人致富，F.德雷克则在伊丽莎白一世赞助下劫掠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并于1577～1580年间进行了震惊欧洲的环球航行。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攫取世界海洋霸权上迈出第一步。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死后无嗣，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英国王位，称詹姆斯一世(1603～1625在位)，
处死查理一世
开始斯图亚特王朝统治(1603～1649，1660～1714)。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越来越不能忍受封建王权的专制统治。但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无视这些变化，坚持“君权神授”，致使矛盾激化。1641年11月，议会向国王提出《大抗议书》；翌年1月，国王企图逮捕议会反对派首领未逞，逃出首都，8月在诺丁汉向议会宣战。
克伦威尔率领的主要由信仰清教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支骑兵队伍，新模范军在1645年6月纳斯比战役中击败王党军队。翌年，国王被俘，1647年底，查理国王逃跑，1648年2月，王党势力乘机又挑起内战，在独立派、平等派联合打击下，王党势力复被击败，第二次内战结束，1648年12月，克伦威尔清除了议会中的长老派；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斩首。年4月，克伦威尔驱散残余议会，12月建立护国政府，实行军事独裁。
1660年2月，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89年2月爆发“光荣革命”。它所宣布的《权利法案》限制王权，扩大议会权力，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 此后，英国议会君主制逐渐形成和发展。[2]1707与苏格兰合并。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
瓦特
过渡的阶段。是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后来又空扩充到其他行业。
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标志着工业革命在英国乃至世界的爆发。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后来，工业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
殖民扩张 英国的殖民地在19世纪猛烈扩张。1801年合并爱尔兰，英国的正式名称成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对亚洲的侵略继续扩大。19世纪中叶，发动两次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参与镇压中国太平天国革命；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强化对印度的统治。1876年，保守党B.迪斯累里内阁为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使其成为印度女皇。此后英国又称为大英帝国（或英帝国）。此外，在伊朗、缅甸、南非、埃及、东非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也扩大侵略，还逐步对南美洲进行渗透，成为那里最大的投资者。1867年，加拿大成为英国第1个自治领。
世界大战
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逐渐丧失工业垄断地位。后起的德国、美国逐步赶上并超过英国，导致相互间矛盾
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
的空前激化。20世纪初，德国成为英国最危险的竞争对手。面对严峻的形势，英国政府积极扩充军备，尤其是海军。为对付德国，英国放弃19世纪奉行的“光辉孤立”外交政策，1907年以后，英、法、俄“三国协约”实际上形成。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英国最终击败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维护了它的制海权。战争中英帝国参战人员阵亡总数达50万以上。大战以德国等同盟国的失败告终。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二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1940年4月丘吉尔组成战时联合内阁。丘吉尔上台后，立即组织敦刻尔克撤退，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并迅速扩充军备。1940年7～9月在德国发动的“不列颠空战”中，英国空军有效地打击了敌人。1944年6月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
当代英国
战后英国于1947年参与拟定并接受马歇尔计划，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经济逐步
撒切尔夫人大选获胜
复苏。与此同时，工党政府还实施一些改善劳动人民状况的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由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经济发展缓慢。战后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居资本主义世界第2位，50～60年代，又先后被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超过。1979年大选后，保守党执政，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1982、1987年连任。撒切尔政府采取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在振兴经济方面取得不小成绩。但失业现象仍较严重，罢工时起。战后英国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至2012年其英联邦成员国有49个。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1954年6月，中英达成互派代办的协议，1972年3月，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再次访华，1984年12月第三次访华，签订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至2012年，英在海外仍有13块领地
C. 英国宪政体制是如何确立的英国是如何驯服王权，走向现代宪政文明的
1．研究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意义
英国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强大，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
性支撑。近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三权分立宪政体制国家，应该被看作是英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近代英国正是通过宪政
体制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并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英国崛起时人口不过2000多万。英国先是在1588年消
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最终在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而成为世界霸主。并且，随着宪
政体制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日渐成熟，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新技术开始不断涌现。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1768年阿克莱特
发明了水力纺织机，1779年克莱普顿发明了走锭纺织机，1784年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纺织机，等等。而代表经济自由放任和市场经济成熟理论
的着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正是在1776年出版的。英国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史，充分证明宪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可以说，
英国所走过的宪政之路是成功的，经验是可贵的，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研究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更好地认识近代英国的崛起，
有助于提供线索，抓住根本。就其深远意义而言，近代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完善不仅是国家性的，更是世界性的。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宪政
国家都是效仿英国宪政体制而走上宪政道路的。
宪政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当今中国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而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些规律性联系。中国百年来宪政进程受阻
，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缺乏、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缺乏有效的平衡和相互尊重。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
济的确立和推进，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私人财产权利已经人宪，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从而为我国的宪政
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结构基础和背景根基。当然，宪政在中国的实现，也离不开我们的理性自觉推动。这就需要对西方宪政的生成加
强研究以丰富我们对宪政的认识。事实上，对宪政的认识和了解本身就是我们宪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和发
