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如何看待日本侵华

‘壹’ 英国和日本同样侵略过中国，为什么在中国，反感日本的要比反感英国的很明显要多出很

首先英国侵略中国发生的时间比较早，而日本则主要在二战侵略中国时给近现代中国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其次，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对华战事主要集中在沿海，并未大规模的深入境内，且并不以亡国灭种占领中国全境为目的，其主要诉求是为了开端口通商。而日本则是全面侵华，以亡国灭种占领全境为目的。

历史上他们确实做错了，而且至今没有公开道歉。当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教育，从小灌输有点“仇日”的观念。。。看看现在影视剧都是抗日神剧，没有一部可以表达一下中日现代应该睦邻友好，人们民间交往融洽的理念的。。。

‘贰’ 日本是资源极缺的岛国，何以支撑侵华竟14年之久

如果以绝对理性的方式来观察，我们会发现，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觊觎其实是必然的事情。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很快日本的上层就发现，随着经济各项指数稳步攀升，他们受制于人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日本产业链最大的缺环在于资源，而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产区则是被英国人控制的东南亚。

一直到现代，这个道理也依然成立。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同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都是他们本国的金融从业者与海外对冲基金紧密配合、做空本国货币导致的，而上述国家又都是拘于“不干涉市场运行”的原则，才导致危机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后来俄罗斯能够扭转局面，恰恰是因为不再“按规矩出牌”。

而如果从全局角度来审视十四年抗战，我们会发现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最核心问题其实并非是军事，而恰恰是经济。

日本本国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如果要想顺利打下去，那么就必须能在被占领土上形成“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命门所在。

○摘自《用地图看懂世界格局》 王伟（着），华文天下图书公司授权合作稿

‘叁’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后，为何英美国家一度对其采取绥靖政策

英法两国采取绥靖政策，原因各不相同，但出发点却很一致，都寄希望于出卖小国利益，以实现祸水东引，挑起德国和苏联的战争。英国自身的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世界霸权呈现颓势。在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承认了自治领的主权，正式建立“英联邦”。这也预示着，英国的殖民体系走向了瓦解，其国家实力已经大大削弱。除此之外，英国上层的保守主义思想十分浓厚，这些人也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主要以保守党为大本营。

久而久之，法国人的战斗意志越发消沉，他们自认为依靠一堵墙，就能挡住德国人。在此时，英国人的态度，也对法国产生了影响。英国毕竟还是名义上的世界老大，老大不愿意打，而且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尚处于危机之中自顾不暇，始终不表明态度。因此，法国人决定跟随英国的步伐，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

‘肆’ 英国人对中国人及日本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因为中国人素质低下，同时有高傲自满。

我以前看过一个人写过一篇反驳外国人的文章。上面竟然无耻的说什么中国人随地吐痰是什么民族传统，清华北大的教授还经常吐！看得外国人无语完。我真是觉得丢脸啊。你说一个如此素质低下又高傲自满的民族会得到世界人民的肯定吗？

在其他国家的眼中，中国就是以个暴发户国家！你说，一个素质低下的暴发户会得到别人的肯定吗？

‘伍’ 在近几百年历史中,英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何异同

日本与英国——同样的岛国对中国不同侵略

日本与英国虽同为岛国，但由于日本的文明属于寄生文明因而缺少足够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行事上易走极端，缺乏深思熟虑。由于武士道文化的熏陶，日本往往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缺乏周全缜密的战略措施，往往采用武士决斗的简单办法，胜利了就轻视败者--哪怕对手是一个应该给予尊重的失败者；如果挑战强者失利了，日本就会卑躬屈膝。对付满清与沙俄政府的胜利，蒙蔽了日本的眼睛，她不知道专制的封建政府本质上最恐惧的是人民革命的火种以及低效无能的行政效率是日本获胜的根本原因。日本盲目地自信：武士道精神加上一点点的运气可以战胜任何大国。可悲的是，美国不同于日本取胜的前两者，她有着足够的民意基础和高效的政府运转机制，再加上庞大的物质基础和被激发起来的强烈的复仇情绪，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说到日本，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岛国——英国。英国总结了\"英法百年战争\"失利的真正原因，岛国不该无节制地在欧洲大陆上与陆权国家拼消耗，应当懂得适可而止。去控制海上重要的航线与争夺海权才是岛国立业的根本而不是与陆权国家一样去盲目地追求陆权，深陷大陆对岛国是危险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战败了沙俄但并没有深入俄罗斯腹地，鸦片战争中，对满清也是如此。英国知道，以条约来确定与俄国和中国战争的胜果远比不切实际地征服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更现实。