展进行历史考察，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变迁时期制度变革、演进的机理提供一些借鉴和参照。我们在强调各国现代化的多样性、各民族
发展的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忽略现代化所内涵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规律。尽管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各异，但只要采取民族国
家的组织形式，奉行利益导向的市场经济，采用形式理性的非人格化官僚管理体制，那么社会治理就必然选择法治和宪政。在当下中国，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宪法、宪政问题日益成为政治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且在日益推进的依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得到了
清晰体现。毋庸讳言，现代政治体制与宪法、宪政有着直接联系，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宪政问题。为此，对
宪政主义进行追根溯源，以便为我们的宪政发展提供一定的知识和理论储备，就显得极为必要。英国是宪政“母国”，当然也就成为宪政研究
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一环。对近代英国宪政形成、发展的动因、过程和特征给予历史性的考察与思索，并上升到规律性认识，对于正在大力
发展市场经济和正在走向宪政的中国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然，我们更多地是要从近代英国宪政的形成和发展中寻求经验而非样板
，寻求灵感而非模式。
2．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特点
长期以来，英国宪政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是中、西方学术界乐此不疲的研究领域。然而，由于英国宪政发展未曾中断的连续性，使得英国宪政的
形成和发展烙有更多的传统痕迹。故而对英国中世纪宪政与近代宪政的联系和区别，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将中世纪英国宪政与近代英国宪政等
同。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近代英国的宪政体制及其价值观念与中世纪的宪政体制及其价值观念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对此，霍布斯鲍姆强调
：“这种对激烈对抗的回避，这种对新瓶贴上旧标签的偏爱，是不应与无所变革混为一谈的。”中世纪至近代，英国的宪政发展分为前后两个
不可分割的阶段：首先是中世纪等级制混合政体，然后通过近代宪政革命，建立起成熟稳固的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政体。英国从中世纪的《自
由大宪章》开始，由于封建地方贵族、城市与王权的对立、冲突，在封建制度下开创了英国宪政的传统，创立了封建制混合政体。随着近代资
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强大，社会冲突逐渐转变为地方贵族与国王、市民阶级之间的冲突。封建制度不利于集权国家的发展
，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健康发展又离不开庞大集权国家的保护。由庞大中央集权国家保护，可以加快资源的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
效率。同时，国家的悖论也被提了出来，拥有一个强大而权力有限的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国家过于软弱，无法保证契约的实施
与产权的安全，交换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将非常有限。但是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强大的政府虽然能够保护产权，但
是也会因为国家权力的强大对契约与产权造成威胁。所以，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必须伴随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的建立。绝对主义国家只能从道
德上尊重和保障产权，但在制度上却无法真正有效尊重和保障产权。17世纪英国率先建立了三权分立宪政体制，开始用分权的手段，来解决国
家作用的“本质两难”。这时分权的社会等级色彩逐渐淡化，职能色彩逐渐增强。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议会主权和普通法院司
法独立都限制了王权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确保国家制度内部存在制约与平衡，使国家在积极有效地发挥它应起的作用的同时，无法滥用权
力。宪政对公共权力不是否定，而只是限制。通过三权分立宪政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近代英国形成了一个权力强大而又有限的政府，并为1780
年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产权保护这一关键性基础。可以说。近代英国是伴随着对私人财产权利保护而崛起的。
3．研究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方法
目前，宪法学界，存在着形上论与实在论、先验论与经验论、自然法主义与法律实证主义、重主观与重客观等各方面的理论分野，从而导致了
对宪政的不同定义。宪法学界对宪政的定义纷繁复杂、众说纷纭，其根源在于对宪政的认识缺乏一个同一的话语背景。以至于在不同的语境中
宪政呈现出不同的含义，造成了宪政这一概念使用的混乱，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在不同的语境中宪政有着不同的指向。事实上，这在某种程
度上是脱离宪政形成的历史语境研究宪政的产物：人们在研究宪政时，总习惯于把它的发展历史看成好像只有从属和次要的意义，甚至确信宪
政可以离开它的历史来进行考察和理解。结果造成对宪政的研究，分析演绎性的方法多，而事实描述性的方法少。演绎分析性的方法大都将宪
政的形成建立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由于缺乏历史考据，其结论难免缺乏事实的生动与历史的厚重，甚至会出现断论失据之辞。事实上，宪政
的形成、发展、变革是与社会生活、社会发展存在内在关联的，我们不应将其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分离开来研究。对于宪政的发展及其价
值观念的变化，如果离开它所赖以存在和发生变化的背景条件，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以宪政之“定义”解说宪政，只是回答了“什么是宪政
”的问题，却无法回答。宪政是什么”。搞清楚宪政是怎样产生的，事实上比弄清宪政的定义更重要。因而，研究近代英国宪政的形成离不开
历史学方法，离不开历史视野和背景，这就需要引入历史学方法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英国宪政研究，引入历史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研究
也是具有可行性的。历史学，法学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进行的一种人为学科划分，二者的隔阂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法学
，它们所面对的都是同样一个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历史，将它们区别开来的只不过是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所用理论有所差别罢了。因而，在研
究领域上出现交叉或者重叠是正常的。并且，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通过历史发生学的逻辑梳理，可以引领我们超越浮面的表象，进入到更为深层的生成机制中去。作为过程描述的历史学，本身就是一种方法，
它是法学家的一个基本理论素养。正如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所强调的，“法学家必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的素质，即历史素养，以确凿把握每一时
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与规则”。由
于缺失历史的背景和视野，长期以来对英国宪政的研究多是平面拓展，而缺乏深度挖掘；多囿于表层，总还是悬浮在波谷浪尖。而不知道宪政
之河的深水处究竟涌动着什么力量，才形成了水面上那可见的波峰。通过历史深层描述可以还近代英国宪政形成以来的历史本来面目，可以帮
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近代英国宪政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以便从中抽象出宪政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宪政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不在历史
之外，而在历史之中。投有宪政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宪政理论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据和支撑。目前，关于英国的宪政理论之所以迟迟难以取
得较大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滞后。可以说，投有一套符合历史发展真实的描述性宪政史着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
性宪政学说，更不可能谈高水平的宪政理论。因为，“知其所以然”是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础上。所以要在宪政史与宪政理论之间建立一种
良好的互动关系，只有将历史叙述与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观点的真实与深刻。有说服力的英国宪政理论，只能是建立在对英
国宪政史进行直接而持续的思考基础上。
英吉利民族于中世纪王权与贵族的对抗冲突中孕育萌芽的自由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缓渐生长，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等新事件及新精神的滋养之下，渐渐根深叶茂，终于因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而开出了宪政之花，结出了自由之果。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宣示着人类政治意识的觉醒，启示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三个世纪以来，尤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政治的劫难之后，宪政之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样式已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宪政的主要制度与观念起源于英国。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文官制等宪政制度首先在英国产生，宪法的财产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则、法治原则都从英国的行宪经验中得来。在行宪历程中，英国孕育和生长了宪政制度和自由精神。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的相互作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使英国在经历传统与变革的巨大冲突之后，以演化与渐进的方式成功地从中世纪政治制度转变到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避免了激进与革命的社会变革，率先步入近代社会，创造了富有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英国宪政模式。
所谓宪政，简而言之，即是有限政府。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根源于对于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
英国的宪政道路是自然演化和渐进改革的道路。英国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从君主制政治转向现代政治，实现宪政的道路是在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而实现的。英国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开始，就由于贵族与王权的对立、冲突而开创了英国自由的传统，这样一种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冲突转变为贵族、国王与中产阶级、国会的对立，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光荣革命成功实现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传统政治形式与现代政治精神的结合而告终，光荣革命成为英国历史的最后一次革命，它奠定了英国式渐进道路的基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独立、完整的政治力量而与工业家集团形成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民主化成为十九世纪政治变革的主题。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政治家审时度势，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英国民主化的进程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避免了法国革命式的代价。二十世纪英国的宪政改革同样是致力于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拒绝欧陆盛极一时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费边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冲突的妥协方案是建立“福利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的惨痛代价。
http://www.gongfa.com/liberalspirit.htm
D. 概述光荣革命后至19世纪中期，英国是怎样和平渐进方式实现政治权利转移并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
自光荣革命之后？光荣革命本身就是英国权力由国王转向议会的标志，之后再无转移。
至于民主沿革，主要是19世纪的四个大改革：
1、1832年国会改革：
E.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英法美德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的
英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颁布《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从而实现政治民主化
法；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法典》《人权宣言》，民主共和政体
美；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宪法》）联邦共和制政体
德；17世纪末的启蒙运动是德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开端，出现‘自然法’，18世纪末‘历史法’和‘古典哲学’，黑格尔是近代德国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崇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着《法哲学原理》，主张君主立宪制。17～18世纪政治思想中机械、孤立、静止地看待国家问题，德国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探索自身解放道路为主流的，"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历经曲折。
F. 请详细论述英国近代民主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建立和完善的
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颁布《权利法案》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使英国由人治走向法治。1721年，确立了责任内阁制；1831年进行议会改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逐步完善。
G. 英国19世纪政治民主化进程。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
[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
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
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
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5](p477)
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
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三
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不仅仅是对市政府上层建筑的有形改革，而且还在地方层次上开创了无形的民主化进程，它为城市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与三次议会改革一道，构成了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商业资产阶级人士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如北方巨大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工匠们、棉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棉业巨头、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却因是非国教徒而没有发言权，政治大权操纵在土地贵族手中，使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衡，因而获得政治权利就成为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使命。由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渐进变革的传统，激进运动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逐渐退让，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垄断，摆脱市政寡头对城镇的控制，建立起较为民主、开放的政治统治，所以民主与改革便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篇章，并诞生了密尔(旧译穆勒)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并让公众参与政治决定。[9](p780)而下层人民则提出了《人民宪章》，要求普选权，把获得选票、参与政治当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这样，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仅中产阶级，甚至于工人大众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利。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其民主化的总趋势是无可否认的。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9](p350)。在中央的办事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如以曼彻斯特周围的工业城镇为例，罗契代尔和索尔福德的市议会中，从1856年到1890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比例从52.5%上升到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的市长中，有60%以上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出身[10]。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的矛盾，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改变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最终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1869年的市政选民法给予所有拥有一年居住资格的纳税人投票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权利。