驾御一场战争并不容易，一般人往往易被战场胜利的表象所迷惑。但作为英明的战略家应该懂得进取之道，在取得胜利最大值的临界点时见好就收是一种高超的妥协艺术。俾斯麦没有进军维也纳去兼并奥地利就是一种\"先知\"的卓见，所谓\"先知\"就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寂寞高手。拿破仑就是因为不知道及时罢手，才使得帝国的力量消耗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之上。

记得\"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出现了对华的两种意见，少壮军人主张乘胜消灭中国。作为日本不多的有些远见的战略家石原莞尔以为，只要中国承认或默认\"满洲\"的现状，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权，日本可以容忍中国的存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扩大和中国的战争，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但这种意见很快被狂热的军官们所排斥，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对支那一击论\"的乐观思想充斥着军部中的大部分力量。蒋介石曾有句名言：\"中国这个大国，不怕你鲸吞就怕你蚕食\"。战争使日本没想到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出现了国共合作，各地方军阀也捐弃前嫌一致抗战。日本本可以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加以分化利用，却由于战略上的短视反弄巧成拙。与之相反，我们发现，英国在兼并印度时就是先以沿海殖民据点开始逐步向内陆蚕食，再辅之以分化印度次大陆各不同宗教、土邦之间的矛盾。历经200多年的蚕食和鲸吞才终于确立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我们发现，英国对印度的经营是以缓为主，并不急噪冒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失之于急，以鲸吞为主。在判断力上，二者差别很大。英国也曾想吃掉中国，但在认真仔细地研究中国历史后发现，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这不同于印度的莫卧尔帝国是一个弱势的由分散的不统一的封建土邦构成的国家。中国信奉儒教，印度宗教信仰较多；中国以汉族为主，印度却有100多个民族。这些因素汇总后，英国以为把中国直接鲸吞是不可能的。中国可利用的矛盾不象印度那样多，不如利用中国的满汉矛盾，扶植腐朽的满清政府统治广大的汉人百姓来确保英国在华的特权。少数满族统治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总会与外来侵略者达成某种妥协以巩固自己行将坍塌的政府。英国以为，这种以华制华的战略效费比高，比自己直接介入的风险小而收益更高。日本国力不如英国其野心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应当承认日本对华侵略准备是极其充分的。日本绘制的中国各省地图比中国自己绘制的还好，一些中国航道地图为中国沿用至今。但是，日本战术的精明无法弥补战略的失误，对中国的鲸吞最终导致了日本的满盘皆输。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日本不可能有机会修正自己的错误了。有时我们也不妨庆幸一下，正是由于日本的全面侵略才导致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中国人再也不是一盘散沙了，由于日本的特殊残暴使得本不团结而爱打内战的中国人终于凝聚在一起了，分散的沙也终于聚沙成塔了。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也正是从抗战胜利而开始逐步结束的，中国的大国之魂也正是建立于抗战的惨胜基础之上的。

日本战略的短视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庆幸的，虽然抗战的过程是悲壮的，代价是惨痛的。但这也正是一个大国重新赢得她应有的国际地位所必须付出的。试想，日本如象英国那样狡诈，不与大陆国家决战于陆地而是象对付印度次大陆上的国家那样，分化利用各方矛盾并注重培养扶植亲英的知识分子，从价值观、文化因素等软力量着手。中国也许不会死亡数千万百姓，但中华的崛起将遭遇更强烈地扼杀。今天，南亚次大陆上分裂成了几个不同信仰的国家而且在为克什米尔纠缠不清，印巴两国知识精英不去反思英国的殖民主义恶果反而感谢英国给他们带去的所谓文明民主制度，继续留在英联邦效忠女皇。还有我们今天在香港的所谓\"民主精英\"莫不是英国这种软刀子杀人策略下产生的怪胎。