[11](p75)到1894年，男女纳税人都有权在郡、行政教区投票，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难怪科布登说“市政改革法是我们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35年《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的纳税人资格条件事实上使当时的英国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选举权，城镇纳税人数目甚至大大少于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选民数目，因而并不能说明其民主性。[1](p15-16)也有人强调说，它与1832年改革法案一样，都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两党政治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辉格党在地方上排挤托利党势力④，与民主相距甚远。但是我们认为，虽然从选民数量上来说，也许1835年的市政选民确实不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其基本原则，它以纳税人的资格取代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体现了纳税义务和投票权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拥有财产收入之多寡的选民资格为向城镇公共事业贡献大小的纳税人资格来确定投票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虽然从数量上说，1835年纳税人只占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7](p203)但是，如同13世纪的大宪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汇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质才愈来愈体现出来一样，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纳税人选举权的资格，恰恰是奠定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与中央的议会改革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城镇选民的行列，况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实行了成年公民选举权。[13](p129)到19世纪末，选举权已扩展到全体公民，民主选举赋予城市政府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市政官员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还具有指导性和现代性。它不仅把民主和代表原则运用到所有城市，而且还推广到郡县等农村地区，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起点。随着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这时的乡村居民已经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况且从中央一级来说，农业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议会选举权，因而农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于此。1888年法案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政府，1894年法案则规定设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级市设立民选的议会，区设区级议会，教区有教区议会;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并拥有表决权，从而使民主和开放性原则在基层得到贯彻。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机构。
由于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会属性，英国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开其端，并在有着自治传统的城市率先试行。在城市，人们的民主意愿最为强烈，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城市先行、农村随后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国的传统，还回应了英国的激进派运动和其后的宪章运动。因此，城市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开放性特点，并体现了行政管理公开化的趋势。改革法虽然只涉及了178个自治城市，其目标和对象是对自治城市的市政团的改造，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此，它还为非自治城市的相应改革打开了大门。它规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请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则，这就为非自治城镇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从1835—1855年这20年中，就有22个城镇(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工业城镇)据此组织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国已经有了313个新城市政府。[1](p1502151)由此可见，1835年的改革法并不仅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个城镇，而在于为其他城镇的相应变革作了准备，尤其是为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镇提供了进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改革还体现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首先是决策程度的公开性。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样。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做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做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建筑还体现出城镇民众日益表现出来的市民自豪感，它们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建筑起精美、雄伟的市政厅，在建筑规模、装饰、布局方面相互攀比，体现了城市市民急于改变新兴工业城镇的形象的愿望。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厅都有大型的风琴，以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会，把雄伟的建筑物与提高大众的艺术欣赏与审美能力结合在一起。其宽敞的厅堂、巨大的规模、成组的风琴，表明了市政厅所具有的公众性质。很显然，这样的市政厅就不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官府衙门，音乐也不再体现上流社会身份地位，而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为了使新的市政厅真正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设立市政府时决定，市政厅应该是城市生活与精神的体现，应位于市中心，建筑在制高点上，应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高塔，一个巨大的钟楼。[4](p211)。市政厅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达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场合，王室成员的光临、盛大的集会、隆重的庆典，成为一般的场景。哈利法克斯市政厅竣工剪彩时，威尔士王子光临，还有174节火车带来的6.6万观众，该市组织了1万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表演节目，一支500人的大型乐队演奏乐曲。[7](p215)1858年9月7日利兹市政厅竣工剪彩时，还举行了产品展销会与大型音乐会，女王夫妇的到来更把庆典推向了高潮，城内到处彩旗招展，横幅临空，花团锦簇，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正如水晶宫博览会成为1851年的标志一样，利兹市政厅成了1858年的象征。[14](p1742176)它体现了市民时代的自豪感，显示了公众精神和城镇生活的开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气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国大选时的计票处领略到19世纪市政厅建筑的风采。19世纪中叶建成的市政厅还成为与乡村地产斗争中的堡垒。[12](p22)如果说乡间城堡曾是农业英国的势力所在，那么如今，市政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标志。其次，市议会的会议允许市民旁听，体现了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大众参与。最后，在市政府经费上实行公开原则，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进行账目审计，审察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审计员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镇司库受命对账目进行摘要，其备份由纳税人公开审查。可见，19世纪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强了城镇行政决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充当了大众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民主理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这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开性特征本来就是基层民主的温床。英国经验理性的民族传统、在探索中前进的行为技巧，为英国大众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关于普选权