我不禁为中国的岛国对手是日本而非英国而万分庆幸。作为中国人我痛恨英国对我们的侵略，但作为一个对手，我对英国却有一分敬畏；对于日本我除了鄙视还是鄙视。同样作为岛国，日本与英国的战略文化观是如此截然不同，这恐怕也就决定了日本与英国对世界所起的作用不同。属于寄生文明的日本改造性强，但独创性不强，这也就是他们被人称为\"猴子\"民族的缘故吧。

综观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殖民史，确实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中国学习借鉴的地方。懂得欣赏别人的长处能帮我们更好地屹立于世界，它不同于日本对强者的谄媚；美国人对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奉献精神的赞誉正体现出了强者的自信和宽怀。

中国正处于复兴阶段，我们在文化观、价值观与战略思想这些软力量上有着五千年深厚的历史积淀。就连英国这样一个战略文化强国都很妒羡，更不是日本这样的\"近视\"国家所能比得了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软力量的建设需要几个世纪的长期积累，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象硬件建设几十年就可以见效。在这方面我们是幸运地，我们现在只要把硬件建设好，相信我们所创造出的成就一定不会比当年的大英帝国差。

‘陆’ 英国几乎侵略了全世界，为何却很少国家仇视它

中国一直都以和平的方式在进行外交，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别的国家构建一个良好的关系，共同进步。然而曾几何时，当我们拿真心相待想要同别的国家和谐相处的时候，别的国家却对对中国虎视眈眈。

像英国这样子能够和殖民地关系处的如此融洽的国家，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所以说英国的治理模式也是值得大家借鉴的，即便是不断的老去，退化，英国还是展现出了自己优雅的面貌，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尊敬!

‘柒’ 日本为啥侵略中国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也不是从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开始的，而是从16世纪中国的明王朝时就开始了，那就是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和侵略。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但是，拥有200万军队的统一的明王朝却丝毫没有侵略日本的欲望，倒是并未统一且内战频仍的小日本大有吞并中国的企图。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灭亡中国，迁都于中国，天皇居北京。”可见，地盘不大的日本野心实在大得惊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着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着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着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
我个人认为，日本在太平洋板块，亚欧版块和印度洋板块之间，地震，火山频繁，经济负担大，劳动力短缺，而中国正是一块肥肉

‘捌’ 西方列强19世纪为何不侵略日本却入侵了中国

谈到19世纪，很多名家都会做出这么一个判断：19世纪是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时代，是人类最为野蛮的时代！所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属于野蛮时代的必然之举，是中国落后之后逃脱不了的命运。

然而，东亚日本在19世纪同样落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何不侵略日本？即便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按19世纪的野蛮原则，西方列强也足够理由侵略日本，但列强入侵了中国，却为何一直没有入侵日本？

总而言之，大家可以看到19世纪的这样一个日本，精通西方列强语言、穿着打扮、外交礼仪、了解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等，西方列强可以和日本“愉快”的交流，所以日本尽管落后，西方列强却没有侵略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度”，相反当时清朝却成了一个“野蛮国度”，需要被教训。

落后就要挨打，但也未必挨打，至少日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列。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清宫剧满天飞，甚至已经为道光、咸丰、慈禧等人翻案洗白了，却鲜有思考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为何落后，鲜有思考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为何挨打！