19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19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普选权运动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把选举权扩展到所有种族。但对于女性的女性普选权或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则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重视。而最早的普选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早期，聚焦于减除选举所要求的财产条件。
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3K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选系统其实还是排除一些人的选举权。比如，拒绝承认犯人投票权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几乎所有司法系统都拒绝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权。
由全民普选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征，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
普选权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现象。起广泛性并不能说明民主化的程度。
H. 近代英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 历史题
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蒸汽机 、、日不落帝国、一百多年殖民地统治、、君主立宪制政体改革是世界第一个走入资本主义国家
I. 说明英国民主化进程主要是围绕哪些方面展开的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
[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
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
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
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5](p477)
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
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三
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不仅仅是对市政府上层建筑的有形改革,而且还在地方层次上开创了无形的民主化进程,它为城市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与三次议会改革一道,构成了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商业资产阶级人士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如北方巨大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工匠们、棉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棉业巨头、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却因是非国教徒而没有发言权,政治大权操纵在土地贵族手中,使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衡,因而获得政治权利就成为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使命.由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渐进变革的传统,激进运动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逐渐退让,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垄断,摆脱市政寡头对城镇的控制,建立起较为民主、开放的政治统治,所以民主与改革便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篇章,并诞生了密尔(旧译穆勒)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并让公众参与政治决定.[9](p780)而下层人民则提出了《人民宪章》,要求普选权,把获得选票、参与政治当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这样,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仅中产阶级,甚至于工人大众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利.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其民主化的总趋势是无可否认的.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9](p350).在中央的办事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如以曼彻斯特周围的工业城镇为例,罗契代尔和索尔福德的市议会中,从1856年到1890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比例从52.5%上升到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的市长中,有60%以上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出身[10].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的矛盾,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改变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最终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1869年的市政选民法给予所有拥有一年居住资格的纳税人投票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权利.[11](p75)到1894年,男女纳税人都有权在郡、行政教区投票,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难怪科布登说“市政改革法是我们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35年《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的纳税人资格条件事实上使当时的英国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选举权,城镇纳税人数目甚至大大少于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选民数目,因而并不能说明其民主性.[1](p15-16)也有人强调说,它与1832年改革法案一样,都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两党政治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辉格党在地方上排挤托利党势力④,与民主相距甚远.但是我们认为,虽然从选民数量上来说,也许1835年的市政选民确实不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其基本原则,它以纳税人的资格取代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体现了纳税义务和投票权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拥有财产收入之多寡的选民资格为向城镇公共事业贡献大小的纳税人资格来确定投票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虽然从数量上说,1835年纳税人只占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7](p203)但是,如同13世纪的大宪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汇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质才愈来愈体现出来一样,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纳税人选举权的资格,恰恰是奠定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与中央的议会改革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城镇选民的行列,况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实行了成年公民选举权.[13](p129)到19世纪末,选举权已扩展到全体公民,民主选举赋予城市政府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市政官员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还具有指导性和现代性.它不仅把民主和代表原则运用到所有城市,而且还推广到郡县等农村地区,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起点.随着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这时的乡村居民已经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况且从中央一级来说,农业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议会选举权,因而农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于此.1888年法案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政府,1894年法案则规定设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级市设立民选的议会,区设区级议会,教区有教区议会;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并拥有表决权,从而使民主和开放性原则在基层得到贯彻.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机构.
由于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会属性,英国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开其端,并在有着自治传统的城市率先试行.在城市,人们的民主意愿最为强烈,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城市先行、农村随后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国的传统,还回应了英国的激进派运动和其后的宪章运动.因此,城市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开放性特点,并体现了行政管理公开化的趋势.改革法虽然只涉及了178个自治城市,其目标和对象是对自治城市的市政团的改造,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此,它还为非自治城市的相应改革打开了大门.它规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请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则,这就为非自治城镇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从1835—1855年这20年中,就有22个城镇(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工业城镇)据此组织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国已经有了313个新城市政府.[1](p1502151)由此可见,1835年的改革法并不仅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个城镇,而在于为其他城镇的相应变革作了准备,尤其是为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镇提供了进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改革还体现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首先是决策程度的公开性.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样.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做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做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建筑还体现出城镇民众日益表现出来的市民自豪感,它们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建筑起精美、雄伟的市政厅,在建筑规模、装饰、布局方面相互攀比,体现了城市市民急于改变新兴工业城镇的形象的愿望.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厅都有大型的风琴,以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会,把雄伟的建筑物与提高大众的艺术欣赏与审美能力结合在一起.其宽敞的厅堂、巨大的规模、成组的风琴,表明了市政厅所具有的公众性质.很显然,这样的市政厅就不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官府衙门,音乐也不再体现上流社会身份地位,而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为了使新的市政厅真正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设立市政府时决定,市政厅应该是城市生活与精神的体现,应位于市中心,建筑在制高点上,应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高塔,一个巨大的钟楼.[4](p211).市政厅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达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场合,王室成员的光临、盛大的集会、隆重的庆典,成为一般的场景.哈利法克斯市政厅竣工剪彩时,威尔士王子光临,还有174节火车带来的6.6万观众,该市组织了1万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表演节目,一支500人的大型乐队演奏乐曲.[7](p215)1858年9月7日利兹市政厅竣工剪彩时,还举行了产品展销会与大型音乐会,女王夫妇的到来更把庆典推向了高潮,城内到处彩旗招展,横幅临空,花团锦簇,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正如水晶宫博览会成为1851年的标志一样,利兹市政厅成了1858年的象征.[14](p1742176)它体现了市民时代的自豪感,显示了公众精神和城镇生活的开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气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国大选时的计票处领略到19世纪市政厅建筑的风采.19世纪中叶建成的市政厅还成为与乡村地产斗争中的堡垒.[12](p22)如果说乡间城堡曾是农业英国的势力所在,那么如今,市政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标志.其次,市议会的会议允许市民旁听,体现了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大众参与.最后,在市政府经费上实行公开原则,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进行账目审计,审察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审计员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镇司库受命对账目进行摘要,其备份由纳税人公开审查.可见,19世纪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强了城镇行政决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充当了大众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民主理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这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开性特征本来就是基层民主的温床.英国经验理性的民族传统、在探索中前进的行为技巧,为英国大众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关于普选权
19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19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普选权运动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把选举权扩展到所有种族.但对于女性的女性普选权或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则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重视.而最早的普选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早期,聚焦于减除选举所要求的财产条件.
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3K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选系统其实还是排除一些人的选举权.比如,拒绝承认犯人投票权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几乎所有司法系统都拒绝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权.
由全民普选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征,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
普选权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现象.起广泛性并不能说明民主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