‘玖’ 结合所学知识说说日本是怎样一步步侵华的

其实主要是甲午之战，当时日本走向了资本主义，但并不是很成熟，犹如一个新生儿，当时日本想以闪电战结束，因为他们财政也不是很富裕，打仗靠的是卖向欧洲的战争债券，当甲午之战赢了后，清政府配了两万万两白银，使日本迅速的发展起来，才发动了侵华战争。其实日本那以前很多年都在中国东北经营，希望有朝一日能占有这片土地，只不过以前历朝历代再怎么衰弱都能压制住小日本，到近代清后期就不行了。我这有一篇文章，看了就明白了。
中国和日本人文造就的不同命运

马克思早就认为：“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周围的自然。” 谈到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自然条件是最重要的，要说对中国企业和对整个中国社会这是一场从里到外的彻底考验，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我们身边的近邻——日本。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典范，尽管由于自身文化体系的不足，日本曾犯过非常严重的低级错误，但是，日本无疑是经济与文化转型过程中最成功的楷模，深入解剖日本的发展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亚洲岛国日本，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都不算好，在仅有37.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却有160多座火山，是世界有名的地震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330人，达到世界人口密度的10倍左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的资源优势，应当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贫乏的土地上，要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被称为是“大和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称得上的、独特的文化。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 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着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了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1.2两黄金。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着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着称与世。着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

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自己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啊。

从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表现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

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社会再不变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

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曾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着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教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

1885年4月18日，中日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各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李鸿章认为：“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伊藤博文则大胆预测中国：“似乎奋发有为，但是一、二年后必定因循而安，如西方所说，中国又睡觉矣。”果然，十年以后，即1895年3月23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又一次会面了，不过他们是分别代表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与逐渐强盛起来的日本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这个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时，都是和中国一样背负着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因为励精图治和勇于变革，却在短短的40多年时间里，与中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由一个慑于“列强”武力而不得不打开国门的东方弱国跻身于“列强”之位。

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恰恰为日本带来了惨重的灾难，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日本忘乎所以，竟悍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战前创造的许多财富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战争死亡200万人以上，经济也处于濒于崩溃的状态。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等大城市几乎化为灰烬，工业设备的1/3被破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极端落后的境地。 残酷的历史现实使日本人民认识到通过战争与掠夺想要达到发展是不可能的，惟有通过自强不息、以奉献与服务为基本宗旨才能达到生存发展的目标，这也是日本在战后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5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中国，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进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战后，由于日本企业管理落后，产品质量上不去，日本货被称为“东洋货”，当时是劣质品的代名词。然而，日本人却把在美国毫无用武之地的“质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请到日本，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质量管理的热潮。日本人不仅将戴明奉为“圣人”，还明确提出了“质量救国”的口号。1953年~1973年其间，日本企业经过多次演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企业发展模式让所有公司效仿，特别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企业始终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企业文化促进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发展。70年代以后，日本产品以其过硬的品质和低廉的价格优势大量涌入欧美市场，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单一的日本产业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由此形成的更新更快发展的全球混合文化，使得日本文化由于不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规则而出现衰退，过去曾使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式管理”和“日本式创新精神”也不得不让位于代表着自主创业和不断进取的“硅谷精神”，但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仍居于前列。

中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制造业总体水平仍然处于中下游的地位。而日本在制造业中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国，在新兴高科技产业和新材料领域还具有相当的优势，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占到全球海外资产的一半，2003年仅日本海外企业的销售额就高达1.3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整个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这一数字并不计入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然如此强大的日本居然还是始终保持着低调务实的态度。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经济的日本经济，却一直是低调的发展；一直是世界人均水平排名靠后的中国经济却始终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前行。于是，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提出学习日本的“盛世危言”，绝不能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了，实际上，我们还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近代历史上，中、日两国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同样是面临着西方文化崛起的冲击和影响，然而，由于各自态度和认识的不同，却导致了不同的结局。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日本人认真求实的精神不能不说对我们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我们身边的这个国家，从中汲取对我们有帮助的元素，正如俄国中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所警告的那样：“历史能教训我们的没有什么，只有惩罚那些不从中学习应有教训的人。”日本人长于做学生，所以能后来居上；中国人不善于做学生，所以必须兼容并蓄，具体来说就是：一是要学习和借鉴日本模式，二是要不满足于日本模式，三是要确立自己的发展模式。

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也同日本相类似，都是在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美国则是另一个善于创造学习、吸收借鉴的典型，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国家”。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着《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在全球实力对比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革命导师列宁也曾赞赏道：“无论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还是就资本主义发展已达到的最高程度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榜样和理想。”贯穿在美国精神中的坚韧不拔、标新立异、强调个性、乐观自信的民族心理对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但是，历史往往在成就一切的同时又会让一切归于无意义，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形容的一样——“中国人只知道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但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虽然还沿用着祖传的科学公式，但不究其精髓；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依然还是祖先的遗物，但没有人去设法改进和革新这些工具。……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大与近代史上经济文化的衰落是如此的明显，只能说明近代中国所走的是一条与现代文明发展相悖反的道路。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中国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一定是最开放、最和谐的时期，而凡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一定是最保守、最丧失理智的时代。开放是进步之源，封闭是保守之根。所以，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前提条件就是开放，必须充分的开放。

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离开了彻底的开放，结果必然是趋向保守和落后；也无论是官僚政治，还是精英政治，都必须建立在民意政治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保证政治制度的先进性。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是在“以开放求变化”，但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变化的速度也依然受到各种封建传统的影响，在中国那种封闭、畸形、压制个性的文化中，任何先进的事物都有可能失去本来的光彩。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穿新鞋走老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如果我们始终不能回归管理的本质，深入研究人与文化的问题，搞不清楚科学管理与传统的管理手段之间的关系，甚至将封建时代的一些行为当成了现代管理的灵丹妙药，就必然会出现保守倒退的现象。回过头来看，中国已经搞了许多年的职业足球，但与日本、韩国的足球水平却有了相当的距离，其根本的原因是外来先进的足球技术，没有同中国的足球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只有先进的足球文化，才能使外来的足球技术在中国生根、成长。

19世纪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而倍受瞩目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资产阶级制度并不都是理想的经济学家，他尤其对不合理的腐败制度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痛斥，他在这本获得了空前成功的巨着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在这种制度下，个性的自主性是否能保有其自由发展的方寸之地？公共舆论是否会沦为暴虐的枷锁？每一个人是否将绝对依附于社会？每一个人是否会被全体所监视？它是否会将所有人的思想、情感与行动磨损为一种驯服的统一样板？……一个因背离人的心性而受到谴责的社会，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更是认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这样看来，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因为“有序”的规范化就会进入病态（或者称之为专制的病态），那么，忽视了企业经营差异和诸多“小事”的企业改革，是否也会因为缺少独创性和公共协调性而难以表现出足够的活力来呢？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借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历史，这是解决现代化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着名命题；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那么，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高度则应当说“一切历史都是发展史”，因为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尽管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在不断地发展着。18世纪锐意改革的俄国彼得大帝认为：“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封建意识和落后的文化思想侵蚀着人们的行为，经济作为一种政治附庸始终没能真正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相反，倒是等级森严的官宦制度、门当户对的社会观念和媚俗守旧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思想行为之中，“吃皇粮”、“父母官”和企业垄断腐败等等现象不就是这种习惯影响的延续吗？尤其是经济理论的单一化和表面化现象已经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使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就要首先繁荣自己的经济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其次，要发展新时期的人文精神。我们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经济社会中，除了那些宏观经济理论固有的研究缺陷之外，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学最直接的研究对象恰恰可能是上述状态最直接的、具体体现，并且这种企业病态一旦表现出“虚假的繁荣”来，很可能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进入“泡沫时代”，从而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以上摘自《大视野》第一章第四节搞企业是对中国人一种从里到外的考验部分内容）

‘拾’ 外国人是怎么看待日本的

我只知道肯定的。日本人的形象在欧美人的印象中绝对比中国人要好。因为日本人素质高。而且日本经济发达些。

我个人觉得欧美看日本也和中国人有些一样。《菊与刀》光是这本书名字就折射出了。

但是今天世界都知道日本侵略中国，过去并不关注。